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通過不同渠道給書選材。《我的名字叫紅》中，我想寫我當畫家的野心。我的頭開得不大好。剛一開始，我寫的是一部論文式作品，關注物件只是一個畫家。接著我將這個畫家，變成同一個畫室裡協作的多個畫家。視角變了，因為現在有別的畫家在說話了。一開始，我想的是寫一個現代畫家，但是接著我又想，這個土耳其畫家或許太平庸、太受西方影響了，因此我在時間上開始回溯，寫起細密畫家來。就是這樣，我找到了寫作的題材。
有些題材要求你有正式的創新，或是故事敘述策略。例如有時候，你只是看到了什麼，或者說讀到了什麼，或者說看了一部電影，或是看了一篇報紙文章，然後你就想，我來讓土豆說話，或者讓狗、樹木來說話。一旦你有了這個想法，你就開始構思小說裡的對稱性和延續性。你會感覺這很妙，畢竟沒有人這麼幹過。
最後，有些事情我已經想了多年。或許我會將有些想法告訴給親密的朋友。為了自己要寫的小說，我寫了很多筆記。有時候一開始我並沒有寫這些小說的念頭，可是一開啟筆記本，開始做筆記的時候，我就有可能寫這小說。所以我在完成一部小說的時候，我的心思或許已經跑到其他小說上去了。完成第一部小說兩個月後，我就動筆寫下一部了。
《巴黎評論》：許多小說家不會討論正在創作的作品，你是不是也對這些小說保密？
帕慕克：我從來不討論情節。在正式場合，如果有人問我寫什麼，我總是用同一句話來對付：發生在當代土耳其的一部小說。我很少向人透底，除非是我特別熟悉的、我知道不會傷害我的人。我說的都是些噱頭，比如我說我會讓雲來敘述。我很想看大家對此的反應。這有點孩子氣。我寫《伊斯坦布林》的時候就常這麼幹。這種思維很像向爸爸賣弄聰明的小頑童。
《巴黎評論》：噱頭這個詞有負面含義。
帕慕克：你是用噱頭開始的，但是最後你如果相信作品在文學上、道德上的嚴肅性，它就會變成一種嚴肅的文學創造；它會成為一種文學宣告。
《巴黎評論》：評論界常把你的作品歸入後現代小說；可是在我看來，你的敘事手法主要來自傳統，例如，你在作品中引用《一千零一夜》之類的東方經典。
帕慕克：這是從《黑書》開始的。不過早先我讀過博爾赫斯和卡爾維諾的作品。我和妻子一九八五年訪問過美國，在那裡我接觸到了極為出色、極為豐富的美國文化。作為一個來自中東的土耳其人、一個寫作地位還沒有奠定的作家，這些讓我有一種高山仰止的感覺。因此，我退回到我自己的「根」。我意識到我們這一代人必須發明出一種現代的土耳其文學。
博爾赫斯和卡爾維諾解放了我。傳統伊斯蘭文學是很反動、很政治的，且被一些保守派用一種老式、愚蠢的方式在用，我從來不覺得我會去使用這些素材。可是到了美國後，我意識到我可以帶著博爾赫斯和卡爾維諾式的心態，回到這些素材上。我得在伊斯蘭文學的宗教和文學內涵之間作一明確區分，這樣我才可以容易、合理地使用其中豐富的遊戲、噱頭和寓言。土耳其的裝飾文學高度發達，這方面的傳統源遠流長。可是那些帶著社會功用目的的作家，將這個傳統中比較創新的內容給倒空掉了。
在中國、印度、波斯等國的口述文學傳統裡，一些寓言總重複出現。我決定將它們放入當代伊斯坦布林的語境下。這有實驗性，是將一切拼湊起來，如同一幅達達主義的拼圖。《黑書》就有這個特徵。有時候所有這些來源會混到一起，出現新的東西。所以我將所有重述伊斯坦布林的故事放在一起，加上一個偵探的情節，結果就有了《黑書》。不過該小說的源頭，是強勁的美國文化，以及我想成為一個實驗派嚴肅作家的願望。我沒法寫關於土耳其問題的社會評論式作品，這些問題讓我感到惶恐。所以我得寫些別的東西。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通過文學來開展社會評論這方面的興趣？
帕慕克：不，我的寫作是對老一輩小說家，尤其是八十年代那些作家的一種反撥。當然我是帶著恭敬說這些的，可是他們作品的主題實在狹隘、偏頗。
《巴黎評論》：讓我們回到《黑書》之前。是什麼原因促使你寫《白色城堡》的？在這本書裡，你第一次使用在後來其他小說裡一再重複的主題——扮演他人。為什麼成為他人這個主題，會一再出現在你的小說中？
帕慕克：這是一個很私人的事情。我有一個很要強的哥哥，比我只大十八個月。從某種程度上看，他是我父親，我的所謂弗洛伊德式的父親。他成了我的另一個自我，權威的代表者。另一方面，我們也有競爭，也有手足情誼。這關係非常複雜。我在《伊斯坦布林》中寫了很多這方面內容。我是個典型的土耳其男孩，熱衷於足球、各種遊戲和比賽。哥哥在學校裡很成功，比我出色。我嫉妒他，他也嫉妒我。他是個很講道理很負責的人，在上級和長輩面前說得上話的那一種。比賽的時候我關注遊戲，他注重規則。我們一直在競爭。我想象我是他，諸如此類。這樣就成了一種模式。羨慕、嫉妒，這些都是我喜歡的主題。我始終擔心，哥哥的力量和成功，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我。這種擔憂，是我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知道這一點，所以我在我自己和這些感情之間新增距離。我知道這些不好，所以和其他文明人一樣，我與之抗衡。我不是說我是嫉妒的犧牲品。可是我一直要對付的就是這錯綜複雜的情緒。當然，到了後來，這就成了我所有小說的題材。在《白色城堡》裡，兩個人物之間那種施虐受虐的關係，就是在我和哥哥的關係基礎之上加工的。
另外，關於扮演他人的主題，也體現在土耳其面對西方文化時感到的脆弱上。寫完《白色城堡》後，我意識到這種嫉妒——這種被他人影響的焦慮，就像土耳其面對西方時的那種處境。你知道，土耳其試圖西化，可是又有人說它西化得不真實。它想得到歐洲的精髓，又為自己的模仿感到內疚。這種情緒的起伏，也很像兄弟之間的比拼。
《巴黎評論》：在你看來，土耳其東方化和西方化之間的衝突，能否得到和平解決？
帕慕克：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土耳其不應該擔心有兩個精神、屬於兩種不同的文化、有兩個靈魂，精神分裂症會讓你更聰明。或許你會脫離現實——我是寫小說的，所以這反倒不是壞事，但是你不要擔心你的精神分裂症。如果你總擔心你的一個組成部分傷害另一個部分，你最後只剩下唯一一種精神，那倒還不如精神分裂。這是我的理論。我試圖在土耳其政治中宣揚它，在追求土耳其靈魂一體化的政客中宣揚這一點，因為有些政客說土耳其要麼東方化，要麼西方化，要麼民族主義化，而我反對這種鐵板一塊的思維。
《巴黎評論》：你這宣傳在土耳其是否被人接受呢？
帕慕克：民主、自由的土耳其這一理念越是牢固，我的思想就越是能被人接受。土耳其也只有帶著這種理念，才能進入歐盟。這是抗爭民族主義，抗爭「我們歸我們，他們歸他們」這種思維的一個方法。
《巴黎評論》：可是在《伊斯坦布林》中，你將土耳其浪漫化，似乎是在緬懷一個已經不復存在的奧斯曼帝國。
帕慕克：我不是哀悼奧斯曼帝國的消失。我是一個西化派。我對西化程式感到高興。我只是在有限的範圍內批評統治精英——包括政治官僚和新富人階層——對西化的理解方式。他們缺乏必要的自信，沒法建設出一個本國文化、一個富有自己的象徵和儀式的文化。他們不去追求建設一個伊斯坦布林文化，將東西方有機地結合，而只是將東方和西方的東西像大雜燴一樣摻和在一起。當然，這裡有很強勢的奧斯曼帝國文化，但是它也在慢慢消逝。他們應該不遺餘力地去創造強勢的本土文化，這種文化可以將東方的歷史和西方的現實相結合，而不只是對二者的模仿。我力圖在我的書裡做同樣的事。或許新一代更有可能在這方面成功。加入歐盟不會毀掉土耳其的定位，反倒會使得土耳其更加繁榮，讓我們有更多自由、更大自信，讓我們來創造一個土耳其新文化。奴隸一般模仿西方，或是奴隸一般模仿已經逝去的奧斯曼帝國文化，都不是好的解決方案。你得將這些拿來做成些事情，而不是隻為自己屬於這個或者那個感到焦慮。
《巴黎評論》：在《伊斯坦布林》一書當中，你似乎對外國的、西方的目光有認同感，並用這樣的目光觀看自己的城市。
帕慕克：但我也解釋了為什麼一個西化的土耳其知識分子能夠認同西方的目光的緣由。伊斯坦布林的形成，就是對西方的一個認同過程。這裡總有這種區分，也不難認同東方的憤怒。這裡的人有時候是西方人，有時候是東方人，事實上常常是二者合一。我喜歡愛德華·賽義德的東方主義觀念，可是土耳其從來沒有被殖民過，將土耳其浪漫化對土耳其人來說從來都不是難事。西方人從來沒有像羞辱阿拉伯人和印度人那樣羞辱過土耳其人。伊斯坦布林只被人入侵過兩年時間，敵人的船隻怎麼來還是怎麼走的，沒有在民族精神上留下傷痕。留下傷痕的，是奧斯曼帝國的滅亡。所以我沒有這種焦慮，沒有這種被西方人瞧不起的感覺。不過自從共和國成立後，有了一種害怕，因為土耳其人想西化，但是又走不了多遠，所以就有了一種文化上的自卑，這是必須對付的。我自己偶爾也會有這感覺。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們這種傷痕，和那些被人統治或者殖民過兩百年的國家沒法比。土耳其人從來沒有被西方大國壓迫過。土耳其人受的壓迫都是自找的。我們出於實用的目的，抹煞自己的歷史。這種壓迫中有一種脆弱。可是這種自己開展的西化，也同樣帶來了孤立。印度人曾經和壓迫者面對面打交道。土耳其人很奇怪，是和自己所模仿的西方世界割裂開的。在二十世紀五十甚至六十年代，如果有外國人入住伊斯坦布林的希爾頓酒店，都會被所有報紙報道。
《巴黎評論》：你是否相信有個正典的存在，或者說是否應該有個正典？我們聽說過西方正典一說，那麼非西方正典呢？
帕慕克：是的，還有另外一個正典。應該去探索、開發、共享、批評，然後加以接受。現在的所謂東方經典是一片廢墟。那些皇皇鉅著四處都有，但是沒有人將它們整理出來。從波斯經典，到印度、中國、日本的經典，都必須帶著批評的眼光來評估。目前，這些正典把握在西方學者手裡，西方是傳播和溝通的中心。
《巴黎評論》：小說是一個非常西方的文化形式，在東方傳統裡有沒有它的地位？
帕慕克：現代小說，除了史詩的形式之外，本質上是個非東方的東西。小說家是個不屬於特定社群的人，並無社群的那些本能，他帶著和自己所經歷的文化不同的一種文化，來思考、來評判。一旦他的意識和他所處的社群不同，他就成了局外人、孤獨者。他文字的豐富性是來自局外人那種偷窺的視角。
一旦養成這種觀察世界的方式，你就會用這種方式去寫作，就有那種脫離社群的慾望，這就是我在《雪》裡的思維模式。
《巴黎評論》：《雪》是你所發表的最有政治色彩的書。你是如何看待此書的？
帕慕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土耳其開始成名的時候，針對庫爾德游擊隊的戰爭還正打得很激烈，老一代的左翼作者和新一代的現代自由派都想拉我入夥，如籤請願書之類，他們開始讓我做一些和我的書不相干的事情。
不久，統治階層開始用汙衊名聲的方式來反擊，他們開始罵我，我很生氣。過了一段時間我就想，不如我寫一部政治小說，探究我自己在精神上的兩難處境——一個來自中上階層家庭的人，卻對沒有政治代言人的群體負有責任感。我相信小說藝術的作用。寫小說把我變成了一個局外人，這是件奇怪的事情。我那時候就跟自己說，不如我寫一部政治小說吧。完成《我的名字叫紅》之後，我就開始動筆寫。
《巴黎評論》：你為什麼將故事發生地放在卡爾斯小城？
帕慕克：卡爾斯是土耳其以寒冷著稱的小城，也是最貧窮的地方之一。在八十年代早期，我們有份主要報紙曾經用了頭版一整版，專門報道該城的貧窮。有人計算過，用一百萬，就可以把整個小城全部購買下來。我想去那裡的時候，政治氛圍不是很有利。小城周邊大部分是庫爾德人，但是小城中心住著庫爾德人、亞塞拜然人、土耳其人和其他各種型別的人。過去還有俄羅斯人和德國人。這裡還有宗教上的差異，什葉派和遜尼派都有。政府反庫爾德游擊隊的戰鬥打得很激烈，我們無法作為一個遊客去那裡。我知道我不能作為一個小說家過去，所以就去找一個和我有些聯絡的報紙編輯幫忙，讓他給我發一張報社的通行證前往該地區。此人本事很大，直接就給那個小城的市長和警察局長打電話，說我要來。
到達之後，我立刻去找市長和警察局長，和他們握手，免得日後走在街上被他們給抓住。事實上，一些不知道我在這裡的警察還真的在街上攔過我，將我帶走過，或許是要虐待我。我馬上給出了一些人的名字——我認識市長，也認識警察局長……但我是一可疑人物。土耳其理論上是一自由國家，可是直到一九九九年之前，任何外國人都可能遭到懷疑。但願現在的情況好一些了。
書中的很多人物是根據真人改編，很多地方也真實存在。例如，發行量二十五萬二千份的本地報紙就是真的。我帶著照相機和攝像機到了卡爾斯，見什麼拍什麼，後來回到伊斯坦布林，就拿出照片來給朋友看，大家都覺得我有點瘋狂。另外還發生了一些事，就像我描述的卡和小報編輯的談話，編輯把卡前日所為都告訴給他，卡問他是怎麼知道的，編輯說他是聽警察的對講機聽來的。這是真的，他們也一直在跟蹤我。
當地電視臺主持人讓我上了電視，說，我們這位著名作家要給我們的全國大報寫篇文章，這可是一件大事。當時鎮上的選舉很快就要來了，所以卡爾斯都對我開放門戶。他們都想向全國性大報說點什麼，想讓政府瞭解他們的貧困。他們不知道我會把他們寫進小說裡。他們以為我會把他們寫到文章裡。我得承認，這麼做我是有點見利忘義、有點殘酷了，不過我確實也想過寫篇文章的。
四年裡我往返多次，這裡有個小咖啡店，我偶爾光顧，在裡面寫作、記筆記。我還帶了一個攝影師朋友一起到卡爾斯來，因為這裡下雪的時候很漂亮。在我寫筆記的時候，這位攝影師朋友聽到人們在議論說，他到底寫的是什麼文章啊？都三年了，寫本小說都夠了——他們把我給琢磨出來了。
《巴黎評論》：這本書的反應怎樣？
帕慕克：在土耳其，無論保守派（或政治伊斯蘭教徒）和世俗派都感到不滿。倒不至於禁止這本書，或是傷害我本人。但他們感到失望，他們在全國性日報裡寫評論。世俗派感到失望，因為我寫道，在土耳其做世俗的激進者，代價是你會忘記做民主派的使命。土耳其世俗派的勢力來自軍方，這一勢力破壞了土耳其的民主，破壞了寬容文化。一旦軍隊介入到政治文化當中，人們就開始失去自信，依靠軍隊來解決所有問題。大家通常會說，這個國家及其經濟一團糟，我們找軍隊來收拾一下吧。可是他們在收拾的時候，也破壞了寬容的文化。很多嫌疑人被折磨，十萬人被抓進了監獄，這就給新的軍事政變鋪平了道路。這新的政變十年一個輪迴。我為此批評世俗派。他們也不喜歡我把伊斯蘭教徒當成普通人來描寫。
政治伊斯蘭教徒也感到失望，因為我寫到了伊斯蘭教徒的婚前性行為。就是這些簡單的事情惹火他們的。伊斯蘭教徒總是懷疑我，因為我不是來自於他們的文化，另外我的語言、態度、甚至手勢，都像一個更西化、更有特權者。他們也有自己的代表問題。他們會問，他怎麼可能這麼寫我們？他根本不瞭解。這個我也寫進了小說。
但我不想誇大。我活得好好的。他們都看這部小說。他們可能會憤怒，但是他們原原本本地接受了我，也接受了我的書，這說明人們的心態越來越自由化。卡爾斯人的反應也千差萬別。有的人說，是的，就是這樣子。其他人，通常是土耳其民族主義分子，在我提到亞美尼亞的時候比較緊張。例如那位電視主持人，將我的書裝在一個象徵性的黑色袋子裡郵寄給我，並在一次新聞釋出會上說我是為亞美尼亞人宣傳。當然，這個指控很荒謬。我們的文化實在有點太狹隘、太民族主義了。
《巴黎評論》：這本書有沒有鬧得沸沸揚揚，就如同拉什迪的遭遇那樣？
帕慕克：沒有，根本沒有。
《巴黎評論》：這是一本叫人感到鬱悶的、很悲觀的書。這個小說中，唯一能聽取各方說法的人，卡，最後卻被所有人瞧不起。
帕慕克：或許是我將自己在土耳其當小說家的處境戲劇化了。卡知道自己在土耳其被人鄙視，但還是喜歡和所有人談話。他還有很強的生存本能。卡被人瞧不起，是因為大家認為他是一西方間諜。也常有人這麼說我的。
關於小說的鬱悶性，這個我認同。不過出路是幽默。每當有人說這小說讓人鬱悶的時候，我就問他們，小說寫得好玩不好玩？我想，小說中有不少幽默的成分，至少這是我的初衷。
《巴黎評論》：你寫小說寫出了麻煩，這麻煩日後沒準還有。寫小說也切斷了你的一些感情鏈，這個代價可不小。
帕慕克：是的，但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如果我出去旅行，而不是坐在自己桌子前的時候，過一段時間我就會感到沮喪。獨自一人在一個房間裡創作的時候，我就感到開心。我是忠於藝術、忠於技藝的，可是還不止這些，我喜歡在一個房間裡獨處。我繼續保持這個儀式，我相信我寫的總有一天會發表，讓我的白日夢不白做。我得長時間一個人待在桌子前面，有好的紙張和鋼筆，這就像病人必須有藥吃一樣。我對這些儀式很在乎。
《巴黎評論》：你是為誰而寫呢？
帕慕克：人生總是越來越短，這個問題你也會越發經常地問你自己。我寫了七部小說。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寫七部。不過還是那句話，人生苦短。要不要多享受一點呢？有時候我寫得也很費勁，得逼自己寫。為什麼要這麼做呢？這一切有什麼意義呢？首先，如我剛才說的，獨處一室是一種本能。再者，我還有那種少年式的爭強好勝，總想著再出一本好書。我越來越不相信作家能夠不朽。兩百年前寫的書今日還被人讀的已經很少。如今世界變化太快，如今的書，或許過個一百年就被人忘了。很少有幾本書還會有人去讀。再過兩百年，或許今日所寫的書還有五本能存在於世。我的書會不會在這五本之列，我說不準。可是這是不是寫作的意義之所在？我為什麼要去操心兩百年後有沒有人看我的書呢？我要不要操心如何長壽一點呢？要是知道日後還有人看我的書，我會不會有所安慰呢？這些問題我都在考慮，但還是繼續在寫。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就是不肯放棄。想到以後還有人看自己的書，就是人生的一大安慰、一大快事。
《巴黎評論》：你在土耳其是暢銷作家，不過你的作品在土耳其的銷量反倒不及國外。你的作品已被翻譯成四十種文字。你如今在寫作的時候，有沒有考慮到更廣泛的全球讀者群？你現在是不是在為一個不同的讀者群寫作呢？
帕慕克：我知道我的受眾已經不限於國內。可是即便是在剛走上寫作之路的時候，我可能就已經考慮更廣泛的讀者群了。我的父親過去常在背後說他認識的一些土耳其作家「只是寫給土耳其讀者看的」。
對自己的讀者群有所意識是個問題，不管這讀者群是國內還是國際的。這個問題我現在迴避不了了。我最後兩本書在全世界的讀者平均有五十萬，我無法否認他們的存在。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從來不覺得我應該去取悅他們。我也相信，如果我試圖取悅讀者，他們也會感受到。從一開始，我就下了決心，要是我感覺到讀者在期待什麼，那我就一定要繞開。即便句子結構上我都這樣——我給出一些鋪墊，最後卻讓讀者吃驚。或許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喜歡寫長句子。
《巴黎評論》：對於大多數非土耳其讀者來說，你寫作的獨創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土耳其的背景有關。你在土耳其，是如何讓你的作品脫穎而出的？
帕慕克：這裡有哈羅德·布魯姆所說的「影響的焦慮」問題。和所有作家一樣，我年輕的時候有過這種焦慮。三十出頭的時候，我經常在想，我或許受託爾斯泰和托馬斯·曼影響太大了。我希望在我的第一部小說裡，呈現出這種溫和的貴族式文風。可是我最終意識到，我在技巧上平庸了些。但我畢竟是在世界上的這個地方寫作，離歐洲很遙遠——至少當時看來，在這種不同的文化和歷史氛圍裡，吸引不同讀者，我想這個事實本身，就能讓我有獨創性，哪怕這種獨創性是通過一種廉價方式得來的。可是這麼做也不容易，因為這些技巧不大容易翻譯，也不大容易傳播。
獨創的公式很簡單，就是將原本無關的兩件事物擺到一起。如《伊斯坦布林》，這是一篇散文，寫的是這個城市和一些外國作家——福樓拜、奈瓦爾、戈蒂埃對這個城市的看法，其看法又是如何影響土耳其的一個作家群體。將這個再造伊斯坦布林浪漫風情的文章，和自傳結合起來，這是他人沒有做過的。冒點險，你會有新發現的。在《伊斯坦布林》一書上我有這一嘗試，使之具有獨創性，我也不知道這會不會成功。《黑書》也是像這樣將一個懷舊的、普魯斯特式的世界和伊斯蘭的語言、故事、機巧結合起來，然後一起放在伊斯坦布林的背景下，看會有什麼結果。
《巴黎評論》：《伊斯坦布林》一書讓人感覺你像是一名孤獨者。在如今的現代土耳其，你作為一個作家確實是孤獨的。在你的成長過程中和如今的生活裡，你似乎一直游離在自己所處的世界之外。
帕慕克：我成長在一個大家庭，而且我的教育讓我重視社群，可是後來我有了一種脫離社群的衝動。我有自我毀滅的一面，有時候我會大發雷霆，做出些不當的事情，以至於和社群割裂開，無法與其和諧相處。在早年，我就意識到社群會扼殺我的想象力。我需要孤獨的痛苦來激發想象力，此後我才會快樂。作為一個土耳其人，過了一陣子之後，我會需要社群的那種安慰和溫和，而我或許已經破壞了這些。《伊斯坦布林》破壞了我和母親之間的關係——我們現在都不見面了。當然我也很少見到我哥哥。由於我最近的一些評論，我和土耳其大眾的關係也很緊張。
《巴黎評論》：你覺得自己是不是很土耳其化呢？
帕慕克：首先，我生來就是土耳其人，我為此感到高興。在國際上，人們比我自己更認同我的土耳其身份。我是以一個土耳其作家的身份為世人所知的。普魯斯特寫愛的時候，人們認為他寫的是博愛。我寫愛的時候，尤其是一開始，人們總以為我寫的是土耳其式的愛。我的作品開始譯成其他文字的時候，土耳其人為此感到自豪。他們把我當成自己的作家，我對他們來說更是一個土耳其人。等到開始享有國際知名度的時候，你這土耳其屬性也就更被國際上強調了，接著這土耳其屬性就更被土耳其人自己強調，土耳其人等於重新認同你了。你的民族屬性意識就開始被人利用、被人冒犯。現在他們關心的是我在國際上如何代表土耳其，而非我的藝術。這在我的國家引發了越來越多的問題。很多人沒有看過我的書，只是通過大眾媒體看到一些東西，卻在開始擔心我會如何跟外界講述土耳其。文學總是有好有壞，有魔鬼也有天使，大家現在越來越擔心我作品裡的魔鬼了。
（原載《巴黎評論》第一七五期，二〇〇五年秋/冬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