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冰夏譯
「我從不認為我的生活在詩歌與政治之間是割裂的，」巴勃羅·聶魯達在一九六九年九月三十日接受智利共產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演講裡說，「我是個智利人，幾十年來，我瞭解我們這個國家的各種不幸與艱難，智利人民的一笑一顰，我曾是其中一分子。對他們來說我不是陌生人。我從他們中來，我是智利人民的一部分。我出生於一個工人階級家庭……我從未與那些有權有勢的人勾結，我一直認為我的職業和我的責任是用我的行動和我的詩歌為智利人民服務。我活著，便是在為他們歌唱，守衛他們。」
然而由於左翼的分裂，聶魯達在四個月激烈的拉票活動後退出了競選，他辭去了職務，以支援一個人民聯盟候選人。這次訪問是於一九七〇年一月，他退出選舉前不久，在他位於內格拉島上的家裡進行的。內格拉島（也叫黑島），既不黑，也不是個島。這是個優雅的海濱度假小鎮，離聖地亞哥兩個小時車程，從瓦爾帕萊索往南四十公里。沒人知道這名字從哪裡來。聶魯達懷疑這裡的黑岩石看上去好似一座島嶼，至少從他的露臺上看去有點像。三十年前，在內格拉島變得受歡迎之前很久，聶魯達用他的版稅買了這裡六千平方米的海灘房產，包括峭壁頂上的一座石頭小屋。「最後這小屋開始長大，像人一樣，像樹一樣。」
聶魯達還有其他的房產——一幢別墅在聖地亞哥的聖克里斯多瓦爾山上，另一幢在瓦爾帕萊索。為了裝飾房子，他會在古董店或者垃圾場搜尋各種東西。每一件東西都能讓他講出一個故事。「他看上去難道不像斯大林嗎？」他指著內格拉島別墅餐廳裡的一尊破舊的英國探險家摩根的頭像。
聶魯達與採訪者麗塔·圭波爾特通訊的一頁
「巴黎的古董商不肯賣給我，但他聽說我是智利人以後，就問我認不認識巴勃羅·聶魯達。我就是這樣勸他賣給我的。」正是在內格拉島上，「地球導航員」巴勃羅·聶魯達和他的第三任妻子瑪蒂爾德（他親切地叫她「帕託哈」，她是他的繆斯，許多首情詩都獻給了她）建立了他們最長久的住所。
他又高又壯，橄欖色的皮膚，五官最突出的是他挺拔的鼻子和腫眼泡的兩隻棕色大眼睛。他的一舉一動緩慢但堅定。他吐字清晰，沒有任何累贅。當他出去散步的時候——通常由他的兩隻鬆獅犬陪伴——他會穿上一件長斗篷，手握一根已經有些生鏽的柺杖。
在內格拉島，聶魯達不斷在接待一批一批的客人，餐桌上總有給不請自來的客人留的位置。聶魯達大部分的娛樂活動在家中的酒吧裡，客人可以從面對海灘的露臺上通過一個小走道進去。走道的地板上放著一個維多利亞時期的坐浴桶和一把古老的手風琴。窗臺上有一排酒瓶。整個酒吧被裝飾成船上沙龍的模樣，傢俱都被釘在地板上，所有的燈和牆上的畫都是海洋主題。整個房間的玻璃牆面對大海。天花板上，每一根木頭橫樑上都有木匠根據聶魯達的手跡刻下的他死去朋友的名字。
吧檯後，在酒架上有個標誌寫著「不賒賬」。聶魯達很看重自己調酒師的角色，他喜歡為客人調變各種非常複雜的飲料，雖然他自己只喝蘇格蘭威士忌和葡萄酒。一面牆上貼著兩張反聶魯達的海報，其中一張是他上次去加拉加斯的時候帶回來的。海報上是他的頭像，以及那句傳奇的「聶魯達滾回家」。另一個則是一本阿根廷雜誌的封面，上面是他的照片和一行字：「聶魯達，他為什麼還沒自殺？」旁邊一幅崔姬的巨型海報頂天立地。
內格拉島的每頓飯基本都是智利菜，聶魯達曾經在他的詩裡提到過其中一些：海鰻湯、特醇番茄醬配小蝦煮成的魚和肉餅。葡萄酒永遠是智利的。其中一個陶瓷酒罐形狀像只鳥，倒酒的時候會唱歌。夏天，午餐通常在面向花園的陽臺上進行，那裡還存放著一臺古董火車引擎。「多麼有力，簡直是個玉米收割機，是個生產者、嘯叫者、咆哮者和雷鳴者……我很愛這玩意，因為它看上去像沃爾特·惠特曼。」
這次訪問當中的對話是由一次次的短訪談組合起來的。每天早上——聶魯達在自己房間裡用完早餐之後——我們會在書房見面，這是這棟房子的新翼。我會等著他處理郵件，為他的新書寫新詩，或者修正智利新版《二十首情詩》的校樣。寫新詩的時候，他會用綠墨水在一本普通的本子上寫。他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裡寫出一首相當長的詩，之後他會稍作修改。之後這首詩會由他的秘書，也是他五十年的好友——奧梅羅·阿爾塞在打字機上打出來。
下午，在他每天的午覺之後，我們會坐在面向大海的露臺上。聶魯達說話的時候會手握錄音機的話筒。話筒除了錄下他的聲音，還錄下了海聲作為背景。
——麗塔·圭波爾特，一九七一年
《巴黎評論》：你為什麼改名字，為什麼選了巴勃羅·聶魯達？
聶魯達：我不記得了。那時候我只有十三四歲。我記得我想寫作這件事非常困擾我父親。出於一片好意，他認為寫作會給我們的家庭和我帶來災難，而更重要的是，它會讓我變成一個無用之人。他這樣考慮是有家庭原因的，但這些家庭原因對我並不重要。這是我採取的第一批防守措施之一——改名字。
《巴黎評論》：你選擇聶魯達與捷克詩人揚·聶魯達有關嗎？
聶魯達：我讀過他的一篇短篇小說。我從來沒有讀過他的詩歌，但他有本書叫做《馬拉街的故事》，講的是布拉格那個街區的貧民的故事。很可能我的新名字是從那來的。像我剛才說的，整件事離現在已經很遠了，我已經完全不記得了。不管怎樣，現在捷克人認為我是他們的一分子，他們國家的一分子，我與他們保持非常友好的聯絡。
《巴黎評論》：如果你當選智利總統，你還會繼續寫作嗎？
聶魯達：對我來說寫作就好像呼吸。我無法停止呼吸而活著，就好像我無法停止寫作而活著。
《巴黎評論》：哪些詩人曾經嚮往登上很高的政治舞臺併成功做到這點的？
聶魯達：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詩人掌權的時代：比如毛澤東和胡志明。毛澤東有很多其他優點，比如他游泳遊得很好，我絕對不行。還有一個偉大的詩人，利奧波德·桑格爾，現在是塞內加爾總統。另一個，埃梅·塞澤爾，一個超現實主義詩人，是法屬馬提尼克島上法蘭西堡市市長。在我的國家，詩人們總是與政治糾纏在一起的，雖然我們從來沒有過一位真正成為共和國總統的詩人。但是在拉丁美洲的歷史上，確實有過成為總統的作家：羅慕洛·加列戈斯曾經做過委內瑞拉總統。
《巴黎評論》：你是怎樣操作你的總統選舉事宜的？
聶魯達：我們建立了一個平臺。首先，總是會有人唱幾首民歌，然後有人會從政治的角度介紹我們這個競選團隊最重要的目標。這之後，我會介入，與當地人用一種更自由、更非組織性的、更詩意的方式交流。每次結束的時候我幾乎都會朗讀詩歌。如果我不念詩，人們走的時候會很困惑。當然，他們也想聽我討論政治思想，但我不會過度地談政治或者經濟方面的內容，因為人們需要另一種語言。
《巴黎評論》：你念詩的時候人們是怎樣回應的？
聶魯達：他們用一種非常情緒化的方式愛著我。在有些地方我進不去也走不了。我有個特別的隨從會保護我，因為群眾會湧上來。這到處都會發生。
《巴黎評論》：人們經常說你要得諾貝爾文學獎了。如果你非得在智利總統的職位和諾貝爾獎當中選擇，你會選擇哪個？
聶魯達：你無法在想象中的事情裡做選擇。
《巴黎評論》：如果總統職位和諾貝爾獎盃現在就在桌上呢？
聶魯達：如果他們把這兩樣東西放在我面前，我會換張桌子坐的。
《巴黎評論》：你覺得把諾貝爾獎頒給塞繆爾·貝克特公平嗎？
聶魯達：是的，我覺得公平。貝克特寫一些短而非常精緻的東西。諾貝爾獎，不管它發給誰，總是一種對文學的尊敬。我不是那種會爭論某個獎有沒有頒對的人。重要的是這個獎——如果它有任何重要性的話——對作家這個身份給予了某種尊重。這才是重要的事情。
《巴黎評論》：你最強烈的記憶是什麼？
聶魯達：我不知道。最強烈的記憶，也許，是我在西班牙的生活——在那偉大的詩人兄弟會里。我從未在美洲有過這樣的兄弟組合——「充滿了各種八卦」，他們布宜諾斯艾利斯人會這麼說。之後，看到這些朋友被內戰徹底擊敗是件讓人痛苦的事情，這充分證明了我們在恐怖的現實裡面對著法西斯主義壓迫。我的朋友們四處流竄，有些在那裡被處決——比如加西亞·洛爾迦和米格爾·埃爾南德斯。另一些在流亡當中去世，還有一些仍在流亡。我的生活的那一部分非常豐富，充滿了深刻的情緒，在我人生的演化當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巴黎評論》：現在他們會讓你進入西班牙嗎？
聶魯達：我並沒有被禁止入境。有一次，我受智利大使館的邀請在西班牙進行幾場朗讀會。很可能他們會讓我入境。但我不想就此做文章，因為對於西班牙政府來說，讓幾個反抗分子入境反而可能是種輕而易舉的，顯示自己有民主情結的作秀。我不知道。有過那麼多國家阻止我入境，又有那麼多國家驅逐我出境，真的，這問題現在已經不像以前一樣讓我生氣。
《巴黎評論》：從某種意義來說，你在加西亞·洛爾迦去世前寫的對他的頌歌，預測了他悲劇性的結局。
聶魯達：是的，那首詩很奇怪。奇怪是因為他曾經是個如此快樂的人，那麼充滿喜氣的一個人。我根本不認識幾個像他那樣的人。他是……好吧我們不要說成功，但可以說生命之愛的化身。他享受人生的每一分鐘——揮霍快樂。從這種意義上說，處決他的罪行是法西斯主義最無法被寬恕的罪行之一。
《巴黎評論》：你經常在詩歌裡提到他，以及米格爾·埃爾南德斯。
聶魯達：埃爾南德斯像我的兒子。作為詩人，他好像是我的弟子，他幾乎住在我家裡。他進入監獄，死在裡面，因為他不贊同加西亞·洛爾迦之死的官方版本。如果他們的版本正確的話，為什麼法西斯政府會把米格爾·埃爾南德斯關在監獄裡直到他死去呢？為什麼他們拒絕，像智利大使館提議的那樣，把他轉移到醫院？米格爾·埃爾南德斯之死也是場暗殺。
《巴黎評論》：在印度的那幾年裡，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聶魯達：我對印度之行中的遭遇沒有準備。那片不熟悉的土壤的燦爛讓我沉浸其中，但我感到十分絕望，因為我的生活和我的孤獨過於長久。有的時候我覺得自己被鎖進了一部不會結束的膠片電影——一部十分美好的電影，但也是一部不允許我離開的電影。我從未經歷那些指導過很多南美人和其他外國人的神秘主義。那些去印度為他們的焦慮尋找宗教性解釋的人看待一切事物的方式與我不同。對我來說，我是被那裡的社會條件所深深感動的——這個廣大的、手無刀槍的國家，如此沒有自我防衛能力，必然被帝國主義的繩索綁住。即使我總是偏愛的英國文化，也因為在那裡從智慧層面上俘虜了那麼多的印度人而讓我感到仇恨。雖然我在領事館有工作，但我一直與那片大陸上的反叛青年混在一起。我認識了所有的革命派——那些最終為印度帶來了獨立的運動者。
《巴黎評論》：你是不是在印度寫下《土地的居民》的？
聶魯達：是的，但印度對我的詩歌來說影響很小。
《巴黎評論》：你那些非常感人的寫給阿根廷人埃克托爾·埃安迪的信件是在仰光寫的？
聶魯達：是的。那些信件對我的一生來說非常重要，因為他，作為一個我並不認識的作家，像一個撒瑪利亞好人一樣，承擔了給我寄新聞、給我寄期刊的責任，幫助我度過了最綿長的孤獨。我對與自己的母語失聯感到恐懼——好幾年我都沒有遇到任何一個可以說西班牙語的人。在其中一封給拉法埃爾·阿爾維蒂的信裡我問他要了一本西班牙語字典。我被任命到一個領事館，但那是個非常低的職位，沒有生活補助。我的生活十分貧窮，比起貧窮，孤獨更甚。有幾個禮拜我甚至沒有見過一個人。
《巴黎評論》：你在那裡，與喬西·布利斯有過一段驚天動地的愛情，你也在好幾首詩裡提到過。
聶魯達：喬西·布利斯在我的詩歌裡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永遠都會記得她，甚至在我最新的書裡也會提到她。
《巴黎評論》：你的作品，與你的個人生活是不是緊密相連？
聶魯達：一個詩人的生活自然應該反映在他的詩歌裡。這是藝術的準則，也是生活的準則。
《巴黎評論》：你的作品可以被分為幾個階段嗎？
聶魯達：對此我有比較混亂的想法。我自己並沒有各種階段，但評論家們總是在發現這些階段。如果我可以說什麼的話，我的詩歌有種生理上的素質——我還是男孩的時候詩歌有孩子氣，我年輕的時候有些青澀，在我痛苦的時候十分淒涼，在我必須介入社會鬥爭的時候開始有戰鬥力。這些傾向如今都被融入我現在的詩歌裡。我總是出於內在的需要才寫作，我想象對所有作家來說都一樣，尤其是詩人。
《巴黎評論》：我見過你在車裡寫作。
聶魯達：我在任何可以寫作的時間和地點寫作，我總是在寫作。
《巴黎評論》：你是不是總是用筆寫作？
聶魯達：自從我出了個事故以後才這樣。有一次我的一根手指骨折了所以幾個月不能用打字機以後，我回到了年輕時候的傳統，用筆寫作。當我發現我的手指好多了，可以打字以後，我也發現我用筆寫出的詩歌更敏感，可塑性更強。某一次訪問當中，羅伯特·格雷夫斯說要思考，你身邊非手工製造的東西越少越好。他也許應該補充一句，詩歌應該用手來寫。打字機把我與詩歌之間的親密感割裂了，我的手又讓我找回了那種親密感。
《巴黎評論》：你工作的時間怎樣？
聶魯達：我沒有什麼計劃性，但我更偏好在早晨寫作。也就是說，如果你不在這裡浪費我的時間（還有你自己的時間）的話，我現在會在寫作。我早上不怎麼閱讀。我其實更想一天都寫作，但更經常的是，一個完整的想法，表達方式，或者從我自身爆發的混亂的東西——用一個過時的詞來說，就是「靈感」——會讓我滿足，或者精疲力盡，或者平靜，或者虛無。也就是說，我就無法繼續了。除此以外，我太愛生活了，不可能一天都坐在桌前。我喜歡身處日常生活的百態當中，我的房子，政治，自然，這一切。我總是在進進出出。但只要我可以找到一個時間和地點，我會非常嚴肅地寫作。對我來說周圍有很多人也無所謂。
《巴黎評論》：你能把自己從周圍的一切當中脫離出來？
聶魯達：我可以，而如果周圍一切忽然安靜下來，反而會打擾我。
《巴黎評論》：你從來沒想過寫散文。
聶魯達：散文……我一生都覺得必須用詩句寫作。散文的表達方式我沒有興趣。我只能用散文來表達一種轉瞬即逝的感情或者事情，這其實離敘事比較接近。事實上我現在已經完全不用散文體寫作了。我只會暫時這麼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