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評論》：前八年你都是在國外生活的，這次為什麼決定回到美國？
卡波蒂：因為我是一個美國人啊，永遠不能，也不想成為別的什麼人。除此之外，我喜歡城市，紐約是唯一一座真正的城市。在那八年裡，除了有兩年例外，我每年都會回美國，而且我從來都不接受更換國籍的主意。對我而言，歐洲相當於一種提高洞察力和得到教育的方法，一塊通往成熟的墊腳石。可世上還有報酬遞減律呢，大約兩年前，它開始發揮作用了：歐洲給了我好多好多，可是，突然間，我覺得這套程式好像顛倒了——她似乎在剝奪著什麼。於是我回到家，覺得自己長大了不少，也能在我的故土安頓下來了——那並不是說，我已經買好一把搖椅，變成了一塊巋然不動的石頭。其實並非如此，只要國境線仍然開放，我就打算隨時出去闖世界。
《巴黎評論》：你是不是讀得很多？
卡波蒂：太多了。而且什麼都讀，包括標籤、處方和廣告。我對報紙充滿熱情——每天都會把紐約所有的日報看一遍，還會看報紙週日版和幾份國外雜誌。至於那些我沒買的報紙，我會站在報攤跟前看。我平均每週讀書五本左右——正常長度的小說約莫兩小時讀完。我喜歡看驚悚小說，有朝一日也想寫一篇。雖然我更喜歡一流的小說，但近幾年我的閱讀似乎集中在書信、日記和自傳上。邊寫邊讀對我沒什麼影響——我是說，我不會突然發覺另一個作家的風格從我的筆下滲出來。不過，有一回，我對詹姆斯（·喬伊斯）著迷許久，在那段時間裡我自己的句子確實長得要命。
《巴黎評論》：哪些作家對你影響最大？
卡波蒂：就我意識所及，我從未察覺任何直接的文學影響，不過有幾個評論家告訴我，我早期的作品受惠於福克納、韋爾蒂以及麥卡勒斯。有可能。上述三位都是我推崇備至的，還得加上凱瑟琳·安·波特。雖說仔細想想，我覺得他們之間，或者說他們跟我之間，並沒有多少共同點，唯一相同的是我們都生在南方。儘管十三至十六歲之間並不是唯一適合閱讀托馬斯·沃爾夫的年紀，但那段時間卻最容易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當時在我眼裡他是一個偉大的天才，現在我還這麼看，可是已經一行也看不下去了。這就像其他那些熄滅的青春火焰一樣——愛倫·坡、狄更斯、斯蒂文森，我在記憶裡熱愛他們，但他們的書我已經讀不下去了。而以下作家仍時時能喚起我的激情：福樓拜、屠格涅夫、契訶夫、簡·奧斯丁、詹姆斯、福斯特、莫泊桑、里爾克、普魯斯特、蕭伯納、薇拉·凱瑟——哦，這份名單太長了，所以我就到詹姆斯·艾吉打住吧，他是一個美好的作家，兩年多以前辭世，真是個大損失。順便說一句，艾吉的作品深受電影影響。我認為，大多數年輕作家是學習和借鑑了電影中視覺和結構方面的技巧，我也一樣。
《巴黎評論》：你寫過電影劇本，不是嗎，情形如何？
卡波蒂：那是鬧著玩的。至少有一部我寫的電影——《打鬼》很搞笑，那是同約翰·休斯頓合作，電影的外景是在義大利拍的，有些急等著拍的場景乾脆就是臨陣寫的。演員們根本摸不著頭腦——有時候連休斯頓本人都好像不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自然，這些場景是必須遵循一定的邏輯順序寫出來的，在某些特殊的時刻，所謂情節的唯一真正的大綱就存在我的腦瓜裡，被我帶來帶去。你一直沒看出來？哦，你應該能看出來的。那真是個不可思議的笑話。不過恐怕製作人笑不出來。讓他們見鬼去吧。這部片子只要重映我就會去看看，看得很開心。
不過，說正經的，我認為作家在一部電影裡沒多少機會施加自己的影響，除非他跟導演打得火熱，或者自己就是導演。電影是一種如此適合導演施展的媒介，因此它只培養了一位作家，他專寫劇本，可以稱之為銀幕天才。我指的就是那位生性靦腆、討人喜歡的小農夫扎瓦蒂尼。多好的視覺感啊！百分之八十的優秀義大利電影都是根據扎瓦蒂尼的劇本拍的，比如所有德·西卡的電影。德·西卡是個迷人的男子，一個既天賦異稟又老於世故的人；但他多半隻充當了扎瓦蒂尼的擴音器而已，他的電影絕對是扎瓦蒂尼的創作，每一絲神韻、每一種情緒，點點滴滴都顯然受到扎瓦蒂尼劇本的指引。
《巴黎評論》：說幾點你的寫作習慣好嗎？你用不用書桌？你用不用打字機？
卡波蒂：我是一個「水平」的作家。只有躺下來——不管是躺在床上還是攤在一張沙發上，香菸和咖啡觸手可及，我才能思考。我一定得吞雲吐霧、細啜慢飲。隨著午後時光漸漸推移，我把咖啡換成薄荷茶，再換成雪利酒，最後是馬蒂尼。不，我不用打字機。開始時不用。初稿我是手寫的，用鉛筆。接著我從頭到尾改一遍，也是手寫的。我覺得自己本質上是一個風格化作家，而讓風格化作家惡名遠揚的是：他們會執迷於一個逗號的位置或一個分號的分量。如此這般的執迷，讓我自己都受不了。
《巴黎評論》：你似乎認為風格化作家與非風格化作家之間是涇渭分明的，那麼你認為哪些作家是風格化的，哪些不是？
卡波蒂：什麼是風格？「什麼」——正如禪宗公案裡問到的「獨手擊拍之音何若」，沒人能確切知道；然而，你要麼知道，要麼就是不知道。在我看來，如果你能原諒我使用一個頗為粗陋的小意象，那麼，我覺得風格就是能映照出一位藝術家的感性而非作品內容的鏡子。在某種程度上，所有的作家都有風格——羅納德·菲爾班克除了風格之外幾乎一無所有，而且感謝上帝，他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可是，擁有風格，一種風格，常常是一道障礙，一股反作用力，而不能達到它應該達到的效果，不能像福斯特、科萊特、福樓拜、馬克·吐溫、海明威以及伊薩·迪內森那樣，用風格給自己加分。比方說，德萊塞是有風格的——可是，哦，老天爺呀！還有尤金·奧尼爾。還有福克納，儘管他是那麼輝煌。我覺得他們都成功地克服了強烈卻有害的風格，那些風格並不能切實加強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交流。還有一種是「沒有風格的」風格家——難度很高，很讓人敬仰，也總是很流行：格雷厄姆·格林、毛姆、桑頓·懷爾德、約翰·赫塞、薇拉·凱瑟、瑟伯、薩特（記住，我們討論的不是內容）、j.p.馬昆德，等等。不過，對啦，還有那麼一種叫做「非風格家」的動物。可他們不是作家；他們是打字員。汗流浹背的打字員在成磅成磅質地優良的檔案紙上塗滿無形無態、不能「看」也不能「聽」的資訊。那麼，在年輕一輩的作家裡，有哪幾個彷彿知道天下還存在「風格」這回事呢？紐拜、弗朗索瓦絲·薩岡，有那麼點意思。威廉·斯泰倫、弗蘭納裡·奧康納——那姑娘有時候表現不錯。詹姆斯·梅利爾、威廉·戈揚——如果他不再那麼歇斯底里的話。j.d.塞林格——尤其是在口語傳統方面。科林·威爾森？又一個打字員罷了。
《巴黎評論》：你說羅納德·菲爾班克除了風格幾乎一無所有，那你認為單單靠風格能否成為一名偉大的作家呢？
卡波蒂：不，我覺得不行——不過，這一點是有爭論餘地的，如果你把普魯斯特的風格和他本人分開，那會怎樣？風格從來不是美國作家的強項。可是，有些最好的風格化作家是美國人。霍桑給我們開了個好頭。在過去的三十年裡，就風格而言，海明威對其他作家的影響力，在全世界範圍裡都是最大的。眼下，我認為我國的波特小姐對於風格的全部含義的理解，不比任何人遜色。
《巴黎評論》：作家能通過學習形成風格嗎？
卡波蒂：不，我想風格是不能刻意達成的，就好像眼睛的顏色不能刻意達成一樣。畢竟，你的風格就是你本身。歸根結底，作家的個性與其作品息息相關。「個性」是個備受爭議的詞兒，我知道，但我就是這個意思。作家獨立的人性，他對著全世界說的話、打的手勢，看起來就得像一個在與讀者交流的人。如果個性模糊，教人困惑，或者僅僅具有文學性，那就行不通啦。福克納、麥卡勒斯——他們就設計了自己的個性。
《巴黎評論》：有趣的是，你的作品在法國廣受讚賞，你覺得風格能被翻譯嗎？
卡波蒂：為什麼不能呢？只要作者和譯者在藝術上是一對雙胞胎就行了。
《巴黎評論》：好吧，恐怕我剛才打斷了你用鉛筆寫的短篇小說草稿，下面該寫什麼？
卡波蒂：讓我看看，這是第二稿。然後我要在一張黃紙上打出第三稿，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黃色紙。不，我不會從床上爬起來幹這件事。我就把打字機擱在膝蓋上。當然，這樣幹活挺不錯的；我每分鐘能打一百個詞。唔，等黃紙上的這一稿完成，我就把手稿擱一段時間，一個禮拜，一個月，或者更長。等我再把它拿出來的時候，我就會盡可能冷靜地讀一遍，再大聲念給一兩個朋友聽，決定我想做怎樣的修改，還要決定我願不願意出版。我扔掉過好幾個短篇、一部完整的長篇，還有半部長篇。不過，如果一切順利，那麼我在白紙上打出最後一稿就完事了。
《巴黎評論》：寫一本書，你是在動筆之前就已經完全組織好了結構呢，還是一邊寫一邊展開，讓你大吃一驚？
卡波蒂：兩者兼有。我總是會有幻覺，認為故事的開端、中間和結尾，整齣戲都在我頭腦裡同時上演——我好像能在剎那之間都看見。可是，在工作的過程中，在寫作的過程中，無數意外頻繁發生。感謝上帝，因為那些意外、那些轉折、那些在恰當的時刻憑空冒出來的詞彙是一筆意料之外的紅利，那可喜的小小動力能推著作家前進。我一度在筆記本上寫過短篇小說的故事大綱，但是我發覺，不知怎麼的，這麼做會泯滅我的想象力所催生的靈感。如果那個概念足夠好，如果它確實屬於你，那麼你就不會忘記它——它會一直縈繞在你心頭，直到你把它付諸筆端。
《巴黎評論》：你的作品裡有多少自傳的成分？
卡波蒂：極少，真的。有一小部分是受到真實事件或真實人物的激發，不過，從某種角度看，一個作家寫的一切都是具有自傳性的。《草豎琴》是我寫過的作品裡唯一真實的，但每個人都自然而然地認為它是完全虛構的，而把《別的語聲，別的房間》想象成自傳。
《巴黎評論》：對於未來你有什麼明確的觀念或計劃嗎？
卡波蒂（若有所思）：唔，有，我相信有。到目前為止，我寫下來的總是對我而言最容易的東西；我想要嘗試點別的，一種有節制的奢華。我想傾注更多的心思，使用更多更多的色彩。海明威說過，每個人都能用第一人稱寫部小說，我現在總算知道他是什麼意思了。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受到過其他藝術形式的誘惑？
卡波蒂：我不知道那算不算藝術，不過我已經痴迷舞臺多年了，我最想成為一名踢踏舞演員。我曾苦練過單人踢踏舞，一直練到家裡每個人都想殺掉我。後來，我又渴望在夜總會里自彈自唱。於是我攢錢買了把吉他，整個冬天都去上課，可是末了，我真正會彈的只有一首適合初學者彈的曲子，名叫《但願恢復單身》。我對吉他實在是煩透了，有一天干脆就把它送給了巴士站上的一個陌生人。我對畫畫也很感興趣，學了三年，不過那份熱情，說實話，恐怕現在已經蕩然無存。
《巴黎評論》：你覺得批評對你有幫助嗎？
卡波蒂：如果是在出版之前，如果批評是出自那些你認為其判斷力可信的朋友，對，批評當然是有用的。可是，一旦作品已出版，我就只想讀到或者聽到表揚了。任何低於稱讚的評價都叫人討厭。如果你能找出一個作家，他肯坦言自己曾經從評論家的吹毛求疵和屈尊俯就中得到什麼教益，那麼我就給你五十美元好了。我不是說，那些職業批評家個個都不值一談——但是那些優秀的評論家卻沒有幾個會經常動筆的。最重要的是，我相信你應該在抵擋各種意見的過程中變得更堅強。我收到過，而且仍在不斷地收到對於我的謾罵，其中有些是猛烈的人身攻擊，可是現在這些再也不會讓我心煩意亂了。對於大部分針對我本人的離譜的造謠中傷，我都能夠安然讀完，心跳不會驟然加快。在這種情況下，我強烈主張：永遠不要自貶身份跟一個批評家鬥嘴，永遠不要。在腦子裡給那個編輯寫信就夠了，別寫到紙上去。
《巴黎評論》：能說說你個人有什麼怪癖嗎？
卡波蒂：我想我的迷信可以被看成一種怪癖。我會把所有的數字都加起來。有那麼幾個人，我從來不給他們打電話，就因為他們的號碼加起來是一個不吉利的數字。出於同樣的原因，我也會拒絕飯店裡的某間房。我無法忍受黃玫瑰出現——那可真是不幸啊，因為黃玫瑰恰恰是我特別喜歡的花。我不允許同一只菸缸裡擱著三個菸頭，不肯登上一架坐著兩個修女的飛機。週五我不會開始或者結束一件事。這些我不能做、不願做的事情，真是沒完沒了。然而，在服從這些古老觀念的過程中，我能得到某種古怪的慰藉。
《巴黎評論》：有人引述過你的話，說你最喜歡的消遣「依次是交談、閱讀、旅遊和寫作」，你真的是這個意思嗎？
卡波蒂：我想是這樣。至少我很肯定，交談對我是最最重要的。我喜歡傾聽，我也喜歡說話。老天，小妞，你難道沒看出來我喜歡說話嗎？
（原載《巴黎評論》第十六期，一九五七年春/夏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