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駿/譯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跟他的妻子薇拉住在瑞士蒙特勒市的蒙特勒皇宮飯店，蒙特勒位於日內瓦湖畔，是上個世紀俄國貴族最喜歡的度假勝地。他們住在幾間相連的酒店房間裡，這些房間感覺就像臨時的流放地，一如他們美國的住宅和公寓。其中有一間是給兒子德米特里來訪時住的，還有一個雜物間，放了各式各樣的東西：土耳其語和日語版的《洛麗塔》、別的書、運動裝備、一面美國國旗。
納博科夫一大早就起身工作。他總是在卡片上寫作，之後逐步謄寫、擴寫、重組，直到這些卡片變成他的小說。蒙特勒天暖的時候，他喜歡曬太陽，在酒店附近一個公園的水池裡游泳。時年六十八歲的他體態敦實，不怒自威。他很容易開心，也容易著惱，不過還是開心的時候多一些。他的妻子是個毫不含糊、絕無二心的合作者，時時處處上心，替他寫信，處理經濟上的事務；若她覺得納博科夫說錯了話，有時甚至會打斷他。她是個極其美貌的女人，身材苗條，眼神沉著冷靜。納博科夫夫婦還常常外出捕蝴蝶，儘管走不遠，因為他們不喜歡坐飛機。
採訪者事先發了幾個問題過去，等他到達蒙特勒皇宮飯店，恭候他大駕的是一隻信封：這些問題被打亂重組，變成了訪談。後來又加了幾個問題和回答，之後這篇訪談出現在《巴黎評論》一九六七年夏/秋季號上。按照納博科夫的要求，所有的回答都是寫下來的。他聲稱他需要用寫的方式來作答是因為他對英語不熟悉；他常常這樣亦莊亦諧地開玩笑。他說英語帶有誇張的劍橋口音，偶爾略微夾雜些許俄語發音。事實上，英語口語對他而言根本不在話下。然而，錯誤引證倒是個不大不小的問題。毫無疑問，喪失故土俄羅斯，這一歷史陰謀之下的國破家亡對納博科夫來說是悲劇性的，更令他人到中年，卻以並非他童年夢裡的語言從事著他一生的事業。然而，他一再為自己的英語水平致歉，這顯然不過是納博科夫的又一個特殊的傷心玩笑：他說的是真心話，他不是故意的，他為自己的國破家亡而悲傷；若有人批評他的風格他會怒不可遏；他假裝只是一個可憐的外國人，而事實上他是美國人，一如「亞利桑那州的四月天」。
納博科夫先生的寫作方式是先在索引卡上寫短篇故事和長篇小說，在寫作過程中時不時打亂卡片的順序，因為他不想按照情節發展的順序寫作。每張卡片都會重寫很多遍。寫完後，卡片的順序也就固定了。然後，納博科夫口述，由其夫人打字，最後輸出三份。
納博科夫目前正在寫一部探索時間的奧秘與歧義的長篇小說。說起這本書，他的聲音和目光彷彿一個快樂而又困惑的年輕詩人，急不可待地想要動筆。
——赫伯特·戈爾德，一九六七年
《巴黎評論》：早上好。我想問四十個左右的問題。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早上好。我準備好了。
《巴黎評論》：你深感亨伯特·亨伯特與洛麗塔的關係是不道德的。然而在好萊塢和紐約，四十歲男人同比洛麗塔大不了多少的女孩發生關係屢見不鮮，即使結婚也不會引起什麼公憤，頂多是公開的噓聲罷了。
納博科夫：錯，不是我深感亨伯特·亨伯特與洛麗塔的關係不道德；是亨伯特自己。他在乎，我不在乎。我壓根不管什麼社會道德觀，美國也好，其他任何地方也罷。話說回來了，四十多歲的男人跟十幾歲或者二十出頭的女孩結婚跟《洛麗塔》扯不上任何關係。亨伯特喜歡「小女孩」，不光是「年輕女孩」。小仙女指的是還是孩子的女孩，不是少女明星，也不是性感小妮子。亨伯特遇到洛麗塔的時候，她是十二歲，不是十八歲。你也許記得洛麗塔滿十四歲時，亨伯特口中的她已是他那「老去的情婦」。
《巴黎評論》：有一位評論家（普里斯瓊斯）對你有過如下評價：「他的情感是獨一無二的。」你對這話怎麼看？這是否意味著你比其他人更瞭解自己的情感？或者說你在其他層面上發現了你自己？或者只是說你的過去很獨特？
納博科夫：我不記得這篇文章；不過如果哪個評論家說了這樣的話，那麼他肯定應該已經研究過不下幾百萬人的情感世界，至少是三個不同國家的人，然後才能下這樣的結論。如果是這樣，我還真算得上一隻怪鳥。如果，這麼說吧，如果他只不過是拿他自己家裡或者哪個俱樂部的成員做的測試，那也就不可能把他的話當真了。
《巴黎評論》：另一個評論家曾經說過，你的「世界是靜止的世界。這些世界也許會因執迷而變得緊張，但是它們不會像每天的現實世界那樣分崩離析」。你同意嗎？你對事物所持的觀點中是否存在某種靜止的特質？
納博科夫：誰的「現實世界」？什麼地方的「每天」？請允許我指出「每天的現實世界」這個短語本身才是徹底靜止的，因為它預設了一個可隨時被觀察到的情境，這個情境本質上是客觀的，而且無人不知。我懷疑是你編造出了那個「每天的現實世界」的專家。無論是專家，還是「每天的現實世界」，兩個都不存在。
《巴黎評論》：他確實存在[說出評論家的名字]。還有一位評論家說你「貶低」你自己筆下的人物，「將他們變成一部宇宙鬧劇中的無足輕重的小人物」。我不同意；亨伯特儘管可笑，還是有著一種經久的感人特質：一個被寵壞的藝術家的特質。
納博科夫：我寧願這樣說：亨伯特·亨伯特是一個虛榮、殘忍的壞蛋，卻讓自己看上去很「感人」。「感人」這一述語在其真實的、淚如彩銥的意義上來說，只適用於我筆下那個可憐的小女孩。再說了，我怎麼可能將我自己創作的人物「貶低」成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云云呢？你可以「貶低」一個傳記人物，但不可能貶低一個幻想出來的人物。
《巴黎評論》：福斯特說他筆下的主要人物有時候會不聽指揮，自行決定他小說的發展方向。你也遇到過同樣的問題嗎？還是說你可以掌控一切？
納博科夫：我對福斯特先生所知有限，只讀過他一部小說，也不喜歡；無論怎樣，小說人物不聽作者使喚這個老套的古怪念頭也不是他最先想出來的——老得跟鵝毛筆的歷史差不多，雖則他筆下那些人如果一個勁兒想從那趟印度之旅裡逃出來，或者逃離作者想讓他們去的別的什麼地方，你當然還是會同情他們的。我筆下的人物是清一色的奴隸。
《巴黎評論》：普林斯頓大學的克拉倫斯·布朗曾經指出你的作品存在驚人的相似之處。他說你「重複得無以復加」，你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述說本質上一模一樣的東西。他說「納博科夫的繆斯」是命運。你是有意識地在「重複你自己」呢，還是換句話說，你努力想跟你書架上的書達到一種有意識的統一？
納博科夫：我想我沒見過克拉倫斯·布朗的文章，不過他講的東西可能有點道理。非原創的作家看起來八面玲瓏，因為他們大量模仿別人，過去的，現在的。而原創藝術只能複製它自身。
《巴黎評論》：你認為文學評論到底有沒有目的，無論是泛泛而論，還是就你自己的書而言？文學評論有啟發意義嗎？
納博科夫：一篇評論文章的目的是就一本書說點什麼，評論家可能看過也可能沒看過那本書。評論是可以有啟發意義的，這是指評論能讓讀者，包括書的作者，對評論家的智力水平，或者誠實與否，或者兩者同時有所瞭解。
《巴黎評論》：那麼編輯的作用呢？確有編輯提出過文學方面的建議嗎？
納博科夫：我想你所謂的「編輯」就是校對員吧。我認識的校對員裡倒頗有一些地道的，無比機敏、和善，他們跟我討論一個分號的勁兒彷彿這個符號事關榮譽，當然，藝術的符號往往的確如此。不過我也碰到過一些自以為是的、一副老大哥樣的混蛋，他們會試圖「提意見」，對此我只大吼一聲：「不刪！」
《巴黎評論》：你是一位悄悄追蹤你的獵物的鱗翅類學者？如果是這樣，你的笑聲難道不會嚇到它們嗎？
納博科夫：恰恰相反，我的笑聲會把它們誘入一種蟄伏狀態，昆蟲在模仿一片枯葉時都會產生這種安全感。儘管我並不熱衷於評論我作品的文章，但我碰巧記得有這麼一篇東西，是一位年輕女士寫的，她試圖在我的作品中找到昆蟲學的象徵符號。要是她對鱗翅目昆蟲略知一二，那她的文章也許還能有點兒趣味。天哪，她是徹底一竅不通，她用的那一堆亂糟糟的術語佶屈聱牙、荒唐透頂。
《巴黎評論》：你與那些所謂的俄羅斯白人難民十分疏遠，對此你作何解釋？
納博科夫：嗯，從歷史上來說，我自己也是個「俄羅斯白人」，廣而言之，所有那些跟我的家庭一樣反對布林什維克暴政，因而在其當權的早期便離開俄國的俄羅斯人都是、也一直都會是俄羅斯白人。但是這些難民分裂成很多社會小團體和政治小團體，就跟布林什維克政變之前的整個國家一樣。我不跟「黑色百人運動」的俄羅斯白人打交道，也不跟所謂的「布林什維克者」即左派打交道。另一方面，我的朋友中有些是支援君主立憲制的知識分子，有些則是社會革命派的知識分子。我父親是個老派的自由主義者，我倒不介意也被貼上一個老派自由主義者的標籤。
《巴黎評論》：你與當今的俄國亦十分疏遠，你怎麼解釋？
納博科夫：我對眼下大做廣告的假惺惺的冷戰解凍一說深表懷疑，對無可救贖的邪行罪孽念念不忘，對時下能令一位蘇聯的愛國主義者感動的任何東西徹底無動於衷。對本人早在一九一八年就觀察到了列寧主義的meshchantsvo（小資產階級的沾沾自喜，庸俗主義的本質）兀自得意。
《巴黎評論》：你現在如何評價勃洛克和曼德爾斯塔姆以及其他那些在你離開俄國之前寫作的詩人？
納博科夫：我小時候讀過他們，半個多世紀以前了。自那以後我一直都深深地喜愛勃洛克的抒情詩。他的長詩比較弱，那首著名的《十二個》很嚇人，有意識地採用一種惺惺作態的「原始」腔，最後粘上一個粉紅色硬紙板做的耶穌基督。至於曼德爾斯塔姆，我也爛熟於胸，不過他給我的愉悅感沒有那麼強烈。今天，透過悲劇命運的折光鏡，使他的詩歌顯得名聲比實際水平高。我碰巧注意到文學教授們仍然把這兩位詩人劃入不同的流派，而他們只有一個流派：天才流派。
《巴黎評論》：我知道你的作品在蘇聯也有人讀，並且受到攻擊。如果你的作品出了一個蘇聯版本，你會有何感想？
納博科夫：哦，歡迎他們讀我的作品。事實上，維克多出版社正要出我的《斬首之邀》，是一九三八年俄語版的重印本。紐約一家出版社（菲德拉）正在印我翻譯的俄文版《洛麗塔》。我覺得蘇聯政府肯定會樂於正式接受一部看似隱含對希特勒政權的預言的小說，一部對美國的汽車旅館業大肆抨擊的小說。
《巴黎評論》：你跟蘇聯公民有過接觸嗎？是哪一類的接觸？
納博科夫：我跟蘇聯公民可以說從未有過接觸，不過的確有過那麼一次，三十年代初還是二十年代末的時候，我答應見一位來自布林什維克俄國的政府代表——純粹是出於好奇，他當時正試圖勸說流亡的作家和藝術家迴歸祖國。他有一個雙名，萊博德夫什麼的，還寫過一箇中篇小說，題目是《巧克力》，我心想說不定這人會很好玩。我問他我是否可以自由寫作，如果我不喜歡那裡，我是否可以離開俄國。他說我肯定喜歡那裡都來不及，哪有時間去考慮再出國。他說，蘇維埃俄國允許作家使用的主題多的是，那叫一個慷慨大度，我完全可以自由選擇，比如農場、工廠、法吉斯坦的森林——哦，太多迷人的題材了。我說農場什麼的我沒興趣，這位想引誘我的可憐傢伙很快放棄了。作曲家普羅高菲夫對他比我好多了。
《巴黎評論》：你把自己看做美國人嗎？
納博科夫：是的。我是地道的美國人，地道得就像亞利桑那州的四月天。美國西部的植被、動物、空氣，是我同遠在亞洲北極圈的俄羅斯的紐帶。當然，是俄羅斯的語言和風光滋養了我，我不可能在精神上同美國的本土文學，或者印第安舞蹈，或者南瓜派，親近到什麼程度；不過當我在歐洲邊境上出示我的綠色的美國護照時，我確實感覺到一股溫暖輕鬆的自豪感湧上心頭。對於美國事務的粗暴批評會讓我生氣難過。在內政方面，我強烈反對種族隔離。在外交政策方面，我絕對站在政府一邊。在不確定的時候，我的做法很簡單，只要是讓左派和羅素們不滿的我就擁護。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覺得自己是屬於哪個群體的？
納博科夫：說不上有。我腦子裡可以聚集起很多我喜歡的人，但是如果在現實生活中，在一個現實的小島上，他們會形成完全不同的、互不相容的團體。可以這麼說，跟讀過我的書的美國知識分子在一起，我會很自在。
《巴黎評論》：對於創作型的作家而言，你認為學術界這個大環境怎麼樣？關於你在康奈爾大學教書時的收益或者不滿你能具體說一說嗎？
納博科夫：一個一流的大學圖書館，位於舒適的校園之內，這對一個作家來說是個不錯的大環境。當然，還是有教育年輕人的問題。我記得有一次，假期裡，不是在康奈爾，有一個學生把一臺電晶體收音機帶進閱覽室，他振振有詞地說，第一，他是在聽「古典」音樂；第二，他開得「很輕」；第三，「夏天看書的人不多」。我就在那裡看書，一個人的大眾。
《巴黎評論》：你能描述一下你同當代文學圈的關係嗎？同埃德蒙·威爾遜、瑪麗·麥卡錫、你的雜誌編輯以及小說出版人的關係？
納博科夫：我唯一一次同其他作家合作是二十五年前跟埃德蒙·威爾遜一起為《新共和》雜誌翻譯普希金的《莫札特與薩列里》，去年他厚顏無恥地質疑我對《葉甫蓋尼·奧涅金》的理解，讓自己當眾出醜，也讓我對於那段合作的回憶似是而非起來。瑪麗·麥卡錫最近對我倒是很不錯，也是在《新共和》，儘管我確實感覺她在金伯特的李子布丁的微暗的火里加了不少她自己的甜酒。我不想在這裡提及我跟格羅迪亞斯的關係，不過對他那篇《奧林匹亞選集》中的無恥文章，我已經在《常青樹》上做了回應。除此之外，我跟我所有出版人都相處得非常好。我與《紐約客》的凱瑟琳·懷特和比爾·麥克斯韋爾的友誼之溫暖，即便是最傲慢的作家，只要一想起都會心存感激和喜悅。
《巴黎評論》：你能就你的工作習慣說點什麼嗎？你是根據預先制訂的計劃表寫作嗎？你會從一個部分跳到另一個部分，還是從頭到尾地順著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