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評論》：當你完成《你好，憂愁》的時候，它遭遇過某一位編輯的大量修改嗎？

薩岡：這本書曾經得到了大量友善的建議。比如說，曾經有好幾個版本的結尾，在其中一個裡面，安娜沒有死。不過最後具有決定性的意見是，保留最初的版本是最佳選擇。

《巴黎評論》：從書評者那兒你學到了什麼嗎？

薩岡：如果文章令人愉快，我會讀完它們的。不過我從來沒有從中學到什麼，但我為書評家豐富的想象力和產量而驚歎不已。他們看出的是那些我從未有過的意圖。

《巴黎評論》：現在你對《你好，憂愁》有什麼感覺？

薩岡：我更喜歡《某種微笑》。因為寫起來困難更多。但我覺得《你好，憂愁》很有趣，因為它讓我回憶起過去生活中的某些階段。我不願再修改，哪怕一個字。寫完的就寫完了。

《巴黎評論》：為什麼你認為《某種微笑》是一本更難寫的書？

薩岡：在我寫第二部小說的時候我不再擁有同樣的王牌：沒有海邊陽光那種度假氣氛，沒有錯綜複雜的情節天真爛漫地推進到高潮，沒有西西里玩世不恭的歡樂。另外，簡單的很，說它難，因為這是我的第二部小說。

《巴黎評論》：你是否覺得從《你好，憂愁》中第一人稱的敘述方法轉向《某種微笑》的第三人稱敘述會有些困難？

薩岡：是的，更難。有更多的侷限和約束。但顯然我不會比其他作家遇到的困難更多。

《巴黎評論》：哪些法國作家是你喜歡並認為是重要的呢？

薩岡：哦，我不知道。司湯達和普魯斯特肯定是的。我喜歡他們精熟的敘述技巧，在某些方面我發現自己肯定需要他們。比如，普魯斯特之後，有些東西就不能再寫了。他在天才與你的才華之間畫了界線。他向你展示了處理小說人物的各種可能性。

《巴黎評論》：普魯斯特塑造的人物特別觸動你的是什麼？

薩岡：可能是我們知道的事情和未知的事情同樣多。對我而言，這就是處於美妙意境中的文學：打個比方——本來也應該如此：一段漫長而緩慢的分析之後，我們遠離有關斯萬的全部東西：他的思維，他的故事。我們沒有任何慾望去打探誰是斯萬，只需要知道普魯斯特是誰就足夠了。我不知道這樣說是不是清楚：我的意思是斯萬完全屬於普魯斯特。也許我們可以充分想象一個普魯斯特式的瑪塞，但我們無法想象一個巴爾扎克式的斯萬。

《巴黎評論》：是否有這種可能性：小說之所以能寫成，是因為作者將自己想象成一個正在創作中的小說家的角色？

薩岡：不是。是讀者先預設心目中的角色，然後尋找能寫出他想要的故事的作家。

《巴黎評論》：那麼人們常常尋找同一個小說家？

薩岡：本質上而言是這樣的。更廣義地說，我認為作家總是重複寫著同樣的書。我引導同樣的人物從一本書到另一本書。我還會繼續保持著同樣的念頭寫作。只有視角、方法、燈光在變化。如果比較粗暴地說，我覺得世界上有兩種小說——僅僅多一種選擇而已。一種只是簡單地講故事並用大量篇幅講述——像本傑明·康斯坦丁的書一樣，《你好，憂愁》和《某種微笑》像這種結構。然後，另一類書試著爭辯和探討書中的人物與事件——一本讓人們討論的小說。兩類書的陷阱都是顯而易見的：單純的故事敘述往往與重要的問題擦肩而過。而在古典長篇小說中，離題的長篇大論會損害到小說的效果。

《巴黎評論》：你是否會寫一本讓人們討論的小說？

薩岡：會的。我想要——事實上我正在計劃——一個人物陣容強大的小說——將會有三個女主角——性格比多米尼克和西西里，以及那兩本書中的其他角色都更散漫更有可塑性。

我喜歡寫的小說，是那種讓人物可以從情節需要中解放出來，從小說自身和作者中解放出來的小說。

《巴黎評論》：在何種程度上，你認識到自己的能力有限並保持對你的雄心的審視態度？

薩岡：呃，這是一個相當令人不愉快的問題，不是嗎？我在閱讀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莎士比亞時會感受到自己能力有限。我認為這是最佳回答。除此之外，我從不考慮限制自己。

《巴黎評論》：你在短期內一下子掙到了很多錢。這改變了你的生活嗎？你會像某些美國或法國的作家一樣，在為錢寫作和嚴肅寫作間畫出界限嗎？

薩岡：小說的成功肯定多少改變了我的生活。因為我突然有了很多隻要我想就可以花的錢。但就我對自己的生活定位而言，並沒有多大改變。現在我有了汽車但我仍然吃牛排。你知道，一個人的口袋裡有很多錢是美妙的，但僅此而已。掙得更多或者失去金錢，這些前景永遠不會影響我的寫作方法——我寫我的書，如果金錢能隨後紛至沓來，那最好不過。

薩岡小姐因為不得不去電臺工作而中斷了採訪。她向我們表示歉意並起身要走。這位帶著些許輕蔑神情的迷人小姐，僅僅因為一本書，就贏得了大多數作家一生為之奮鬥的眾多讀者。就這樣結束了談話，真有些難以置信。而且，當她站在客廳裡對她母親說：「再見，媽媽。我上班去了，我會準時回來的。」我們幾乎將她想象成一個正匆匆忙忙趕去索邦大學上課的女大學生。

（原載《巴黎評論》第十四期，一九五六年秋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