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子/譯
本次採訪，是在一九八三年秋天，在巴黎和米蘭·昆德拉幾次偶遇的一個產物。我們在他靠近蒙帕那斯區的頂樓公寓裡見面，在一間昆德拉當做辦公室的小屋子裡工作。屋裡書架上滿是哲學和音樂學的書，有一臺老式打字機和一張桌子，看上去更像一間學生宿舍，而不是一位世界知名作家的書房。其中一面牆上，兩幅照片肩並肩掛著：一張是他父親，一位鋼琴家；另一張是萊奧什·亞納切克，他非常喜愛的捷克作曲家。
我們用法語進行了幾次自由而漫長的討論；沒有用錄音機，而是用了一臺打字機、剪刀，還有膠水。漸漸地，在被丟棄的廢紙中，在幾次修改後，這個文本浮出水面。
昆德拉的最新小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一齣版即暢銷，本次採訪就發生在這之後不久。突然而至的名氣讓他很不自在；昆德拉一定同意馬爾科姆·勞瑞的說法，「成功就像一場可怕的災難，比一個人家裡失火還要糟。名譽燒燬了家的靈魂。」一次，當我問及媒體對他小說的某些評價時，他答道：「我只在乎自己的看法！」
大多數評論者研究作家，傾向於研究其個性、政見及私人生活，而不是作家的作品。昆德拉不希望談自己，似乎是對這一趨勢的本能反應。「對必須談論自己感到厭煩，使小說天才有別於詩歌天才。」昆德拉對《新觀察家》雜誌如是說。
米蘭·昆德拉一部未出版作品的一頁手稿
因此，拒絕談論自己，是將文學的作品與形式放在注意力正中心，聚焦小說本身的一種方式。這次關於創作藝術的討論，正是為此目的。
——克里斯蒂安·薩蒙，一九八三年
《巴黎評論》：你曾說在現代文學中，你感覺和維也納作家羅伯特·穆齊爾與赫爾曼·布洛赫，比和其他任何作家都更接近。布洛赫認為——和你一樣，心理小說的時代已走到盡頭。相反，他信奉他稱之為「博學小說」的東西。
米蘭·昆德拉：穆齊爾和布洛赫給小說安上了極大的使命感，他們視之為最高的理性綜合，是人類可以對世界整體表示懷疑的最後一塊寶地。他們深信小說具有巨大的綜合力量，它可以將詩歌、幻想、哲學、警句和散文糅合成一體。在信中，布洛赫對這一議題做出了某些深遠的觀察。不過在我看來，布洛赫由於錯誤地選擇了「博學小說」這個術語，因而模糊了自己的意圖。事實上，布洛赫的同胞，阿德爾伯特·斯蒂夫特，一位奧地利散文大家，他於一八五七年出版的《小陽春》是一本真正意義上的博學小說。小說很有名：尼采認為它是德國文學作品中最偉大的四部之一。今天，它難以被理解，因為充滿了地質學、生物學、動物學、手工業、繪畫藝術，以及建築學的資料；但這龐大的、令人振奮的百科全書，實際卻漏掉了人類及人類自己的處境。恰恰因為是博學的，《小陽春》完全缺乏讓小說變得特殊的東西。布洛赫不是這樣。相反！他力求發現「小說自己能夠發現的」。布洛赫喜歡稱之為「小說學問」的具體物件是存在。在我看來，「博學」這個詞必須被精確地界定為「使知識的每一種手段和每一種形式匯聚到一起，為了解釋存在」。是的，我確實對這樣的方式有一種親近感。
《巴黎評論》：你在《新觀察家》雜誌發表的一篇長文讓法國人再次發現了布洛赫。你高度稱讚他，可你同時也是批判的。在文章結尾，你寫道：「所有偉大的作品（正因為它們是偉大的）都部分地不完整。」
昆德拉：布洛赫對我們是一個啟發，不僅因為他已實現的，還因為所有那些他打算實現卻無法達到的。正是他作品的不完整能幫助我們明白對新藝術形式的需求，包括：第一，徹底地去除非本質（為了捕捉到現代世界的複雜性而不用喪失結構上的清晰）；第二，「小說的旋律配合」（為了將哲學、敘事、理想譜進同一支曲）；第三，尤其小說體的隨筆（換言之，保留假想、戲謔或反諷，而不是傳達絕對真實的資訊）。
《巴黎評論》：這三點似乎充斥了你的整個藝術規劃。
昆德拉：要將小說變為一個存在的博學觀照，必須掌握省略的技巧，不然就掉進了深不見底的陷阱。穆齊爾的《沒有個性的人》是我最愛的兩三本書之一。但別指望我會喜歡它巨大的未完成的部分！想象一座城堡大到一眼看不完整。想象一支絃樂四重奏長達九個小時。有一個人類學上的極限，比如記憶的極限——人的均衡——不該被攻破。當你完成了閱讀，應仍能記得開頭。如果不，小說便失去了它的形，它「結構上的清晰」變得含糊。
《巴黎評論》：《笑忘錄》由七個部分組成。如果你處理它們時用的不是一種這麼省略的方式，你可能會寫七部不同的、完整的小說。
昆德拉：可如果寫了七部獨立的小說，我會失去最重要的東西：我將無法在一本單獨的書裡，捕捉到現代世界人類存在的複雜性。省略的藝術絕對必不可少。它要求一個人總是直奔主題。在這一點上，我總想起一位我自童年起就極其熱愛的捷克作曲家萊奧什·亞納切克。他是現代音樂最傑出的大師之一，他決定將音樂剝得只剩下本質，這是革命性的。當然，每一部音樂作品牽涉到大量的技巧：主題的展露，它們的發展、變化、復調效果（通常很機械），填入配器，過渡，等等。今天一個人可以用電腦作曲，電腦總存在於作曲家的腦中——如果有必要，他們能夠在沒有一個原始創意的情況下寫出一部奏鳴曲，只要把作曲的規則在電腦程式上擴充套件。亞納切克的目的是摧毀這臺電腦！野蠻的並列，而不是過渡；重複，而不是變化——並且總是直奔主題：只有那些有重要話可說的音符，才有存在的權利。小說幾乎也一樣，它也受到了拖累，來自「技巧」，來自為作者完成作品的規矩：介紹一個角色，描述一場環境，將行動帶入其歷史背景之中，將角色的一生用無用的片段填滿。每換一次景要求一次新的展露、描述、解釋。我的目的和亞納切克一樣：摒棄機械的小說技巧，摒棄冗長誇張的小說文字。
《巴黎評論》：你提到的第二種藝術形式是「小說的旋律配合」。
昆德拉：認為小說是一種知識大綜合的想法，幾乎自動產生了「復調」這一難題。這個難題仍要解決。比如布洛赫《夢遊者》的第三部分，它由五個混雜的要素組成：第一，建立在三位主角基礎上的「小說的」敘述——帕斯拿、艾什、於哥諾；第二，漢娜·溫德林軼事；第三，軍醫院生活的真實描述；第四，一個救世軍女孩的敘述（部分用韻文寫成）；第五，一篇有關價值觀墮落的哲學散文（用科學語言寫成）。每一部分都優美。儘管事實上，它們都在不間斷的交替中（換言之，用一種復調的方式）處理同時性，但五種要素依然是分離的——也就是說，它們並不構成一種真正的復調。
《巴黎評論》：你把復調這樣一個隱喻用到文學上，是否事實上向小說提出了它無法完成的要求呢？
昆德拉：小說能夠以兩種方式吸收外界要素。堂吉訶德在他旅行的過程中，遇到不同的人向他敘述他們自己的故事。這樣，獨立的故事，插入整體之中，與小說框架融為一體。這種寫作在十七、十八世紀小說中常能找到。可布洛赫，沒有把漢娜·溫德林的故事放入艾什和於哥諾的主線故事中，而是讓它們同時地展開。薩特（在《延緩》中），以及他之前的多斯·帕索斯，也用了這種同時的技巧。不過，他們的目的是將不同的小說故事融合，換句話說，是同類而非像布洛赫那樣的異類要素。此外，他們對這種技巧的使用，給我的印象是太機械且缺乏詩意。我想不到有比「復調」或「旋律配合」更好的術語，能來描述這種形式的寫作，而且，音樂上的類比是有用的。比如，《夢遊者》第三部分首先讓我感到麻煩的是，五個要素並不均等。而所有聲部均等在音樂的旋律配合上是基本的程式規則，是必要條件。在布洛赫的作品中，第一要素（艾什和於哥諾的小說敘述）比其他要素佔了更多的實際空間，更重要的是，它與小說的前兩部分相關聯，享有一定的特權，因此承擔了統一小說的任務。所以它吸引了更多注意，將其他要素變為純粹的裝飾。第二個讓我感到麻煩的是，儘管一首巴赫的賦格一個聲部也不能少，漢娜·溫德林的故事或有關價值觀墮落的散文，卻完全能作為傑出的獨立作品。單獨地看，它們不會喪失一點兒意義或品質。
在我看來，小說旋律配合的基要條件是：第一，不同要素的平等；第二，整體的不可分割。記得完成《笑忘錄》第三章《天使們》的那一天，我極為自豪。我肯定自己找到了一種整合敘事的新方式。文本由下列要素組成：第一，兩個女學生的一段趣事及她們的昇華；第二，一段自傳體敘述；第三，對一本女性主義書籍的批評文章；第四，一則有關天使和魔鬼的寓言；第五，一段關於保羅·艾呂雅飛過布拉格的夢的敘述。這些要素中沒有一個脫離了其他依然可以存在，每一個都解釋說明了其他，就好像它們都在探索同一個主題，問同一個問題：「天使是什麼？」
第六章，同樣叫《天使們》，有：第一，有關塔米娜死亡的夢的敘述；第二，有關我父親過世的自傳體敘述；第三，音樂學上的思考；第四，有關在布拉格廣泛流行的健忘症的思考；我父親與塔米娜被孩子們拷問之間的聯絡是什麼？借用洛特雷阿蒙著名的意象，它是「一架縫紉機和一把雨傘」在同一主題的解剖臺上「偶然相遇」。小說的復調更多的是詩意，而不是技巧。我在文學中找不到其他的例子有如此復調的詩意，但我對阿侖·雷乃最新的電影感到很驚訝，他對旋律配合藝術的運用令人驚歎。
《巴黎評論》：旋律配合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沒有這麼明顯。
昆德拉：那是我的目標。那兒，我想要夢、敘述和思考以一條看不見、完全自然的水流匯聚成河。但小說復調的特點在第六部分很明顯：斯大林兒子的故事、神學的思考、亞洲的一起政治事件、弗蘭茲在曼谷的死、托馬斯在波西米亞的葬禮，都通過同一個永恆的問題聯絡起來——「媚俗是什麼？」這個復調的段落是支撐整個小說結構的支柱，是解開小說結構之秘密的關鍵。
《巴黎評論》：通過召喚「一篇尤其小說體的散文」，對《夢遊者》中出現的有關價值觀墮落的散文，你表達了幾種保留態度。
昆德拉：那是一篇非常漂亮的散文！
《巴黎評論》：你對它成為小說一部分的這種方式有過懷疑。布洛赫沒放棄他任何的科學語言，他以一種直白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而不是藏在他的某個角色之後——像曼或穆齊爾會做的那樣。那不正是布洛赫真正的貢獻、他的新挑戰嗎？
昆德拉：確實如此，他對自己的膽識很瞭解。但也有一個風險：他的散文會被看成、被理解成小說意識形態的關鍵，理解成它的「真理」，那會將小說的剩餘部分變成一種思想的純粹說明。那麼小說的平衡被打亂；散文的真理變得過於沉重，小說微妙的結構便有被摧毀的危險。一部沒有意圖要論述一種哲學論題的小說（布洛赫憎恨那一類的小說！）可能最後會被以同樣的方式解讀。一個人如何將一篇散文併入小說裡？有一條基本原則在心很重要：思考一旦囊括進小說的身體，本質就會起變化。小說之外，一個人便置身於一個振振有詞的王國：每個人的哲學家、政治家、看門人，都確信自己的言論。可小說，是一塊地盤，在這兒，沒有人下斷言；它是娛樂和假想的國度。小說中的思考是假定的，這由它的本質所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