所謂寫作的技術或藝術,就是這樣一種笨拙的嘗試:給語詞無法描述的東西找來一個個象徵。一位處於完全孤獨之境的作家設法去解釋解釋不能解釋的東西。有時候,如果他運道夠好,又恰逢其時,他的努力會有很少一點點成果——從來就只是一點點。而假若這個作家足夠聰明,知道茲事不可能完成,他就根本不是個作家了。一個好作家總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還有另一種作家縮小自己的視域,像放低槍的準星一樣放低思想,但若放棄了不可能,他也就放棄了寫作。在我身上發生的是同一種盲目的嘗試,時張時弛,既無幸事也無不幸。我始終希望能有些什麼一點一滴地流到最後。這種慾望從來沒有泯滅過。
往最好的地方說,寫作也就是一樁非常愚蠢的生意。為人生繪下一幅畫是荒誕不經的。更荒誕的是,人為了畫那幅畫,得逃出生活一段時間。第三,人必須扭曲自己生活的路徑,在某種意義上,只是為了啟用別人的生命,讓他們過上正常的日子。經過所有這些無聊之後,出來的可能是最蒼白無味的思想。哇!這真的是個狗屁生意。你翻山越嶺、連籲帶喘,幾乎筋疲力盡,最後得到的只是一丁點東西。愚之大者莫過於這樣一個事實,作家必須相信他正在做的事是世界上最要緊的,方能著手寫作,即便他知道這是假的,也得保持這個幻覺不放。要是不這麼做,他寫出來的東西甚至沒法跟原本可能形成的樣子相比。
這是恐懼和種種不確定感的開頭,這些情緒和感受把人壓垮,於是他一邊做著那愚蠢的工作一邊認為自己一定是瘋了,因為他如此孤單無援。如果他正在做的事事有所值,為什麼更多的人不選擇這條路呢?然而,這又不像是一筆必能成果豐碩的生意,一件做起來肯定會很好玩的事。聰明人幾乎總是在一個可能的水平上過他們的日子——設法去做好,不擔心自己是否能做好,保持那些有安慰性的、讓自己安心的意見,拋棄那些相反的意見。他們在歲月將盡時從不帶著失敗的悲苦告別人世,因為他們從未做過嘗試,所以也從未失敗過。這些人比起在紙上埋頭塗廢話的傻瓜蛋可是要聰明得太多太多了。
現在有個寫作時髦:把每個人物都寫成失敗者,被毀掉的人。我不相信所有人都給毀了。我可以說出若干沒有毀的人,世界依賴他們以存在。戰爭講究成王敗寇,精神上也是一樣。今天的作家,甚至包括我,都習慣於慶賀精神之毀,而上帝知道往往毀得還不夠。我想,我現在是時候說說這個了。「南方神經症一代」對此會響亮地嗤之以鼻,那些被炒得爛熟的作家也會,但是我相信偉大作家,像柏拉圖、老子、佛陀、基督、保羅以及偉大的希伯來先知們並不是因為否定什麼、拒絕什麼而被人銘記的。並不是說人有必要被銘記,而是說,我在書寫中可以看到一個目的,一個除了寫作找樂子之外的目的。作家的責任就是提升、推廣、鼓勵。如果寫下的文字對我們正處於發展中的人類種族以及半發達的文化有任何助益,那就行了:偉大的作品已是一個可以依賴的團隊,一個可以求教的母親,一份能讓頑廉懦立的智慧,給弱者注入力量,為膽小鬼增添勇氣。我不曉得有什麼消極的、讓人絕望的工作可以冒充文學的。當然,我們是病弱的,醜陋不堪,吵吵鬧鬧,但若那就是我們一直以來的樣子,我們早幾百萬年就該從世上滅絕了,我們人族早該只剩下一點顎骨化石和幾顆牙藏在石灰岩底層裡面,作為曾經存世的唯一證據了。
談到這些,我們開不了太多玩笑,這一點很不好。不管怎麼說,這只是一本書,它既不能創世也不能毀世。但是,它卻呈現出與它的意義無法相比的重要性來。我想那才是根本的。屎殼郎在滾屎球的時候一定知道根本性何在,一個高爾夫球手只有在把打一個小球看作世界上的頭等大事時,才會精於此道。因此,我必須確信這本書是一起十分稀有的事件,我不能有半點玩笑。我經不住開這個玩笑。這個故事必須前進、前進、前進、前進。它現在就像一臺機器——被設定好了要做什麼。它將叮叮噹噹地幹到結束。
當一本書完成時,我的確不在乎它。隨之而來的名利都與我對這本書的感情無關。我寫下最後一個詞時,對我來說,它真的死了。我有一點點悲傷,然後就開始寫一本新的、活著的書。我書架上的書在我眼裡就像做了防腐處理的屍體。它們既不是活的也不是我的。我對它們沒有半點傷感,因為我忘了它們,在最真實的意義上,我忘了它們。
談寫作技藝
現在,總算又到了開工寫書的時候了。我發呆已經發得夠久了,但這是件好事。我不知道我寫的速度會怎樣,但我能肯定時間的速度一定還是不變的。我眼看著就要結束這種標誌性閒逛了,我真怕開始寫另一本書啊,我甚至得把我想寫出一本好書這事給忘了。這些都是計劃時想想,一旦開始了,除了寫完它,就不作他想了。現在一切都好了,太太平平,一切小細節都妥妥帖帖,所以心境和態度真是很重要,它們既然得持續很久,就得幾乎變成生活方式和思維習慣。於是沒人能說:我因為稀裡糊塗而失敗了。這跳板上最後一跳啦,看水池最後一眼啦,跳的時刻到了。真的到了。
一如既往地,我飽受在紙上落下第一行字的恐懼的煎熬。折磨人的是驚人的恐怖、巫術、祈禱、讓人舉步維艱的羞澀。彷彿詞語不僅僅不可抹刪,而且它們會像顏料滴進水裡一樣化開,周圍滿是色彩。寫作,一種陌生而又神秘的生意。自從有了寫作以來,幾乎沒有前進過一分一毫。早在古埃及時,《亡靈書》就已經寫得跟二十世紀的所有書一樣出色,一樣完美乃至登峰造極,但是,儘管他們的作品無法流芳後世,成千上萬的人卻在步我後塵——狂熱地禱告著,想從他們的詞語苦悶中求得解脫。
很早以前我就懂得,你不可能根據你是怎麼開始的來判斷你將如何結束。我只是隨便瞥了一眼這一頁。看最上邊這些字啊——參差不齊、粗拙生硬,鉛筆每寫一行都斷,字跡就像實驗室裡的一隻驚懼不已的小白鼠。而僅僅過了半個小時,我的手跡就光滑流暢、大為改觀了。
現在我該投入今天的寫作了。其中滿是陌生和神秘的東西,如同很早以前我寫的那些實驗小說一樣深入無意識之中的東西。那些小說也是給這本書做的準備,我正在用我從所有其他寫作中習得的經驗。
我常常想,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本書。這不是真的,因為我會寫到死的,但是我想就當它是最後一本。也許,我覺得每本書都該這麼寫。
我希望自己能掌握一切在手,與此同時又讓這本書似乎是偶然的產物。這會很難,但必須這麼做。我也得一點一點進入故事,以便讓讀者直到被迷住了才意識到自己身上起了什麼變化。正因此,我的作品才帶上了一種隨意——甚至近乎無禮——的味道。這就像一個人設了個陷阱逮狐狸,卻做出一副樣子,假裝他並不知道在鄉間有隻狐狸或一個陷阱似的。
我把自己裂成三個人。我知道他們長什麼樣。一個思考,一個提意見,第三個設法從中撮合。常常打起來,但打打鬧鬧之間,整個一週的工作就出來了。在我的腦袋裡,爭吵以對話的方式在進行。它是一種奇怪的體驗。在這些情況下,它或許屬於某種精神分裂症狀之一,但作為一門工作技術,我完全不認為它很不堪。
我似乎真的感到創造的體液奔向一個出口,猶如精液從男人體內的四面八方集中到一起,你推我撞地要往卵泡裡衝。我希望能產出一些美而真的東西——但這東西(同樣與交媾相似)我得是知道的。即便我心知從這本書裡一無所出,我仍然要寫。似乎對我來說,不同的器官必然有其彼此不同的方法——用聲音、用姿勢——來象徵創造的歡愉——開花結果。而且,如果這一點屬實,人也一定有其彼此不同的方法,一些人會笑,一些人建造,一些人毀壞,是的,一些人甚至創造性地自毀。沒有解釋。在我心裡,愉悅的東西有兩個出口:第一是對無比誘人的肉體、對女人之甘甜投以寶愛,第二——兩者基本同等——則是紙、鉛筆或鋼筆。而思考紙筆和蠕動的單詞是件有趣的事。它們僅僅是愉悅的導火線——美的呼喊——創世的純粹至福的放聲大笑。經常,詞語甚至並無法匹配感情,只是有些時候在強度上不相上下。因此,一個滿心愉悅的人能帶著力與熱情寫出某個傷感的畫面——美的死亡或一個漂亮小城的毀滅——而這僅僅證明了他的感受有多麼劇烈、多麼美妙。
我的作品凝固不起來。它就像廚房地板上的一顆生雞蛋一樣無法抓握。我要瘋了。我現在真的想試著去抓它,但我擔心試一下的力量就會要了作品的命。我不知道這種討厭的東西打哪兒來的,但我知道它不新鮮。
我們在自身的陰影裡工作,對我們正在做的事幾乎一無所知。我想我比大多數作家知道得更多一些,但那仍然不多。
我猜想自己害怕在書上寫下「結束」二字,因為我害怕自己要結束了。
突然,很奇怪,我覺得孤單。我猜我擔心了。總是在一本書寫到結尾時,這種感覺來臨了——害怕你還沒有完成你著手做的事。那就跟呼吸一樣自然。
再花一點點時間,書就寫完了,它也不再是我的了。其他人會拿走,擁有它,它就從我這裡遊走了,彷彿我從來就不是它的一部分似的。這時我害怕,因為我再也無法收回它,它就像是對某個登車上路的人喊「再見」,馬達的嗡鳴聲吞沒了喊聲,他聽不見。
談競爭
你知道,我打小就沒有競爭意識。在很多方面這是件要命的事。我不賭博,因為賭博沒有意義。我過去扔標槍,但是從沒真正在意過是否扔到最遠了。有一度我是個心狠手辣的拳手,但不是為了要贏,只是為了打完比賽,離開那個狗日的地方。如果沒人把我塞回繩欄裡頭,我就再也不會幹這行的。私下場合裡我打過的僅有的幾場架,那是我實在躲不開的。後來我甚至從來沒想過要比較作家跟作家的地位高低。我不曉得這有啥意義。寫作,對我來說是純個人的事,甚至是一樁秘密行動,作品出來就像是從我身上割下來了一樣,我再也不覺得它是我的了。於是,批評也對我毫無意義。作為一種懲戒,它來晚了。
談出版
雖然有時我自覺手底有火,灑在紙上時一片光亮——但我從未失去過笨拙、無知、痛心無能的分量。
一本書就像一個人——聰明的和笨的,勇敢的和膽怯的,美的和醜的。每一朵思想開了花,都會寫下一頁髒兮兮的雜種癩狗似的文字,每飛完一圈,也都會伴隨著翅膀上的一擊,伴隨著靠太陽過近時蠟就無法粘緊羽毛的警醒。
書寫完了,它從此一無是處。作家想大哭一場:「還給我!讓我重寫!」或者哀告:「讓我燒了它吧,別讓它那樣傳播出去遭受惡意的冷落。」
帕特,你最知道了,書不是從作家直接奔著讀者去的。它首先得喂獅子——編輯、出版商、批評家、編校員、書商。它被踹,被砍,又是摳又是挖。它那遍體鱗傷的爸爸還得忍受律師的糾纏。
編輯:這本書失衡。讀者期待一個,你給他們的卻是另一個。你寫了兩本書,把它們連在了一起,讀者讀不懂的。
作家:不,先生。這是一起的。我寫了一個家庭的事,用另一個家庭的故事作為——嗯,作為對位,作為補充,作為節奏和色彩上的對照。
編輯:讀者不會懂的。你所說的對位只是把書的節奏給拖慢了。
作家:拖慢是必須的——不然的話,加快的時候你怎麼能感覺到?
編輯:你寫著寫著這本書就停下來了,然後你去討論那些天知道是什麼玩意的東西。
作家:是的,是停止了。我不知道為啥。我只是想停而已。也許我錯了。
發行部:這本書寫得太長了,成本都上去了。我們得賣五美元一本。人家不會出五美元。他們不會買的。
作家:我上一本書很短,你又說他們不會買一本小書。
校對員:整個故事的大體流程千瘡百孔。用的語法不是英語語法。在第幾几几頁,你讓一個人在《阿爾曼納克世界志》裡查蒸汽船的速度。
我查了,那裡面根本沒有。中國新年你也搞錯了。人物前後不統一。你說麗莎·漢密爾頓是這麼一個人,可是寫她的行為時又與性格不符。
編輯:你把凱茜寫得太陰暗了。讀者不會信的。你把山姆·漢密爾頓寫得太白了。讀者不會信的。沒有一個愛爾蘭人是那麼說話的。
作家:我爺爺就這麼說話。
編輯:誰信。
第二個編輯:小孩不會那麼說話的。
作家:(絕望至發火)他媽的。這是我的書。我想讓小孩怎麼說話就讓他們怎麼說話。我的書是關於善惡的。沒準這個題目犯了忌。你們到底想出不想出?
編輯們:我們看看這小說是否沒法修改了吧。費不了多大工夫的。你也希望它好,不是嗎?比方說吧,這個結尾,讀者理解不了的。
作家:你們能理解?
編輯:我能,但是讀者理解不了。
校對員:上帝啊,你怎麼把一個分詞給吊起來了?翻到第幾几几頁。
帕特,那會兒你也在。你滿心歡喜地來,聽了一堆無聊的廢話。這次會上還冒出來一個新人物。他的名字叫「讀者」。
讀者:他是個蠢驢,你不能信他一分一毫。
他很聰明,你再小的錯誤也逃不過他的眼睛。
他不會買短篇小說集。
他不會買長篇小說。
他是由白痴、天才和吃人怪獸三部分組成的。
他會不會閱讀,這一點存疑。
談標題
我從來就不是一個標題黨。一丁點都不是。我可以把它(《伊甸之東》)叫做《向海之谷》,這個題目是一句完全沒有出處的引文,不過包含了兩個大詞和一個方向。你覺得怎樣?我是再也不會去琢磨它的。
談批評家
今早我看了一眼《星期天評論》,看了幾則新書(不是我的書)簡介,心頭生出了常有的恐懼感。人可以做個評論者,或更進一步,做個批評家,這些好奇心甚重的食人魚帶著愉快的移情換位感靠其他人的作品活著,然後用乏味無聊的語言訓斥養活他們的食物。我不是說作家就不該接受訓斥,但我滿希望那些安排自己從事這項工作的人,不管在形式上還是在心理上都別太程式化了。
我寫的東西總是先念給我的狗兒,看看他們的反應如何——安琪兒,你知道的,它就坐那兒聽著,我感到它能聽懂一切。但是查理,我總覺得它只是在等機會插嘴。多年前,我那條紅毛蹲伏獵狗把我的《人鼠之間》手稿嚼巴嚼巴吃了,當時我說,它一定是個出色的文學批評家。
時間是唯一沒有野心的批評家。
給批評家一丁點東西,他能寫出一個戲來。
談放鬆
我最大的缺點,至少在我看來是缺少放鬆的能力。回想我整個人生,都不記得曾有過放鬆的時候。即使在睡夢裡我也是緊張、不安的,一有響動我就醒了。這不是什麼好事。能放鬆是有益的。我想,我在這一點上是得了我爸的遺傳,我記得他那坐臥不寧的個性。有時候,儘管他話不多,但這種不安卻充斥了整間屋子,變成一聲嚎叫。他是個特別安靜的人——我猜想,這首先是因為他話少,其次是因為他沒有說話的伴兒。他的感情強度大卻不太深刻,聰明機巧則會讓他困惑——這一點很有趣——而他對音樂之類的東西也不感興趣。各種形式的音樂對他都毫無意義。我常常覺得他這個人很奇怪。我在奮力當個作家的過程中,是他支援我,做我的後盾,解釋我的選擇——而不是我母親,她只是一味地要我做點更體面的工作,比如銀行家。她恐怕會樂於看到我成了個塔金頓一類的成功作家,但她又確信我做不到。而我父親希望我成為我自己。這很怪,不是嗎?他推崇任何設定人生路線後一輩子不偏離的人。我想這是因為他把個人命運放手於細瑣的職責之中,在家庭、金錢和責任的旋渦裡俯首而行。要想做個純粹的人,需要一種他所不具備的高傲,也需要一種他無法想象的自私。他是個對自己十分失望的人。我想他欣賞我決意當作家的冷酷無情,為此不惜跟包括我媽在內的一切對著幹。不管怎樣,他是個勇者。母親總覺得我會清醒過來,恢復理智。
談家裡有個作家
這是個噩耗,但我想你們對此毫無辦法。我還記得,當我父母確信此事確確鑿鑿就發生在我身上時,他們是怎樣驚恐萬狀。你們所擁有的,也是他們不得不展望的,是被一個卑鄙自私、脾氣暴躁、固執己見、喜怒無常、動輒吵吵鬧鬧、神經質、無理性、輕浮而不負責任的兒子搞得不堪忍受的生活。父母休想從這個兒子這裡得到任何忠誠、關心,連一點點注意力都別想——實際上你會想殺了他的。我敢肯定,我爸我媽一定常常想著毒死我。有了這麼個兒子,你們和他都別想有好日子過。他甚至都不具備成功所需的體面感,而即便成功了,他也會百般挑剔,彷彿這是一場失敗似的,因為幹作家這行就有這麼個特點,但凡你有些優秀之處,失敗就是家常便飯。而丹尼斯(丹尼斯·墨菲),他不只是個作家,我很擔心他還是個非常不錯的作家。
我迫不及待地要向瑪麗和你表達我的同情,但我也得警告你,你很無助。從今往後,你要履行的父職就成了把他救出監牢,給他吃的讓他得免於餓死,他貌似失去理智的時候你得滿懷絕望地守著他——而所有這些換來的最佳回報是被視而不見,最壞的回報則是橫遭辱謗。別指望能懂他,因為他自己都不懂自己。看在上帝分上,別用凡人的善惡成敗標準來衡量他。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但一個作家,一個真正的作家的價值是很難發現的,幾乎不可能實現。我給你們的最好的建議就是站到一邊,拿拳頭護著腦袋轉開身子,特別保護住肚子。如果你們有心殺了他,最好快點動手,否則就晚了。我看他不可能消停,你們也很難安生。你們可以跟他斷絕關係。天底下墨菲多得是。
談榮譽
我考慮過很多值得一寫、但我作為一個小說家不能或不該寫的東西。人們荒謬地琢磨著我那些偉大同儕們(我說的是福克納和海明威)的不朽——他們幾乎就好比在為墓碑上的演出名錄爭鬥。
另一件我沒法寫而你可以寫的事是有關諾貝爾獎的。我害怕得它,怕得要死,我不在乎它有多麼讓人垂涎。但是我卻不能這麼說,因為我還沒得到這個獎。不過我感覺似乎獲獎者之後就再也寫不出什麼好東西或有勇氣的東西來了。這個獎就彷彿讓他們退休了似的。具體原因我不清楚:因為他們的創作好歹都已結束?還是因為他們試圖配得上這個獎,故而膽量什麼的全沒了?但要克服這些是一樁艱難的冒險,多數人都沒能做到。或許它讓他們備受尊敬,而一個作家卻不敢做個備受尊敬的人。同樣的情況發生在任何一個榮譽學位以及獎章上。一個人拿的榮譽越多,他的寫作就越走下坡路。可能正是我內心的這種恐懼,讓我拒絕了那些不停地由大學頒出的榮譽博士學位;可能出於同樣的理由,即便當選美國文學與藝術學院院士,我也從未靠近過它;出於同樣的理由,我把我的普利策獎獎金給扔了。
談海明威
關於歐內斯特·海明威之死,我們聽聞的第一個訊息是從倫敦《郵報》打來的一個電話,讓我評評此事。儘管我隱隱對這事有預感,但到真的發生時,我還是受了震動。他的寫作只有一個主題——只有一個:人跟世上的各種強力(所謂的「命運」)互搏,鼓足了勇氣去會會它們。當然,人有權奪走自己的命,不過,海明威的主人公,哪一個身上都沒有這種可能。悲涼的是,我覺得他對意外的憎恨遠遠甚於自殺。他這個人自負到你難以置信的地步。擦槍時發生一個意外,就可能觸犯了他所引以為驕傲的一切。用一支雙管獵槍崩了自己的腦袋,這樣的事除非預謀,否則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走火致死的情況多半是槍脫手掉了,因此槍傷通常都是在肚子上。一個有經驗的人不會在實彈的情況下擦槍。其實,獵人從來不會在家裡放一把上著子彈的槍。我屋子裡放著不少獵槍,但子彈都擱在下面的架子上。槍一入手就是清潔過的,而且你必須把子彈取出來後才能清潔它。如果這是意外,也只有傻子才會碰上,而海明威可是鄙視傻子的。此外,就我所瞭解的,他最近一年的樣子似乎在經歷一種個性上的變故。無疑,他在西班牙的最後一個夏天及後來在《生平》的敘述都不是他過去的風格了。也許,就像保爾·德·克魯伊夫告訴我的那樣,他罹患了一連串的中風。這可以解釋他的變故。
不過除了所有這些——他對寫作活動的影響至深——比我能想到的任何人都多。他沒有一丁點的幽默感。這是一種怪異的人生。他總是試圖證明一些什麼。你只會企圖證明你不確定的東西。他是批評家的寵兒,因為他從未改變過風格或主題,連故事都一成不變。他在思考和情感上都沒有做過任何實驗。他有點像羅伯特·卡帕,創造出一個理想的自我形象,進而設法保持它。他的死讓我難過。我對他一直了解不夠,見面次數也屈指可數,他總是笑吟吟的,對我很好,儘管有人告訴我他私下裡對我的創作語多輕蔑。但是,這也說明他並不把其他健在的作家視為同輩,而是看作敵手。他的確在意自己的不道德,彷彿他拿不準自己是不是有這方面的問題——而毫無疑問,他確實有。
有件事讓我覺得很有意思。有那麼幾年他說到自己在寫一本大書,又說到一些已經寫好了、存著將來出的書。我壓根就不信真有這些書存在,真有的話我會很吃驚的。一個作家的第一衝動該是讓別人讀。當然我可能是錯的,他或許是個例外。我引了兩句話給《郵報》,這兩句話是一位比我倆都強得多的作家寫的:「他是個完美的人,我從此再也見不到他的面容了。」
人都管他叫「爸爸」——這兩句話真是雙重貼切啊。
談聲名
這裡真美,你所見的每個地方都是風景。它們多數都是廢墟——你不可能搞明白是誰、或什麼時候、或為了什麼而造了它們。這使得雄心壯志似乎有一點點荒唐。我寫了許多書,其中一些寫得很美,或者包含了一些很美的東西。而且,被人問起「你寫《上帝的小塊土地》和《永別了,武器》的感覺如何?」那種滋味也是很爽的。
小媒體給我寫信,要我的手稿,我回信說「我身邊一份手稿都沒有」,他們就回信問,他們能否刊登這封說「我身邊一份手稿都沒有」的信。
最後的信
親愛的伊麗莎白:
我欠你這封信很長時間了——但我的手指頭已經躲著鉛筆,好似它是件又老舊又被毒化了的工具似的。
(分兩次原載於《巴黎評論》第四十八期一九六九年秋季號和第六十三期一九七五年秋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