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博科夫：我寫的東西總是先有個整體佈局。然後像一個填字遊戲，我碰巧選了哪裡就先把那裡的空填上。這些我都寫在索引卡片上，直到完成全書。我的時間表很靈活，但是對於寫作工具我相當挑剔：打線的蠟光紙以及削得很尖、又不太硬的鉛筆，筆頭上得帶橡皮。
《巴黎評論》：有沒有一幅特別的世界畫面是你想描繪的？對你來說過去始終就在眼前，即便是在一部關於「未來」的小說中，比如《左側的勳帶》。你是一個「懷舊者」嗎？你想生活在哪個時代？
納博科夫：我想生活在擁有無聲飛機和優雅的航空車的未來，銀色的天空萬里無雲，一個遍佈全世界的地下公路體系，卡車只許在地下行駛，就像摩洛克斯族人一樣。至於過去，我不介意從各個不同的時空角落找回一些失落已久的享受，比如燈籠褲和又長又深的浴缸。
《巴黎評論》：我說，你不必回答我提的所有金伯特式的問題。
納博科夫：要想跳開那些難搞的問題永遠都行不通。我們繼續吧。
《巴黎評論》：除了寫小說，你還做什麼，或者說，你最喜歡做什麼？
納博科夫：哦，那當然是捕蝴蝶，還有研究蝴蝶。在顯微鏡下發現一個新的器官，在伊朗或秘魯的某座山腳發現一隻未經記載的蝴蝶，都令人心醉神迷。相比之下，文學靈感所帶來的愉悅和收穫根本不算什麼。俄國若是沒有發生革命，我也許就全身心投入鱗翅類昆蟲學，根本不會寫什麼小說，這不是沒有可能的。
《巴黎評論》：什麼是現代小說界最典型的「庸俗」（poshlust）？庸俗之惡對你有沒有一點兒誘惑？你有沒有中過招？
納博科夫：「poshlust」，更好的翻譯是「poshlost」，這個詞有很多微妙的含義，顯然，在那本關於果戈理的小書裡，我對於這些含義描述得還不夠清楚，不然你也不至於問出是否有人會被poshlost所誘惑這樣的問題。裝模作樣的垃圾，俗不可耐的老生常談，各個階段的庸俗主義，模仿的模仿，大尾巴狼式的深沉，粗俗、弱智、不誠實的假文學——這些都是最明擺著的poshlost的例子。如果我們想揪出現代文字中的poshlost，我們就必須到以下這些東西里面去找：弗洛伊德的象徵主義、老掉牙的神話、社會評論、人道主義的要旨、政治寓言、對階級和民族的過度關心，以及大家都知道的新聞報道里的老一套。「美國不比俄國好多少」，或者「德國的罪孽我們全都有份」這一類的概念就是poshlost在作怪。poshlost之花盛開在以下這些短語和片語中：「真實一刻」、「個人魅力」、「存在主義的」（被嚴肅地使用）、「對話」（用在國與國之間的政治會談），以及「詞彙量」（用在泥工身上）。把奧斯威辛、廣島和越南混為一談是煽動性的poshlost。屬於一個一流的（冠以某個猶太財政部長的名字）俱樂部是斯文的poshlost。胡侃一氣的評論通常都是poshlost，但是poshlost同樣也潛伏在所謂高品位的文章之中。poshlost稱「空空先生」為偉大的詩人，稱「假假先生」為偉大的小說家。poshlost最大的溫床之一要數藝術展會；所謂的雕塑家們在那裡以拆卸舊車零件所用的工具製造出一堆不鏽鋼曲軸蠢物，禪學立體聲，聚苯乙烯臭鳥，現成物品藝術，比如公共廁所、炮彈、裝在罐頭裡的球。我們在藝術展上欣賞所謂的抽象藝術家們創作的廁所牆紙上的圖案，欣賞弗洛伊德超現實主義，欣賞露水般的點點汙漬，以及羅夏墨跡——所有這一切都跟半個世紀前學術性的《九月之晨》和《佛羅倫薩的賣花女》一樣老掉牙。poshlost的名單很長，而且當然了，誰都有他自己最討厭的那一個，一群之中尤其可惡的那隻黑畜生。對我來說，最不能忍受的是一個航空公司的廣告：一個諂媚的小蕩婦給一對年輕夫婦送上餐前小吃——女的兩眼冒光盯著黃瓜土司，男的雙目含情欣賞那位空姐。當然了，還有《威尼斯之死》。你知道範圍有多廣啦。
《巴黎評論》：有沒有哪些當代作家是你頗感興趣的？
納博科夫：是有幾個我感興趣的作家，但是我不會說名字。匿名的快樂不礙任何人的事。
《巴黎評論》：有沒有哪些是你很不喜歡的？
納博科夫：沒有。很多廣為接受的作者對我來說根本不存在。他們的名字刻在空空的墳墓上，他們的書空洞無物，就我閱讀的品位而言，他們徹底無足輕重。布萊希特、福克納、加繆，還有很多其他的作家，對我來說毫無意義。當我看到評論家和其他作家泰然自若地將查泰萊夫人的交配活動，或者那個冒牌貨龐德先生的一派胡言，稱作是「偉大的文學」，我著實進行了一番思想鬥爭，我真懷疑這是他們聯合策劃的針對我的大腦的陰謀活動。我注意到在某些人家裡，龐德的書已經代替了施韋策醫生。
《巴黎評論》：你很欣賞博爾赫斯和喬伊斯，看起來你也跟他們一樣喜歡拿讀者尋開心，用一些小把戲、雙關語、啞謎之類。你認為讀者與作者之間的關係應該是什麼樣的？
納博科夫：我想不起博爾赫斯用過任何雙關語，但話說回來，我讀的只是他作品的譯本。無論如何，他那些精緻的小故事和微型彌諾陶洛斯，跟喬伊斯的宏大機器毫無共同之處。我在那本最明白易懂的小說《尤利西斯》裡頭也沒發現太多的啞謎。另一方面，我討厭《芬尼根守靈》，華麗的詞彙組織如癌細胞般生長，饒是如此，卻也不能拯救那個快活得可怕的民間傳說，還有那個簡單的、太簡單的寓言。
《巴黎評論》：你從喬伊斯那裡學到了什麼？
納博科夫：什麼也沒學到。
《巴黎評論》：哦，別這樣說嘛。
納博科夫：詹姆斯·喬伊斯沒有在任何方面對我有任何影響。我第一次與《尤利西斯》的短暫接觸是一九二〇年左右，在劍橋大學。當時有個朋友，彼得·穆若佐夫斯基，他從巴黎帶了本《尤利西斯》來，在我宿舍裡一面跺著腳來回地走，一面對我念了一兩段莫麗的很刺激的獨白——這話也就在你我之間說說，是全書最弱的一章。直到十五年之後我才讀了《尤利西斯》，而且非常喜歡，那時我已是個混得不錯的作家，不情願再去學習什麼，或者忘掉什麼已經學過的東西。我對《芬尼根守靈》不感興趣，所有用方言寫成的地方性文學我都覺得興味索然，即便是天才的方言。
《巴黎評論》：你不是在寫一本關於詹姆斯·喬伊斯的書嗎？
納博科夫：但不是隻寫他。我想做的是發表幾篇關於幾本小說的文章，都在二十頁左右——《尤利西斯》、《包法利夫人》、卡夫卡的《變形記》、《堂吉訶德》，等等，都以我在康奈爾和哈佛的講座手稿為基礎。我記得曾經在紀念堂裡當著六百個學生的面高高興興地把《堂吉訶德》、一本殘忍而又粗糙的老書一撕為二，有幾個比較保守的同事當時瞠目結舌，非常尷尬。
《巴黎評論》：那麼其他人的影響呢？普希金怎麼樣？
納博科夫：在某種意義上——這麼說吧，不比托爾斯泰或者屠格涅夫受普希金藝術的驕傲和純潔的影響更大。
《巴黎評論》：那麼果戈理呢？
納博科夫：我很小心地不從他那裡學任何東西。作為一個老師，他有些可疑，且危險。寫得最糟糕的時候，比如他那些烏克蘭的東西，他就是個一文不值的作家；寫得最好的時候，他是無可比擬的，是不可模仿的。
《巴黎評論》：還有別人嗎？
納博科夫：威爾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他是我小時候最喜歡的作家。《深情的朋友》《安·維羅尼卡》《時間機器》《盲人國》，所有這些故事都比貝內特或者康拉德的任何小說好得多，事實上，勝過威爾斯所有同時代作家所能創作的任何小說。當然他的社會學觀點完全可以不去管它，但是他的浪漫作品和奇幻作品是一級棒。有一次那才叫尷尬，那天晚上我們在聖彼得堡的家裡吃晚飯，威爾斯的譯者金娜塔·凡格洛夫猛一轉頭，向威爾斯宣佈道：「要知道，你的作品中我最喜歡的是《失落的世界》。」「她是指火星人輸掉的那場戰爭。」我父親飛快地說。
《巴黎評論》：你從你康奈爾的學生那裡學到什麼了嗎？還是說在那裡的經歷純粹是經濟性質的？教書有沒有教給你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納博科夫：我教書的方法預先杜絕了我同學生的真實接觸。他們至多是在考試時把我腦子裡的一些碎片反芻一下。我每堂課的講義都是認認真真、一腔熱情地手寫並打字的，然後我在課堂上很放鬆地念出來，有時候停下來把一個句子寫一遍，有時候把一整段重複一遍——這是為了幫助記憶，然而卻很少會改變那些做著筆記的手腕的節奏。我很歡迎聽眾中的一小部分速記能手，滿心指望他們能把自己儲存起來的資訊傳遞給其餘那些沒那麼走運的同學。我曾試圖用在大學的廣播裡播放錄音帶來代替出勤上課，但是沒成功。另一方面，課堂上這時那時這裡那裡會傳來一些咯咯的表示欣賞的笑聲，讓我深感歡欣鼓舞。我最大的回報是十年抑或十五年之後，我以前的一些學生寫信來，告訴我他們現在明白了我當時為什麼要教他們想象愛瑪·包法利那個被翻譯錯了的頭型，想象薩姆沙家房間的佈局，或者是《安娜·卡列尼娜》中的那兩個同性戀。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從教書中學到什麼，不過我知道我在為我的學生分析那一打小說時積累了大量令人激動的有價值的資訊。我的工資，你碰巧也知道的，並非王侯俸祿級的。
《巴黎評論》：關於你夫人與你的合作，你有什麼想說的嗎？
納博科夫：二十年代初的時候，我的第一部小說是在她的主持下完成的，她是顧問加法官。我所有的故事和小說都至少會對著她念兩遍；她打字、改樣稿、檢查多種語言的翻譯版時會全部再重讀一遍。一九五〇年的一天，在紐約州的綺色佳，我糾結於一些技術上的困難和疑惑，想把《洛麗塔》的前面幾章都扔進花園的垃圾焚化爐裡，是我妻子阻止了我，鼓勵我再緩一緩，三思而後行。
《巴黎評論》：你跟你作品的譯本之間是怎樣的關係？
納博科夫：如果是我和我妻子會的語言，或者是我們能閱讀的語言——英語、俄語、法語，以及一定程度的德語和義大利語，那麼就完全是嚴格地檢查每個句子。如果是日語或者土耳其語的版本，我就試著不去想象有可能每一頁上都有的災難性錯誤。
《巴黎評論》：你未來有什麼工作計劃？
納博科夫：我正在寫一部新的小說，但是無可奉告。另一個我已經籌劃了一段時間的專案是出版我為庫布里克寫的《洛麗塔》的完整劇本。他的電影從劇本中借用的部分剛好還能讓我保持劇本作者的合法身份，儘管如此，電影本身只是我想象中的那部精彩作品的模糊寒磣的一瞥，我在洛杉磯的別墅裡工作了六個月，一幕一幕地寫下來。我不是要暗示庫布里克的電影很平庸；就它自身而言，它是一部一流的影片，只不過跟我寫的不一樣。電影以其歪曲的鏡頭使小說變形、變粗糙，總會讓小說帶上一點poshlost的痕跡。我覺得庫布里克在他的作品中避免了這一錯誤，但是我永遠不會明白為什麼他沒有追隨我的指導、我的夢。太遺憾了；不過至少我可以讓人們閱讀我的《洛麗塔》劇本的原稿。
《巴黎評論》：如果說你會因為一本小說被人們記住，只有一本，讓你選擇的話，你會選哪一本？
納博科夫：我正寫的這本，或者不如說我正夢想要寫的這本。事實上，我會因為《洛麗塔》以及我關於《葉甫蓋尼·奧涅金》的研究而被記住。
《巴黎評論》：你作為一個作家有沒有感覺到自己有什麼明顯的或者秘密的缺陷？
納博科夫：我沒有一個自然的詞庫。承認這一點很奇怪，但是事實。我所擁有的兩個工具，其一——我的母語——我已經不能用了，這不僅是因為我沒有俄國讀者，也因為自從我一九四〇年改說英語之後，以俄語為媒介的文字歷險中的激動已經逐漸消逝了。我的英語，我一直都擁有的第二個工具，卻是個相當僵硬的、人工的東西，用來描述一場日落或者一隻昆蟲可能沒什麼問題，但是當我想知道從倉庫去商店可以抄哪條近路時，卻無法掩飾句法之弱以及本土詞彙之貧。一輛舊的勞斯萊斯並非一直都比一輛普通的吉普車更好。
《巴黎評論》：你對於目下競爭性很強的作家排名怎麼看？
納博科夫：是的，我注意到了在這方面我們的職業書評人是名副其實的造書的人。流行誰，不流行誰，去年的雪現在何處。很有意思。我被排除在外有點兒遺憾。沒人能決定我到底是個中年美國作家，還是一個老俄國作家——還是一個沒有年紀的國際怪胎。
《巴黎評論》：你的事業中最大的遺憾是什麼？
納博科夫：我沒有早點兒來美國。如果三十年代就住在紐約就好了。如果我的俄文小說那時候就被翻譯過來，它們也許會給親蘇聯的狂熱分子一點打擊和教訓。
《巴黎評論》：你目前的名氣對於你是否有什麼顯著不利的地方？
納博科夫：有名的是《洛麗塔》，不是我。我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再默默無聞不過的小說家，有著一個不知該怎麼發音的名字。
（原載《巴黎評論》第四十一期，一九六七年夏/秋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