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子譯
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和他的妻子住在上百老匯大街一座公寓樓內，一套寬敞、陽光很好的有五個房間的公寓裡。除了大量的書和一個大電視，公寓裡擺放的是偽維克多利亞式樣的傢俱，那種曾經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舒適家庭典型的擺設。
辛格在起居室內的一個窄小的、擁擠的桌子上工作。他除了訪談、訪問和電話以外，每天都寫作，但沒有特定的寫作時間。他的名字還列在曼哈頓的電話簿上，差不多每天都要收到幾個陌生人的電話，這些人讀到了他寫的什麼東西，想跟他談談。直到不久前，他會邀請任何打電話的人來吃午餐，至少是喝咖啡。
辛格用意第緒語在帶條格的筆記本上寫作，不用速記。他寫的大部分作品，首先還是出現在紐約出版的、美國最大的意第緒語雜誌《猶太前進日報》上。找翻譯來將他的作品翻譯成英文，一直是個大問題。他堅持和譯者密切合作，和他們一起反覆切磋每一個字。
辛格總是穿深色西裝，白色襯衣，系深色領帶。他的嗓音有點尖，但很令人愉快，並且從不抬高嗓門。他中等個子，很瘦，臉色有一種不自然的蒼白。多年來，他一直嚴格保持素食。
辛格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一個弱不禁風、虛弱的人，走一條街區都要花很大力氣。實際上，他每天要走五六十個街區，走路途中一定要停下從一個棕色紙袋裡拿出東西來喂鴿子。他喜歡鳥，家裡有兩隻寵物長尾鸚鵡，不關籠子，在他的公寓裡飛來飛去。
《教授的妻子》的一頁手稿
——哈羅德·弗倫德，一九六八年
《巴黎評論》：很多作家起步時，將別的作家當作模仿的樣本。
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對，我模仿的樣本是我的哥哥i.j.辛格，他寫過《阿什肯納茲兄弟》。我哥哥是我最好的寫作模範了。我目睹他如何跟父母爭鬥，目睹他如何開始寫作，如何慢慢成長、開始發表作品。很自然，他對我有影響。不光如此，後來一些年，我開始發表作品以後，我哥哥還教給我一些寫作規則，對我來說，這些規則是神聖的。倒不是說這些規則不能偶爾違反一下，但最好是記住它們。他的一個規則是：事實永遠不會變得過時或陳舊，但議論總是會變得過時或陳舊。當一個作家試圖作出過多的解釋、進行心理分析時，那麼，他創作伊始，就已經過時了。想一想吧，假如荷馬用古希臘的哲學或者是他那個時代的心理學去分析他的主人公的行為，那麼，誰也不會去讀荷馬！幸運的是，荷馬只為我們呈現了形象和事實，而正因如此，《伊利亞德》和《奧德賽》在我們的時代還仍然新奇。我認為這條規則適用於所有的寫作。一旦作者開始試圖從心理學的角度解釋主人公的動機，他就已經失敗了。這並不意味著我反對心理小說。有很多大師把心理小說寫得很好。但是，我認為讓一個作家、尤其是年輕作家去模仿他們，不是什麼好事情。譬如說，陀思妥耶夫斯基。你可以說他是心理派的作家；我可能不會那麼說。他有他的探索，他試圖用他自己的方式詮釋事件，但即便是他，他的基本力量也是在於鋪陳事實。
《巴黎評論》：你如何看待心理分析和寫作？很多作家都被人做過心理分析，並且覺得心理分析不僅幫助他們理解自己，還幫助他們理解他們筆下的人物。
辛格：如果一個作家是在醫生的辦公室裡做了心理分析，這是他自己的事。但是，如果他想把這個心理分析寫進作品，那就很可怕。最好的例子是那個寫《旋律的配合》的那個人。他叫什麼名字？
《巴黎評論》：奧爾德斯·赫胥黎。
辛格：奧爾德斯·赫胥黎。他試圖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來寫一篇小說。我認為他失敗得一塌糊塗。這篇小說現在這麼老，這麼陳舊，即使在學校也無人問津。所以，我認為，當一個作家坐下來進行心理分析時，他是在毀壞自己的作品。
《巴黎評論》：你有一次告訴我，你讀的第一部小說是《夏洛克·福爾摩斯探案集》。
辛格：喔，我十歲、十一歲的時候讀到這些東西，在我看來，它們是那麼崇高，那麼美妙，直到今天，我還是不敢再去讀夏洛克·福爾摩斯，因為我擔心可能會失望。
《巴黎評論》：你認為柯南·道爾對你有過什麼影響嗎？
辛格：沒有，我覺得夏洛克·福爾摩斯的故事對我沒有什麼實際影響。但我可以說一條——從我的童年起，我就熱愛一個故事中的懸念。我喜歡一個故事應當是一個故事。故事應當有一個開頭和一個結尾，還有一種最後會發生點什麼的感覺。這個規則，我到今天還在遵守。我覺得，到我們這個時代，講故事已經差不多成了一門被遺忘的藝術。但是，我在盡力不要感染上這種健忘症。對我來說，故事仍舊是一個故事，在故事中，讀者聆聽故事，然後想知道有什麼事情會發生。如果讀者從一開始就什麼都知道，那麼，即使敘述很好，我也覺得這不是一個好故事。
《巴黎評論》：諾貝爾獎頒給了s.y.阿格農和奈利·薩克斯，你怎麼看？
辛格：關於奈利·薩克斯，我一無所知，但我知道阿格農。從我開始閱讀就知道他了。我認為他是一個好作家。我不會稱他為天才，不過這年頭你到哪裡去找那麼多天才？他是老派作家裡面一個很紮實的作家，這一派作家的作品，一翻譯就失去很多東西。但是，僅就希伯來語來說，他的風格簡直就是美妙。他的所有作品，都和《塔木德》、《聖經》和《米德拉什》有關。他寫的東西都有許多層面，特別是對那些懂希伯來文的人來說。翻譯之後，所有這些層面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純粹的寫作，不過，這剩下的純粹的寫作也還是很好。
《巴黎評論》：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委員會說，他們是在將諾貝爾獎發給兩位反映以色列聲音的猶太作家。這讓我思考，你如何定義一個猶太作家，而不是一個碰巧是猶太人出身的作家？
辛格：在我看來，只有意第緒語作家、希伯來語作家、英語作家、西班牙語作家。整個猶太作家或天主教作家的概念，在我看來都有些牽強附會。但是，如果你一定要逼著我承認有一種叫猶太作家的東西，我可以說，他必須是一個真正浸染在猶太性中的人，懂希伯來文、意第緒語、塔木德、米德拉什、哈西德文學、卡巴拉，等等。然後，如果他還寫有關猶太人和猶太生活的作品，或許我們稱他為猶太作家，不管他用什麼語言寫作。當然，我們也可以簡單地直稱他為作家。
《巴黎評論》：你用意第緒語寫作，今天，能讀意第緒語的人已經很少了。你的書被翻譯成了五十八種文字，但你說過，你對這個事實很憂慮，就是你的大多數讀者，你的絕大多數讀者，都是從英文或法文等譯文中讀到你的作品的。沒有幾個作家能讀你的意第緒語作品。你是否覺得很多東西在翻譯過程中損失掉了？
辛格：我的意第緒語讀者沒有我期望的那樣多，這個事實確實使我感到憂慮。一門語言在走下坡路，而不是上坡路，這可不好。我想讓意第緒語蓬勃發展，就像意第緒語學者們號稱它確實是在蓬勃發展的那樣。不過，就翻譯來說，很自然，每個作家在翻譯中都有所損失，尤其是詩人和幽默作家。還有那些與民間傳說密切相關的寫作者損失也很大。不過，最近我在幫助別人翻譯我的作品，由於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我就加倍小心，不要損失太多。問題是，在另外一種語言中，為一個成語找到一個完美的對應詞非常困難。當然，我們都從翻譯中學習文學，這也是一個事實。大多數人都是從譯文學《聖經》的，從譯文讀荷馬和所有的古典文學。翻譯雖然會損害一個作者，但不會殺死他：如果他確實優秀，即使是在翻譯中，他也能夠出類拔萃。我在我自己作品的翻譯中也見過這樣的情形。此外，翻譯在一個方面也對我有幫助。我在編輯譯文、和譯者合作的時候，一遍又一遍地閱讀自己的作品，我在這麼做的時候，能夠看見我作品中所有的缺陷。翻譯幫助我避免一些陷阱，如果我用意第緒語寫一部作品，然後就發表它，而不是因為翻譯逼著我再讀它一遍，那我可能就無法避開這些陷阱。
《巴黎評論》：聽說你停止寫作五年，因為你覺得你沒有為之寫作的讀者，這個說法對不對？
辛格：我來到美國以後，確實停寫了幾年。我認為那不完全是因為我覺得沒有讀者。讀者多得很。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移民，是一種危機。我有一種感覺：我的語言丟失了。我的形象也不存在了。事物——我看見成千上萬的物體，波蘭的意第緒語裡沒有它們的名稱。拿地鐵舉個例子吧——我們波蘭沒有地鐵。意第緒語中沒有地鐵這一名詞。突然，我得應付地鐵、穿梭火車和區間火車，我的感覺是，我失去了自己的語言，也失去了對周圍事物的感覺。當然，此外還有謀生、適應新環境的麻煩……所有這些事情交織在一起，那幾年間，我不能寫作。
《巴黎評論》：你覺得意第緒語有沒有未來，還是覺得它很快就會完全成為一種死亡的語言？
辛格：它不會成為一種死亡的語言，因為意第緒語和五六百年的猶太曆史，非常重要的猶太曆史，聯絡在一起。任何想研究這段歷史的人，都必須學意第緒語。我開過一個玩笑，我從意第緒語得到一種特別的安慰，這就是，我們現在的世界人口只有三十五億，但一百年以後，我們很可能就會有一千億，而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博士學位。想想看，意第緒語對所有這些找題目的學生們該多有用處。他們會挖出所有跟意第緒語有關的東西，分析它，寫與之相關的東西，文章啊，那些你為大學寫的東西——論文啊。因此，我覺得它不會被忘記。舉阿拉米文作個例子吧。猶太人不用阿拉米文有兩千年了，但語言卻還在那裡。它現在成了希伯來文的一部分。阿拉米文現在用於證書和離婚檔案中。猶太人從來不會忘記任何東西，尤其是不會忘記像意第緒語這樣有這麼多創作、起過這麼大作用的語言。
《巴黎評論》：我們想想用意第緒語寫作的當代作家時，馬上想到了你。但是，然後就很難找到任何別的名字了。還有別的你比較推崇的用意第緒語寫作的作家嗎？
辛格：我比較推崇的作家有一個。確實，他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他是一個詩人。他的名字是阿哈龍·澤特林。這個人，他是我的朋友，但我不是因為他是我的朋友才誇獎他。他確實是一個偉大的詩人。我認為他的作品和托馬斯·哈代的詩歌有同樣的價值，而我對哈代的評價是很高的。其他的……還有其他一些意第緒語作家……有些人比較有名，比如肖勒姆·阿施。還有大衛·貝格爾松。還有個叫富克斯的很有力量的散文家，他是一個強有力的作家，但他總是寫同一個題材。他用一百萬種形式講述一個故事。但我得說，意第緒語寫作中有一種非常有效卻非常老派的東西——因為現代意第緒語作家不寫真正猶太的東西，儘管事實上他是啟蒙的產物。他是在這種觀念中成長起來的：要脫離猶太性，成為普世的人。正因為他這麼處心積慮地要變得普世，反而變得褊狹。這就是悲劇所在。不是所有的意第緒語寫作都這樣，但很多是這樣。感謝上帝，我開始寫作的時候，避開了這個不幸。儘管我常常受到勸阻。他們說，你幹嗎寫惡魔和小鬼啊。你幹嗎不寫寫猶太人的處境，猶太復國主義、社會主義、工會、裁縫們應該漲工資，等等，等等。但我內心深處有什麼東西拒絕幹這些。他們向我抱怨，說我過時了。說我退回到已經消失了的那幾代人那裡去了。說我差不多算是個反革命派。但是，青年作家有時候十分固執。我拒絕走他們的路，我後來感到慶幸，我有這樣的個性，沒有做他們想讓我做的事情。這種寫作到了如此過時和陳舊的程度，問題已經不是找到意第緒語的翻譯，而是實際上我們可以翻譯的東西很少。
《巴黎評論》：你說「這種寫作」的時候，指的是關於工會的作品和……
辛格：關於工會，關於移民，關於進步，關於反猶主義。這種新聞記者式的寫作，作者有創造一種他們所稱的更好世界的慾望寫作。讓世界更好，讓猶太人的處境更好。這種寫作在二十年代很時髦，我得說，意第緒語作家實際上一直就沒有從中跳出來。
《巴黎評論》：你相信一個更好的世界嗎？
辛格：我相信一個更好的世界，但我不認為一個坐下來寫一篇小說讓世界變得更好的小說家能取得什麼成就。更好的世界是由很多人，由政治家、國務活動家和社會學家造就的。我不知道誰會去創造它，也不知道是不是終究會有一個更好的世界。我唯一確定的，就是小說家做不到這一點。
《巴黎評論》：超自然在你幾乎所有作品中，尤其是你的短篇小說中屢屢出現。你為什麼這樣關注超自然？你本人相信超自然嗎？
辛格：絕對相信。超自然之所以總是頻繁出現，是因為它總是在我的頭腦中。我不知道我是否應該稱自己為神秘主義者，但我總是覺得我們周圍環繞著力，一種神秘的力，它在我們所做的所有事情中都發揮著很大的作用。我覺得，心靈感應和千里眼在每個愛情故事中都起作用。甚至在生意中也起作用。在人類從事的所有活動中都起作用。幾千年來，人們曾經穿羊毛衣服，晚上他們脫衣服的時候，會看見小火星。我不知道，幾千年前，當人們脫衣服時看見這些小火星，他們怎麼想？我敢肯定，他們假裝沒看見，如果小孩子們問他們，「媽媽那些小火星是什麼呀？」我敢肯定，母親會說，「都是你想出來的！」人們肯定是不敢談及這些小火星，免得被人懷疑成巫師和巫婆。不管怎麼說，人們假裝沒看見小火星，我們現在知道它們並不是幻覺，這些小火星背後的力，就是如今催動我們的工業的力。我還要說，我們每一代人都看見這樣的小火星，但我們忽視它，因為它們不符合我們的科學和知識的圖畫。我認為，作家的責任，以及作家的樂趣和功能，就是引出這些小火星。對我來說，千里眼和心靈感應……惡魔和小鬼……所有這些東西……
《巴黎評論》：鬼魂？
辛格：鬼魂和所有這些人們今天稱之為迷信的東西，恰恰是我們今天正在忽視的東西。
《巴黎評論》：你覺得它們將來能從科學上得到解釋嗎，就像今天可以用電來解釋小火星？
辛格：我覺得，科學的概念——什麼是科學的，什麼是不科學的——是會隨著時間而發生變化的。有很多事實，不能在實驗室裡製造出來，但它們仍舊是事實。你不能在實驗室裡顯示曾經有過一個拿破崙，你不能像證明電流那樣證明拿破崙的存在，但我們知道確實有過一個拿破崙。我們今天稱作鬼魂、靈異和心靈感應的東西，也是那種不能準備、不能進行試驗的事實。但這並不說明這些事實不是真實的。
《巴黎評論》：那惡魔呢？在你很多作品中，惡魔是主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