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評論》：但為什麼一個小說家會在他的小說中，想要剝奪自己公然地、獨斷地表達哲學觀的權利？
昆德拉：因為他沒有！人們經常討論契訶夫的哲學，或卡夫卡的，或穆齊爾的，但只是為了在他們的寫作中找到一條連貫的哲學！他們在筆記中表達自己的看法，這些看法發展成智力練習，玩似是而非，或即興創作，並非一種哲學的斷言。寫小說的哲學家，不過是用小說的形式來闡明自己觀點的偽小說家。伏爾泰和加繆都未曾認識「小說本身能認識到的」。我只知道一個例外：狄德羅的《宿命論者雅克》。這是怎樣的一個奇蹟！越過小說的邊界線，嚴肅的哲學家變成了一個戲謔的思想家。小說中沒一句嚴肅的話——從頭到腳都很戲謔。這就是為什麼這本書在法國評價過低，到了駭人的地步。事實上，法國失去並拒絕重新找回的一切，《宿命論者雅克》裡都包括了。在法國，更注重思想而不是作品。《宿命論者雅克》無法轉換為思想的語言，因此無法被思想的發源地理解。
《巴黎評論》：在《玩笑》中，是雅羅斯拉夫發展了一種音樂原理，他思考的假定特徵因此很明顯。但《笑忘錄》中的音樂思考是作者的，是你的。那麼我該認為它們是假定的還是肯定的？
昆德拉：這都由語調而定。從最早的文字開始，我就打算給這些思考一種戲謔的、諷刺的、挑釁的、實驗的或懷疑的語調。《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整個第六部分（《偉大的進軍》）是一篇關於媚俗的散文，論述一個主要的論題：媚俗就是對屎的絕對否定。對媚俗的此種思考對我來說至關重要。它建立在許多思考、實踐、研究，甚至激情的基礎上。但語調從不嚴肅；它是挑釁的。這篇散文在小說之外是不可想象的，它是一種純小說的思考。
《巴黎評論》：你小說的復調同樣包含了另一種元素，即夢的敘述。它佔了《生活在別處》的整個第二部分，它是《笑忘錄》第六部分的基礎，又通過特瑞莎的夢貫穿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昆德拉：這些章節也是最容易被誤解的，因為人們試圖從中找到一些象徵的資訊。特瑞莎的夢沒什麼可破譯的。它們是關於死亡的詩。它們的意義在於它們的美，這美讓特瑞莎著迷。順便說說，你是否意識到人們不知如何去讀卡夫卡，只不過是因為他們不想破譯他？他們不讓自己著迷於卡夫卡無與倫比的想象，反而尋找著寓言，得出的結論除了陳詞濫調什麼也沒有：生活是荒誕的（或它不是荒誕的），上帝是不可觸的（或可觸的），等等。對於藝術，尤其是現代藝術，你什麼也理解不了，如果不能懂得想象本身就有價值。諾瓦利斯在他讚賞夢時就知道這一點。「夢讓我們遠離生活的無味」，他說，「用它們遊戲的欣喜，將我們從嚴肅中解脫。」他第一個認識到，夢以及夢一般的想象在小說中能扮演的角色。他計劃將他《海因裡希·馮·奧夫特丁根》的第二卷寫成這樣的敘述：夢和現實如此纏結，不再好區分。不幸的是，第二卷留下的只有註釋，諾瓦利斯在其中描寫了他的美學意圖。一百年後，他的抱負被卡夫卡實現。卡夫卡的小說是一種夢和現實的融合；即，它們既不是夢也不是現實。最重要的是，卡夫卡引起了一場美學的變革。一種美學的奇觀。當然，沒人能重複他做過的事。但我和他、和諾瓦利斯，分享將夢、將夢的想象帶進小說的這種渴望。我這麼做的方法是復調的對峙，而不是通過一種將夢和現實的融合。夢的敘述是旋律配合的基礎之一。
《巴黎評論》：《笑忘錄》的最後一章並沒有復調，可它有可能是書裡最有趣的一部分。它由十四節組成，重述了一個男人——揚，生命中的情色時刻。
昆德拉：另一個音樂術語：這種敘述是一種「主題的變奏」。主題是邊界，事物越界便失去本身的意義。我們的生活在最接近那邊界的地方展開，我們隨時都冒著穿越它的危險。十四節是同一種境遇——在有意與無意邊界之上的情色——的十四種變化。
《巴黎評論》：你曾將《笑忘錄》描述為一部「變奏曲式小說」，但它還是一部小說嗎？
昆德拉：沒有情節的統一，這就是為什麼它看上去不像一部小說的原因。人們無法想象一部小說沒有那種統一。就連「新小說」的實驗也是建立在情節（或非情節）的統一上。斯特恩和狄德羅樂於將統一變得極其脆弱。雅克和他主人的旅程在《宿命論者雅克》中佔較少的篇幅；它不過是一個喜劇的託詞，中間可以融入趣聞、故事、思考。儘管如此，要讓小說有小說的感覺，這一託詞、這一「框架」是必需的。《笑忘錄》中不再有任何這樣的託詞，是主題的統一和它們的變化給整體以連貫性。它是一部小說嗎？是的。一部小說是通過虛構的角色，對存在進行的一種思考。形式是無限的自由。縱觀小說的整個歷史，它從不知如何利用自己無盡的可能；它已錯失良機。
《巴黎評論》：但除了《笑忘錄》，你的小說同樣建立在情節的統一上，儘管《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確是更鬆散的一類。
昆德拉：是的，但別的更重要的統一方式完整了它們：相同形而上問題的統一、相同中心思想的統一，還有變化（比如，《告別圓舞曲》中父權的中心思想）的統一。但我尤其要強調，小說首先是建立在許多基本詞語之上的，就像荀白克的十二音列。在《笑忘錄》中，詞列如下：遺忘、笑聲、天使、「力脫思特」、邊界。在小說的推進過程中，這五個關鍵詞被分析、研究、定義、再定義，因而轉變為存在的類別。小說建立在這幾種類別之上，如同一座房子建立在它的橫樑之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橫樑是：重、輕、靈、肉、偉大的進軍、狗屎、媚俗、熱情、眩暈、力量和軟弱。因為它們明確的特徵，這些詞不能被同義詞取代。這總是得一遍又一遍地解釋給譯者聽，他們——出於對「優美文體」的考慮——企圖避免重複。
《巴黎評論》：關於結構上的明晰，所有你的小說，除了一部之外，都分為七章，這給我很深的印象。
昆德拉：當我完成我的第一部小說《玩笑》時，它有七個章節，這沒什麼好驚訝的。接著我寫了《生活在別處》。小說就快要完成時有六章，我覺得不滿足，突然有了一個想法，要將一個發生在男主人公死後三年的故事包括進來——也就是說，在小說的時間框架之外。現在這是小說七章中的第六章，叫《中年男人》。小說的結構一下子變得完美了。後來，我意識到這第六章，奇怪地與《玩笑》的第六章（《科斯特卡》）相似。《科》也引入了一位局外的角色，開啟了小說院牆上的一扇密窗。《好笑的愛》開始是十篇短篇小說，放在一起成了最後的版本，我刪了其中的三篇。這本集子變得非常連貫，預示了《笑忘錄》的寫作。有一個角色，哈威爾大夫，將第四和第六個故事連在一起。在《笑忘錄》中，第四和第六章同樣因為一個人物相連：塔米娜。當我寫《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時，我決定打破數字七的咒語。我決心用一個六章的輪廓已有一段日子，可第一章總讓我覺得不成形，最後，我發現它實際是由兩部分組成的。像連體的雙胞胎一樣，它們需要通過精確的手術與彼此分開。我說這些的唯一原因是要表明自己並沒有沉迷於某些和神奇數字有關的迷信矯飾，也沒有做一種理性的計算。而是，被一種深沉的、潛意識的、難以理解的需要，一種我逃脫不了的形式上的典型，驅使著。我所有小說都是基於數字七結構的變種。
《巴黎評論》：你想將最異類的元素綜合成一個統一的整體，使用七個整齊分割的章節，當然與此目標有關。你小說的每一部分總是自成一體，並由於各自的特殊形式，一個與另一個截然不同。但如果小說被分為有限的章數，為什麼這些章還要被分為有限的節？
昆德拉：這些節本身必須創造一個自己的小世界；它們必須相對地獨立。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糾纏著我的出版商，要確保那些數字清晰可見，節與節之間分得清楚的原因。節就像樂譜的拍子！有些章拍子（節）長，其他的短，也有些長度不規則。每一章都有一個音樂速度的指示：中速、急板、行板，如此等等。《生活在別處》的第六章是行板：以一種平靜的、憂鬱的方式，說一箇中年男人邂逅一個剛從監獄裡釋放的年輕女子。最後一章是極速：由很短的節組成，從將死的傑羅米爾跳到蘭波、萊蒙托夫和普希金。我一開始以一種音樂的方式思考《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我知道最後一章必須是極弱的、徐緩的：它著力於一個相對短的、平凡的時間段，在一個單一的地點，語調是平靜的。我也知道這一部分必須有一個極快的前言，正是《偉大的進軍》那一章。
《巴黎評論》：數字七的規則有一個例外，《告別圓舞曲》只有五章。
昆德拉：《告別圓舞曲》建立在另一種典型形式上：它是完全的同類，處理一個主題，以一種速度敘述；它非常地戲劇化、格式化，從鬧劇中得到它的形式。在《好笑的愛》中，叫做《座談會》的那個故事也以完全一樣的方式構成——一部五幕的鬧劇。
《巴黎評論》：你說的鬧劇是什麼意思？
昆德拉：我指強調情節，強調它所有意外而不可信的巧合。沒有什麼比小說中的情節和它鬧劇式的誇張更可疑、可笑、老套、陳腐而無味。自福樓拜以來，小說家試圖去掉情節的巧設。結果小說變得比最呆板的生活還要呆板。但還有一種方式去避開猜忌，避開不可再用的情節，就是，將它從對可能性的要求中解放出來。你講一個不太可能的故事，一個自願選擇變得不太可能的故事！那正是卡夫卡如何構想出《美國》的方式。第一章中卡爾通過一系列最不可能的巧合遇見他叔叔，卡夫卡用一種對情節的戲仿——通過鬧劇的大門，進入了他最初的「超現實」世界，進入他最初的「夢與現實的融合」。
《巴黎評論》：但為什麼你在完全不為了娛樂的情況下，為小說選擇了鬧劇的形式？
昆德拉：但它是一種娛樂！我不理解法國人對娛樂的輕蔑，為什麼他們對「消遣」這個詞感到如此羞愧。有趣比無聊冒的風險少。它們要冒陷入媚俗的危險，那些對事物甜美的、謊話連篇的裝飾，浸泡著玫瑰色的光暈，就連如此現代主義的作品，如艾呂雅的詩，或埃託雷·斯科拉最近的電影《舞會》（它的副標題可以是「法國媚俗的歷史」）也如此。是的，媚俗，而非娛樂，是真正美學的災難！偉大的歐洲小說從娛樂起家，每一個真正的小說家都懷念它。事實上，那些了不起的娛樂的主題，都非常嚴肅——想想塞萬提斯！在《告別圓舞曲》中，這個問題是，人類值得在這個地球上生存嗎？不應該有個人「幫助地球逃脫人類的魔爪」嗎？我這輩子的渴望是統一問題的極端嚴肅與形式的極端輕薄。這不是一個純粹藝術上的渴望。一種輕浮的形式和一種嚴肅的主題，兩者的結合立刻使我們的戲劇——那些發生在我們床笫間，也發生在歷史偉大舞臺之上的，和它們可怕的無意義露出真相。我們經歷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巴黎評論》：因此你也可以用你最近一部小說的名字命名《告別圓舞曲》？
昆德拉：每一部我的小說都可以叫做《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或《玩笑》或《好笑的愛》；名字是可以互換的，它們反映了困擾我、界定我，同時也限制我的一小部分主題。在這些主題之外，我沒什麼可說，也沒什麼可寫的。
《巴黎評論》：你的小說中有兩種寫作的典型：第一，復調，將異類元素統一進建築於數字七的結構中；第二，鬧劇，同類的、戲劇的，避開不可能性。在這兩種典型之外，還會有另一個昆德拉嗎？
昆德拉：我總是夢想某些美好的意外的不忠，但我還未能從自己重婚的狀態中逃脫。
（原載《巴黎評論》第九十二期，一九八四年夏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