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柏林/譯
奧爾罕·帕慕克一九五二年出生於伊斯坦布林，至今仍在伊斯坦布林生活。在土耳其共和國初期，帕慕克家人從事鐵路建築業致富。帕慕克在伊斯坦布林富家子弟所上的羅伯特學院上學，接受了世俗的西式教育。帕慕克從小喜歡視覺藝術，上大學時報讀建築專業，但不久改變想法，希望從事寫作。如今，他是土耳其讀者最多的一位作家。
帕慕克的處女作為《傑夫代特先生》，出版於一九八二年。其後他又創作了《寂靜的房子》（1983）、《白色城堡》（1985原著出版/1991年英譯本出版）、《黑書》（1990/1994）、《新人生》（1994/1997）。二〇〇三年帕慕克獲得國際impac都柏林文學獎，獲獎作品為《我的名字叫紅》（1998/2001）。這是一部謀殺懸疑小說，故事背景為十六世紀的伊斯坦布林，小說中有多重第一人稱敘述，探索了他後來小說中常見的一些核心主題：在一個橫跨東西方的國度身份的錯綜複雜性、兄弟之爭、雙重性的存在、美和原創的價值、文化影響的焦慮。《雪》（2002/2004）側重宗教和政治極端主義，是他第一部質疑現代土耳其政治極端主義的著作，在土耳其國內頗多爭議，但此書進一步奠定了他的國際地位。帕慕克近著為《伊斯坦布林：一座城市的記憶》（2003/2005），此書記載了作者青少年時期的成長，也追憶了他成長的這個城市。
本訪談是在倫敦與奧爾罕·帕慕克的兩次直接面談，外加通訊聯絡寫成的。我們第一次談話是二〇〇四年四月，帕慕克的《雪》在英國出版之後。為這次訪談我們專門在酒店地下層訂了一間企業會議室，裡面亮著日光燈，空調聲很吵鬧。帕慕克來的時候，身穿黑色燈芯絨夾克、淡藍色襯衫、黑色休閒褲。他看了看，說了聲：「我們死在這裡都不會有人發現。」我們退到酒店大堂一個比較舒適、安靜的角落，聊了三個小時，其間只有喝咖啡吃雞肉三明治的時候有所中斷。
奧爾罕·帕慕克的一頁手稿
二〇〇五年四月，帕慕克因《伊斯坦布林》的出版而重回倫敦。我們又到了同一酒店同一角落，又聊了兩個小時。一開始他似乎很憔悴，這不難理解。兩個月前，他在接受瑞士報紙《每日導報》採訪時說：「土耳其有三萬庫爾德人和上百萬亞美尼亞人被殺害，但是隻有我敢討論。」此言一齣，土耳其民族主義報刊發起了一場針對帕慕克的嚴厲批判。畢竟，土耳其政府堅決否認一九一五年針對在土耳其的亞美尼亞人的種族滅絕屠殺，還立法禁止討論庫爾德人現有的衝突。帕慕克拒絕當眾討論此次爭議的內容，希望爭議就此平息。但是八月份，由於在瑞士媒體上發表的言論，他吃了一場官司。根據《土耳其刑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款的規定，他被指控「公開詆譭」土耳其，如罪名成立，最高刑罰為三年監禁。這場官司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被國際媒體廣泛報道，歐洲議會和國際筆會也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了強烈抗議，但當本期《巴黎評論》十一月付印時，針對帕慕克的指控依舊生效，他須於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出庭受審。
——安赫爾·葛利亞昆塔納，二〇〇五年
《巴黎評論》：你喜歡接受採訪嗎？
奧爾罕·帕慕克：我有時覺得緊張，因為有些問題很無聊，我的回答也同樣會愚蠢，不管是用土耳其文還是英文。我的土耳其語說得很糟，句式很蠢。在土耳其，批評我訪談的人多過批評我作品的人。土耳其的那些政論家和專欄作家反正也不看小說。
《巴黎評論》：你的著作在歐美反響不錯，在土耳其評論界遭遇如何？
帕慕克：好日子已經過去了。我剛出頭的那些年，老一輩作家正退出視線，我是新人，所以頗受歡迎。
《巴黎評論》：說起上一代作家的時候，你想到的是哪些人呢？
帕慕克：那些肩負社會責任感的人，那些認為文學擔負著道德和政治責任的作者。他們是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不玩實驗。和大部分窮國作家一樣，他們的才智浪費在為國家服務上了。我不希望和他們一樣，因為在我年輕的時候，就喜歡福克納、弗吉尼亞·伍爾夫、普魯斯特。我從不想走斯坦貝克和高爾基這種現實主義的路子。六七十年代的寫作過時了，我則是初出茅廬，作為新一代作家很受歡迎。
九十年代中期後，我的書的銷量在土耳其已經超出了任何人的夢想。此後，我和土耳其媒體和知識分子的蜜月期就結束了。從此之後，評論界主要關注的是話題和銷量，而不是我這些書的內容。很不幸，現在我因一些政治言論而臭名在外，這些言論本來都是在國外的訪談，但是被土耳其民族主義記者刻意扭曲，誇大了我的極端性和我在政治上的愚蠢。
《巴黎評論》：所以說你的受歡迎惹動了一些人的敵意？
帕慕克：我個人堅決認為這是對我銷量和政治評論的一種報復。不過這話我不想多說，因為聽起來像是在自衛。或許我對全域性有所誤解。
《巴黎評論》：你在什麼地方寫作？
帕慕克：我一直認為睡覺以及和家人在一起的空間，得和寫作的地方分開。家庭的瑣事和細節有時候會傷害想象力，會幹掉我骨子裡壞的一面。家庭瑣事和日常生活，會讓人對其他世界的嚮往（這正是想象力所繫）漸漸消逝。因此多年來，我一直都在家之外另置一間辦公室用來寫作。
不過有一回，我在美國度過半個學期，那時候我的前妻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我們住在一個給已婚學生住的公寓，我的空間沒有了，睡覺、寫作都在這一個地方。家庭生活的提示到處都是。我很苦惱。每天早晨，我都跟妻子告別，彷彿去上班一樣，離開家門，走上幾個街區，然後再回來，就彷彿到辦公室上班一樣。
十年前，我在博斯普魯斯找到了一處公寓，這裡可俯瞰老城區。這裡的風景在伊斯坦布林或許是首屈一指的。從我住的地方去這裡步行需要二十分鐘。我在這裡堆滿了書，我的書桌就對著這片風景。我平均每天在那裡待上十個小時。
《巴黎評論》：一天十小時？
帕慕克：是的，我很勤奮。我喜歡這樣。人們說我心太野，或許沒錯。但是我喜歡我做的事情。我喜歡坐在桌子前，就如同孩子在玩玩具一樣。我是在做事，可這也是玩，也是在遊戲。
《巴黎評論》：《雪》中與你同名的奧爾罕形容自己是個每天在同一時間坐下來辦事的小職員，你是不是一樣也帶著嚴格的紀律從事寫作呢？
帕慕克：我強調小說家、小職員的特性。他們與詩人不一樣，土耳其詩人地位高，做詩人很流行，也受人尊重。奧斯曼時代大多數蘇丹和政治家是詩人，但這和我們今日理解的詩人不同。數百年來，寫詩是成為知識分子的一種方式。這些人大都將自己的詩稿整理成集，這種詩集叫「集子」。事實上，奧斯曼時代的宮廷詩歌又稱集子詩。奧斯曼帝國的政客有一半都有自己的集子。這種寫作要遵循各種傳統和儀式，這是一種很複雜很有學問的寫作方式。很傳統，也很有重複性。西方觀念進入土耳其後，人們心目中的詩人是那種對真理有著火熱追求的人，這是一個浪漫而又現代的理念，和土耳其原來的傳統合流了，更是給詩人的聲望錦上添花。而小說家則是借耐力來打拼，基本上是靠著耐心，慢慢地，像螞蟻一般地前行。小說家令人印象深刻，憑的不是那種瘋魔而浪漫的眼光，而是他的耐心。
《巴黎評論》：你寫過詩？
帕慕克：經常有人這麼問。我十八歲時，在土耳其發表過一些詩歌，但後來我放棄了。我的解釋是，我認識到，詩人是神的代言人，對詩歌得有一種如同被附體的感覺。我試著寫過詩，但過了一段時間，我意識到神沒有在跟我說話。我為此感到難過，我也試圖想象，如果神通過我說話，會讓我說什麼。我開始寫，寫得很較真、很慢，我想把這個問題弄清楚。這就是散文式寫作、小說寫作。因此，我就像一個職員。別的作家或許會覺得這麼說有點侮辱性。但我能接受，我就像一名職員一樣工作。
《巴黎評論》：可不可以這麼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散文體寫起來會越來越順手？
帕慕克：可惜不是。有時我覺得我筆下的人物應該進入一個房間了，可是我還是不知道如何讓他進入。我可能更自信了一些，可是這也未必是好事，因為這樣你就不去實驗了，而是想到什麼寫什麼。過去三十年來我一直在寫小說，所以我想也應該有了些長進。可是有時候，還會意外遇到思維的死衚衕。人物進入不了房間，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還是這樣！都三十年了！
對於我這種思維方式來說，將書分章節很關鍵。小說創作中，如果我提前知道情節——大部分時候我知道，我會將其分章節，然後再想出細節來。我不一定會從第一章開始動筆，然後按部就班一章一章寫下去。如果在哪裡受阻寫不下去了，（這對我來說也不是多嚴重的事），我就隨興之所至換個地方接著往下寫。有時候我從第一章寫到第五章，如果我寫得不開心了，我就跳到第十五章接著寫。
《巴黎評論》：你是不是每次都提前把整本書給籌劃好？
帕慕克：全都籌劃好。例如，《我的名字叫紅》，裡面有很多人物，每個人物我都分配好章節。寫的時候，有時候會想繼續「做」其中的人物之一。所以等我寫完了謝庫瑞，或許是第七章，我會跳到第十一章，因為第十一章寫的還是她。我喜歡扮演謝庫瑞。從一個人物跳到另外一個人物，或許會讓人鬱悶。
但是最後的一章我總是最後寫。這是肯定的。我想逗自己一把，問自己結尾該是什麼樣子。結尾我只能來一次。快到結尾，停筆之前，我會回去修改前面的章節。
《巴黎評論》：你寫的時候，有沒有個讀者為你看？
帕慕克：我的作品，總是讀給與我生活相交的人聽，如果那人說，再給我看一點，把你今天寫的給我看看，那我會很感謝。這是必要的壓力，同時也像是父母在拍你的後背，說，幹得不錯。偶爾，對方會說，這個對不起，不敢苟同。這也好。我喜歡這套路。
我總是想起我的榜樣之一——托馬斯·曼。他有時候會讓全家人聚到一起——他的六個孩子和妻子，他會給聚在一起的一家人念他的作品。我喜歡這樣，老爸給你們講故事這種。
《巴黎評論》：你年輕的時候想做畫家，那你是什麼時候想到棄畫從文的？
帕慕克：是二十二歲的時候。自從七歲那年我就想成為一名畫家，我的家人也都接受了這一點，他們都認為我將成為一位著名畫家。但後來我腦海裡起了變化，就彷彿一顆螺絲鬆了一般。我停住不畫了，且馬上開始寫小說。
《巴黎評論》：螺絲鬆了？
帕慕克：我不能說我是出於什麼原因這樣做的。我最近出版了一本書，叫《伊斯坦布林》。它一半是我到那個時刻為止的一個自傳；另一半是關於伊斯坦布林的文章，更確切地說，是通過一個孩子的視角看伊斯坦布林，結合了一些關於伊斯坦布林的影像、景觀、風格的思考，和孩子眼中的這個城市，以及這個孩子的傳記。在書的最後一句，我說：「我不想成為藝術家，我要當作家。」這裡我也沒有做什麼解釋。不過，把整本書看完，或許可以得到一些解答。
《巴黎評論》：你的家人對這一決定是否感到高興？
帕慕克：母親挺不高興的。我父親更能理解一些，因為他年輕的時候，曾想當詩人，將瓦萊裡的作品翻譯成土耳其語。但他所屬的上流社會嘲笑他，於是他放棄了。
《巴黎評論》：你家人把你當畫家而不是小說家看？
帕慕克：是的，因為他們認為我不會專職當畫家。我們家的傳統是做土木工程。我祖父是位土木工程師，通過修鐵路賺了不少錢。我叔叔和父親把錢都花掉了，但他們都上了同一所工程學院——伊斯坦布林技術大學。家人也指望我去那裡，好吧，那我去那裡吧。因為我是家人心目中的藝術家，大家覺得我應該順理成章當建築師。這似乎是一個人人滿意的解決方案。於是我上了這所大學，但在學校學建築期間，我突然放棄繪畫，從事寫作了。
《巴黎評論》：放棄繪畫的時候，你是不是已經在醞釀第一部小說了呢？
帕慕克：我記得我還不知道要寫什麼，但我就想成為一名小說家。事實上，我開始寫作時，開頭兩三次很不成功。我還有這些筆記本，可是過了大約六個月後，我開始寫一部大部頭，後來以《傑夫代特先生》的名字出版。
《巴黎評論》：此書還沒有翻譯成英文。
帕慕克：它實際上是一個家世傳奇小說，就如同《福賽特世家》或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寫完不久，我就開始後悔寫了部這麼過時、這麼十九世紀的小說。之所以後悔，是因為到了二十五六歲的時候，我就認準了要做一個現代作家。小說最終出版的時候，我三十歲了，寫作手法也開始有更多的實驗色彩。
《巴黎評論》：當你說你想成為更現代、更有實驗色彩的作家時，在你心中是否有一個榜樣？
帕慕克：當時，我心目中最偉大的作家不是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司湯達或托馬斯·曼，我心目中的英雄是弗吉尼亞·伍爾夫和福克納。現在我想把普魯斯特和納博科夫加入這一名單。
《巴黎評論》：《新生活》的開場白是「有一天，我讀了一本書，從此我的生活完全改變」，什麼書對你有這樣的效果？
帕慕克：我二十一二歲的時候，《喧譁與騷動》對我很重要。我買了企鵝出版社出的版本。文字很難理解，況且我的英文不好。但是此書有個土耳其譯本很好，所以我把土耳其版和英文版一起放在桌子上，用一種語言讀半段，然後換另外一種語言。這本書對我影響很大。讀罷此書的一個殘留效果，是它幫我發展出了敘述的聲音。不久，我就用單數第一人稱來寫作了。大部分時候，我用第一人稱扮演他人的寫作要勝過我用第三人稱的寫作。
《巴黎評論》：你說是經過了多年，第一部小說才出版？
帕慕克：在我二十多歲時候，我在文學界一個人都不認識。我沒有加入伊斯坦布林任何文學團體。我出版作品的唯一機會，是參加土耳其未出版書稿的文學競賽活動。我參加了，且獲了獎，獎品是讓一家優秀出版社出版我的作品。那時候，土耳其經濟不景氣。他們說，是的，我們會籤合同的，可是小說的出版拖了好久。
《巴黎評論》：你的第二部小說的出版是不是順利些？
帕慕克：第二本是政治作品。但不是宣傳。我在等著第一部出版的時候，就在動筆寫這一本了。這書我花了差不多兩年半時間。突然一個晚上，土耳其發生軍事政變了。那是一九八〇年。次日，原本要出版我第一本書《傑夫代特先生》的出版商說不出了，儘管我們已經簽過合同。那時候我意識到，即使我第二部書當時寫完了，五六年內也無法出版，軍方是不會允許它出版的。所以，我的想法可歸納如下：我二十二歲時就說自己要寫小說，寫了七年，希望能在土耳其出版點什麼作品……結果一無所獲。現在我快三十了，也沒有可能再發生什麼了，手頭還有那部沒寫完的二百五十頁政治小說放在抽屜裡。
軍事政變之後，我不想消沉下去，便開始寫第三部書，就是你提到的《寂靜的房子》。那是一九八二年我第一本書出版的時候我在寫的書。《傑夫代特先生》的反饋很好，這意味著我可以將我當時在寫的書出版，因此，我的第三本書成了我第二部出版作品。
《巴黎評論》：在軍事政權統治下，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你的作品出版不了？
帕慕克：小說中的人物是上層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的父母親常去避暑勝地，他們擁有很大很寬敞很豪華的住宅；他們也為自己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沾沾自喜。但他們打鬥、內訌，還陰謀炸死總理。
《巴黎評論》：養尊處優的革命小圈子？
帕慕克：上流社會的年輕人，還帶著富人的習慣，故作極端狀。不過我不想做什麼道德評判。我只不過是要將自己的青春浪漫化而已。向總理投擲炸彈這個想法，就足以讓此書被禁。
所以我並沒有完成此書。寫書的時候，人自己也會改變，總不能扮演同樣的角色。你不能像以前一樣繼續。每個作者寫的每一本書，都代表著他自己發展的某個階段。一個人的小說，可以看做他精神發展史上的一塊里程碑，過了就回不去了。一旦小說的彈性終結了，你也就無法再動它了。
《巴黎評論》：你在嘗試各種思想觀念的時候，如何在小說的形式上下功夫呢？是從一個意象，還是從第一句話開始的？
帕慕克：沒有固定的公式。但是我儘量不去同時寫兩部小說。我想全部重來。因此，很多讀者告訴我說，我特別喜歡你這部小說，真可惜，你沒沿這個路子接著寫；還有人說，以前我看你的小說都不喜歡，直到你寫出某某小說為止。很多人是這麼議論《黑書》的。事實上，我很討厭聽人這麼說。在形式上、風格上、語言上、情緒上、形象上開展不同試驗，用不同思維對待不同的書，這樣才好玩，才有挑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