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沒有，一點都不搭界。從來沒碰到過她，也不認識她那個圈子的任何人。不過那會兒我和任何圈子都不熟，你可以這麼說。我一直都是一匹孤獨的狼，總是遠離團體、圈子、門派、同人社、主義或者這類的東西。我認識幾個超現實主義者，不過從來不是任何超現實主義團體或任何團體的成員。
《巴黎評論》：你在巴黎認識什麼美國作家嗎？
米勒：我認識瓦爾特·洛溫費爾斯、塞繆爾·帕特南、邁克爾·弗蘭克爾。舍伍德·安德森、多斯·帕索斯、斯坦貝克，還有薩洛揚，都是後來碰到的，回美國後。我和他們也就接觸過幾次，不是太熟，算不上有什麼真正的來往。就我見過的美國作家來說，舍伍德·安德森是我認為最出色也是最喜愛的。多斯·帕索斯是個熱情的小夥子，人很好，不過舍伍德·安德森——唔，我以前就極愛他的作品、他的風格、他的語言，最開始看的時候就是。我也喜歡這個人——儘管我們在任何事情上，尤其是對美國的看法上意見完全相左。他愛美國，他熟悉這個國家，他愛美國的人和與之有關的一切，我正好相反，但我喜歡聽他講對美國的感受。
《巴黎評論》：你認識什麼英國作家嗎？你和德雷爾還有波伊斯，已經是老朋友了，對嗎？
米勒：德雷爾，絕對是，不過那會兒我並不怎麼把他當做一個英國作家，我完全就是把他當做英國佬來交往。約翰·考珀·波伊斯，當然也是。他曾經對我影響很大，不過當時我可不認識他，一點兒沒來往。我怎麼敢！我狗屁不是而他是偉人，你明白吧。他曾是我的上帝、我的導師、我的偶像。我二十來歲的時候見過他幾回。當時他在紐約的勞工之家，還有庫珀聯合學院那樣的地方做講座，去聽一次只要十美分。大概三十年後，我去威爾士拜訪他，發現他竟然知道我的書。讓我更為吃驚的是，他似乎還挺看得起我的書。
《巴黎評論》：你那時候還認識奧威爾，是嗎？
米勒：我碰到過奧威爾兩三次，每次都是他來巴黎的時候。他不算是我的朋友，只是點頭之交。不過我瘋狂喜歡他那本書，《巴黎倫敦落魄記》，我覺得那是部經典。我現在還是認為，那是他最好的書。雖然他某種程度上是個很不錯的傢伙，我指奧威爾，可說到底，我還是覺得他有點蠢。他像很多英國人一樣，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而且，在我看來，是一個愚蠢的理想主義者。一個有原則的人，我們也可以這麼說。有原則的人讓我覺得無趣。
《巴黎評論》：你對政治好像不怎麼關心？
米勒：有什麼可關心的？在我看來，政治就是一個完全爛透了的散發著惡臭的世界。我們從那兒什麼也得不到。任何東西跟它沾邊就變味兒。
《巴黎評論》：就算是像奧威爾這種政治上的理想主義者？
米勒：特別受不了這種！政治上的理想主義者缺少一種真實感，而一個政治家首先得是一個現實主義者。這些有理想有原則的人，他們全都弄錯了，這是我的看法。想搞政治的人，不能有太多教養，得有點兒殺人犯的素質，隨時準備並且樂意看到人們被犧牲掉、被屠殺掉，僅僅為了一個或善良或邪惡的念頭。我的意思是，他們都是些很誇張的人。
《巴黎評論》：歷史上有沒有什麼偉大的作家是你特別感興趣的？你研究過巴爾扎克、蘭波和勞倫斯，是不是某一類作家特別吸引你？
米勒：很難這麼說。我喜愛的作家很雜。他們是那種超越了作家的作家。他們都具有神秘的x特質，這種特質很抽象很玄妙，很那個什麼——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它，反正就是比文學的範疇稍微再多那麼一點的東西。你看，人們閱讀是為了獲得愉悅，為了消磨時間，或者是為了受教。現在，我讀書，再也不是為了消磨時間，再也不是為了受教了。我讀書，是為了忘記自我，沉醉其中。我總是在尋找可以讓我靈魂出竅的作家。
《巴黎評論》：你能說說為什麼一直沒能完成勞倫斯那本書嗎？
米勒：嗯，答案很簡單。越深入這本書，我越不明白自己在幹什麼。我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大堆自相矛盾。我發現，其實我並不真正瞭解勞倫斯是怎麼樣一個人，不知道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不知道怎麼來搞他，就是寫了一陣之後，我不知道該拿他怎麼辦了。我變得完全不知所措。我把自己帶進了一個叢林，然後找不到出來的路了，所以只好放棄這件事。
《巴黎評論》：但是你寫蘭波沒遇到這樣的麻煩？
米勒：沒有，這真是太古怪了。他的個性完全是個謎，沒錯。但另一方面，蘭波的書裡沒有那麼多讓人糾結的想法。勞倫斯絕對是個很有想法的人，他把他的文學掛在那些想法構成的架子上。
《巴黎評論》：你並不完全贊同勞倫斯的想法，是嗎？
米勒：不，不是所有的都贊同，但我欽佩他的追求、他的探索、他的掙扎。而且勞倫斯有很多東西，我是認同的。另一方面，勞倫斯也有很多東西，讓我覺得好笑，那些有點荒謬有點愚蠢有點魯莽的東西。今天來看他，我看得更清楚一些，但我不再覺得把這些看法說出來有多麼重要了。那時候他對我來說意味著一些東西，我完全落入了他的手掌心。
《巴黎評論》：嗯，現在，我想我們得談談關於色情描寫和淫穢手法這個問題了。希望你不會介意。不管怎麼說，你在這方面被認為是權威。你以前是不是在某個場合講過「我贊成淫穢但反對色情」這話？
米勒：唔，其實很好區分。淫穢會是很直接的，色情是拐彎抹角的。我的信念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可能結果會讓人不舒服，有時不可避免地會讓人討厭，但決不粉飾。換句話說，淫穢是一個淨化的過程，而與之相反，色情是越描越黑。
《巴黎評論》：哪種意義上的淨化？
米勒：一旦禁忌被打破，就會有好東西出來，更有生命力的東西。
《巴黎評論》：所有的禁忌都是不好的嗎？
米勒：對原始人來說不是這樣。原始社會的禁忌是有道理的，但在我們的生活中，在文明社會里，禁忌是沒有道理的。禁忌，在這裡，是危險而病態的。你看，現代人的生活並不遵循道德準則或任何原則。我們談論它們，就是嘴皮子動動，但是沒人真的相信這些。沒人真的實踐這些規則，它們在我們的生活中是找不到的。禁忌，說到底只是歷史的殘留物，是一些腦袋破掉的人想出來的東西。你或許可以說，是一些可怕的人想出來的東西，這些人缺乏生活的勇氣卻道貌岸然地活著，還想把這些東西強加於我們。我眼中的世界，這個文明世界，是一個很大程度上沒有信仰的世界。對現代人有影響的信仰，都是不真實和偽善的，都是和這些信仰的創始人的本意背道而馳的。
《巴黎評論》：不過，你自己卻是很有信仰的人。
米勒：是的，但不信奉任何宗教。那是什麼意思？意思就是對生活存有敬畏，信仰生，而不是死。此外，「文明」這個詞語，在我腦子裡總是和死亡聯絡在一起。每次我用到它的時候，就會想起一個胖到不能再胖、連動作也變得笨拙的人。對我來說從來就是如此。我不相信什麼黃金年代，你知道吧。我的意思是，對少數人來說，確實存在所謂的黃金年代、少數精英分子的黃金年代；而對大多數人來說，生活總是不幸的，人們迷信而愚昧，被踐踏，被教堂和政府壓制。我現在依然是斯賓格勒的忠實信徒，再沒有比他說得更透徹的了。他把文化和文明對立起來。文明，就是得了動脈硬化症的文化。
《巴黎評論》：大約十年前，德雷爾給《地平線》雜誌寫過一篇關於你的文章，其中談到淫穢是一種技巧。你把淫穢當做一種技巧嗎？
米勒：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我想他是指它觸碰到讀者的神經了。嗯，或許我潛意識裡是想要這樣，但我從來不是故意去那樣使用它。我運用淫穢就像我用其他方式說話一樣自然。它就像呼吸，是我整個節奏的一部分。有些時候你是淫穢的，也有其他一些不淫穢的時候。不管怎麼說，我並不認為淫穢是最重要的元素。但是，它是很重要的元素，而且你決不能抗拒它、忽視它，或者壓制它。
《巴黎評論》：它也有可能被濫用……
米勒：有可能，不過這又有什麼壞處呢？我們到底有什麼可焦慮，有什麼需要害怕的呢？文字，不過是文字，裡面有什麼東西會嚇到我們？是思想嗎？就算它們很讓人厭惡，我們難道是一群膽小鬼嗎？還有什麼東西我們沒有面對過？我們難道沒有過瀕臨毀滅的時刻並一再經歷戰爭、疾病、瘟疫和饑荒？被濫用的淫穢，怎麼就威脅到我們了呢？危險在哪兒？
《巴黎評論》：你曾經批評過，和美國平裝本中充斥的暴力相比，淫穢顯得相當溫和無害。
米勒：是，所有這些反常的虐待狂式的描寫，我都極其討厭。我總是說，我的描寫很健康，因為它們是愉快的並且自然的。我從來不表達那些超出人們日常語言和行為的東西。我的語言從哪兒來？不是從禮帽裡變出來的。我們生活在其中，每天呼吸著它，人們只是不肯承認它的存在罷了。書面語言和口頭語言為什麼非要不一樣？你知道嗎，我們從前並沒有這種禁忌。在英語文學的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個時候，幾乎任何東西都是允許的。只是在最近兩三百年裡，我們才有了這種噁心的態度。
《巴黎評論》：可是，我們發現，亨利·米勒用過的一些詞，就連喬叟都沒用過。
米勒：但你也會發現其中有很多快樂的東西，健康的本能、非常自由的語言。
《巴黎評論》：《巴黎評論》上有一篇德雷爾的訪談，他說現在回過頭去看《黑皮書》，覺得有點過於淫穢了，你怎麼看？
米勒：他這麼說？嗯，要我說，那正是最對我胃口的部分。我第一次讀到那些描寫的時候，我覺得它們棒極了。我現在還是這麼認為。他可能是在說反話呢，德雷爾這傢伙。
《巴黎評論》：你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性描寫呢？性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它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米勒：這可不好說。你知道嗎，我覺得我寫的意識流廢話跟性描寫一樣多，就是被那些視我為洪水猛獸的評論家稱為「胡言亂語」的東西。只不過他們眼睛只盯著性描寫而已。不，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我只能說，它是我生命中一個重要的部分。我的性生活很好很豐富，而且我看不出有任何省略的必要。
《巴黎評論》：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和你在紐約的生活的一種決裂嗎？
米勒：不是，我不這麼想。不過事情是這樣的——在美國生活過之後，你在法國會清楚地意識到，性無處不在。它就在那兒，在你周圍湧動，像液體。我現在可以肯定，美國人對性關係的體驗，和其他任何人類一樣，也有強度、深度和多樣性，但是，不曉得怎麼回事，它不會像空氣那樣包圍你。然後還有一點，在法國，女人在男人的生活中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女人在那兒更有地位，女人是被重視的，女人是被當做人來交談的，而不僅僅是一個妻子或者情人或者什麼玩意兒。除此之外，法國男人還特別喜歡跟女人待在一起。在英格蘭和美利堅，男人好像只有在一群男人當中才比較自在。
《巴黎評論》：不過你在修拉小屋的生活還是很男性化的。
米勒：確實如此，不過總也少不了女人。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這是真的，不過友情卻一輩子長存。這也是我的星座特徵：我註定會有很多朋友。這或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基因，而且或許我不想這樣都不行。從我開始寫作，我就逐漸意識到別人對我有多麼好。我這一輩子一直在獲得幫助，有的來自朋友，有的來自素不相識的人。當我有這麼多朋友的時候，還需要錢幹什麼呢？要是一個人有這麼多朋友，還能有什麼不滿足呢？我有很多朋友，非常好的朋友、一輩子的朋友。只是，現在我正在失去他們，他們一個個地去了另一個世界。
《巴黎評論》：那我們不談性了，來說點兒畫畫的事吧。現在我們知道，你差不多是在二十世紀中期開始爆發寫作的衝動，開始畫畫也是那時候的事情嗎？
米勒：差不多前後腳的事情。我記得大概是一九二七年或是一九二八年開始的。不過不像寫作那麼當回事，那是肯定的。寫作的慾望在我生命中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非常大。如果說我一直到很晚才開始寫作——我真正開始寫東西是在三十三歲的時候，那並不等於之前我就沒有想過這件事。之前我只是一直把寫作放在一個很高的位置上，覺得我沒有那個能力去寫，對能否成為一個作家、一個好作家沒有自信。我甚至都不敢想象自己可以是那樣一個人，你明白嗎？嗯，畫畫對我來說就不是這麼回事。我發現自己還有另外一面可以發揮。畫畫帶給我很多樂趣，它是消遣，是其他事情之餘的休息。
《巴黎評論》：你現在還在玩這個嗎？
米勒：哦，當然，只是玩玩。
《巴黎評論》：可是，你有沒有發現藝術之間有一些基本的東西是相通的？
米勒：正是如此！如果你在某方面表現出具有創造性，那你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其實最開始，你知道嗎，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東西是音樂。我彈過鋼琴，當時想成為一個好的鋼琴家，不過在那方面我缺少天賦。儘管如此，音樂對我還是影響很大。我甚至可以說，音樂對我的意義，比寫作和畫畫都要大，它一直就在我大腦背後。
《巴黎評論》：你有一陣對爵士樂特別有感覺。
米勒：有過。不過最近沒那麼熱衷了。我現在覺得爵士樂蠻空洞的，太狹隘了。就像我對電影的發展感到痛惜，我也痛惜爵士樂的命運。它越來越機械了，沒有足夠的發展，乾癟了。它像是在給人灌雞尾酒，而我想要葡萄酒和啤酒，也要香檳和白蘭地。
《巴黎評論》：三十年代你寫過幾篇關於電影的隨筆，你有過實踐這種藝術的機會嗎？
米勒：沒有，不過我還抱著希望，沒準會遇到一個給我這種機會的人。我最痛惜的是，電影的技巧從來沒有獲得充分的挖掘。它是一種充滿了各種可能性的詩意的媒介。想想看我們的夢和幻想吧。可是我們有幾次能得到那樣的東西呢？偶爾摸到一點邊，我們就目瞪口呆了。然後想想看我們掌握的技術裝置吧。可是我的老天吶，我們甚至都還沒用到它們呢。我們本該可以創造出驚人的奇蹟、奇觀，無限的歡樂和美好，結果我們得到了什麼呢？全都是垃圾。電影是所有媒介中最自由的，你可以用它製造奇蹟。事實上，我熱切期盼著文學被電影取代的那一天，到時候就不再有閱讀的必要了。你會記住電影裡的那些面孔，還有表情和動作，而讀一本書是無法讓你記住這些的。如果電影足夠吸引人，你會完全讓自己投入進去。就算是聽音樂的時候，你也不可能那樣投入。你去音樂廳，環境很糟糕，人們打著哈欠，或者索性睡著了，節目單太長，還沒有你喜歡的，諸如此類，你明白我的意思。可是在電影院裡，坐在黑暗中，影像來了又消失，這就像是——你被一場流星雨擊中。
《巴黎評論》：你這是在說《北迴歸線》的電影版嗎？
米勒：這個事嘛，有所耳聞。是有一些提議，不過我想象不出誰有本事把那本書拍成電影。
《巴黎評論》：你想親自來做這件事嗎？
米勒：不，我不會。因為我覺得，把那本書拍成電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務。我在那裡面找不到故事，這是其一。其二，它太依賴語言本身。把這種火熱的語言轉換成日語甚或土耳其語，沒準有人能僥倖成功。我想象不出用英語怎麼表演，你能嗎？電影一定是生動而有形的媒介，總之，是影像組成的東西。
《巴黎評論》：你當過戛納電影節的評委，對嗎，就在去年？
米勒：是，儘管我是個相當可疑的人選。法國人大概是想通過這種方式表達對我作品的喜愛。當然他們知道我是個影迷，不過當一個記者問我是否還喜歡電影時，我不得不說，我已經基本不看電影了。在過去這十五年裡，我幾乎就沒看到過什麼好電影。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在內心深處依然是一個影迷。
《巴黎評論》：嗯，你現在還寫了一個舞臺劇，你對這種媒介怎麼看？
米勒：我始終希望能搞定這種媒介，可是一直沒有勇氣。在《夢結》裡面，就是我住在地下室裡奮力寫作的那段生活期間，有一段描寫，非常逼真，講我如何努力想寫一個關於那段時間生活的舞臺劇。我到底沒能寫完它。我想最多完成了第一幕吧。我在牆上訂了一份精心製作的提綱，而且一說起它就眉飛色舞，但就是寫不下去。我剛寫的那個劇本，是從禮帽裡掉出來的，可以這麼說。我正好是在一個很少有的狀態裡：無事可做，無處可去，沒什麼東西吃，沒人在身邊，於是我就想，幹嗎不坐下來試試呢？開始的時候都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詞語就跑出來了，我也就順其自然，基本沒費什麼勁兒。
《巴黎評論》：是講什麼的？
米勒：什麼都講，但也什麼都沒講。我不認為它講什麼有多重要，真的。是那種鬧劇，或者說滑稽戲，有超現實主義的元素。然後裡面還有音樂，背景音樂，從自動唱片點唱機裡面出來，飄蕩在空氣中。我不覺得它有多大價值。關於它，最多隻能說，你看了會睡不著的。
《巴黎評論》：你覺得你會繼續寫出更多的舞臺劇嗎？
米勒：我希望如此，是的。下一個將會是悲劇，或者是那種會讓人哭泣的喜劇。
《巴黎評論》：你現在還寫點其他什麼呢？
米勒：其他什麼也不寫。
《巴黎評論》：難道你不打算繼續寫《夢結》第二捲了嗎？
米勒：哦，是，沒錯，那是我不得不做的事情。可是那個還沒開始呢。我試過幾次，不過都放棄了。
《巴黎評論》：你剛才說，你不得不做？
米勒：啊，是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必須完成我的計劃，就是我一九二七年做好的那個。《夢結》是它的終點，你明白嗎。我想，之所以遲遲不把它寫完，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不想讓這個計劃結束。結束就意味著我非得轉身，尋找一個新的方向，發現一片新的領域，就像過去曾經發生的那樣。因為我已經不想再寫我的個人經歷了。我寫了這麼多自傳體小說，並非因為覺得自己有多重要，而是——你可不要笑——因為最開始的時候，我覺得自己經歷了天底下最悲慘的事，而我要寫的故事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人生悲劇。隨著一本接一本地寫，我發現自己算不上什麼真正的悲劇人物，頂多是個業餘愛好者。當然我確實有過非常悲慘的經歷，但我不再覺得那有多麼糟糕了。這也是為什麼我把這個三部曲叫做「殉色」——玫瑰色的磨難的原因。我發現這種磨難對我是有益的，它開啟了通往快樂生活的大門，就在你經受磨難的過程中。當一個人被釘上十字架，當他犧牲了自己，心房會像花兒般開放。當然你並沒有死掉，沒人真的會死，死亡並不存在，你只是進入了一個新的視野層面、新的意識領域、新的未知世界。就像你不知從何而來，你也不知會去往何處。但是，那兒是有點兒什麼的，前生和來世，我堅信這點。
《巴黎評論》：這麼多年來，你一直處於有創造性的藝術家常常會遭遇的困境，現在成了暢銷書作家，你是什麼感覺？
米勒：我真的對此毫無感覺。對我來說是缺乏真實感的，整件事情。我沒覺得這事跟我有什麼關係。實際上，我還有點兒不喜歡這樣。它不能帶給我快樂。我知道的只是，我的生活更多地被打斷、更多地被侵入，增添了更多無價值的東西。人們關心的，是我已經不感興趣的東西。那書對我來說已經不再有任何意義。人們認為，他們都激動了，我也該激動。他們認為，經過這麼多年我終於被認可，對我是件重要的事情。好吧，其實我覺得我很早就已經被認可了，起碼在那些我在意他們認可不認可的人那裡。被一幫烏合之眾認可，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事實上，這還是件相當痛苦的事。因為，這種認可是建立在誤解的前提下的。那不過是一種獵奇心理，它並不意味著我真正的價值獲得了讚賞。
《巴黎評論》：你始終知道自己會獲得成功，書賣得好不過是成功的表現之一。
米勒：是的，確實如此。但另一方面，難道你不明白嗎，真正的讚譽只能來自於那些和你同一個層次的人，來自你的同伴。只有這個是要緊的，而我早已得到它了，我知道這點已經有幾年了。
《巴黎評論》：你的書裡面，哪本你覺得寫得最滿意？
米勒：我總是說《瑪洛西的大石像》。
《巴黎評論》：評論家，我是說大部分，認為《北迴歸線》是你最傑出的作品。
米勒：這個嘛，當我重讀《北迴歸線》的時候，我發現它比我自己原來印象中的要好。我喜歡它。事實上，我有點吃驚。我已經好多年沒看過它了，你知道嗎。我覺得它是一本非常不錯的書，具有某些恆久的品質。但寫出《大石像》的我，是另一個層次的生命。我喜歡它的地方在於，它是一本愉快的書，它表達愉快，它提供愉快。
《巴黎評論》：《天龍座和黃道》這本書後來怎麼樣了？你幾年前提過。
米勒：沒怎麼樣。我都忘了這回事了，不過沒準哪天我又開始寫了，這總是有可能的。原來的想法是寫一個小冊子，解釋一下我寫了這麼多關於自己生活的書，到底是為什麼。換句話說，是要把已經寫的東西丟在腦後，想再說說清楚，自己本來想要寫什麼東西。是想通過這樣一種方式，從作者的角度，給出對作品的某種理解。你看，作者的角度也是眾多角度的一種，而他對自己作品的理解和看法，已經被其他人的聲音淹沒了。他真的像他想象的那樣瞭解自己的作品嗎？我可不這麼想。我倒是覺得，當他回過神來，他會對自己說過的話做過的事感到驚奇，就像靈媒。
（原載《巴黎評論》第二十八期，一九六二年夏/秋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