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格：自然，我將惡魔和小鬼當作文學象徵來使用。這是真的，但我使用它們的原因是因為我對他們有感覺。如果我對這些實體沒有感覺，我便不會使用它們。我仍然恪守這條信念，就是我們周圍環繞著各種力，我是在這種信念中長大的，如今我還堅持這種信念。倒不是我刻意而為，而是它們附著在我身上。如果你關上燈，我就在一個黑屋子裡，那麼我就會感到害怕。就像我七八歲的時候一樣。我和很多理性主義者說過這個，他們都覺得這太反邏輯了，不過，當我問他們會不會在一個冬天的晚上和一具屍體睡在同一間屋子裡，他們便會發抖。每個人都害怕超自然。既然我們都害怕超自然，我們便沒有理由不利用它。因為假如你害怕什麼東西，你在害怕這樁事實，就說明你承認它確實存在。我們不會害怕不存在的東西。
《巴黎評論》：你是唯一一個寫魔鬼的猶太作家。即使是希伯來文學也避免惡魔題材。
辛格：意第緒和希伯來文學都確實經受了啟蒙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們都是現代型別的文學。作家們在成長過程中，相信他們已經在中世紀裡沉淪太久，也相信既然現代文學應當是理性和有邏輯的，他們就應當面對真實世界。對他們來說，當我剛開始寫作時，我像是一個最反動的作家，一個想回到黑暗時代的作家。但是，如我所說，青年作家有時候是十分固執的。對你來說是黑暗，對我來說是真實。他們都為此而譴責我。但是今天，既然這種寫作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他們也設法接受了它。因為你知道這個世界是怎麼回事：如果什麼事情能行，那它就能行。事實上，我並沒有指望什麼人能夠對我那種寫作感興趣。我感興趣，這對我就足夠了。
《巴黎評論》：你對儀式和迷信這麼感興趣，那你對你自己有什麼儀式和迷信嗎——特別是有關你的寫作和寫作習慣？
辛格：我確實相信奇蹟，或者說，天上的恩典。但是，我相信的是生活所有領域的奇蹟，單單除了寫作。寫出好作品的唯一途徑是埋頭苦幹。口袋裡裝一條兔子腿，靠這個是不可能寫出好故事的。
《巴黎評論》：你是怎麼動手寫小說的？你是不是像一個記者那樣隨時都在觀察？你記筆記嗎？
辛格：我從來不出去尋找故事。我記筆記，但從來不是像記者那樣。我的故事都是基於生活中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而不是我走出去尋找它們。我記的唯一筆記是關於一個故事的想法。但這個故事必須有一個高潮。我不是那種寫生活片段的作家。如果我有了一個故事的想法，我會把它寫在我隨時攜帶著的小筆記本上。最後，故事要求被寫出來，然後我就把它寫出來。
《巴黎評論》：除了寫故事和小說以外，你還多年從事新聞行業。你還在給《前進》當記者。
辛格：是。我是一名記者。每個星期，我寫一到兩篇新聞文章。意第緒語新聞業和其他語言尤其是英語的新聞業有很大不同。在美國，一個記者要麼完全處理事實，要麼就政治局勢發表評論。至於意第緒語報紙，雖然它是日報，實際上，也是個每日雜誌。在《前進》上，我可以寫關於生活是否有意義的文章，或者寫你不應當自殺的文章，或者是關於小鬼和惡魔無處不在的專著。我們讀者的習慣，主要是從廣播、電視和每天晚上發行的英文報紙中得到新聞。當他早上買《前進》時，並不是為了新聞；他想讀文章。所以，如果我是記者的話，我也不完全是那種比如說給《紐約時報》工作的記者。
《巴黎評論》：你認為給《紐約時報》那樣的報紙工作，對於想寫小說和故事的人是不是很好的背景？
辛格：我覺得，人，尤其是一個作家，任何資訊對他都是有好處的。我覺得當記者對一個作家不會有壞處。
《巴黎評論》：你認識別的作家嗎？
辛格：很少，因為在美國這兒我發現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和他們碰頭。住在波蘭的時候，我曾經在作傢俱樂部裡出入。我每天都去那裡。但美國沒有那樣的地方。我基本不認識別的作家。偶爾，我會在一個雞尾酒會上認識一些作家，我也喜歡他們；他們是很好的人。但不知怎麼的，我們從來沒有超出那種點頭之交。對此我覺得很遺憾。我想和其他作家更友好一些。
《巴黎評論》：很多當代作家都在大學裡教書。你如何看待在寫作的同時以教書為生？
辛格：我認為對一個作家來說，當記者是個比教書更健康的職業，尤其如果他教的是文學。如果教文學的話，作家習慣於時時刻刻地分析文學。有個人，一個批評家，告訴我，「我從來不能寫任何東西，因為我剛剛寫下頭一行，就已經在想寫一篇關於它的文章。我已經在批評我自己的作品。」
作家同時又是批評家，又是作家，這樣不好。如果他只是偶爾寫一篇評論，甚至是寫一篇關於批評的論文，這還沒有關係。但是，如果他時刻進行這種分析，分析變成他每天的口糧，某一天這種分析也會成為他寫作的一部分：一個作家，一半是作家，一半是批評家，這非常糟糕。他在為他的主人公寫文章，而不是在講故事。
《巴黎評論》：你能跟我們談談你寫作的方式嗎？你是不是每天都寫作，一個星期寫作七天？
辛格：哦，我早上起來的時候，總是有點想坐下來寫作的願望。大多數日子，我確實寫點什麼。可是，然後我就接到電話，有時候我得給《前進》寫篇文章。偶爾，我得寫一篇書評，我被人採訪，我總是被人打擾。不管怎麼著，我堅持寫點什麼。我不用逃走。有些作家說，他們只有到一個遙遠的島上才能寫作。他們會跑到月球上去寫，免得被人打攪。我覺得，被人打攪是人生的一個部分，有時候，被人打攪是有用處的，因為你中斷了寫作，你休息的時候，你在忙著做別的事的時候，你的視角會發生變化，或者視野會變得開闊。關於我自己，我能說的是，我從來沒有像一些作家說他們自己那樣，平平安安地寫作過。不過，不管我有什麼想說的東西，我堅持說下去，不管周圍有什麼干擾。
《巴黎評論》：你覺得寫作最困難的是什麼？
辛格：故事結構。對我來說，這是最困難的部分。如何安排一個故事的結構，使它有趣。實際寫作本身對我來說倒容易一些。一旦我將結構安排好了，寫作本身——敘述和對話——就自然地流淌出來了。
《巴黎評論》：大部分西方作品的主人公是超人，普羅米修斯的性格。而意第緒語小說、猶太作品的主人公，似乎是小人物。一個貧窮而驕傲、永遠在掙扎的人。你自己的小人物的經典範例是傻瓜吉姆佩爾。這麼多意第緒語小說的主人公是小人物，你認為原因是什麼？
辛格：嗯，意第緒語作家確實不是在英雄觀念中長大的。猶太人聚居區中，英雄很少——很少騎士、伯爵、決鬥的人物等等。至於我自己，我不覺得我是在按照意第緒語作家的「小人物」傳統在寫作，因為他們的小人物實際上是一個「受害者」——一個反猶主義、經濟狀況等等的受害者。我的人物，雖然他們不是在世界上發揮很大作用那種意義上的大人物，但他們仍然不是小人物，因為他們以自己的方式，成為有性格的人物、有思想的人物、有偉大的苦難的人物。傻瓜吉姆佩爾確實是個小人物，但他不是肖勒姆·阿萊漢姆筆下的特維那種小人物。特維是一種慾望很少、偏見很少的小人物。他想做的一切，就是謀生。如果特維能夠謀生，他便不會被趕出自己的村莊。如果能將他的女兒都嫁出去，他就會是一個幸福的人。而在我這裡，我大多數主人公都不會僅僅滿足於一些盧布、或者是滿足於得到在俄國或其他什麼地方居住的許可。他們的悲劇不同。吉姆佩爾不是一個小人物。他是一個傻瓜，但他不小。小人物的傳統，是我在自己的寫作中迴避的東西。
《巴黎評論》：如果你大多數作品涉及一個沒有權力、沒有土地、沒有國家和政治組織，甚至沒有選擇職業權利的人民，而這些人卻還有著偉大的道德反應和熱忱的信仰，你是不是實際上在說，猶太人在受限制、受歧視的時候更好？
辛格：我覺得，毫無疑問，權力是很大的誘惑，那些有權的人，遲早都會陷入不公正。猶太人兩千年沒有任何權力，這對猶太人民來說是個好運氣。他們擁有的那一丁點權力，也跟別的任何有權力的人一樣，被濫用了。但是，將近兩千年來，我們一直幸運地根本沒有權力，所以，我們從來沒有像那些有權力決定別人生死的人那樣罪孽深重。不過，我提這一點，並不是為了講道。我從來就不認識很有權力的人。除了我描述波蘭人的時候，或者我偶爾描述一個富人，他的錢就是他的權力。但是，即便如此，這些人也沒有富裕到能夠行使很大權力的程度。
《巴黎評論》：閱讀你的作品時，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你對僅有知識甚至智慧是否足夠，存有嚴重的懷疑。
辛格：哦，在某種意義上講，這是對的。意第緒語寫作差不多完全是建立在啟蒙思想基礎上的。啟蒙，不管它進步多大，都不可能帶來救贖。我從來就不相信社會主義或任何其他主義能夠拯救人類、創造出他們所稱的「新人」。我和很多寫這些東西的作家討論過。我年輕時，剛開始寫作的時候，人們真的相信一旦生產力歸諸政府，「新人」就會應運而生。我因為自己夠聰明，或者是夠傻、夠懷疑主義，所以知道這是胡言亂語；不管誰擁有鐵路或工廠，人仍舊是一樣的。
《巴黎評論》：你認為有什麼東西可以拯救人類嗎？
辛格：什麼都不能拯救我們。我們可以取得很大進步，但我們會繼續經受苦難，永遠不會有終結。我們永遠會發明新的痛苦的根源。說人會得到拯救的觀念，完全是一種宗教性的觀念，而且即使是宗教領袖，也沒有說我們在今生今世就能夠得到拯救。他們相信，靈魂將在另一個世界裡得到拯救，相信如果我們在這裡表現好，我們的靈魂就有希望進入天堂。在這個塵世中建立天堂的思想，不是猶太人的，當然也不是基督教的，而是一個完全希臘或者異教的思想。如猶太人所說，用豬尾巴，你不可能造出一隻絲質錢包。你不能將人生拿來，然後突然把它變成一種極大的樂趣、海量的享受。我從來不相信這個，當人們談起一個更好的世界的時候，我一方面承認條件可以改善，我也希望我們能夠遠離戰爭，另一方面，還是會有足夠多的疾病、足夠多的悲劇，人類還是會一如既往地以差不多同樣的方式繼續經受苦難。對我來說，做一個悲觀主義者，就意味著做一個現實主義者。
我覺得，儘管我們有苦難，儘管生活永遠不會帶來我們想讓它帶來的天堂，我們還是有值得為之活下去的東西。人類得到的最大禮物，就是自由選擇。確實，我們對自由選擇的使用是有限的。但是，我們擁有的這一點自由選擇，是一份如此偉大的禮物，它的潛在價值可以有如此之大，以致僅僅為了它本身，人生就值得活下去。從一種意義上來說，我是個宿命論者，但我知道，我們迄今為止所達到的這一水準，主要是因為自由意志，而不是像馬克思主義者所相信的那樣，是因為條件發生了變化。
《巴黎評論》：很多讀者將你當作一個講故事大師來景仰。另外一些人認為，你在你的寫作中有一個目的，這個目的比僅僅是講故事要重要得多。
辛格：哦，我認為，將一個故事寫好，是一個講故事人的天職。要嘔心瀝血，把故事講對。我說的對，就是結構要對，敘述要對，形式和內容之間應當平衡，如此等等。但這還不是一切。每個故事中，我還試圖說些東西，我試圖說的東西，和我的這些思想多多少少是有些關聯的，就是：今生和今世並不是一切，靈魂是存在的，上帝是存在的，死亡之後是有生命的。我總是回到這些宗教真理上，雖然從教條的意義上看，我並不是一個篤信宗教的人。我不恪守有組織的宗教的所有清規戒律。但是，宗教的基本真理離我很近，我總是在思考它們。我覺得，和大多數意第緒語作家相比，我更像一名猶太作家，因為我比他們更相信猶太人的真理。他們大多相信進步。進步成了他們的偶像。他們認為，人們要進步到這一程度，這樣猶太人就會得到很好的待遇，他們也能夠同化，和非猶太人混合，得到好工作，說不定哪一天還能當上總統。對我來說，這些希望都非常渺小、非常過時、非常狹隘。我覺得，我們真正的偉大希望在於靈魂，而不是在於肉體。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我自己是一個宗教作家。
《巴黎評論》：有時候，讀你的作品的時候，我會想起某些遠東哲學家，比如說印度哲學家克里希那穆提。你受到過佛教或印度教作品的影響嗎？
辛格：我讀這些作家的作品太晚，沒有真正受到他們的影響。但是，當我後來一些年間讀到他們時，也就是不久前，我告訴自己，我尚未讀過他們的東西的時候，就已經有過同樣的思想。當我閱讀《薄伽梵歌》的時候，它在我眼裡是那麼近，我差一點想到，我是不是前世曾經讀過它。讀到佛祖的言論和其他遠東作品的時候，我也有這樣的感覺。所謂永恆的真理，確實是永恆的。它們是在我們的血液中，在我們的本質裡。
《巴黎評論》：有些評論當前狀況的評論家，比較有名的有馬歇爾·麥克盧漢，覺得我們幾百年來所知道的文學是一種時代錯誤，覺得它在走向末路。他們覺得，由於電器娛樂、收音機、電視、電影、立體聲錄音、磁帶和其他即將被髮明的機械交流方式，閱讀故事和小說，很快就會成為陳年舊事。你認為這是真的嗎？
辛格：如果我們的作家不再是好作家，那當然會是真的。但是，如果我們有人具有講故事的能力，那麼，就永遠會有讀者。我認為，人類本性不會變到這個程度，使人們變得對想象的產品不再感興趣了。當然，真實的事實、真正的事實，總是很有趣的。如今，非虛構作品發揮著很大的作用……傾聽發生了什麼的故事。如果人們到了月球，記者會告訴我們，或者電影會告訴我們，那裡發生了什麼事情，這些是比任何小說家能夠寫出的東西更有趣味的故事。但是，好的小說作家還是會有一席之地。沒有任何一臺機器、任何一種報道、任何一部電影，可以做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果戈理做過的事情。確實，詩歌在我們這個時代遭受了很大損失。但這不是因為電視或其他東西，而是因為詩歌本身變糟糕了。如果我們繼續寫很多壞小說，而壞小說家之間還互相模仿，那麼，他們寫的東西，就不會有趣，也不會被人理解。自然，這可能會扼殺小說，至少是在一段時間以內。但是，我不認為文學、好的文學，需要對技術有任何恐懼。恰恰相反。技術越多，對人腦在沒有機器的幫助下能夠創造出來的東西感興趣的人，就會越多。
《巴黎評論》：那麼，你會鼓勵今天的年輕人將嚴肅寫作當作一種生活方式？
辛格：涉及生意經，也就是寫作的經濟方面，我真不好說。有可能，有朝一日，小說家的稿費如此之低，他不能以此為生。對此我不知道怎麼應答你。但是，如果一個年輕人到我這裡來，我可以看出他有才能，然後他問我他是不是應該寫作，我會說，接著寫去吧，不要害怕任何發明和任何種類的進步。進步永遠不會扼殺文學，就像它不能扼殺宗教。
《巴黎評論》：我們很難不注意到，在今天的美國，那些讀者最多、最受尊敬的作家裡，猶太作家的比例很高——你本人、索爾·貝婁、菲利普·羅斯、亨利·羅斯、伯納德·馬拉默德。即便是非猶太作家，也在寫猶太主題，還發表了暢銷書，比如說，詹姆斯·米切納和他的小說《本源》。你認為二戰以後猶太作家和猶太主題流行的原因是什麼？
辛格：我認為，在幾個世紀中，猶太人在文學中完全被忽略了。作家們總是用一種似曾相識的老套子寫猶太人。猶太人要麼是高利貸者，一個壞人，一個夏洛克，要麼他就是一個窮人，一個反猶主義的受害者。換句話說，作家們或者斥責猶太人，或者可憐猶太人。因此，猶太人的生活方式，猶太人愛的方式，對人類來講都是一個秘密。只是到了不久以前，猶太作家才像美國作家寫美國人、英國作家寫英國人那樣寫猶太人。他們講述猶太人的所有事情，包括好的和壞的。他們不試圖為猶太人道歉。他們不試圖去斥責他們。我得說，正是因為人們對猶太生活有很多好奇心，猶太文學現在才這麼流行。這並不說明，今後也永遠會是這樣。我相信，遲早都會平衡下來。有多少猶太人是好作家，有多少是壞作家，這個我不知道。我覺得我們出的好作家不像人們以為的那樣多。我們有很多有能力的、有才能的作家，有很多有能力的人，但我覺得我們中的偉大的作家很少，就像在別的人群中間的偉大的作家也很少！任何地方，偉大的作家都很少很少。
（原載《巴黎評論》第四十四期，一九六八年秋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