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培與愷撒地位並列
自愷撒任執政官獲官方認可以來，民主派的領袖似乎獲得了公開承認，換言之，成為了羅馬共和國的共同統治者，形成「三頭執政（triumvirs）」之勢。而根據民眾意見來看，位居首位的無疑是龐培。貴族派稱他「個人獨裁者」，西塞羅跪地向他哀求也無濟於事；畢布路斯（bibulus）牆上張貼著對其尖刻的諷刺；反對派談及他也投以最惡毒的咒罵。這些都在意料之中。據史料記載，龐培無疑是他那個時代的第一位將軍，而愷撒則是個精明的政黨領袖和政治演說家，其雖有不容置疑的才略，但生性不好戰，甚至在人們眼中毫無男子氣概。這類看法早已根深蒂固，我們不可能指望那些貴族關注事實真相，更別指望他們聽到塔古斯河上的英雄鮮為人知的種種壯舉後，便放棄既定的陳腐思想。顯然，愷撒雖在同盟中僅擔任副將，但弗拉維烏斯、阿弗拉涅烏斯及其能力不足的手下未能做成之事，愷撒都能替首領達成。即使他擔任省長，也絲毫不會改變這一狀態。雖然近來阿弗拉涅烏斯的地位與省長相似，卻未能因此得到半點重視。多年來，他幾次兼任多個省的省長，手下領導的軍隊兵力遠遠超過四個兵團。由於阿爾卑斯山外的局勢重歸平靜，羅馬人又將阿里奧維斯圖斯王視為友鄰，所以那裡再次發生重大戰亂的機率很小。儘管龐培依靠伽比尼烏斯—馬尼利烏斯法（gabinio-manilianlaw）取得的地位，可與愷撒依靠瓦提尼烏斯法（vatinianlaw）取得的地位相提並論，但究其結果，顯然愷撒不佔優勢。龐培幾乎統治著整個羅馬帝國的疆域，帝國的軍隊和國庫差不多全由他一手掌控，而愷撒只管轄區區兩個省，加上分撥給他的款項和兩萬四千人的軍隊；龐培可以任意規定自己的任期，愷撒雖能長期擔任其職位，但到底仍設有期限；最後，龐培被委派掌管海陸最重要的幾項任務，愷撒則被派往北部，從義大利北部監視首都的一切動態，確保龐培的統治不受侵擾。
龐培與陷入混亂的首都
雖說龐培接受任命管理首都，但其能力根本無法勝任這一職位。他對於「管理」概念的理解僅限於下達命令，別無其他。過去和將來的變革，一同激起了首都境內的騷動浪潮，從各個方面來看，這座城市都極像十九世紀的巴黎。手上無兵統治首都這座城市本就遇到不少困難，再加上這位態度強硬的好戰勇士，一切問題就更難解決了。不久，無論是盟友還是敵人，都對其表示不滿，但龐培個人卻不以為然，任他們為所欲為。愷撒離開羅馬之後，執政聯盟依舊掌控著帝國的命運，卻控制不了首都的街市。元老院只是一種名義上的政權，元老們放任城內的一切事務自然發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部分元老受聯合派的控制，未接到統治者的命令；一方面是憤怒的反對派或冷眼旁觀，或悲觀消極，全然置身事外。更重要的是整個貴族階層如果無法理解他們的無能，至少得開始有所覺察。所以一時之間，羅馬城中各方執政勢力毫無反抗能力，也不存在真正的權威。貴族政治已經消亡，而軍人政治尚未興起，人們就生活在這樣一種權力真空期中。若較之古往今來的其他國家，羅馬共和國中一切迥然不同的政治職能都過於單一，機構過於有名無實，那麼從另一方面也清晰暴露出政治上的混亂——無政府狀態，讓人難堪。
無巧不成書，就在愷撒於阿爾卑斯山外建功立業的幾年裡，羅馬城卻在世界歷史的舞臺上，上演了一齣荒誕無比的政治鬧劇。羅馬共和國的新任領袖不問政事，只是把自己關在屋裡，慍怒不語。同樣，半免職狀態的前政府成員也撒手不管，唉聲嘆氣，有時在別墅裡的私密會議上悄聲嘆息，有時則在元老院齊聲嘆氣。那些內心依然堅守自由和秩序的自由民們，厭惡這種混亂執政，但最終由於沒有領頭人和解決辦法，也只能保持消極態度。他們不僅拒絕參與一切政治活動，而且儘可能避開這座政治上的罪惡之城。
無政府主義者
另一方面，各路下層人民也沒過上好日子，從未找到快活的方式。小市民數量極多，煽動群眾成為了一項事業，因此也形成了其獨特的行業標誌：破爛的外套、蓬亂的鬍鬚、冗長的頭髮以及深沉壓低的聲音。靠這行業撈到大錢的人不在少數，為了這些浩大的遊行吶喊，戲劇演出者用的那些特效潤喉藥的需求量突增。希臘人、猶太人，以及自由民和奴隸最積極參與公眾集會，他們嗓門最大。即使在正式投票場合，票民中通常只有少數人是合法享有投票權的公民。當時有封信裡寫著如下一句話：「下一次，要讓我們的夥計在釋奴稅投票中取勝。」那時團結的武裝群體便意味著擁有真正的權利，於是貴族們將手下所有參與決鬥的奴隸和流浪漢們集結起來，組成一支混戰隊。擁有這樣一支隊伍的人多數從一開始就屬於平民黨，而只有愷撒熟知管理平民黨的策略，只有他懂得如何駕馭這幫人。愷撒離開羅馬後，一切制度分崩離析，民眾們各自為政。毫無疑問，即使到現在，這些人也依然樂意高舉自由之旗互相鬥爭。但嚴格說來，他們對民主派是既不支援也不反對，見風使舵，一時以人民之名，一時又假借元老院或者政黨領袖的名義，如克洛狄烏斯，他就曾先後支援或自稱支援當政的民主派、元老院和克拉蘇。只有當這些人無情迫害自己的仇人，如克洛狄烏斯迫害西塞羅或米洛迫害克洛狄烏斯時，他們才會跟黨派合作，利用黨內人士的地位作為爭鬥的籌碼。我們若將這段混亂的政治歷史記錄下來，那麼一定得同時配上一段喧鬧聲來完成這段樂章。而對於城內一切兇殺案件、住宅圍攻、惡意縱火等強盜事蹟，噓聲和叫罵聲如何演變成互相唾罵和踐踏，再又演變到互扔石頭和劍拔弩張的地步，也不必再反覆贅述了。
克洛狄烏斯
普布利烏斯·克洛狄烏斯便是這場卑劣政治劇的主角，而當權者如何利用他對付加圖和西塞羅，正如上所述。就其個人而言，他富有影響力，滿腹才華且充滿活力，在工作中兢兢業業，堪稱模範黨人。在其出任保民官期間（羅馬紀元696年即西元前58年），他推行了極端的民主政策：給公民發放糧食；禁止檢察官檢舉不良公民；禁止從政者以宗教禮節名義阻礙公民會議舉行；取消不久前（羅馬紀元690年即西元前64年）為限制公民聚眾鬧事而設的限制下層階級的結社權；恢復當時已廢去的「街市俱樂部（collegiacompitalicia）」，即城內所有自由民和無產階級的正式組織，按照所屬街區進行劃分，並且具備類似於軍隊的編制。除此之外，在克洛狄烏斯任副執政官期間（羅馬紀元702年即西元前52年），他擬定並提出了一項法案，即提倡把生而自由者的權利賦予事實上有自由的自由民和奴隸，若此項提議成功，那麼這位致力於改革的政治家才可謂功德圓滿。在帕拉蒂尼山上那些被焚燒的舊址中，他挑選了其中一處修建了一座自由神廟，以實現自由平等的努馬二世自居，邀請城內那些可愛的民眾來廟中看他舉行祭祀，共慶民主時代的來臨。當然，這些倡導民主自由的活動並不同於販賣公民法令。克洛狄烏斯作為愷撒的跟隨者，實質與愷撒一樣，為了同僚的利益售賣省長一職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官位，為了附屬君主和城鎮的利益出賣國家主權。
龐培與克洛狄烏斯意見不合
對於所有的這一切，龐培一概不予過問。這樣一來，他的威望大減，若他還未意識到該問題的嚴重性還可以自我安慰，但他的對手意識到了。在遣返亞美尼亞被俘王子這一問題上，克洛狄烏斯與羅馬執政者產生了巨大分歧，並且很快演變成一場正式的對決，這件事情將龐培的無為暴露無遺。國家首腦不知道如何去應對黨人，只會笨拙地動用武力，而使用武力又遠不及對手巧妙。若他在亞美尼亞王子的問題上遭到克洛狄烏斯糊弄，他會予以反擊，讓克洛狄烏斯的仇人西塞羅免於放逐，由此達到自己的最終目的，即把他的反對者變成宿敵。若克洛狄烏斯聚集他的手下，擾亂街道治安，相應地常勝將軍將集齊他的奴隸和拳擊手與之對抗。兩邊交戰，將軍自然鬥不過這種煽動者，大敗於街市，於是蓋烏斯·加圖幾乎永遠都受制於克洛狄烏斯和其黨羽之下。執政者和煽動者在這場爭鬥中，搶著討好垮臺的政府：一方面龐培為了討元老院歡心，批准召回西塞羅；另一方面克洛狄烏斯宣佈朱利安法典（julianlaw）無效，並邀請馬庫斯·畢布路斯公開證明其通過法案是違法行為，而所有這些甚至根本算不上這場奇觀中的驚奇之處。
自然而然，這種混亂激昂的情緒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其主要特點就在於漫無目的，實在可笑。即使是擁有愷撒那種天分的人，也能從經驗中明白，民主運動已經搖搖欲墜，即使擁有王位也無法再依靠煽動者。雖然愷撒早已將預言家那套斗篷和手杖丟棄在一邊，如若在當今共和國與君主制交替之際，那些異想天開的蠢貨又給自己換上了那套行裝，所模仿的蓋烏斯·格拉古的崇高理想失去了本來的面目，那麼這也只是歷史上的權宜之計罷了。事實上，挑起這些民主運動的所謂的「黨派」根本算不上是黨派，因此在後來的決戰階段，其根本沒有分派到什麼任務。在這種混亂的局勢下，我們甚至都無法斷言，無心政事的人們內心裡是否有過強烈的願望，渴望擁有一個依靠武力的強硬政府。這些政治中立的人們大多都居住在羅馬城外，因而未直接受到城內騷亂的影響，而通常受到影響的人往往鑑於過往經驗，特別是喀提林（catilinarian）的陰謀依附於官僚主義。然而，真正為時局感到恐慌的人，恐懼的是國體一旦推翻，則整個時局將徹底改變，城內的混亂僅僅只是表象，雖然會持續一段時間，但還不足為懼。從歷史觀點來說，其唯一值得我們注意的結果是，龐培由於克洛狄烏斯的攻擊而陷入痛苦境地，而這種痛苦境地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的下一步行動。
愷撒高盧之戰取勝對龐培的影響
龐培雖然不喜歡也不懂得采取主動，但這次迫於自己對克洛狄烏斯和愷撒兩人立場的改變，一改之前的消極態度。克洛狄烏斯已將他置於可恥可惱的境地，即便他懶惰成性，最終也被激得暴怒。然而，更為重要的是他與愷撒的關係轉變。對於這兩位聯合執政者來說，龐培可謂徹底失職，而愷撒卻懂得利用其職權，面對一切算計和危險都能全身而退。愷撒並未徵得同意，便在其管轄的南部地區（多半為羅馬公民）內將自己軍隊擴充了一倍兵力；他沒有一直留守在義大利北部監視首都，而是率兵穿越阿爾卑斯山，將辛布里部的再次入侵扼殺在搖籃中，兩年時間內（羅馬紀元696—697年即西元前58年—前57年），其軍事力量已擴張到萊茵河至英吉利海峽一帶。這些現實情況擺在眼前，貴族們即便持無視或輕視的態度，也嚇得不敢掉以輕心。如今，昔日被嘲笑為懦夫的愷撒成為軍隊的偶像，成為揚名立萬的大英雄，他頭上新鮮的勝利者桂冠也讓龐培那株枯枝黯然失色。早在羅馬紀元697年即西元前57年，元老院便授予愷撒勝利英雄應有的一切榮譽，甚至比龐培所得的還要多。龐培對他這位昔日副將所持的態度，就如同伽比尼烏斯—馬尼利烏斯法案（gabinio-manilianlaws）頒佈後愷撒對他所持的態度。如今，愷撒不僅是羅馬的英雄，還是最強軍隊的主帥，而龐培只是個卸任的夕陽將軍。當然，在丈人和女婿沒有發生衝突之前，依然可以維持現有表面的和諧關係，但一旦出現政治聯合，參政者勢力範圍發生變化，內部難免解體。
對龐培而言，與克洛狄烏斯的衝突只是讓他感到煩惱頭疼，而愷撒地位的變化才是真正令他傷神之事。同以往愷撒與其黨羽尋求軍事力量抗衡他一樣，現在他也要尋求軍事後盾與之抗衡。他現在必須放下之前清高的架子，出面擔任特任官職，有了這一職位，他就能擁有與兩高盧的省長同樣乃至更大的權力。龐培採取的策略一如他的立場，完全照搬之前愷撒在米特拉達特斯戰爭（mithridaticwar）時期的謀略。為了得到同等的統帥職務，從而與遠方佔優勢的對手形成抗衡之勢，龐培首先需要政府官方機構的支援。一年半以前，這個官方機構完全受他支配。執政者的統治，一方面依靠對其絕對服從如同街市主人一般的公民大會，另一方面則是對愷撒惕然敬畏的元老院。龐培作為羅馬城內的聯盟代表和聯盟首領，毫無疑問，他完全可以憑藉公民大會和元老院通過他想頒佈的法案，甚至是對愷撒不利的法案。不過，由於與克洛狄烏斯發生了爭執，龐培失去了控制街市的力量，也就不能寄希望於公民大會通過他的提議了。至於元老院那邊，雖不至於這般對他不利，但由於他一直以來態度放任消極，因而能否緊緊操控多數元老通過其所需的提案，也尚不可知。
公眾中擁護共和政體的反對派
現今元老院（不如說是一般貴族）的地位已經不復從前，因其已經在地位極低的公民中吸納了新成員。羅馬紀元694年即西元前60年的大聯合時期，許多事情尚未等到時機成熟便提前洩露了。加圖和西塞羅被放逐時，執政者雖不動聲色，甚至擺出一副覺得惋惜的姿態，但公眾卻憑藉其敏銳的洞察力，推測出了幕後真正的主使人，加上愷撒和龐培又結成姻親關係，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王政時期的放逐令和家族聯合，頓覺不悅。許多公民雖遠離政治事件，但也都注意到未來王政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大家開始意識到，愷撒的目的不在改革共和政體，而當下最緊要的問題是共和制的存亡。從這一刻起，那些以共和派自居並尊愷撒為領袖的有識之士們，勢必將歸附反對黨。於是，統治貴族的客廳和村舍裡不再有人談論起「三位君主」或「三頭怪物」。人們雖蜂擁著去聽愷撒就任執政官發表的演講，但卻無人喝彩；這位平民出身的執政者走進劇院時，無一人鼓掌。而當他的任何一位手下在公眾面前現身時，底下便噓聲四起；當某演員說出一句反君主制的臺詞或反龐培的隱喻，即使是那些古板的人聽了也鼓起掌來。西塞羅將被放逐之際，許多公民（多數來自中產階級，據說有兩萬餘人）都模仿元老們穿起了喪服。當時一封信裡如是說：「現在最流行的事情就是痛恨平民黨。」
執政官的應對措施
執政官放出暗示，即這種對抗可能會導致騎士階級失去他們在劇院中的特殊席位，公民們失去製作麵包的穀物。於是，公民們雖然內心依然厭惡如舊，但在表達自己對抗情緒的時候變得十分謹慎。顯然，這種利用物質利益來平衡關係的策略取得了不錯的效果。於是在他任期內，黃金不斷往外輸送。表面富有而實際破產的男人們，富有勢力卻囊中羞澀的女士們，債臺高築的青年貴族們，困窘中的商人和銀行家們，這些人不是去高盧尋求資金，便是向愷撒駐羅馬城的代理點求助。無論求助於哪一方，除一些窮途末路的流氓外，極少有人遭拒。此外，愷撒曾著人在羅馬城內興建大型建築以及大量公共娛樂設施，因而上到領事官員下到平民百姓，許多人都發現了賺錢的大好機會。龐培也是如此，只不過有所收斂，首都因此有了第一座石頭搭建的戲劇院，他為此舉行了一場空前盛大的典禮揭幕。顯然，這種行為會令一些支援反對黨的人，尤其是身處首都的反對黨人對新局勢的態度有所緩和，但這種行賄手段並不能觸及反對黨的核心。至於現行政體對人民的影響如何根深蒂固，生活在距直接政黨衝突較遠的地區，特別是鄉鎮的居民如何反對王政，甚至不甘屈服，其答案日益清晰。
元老院日益扮演重要角色
若羅馬存在某種代議制，那麼公民便能在選舉中表達自己的不滿，並從而收集各方意見。但在當下情形之下，支援這一制度的人也別無他法，只能聽從元老院的安排，後者雖正在走向衰落，卻依舊是典型共和制的代表和捍衛者。在元老院被推翻之後，人們忽然發現有這樣一支軍隊聽它支配，並且勢力強大、忠誠可信，無論其勢力還是創下的輝煌，都遠勝於元老院推翻格拉古王朝並依仗蘇拉的武力庇護重振國威之時。貴族見此，開始重新振作起來。而就在此時，馬庫斯·西塞羅因承諾聽從元老院的領導，即不進行任何反抗並竭力支援執政官的工作，而得以回國。就此事而言，龐培並無意向寡頭政治妥協，只是一方面想借此捉弄克洛狄烏斯，另一方面想讓這位仕途順利的上任執政官在飽經挫折後臣服於他，但正如西塞羅被逐是對元老院的示威，那麼擁護共和制的一派也將利用他的迴歸進行一番示威。為了以示鄭重，兩位執政官安排蒂烏斯·安尼烏斯·米洛（titusanniusmilo），手下保護一切反對克洛狄烏斯的公民，並下達了一項元老院的決議，向公民提交議案，請他們准許前任執政官西塞羅回國；此外，元老院號召一切支援共和制的公民在投票時不要缺席。到了投票那天（羅馬紀元697年即西元前57年8月4日），大批知名人士聚集到了羅馬城，其中許多更是來自鄉鎮，數量空前之多。於是，這位前任執政官從蒲隆地西烏姆（brundisium）到羅馬城的這段旅途再次引發了一輪民意表達，場面十分精彩。而這一次元老院與共和派新的聯合正如世人所瞭解的那般，共和派經受住了考驗，取得了極其有利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重振了貴族們早已喪失的鬥志。
龐培的無助
龐培面對這些明目張膽的示威行為，無助至極。加上克洛狄烏斯的原因，他已經喪失了原有的地位，甚至到了令眾人嘲笑的地步，因此無論是他自己還是盟友，都再無信譽可言。元老院中那些依附於執政者的人，因龐培執政不力而沮喪不已，但又礙於事情都得自理而手足無措。這一時期（羅馬紀元697年即西元前57年），要是政權掌握在英勇幹練的人手中，也不至於希望渺茫。如今該黨擁有一百年來最廣泛的公民支援，若它選擇相信公民和自己，或許還能在最短時間以最光榮的方式達到目的。為什麼不公然抨擊執政者呢？為什麼元老院沒有一個果敢英明的人站出來，撤銷那不合乎法律的特權、號召義大利所有共和黨人一起對抗暴君及其黨羽呢？也許這樣一來，元老院能再次奪回統治權。當然，共和黨這樣做無疑是在冒險，但或許在這樣的情況下，最果敢的決定同時可能也是最為明智的決定，事實通常如此。然而，那一時期懶惰成性的貴族們並不敢因此冒險。
不過有個方法倒是相對穩妥一些，至少符合這些共和派的特點和本性，即盡力挑撥兩位執政者的關係，通過離間他們而最終自己獲取執政權。兩位執政者之間的關係原本已經發生緩和，但如今愷撒佔得了比龐培更為有利的地位，而龐培需要通過遊說去重拾權威。若龐培得權，他和愷撒勢必會關係破裂，甚至交戰；若龐培孤立無援，那麼必敗無疑。在這場混亂結束後，共和派便會發現自己仍然處於被統治的境地，只是統治者由兩位變成了一位。不過，若貴族們再次效仿愷撒過去取勝的策略，與勢力較弱的一方結成聯盟，那麼一旦有龐培這樣的將軍和共和派那樣的軍隊，勢必能夠獲勝。鑑於龐培之前在政治上無作為的姿態，獲勝後找他結算應該不是什麼難事。
龐培計劃從元老院獲得穀物供應的管控權
時局的變化，使得龐培和共和黨之間自然而然達成了諒解。雙方能否接近彼此，兩位執政者與貴族之間謎一般的混亂關係該如何調整，最後也該有個決斷了。於是，在羅馬紀元697年即西元前57年秋，龐培向元老院提議，希望獲得一項特別職權。他重提了十一年前自己得以掌權的理由，即麵包事件，那時伽比尼烏斯法案還並未頒佈，羅馬城內的麵包價格前所未有的高昂。克洛狄烏斯將這件事情時而歸咎於龐培，時而怪罪於西塞羅，認為這是他們的個人陰謀造成的，而西塞羅和龐培反過來也歸咎於克洛狄烏斯，至於事實究竟如何，無法斷定。
海盜不斷入侵，國庫持續空虛，政府不作為導致穀物供應陷入混亂，即便沒有政治上的糧食壟斷，在這座幾乎完全依賴於海外進口的城市，上述幾件事也很容易造成糧荒。龐培計劃讓元老院將整個羅馬帝國的穀物供應管控權交給自己，而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一方面需要獲得對羅馬國庫的無限支配權，另一方面需要配備軍隊和艦隊，以及在整個帝國內通行且高於其他各個省省長的統帥權。總的來說，龐培希望打造出一項改良後的伽比尼烏斯法案。於是，一如之前為清剿海盜而獲得米特拉達特斯戰爭指揮權那般，當時尚未決斷的埃及戰爭指揮權再次落到龐培手中。儘管這些年元老院一直反對新任執政官，但在羅馬紀元697年即西元前57年9月商議此事時，大多數元老依舊受制於愷撒帶來的恐懼中。大體上他們諂媚地接受了龐培的計劃，這也是西塞羅建議的結果，在放逐過程中他學會了迎合，公民們也希望他能率先有所表現，他果然沒令大家失望。然而，保民官蓋烏斯·美西烏斯（gaiusmessius）雖提議了這些方案，但在設定實施方案時略去了至關重要的部分。最終，龐培未能獲得對國庫的自由控制權，也沒能擁有自己的軍隊和艦隊，更沒有所謂的高於各省省長的權力。為了讓龐培能夠管理首都的糧食事務，那些人只給他提供了高額款項和十五名副官，並許諾他未來五年在羅馬城內擁有執政官的同等權力，並在公民大會通過了這一決定。原本的計劃經過這些變動，幾乎可以說是遭到否決。造成這一結果有多方因素，如大家對愷撒有所忌憚，若讓他的對手與他平起平坐甚至權高於他，那即使是最懦弱的人也會對這些事揣摩不止；克拉蘇作為龐培的宿敵，表面上勉強與其結成聯合，暗中卻從中作梗，就連龐培個人也將計劃失敗的原因主要歸咎於這位宿敵；元老院共和派從中阻撓，對他們而言，不管是名義上的還是實際上的，所有擴大政治權勢的行為都統統拒絕；當然最為重要的原因，還是龐培自己無能，他在非採取行動不可的關鍵時候，依舊畏畏縮縮，不敢坦陳自己的意圖，只是照舊把真實想法假借他人之口傳達出來，還一如既往地裝出一副謙遜的姿態，宣告哪怕再少點都不介懷，這樣也難怪那些人會將計就計，少準給他一些東西。
去往埃及
儘管如此，龐培依舊覺得滿足，認為至少找到了一件正經差事，還能有個正當理由離開首都。此外，他成功以便宜的價格向首都供應了大量穀物糧食，當然這也讓其他省市深受其害。然而，龐培的真正目的尚未達到，他如今在各省市都擁有執政官的同等稱號，但要是手上沒有自己的軍隊供他調遣，那也只是徒有虛名。於是，不久後龐培便向元老院提議，請元老院授權他護送被逐的埃及國王回國，如有必要還需大量武力協助。但是，他越表現得殷勤，元老院對他的態度就越冷淡。元老們很快便在《西卜林神諭集》（sibyllineoracles）裡找到一句話，提到派羅馬軍隊去埃及意味著罔顧神靈，他們一向虔誠，於是一致決定不能在埃及事件中動用武力。龐培已經習慣了受挫，就算沒有軍隊武力，他依然決定要去執行此事。他一如既往地保持其沉默態度，也由著自己的黨羽去聲討，還主張投票增派一位元老同往埃及。這一提議涉及到羅馬城一位元老的寶貴性命，元老們當然強烈反對。最終經過一系列討論商議，最終得出的決議是絕不插手埃及一事（羅馬紀元698年即西元前56年1月）。
龐培試圖利用貴族復辟抨擊愷撒法案
龐培在元老院多次受挫，更糟糕的是，他竟對此不予理會，也不去爭辯。無論這些挫折是由何方造成，公民們都自然而然地認為它們意味著共和黨的勝利和執政者的失敗，因此共和派的抗爭愈演愈烈，事態一步步惡化。羅馬紀元698年即西元前56年的那次選舉，兩位執政者對選舉結果都不滿意。愷撒的兩位副執政官候選人——普布利烏斯·瓦提尼烏斯（publiusvatinius）和蓋烏斯·阿菲烏斯（gaiusalfius）皆以落選告終，而兩位依附垮臺政府的人——格涅烏斯·倫圖盧斯·馬西利努斯（gnaeuslentulusmarcellinus）和格涅烏斯·多米提烏斯·卡爾維努斯（gnaeusdomitiuscalvinus），卻分別當選執政官和副執政官。到了羅馬紀元699年即西元前55年的選舉，盧奇烏斯·多米提烏斯·阿赫諾巴爾布斯（luciusdomitiusahenobarbus）竟然也來競選執政官，他在羅馬城勢力很大，極具財勢，要阻止他當選頗為困難。大家心裡也明白，他必定會不甘於落選而暗中作梗。
於是，公民大會叛變鬧事，元老院出面解決，並特地邀請了一些公認為智者的埃特魯斯坎人，請他們就一些預兆和怪異事件發表看法，並鄭重其事地加以討論。他們認為，根據天象來看，上流階級之間不睦，所有的兵權和財權都將被一位統治者掌控，國家將喪失民主。如此看來，神靈的意思似乎就是在暗指美西烏斯的提議，共和派不久將得到上天的授意。他們認為，愷撒任執政官時所頒佈的卡普阿（義大利南部古城）領地法和其他法律，此後統統永久失效。早在羅馬紀元697年即西元前57年12月，元老院就有人表態，認為這些法案不合程式，必須予以取消。到了羅馬紀元698年即西元前56年4月6日，前任執政官西塞羅再次在元老院會議中提出，應針對坎帕尼亞的土地分配進行討論，並列入5月15日的議事日程。此舉便是正式宣戰，更何況提出者還是一個在自以為安全的情況下方才袒露真實想法的人，這更值得我們思索。顯然，貴族們以為開戰時機已到，此次對戰並非針對愷撒或對付龐培，而是抵制霸權統治，至於結果如何不難料想。多米提烏斯坦言道，他想以執政官身份，建議公民們立即將愷撒從高盧召回。一場貴族復辟正在醞釀，貴族們攻擊卡普阿殖民地，就是對執政官的挑戰。
執政者在盧卡召開會議
儘管愷撒斷斷續續地得知了首都城內的詳細事宜，並且只要軍隊情況允許，便可在離南部省份最近的地方觀察城內情況，按照愷撒的習慣，他一向不干涉羅馬城內事務，至少不會明顯干涉。不過現在，貴族們已經向他和他的黨羽宣戰了，且處處針對他，所以他必須採取行動了。當時他正好在羅馬城附近，立刻開始了行動。貴族們也都認為應立即行動，不用待愷撒回到阿爾卑斯山外才開始動手。羅馬紀元698年即西元前56年4月初，克拉蘇離開羅馬去找勢力較強的盟友進行協商，在拉文納遇到了愷撒。兩人從拉文納趕往盧卡，與龐培在此會合。原來，就在4月11日克拉蘇離開後不久，龐培也謊稱要去撒丁島（sardinia）和非洲購買糧食，藉故離開了羅馬城。執政官手下最著名的追隨者，如近西班牙（hitherspain）的省長梅特路斯·尼波斯（metellusnepos）、撒丁島的省長阿庇烏斯·克勞狄烏斯（appiusclaudius）以及許多同僚都相繼趕來盧卡。
出席本次會議的有120名執法吏，200多位元老，這也體現出君主制的元老院與共和制的元老院的不同之處。就每一觀點而言，其決定權都握在愷撒手中。他在平分政權的基礎上，利用決定權將已有的合法制度進行了重建，使其更為牢靠。軍事上，他將兩個至關重要的省長職位（僅次於高盧）留給了自己的黨羽，由龐培管理西班牙，克拉蘇管理敘利亞。依據公民法令規定，這兩個職位任期均為五年（羅馬紀元700—704年即西元前54—前50年），且在軍事和財政方面都會獲得相應支援。此外，愷撒將自己本在羅馬紀元700年即西元前54期滿的統帥職位延至羅馬紀元705年即西元前49年年底，並將自己的軍隊規模擴充至十個兵團，在任意招募士兵的同時又能令國庫支付軍餉。他許諾龐培和克拉蘇，稱他倆可在次年（羅馬紀元699年即西元前55年）重新擔任執政官，之後再任省長。愷撒也為自己留了退路，待羅馬紀元706年即西元前48年他省長任期一滿，無需依法在十年之後繼任，而是可以即刻擔任執政官一職。而龐培和克拉蘇共同管理羅馬城事務需要武力作為後盾，原本用於護城的軍隊已被調走，如今又無法從阿爾卑斯山外的高盧撤離，因此他們得徵募新的兵團，分別組建一支西班牙軍隊和一支敘利亞軍隊，等到時機成熟再將它們各自派往目的地。如此一來，最核心的問題得到解決，至於對羅馬城中反對派採取何種戰略、如何監管次年的選舉活動等諸多次要事情，並不會耽擱太久時間。同往常一樣，愷撒用輕鬆的調解方式，平息了那些阻礙協商的私人恩怨，說服頑固的對立者互相合作。於是，龐培和克拉蘇之間互相諒解了對方，至少從表面上看是如此。普布利烏斯·克洛狄烏斯與其黨羽也恢復了平靜，不再讓龐培憂心。愷撒這位偉大魔法師的奇蹟之處，由此可見一斑。
愷撒在此次協商中的計劃
一切未處理問題全部塵埃落定且得到解決，這並非平等競爭的執政者之間妥協的結果，從當時的情形來看，那僅僅是愷撒的好心所致。龐培來盧卡時，處境十分艱難，無權無勢，從羅馬城逃出來求助於自己的對手。愷撒面臨兩種選擇，要麼對其不予理會，宣佈解散他們的聯盟；要麼收留他，保留聯盟的存在。無論愷撒採用何種方法，都不至於讓龐培在政治上毀滅。在當時那種情況下，若龐培不與愷撒決裂，他就能得到聯盟的庇護，成為其名下一位門客。相反，若是決裂（這不太可能會發生），龐培將會與貴族結盟，而這種互為敵對的雙方在最後迫於利益的結盟並不足為懼，愷撒也不會因此而做出任何退讓。
若說克拉蘇與愷撒決裂，也完全不可能。在羅馬紀元694年即西元前60年他們結成聯盟時，愷撒不讓其對手龐培再任執政官並掌控兵權，之後龐培和克拉蘇力圖武裝自己，用盡各種手段，甚至是不惜違抗愷撒命令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但都只是徒勞。現在，愷撒無故放棄其優越地位，還主動讓克拉蘇和龐培掌握軍權和執政權，實在很難揣摩其真實動機。當然，愷撒不只讓龐培一人領兵，龐培的宿敵、愷撒的多年盟友克拉蘇也獲得了相應兵權，如此做法，毫無疑問是為了限制龐培的權力。儘管如此，愷撒仍割捨了很多權力，因為其對手原本都無權無勢，如今卻都成為重要的統帥。也許在愷撒看來，自己還無法完全掌控部下，所以不敢直接率領他們去對抗國家正統，他必須留守高盧以免發生內戰，但是話說回來，是否發動內戰與龐培關係甚微，主要還是取決於羅馬城的貴族。這一理由最多隻能說明愷撒不與龐培公開決裂的原因，即防止貴族們趁機壯膽發動內戰，而依舊無法解釋愷撒為何會對龐培作出如此讓步。造成這個結果或許也有些私人原因，也許是愷撒回想起曾經他也面臨著龐培的同樣困境，後來因為龐培退休（不是出於慷慨而是懦弱）才得以倖免於難；又可能是愷撒的愛女對龐培極為鍾情，愷撒不願傷害愛女，畢竟在他心裡除了政治還有許多其他事情令他牽掛。不過，愷撒顧及高盧這一點原因我們可以確定。不同於那些給愷撒撰寫傳記的學者，愷撒個人認為，平定高盧並不是為助他獲得王位的附帶事業，而是維護本國內外安定的大業，總而言之就是關係到國家前途命運的宏圖偉業。為了尋求安定的環境完成這項偉業，而不是立即採取行動去處理羅馬城的內亂，愷撒毅然捨棄了他對政敵的優勢，給予龐培充分的權力，讓其去對抗元老院及其黨羽。若愷撒的目的只是儘快登上王位，那麼做出上述讓步便是犯了政治上的大錯，但這位非同尋常的偉人，他的目標不僅是一個王冠這麼粗俗。愷撒非常自信能夠同時完成兩件大業，即解決羅馬城的內亂，併為國家文明爭取一塊全新的土地。當然，這兩件事互相牽制，在愷撒通往王位的過程中，收復高盧對他來說只是阻礙，而非幫助。愷撒將本在羅馬紀元698年即西元前56年就應解決的義大利革命，推延到了羅馬紀元706年即西元前48年，結果對他造成不利。不過，愷撒不管是做政治家還是將軍，他都像一個極為大膽的賭徒，恃才輕敵，總是給對手極大的，有時甚至是過多的勝算。
貴族臣服
那麼，現在輪到貴族們來履行他們的「豪言壯語」了，他們當初既然敢於宣戰，也應堅決果斷作戰。然而，最令人遺憾惋惜的是，懦弱的人不幸地做出了大膽的決斷。貴族們絲毫沒有考慮到未來，似乎無人考慮愷撒會自我防衛，也沒想到龐培和克拉蘇會重新和愷撒結成聯盟，甚至比之前聯合得更為緊密。看起來這些都令人難以相信，但若反觀元老院那些反對君主制的領袖們，事情便不難理解了。加圖依舊沒有露面，當時元老院最有影響力的是馬庫斯·畢布路斯，他是消極抵抗的英雄，也是歷任執政官中最頑固、最愚蠢的一位。即使他們手持武器，只要對手拿起刀反抗，他們便會立刻放下武器。僅僅只是聽到盧卡會議的訊息，便足以打消他們腦海中反抗的念頭，讓元老院大多數不安守本分的懦夫，重新恢復以往那般溫順服從。貴族們未再組織討論朱利安法的有效性，經元老院商議決定，愷撒軍隊的招募費用由國庫承擔。有人建議在調整省份執政權時，收回愷撒轄下兩個高盧省份或至少其中一省的管理權，結果被多數否決了（羅馬紀元698年即西元前56年5月底）。為此，貴族們公開進行懺悔。他們被自己的衝動莽撞嚇得要命，背地裡紛紛跑來求和，併發誓絕對服從，其中最先求和的就是馬庫斯·西塞羅，他為自己的背叛懺悔，並給自己那段時間的行為找了很多似乎很合理的名頭，但一切還是太晚了。當然，執政者們願意息事寧人，寬恕了所有人，不想再添麻煩。盧卡會議的決議一經公佈，貴族們立即改變了態度。也就在不久前，西塞羅釋出了一本小冊子，可與他的懺悔錄相提並論，而懺悔錄的問世就是要公開表明他自己的悔意和好意。
新君主制的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