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評論》：你經常使用孤獨的權力這個主題。
加西亞·馬爾克斯：你越是擁有權力，你就越是難以知道誰在對你撒謊而誰沒有撒謊。當你到達絕對的權力，你和現實就沒有了聯絡，而這是孤獨所能有的最壞的種類。一個非常有權力的人、一個獨裁者，被利益和人所包圍，那些人的最終目標是要把他與現實隔絕；一切都是在齊心協力地孤立他。
《巴黎評論》：你如何看待作家的孤獨？它有區別嗎？
加西亞·馬爾克斯：它和權力的孤獨大為相關。作家描繪現實的非常企圖，經常導致他用扭曲的觀點去看待它。為了試圖將現實變形，他會最終喪失與它的接觸，關在一座象牙塔裡，就像他們所說的那樣。對此，新聞工作是一種非常好的防範。這便是我一直想要不停地做新聞工作的原因，因為它讓我保持與真實世界的接觸，尤其是政治性的新聞工作和政治。《百年孤獨》之後威脅我的孤獨，不是作家的那種孤獨；它是名聲的孤獨，它與權力的孤獨更為類似。幸好我的朋友總是在那兒保護我免於陷入那種處境。
《巴黎評論》：怎麼個保護法？
加西亞·馬爾克斯：因為我這一生都在設法保留相同的朋友。我的意思是說，我不跟老朋友斷絕或割斷聯絡，而他們是那些把我帶回塵世的人；他們總是腳踏實地，而且他們並不著名。
《巴黎評論》：事情是怎麼開始的？《族長的秋天》中反覆出現的一個形象便是宮殿裡的母牛，這個是原初的形象嗎？
加西亞·馬爾克斯：我打算給你看一本我弄到的攝影書。在不同的場合我都說了，我所有作品的起源當中，總是會有一個形象。《族長的秋天》的最初的形象，是一個非常老的老人，他待在一座豪華的宮殿裡，那些母牛走進殿內啃食窗簾布。但是那個形象並不具體，直到我看到了那幅照片。我在羅馬進了一家書店，開始翻看那些攝影書，我喜歡收集攝影書。我看到了這幅照片，而它正好非常棒。我只是看到了它將要成為的那種樣子。既然我不是一個大知識分子，我只好在日常事物、在生活中而不是在偉大的傑作中尋找先例了。
《巴黎評論》：你的小說有過出人意料的轉折嗎？
加西亞·馬爾克斯：起初那是常有的事。在我寫的最初的那些短篇小說中，我有著某種總體的情緒觀念，但我會讓自己碰運氣。我早年得到的最好的忠告是，那樣寫很好，因為我年輕，我有靈感的激流。但是有人告訴我說，要是不學技巧的話，以後就會有麻煩，那個時候靈感沒了，便需要技巧來做出補償。要是我沒有及時學到那種東西，那我現在就沒法預先將結構勾勒出來。結構純粹是技巧的問題，要是你早年不學會，你就永遠學不會了。
《巴黎評論》：那麼紀律對於你是非常重要的囉？
加西亞·馬爾克斯：沒有非凡的紀律卻可以寫一本極有價值的書，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巴黎評論》：那怎麼看待人造興奮劑呢？
加西亞·馬爾克斯：海明威寫過的一件事讓我感到印象極為深刻，那就是寫作之於他就像拳擊。他關心他的健康和幸福。福克納有酒鬼的名聲，但是在他的每一篇訪談中他都說，醉酒時哪怕要寫出一個句子都是不可能的。海明威也這麼說過。糟糕的讀者問過我，我寫某些作品時是否吸毒，但這證明他們對於文學和毒品都是一無所知。要成為一個好作家，你得在寫作的每一個時刻都保持絕對的清醒，而且要保持良好的健康狀態。我非常反對有關寫作的那種羅曼蒂克觀念，那種觀念堅持認為，寫作的行為是一種犧牲，經濟狀況或情緒狀態越是糟糕，寫作就越好。我認為，你得要處在一種非常好的情緒和身體狀態當中。對我來說，文學創作需要良好的健康，而「迷惘的一代」懂得這一點，他們是熱愛生活的人。
《巴黎評論》：布萊斯·桑德拉爾說，較之於絕大部分工作，寫作都是一種特權，而作家誇大了他們的痛苦。這一點你是怎麼看的？
加西亞·馬爾克斯：我認為，寫作是非常難的，不過，任何悉心從事的工作都是如此。然而，所謂的特權就是去做一種讓自己滿意的工作。我覺得，我對自己和別人的要求都過於苛刻，因為我沒法容忍錯誤；我想那是一種把事情做到完美程度的特權。不過這倒是真的，作家經常是一些誇大狂患者，他們認為自己是宇宙和社會良知的中心。不過最令我欽佩的就是把事情做好的人。我在旅行的時候，知道飛行員比我這個作家更好，我總是非常高興的。
《巴黎評論》：現在什麼時候是你的最佳工作時間？你有工作時間表嗎？
加西亞·馬爾克斯：當我成了職業作家，我碰到的最大問題就是時間表了。做記者意味著在夜間工作。我是在四十歲開始全職寫作的，我的時間表基本上是早晨九點到下午兩點，兩點之後我兒子放學回家。既然我是如此習慣於艱苦的工作，那麼只在早上工作我會覺得內疚；於是我試著在下午工作，但我發現，我下午做的東西到了次日早晨需要返工。於是我決定，我就從九點做到兩點半吧，不做別的事情。下午我應對約會和訪談還有其他會出現的什麼事。另外一個問題是我只能在熟悉的環境裡工作，我已經工作過的環境。我沒法在旅館裡或是在借來的房間裡寫作，沒法在借來的打字機上寫作。這就產生了問題，因為旅行時我沒法工作。當然了，你總是試圖找藉口少乾點活。這就是為什麼，你強加給自己的種種條件始終是更加的艱難的原因之所在。不管在什麼情況下你都寄希望於靈感。這是浪漫派大加開發的一個詞。我那些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同志們接受這個詞非常困難，但是不管你怎麼稱呼它，我總是相信存在著一種特殊的精神狀態，在那種狀態下你可以寫得輕鬆自如，思如泉湧。所有的藉口，諸如你只能在家裡寫作之類，都消失了。當你找到了正確的主題以及處理它的正確的方式，那種時刻和那種精神狀態似乎就到來了。而它也只能成為你真正喜歡的東西，因為，沒有哪種工作比做你不喜歡的事情更加糟糕。
最困難的是開頭的段落。我花幾個月的時間寫第一段，一旦找到了，餘下的就會來得非常容易。你在第一段中解決書裡的大部分問題。主題確定下來，接著是風格、調子。至少我是這樣，書的其餘部分會成為什麼樣子，第一段便是樣板。這就是為什麼寫一部短篇小說集比寫一部長篇小說要難得多的原因。每寫一個短篇，你都得重新開始。
《巴黎評論》：夢境是靈感的重要來源嗎？
加西亞·馬爾克斯：剛開始的時候我對夢境投入很多關注，但後來我認識到，生活本身是靈感的最大源泉，而夢境只是生活那道激流的一個非常小的組成部分。我寫作中最為真實的東西，是我對於夢境的不同概念及其詮釋的非同一般的興趣。大體上我把夢境看做是生活的一部分，現實要豐富得多；但也許我只是擁有很蹩腳的夢境。
《巴黎評論》：能對靈感和直覺做個區分嗎？
加西亞·馬爾克斯：靈感就是你找到了正確的主題、你確實喜歡的主題，而那使工作變得大為容易。直覺，也是寫小說的基礎，是一種特殊的品質，不需要確切的知識或其他任何特殊的學問就能幫助你辨別真偽。靠直覺而非別的東西可以更加輕易地弄懂重力法則。這是一種獲得經驗的方式，無需勉力穿鑿附會。對於小說家而言，直覺是根本。它與理智主義基本上相反，而理智主義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我最厭惡的東西了——是就把真實世界轉變為一種不可動搖的理論而言。直覺具備非此即彼的優點，你不會試著把圓釘費力塞進方洞裡去。
《巴黎評論》：你不喜歡理論家？
加西亞·馬爾克斯：確實如此。主要是因為我確實沒有辦法理解他們。這便是我不得不用趣聞軼事來解釋大部分事物的主要原因，因為，我不具有任何抽象的能力。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批評家說我不是一個有修養的人的原因，我引用得不夠。
《巴黎評論》：你是否覺得批評家把你歸類或者說劃分得太齊整了？
加西亞·馬爾克斯：對我來說，批評家就是理智主義的最典型例子。首先，他們擁有一種作家應該是什麼樣的理論。他們試圖讓作家適合他們的模子，即便不適合，也仍然要把他給強行套進去。因為你問了，我只好回答這個問題。我對批評家怎麼看我確實不感興趣，我也有很多年不讀批評家的東西了。他們自告奮勇充當作家和讀者之間的調解人。我一直試圖成為一名非常清晰和精確的作家，試圖徑直抵達讀者而無需經過批評家這一關。
《巴黎評論》：你怎麼看翻譯家呢？
加西亞·馬爾克斯：我極為欽佩翻譯家，除了那些使用腳註的人。他們老是想要給讀者解釋什麼，而作家可能並沒有那種意思；它既然在那兒了，讀者也只好忍受。翻譯是一樁非常困難的工作，根本沒有獎賞，報酬非常低。好的翻譯總不外乎是用另一種語言的再創作。這就是我如此欽佩格里戈裡·拉巴薩的原因。我的書被譯成二十一種語言，而拉巴薩是唯一一位從不向我問個明白，以便加上腳註的譯者。我覺得我的作品在英語中是完全得到了再創作。書中有些部分字面上是很難讀懂的。人們得到的印象是譯者讀了書，然後根據記憶重寫。這就是我如此欽佩翻譯家的原因。他們是直覺多於理智。出版商不僅支付給他們低得可憐的報酬，也不把他們的工作視為文學創作。有一些書我本來是想譯成西班牙語的，但是要投入的工作會跟我自己寫書需要的一樣多，而我還沒有賺到足夠的錢來餬口呢。
《巴黎評論》：你本來是想譯誰的東西呢？
加西亞·馬爾克斯：馬爾羅的所有作品。我本來是想譯康拉德，還有聖埃克絮佩裡。閱讀的時候我有時會有一種感覺，我想要譯這本書。排除偉大的傑作，我喜歡讀那種平庸的翻譯之作，勝過用原文試圖去弄懂它。用另一種語言閱讀，我從未覺得舒服過，因為我真正感覺內行的唯一一門語言是西班牙語。不過，我會說義大利語和法語，我還懂得英語，好得足夠用《時代》雜誌二十年來每週毒害自己了。
《巴黎評論》：現在墨西哥像是你的家了嗎？你有沒有感覺到自己屬於一個更大的作家社群？
加西亞·馬爾克斯：大體上講，我跟許多作家、藝術家交朋友，並不僅僅因為他們是作家和藝術家。我的朋友從事各種不同職業，其中有些是作家和藝術家。總的說來，在拉丁美洲的任何一個國家裡，我都覺得自己是本地人，但在別的地方沒有這種感覺。拉丁美洲人覺得，西班牙是唯一一個能讓我們在那裡受到很好的招待的國家，但我本人並不覺得我好像是從那裡來的。在拉丁美洲，我並沒有一種疆域或邊界的意識。我意識到國與國之間存在著種種區別，但是內心的感覺都是一樣的。使我真正有家的感覺的地方是加勒比地區，不管那是法語、荷蘭語或英語的加勒比。我老是有那種印象：當我在巴蘭基利亞登上飛機，有個穿藍裙子的黑人女士會在我的護照上蓋章；而當我在牙買加走下飛機，有個穿藍裙子的黑人女士會在我的護照上蓋章，但用的是英語。我並不認為語言使得那一切都大為不同。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感覺自己像是一個外國人，那種感覺剝奪了我的安全感。這是一種個人的感覺，但我旅行的時候老是這樣覺得。我具有一種少數族裔的良知。
《巴黎評論》：你認為拉丁美洲作家去歐洲住上一段時間很重要嗎？
加西亞·馬爾克斯：或許是去擁有一種外在的真實視角吧。我正在考慮要寫的一本短篇小說集，講的是拉丁美洲人去歐洲。二十年來我一直在考慮這個。要是你能從這些短篇小說中得出一個最終的結論，那麼結論就會是拉丁美洲人幾乎去不了歐洲，尤其是墨西哥人，而且當然是住不下來。我在歐洲碰到過的所有墨西哥人，總不外乎是在接下來的星期三離開。
《巴黎評論》：你認為古巴革命對拉丁美洲文學有何影響？
加西亞·馬爾克斯：迄今為止是負面影響。許多作家認為自己有政治上的承諾，他們感覺不得不要去寫的小說，不是他們想要寫的，而是他們認為應該要寫的。這便造成某種型別的謀算好的文學，與經驗和直覺沒有任何關係。古巴對拉丁美洲的文化影響一直受到很大的抵制，主要原因是在這裡。在古巴本國，這個過程還未發展到那樣一種程度，足以讓一種新型的文學或藝術被創造出來。那樣的東西需要時間。古巴在拉丁美洲文化上的極大重要性，是在於充當了橋樑的作用，把在拉丁美洲已經存在多年的某種型別的文學加以傳播。某種意義上，拉美文學在美國的爆炸，是由古巴革命引起的。這一代的每一個拉美作家都已經寫了二十年，但是歐洲和美國的出版商對他們沒有什麼興趣。古巴革命開始後，對古巴和拉美就突然大為熱衷了。革命轉變為一宗消費品。拉丁美洲變得時髦了。人們發現，已經存在的拉美小說好得足以譯成外語，可以和所有其他的世界文學一起來考慮。真正可悲的是，拉丁美洲的文化殖民主義是如此糟糕，因此要讓拉美人自己相信他們自己的小說是好的，是不可能的，一直要到外面的人告訴他們才行。
《巴黎評論》：有你特別欽佩的名氣不大的拉美作家嗎？
加西亞·馬爾克斯：我現在懷疑到底有沒有。拉美爆炸文學的一個最好的副作用，就是那些出版商老在那裡睜大眼睛，確保不要漏掉了新的科塔薩爾。不幸的是，許多年輕作家關心名氣甚於關心他們自己的作品。圖盧茲大學的一個法語教授，他寫一些拉美文學的評論文章；很多年輕作家給他寫信，讓他不要對我寫這麼多，因為我已經用不著了而別人正用得著。可他們忘了，我在他們那個年紀，批評家不寫我，而是寧願寫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里亞斯。我想要強調的一點是，那些年輕作家給批評家寫信是在浪費時間，還不如去搞他們自己的寫作呢。比起被人寫，去寫作可是要重要得多。我的寫作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種東西，是直到四十歲為止，我從未拿到過一分錢的作者版稅，儘管我已經出版了五本書。
《巴黎評論》：你認為在作家的生涯中名氣或成功來得太早是不好的嗎？
加西亞·馬爾克斯：任何年齡段上都是不好的。我本來是想死後才讓我的書獲得承認，至少在資本主義國家裡，屆時你將變成一種商品。
《巴黎評論》：除了你最喜歡的讀物，今天你還讀什麼？
加西亞·馬爾克斯：我讀最古怪的玩意兒。前天我還在讀穆罕默德·阿里的回憶錄呢。布拉姆·斯托克的《德拉庫拉》是一本很棒的書，多年前這種書我可能還不會去讀，因為我會覺得是在浪費時間。不過，除非是有我信任的人推薦，我是從來不會真正去捲入一本書的。我不再讀小說。我讀許多回憶錄和檔案，哪怕是一些偽造的檔案。我還重讀我最喜歡的讀物。重讀的好處是你可以開啟任何一頁，讀你真正喜歡的段落。我已經喪失了那種單純閱讀「文學」的神聖的觀念。我會什麼都讀。我試著做到與時俱進。我每週都讀世界各地幾乎所有真正重要的雜誌。自從習慣了閱讀電傳打字機傳來的東西，我就總是關注新聞。但是，當我讀了所有嚴肅重要的各地報紙之後，我妻子卻還總是過來告訴我還沒有聽到過的新聞。我問她是從哪裡讀到的，她會說是在美容店的一本雜誌上讀到的。於是我讀時尚雜誌，還有各種婦女雜誌和八卦雜誌。我學習只有讀這些雜誌才能學到的許多東西，這讓我忙得不可開交。
《巴黎評論》：為什麼你認為名氣對作家這麼有破壞性呢？
加西亞·馬爾克斯：主要是因為它侵害你的私生活。它拿走你和朋友共度的時間、你可以工作的時間，它會讓你與真實世界隔離。一個想要繼續寫作的著名作家得要不斷地保護自己免受名氣的侵害。我真的不喜歡這麼說，因為聽起來一點都不真誠，可我真的是想要讓我的書在我死後出版，這樣我就可以做一個大作家，用不著去對付名聲這檔子事了。拿我來說吧，名聲的唯一好處就是我可以把它用於政治，否則就太不舒服了。問題在於，你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有名，而你又不能說「好吧，到了明天再有名吧」，或是摁一下按鈕說「這會兒我不想有名」。
《巴黎評論》：你料到過《百年孤獨》會取得巨大成功嗎？
加西亞·馬爾克斯：我知道那本書會比我其他的書更能取悅我的朋友。可是我的西班牙語出版商告訴我說，他打算印八千冊，當時我目瞪口呆，因為我其他那些書的銷量從來沒有超過七百冊。我問他為什麼開始不能慢一點，他說他相信這是一本好書，從五月份到十二月份所有的八千冊會賣完的。結果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它們一週內就賣完了。
《巴黎評論》：你覺得《百年孤獨》如此走紅的原因是什麼？
加西亞·馬爾克斯：我可一點兒都不知道，因為面對自己的作品，我是一個蹩腳的批評家。我聽到的最頻繁的一種解釋是，這是一本講述拉丁美洲人的私生活的書，是一本從內部寫成的書。這種解釋讓我吃驚，因為我最初想要寫的這本書的題目是《宅子》。我想讓這部小說整個的情節發展都出現在房子的內部，而任何外部事物都只是在於它對這所房子的影響。後來我放棄了《宅子》這個題目，但是這本書一旦進入馬孔多城，它就沒有再進一步了。我聽到的另一種解釋是，每一個讀者都可以把書中的人物理解為他想要的東西，把他們變成他自己的東西。我不想讓它變成電影，因為電影觀眾看見的面孔，或許不是他所想象的那張面孔。
《巴黎評論》：有人有興趣把它拍成電影嗎？
加西亞·馬爾克斯：有啊，我的經紀人出價一百萬美金，想要嚇退那種提議，而當他們接近那個報價時，她又把它提高到三百萬左右。我對電影沒有興趣，只要我能阻止，就不會發生。我喜歡在讀者和作品之間保留一種私人關係。
《巴黎評論》：你是否認為任何書籍都能被成功地翻拍成電影？
加西亞·馬爾克斯：我想不出有哪一部電影是在好小說的基礎上提高的，可我能想到有很多好電影倒是出自於相當蹩腳的小說。
《巴黎評論》：你自己有沒有想過拍電影呢？
加西亞·馬爾克斯：有一個時期我想成為電影導演。我在羅馬學導演。我覺得，電影是一種沒有限制的媒介，那個裡面什麼東西都是可能的。我來墨西哥是因為我想在電影界工作，不是想做導演，而是想做劇作家。但電影有一種很大的限制，因為這是一種工業藝術，一整套工業。在電影中要表達你真正想要說的東西是非常困難的。我仍想著要做電影，但它現在看起來像是一種奢侈。我想和朋友一起來做，但對能否真正表達自己不抱任何希望。這樣我就離開電影越來越遠了。我和電影的關係就像是一對夫妻，一對既無法分開住卻也無法住到一起的夫妻。不過，在辦一家電影公司和辦一份刊物之間，我會選擇辦刊物。
《巴黎評論》：你會怎樣描述你正在寫的那本有關古巴的書？
加西亞·馬爾克斯：實際上，這本書像一篇很長的報紙文章，講述古巴千家萬戶的生活，他們如何在供應短缺的狀況下設法挺過來。在最近兩年去古巴的許多次旅行中，令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是，那種封鎖在古巴已經產生了一種「文化的必要性」、一種社會情勢，生活在其間的人們沒有了某些東西，不得不好好相處。真正讓我感興趣的方面，是封鎖如何有助於改變人們的精神面貌。在這個世界上，存在著反消費社會和消費至上社會之間的衝突。這本書眼下處在這樣一個階段：原先覺得那會是一篇輕鬆的、相當短小的新聞作品，可眼下它正在變成一本非常長的、複雜的書。不過那也真的沒有什麼，因為我所有的書一直都是那樣的。此外，這本書會用歷史事實證明，加勒比那個真實的世界，正好是和《百年孤獨》的故事一樣奇幻。
《巴黎評論》：作為作家，你有長遠的雄心或遺憾嗎？
加西亞·馬爾克斯：我想，答案跟有關名聲的那個回答是一樣的。前天有人問我對諾貝爾獎是否感興趣，我認為，對我來說那絕對會是一場災難。我當然對實至名歸感興趣，但要接受這個獎項是可怕的，甚至只會比名聲的問題更加複雜。我生活中唯一真正的遺憾是沒有生女兒。
《巴黎評論》：有什麼進行當中的計劃你可以拿來討論的？
加西亞·馬爾克斯：我絕對相信，我將要寫出我一生中最偉大的書，但我不知道那會是哪一本，是在什麼時候。當我這樣感覺的時候——這種感覺現在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我就非常安靜地待著，這樣一旦它從身旁經過，我便能捕捉它。
（原載《巴黎評論》第八十二期，一九八一年冬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