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向輝譯
奧爾德斯·赫胥黎在嚴肅小說家之中無疑屬於最機智詼諧、最膽大妄為的那一類。從二十世紀初期起，他的名字就代表了一類特別的社會諷刺文學；事實上，他讓一整個時代和一種生活方式在諷刺文化中永垂於世。赫胥黎的職業生涯極其高產，除去十部小說，他還撰寫了大量詩歌、劇本、隨筆、遊記、傳記和歷史方面的文章。
他是兩個顯赫的維多利亞時代家族的後代，分別從祖父托馬斯·亨利·赫胥黎和外祖父的兄長馬修·阿諾德身上繼承了科學和文學的種子。他博採兩條血脈之長，廣見洽聞，有時不免讓人覺得他過於佔有先天之利。（他在對談中時常自然而然地迸發出學識的火花，你絲毫找不到事先早有準備的證據；舉例來說，若是有誰提起維多利亞時代的美食，赫胥黎便會背出愛德華王子的典型日常選單——一餐接一餐，一道菜接一道菜，連最小的細節都說得清清楚楚。）毋庸置疑，奧爾德斯·赫胥黎不但是本世紀最博學的作家之一，在歷史上恐怕也是數一數二的。
他在伊頓公學和貝利奧爾學院接受教育，爾後成為戰後知識精英中的一員，他於是解剖和分析了這個社會階層。隨著二十世紀社會歷史的發展變遷，他寫出了《滑稽的環舞》和《旋律的配合》這兩部傑出的諷刺作品，因此奠定名聲。他影響深遠的作品《美麗新世界》寫於三十年代，將諷刺文學和科學幻想融合在了最成功的一個烏托邦未來之中。一九三七年，他在南加州定居，此後雖說也寫了幾本小說，但更多的精力投向了哲學、歷史和神秘主義。儘管大眾記得最清楚的是他早期的諷刺小說，不過他現在仍舊一如既往地多產和犀利。
奧爾德斯·赫胥黎的手稿片斷
奧爾德斯·赫胥黎住在洛杉磯一個名為好萊塢莊園的城郊居住區，發現這一點令我們頗為驚訝。他的居所是一幢山頂住宅，毫不張揚，能讓你想起美國地產史上的都鐸時代。遇到晴天，他可以隔著綿延簇生數英里的城區，遙望遼闊的太平洋。後方，乾旱的棕色山坡上豎著一個俯視地平線的龐大標牌，用二十英尺高的鋁合金字母宣告好萊塢莊園的威名。
赫胥黎先生身量很高，至少一米九三，體態雖然瘦削，但雙肩寬闊。歲月沒有給他留下太多痕跡，他行動起來悄無聲息，彷彿沒有體重，甚至宛若幽魂。他視力不好，但似乎可以在不觸碰東西的情況下憑藉本能來去自如。
他的言行舉止都非常溫文爾雅。你原本也許想見到一位言辭犀利的諷刺作家或說話雲遮霧罩的神秘主義者，卻發現他就前者而言安靜而文雅到了極致，就後者而言又非常通曉事理、講求實際。風度體現在他消瘦而陰鬱的面容上：專注、深思熟慮，絕大多數時候不苟言笑。別人說話時他耐心聆聽，然後字斟句酌地給出回答。
——喬治·威克斯、雷·弗雷澤，一九六〇年
《巴黎評論》：先說說你的寫作習慣吧？
奧爾德斯·赫胥黎：我寫作很有規律，時間總安排在上午，然後晚飯前再寫一小會兒。我不屬於晚上開工的那種人。晚上我更願意讀書。我每天通常寫作四五個小時。儘可能地堅持下去，直到感覺自己才思枯竭為止。若是陷入困境，我時常轉而閱讀，讀小說還是心理學或歷史著作倒無所謂，不是為了尋找思路或材料，而只是讓腦子重新運轉起來。幾乎所有書籍都能完成這個任務。
《巴黎評論》：你經常重寫嗎？
赫胥黎：大體而言，無論寫什麼，我都要重寫很多次。我所有的想法都是再三思考的結果。每一頁都要經過我的大量訂正，或者隨著時間推移重寫數次。
《巴黎評論》：你做筆記嗎，就像你小說裡的某幾位角色那樣？
赫胥黎：不，我不做筆記。雖說偶爾寫上一小段時間的日記，但我是個懶人，所以也很少這麼做。我覺得人人都該記筆記，但我真的不記。
《巴黎評論》：每次動手寫新小說的時候，你是否先草擬章節大綱或規劃好整體結構？
赫胥黎：不，我每次只努力寫好一個章節，邊寫邊尋找方向。剛開始的時候，我對後面會發生什麼知之甚少。我只有一個非常大而化之的概念，然後讓情節隨著我的寫作自行發展。有時候——對我來說不止一次——我寫了許多才發現這麼寫行不通，於是不得不推倒重來。我喜歡打磨好一個章節，然後再動筆寫下一個章節。但在寫完下一章之前，我無論如何也沒法確定即將發生些什麼。情節總是一點一滴地出現在我腦海裡，得到這些點滴片段之後，我必須耗費極大的精神，把它們寫成前後連貫的文字。
《巴黎評論》：這個過程令你愉快還是痛苦？
赫胥黎：哈，當然不痛苦，儘管相當艱苦。寫作很能佔據人的心神，有時也令我精疲力竭。但能夠用我樂在其中的事情謀生，我已經覺得自己非常幸運了。因為很少有人能這麼做。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用過地圖、導圖或者示意圖指引自己寫作？
赫胥黎：沒有，儘管我經常就寫作主題大量閱讀這方面的材料，但自己從來不用它們指引寫作。地理書籍很能幫助你不偏離正軌。寫《美麗新世界》的時候，英國部分我自然熟門熟路，但讀了非常多有關新墨西哥的材料，因為我從來沒去過那裡。我讀了史密森學會有關新墨西哥的各種報告，盡我所能地想象這個地方。直到六年後的一九三七年，我才為了探訪弗裡達·勞倫斯而第一次踏上新墨西哥的土地。
《巴黎評論》：動手寫新小說的時候，你都有些什麼大而化之的概念？比方說，開始寫《美麗新世界》的時候呢？
赫胥黎：唔，《美麗新世界》剛開始是想戲仿威爾斯的《人如同神》，但逐漸脫出控制，結果與我最初的想法大相徑庭。這個主題越來越吸引我，而我也越來越偏題原先的目標。
《巴黎評論》：你最近在寫什麼？
赫胥黎：手頭正在寫的是一部相當特殊的小說。有點幻想色彩，有點像逆反的《美麗新世界》，描述一個社會如何專注於發掘人類潛力。我想展示人類應該如何利用東方和西方世界的長項，因此背景設定是在一個錫蘭和蘇門答臘之間的虛構島嶼上，印度和中國的影響力在這裡相遇。主要角色裡有個年輕的科學家，與達爾文和我祖父一樣，隸屬於英國海軍部在一八四零年代派遣的科學考察隊；他是一位蘇格蘭醫生，很像將催眠術引入醫學的詹姆斯·埃斯代爾。然後呢，和《烏有鄉訊息》及其他烏托邦故事一樣，另外還有一位來自外部世界的侵入者，他扮演導遊的角色，向讀者描述這個社會。不幸的是，他同時也是伊甸園裡的毒蛇，這片快樂富足的土地讓他心生嫉妒。我還沒有想清楚結局，但故事恐怕將以失樂園而告終——現實主義不得不如此。
《巴黎評論》：在一九四六年你為《美麗新世界》撰寫的前言中，有一些評述似乎就預言了這個新的烏托邦社會。你當時已經在構思這部作品了嗎？赫胥黎：是的，當時我腦海裡已經有了概念性的點子，後來更是佔據了我的大量心神，但還不足以變成一部小說的主題。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經常在思考開發人類潛力的各種不同方式；三年前，我決定把這些點子寫成小說。事情進展得很慢，因為我必須和寓意、和承載解釋性內容的架構作鬥爭。我很清楚我想說些什麼，問題在於如何表達我的想法。當然了，你可以在對話中直接寫出來，但讓角色沒完沒了地說話，會讓他們變成透明人，而且缺乏趣味。還有永遠存在的視角問題：誰來講述故事，誰來經歷體驗？我費盡心思琢磨情節和重新排列已經寫成的段落。現在我認為我能清楚地看到通向結局的道路了，但這條路恐怕長得令人絕望。我不敢確定我是否真能走到頭。
《巴黎評論》：有些作家不太願意談起他們正在寫的作品，害怕談論會耗盡寫作的熱情。你害怕嗎？
赫胥黎：不，我完全不在乎。事實上，這麼做反而很有好處，能讓我看清楚我正在試圖做什麼。我很少和別人談論我的寫作，但覺得應該不會任何壞處。我認為不存在想法或材料會因此而消散的危險。
《巴黎評論》：有些作家，比方說弗吉尼亞·伍爾夫，對評論敏感到了令人痛苦的地步。你得到的評論對你影響大嗎？
赫胥黎：不，完全沒有影響，原因很簡單：我根本不去讀。我寫作從來不是為了某個特定的人或受眾，而只是想盡我所能寫出我想寫的故事。我之所以對評論不感興趣，是因為評論關注的是過去和已經完成的作品，而我更關注的是未來。舉例來說，我從不重讀我的早期作品。或許應該找個時間讀讀看了。
《巴黎評論》：你是怎麼開始寫作的？還記得嗎？
赫胥黎：十七歲那年我有段時間將近徹底失明，除了寫作幾乎無事可做，於是開始寫作。我憑藉指法用打字機敲出了一部小說，但我自己連讀一遍都做不到。我不清楚那部小說的下落，我現在很有興趣讀讀看，只可惜早已不知去向。我的姨媽亨佛萊·沃德夫人，她就像我的文學教母。我經常和她長時間談論寫作，她給了我無窮無盡的有益建議。她本人就是一位很好的作家，鋪陳情節像是有條不紊地鋪出碎石道路。她有個很好玩的習慣：每次開始寫新書，就要讀狄德羅的《拉摩的侄兒》。這本書就像是什麼扳機或者釋放機制。後來在戰爭期間和戰後，我通過奧特林·莫瑞爾夫人認識了很多作家。她喜歡邀請形形色色的人去她的鄉間別墅。我在那裡遇到了凱瑟琳·曼斯菲爾德、齊格弗裡德·薩松、羅伯特·格雷夫斯和布魯姆斯伯裡派的所有成員。我必須由衷感謝羅傑·弗萊。聽他講述藝術史讓我接受了通識教育。我在牛津開始寫隨筆。在改寫小說之前，我已經出版了好幾卷隨筆集。我很幸運，在尋求出版這件事上沒有遇到過任何困難。戰後，我離開牛津，不得不想辦法謀生。我在《雅典娜神殿》雜誌找到工作，可惜薪水微薄，無法賴以為生，於是就在空閒時間給康泰納仕出版公司打工。我給《時尚》和《名利場》雜誌，給《住宅與庭院》雜誌都做過事情。從裝飾性石膏牆到波斯地毯，什麼文章我都寫。不止這些。我還給《西敏報》寫戲評。天哪，我甚至連樂評都寫過——你能相信嗎？我衷心認為寫這種新聞文章是極好的練手，強迫你去書寫世間百態，能拓展你的寫作能力，教你如何快速掌握材料，讓你學會怎麼觀察事物。不過，幸運的是，我沒在這上面耽擱太長時間。一九二一年《克羅姆·耶婁》出版以後，我就不太需要考慮謀生的問題了。當時我已經結婚，我們有能力在歐洲大陸生活：先是義大利，在法西斯分子讓生活變得很不愉快之後，搬去了法國。我們在巴黎郊外有一幢小房子，我可以不受打擾地寫作。我們每年都會在倫敦住上一段時間，但回到倫敦就總是忙得不可開交，我基本上什麼也寫不了。
《巴黎評論》：你是否認為從事某些活動特別有助於創意寫作？換句話說，你所做的工作或者你身邊的伴侶是否對你的寫作有所影響？
赫胥黎：我不覺得有什麼給作家準備的理想活動。作家能在幾乎所有環境中寫作，甚至在完全與世隔絕的情形下。不信嗎？你看巴爾扎克，他把自己鎖在巴黎的一個秘密房間裡，躲避他的債主，寫出了「人間喜劇」。再想想軟木貼面房間裡的普魯斯特——不過他無疑有很多訪客。我認為最理想的大概就是認識許許多多、形形色色的人，看看他們都有什麼興趣愛好。這是衰老所帶來的缺陷之一：你會更願意只和較少的人保持密切聯絡。
《巴黎評論》：你認為作家和其他人的區別何在？
赫胥黎：唔，最重要的一點，作家有強烈的慾望，想賦予他所觀察到的事物以秩序，想給生命找到意義；另外，還有作家自身對字詞的喜愛和希望能操縱字詞的願望。這和智力無關；有些非常睿智和有獨到見解的人缺少對字詞的喜愛，或者有效運用字詞的才能。他們很難用口語表達出內心的想法。
《巴黎評論》：能大體上談談創造力嗎？
赫胥黎：呃，談什麼呢？談為什麼絕大多數的兒童教育顯然旨在摧毀創造的慾望嗎？談為什麼有無數孩童離開學校時帶著的是遲鈍的領悟力和封閉的心靈嗎？很大一部分年輕人似乎在身體得上動脈硬化之前就在精神上得了這種疾病。讓我問你一個問題：為什麼有些人在垂暮之年依然眼界開闊、毫無定見，而有些人不到三十歲就變得頭腦僵化、缺乏創造力呢？這個問題牽涉到生物化學和成人教育。
《巴黎評論》：有些心理學家聲稱創造欲是一種神經官能症。你同意嗎？
赫胥黎：允許我表達最強烈的不同意。我不會有哪怕一個瞬間懷疑創造力有可能是神經官能症的症狀。恰恰相反，患有神經官能症的藝術家想獲得成功，就必須克服難以想象的巨大障礙。他有所創造，不是因為他有神經官能症，而是因為他戰勝了神經官能症。
《巴黎評論》：你一向不贊同弗洛伊德，對吧？
赫胥黎：弗洛伊德心理學的問題在於，它單純建立於對病態的研究之上。弗洛伊德就沒遇到過健康的人類，他的世界裡只有患者和其他精神分析學家。另外一方面，弗洛伊德心理學僅僅關注過去。其他的心理學體系中則較為關注物件的當前狀態和未來潛力，這在我看來更加切合實際。
《巴黎評論》：你認為創作和使用麥角酸這類藥物之間是否存在聯絡？
赫胥黎：我不認為你能在這方面得到普遍性的結論。試驗顯示出人們對麥角酸的反應天差地別。一部分人或許能直接得到繪畫或創作詩歌的美學靈感。其他人我看就未必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種體驗極度特別，我認為它應該能間接促進創作。但我不認為你可以坐下來說：「我想寫一首超凡絕倫的詩歌，所以我要來點兒麥角酸。」我不認為你肯定能得到你想要的結果，你有可能得到任何一種結果。
《巴黎評論》：比起小說家，藥物對抒情詩人的幫助會不會更大？
赫胥黎：唔，詩人無疑能因此從非常特殊的角度觀察生命，這是他用其他方法無法做到的，所以有可能極大地幫助他。可是，你要明白——這也是麥角酸體驗中最與眾不同的地方——在體驗過程中，你不會有興趣去做任何實際的事情，甚至連寫抒情詩也一樣。如果你在和女人做愛，難道有興趣邊做邊寫嗎？當然不會。在麥角酸體驗中，你不會特別對字詞感興趣，因為體驗超越了字詞，是字詞這種手段難以表述的。因此，對正在發生的事情進行概念化，這個想法本身就會顯得很傻。藥效過後，我倒是覺得它或許能提供很大幫助；人們會用極為不同的方式看待周遭世界，也許還能為此寫點什麼。
《巴黎評論》：可麥角酸體驗總能留下些什麼吧？
赫胥黎：對，你總能得到這次體驗的完整記憶。你會記得剛才發生了非常特別的事情。你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重演這次體驗，尤其是外部世界的轉變。一旦領會到了其中的各種線索，你就能時常見到這個變形後的世界了，雖說在程度上沒有那麼激烈，但方向是不會錯的。它確實能讓你從全新的角度觀察這個世界。你將非常清楚地認識到一些天賦異稟者眼中的世界是什麼樣子。你會被引入梵高所生活的那個世界，或者布萊克所生活的那個世界。在藥物的作用下，你將直接體驗他們生活的那個世界，藥效過去後，記憶仍在，你能在某種非常輕微的程度上重新接近那個世界，而某些有獨特天賦的人卻能隨時來去自如，布萊克顯然就是其中之一。
《巴黎評論》：但藝術家的才能和他們在使用藥物前不會有任何區別，對吧？
赫胥黎：我想不到有什麼理由會存在區別。有人做過試驗，想知道畫家在藥物作用下能如何發揮，但我見到的絕大多數樣本都非常無趣。你在藥物作用下能見到濃烈得無與倫比的色彩，要完全複製出來簡直就是痴心妄想。我見到的絕大多數畫作只是非常無趣的表現主義作品，我認為它們根本不符合實際體驗。也許有天資極高的藝術家，比方說奧迪隆·雷東，不過他眼中的世界很可能原本就是這個樣子，也許只有這樣的人，才能成為麥角酸體驗的受益者，能把他的幻象當作原型，將被藥物變形後的外部世界複製在畫布上。
《巴黎評論》：今天下午，還有在你的作品《眾妙之門》中，你談的都主要是藥物作用下的視覺體驗和繪畫。在心理領悟方面是否也存在類似的收穫呢？
赫胥黎：是的，我認為存在。服藥之後，你的洞察力將非常敏銳，不但能看透周圍的人，也能望進你本人的生命深處。很多人因此尋回了大量隱藏在意識深處的記憶。心理分析六年才能完成的過程，用藥物一個鐘頭就做到了，而且還便宜得多！另外，這種體驗能從各方各面釋放你的心靈，開闊你的眼界。它能夠讓你看到，你所習以為常的世界只是你這個因循守舊、受到重重製約的人的創造物罷了，外面還存在著數不勝數的其他世界。能夠意識到我們大多數人消磨了絕大多數時間的這個無聊宇宙並不是唯一一個宇宙，這是一樁非常有益的事情。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嘗試一下這種體驗。
《巴黎評論》：這樣的心理領悟對小說作家能夠有所幫助嗎？
赫胥黎：很難說。你要明白，小說是持續努力的產物。麥角酸體驗所揭示的東西超出了時間和社會秩序。想寫小說，你需要一系列關於身處實際環境的人的靈感，還需要基於這些靈感做許多艱苦的工作。
《巴黎評論》：麥角酸或麥司卡林和《美麗新世界》中的「唆麻」是否存在類似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