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來，執政者們得以隨意整頓羅馬城的事務，而且較之以前更為全面徹底。儘管未有統一的武器裝備，好歹義大利和首都都有了真正的駐軍，並由執政者任統帥。至於克拉蘇和龐培之前招募的敘利亞和西班牙軍隊，早已出發前往東方；而龐培則令其副將管理兩西班牙省，派兵駐守，同時還假意解散去往西班牙的新軍隊，同他們一起留守義大利。
執政者們努力廢除舊的政體，儘可能採取溫和的手段令君主制適應國家現狀。毫無疑問，這一舉措導致公眾的反對意見愈演愈烈，因為他們對此事瞭解愈發清晰。但是，他們還是屈服了，因為除了屈服別無他法。首先，一切重要事宜，尤其是與軍事要務和外事關係相關的事務，都不再經元老院商議便直接實施，有時藉助公民法令，有時只聽從統治者的意願。在盧卡會議所通過的決議中，高盧統帥一職的相關問題直接由克拉蘇和龐培在公民大會上提出，而西班牙和敘利亞的事宜則由保民官蓋烏斯·特雷波尼烏斯（gaiustrebonius）在公民大會上提出。除此之外，比較重要的省長職位通常也是依靠公民法令決議。愷撒的行為也表示，執政者們無需徵得當局者的同意，便可隨意擴充自己的軍隊，他們之間還可毫不遲疑地互相借兵，如愷撒在高盧戰爭中得到了龐培的援助，克拉蘇在帕提亞戰爭中也得到了愷撒的幫助。根據現行法令，波河彼岸的人只擁有拉丁人的權利，而在愷撒的統治下，他們都是完完全全的羅馬公民。過去，新徵服的領地都要經元老院組織管理，但愷撒卻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將在高盧攻克的大片領地管理起來，理直氣壯地設立公民殖民地，最著名的當屬那塊擁有五千移民的諾烏姆·科姆殖民地（novum-comum，位於今科莫）。皮索指揮色雷斯（thracian）戰役，蓋比尼烏斯指揮帕提亞戰爭，這些都沒有同元老院商議，甚至未照例知會元老院；同樣，舉辦慶祝凱旋盛典和其他象徵榮譽的活動，也無人同元老院的人商量。顯然，這絕不僅僅只是對於形式的忽略。正因為元老院的人極有可能不會否決這些事項，這種忽略才愈發令人費解。而恰恰相反，這是執政者們深謀遠慮的一項計劃，他們打算把元老院的許可權從軍事要務和高階政事中排擠出去，使他們只能參與財政和內政事務。元老院的人對此心知肚明，儘可能利用元老院決議案和刑事訴訟進行反抗。儘管多數執政者對元老院都持排斥態度，但他們還是稍稍利用了一番公民大會，使得國家的主人不用再受街頭霸王的刁難。不過，他們也經常脫掉公民大會這層空洞的遮蔽物，直接袒露地採用專制手段。
君主派西塞羅和多數黨下的元老院
無論元老是否願意臣服，他們都必須服從。西塞羅繼續領導著逆來順受的多數黨，他擁有律師才華，可以為一切事情找到理由，至少給出一番說辭，因此大有作為。貴族們曾利用西塞羅向執政者們挑釁，如今執政者又利用他來充當奴隸的喉舌，如此體現了一種高明的愷撒式諷刺。於是，執政者原諒了西塞羅偶爾欲以卵擊石的慾望，同時也確保了他將完全歸順自己的決心。他的弟弟因此被迫任職高盧軍官，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充當了人質角色。龐培還強制命令西塞羅擔任自己的副官，以便在任何時候找到政治放逐他的把柄。克洛狄烏斯無疑得到了命令，暫時保持休戰狀態，不過愷撒既未因西塞羅拋下克洛狄烏斯，也沒有因克洛狄烏斯而拋下西塞羅。克洛狄烏斯這位偉大的救國主和自由英雄，深入薩馬羅布裡瓦（samarobriva）總部，只是可惜，未有一位阿里斯托芬那樣偉大的詩人進行一番恰當描述。
然而，當初那根懸在西塞羅頭上、給過他重擊的棍子如今依然懸在那裡，甚至現在還加上了金鎖鏈。在西塞羅囊中羞澀的時候，愷撒免息貸款給他，鉅額資本因此流入羅馬城內，因而他很樂意充當建築監工的角色。考慮到愷撒的代理人或許會在事後遞上一張賬單，西塞羅將許多為元老準備的不朽演說都扼殺在了萌芽階段。他發誓「將來不再追求權力和榮譽，而要盡力爭取得到執政者的歡心」、「要成為護耳罩一樣靈活多變的人」。執政者們利用西塞羅的這一才華，讓他為自己辯護。身居其位，西塞羅只得根據上級命令，替其最痛恨的對手辯護，尤其是在元老院中他幾乎是統治者的發聲人，將一切「別人可能同意，但自己卻不贊同」的觀點提交商議。事實上，作為臣服者中多數人公認的領袖，西塞羅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提高。至於政府中的其他人員，凡是能用恐嚇、奉承或者金錢動搖的，他們都以對待西塞羅的方式來應付，成功讓他們大體臣服。
加圖和少數派
當然，仍然有小部分的人固執己見，既不怕恐嚇，也不接受利誘。執政者們堅信，對待加圖和西塞羅的手段對自己有害無利，而容忍一個麻煩的共和黨對手，比起將對手變成為共和黨殉職的烈士來說，危害性更小。於是，他們准許加圖回國（羅馬紀元698年即西元前56年底）。從那以後，加圖經常在元老院和羅馬廣場內，冒著生命危險不停對抗執政者們，這點無疑值得尊敬，但可惜的是也落下許多笑柄。特雷波尼烏斯提出提案時，加圖將事情鬧到羅馬廣場乃至互相爭鬥，然後向元老院提議，鑑於愷撒之前對烏斯佩特人和滕克特里人做出過違背信義的事，理應將他交給那些蠻族，對此執政者們都隨他去了。元老院決議通過承擔愷撒的軍餉費用之後，加圖的門徒馬庫斯·法沃尼烏斯突然出現在元老院的門前，向公眾吶喊國家有難；當這個無恥下流之人一見到愷撒受傷的腿上綁著紗布，便無禮稱道白色紗布是放錯位置的王冠；前任執政官倫圖盧斯·馬西利努斯面對公眾鼓掌聲時，曾向大會鼓吹趁在擁有建議權時好好珍惜，多多進言；在克拉蘇啟程去往敘利亞時，保民官蓋烏斯·阿泰烏斯·卡皮託（gaiusateiuscapito）利用當時的各種宗教儀式，將邪惡的意願強扣到克拉蘇頭上；對於以上種種，執政者們都十分耐心。
總的來說，這些都只是少數頑固派的無效示威行為，不過他們所代表的派別卻很重要。這個派別一方面扶持那些暗中騷動的反對共和黨分子，給他們暗語，另一方面激發元老院那些對執政者抱有同樣情緒的多數派，讓他們商議通過反對執政者的法案。即使是多數派，他們也覺得有時候至少要在次要的事上，發洩自己心中的積怨，而且根據拒絕充當奴隸的常情，也要把對強大敵人的不滿發洩到較弱敵人的身上。只要遇到相關的事情，他們便向執政者的手下使壞。因此，伽比尼烏斯申請舉辦感恩節遭到拒絕（羅馬紀元698年即西元前56年），皮索被所管轄的省份召回，保民官加圖制止了羅馬紀元699年即西元前55年的選舉，直至共和派執政官馬爾凱利烏斯卸任。西塞羅儘管之前在執政者面前假意奉承，也發行了一本惡毒的無聊小冊子抨擊愷撒的岳父。然而，元老院多數派的反抗意願傾向，以及少數派那些無效的抗議行為，都表明了一個事實，即權力已經由元老院轉移到執政者手中，正如之前權力由公民轉移到元老院手上一樣，元老院實際上成為執政者用來吸收反君主分子的政治會議了。下臺政府的黨羽抱怨道：「除那三個人以外，任何人都沒有價值。執政者們無所不能，他們務必讓所有人明白這一點。整個元老院全都變了，人人對執政者惟命是從。我們這代人臨死前是見不到時局改變了。」事實上，他們身處的時代早已是君主制，而非共和制了。
選舉中的持續對立
但若是國家的領導權受到執政者的絕對支配，也依舊有另外一個易守難攻的政治領域，它同政府有所區別——那就是日常官職的任免和陪審法庭。顯而易見的是，陪審法庭並不直屬於政治，卻也處處受到主宰國政精神的制約，在羅馬城尤其如此。當然，官員的選舉應屬於國政本身，但在這一時期內，國家的實際治理者往往是特任官員或者無爵位之人，再加上如果職位最高的日常官員屬於反君主陣營，那麼他們都無法影響國家的機構，所以也就逐漸淪為傀儡——即便是其中最有反抗精神的人也無奈地自稱廢物，這也是事實。因此，所謂的選舉也就成了純粹的示威。就這樣，儘管反對黨失去了原來的戰略位置，卻仍然能在選舉和訴訟上繼續反抗。執政者為了取勝，自然也是竭盡全力。在選舉方面，他們已經在盧卡商定了次年官員的候選名單，又想方設法地讓這些人成功當選，大部分金錢也花在了策劃選舉這一項上。為了去羅馬城投票，愷撒和龐培的軍隊每年都會有大批計程車兵請假。為親自指導和監視選舉，愷撒就經常到上義大利最靠近首都的地方。然而，效果卻並不如人意。雖然，龐培和克拉蘇按照盧卡協定成功當選羅馬紀元699年即西元前55年的執政官，反對黨的候選人也只有盧奇烏斯·多米提烏斯挺到了最後，且最後出局，但這也是公然動武后的結果，其造成的不利影響很多，加圖受傷只是其一。待羅馬紀元700年即西元前54年再次選舉執政官時，無論執政者們花費多大的努力，仍然沒能阻止多米提烏斯當選，而且加圖也成功當選副執政官。去年這個時候，愷撒的手下瓦提尼烏斯擠掉了加圖當選該職，一度震驚國人。到了羅馬紀元701年即西元前53年官員選舉時，反對黨將執政者手下蠅營狗苟的選舉活動揭示得明明白白，導致後者招致國人的批評，無奈之下只得放棄。追究執政者在選舉中慘敗的原因，一部分是因為陳舊腐敗的機構難以管理，投票過程常有意外發生，中等階級也心有不滿，眾人常懷各自的私心，導致黨派之間發生奇怪的衝突，但這些並不是主要原因。貴族階級分為許多群體，當時的選舉也掌握在這些人手中；他們將賄賂制度搞得規模宏大，組織嚴密。因此，在元老院中有支援者的貴族也就控制了選舉；但儘管他們在元老院中勉強退讓，暗地裡卻毫無顧忌地搞各種針對執政者的活動。因此，當克拉蘇在羅馬紀元699年即西元前55年當選執政官時，建議公民大會核准一項嚴懲群體私下操縱選舉的活動，但貴族在這方面的勢力並未因此受損，以後幾年的選舉就是明證。
陪審法庭中的爭鬥
陪審法庭同樣也使得執政者大為頭痛。按照當時的組織，雖然元老院的貴族在其中也有勢力，但是決定權卻為中等階級所把持。羅馬紀元699年即西元前55年，龐培建議施行一項新的法令，即提高陪審人的財產資格。由此可見，中等階級正是反抗執政者的主要力量，大資本家則更加溫馴，在陪審法庭同樣如此。然而，共和黨尚未失去在此處的影響，他們不厭其煩地提出各種政治彈劾案，物件雖然不是執政者本人，卻也是其手下重要的人物。起訴任務依然屬於元老院的那些年輕人，他們比同階級的老年人更加熱衷於共和事業，更有才能，也敢於以大膽地攻擊他人為樂，因此這種訴訟場面相當活躍。當然，法庭並不自由；如果執政者較起真兒來，法庭也得跟元老院一樣，不得不做出讓步。愷撒的心腹之中，最勇猛最放肆的就數瓦提尼烏斯了，反對黨口中謾罵不休的最痛恨之仇敵也正是他，可他的主人愷撒一下令，他便能安然無恙地逃脫一切指控。但是諸如蓋烏斯·利奇尼烏斯·卡爾烏斯（gaiusliciniuscalvus）和蓋烏斯·阿西尼烏斯·波利奧（gaiusasiniuspollio）之類的人物，他們知道如何藉助睿智的雄辯和尖刻的諷刺攻擊對手，即便他們彈劾失敗，也能讓對手碰一頭灰。當然，他們也有成功的時候，不過對手往往是低階人物罷了。但是也有例外，前執政官伽比尼烏斯作為當權者手下的地位最高、最招人恨的黨羽，就是這樣被人推翻的。對於伽比尼烏斯就海盜戰事指揮權提出的法案，以及他在敘利亞任省長時對元老院的藐視，對貴族黨而言完全不可饒恕。同時，他又在任內為了保護省民的利益而公然反抗資本家，到任後移交權力給克拉蘇時又處處作梗，所以貴族群體和大資本家對其可謂是深惡痛絕，甚至連同克拉蘇也一起恨上了。對於這些敵人，他唯一的靠山就是龐培，後者本應該不惜一切代價維護自己最忠實最有膽有才的部下，但是他並不懂得像愷撒那樣運用權力維護自己的手下。所以，到了羅馬紀元700年即西元前54年，陪審人員將伽比尼烏斯以貪汙罪驅逐出境。
因此，總的來看，在人民選舉和陪審法庭範圍內，執政者全面受挫。控制這些地方的勢力難以捉摸，同其他政治機關相比，也就更加難以威脅和買通。在人民選舉中，對於那些秘密結成團伙的利益集團，掌權者即便是通過各種手段奪取他們的政權，也難以將其消滅；他們活動時隱藏得越深，也就越難以加以控制。在陪審法庭上，掌權者又遇到了中等階級對於專權君政的憎惡，而且根本沒有辦法加以消弭。在這兩個地方，他們都遭遇了連續的失敗。雖然反對黨的選舉勝利只能起到示威的作用，畢竟執政者能利用各種方法撤掉那些反對自己的官員，但反對黨能夠利用刑事判決剪除他們的得力羽翼。在當時的情形下，執政者既不能廢除人民選舉和陪審法庭，也不能將其控制在手中。因此，反對黨雖然感到束手束腳卻也能夠保留一定的陣地。
反對派文學
然而，反對黨越是被排擠在直接政治活動以外，他們就越是想要轉向另外的戰場，但在那裡對抗執政者顯然更加困難。那個戰場就是文學。司法的反抗也早已是文學的反抗，因其演說詞同樣要作為政治宣傳的冊子公之於眾。人們以詩歌為箭，更加迅猛準確地射中目標。名門貴族的活潑少年以小冊子和短歌積極響應，義大利各鄉鎮中受過教育的中等階級正是熱衷於此，他們取得了勝利。其中，有元老的貴子蓋烏斯·利奇尼烏斯·卡爾烏斯（羅馬紀元672—706年即西元前82—前48年），他是個演說家和宣傳冊子作家，又是個多才多藝的詩人。還有克雷米納（cremona）的市民馬庫斯·福利烏斯·畢巴庫羅斯（marcusfuriusbibaculus）（羅馬紀元652—691年即西元前102—前63年）、維羅納（verona）的市民昆圖斯·瓦勒裡烏斯·卡圖盧斯（quintusvaleriuscatullus）（羅馬紀元667—700年即西元前87—前54年）。他們的短詩措辭優雅而諷刺辛辣，以離弦之箭的速度飛遍整個義大利，命中率毋庸置疑。這三人聯合作戰，讓數年中的文學界都瀰漫著反抗的氛圍。作品中充斥著怒罵，物件就是「偉大的愷撒」和「無敵的將軍」，也是彼此勾結的翁婿，他們掃蕩了全世界，讓卑鄙寵臣得以囂張，拿著從長髮凱爾特人那裡掠奪的贓物在羅馬街頭炫耀，拿那些從西方最遠島嶼搶來的物品大開宴席，揮金如土般地追求女子，奪取本國真誠少年們的情人。在卡圖盧斯的詩歌和其他文學片段中，有寫得絕妙的私仇和公恨，有共和黨流露在肆意狂笑或殘酷絕望中的無奈與苦悶。這些內容在阿里斯托芬和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作品中更是隨處可見。
三位執政者中至少有一個最精明的人深知，對於反對黨，既不能輕視也不能強勢壓制。於是乎，愷撒私下裡竭盡所能地拉攏當時稍有名氣的作家。西塞羅深受愷撒的敬重是因為他早有名氣，因為高盧省長曾在維羅納結識了卡圖盧斯的父親，所以想要用這層關係同卡圖盧斯達成和解。因此，儘管這位少年詩人對於大將軍極盡挖苦諷刺之能，而愷撒卻仍然待之以禮。愷撒的文學天才足以同對手叫板，為了間接地弱化四面八方來的攻擊，他發表了一篇有關高盧戰爭的詳細戰報，天真地向公眾陳述自己軍事活動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但是隻有自由才是詩意和創造力的源泉，自由，且只有自由，即便淪為最可憐的怪象，即便只剩下最後一口氣，仍能再度激起文學的熱情。文學的一切要素註定要反對君主專政，如果愷撒能夠進入這一領域而全身而退，其原因也只能是他仍然抱著自由之國的偉大夢想。但可惜的是，他並不能將其傳遞給自己的敵人和自己的黨羽。實際政治並沒有受到執政者的絕對控制，正如文學沒有受到共和派的完全操縱。
制定特殊措施
反對黨雖然相當疲弱，卻變得越發討厭和無禮，有嚴加干涉的必要。伽比尼烏斯的定罪貌似改變了局勢（羅馬紀元700年即西元前54年底）。執政者一致贊成獨裁製，不過是暫時的獨裁，主要是為了落實有關選舉和陪審法庭的新強制法。龐培既然負責羅馬城和義大利政治，自然擔負起決議案的實施工作。因此這件事情的處理也帶著他拙於決斷和行動的特色，透露出他少見的缺點。即便他願意且能夠發號施令時，仍然不能說出清楚坦白的話。
羅馬紀元700年即西元前54年底，元老院就已經制定好獨裁製一案的計劃，但他們多方暗示，就是為了等待龐培本人親自提出來。其表面理由是首都的群體團伙制和亂黨制仍然存在，依靠行賄和武力威脅的方式不僅危害了選舉和陪審法庭的正當性，還加重了騷亂。毋庸置疑，有了這些理由，執政者很容易證明其方法的正當性。不過這樣一來，未來獨裁者不敢公然要求的東西，奴顏婢膝的多數派也不敢提供。羅馬紀元701年即西元前53年選舉執政官時，空前的騷擾帶來了極其惱人的情況，導致選舉後延了足足一年之久。經過七個月的空缺期，到了羅馬紀元701年即西元前53年7月才得以舉行。見此局勢，龐培認為時機已到，再次向元老院說明獨裁製的優勢，即便不能解決糾紛，也可以迅速解決混亂局面。不過，他並未斷然下令。羅馬紀元702年即西元前52年選舉執政官時，作為執政者候選人的昆圖斯·梅特路斯·西庇阿（quintusmetellusscipio）和普布利烏斯·普勞蒂烏斯·希普塞烏斯（publiusplautiushypsaeus），兩個人都同龐培有著親密的私人關係，並且為其效忠，共和反對黨中最勇猛的黨員提烏斯·安尼烏斯·米洛竟然公然與其對抗，同樣競爭該職位。若不是這件事，龐培的命令不知何時才能發出去。
米洛是個勇武之人，有些耍陰謀和欠債的本事，帶著與生俱來且又後天加強的自信心，在當時的政客中早有聲望，並且名氣僅次於克洛狄烏斯這類名人。因此，兩者是相互競爭的仇敵。在執政官的指示下，克洛狄烏斯扮演過激的平民黨，而米洛則變成貴族。如果當下有卡提利納（catilina）向他們毛遂自薦，共和反對黨也會與其結盟，那麼在暴動中他們自然會選擇米洛做他們的庇護者。從實際情況來看，他們在這場爭鬥中取得的少數勝利，都要歸功於米洛及其訓練精良的角鬥隊。所以，加圖與其同黨為了投桃報李，便支援米洛成為候選人，即便是西塞羅也不得不舉薦其敵人的敵人和其自身的保護者。同時為了成功當選，米洛本人也是大把撒錢，大肆使用暴力，似乎勝券在握。對執政者而言，這件事不僅會是個讓人痛心的敗局，也會是個真正的危險。毫無疑問，這位勇猛的競選者一旦當選，肯定不會像多米提烏斯和其他老老實實的反對黨人一樣，他絕對不允許別人把他置於無足輕重的地位。湊巧的是，克洛狄烏斯和米洛在距離首都不遠的阿庇安大道（appianway）撞面，雙方的部下打作一團，克洛狄烏斯本人被砍傷了肩膀，只好躲到臨近人家。雖然不是米洛指示，但事已至此，一場風波就要降臨。在米洛看來，乾脆一不做二不休，以絕後患。於是他命令手下把克洛狄烏斯從藏身之處拉出來，將他殺死（羅馬紀元702年即西元前52年1月13日）。
羅馬之亂
執政官一派的街市首領——保民官蒂烏斯·穆納提烏斯·普蘭庫斯（titusmunatiusplancus）、昆圖斯·龐培·魯弗斯（quintuspompeiusrufus）和蓋烏斯·薩路斯提烏斯·克里斯普斯（gaiussallustiuscrispus）——看到當下形勢，認為時機已到，應該為其主人著想了，應破壞米洛的選舉。克洛狄烏斯死後，其下層民眾，尤其是新自由民和奴隸，也就失去了恩主和將來的靠山，騷亂由此而起。鮮血淋淋的屍體陳列在佛羅場的演說臺上，向眾人展示。造勢演說一結束，暴動就爆發了。眾人把屍體抬到元老院，將其建築燒了個乾淨，原本貴族聚會之處就這樣成了大解放家的火葬場。隨後，人們又圍堵在米洛的住宅前方，直到其部下的一通亂射才把圍攻者趕走。然後，這些人又趕到龐培及其執政官候選人的住處，推前者為獨裁者，推後者為執政官。接著又前往馬庫斯·雷比達（marcuslepidus）家中，因為他是負責執政官選舉之人。激憤的群眾要求他即刻準備選舉，結果他堅決反對，拒絕屈服，於是被圍困在家中長達五日之久。
龐培獨裁
這些騷動事件的背後指使人做得太過，雖然其主人決定利用這一偶然事件做文章，不僅可以藉機剷除米洛，也可以拿下獨裁地位；但他希望借元老院達成自己目的，而不是一群暴徒的要求。整個都城一片混亂，讓人難以忍受，龐培只得調動軍隊將其平息。同時，他一改原來的請求姿態，命令元老院採取行動。不過後者耍了個無用的計策：在加圖和畢布路斯的建議下，允許執政官龐培保留原職，另任「無同僚的執政官」，這顯然不是獨裁（羅馬紀元702年即西元前52年1月13日）——只是為了避免單純的事實，而採用了一個帶有雙重矛盾的名義，這樣的做法讓我們想到昔日貴族將亡時的一項精明議案，雖不讓平民有機會成為執政官，卻給予他們執政官的權力。
執政官和陪審法庭的新變化
就這樣，龐培依法取得全部權力，開始對那些在群體勢力和陪審法庭中佔據要位的共和黨人發起訴訟。為了重申和厲行當下的選舉法規，他制定了一項特別法令和另一種懲治運作操縱選舉的法令。對於羅馬紀元684年即西元前70年以來的犯罪行為，後者具有追溯的效力，同時還要加重處罰。另外一項更為重要的法規，就是在從政生涯中，省長一職原本是不錯的美差，執政官、副執政官卸任時，政府應該在五年後再授予其省長官職。這一辦法要生效也是在四年後了，因此以後數年內的省長補缺之事都受制於這項法令，實際上也就是由元老院的實際掌控者決定。陪審法庭雖然繼續存在，但反訴權受到限制，更為重要的是，法庭除了言論自由，辯護人的數量和每個人發言的時間都受到定額限制。另外，當時盛行一種惡習，即除了事實證人外，還有所謂的品行證人或「讚頌者」，以便袒護被告，這些也遭到廢除。
接著，百依百順的元老院又按照龐培的指示下令：阿庇安大道上的爭鬥已把國家推入了危局，因此，依照特殊法律，任命一個特別委員會，專門審理有關此案的相關人員，並且所有委員受龐培直接指派。人們想要恢復監察官職的重要地位，借其力量清理混亂不堪的公民團，改變其魚龍混雜的現狀。
這一切措施，都在武力保障下得以順利實施。在元老院宣佈國家有難的情況下，龐培藉機發動全義大利的男子入伍，確保他們對自己絕對服從。他還在卡皮托爾山上駐紮了一隊堅實可靠計程車兵，只要反對黨一有活動，便用武力加以威懾干涉。克洛狄烏斯案件審判過程中，他違背慣例，派了一隊士兵駐守在審判所附近。
共和黨人的羞辱
恢復監察官制度的計劃遭到拋棄，因為在元老院那些奴性十足的多數派中，沒有一個人有充分的高尚品德和權威，所以此事自然作罷。另一方面，陪審法庭判了米洛有罪（羅馬紀元702年即西元前52年4月8日），取消了加圖參選羅馬紀元703年即西元前51年執政官的資格。盛行一時的演說和小冊子也遭到新訴訟法的打擊，湮沒無聞；因此，曾經讓人畏懼的法庭雄辯為政治領域所排斥，且受到君主制度的制約。當然，全國大多數人心中仍有反抗之心，其並未在公眾生活中消失——要達到這種程度，不僅要限制人民選舉、陪審法庭和文學創作，還要將它們全部消滅。在這些事情上，龐培儘管實現了獨裁，仍因自己的笨拙和剛愎自用為共和黨所利用，後者也藉此取得了數次勝利。
執政者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採取了一系列特殊措施，官方自然將其掩飾為維持公共秩序和安全的法令，聲稱每一個品行端正的公民都會贊同這些措施。但是這種顯而易見的騙局卻在手中濫用，因此那些進入特別委員會的人，並不是可靠的手下，而是各個黨派最有名望之人，甚至連加圖也囊括在內。而且法庭中計程車兵應該想著維持秩序，結果不論敵友都不能製造有利於己方的騷亂。執政者的中立態度也常見於特別法庭的判決。陪審人員不敢釋放米洛，但共和黨中的被告大都被釋，遭到判罪的卻是克洛狄烏斯方面最多。換句話說，被捕之人中有愷撒和龐培的親近朋友，甚至是龐培的執政官候選人希普賽烏斯，連他藉以利用的保民官普蘭庫斯和魯孚斯也沒能逃脫。龐培為了展示自己的大公無私，竟然沒有為他們洗脫罪名，這真是愚蠢。同時，他卻又在不值一提的事上袒護自己的朋友，破壞自己制定的法律——例如在普蘭庫斯受審時，他親自出庭做品行證人，而且另外幾個同他有特殊關係的人，例如梅特路斯·西庇阿，也是因他袒護而得以逃脫判罰。他的行事往往自相矛盾，想要同時承擔起兩種義務，既要做公正的執政者，又要當正當的領袖，結果只是一場空。輿論自然認為他是專橫的執政者，同黨也視他為不大樂意保護自己一方的黨魁。
但共和黨人仍在活躍，甚至因為龐培的失誤而取得了幾場勝利，可是執政者確定獨裁製的目的幾近達到，加強了集權，共和黨因此大大受挫。新君主制度得以鞏固，人民的生活也相對安定下來。
不久，龐培身患重病。待他痊癒時，義大利全國都遵照君主制下的禮制慶祝他康復，執政者對此相當滿意。到了羅馬紀元702年即西元前52年8月1日，龐培辭去獨裁職位，同其部下梅特路斯·西庇阿共任執政官。
這就是cantorumconvitiocontionescelebrare的意義（cic.sest.55.118）。
羅馬紀元698年即西元前56年3月11日，西塞羅發表演說擁護塞思提烏斯（sestius），元老院因聽到盧卡會議的決議案，討論愷撒兵團問題，這時加圖還不在羅馬；到了羅馬紀元699年即西元前55年初，我們始見他又在活動，並且他既然在冬季旅行，必到羅馬紀元698年即西元前56年底才能回到羅馬。所以，如果阿斯科尼烏斯（asconius）一書是妄加推測，那麼，加圖則不能在羅馬紀元698年即西元前56年2月為米洛辯護。
這悔過書便是那份指定羅馬紀元699年即西元前55年執政省份的演說辭，至今仍可查閱。該演說發表於羅馬紀元698年即西元前56年5月底，與它成對比的有擁塞思提烏斯反對瓦提尼烏斯的演說辭，又有論埃特魯斯坎人意見的演說辭，分別作於3月和4月。他竭力讚美貴族政治，尤其用很傲慢的口吻對待愷撒。西塞羅自己承認說，甚至將那篇表示他又復歸順的檔案傳給他的親密朋友，他都深感恥辱，這話誠然有理。
此說不見於文獻。不過若說愷撒完全不從拉丁民族徵兵，就是說，完全不從他所轄省份裡更為廣大的一部分徵兵，這本身就不可信。並且有一事可將其駁斥，即反對黨用輕蔑的態度把愷撒招募的軍隊叫作「大部是波河外殖民地的土人」；因為這裡所指的顯然是斯特拉波所說的拉丁殖民地，然而愷撒的高盧軍隊裡卻沒有拉丁士兵的痕跡。反之，據他自己所言，他從阿爾卑斯南部招募的新兵都被編成新的兵團而分配在各個舊兵團之中。愷撒可能將招募軍隊和授予公民權兩者相結合，但更可能的是他在這事上固守他那一黨的見解，不求替波河外的人取得羅馬公民權，卻認為羅馬公民權依法應當屬於他們。只有這樣，才會有人傳言愷撒擅自推行羅馬城邦制於波河外的部落。這個假定也可以說朋希爾提烏斯（hirtius）為何稱波河外的城邑為「羅馬公民的殖民地」，愷撒為何把他所創立的科莫殖民地當作公民殖民地看待，而貴族的溫和派則只准它的權利與波河外其他殖民地的相同，即拉丁民權。過激派甚至宣佈移民所得的公民權完全無效，因而不準科莫人擁有擔任拉丁城邦官吏所有的特權。
流傳到今日的詩集裡滿是有關羅馬紀元699—700年即西元前55—前54年的詩歌，無疑一定是在羅馬紀元700年即西元前54年問世的。它所提到的事，最晚的是瓦提尼烏斯訟案（羅馬紀元700年即西元前54年8月），而若希羅尼穆斯稱卡圖盧斯死於羅馬紀元697—698年即西元前57—前56年，時間偏差尚不算大。由瓦提尼烏斯「任執政官時發假誓」一事來推測，人誤以為這詩集發表於瓦提尼烏斯為執政官以後（羅馬紀元707年即西元前47年）。由此可知的只是該詩集出版時，瓦提尼烏斯或許已算定做某年的執政官，早在羅馬紀元700年即西元前54年他已勢在必行，因為他的姓名確已列在盧卡會議商妥的候選名單裡。
下面是卡圖盧斯的詩（第二十九篇）作於羅馬紀元699—700年即西元前55—前54年，在愷撒出徵不列顛以後而在朱利安（julia）死以前：原先屬於長髮凱爾特人和不列顛的，現在被馬穆羅據為己有，人若不是浪子，不是賭徒，不是饕餮，這事誰能旁觀，誰忍得看下去！你這軟弱的羅慕洛，你見了就准許嗎？他就應該這樣無禮，濃抹著香膏，像個芬芳的大肚漢，現在做個阿多尼，到這裡走進我們處女的閨閣嗎？你這軟弱的羅慕洛，你見了就准許嗎？你就是個浪子，是個賭徒，是個饕餮呵！所以你，無雙的將軍，因此渡過海去，到西方那個最遠的島嶼，就為的是把二三百萬錢拿到這裡，浪費在你那陳舊無用的娛樂嗎？這若不是謬誤的博施，還有什麼是的？難道他還不夠傾家蕩產的嗎？先是他祖遺的產業給他揮霍了，然後是本都戰利品，以後又是伊比利亞戰利品，這是塔古斯河衝著金沙的波浪看見的。你們這些不列顛人，怕他吧！凱爾特人，怕他吧！就是一份肥大的遺產，這無賴漢也能把它吃光用光，你們為他儲存什麼？所以，你們這相親相愛的兩翁婿呵，你們就為這個毀滅全世界嗎？」福米亞的馬穆羅（mamurraausformiae）是愷撒的寵臣，在高盧戰爭期間曾為他部下的軍官，大概在這詩寫作以前不久，他回到首都，那時他似乎從事建造他那在凱林山上的雲石宮，這座宮殿多為人所稱道，裝潢窮極壯麗。伊比利亞戰利品與愷撒做遠西班牙省長有關，並且馬穆羅那時已在他的總部裡，與以後確在高盧一樣；本都戰利品大概指那對米特拉達特斯的戰事而言，因為據這詩人的暗示，使馬穆羅發財的不只是愷撒一人。這首詩一片痛罵，使愷撒十分難堪，另一首用詞較為溫和，幾乎是作者在同一時期的作品（第十一首）。這首詩也可以引在這裡，因為它以其悲劇感的筆調引出絕無可悲的差使把新攝政的屬僚很巧妙地嘲笑一番——如伽比尼烏斯·安東尼等由最下流地方驟升到總部的一般人。我們須切記，作這詩時，愷撒正在萊茵河和泰晤士河上作戰，克拉蘇出征帕提亞以及伽比尼烏斯出征埃及都在準備當中。這位詩人彷彿也希望執政官之一給他一個空缺的職位，在他手下人要動身的時候，向其中二人最後吩咐道：福裡和奧雷里亞，副將們卡圖盧斯對你們說，無論他要往印度極邊，到那途遠的東洋，波濤洶湧澎澎湃湃衝打海岸的地方，或往赫迦尼和阿拉伯，到歡喜弓箭的帕提亞和薩克，或到七股尼羅河使如鏡的海面交色之處；或者他要沿路越過阿爾卑斯山到偉人愷撒立界碑的地方，到萊茵河流域，野蠻不列顛人所居的天涯——你們，請準備與卡圖盧斯共享這一切，共事神意定給他的命運，請把這短短的噩耗帶給我的愛人吧！不管她與她一夥情人行走坐臥，她一次能擁抱三百個男子，對人人都不貞，但隨時能使人人滿意。她不像從前那樣追尋我的愛情，她把我的愛情隨便摧殘了，像犁鏵把散在田邊的蝴蝶花翻起來一樣。」
本年一月有二十九天，二月有二十三天，隨後有個二十八天的閏月，然後才是三月。
consul（執政官）一詞即是「同僚」的意思，一位consul同時又是proconsul，就等於一位正執政官同時又是代執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