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西部及西部羅馬化
原本政治上的利己主義只會不斷帶來災難，在元老院和首都各個街道引發戰爭騷亂。現在我們拋開羅馬首任君主是格涅烏斯、蓋烏斯還是馬爾庫斯的問題，轉而關注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一件在當下仍能左右世界命運的大事。回到此事發端之際，讓我們放眼四周，就羅馬征服今法國所在地及其最初與德意志和大不列顛居民交往之事，從它們與世界史關係的角度加以理解。
已壯大為一個國家的民族不斷吸納政治尚未成熟的鄰族，而文明開化的民族又不斷影響心智尚未成熟的鄰族。這其中遵循的定律同引力定律一樣普遍適用，一樣符合自然規律。作為古時候唯一融合了較高政治自主和較高文明的民族（儘管文明化程度不高並且尚未內化），義大利人有權征服東方搖搖欲墜的古希臘城邦，利用移民驅逐西方文明程度較低的民族，如利比亞人、伊比利亞人、凱爾特人和日耳曼人。之所以英格蘭能在亞洲征服一個地位相當卻十分軟弱的文明古國，一直以來將其國民性加於美國及澳大利亞廣大蠻族甚至發展他們的文明，也正是如此。
至於義大利的統一大業，羅馬貴族只是完成了它的前提條件，卻未能解決問題本身。一直以來，他們認為義大利的對外擴張只不過是一種必要的罪惡，或根本上是一種對外的財產佔有行為。羅馬的民主制度和君主制度並無多大區別，其不朽的光榮在於正確理解並努力完成它的最高使命。迫於形勢，元老院不得不違背本意，為將來統治東西兩方奠定一系列基礎。之後羅馬人民出於本能移民各省，這固然是一場大規模災難，但無論如何他們仍是西方文明的先行者。而蓋烏斯·格拉古作為羅馬民主的締造者，憑藉其政治家般的洞察力和決心，抓住了機遇並著手實施。
新政主要包含兩個觀點，一是在羅馬勢力範圍內統一原本屬於希臘人的領土，二是在原本不屬於希臘人的領土開拓殖民地。格拉古在其統治時期十分認可這兩個觀點，相繼統一阿塔魯斯王國，並征服阿爾卑斯山北邊的弗拉庫斯，但後來遭到勢力強大的反對派阻撓，陷入停滯。因此，羅馬依舊是一片混亂不堪的景象，既未完全統一，其領土也無確切的界限。羅馬在西班牙和希臘及亞細亞一帶的領地與母國都相距遙遠，而在兩地相隔的廣闊地帶中，僅有沿海區域為羅馬人所有；在非洲北海岸，僅迦太基和昔蘭尼兩地為羅馬人所有，就像沙漠中的兩處綠洲；甚至領地中的大片區域，尤其是西班牙，也只是在名義上屬羅馬人管轄。對此，政府方面毫無作為，並未將領地的統治權集中起來，加以完善，而艦隊戰鬥力下降，最終使羅馬與遠方領地之間的最後一點聯絡消亡殆盡。
毫無疑問，一旦民主勢力再次抬頭，必然會依照格拉古的精神擬定對外政策，馬裡烏斯尤其讚賞這類觀點。但因民主勢力久未掌權，一切計劃終究未能實現。直到羅馬紀元684年即西元前70年，蘇拉的獨裁統治遭到推翻，民主派才實際掌握政權，自此在政治領域開始了一場巨大變革。首先，羅馬恢復了其在地中海地區的統治主權，對羅馬這樣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第二，羅馬吞併了東方的敘利亞兩地，保衛了其在幼發拉底河的邊界地帶。但在阿爾卑斯山北邊仍有未完成的任務，一是明確羅馬疆域在北邊和西邊的界限，二是為古希臘文明和尚未遭受打擊的義大利民族，從尚未開發的土地中汲取力量。
愷撒征服的歷史意義
而這一偉大使命成就了愷撒。若將高盧視為一個練兵場，供愷撒自我操練和訓練兵團以備迫在眉睫的內戰所需，這不單單是個誤解，更是觸犯了一直以來主宰歷史的神聖精神。雖然對愷撒而言，征服西方只是取得成功的一種手段，他也因阿爾卑斯北邊一戰奠定了自己今後的威望，但身為一位天才般的政治家，其獨特優勢在於，他的手段能轉變為他的成功。毋庸置疑，愷撒需要軍事力量支援自身所在派別，但又未以該身份征服高盧。這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為羅馬始終面臨著被日耳曼人入侵的威脅，一開始便將日耳曼人擋於阿爾卑斯山以外，同時它又必須修建壁壘以保衛羅馬世界的和平。
但即便是這一重要因素，也並非愷撒征服高盧的根本原因。過去的國土面積對羅馬公民而言太過狹小，隨時面臨衰落的危險，而元老院征服義大利的政策正好挽救了他們的滅亡。
如今他們又嫌義大利麵積太小，整個社會再次爆發同樣的危機，波及範圍更廣。於是愷撒萌生出一個絕妙的想法，滿懷希望地跨過阿爾卑斯山，深信自己能為同胞不斷開拓領土，讓整個民族在更廣闊的土地上發展壯大。
愷撒出徵西班牙
在某種意義上，羅馬紀元693年即西元前61年，愷撒出徵遠西班牙一戰，亦可稱作旨在征服西方的一項事業。雖西班牙一直以來受羅馬統治，但即便在德西姆斯·布魯圖斯（decimusbrutus）征服加利西亞（callaeci）之後，西岸的大部分地區仍不屬於他們，北岸甚至尋不到他們的足跡。各個屬地不斷受這兩處侵掠，西班牙的文明化及羅馬化程式也因此遭到極大破壞。為抵禦他們，愷撒派遠征軍前往西海岸一帶。他越過塔古斯河北邊的赫米尼西亞山脈（herminianmountains，即埃斯德雷亞山脈［sierradeestrella］），首先攻下這一地區，之後把當地一部分居民遷至平原地帶，接著平定杜羅河兩岸直到半島的東北角。最終在由加的斯所率艦隊的幫助下，他得以佔領該地的布里幹提姆（brigantium，即科倫納［coruna］）。由此，大西洋岸的盧西塔尼亞人和加萊西亞人被迫承認羅馬霸權，同時羅馬相應削減納貢數額，整頓各民族的財務，從而改善他們的生活境況。
這樣一位文武雙全的偉大人物，無論擔任將軍還是政治家，都展現出其今後身為領導的那種天賦和理念。即便如此，由於他管理伊比利亞半島的時間過短，實在難以取得深刻成效。何況該地區地勢特殊，民風獨特，只有長期不斷作為才能產生永久影響。
施政理念
這位文武兼備的偉人初次用兵和為政，便顯出他以後在較大場面中所表現出的本領和宗旨，雖然如此，他在伊比利亞半島的施為卻嫌太短促，不能深著成效；況且此地地勢和民性特殊，只有長期繼續不斷地活動始能發生永久影響。
高盧
在羅馬的西方開拓史上，有一片區域的發展更為重要，它介於比利牛斯山脈（thepyrenees）和萊茵河（therhine）以及地中海與大西洋之間。自奧古斯都時代以來，它一直有個獨特的名字——高盧，意為「凱爾特人的土地」。但嚴格說來，凱爾特人的土地一方面並沒這麼大，另一方面又廣闊得多，而這個所謂的城市從未實現民族的統一，在奧古斯都之前也未能完成政治上的統一。因此，愷撒於羅馬紀元696年即西元前58年來到此處時，他所遇到的各種複雜情況也就不言自喻了。
羅馬諸省戰爭及叛亂
所謂地中海沿岸區域大概包括羅納河西邊的朗格多克（languedoc）以及東邊的多菲內和普羅旺斯，過去六十年間一直是羅馬的一個行省，經辛布里族侵掠掃蕩之後，此地再無安寧。羅馬紀元664年即西元前90年，蓋烏斯·凱利烏斯在阿克瓦埃賽克斯提埃（aquaesextiae）與薩爾耶斯族（salyes）交戰，羅馬紀元674年即西元前80年，蓋烏斯·弗拉庫斯征戰西班牙時又與其他凱爾特部落進行交戰。塞多留一戰，戰況緊急，省長盧奇烏斯·曼利烏斯不得不急忙越過比利牛斯山支援同伴，於伊列達城戰敗，歸國途中又敗於該省西邊相鄰的阿奎塔尼部落（theaquitani，約羅馬紀元676年即西元前78年）。似乎從這個時候開始，比利牛斯山和羅納河乃至羅納河和阿爾卑斯山之間各省便陷入了叛亂之中。龐培若想穿過高盧前往西班牙，必須用武力開闢一條道路，為懲處這些叛亂者，他將沃爾卡-阿雷哥米契部（volcae-arecomici）和赫爾維蒂部（helvii，今加爾省和阿爾代什省）的土地劃給了馬西利亞人；省長曼尼烏斯·弗隆提烏斯（maniusfonteius，於羅馬紀元678—680年即西元前76—前74年任職）著手實施，鎮壓沃康蒂（vocontier，在今德龍省）當地的叛亂，保衛馬西利亞以免受叛黨所害，解放被圍困的羅馬省會納博（narbo），從而恢復了此省的安寧。高盧各省一方面忍受西班牙戰爭帶來的災難，一方面需向羅馬繳納各種苛捐雜稅，面對這一情形，人民內心絕望不已，生活困苦不堪，再也不得安寧。尤其阿洛布羅基雖距納博最遠，但騷動不斷，因此羅馬紀元688年即西元前66年，蓋烏斯·皮索不得不去那裡主持「綏靖工作」，此外羅馬紀元691年即西元前63年亂黨謀反時，阿洛布羅基使者曾到羅馬談判。此後不久（羅馬紀元693年即西元前61年），該族人民公然背叛。卡圖基納圖斯（catugnatus）率阿洛布羅基人殊死搏鬥，一開始便戰無不勝。而在索洛尼姆（solonium）一戰中，他們雖然負隅頑抗，最終還是敗於省長蓋烏斯·龐普提努斯（gaiuspomptinus）之手。
與羅馬之間的邊境關係
經歷了這些戰爭，羅馬的疆域並未得到大幅擴張。在龐培將塞多留軍隊的殘部遷往盧古杜努姆部落（lugudunumconvenarum）之後，此地和託洛薩（tolosa）維也納以及日內瓦依舊是羅馬西北部最邊遠的據點。而同時，這些高盧領地對羅馬的發展日益重要。高盧南部氣候與義大利類似，非常適宜居住，地勢平坦開闊，土壤肥沃，與不列顛直通商道，十分有利於商業的發展。此地因與羅馬水陸交通便利，所以對義大利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而西班牙作為歷史更為悠久的屬地，歷經百年，其地位仍不及高盧。這一時期羅馬人政治失利後，開始四處尋求避難所，一時大批人湧入馬西利亞，人們在那裡再次目睹了義大利的文化和奢華，於是越來越多的義大利人渡過羅納河或加倫河，自願遷居馬西利亞。在愷撒來此的十年前，曾有人這樣記錄道：「高盧省到處都是商人，隨處可見羅馬公民。在高盧人的每一筆交易中，一定有羅馬人擔任中介；高盧買賣中流通的每一分錢，一定能從羅馬公民的賬簿中找到記錄。」而從另一段描述中，我們還發現除納博的殖民地居民外，還有大批羅馬農人和牧人也住在高盧。至於這些人，我們不能忽視一點，那就是羅馬人在各省所擁有的大部分土地同英國人早期在美洲佔領的土地一樣，只有義大利的高等貴族才可擁有，而這些貴族的僕人大多是上述的農人和牧人，即奴隸或自由民。
羅馬化的初級階段
既然如此，文明化和羅馬化程式能夠在當地迅速發展便不難理解了。凱爾特人不喜歡農耕，但迫於新主人的要求，他們不得不放下刀劍，換上耒耜。我們堅信，阿洛布羅基人之所以憤怒抵抗，一定程度上是這類命令所致。早期，這些地區都或多或少受到希臘文化的影響。一個高等文明的形成，離不開對馬西利亞文化的借鑑和吸收。人們開始種植葡萄和橄欖、使用文字以及鑄造錢幣，也都受到了馬西利亞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羅馬人並未棄用希臘文化，馬西利亞從希臘文化中汲取的精華，遠多過它自身剔除的那部分，即便是在羅馬統治時期，高盧省依然公開僱傭希臘醫生和修辭學家。但正如人們所想，高盧南部的希臘文化和義大利當地一致，隨著羅馬人的活動都汲取了同一特性，於是獨特的希臘文明被一種拉丁—希臘混合的文化取代，而後者很快便吸引了一大批支援者。人們稱南高盧人為「穿馬褲的高盧人」，以區別義大利北部「穿託加袍的高盧人」，因為前者雖不像後者那般已完全實現羅馬化，但在當時已明顯不同於北部仍未被征服的「長髮高盧人」。他們越來越適應這種雜糅的文化，嘲笑從中找到的大量用詞粗俗的拉丁語，一旦任何人有凱爾特人血統的嫌疑，人們定會認為他「與穿馬褲的人有關聯」。即便這種拉丁語有諸多缺點，遙遠的阿洛布羅基人也能用它與羅馬當局進行商貿往來，甚至無需翻譯人員在羅馬法庭上作證。
而這些地區的凱爾特人和利古里亞人正逐漸喪失民族性，同時在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壓迫下日漸衰弱，他們無法忍受這些，繼而絕望地起義。隨著當時義大利高等文明的傳入，本土居民的人數逐漸減少。阿克瓦埃賽克斯提埃面積已算廣大，納博更甚，兩座城市甚至可與貝尼溫圖姆（beneventum）和卡普阿相提並論。在所有依附羅馬的希臘城市中，馬西利亞的管理最為有序、環境最為自由、自衛能力最強、勢力最為強大。它全面實行貴族政治，這在羅馬守舊派看來可謂是優秀城邦政治制度的一大範例。同時，馬西利亞佔有了羅馬人曾大幅擴張的一塊重要領土，進一步擴大了貿易規模，正如義大利的利基翁（rhegium）和那不勒斯與貝尼溫圖姆和卡普阿並肩發展那般，馬西利亞和那些拉丁城市之間也是如此。
自由高盧
一旦越過羅馬邊界，眼前便是另一幅景象了。因大批義大利移民湧入，生活在南部地區的凱爾特民族已經開始瓦解，而自始至終，塞文山脈以北的凱爾特人都享受著自由帶給他們的歡樂。在前文中我們已多次提及這個民族：義大利人與凱爾特民族軍隊的分支和先頭部隊曾在臺伯河和波河沿岸、卡斯提爾（castile）和卡林西亞（carinthia）的山上乃至小亞細亞（asiaminor）的中心地帶多次交戰。但直到塞文山一戰，義大利軍隊才第一次攻擊到凱爾特民族的核心勢力。自凱爾特民族定居中歐之後，人們分散居住在今法國土壤肥沃的河谷地帶和氣候宜人的丘陵地帶，包括德意志的西部和瑞士。自此，不僅是英格蘭南部，甚至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全部都成為了他們的土地。他們在此形成了一個不同於別處的聚居地，面積廣闊，地理上高度統一。
在這樣廣闊的領域內，語言和風俗上的差異自然是存在的，但在羅納河和加龍河（garonne）及萊茵河和泰晤士河（thames）一帶，各部落間往來密切，人們內心都有一種強烈的團體意識，並能團結一致。然而，儘管這些部落在一定程度上與西班牙和今奧地利境內的某些凱爾特人有聯絡，但由於比利牛斯和阿爾卑斯兩大山脈形成的強有力阻隔，以及羅馬人和日耳曼人對此地的入侵，這種同種族間的交流和精神聯絡遭到破壞，這種後果遠比歐洲大陸與不列顛兩地凱爾特人交往遭狹長海峽阻隔要嚴重。遺憾的是，通過手頭上現有的愷撒時期史料，我們只知道這一偉大民族的歷史文化和政治發展概況，而無法逐步深入瞭解它在這些重要區域的內部發展史。
農業人口和牲畜飼養
據歷史記載，高盧人口相當稠密。透過某些敘述，我們推測，比利時族各區域平均每一平方英里人口數大約為200人，赫爾維蒂部各區域平均每一平方英里人口數約為245人，其人口密度與今威爾士和利沃尼亞（livonia）兩地相當。而在較比利時文明程度更高及較赫爾維蒂地勢更為平坦的地區，如比圖裡吉（bituriges）、阿維爾尼（arverni）和埃杜維（haedui）等部，人口密度可能更大。農業在高盧取得過一定發展，即便在愷撒時期，人們也不由得驚歎萊茵河流域的泥灰岩施肥法，並且凱爾特人早期用大麥釀造啤酒，可見人們早期便開始廣泛種植穀物。但農業並未受到重視，即便在文明程度較高的南部地區，人們依舊認為凱爾特釋放奴不應手握犁具耕作。在凱爾特人看來，畜牧業的地位遠高於農業，這一時期的羅馬地主十分偏好擁有凱爾特血統的牲畜和奴隸，因為這類奴隸剛烈果敢、擅長騎射並熟知飼養牲畜事宜。
尤其是在凱爾特北部地區，畜牧業完全佔據統治地位，以至於在愷撒時期，布列塔尼一直面臨糧食短缺的困境。東北部是一片茂密的森林，一路綿延至阿登高地的中心地帶，連線了日耳曼海（germanocean，又稱北海）至萊茵河兩地間的廣闊區域。而在佛蘭德斯（flanders）和洛林（lorraine）那片如今看來十分肥沃的平原上，明納普（menapian）和特雷維裡（treverian）的牧民整日隱匿在橡樹林中，飼養自家半野生的豬。在另一旁的波河河谷，不同於過去凱爾特人用橡果餵豬，羅馬人轉而生產羊毛並種植穀物，因此在斯海爾德河（scheldt）和馬斯河（maas）的河岸平原上，我們也能找到他們農耕養羊的蹤跡。與此相反，不列顛當地很少給穀物脫粒，甚至在北部幾乎不發展農業，只知用土地飼養牲畜。馬西利亞人通過種植橄欖和葡萄獲利頗豐，但在愷撒時期，除塞文山區以外並無人從事此業。
城鎮生活
一直以來，高盧人喜好群居，因而不設城牆的村莊隨處可見。羅馬紀元696年即西元前58年時，僅赫爾維蒂部就有四百個這樣的村莊，以及眾多獨立的農莊。但這裡也不乏建有城牆的城鎮，城牆皆由木材和石塊交錯堆砌而成，適用性強，結構精美，羅馬人見了無不驚歎。而反觀阿洛布羅基的城鎮，房屋則全由木材築造，這類城鎮在赫爾維蒂和蘇威西翁內斯（suessiones）各有十二處。再放眼內爾維這類更北部的部落，當地雖有城鎮，但人們一到戰時不逃往城內避難，而是逃往沼澤和叢林地帶。在泰晤士河以外區域，木柵欄作為原始防禦工事充當了城鎮的作用，是古時戰爭爆發時人們和牲畜唯一的避難所。
交通
城鎮生活之所以能取得相對長足的發展，與便利的水陸交通密切相關。在羅馬，道路和橋樑隨處可見，河運發達，由於羅訥河、加倫河、盧瓦爾河（loire）、塞納河等河流本身就利於航行，因而河運規模極大，利潤可觀。而與凱爾特人的海上航運相比，後者更引人注目。總的來看，凱爾特人不僅是首個在大西洋定期通航的民族，而且我們發現，它的造船和行船技術取得了驚人發展。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地中海海域行船都以划槳為主，從他們所經過的水道特性可知，腓尼基人、希臘人和羅馬人一直以來都用槳船作戰艦，槳船上的帆偶爾充當船槳的輔助。只有在所謂古代文明發達時期，帆船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商船。另一方面，在愷撒時期及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高盧人在航海中採用了一種可攜帶的皮艇，其中大多為常見的槳船。但在高盧的西海岸各地，如聖東尼、皮克通和威尼西亞（venetia），當地人都選擇乘坐笨重的大船航行，其中以威尼西亞人最甚。這種船上配有皮帆和鐵製錨鏈，無需划槳便可前行，因而被大規模應用於與不列顛之間的商貿活動及海戰當中。這是我們歷史上第一次接觸遠洋航行，同時我們發現，帆船自此以後完全替代了槳船。這無疑是種進步，但在各項活動衰微的古時，人們不知如何利用它，隨著我們這一時期文明的復興，人們才開始逐漸收穫這一進步所帶來的碩果。
商業生產
由於不列顛與高盧海岸定期進行海上貿易，海峽兩岸人民政治關係十分密切，同時迎來了海外貿易和漁業的迅猛發展。其中尤為稱道的是，布列塔尼當地的凱爾特人從英格蘭康沃爾（cornwall）礦場買下錫，經高盧河道和陸路運至納博和馬西利亞。據說在愷撒時期，萊茵河口有一些部落以魚類和鳥蛋為食，可見捕撈海魚和撿海鳥蛋這類事件在當地十分普遍。現存有關凱爾特商貿和交通的史料相互孤立，內容殘缺，若我們能綜合考慮，填補其中的空白，便不難理解為何河港海港關稅在埃杜維和威尼西亞等部落財政預算中佔有很大比重，以及為何民族主神被奉為道路和商業的保護神和製造業的開創者了。因此，凱爾特民族工業並非毫無發展，事實上他們技巧嫻熟，特別擅長仿造並且工藝一流，頗受愷撒稱讚。然而在大多數部落中，他們的手工製品似乎未能超過一般水平，最終在羅馬人的努力下，亞麻和羊毛製品隨後才在高盧中部和北部廣受追捧。相比之下，金屬工藝的發展可謂例外，據我們所知也是唯一的例外。隨著高盧古墓被人們發掘，墓中的銅器得以重見天日，因工藝精湛至今仍保留著良好的可塑性，此外阿維爾尼人鑄造的金幣大小輕重更是絲毫不差，這些至今都足以證明凱爾特金匠和銅匠的高超技藝。相關史料也印證了這一推斷，據說羅馬人曾向比圖裡吉人學習鍍錫工藝，向阿勒西人（alesini）學習鍍銀工藝，錫的發明與其貿易情形相符，並且這兩種技術都起源於凱爾特自由發展時期。
採礦業
金屬開採技術與金屬加工的熟練程度密切相關，特別在盧瓦爾河岸的鐵礦場裡，這種技術發展成熟，因而採礦工在攻城時扮演重要角色。這一時期羅馬人普遍認為，高盧是世界上盛產黃金的地區之一。但從當地土壤特質和凱爾特古墓中物件品類來看，這種說法顯然不成立，不僅墓中黃金數量極少，而且並不像真正黃金產地那般經常出土黃金製品。之所以存在這種觀念，一定是源於希臘遊客和羅馬士兵的描述，在描述國王的財富和託洛薩神廟裡的金銀財寶時，他們難免誇大其辭。但他們的話也並非純屬虛構，我們有理由相信，在發源自阿爾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河流流域內外，淘金和尋金如以當今的勞工價格來看雖無利可圖，但在文明發展程度較低時期，卻能憑藉奴隸制度大規模賺取大量利潤。此外，對文明開化民族而言，其貿易狀況往往有利於儲存貴金屬，高盧也不例外。
藝術與科學
設計工藝水平本就不高，與日益成熟的金屬加工技術相比，其劣勢更加凸顯。由於缺乏一定的審美觸覺，他們喜好色彩紛雜、顏色鮮豔的裝飾品。對此，另一個令人嘆息的佐證當屬高盧錢幣，錢幣上的圖案有的過於簡單，有的稀奇古怪，但設計幼稚，表面雕刻工藝十分粗糙，幾乎無一例外。此地鑄幣業歷經幾個世紀之久，技術工藝日益成熟，但本質上仍侷限於對兩至三種希臘錢幣進行仿造，在此基礎上日益變化，這在歷史上大概是一特例。另一方面，詩歌藝術不僅在凱爾特頗受重視，並且與民族宗教文化乃至政治制度密切相關。在我們看來，宗教詩歌、宮廷詩以及乞丐的詩都曾歷經繁榮。儘管自然科學和哲學受制於神學的形式和約束，但在凱爾特民族中仍不乏一定關注。無論身處何地，無論是何種形式，一旦遇到希臘人文主義，他們都會敞開懷抱欣然接受，至少祭司通常都會寫作。到了愷撒時期，解放後的高盧大部分人都使用希臘文字，赫爾維蒂人便是其一。而在南部邊境地帶，人們與羅馬化的凱爾特人交往頻繁，因此拉丁文日益成為主流文字，如這一時期阿維爾尼錢幣上便刻有拉丁文字。
政治組織部落體系
凱爾特民族的政治發展歷程可謂是一部輝煌的歷史。國家政治組織以氏族部落為基礎建立，與任何地區無異，設有君主、元老理事會以及由可攜帶武器的自由民組成的社會團體。但其特別之處在於，它始終建立在部落體系之上。在希臘以及羅馬，城鎮早期便取代部落，成為政治單位的基礎；若兩個部落同處一座城鎮內，便合為一個城邦；若某一公民團體派遣一部分成員遷居新的城鎮，通常會形成一個新的民族，而新民族與舊團體之間的聯絡只有虔敬，至多不過是下屬關係。另一方面，在凱爾特人看來，公民團體永遠都是氏族，君主和元老會只能領導部落，而非任何城鎮，而部落大會擁有整個民族的最高審判權。與東部世界一致，城鎮的重要性體現在商業和戰略手段，而非政治。因而在希臘人和羅馬人看來，高盧城鎮只不過是一處處的村落，即便是設有城牆、面積廣闊的維也納和日內瓦也無一例外。在愷撒時期，凱爾特人居住的島嶼上和大陸北部，各部落間依然存在原始的氏族組織，基本上與過去毫無變化；公民大會擁有最高權威；在重大問題上，君主受公民大會法令約束；委員會成員數量眾多，其中某些部落成員多達六百人，但就其影響力而言，似乎並未超過羅馬王政時期下的元老院。而在六七十年前，末代君主的孩子仍活在世上，在阿維爾尼、埃杜維、塞卡尼、赫爾維蒂等動盪的高盧南部地區，曾爆發一場大革命，推翻了王政，最終政權落入貴族之手。
騎士階層打破舊部落組織的發展歷程
如上所述，凱爾特城鎮間未曾形成一個聯邦，與之相反的是，政治發展過程中的另一極端現象，即騎士制度，它在凱爾特的部落體系中佔有絕對主導地位。在凱爾特，貴族階級只對高等貴族開放，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王室成員或昔日王室成員。因此，有時人們會驚訝地發現，統一部落互相敵對的兩個派別領導人竟常常是一家人。這些大家族同時握有財政、戰備和政治特權，壟斷了國家一切土地的承租權。普通自由民被迫承受繁重的賦稅，不得不向貴族借錢，最終被迫放棄自由，淪為事實上的債務人，即法律上的奴隸。貴族設立了一套家兵制度，因而他們有權僱傭一大批會騎馬的家僕（又稱ambacti），從而形成各自的割據勢力。同時，貴族憑藉自己培養的部隊公然違抗法律，擾亂一般稅收，幾乎割裂整個國家。若在一個部落中，可作戰人數達到八萬人，一個貴族可攜一萬家兵參與日常活動，尚且不計奴隸和債務人人數，那麼它必然是一位獨立君主，而非部落中的普通公民。此外，不同部落的大家族之間來往密切，通過聯姻和一些特別條款團結成一個十分緊密的聯盟，面對這樣一個聯盟，任何單一部落都無力對抗。因此，各城邦無力維持公共安全，人們不得不遵守這一強大勢力所奉行的規矩。奴隸只能向主人尋求庇護，而主人迫於職責和利益，不得不為奴隸的損失尋求賠償。國家喪失了保護自由民的權力，最終使得大量自由民淪為一些強權人士的奴僕。
君主政治遭到廢除
公民大會在政治上失去價值。在凱爾特和拉丁姆兩地，君主的權力本應用於制裁貴族的侵佔行為，卻遭到反噬。於是，大法官（vergobretus）一職應運而生，取代了以往的君主，與羅馬執政官相仿，任期也僅一年。若部落內部依舊團結，則一切事務交由共同理事會主導，事實上，理事會中貴族權力凌駕於政府之上。顯然在這種情形之下，各個部落必然出現騷亂，昔日拉丁姆國王被逐後整個民族陷入長達幾個世紀的動盪，大概也是如此。儘管各個部落貴族之間另行組建了一個反抗部落領導的同盟，民眾卻並未放棄恢復王政的夙願。這時，通常會出現一位像昔日羅馬斯普利烏斯·卡西烏斯那般頗有聲望的貴族，依靠部落民眾的支援削弱其他貴族的勢力，企圖恢復王權來維護自身的利益。
民族統一的程式
隨著個別部落因此日漸衰落，無法挽回，整個民族這時萌生出一種強烈的團結意識，通過種種方式尋求確立與發展。不同於單個部落聯盟，凱爾特全體貴族團結起來雖打亂了現有秩序，卻也喚醒並助長了一種民族團結統一觀念。該民族常年陷於外患，在與鄰國的交戰中疆土日益縮減，從另一方面也激發了民族統一觀念。就像昔日希臘人出征波斯以及義大利人與凱爾特人的交戰，阿爾卑斯山北邊的高盧人也是在與羅馬的交戰中才感受到民族的團結以及它所帶來的力量。在部落間的紛爭和封建勢力的交惡當中，我們仍然能聽到這樣一些聲音，他們主張犧牲某些部落的獨立，甚至是騎士階層的領主特權以換取整個民族的獨立。在愷撒一戰中，我們看到了全體人民對外族入侵的深惡痛絕，凱爾特愛國派人士對愷撒的態度，與之後德意志愛國派人士對拿破崙的態度完全相同。此外，各地區之間資訊傳遞迅速，如電報一般，可見反抗外族入侵的運動規模龐大、組織有序。
國家宗教統一的基礎——祭司
雖然凱爾特民族在政治上早已分崩離析，但對於宗教神學卻有著極為一致的信仰。若非如此，我們便無法理解凱爾特人的民族認同感和強大的意志。凱爾特的祭司團即當地所謂的德魯伊（druids）教會，作為人與宗教之間常見的一種紐帶，將大不列顛全島及整個高盧、乃至其他凱爾特人所在地區聯絡起來。教會設一人專門管理，由各祭司推舉產生；祭司分為幾類，每類祭司隊伍中流傳著各式各樣的傳說；祭司擁有特權，特別是免交賦稅及免服兵役的權利；教會每年定期在沙特爾（chartres，即凱爾特領土的中心）附近舉辦理事會；最重要的是，堅定的信徒對祭司盲聽盲信，一味遵從，完全不亞於現代愛爾蘭人。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個祭司團體的目的就是推翻塵世間的政權，事實也的確如此。在君主任期一年的地區，當君位虛懸時，由祭司團主持選舉。此外，祭司團主張成員有權將個人甚至整個團體逐出教會，乃至最終逐出文明社會，竟大獲成功。它用盡一切辦法，務必將最重要的民事案件納入管轄範圍，尤指那些關乎疆界和遺產繼承的案件。鑑於他們有權將他人逐出團體，同時大概考慮到凱爾特民族常殺人祭神，並且這一習俗長期以來多用罪犯作犧牲品，因此祭司團授予各位祭司廣泛的刑事管轄權，以鉗制國王和大法官的刑事裁定權。此外，祭司團甚至要求有宣戰求和的決定權。高盧民族大體上依舊與教會團並無二致，設有教皇和教士理事會，教士有權免交賦稅、免服兵役，有權停止某人參加聖事活動或出入宗教場所。不過，不同於近代的教會國家，它並未脫離民族，相反頗具民族特色。
部落聯盟缺乏政治集權
當同胞情誼在凱爾特各部落間興起，該民族卻仍舊無法實現中央集權統治。就中央集權的核心而言，希臘有馬其頓國王，日耳曼有弗蘭克王，凱爾特民族什麼也沒有。凱爾特祭司團和貴族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這個民族，維繫著整個民族的團結。但一方面，他們代表著各自階級的利益，因而不能統一全民族；另一方面，他們勢力強大，不允許任何君主和部落完成統一大業。人們為統一大業做出過多種努力，但正如部落組織體系那般，這些舉措促使局面往另一端發展——霸權體系。強大的部落將勢力弱小的部落納為屬地，在對外交往中一切行為皆代表屬地，並代替屬地訂立國際條約，而附屬部落承擔服兵役的義務，有時還需納貢。如此一來，一大批獨立的聯盟誕生。但對整個高盧而言，無論內部多麼團結，都沒有一個強大的部落能夠形成某種紐帶團結整個民族。
比利時聯盟—沿海部落—高盧中部聯盟
上文已述，羅馬人遠征阿爾卑斯山以北時，初期在北部發現了一支由蘇埃西翁人領導的不列顛-比利時聯盟，同時在高盧中部和南部發現了阿維爾尼聯盟，該聯盟之後與屬國較少的埃杜維展開了一系列對抗。到了愷撒時期，我們發現在高盧東北部、介於塞納河與萊茵河之間的比利時依舊是這樣一個聯盟，但顯然不再包括不列顛。而在兩河沿岸即今諾曼底和布列塔尼區域，出現了由眾多沿海部落組成的阿爾摩利加（aremorican）聯盟。在高盧中部即嚴格意義上的高盧地區，仍有兩派像過去那樣爭奪霸權，一派以埃杜維部落為首，一派由阿維爾尼人領導，但該部落因與羅馬交戰勢力遭到削弱，因而喪失了霸權，改由塞卡尼人領導。這些聯盟勢力相當，各自獨立存在，而高盧中部聯盟的領國勢力卻似乎從未到達高盧東北部，嚴格說來，甚至也從未到達過高盧西北部。
各聯盟的特徵
毫無疑問，部落聯盟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整個民族對自由的渴望，但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單單這點都遠遠不夠。聯盟組織十分鬆散，在聯盟體系和霸權體系間不斷徘徊。在和平時期，整個聯盟的一切行為由聯邦議會代表，而在戰時則由將軍代表，代表本身勢力最弱。只有比利時聯盟似乎由於內部團結而更為強大，出於愛國情懷，他們成功擊退了辛布里人，事實證明這種精神鼓舞是有益的。霸權之爭導致各聯盟產生分裂，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分裂愈演愈烈。因為無論哪一方獲勝，另一方仍舊能保留部分政治殘餘，儘管淪為屬地，它們日後也可再度爭奪霸權。在勢力強大的部落中，爭鬥不僅會破壞內部秩序，而且會波及每個附屬部落乃至每座村落，通常家家戶戶皆不能倖免，而個人所持立場取決於各自的人際關係。我們認為，雅典的滅亡並非出於與斯巴達一派的爭鬥，而是每一個附屬部落甚至雅典城內雅典派和斯巴達派的內訌。因此，阿維爾尼部落與埃杜維部落一再爆發小規模紛爭，最終也導致了凱爾特民族的毀滅。
凱爾特騎兵部隊
而這些政治和社會關係反過來影響這個民族的軍事實力。凱爾特民族武裝力量以騎兵為主，此外在貝爾格部族附近乃至不列顛群島，古代富有民族特色的戰車已趨於完備。這些規模龐大的騎兵部隊和戰車部隊都由貴族和他們的部下組成。就貴族而言，他們極具騎士天賦，喜愛犬馬，不惜花費重金購買外國品種的駿馬。這樣一支隊伍有獨特的精神信仰和戰鬥模式，徵兵時，凡是能騎馬的，無論老少都能入伍；面對不大重視的敵人，開戰時人人定要宣誓，稱至少要衝破敵軍防線兩次，否則他們誓不回家。僱傭兵大多自由散漫、意志消沉，對自己和他人的性命漠不關心。對此，有幾個流傳下來的故事可以為證，且大多帶點奇聞色彩。例如，凱爾特民族在宴會開始時通常以打鬥熱場，有時還會為生死而戰。此外凱爾特當地還盛行一種習俗，比羅馬的武士決鬥更甚，即賣身以換取一定錢財或若干桶酒，並自願在眾目睽睽之下臥於盾上受刑至死。
凱爾特步兵
相比於騎兵，步兵裝備落後。羅馬軍隊曾在義大利和西班牙兩地與凱爾特部隊交戰，總的看來，這裡的凱爾特部隊多指步兵。在步兵中，大型盾牌仍是主要的防守武器。而另一方面，長矛取代刀劍成為使用率最高的攻擊武器。一旦多個部落聯合發動戰爭，通常以部落為單位安營紮寨並執行作戰計劃。至於各個部落徵兵是否設有專門的軍事組織或是否存在規模更小的常備戰略分支，並無史料記載。整個凱爾特部隊一直沿用一長列運貨馬車拖執行李物資。不同於羅馬軍隊每晚挖壕溝紮營，凱爾特軍隊只能用運貨馬車設定路障。而在特定部落中，如內爾維部，步兵戰鬥素養極高，頗引人注目，並且這些部落並未配備騎兵，甚至算不上一個凱爾特部落，更像是一個由日耳曼移民組成的部落。總而言之，這一時期的凱爾特步兵雖規模龐大，但似乎並不好戰，特別是在南部各地，隨著文明程度的提高，大多數戰士也失去了上陣殺敵的鬥志。正如愷撒所言，凱爾特人不敢與日耳曼人在戰場上正面交鋒。而愷撒對該支軍隊的抨擊還不止於此，他還說道，在第一場戰役見識到凱爾特步兵之後，絕不允許羅馬步兵與他們聯合作戰。
凱爾特文明的發展階段
若我們依據愷撒在阿爾卑斯北部地區的所見所聞來考察凱爾特的整個面貌，那麼相比於一個半世紀前波河流域的文明程度，凱爾特民族的文明還是取得了長足進步。那一時期民兵組織表現優異，是所有軍隊的主力，而如今卻被騎兵取代。那一時期凱爾特人住在不設圍牆的村落，而如今他們居住的城鎮外早已豎立起堅固的城牆。在倫巴蒂區古墓出土的器物中，以銅器和玻璃器皿為例，其製作工藝遠不及北高盧。就文明進化程度而言，最具衡量價值的大概莫過於全民族團結統一的信念。當凱爾特人在今巴倫蒂的這片土地上作戰時，這種民族認同感表現尚不顯著，直到與愷撒一戰，才迎來了爆發的高峰。從各方面來看，凱爾特民族與愷撒相遇之時，其文明程度已達到峰值，正由盛轉衰。而對我們這些並不完全瞭解情況的人而言，愷撒時期阿爾卑斯山北邊的凱爾特文明在某些方面令人肅然起敬，但更多表現出一種趣味性。就某些方面而言，相較於以帆船、騎士制度以及教會組織為代表、並曾大膽嘗試以部落乃至更高層次的民族而非城鎮作為立國之本的古希臘羅馬文化，這種文明和近代文化的聯絡更為緊密。但正因為我們接觸凱爾特民族時，它的文明已發展到某一高度，因而才愈發暴露出道德素質的低下，或者說文化實力的衰弱。
他們無法運用自身資源創造出一種本民族的特色文化，也無法建立一個民族國家，他們能做的只不過是創立一種全民性的宗教神學，並特設了一種新的貴族階級，原本那種純粹的勇敢不復存在，軍人的勇氣建立在較高的道德水平和更合理的制度之上，而後兩者以文明進步為前提，因此這種勇氣只能以尚未成熟的狀態出現在騎士階層中。固然真正的野蠻之風已然消逝，過去在高盧宴會上，肥美的腰腿肉通常要賞給最勇敢的人，但同桌賓客一旦認為此舉有冒犯之嫌，便可隨意以此為由向受獎者發出挑戰。此外，死去的部隊首領需用他最信賴的侍從陪葬，但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不過殺人祭神的習俗依然得以保留，並且法律規定一切刑罰不可施於男性自由民，卻可施於女性自由民和奴隸。由此可見，女性地位在凱爾特文明時期十分低下。而原始各民族混戰時期所取得的特權在凱爾特人手中毀於一旦，至於文明與一個民族完全交融所帶來的益處，凱爾特人從未體會過。
凱爾特人與伊比利亞人
以上便是凱爾特民族的內部情況，而它們與鄰族之間的關係仍有待挖掘。在這一時期各勁敵之間戰爭不斷，你爭我奪，相比於取得勝利，尋求自保都舉步維艱，而人們對此所持態度也有待我們進一步闡明。沿比利牛斯山一帶，各民族長久以來和平共處，反觀過去，隨著凱爾特人入侵，伊比利亞土著（後又稱巴斯克人，basque）逐漸被排擠同化，那個時代早已過去。在愷撒時期，比利牛斯山的河谷地帶、貝亞恩（bearn）和加斯科尼（gascony）兩地的高山以及加倫河以南的沿岸平原，無疑都歸阿奎塔尼人所有。阿奎塔尼族由許多伊比利亞後代所在的小部落構成，彼此很少接觸，幾乎與外界隔絕。在這片土地上，只有加倫河口和重要港口布迪格拉（即波爾多，bordeaux）屬於凱爾特民族的一個部落，該部落名為比圖裡吉-維維西（bituriges-vivisci）。
凱爾特人和羅馬人和解後高盧與羅馬間商貿發展
與之相比，我們需更加重視凱爾特民族與羅馬人及日耳曼人之間的關係。上文已提及的事實，在此我們無需重述，如羅馬人通過自身逐步發展逼退凱爾特人，最終佔領了阿爾卑斯山與比利牛斯山之間的海岸地帶，從而完全截斷了凱爾特人通往義大利、西班牙和地中海的通道。回想幾百年前，羅馬人曾在羅訥河口築起一座希臘城堡，大概從那時起就為這場風暴埋下了伏筆。我們只需強調一點，那就是凱爾特人所受到的壓迫不僅來自羅馬強大的軍事力量，同樣來自羅馬的先進文化，而高盧作為古希臘燦爛文明的發源地，也有助於羅馬文化的傳播。儘管戰爭頻發，商貿活動卻從未停止，並常常成為戰爭的導火索。凱爾特人並未拋棄北方人的生活習慣，愛喝烈酒，並且喝的烈酒通常不加水稀釋，以求一醉方休，這與塞西亞人（scythian）十分相似。但性情溫和並節制的南方人對此十分厭惡，不過作為商人，他們不得不與這類顧客交易，別無選擇。很快，這類生意頗受義大利商人歡迎，成為他們眼中的「金礦」，用一罈酒換一個奴隸的買賣在高盧已算不上稀奇事了。至於其他奢侈品，如義大利的馬匹在高盧地區頗為暢銷。據史料記載，這時羅馬公民購置地產已不侷限於羅馬本土區域，並效仿義大利運作模式賺取利潤，如早在大約羅馬紀元673年即西元前81年，位於塞古西亞維部落的羅馬田莊運營模式便是如此。而上文提及在解放後的高盧，尤指阿維爾尼人之間，人們在被羅馬征服前已通曉羅馬語言，無疑也是出於這一原因。但掌握這一知識的人大概仍佔少數，絕大多數人與埃杜維聯合部落中的官員交談還需譯者協助。這些烈酒商販和擅自佔用他人房宅的地主不僅開啟了佔領北方之路，同時吸引了日後征服高盧的勇士，併為其掃清了障礙。而對此最生動的描述莫過於高盧最強大的部落——內爾維部所簽署的一份禁令，與某些日耳曼部落相似，上面明確寫道禁止與羅馬人交易。
凱爾特人與日耳曼人
相較於地中海區域對羅馬來勢洶洶的入侵，日耳曼人由波羅的海和北海往南的攻勢更為猛烈。作為東方民族大搖籃裡的一支新鮮力量，日耳曼人憑藉年輕人的活力，當然還有年輕人的粗野，在眾多歷史悠久的民族當中獲得一席之位。儘管該民族定居在萊茵河畔的部落，如烏斯佩特部（usipetes）、滕克特里部（tencteri）、蘇剛布里部（sugambri）和烏比部（ubii）已踏上文明的程式，人們也不願遷居。但所有歷史記載都表明，在距離較遠的內陸地區農業不受重視，許多部落幾乎找不到定居之所。在這一點上，這一時期西邊鄰族很難通過部落名稱來命名日耳曼境內的任一民族，只知道他們統稱蘇維匯人（suebi，意為漂泊不定的人或流浪者）或馬科曼尼人（marcomani，意為守邊武士）。在愷撒時期，各部落都不能以這些名稱命名，雖然在羅馬人看來也是如此，但它們之後還是變成了一個個部落名。
凱爾特人失去萊茵河右岸土地
這個強大的民族向凱爾特人發動了最猛烈的一次攻擊。在爭奪萊茵河以東地區的戰事上，日耳曼人與凱爾特人也許曾大動干戈，但具體情況我們不得而知。我們所知的只是大約在羅馬第七世紀末，凱爾特人失去了通往萊茵河的所有土地。過去，波伊（boii）部落曾在巴伐利亞（bavaria）和波西米亞（bohemia）定居，如今卻淪落到無家可歸，到處流浪。甚至以前曾屬於赫爾維蒂部的黑森林地區（blackforest，今德國西南部森林地帶），若非被附近的日耳曼部落佔領，必然會成為邊境地區大民族競相爭奪的一塊荒蠻之地，這大概也很符合人們之後對它的稱呼——赫爾維蒂沙漠。日耳曼人行為野蠻，善於謀劃，他們大肆運用野蠻手段，放任鄰近區域化成一片片荒漠，從而抵禦外敵入侵。
萊茵河左岸的日耳曼部落
然而，日耳曼人卻並未在萊茵河定居。辛布里部和條頓部（teutonic）的軍隊單就主力而言，都由日耳曼部落成員構成。五十年前，他們大舉進攻，憑藉強大的軍事力量橫掃潘諾尼亞（pannonia）、高盧、義大利和西班牙，但日後看來這似乎只是為進行一番大規模偵察。彼時，日耳曼各部落早已在萊茵西岸，特別是下游地帶建立了永久居住地。定居者以征服者的姿態闖入，不斷向鄰近的高盧居民索要人質，每年徵收貢物，彷彿高盧人受他們支配一般。在這些日耳曼部落中，阿杜亞都契（aduatuci）原本只是辛布里部的一支殘餘力量，現已壯大成一個大部落。此外，位於列日（liege）的馬斯河的一些部落之後都改用「通格里部」（tungri）這一統稱。甚至該地區兩個規模最大、勢力最強的部落——特維希（treveri，在今特瑞維附近）和內爾維（位於埃諾特），在頗有威望的權威人士看來也全由日耳曼人組成。而這些傳言是否完全可信，我們仍未可知，因為據塔西佗所言，此後在最後提到的這兩個部落中，人們會為擁有日耳曼人血統，而非備受輕視的凱爾特人血統而感到自豪。
不過斯海爾德河（scheldt）、馬斯河和摩澤爾河（moselle）一帶的人大多與日耳曼人往來密切，或多或少受到日耳曼人的影響。日耳曼殖民地或許本身規模不大，卻舉足輕重，以此為視窗我們看到了萊茵河右岸各部落在這一時期經歷的跌宕起伏，同時成功預見規模較大的日耳曼部落，不久後將跟隨這些先行者的足跡，橫渡萊茵河。人們遭受著兩方面的外來入侵威脅，民族內部也分崩離析，他們當然不奢望整個陷入災難的凱爾特民族依靠自我努力振作起來，挽救頹勢。分裂以及由此引發的衰敗構成了整個民族的歷史，對於這個民族而言，它在歷史上再也無法列出一場戰役與馬拉松戰和薩拉米斯戰乃至阿里西亞（aricia）戰和洛丁平原之戰（raudine）媲美，即便在興盛時期也無法團結一致打敗馬西利亞，如今步入遲暮之年的它，如何能抵禦如此強大的敵人？
有關日耳曼侵略的羅馬政策
凱爾特人若單靠自身力量，必然不是日耳曼人的對手，而愈是如此，羅馬人則愈應該小心關注兩民族間糾紛的事態發展。雖然由此引發的運動並未直接影響到人民，但卻關係到他們最切身的利益，他們自然掛心。由此我們不難知曉，凱爾特民族的對外關係可迅速對其內部情形產生永久的影響。正如希臘斯巴達一派聯合波斯人進攻雅典那般，羅馬人自初次出現在阿爾卑斯山北邊，就一直在埃杜維部落的幫助下與阿維爾尼部落爭奪霸權，後者在當時的凱爾特南部佔據統治地位。而正是因為這些「羅馬民族新哥們」的鼎力相助，羅馬人不僅攻下阿洛布羅基，佔領了阿維爾尼部落的大片散落領土，並且在高盧還未被殖民之時，憑藉自身的勢力將阿維爾尼部落的霸主地位交到埃杜維部落手中。但希臘民族所遭受的威脅只來自一方，凱爾特人則需要同時面對大量仇敵來犯。當然，他們可以聯合其中一方對抗另一方，並且如果凱爾特中的某一派依附於羅馬人，他們的對手必然會聯合日耳曼人形成對抗之勢。
而這對於貝爾格人來說再正常不過了。他們與橫渡萊茵河而來的日耳曼人為鄰，彼此在許多方面來往日益密切。此外，或許由於文明程度較低，這讓他們覺得本民族與外來民族蘇維匯人的關係，就像文明程度較高的阿洛布羅基人與赫爾維蒂人那般親近。如上所述，凱爾特南部的塞誇尼部落可謂規模龐大，是反羅馬一派勢力的領袖，面對羅馬人赤裸裸的威脅，他們完全有理由號召所有日耳曼人來對抗羅馬人。元老院無所作為，一切跡象都表明一場新的革命蓄勢待發，凱爾特人目睹著這一切，認為這個時候正是剷除羅馬勢力的最佳時機，尤其有利於打擊依附於羅馬的埃杜維部。埃杜維部與塞誇尼部以索恩河（saone）為界，兩部落曾因渡河稅問題發生決裂，大約在羅馬紀元683年即西元前71年，日耳曼君主阿里奧維斯圖斯（ariovistus）以塞誇尼僱傭兵隊長的身份，率領約一萬五千名武裝人員橫渡萊茵河。
阿里奧維斯圖斯來到萊茵河中游地區
這場戰爭持續了許多年，雙方各有勝負。總的看來，結局對埃杜維部不利，他們的領袖埃波雷多里克斯（eporedorix）在最後關頭動員所有屬下，率領一大隊精兵向日耳曼人發起猛攻。但日耳曼人拒不迎戰，藏身於沼澤地與森林一帶。時間久了，各部落疲於等待，逐漸解散，這時日耳曼人才回到空曠地帶，於是阿里奧維斯圖斯在阿德瑪格託布力甲（admagetobriga）發起強攻，結果埃杜維部騎兵中的精銳全部戰死。由於戰敗，埃杜維人不得不服從戰勝方提出的條款媾和，被迫放棄霸權，並承諾連同所有屬下一起歸於塞誇尼部落；同時，他們需向塞誇尼部（更準確地說是阿里奧維斯圖斯本人）交納貢物，並交出最高貴族的孩子作為人質；最後，他們需立誓永不索還人質，並永不向羅馬人尋求介入幫助。
羅馬人的不作為
大約到了羅馬紀元693年即西元前61年，兩部落之間才恢復和平。而基於本民族的榮譽和利益，羅馬人當然不願看到這一點。埃杜維一位貴族狄維提亞庫斯（divitiacus），作為該部落親羅馬派的領袖遭到族人驅逐，因此他親赴羅馬央求羅馬人介入。此外。有一事更需大家提高警惕，那便是在羅馬紀元693年即西元前61年，阿洛布羅基部發動了一場叛亂。阿洛布羅基部與塞誇尼部為鄰，它的叛變無疑與上述事件有關。事實上，羅馬人曾派遣高盧省長的職員赴埃杜維部，一同商議派執政官和隨行軍隊翻過阿爾卑斯山。但這類事務的決定權仍在於元老院，元老院對此最終還是空話多於實幹。羅馬人最終用武力平定了阿洛布羅基部的叛亂，但就埃杜維部而言，羅馬人不僅毫無作為，甚至在羅馬紀元695年即西元前59年將阿里奧維斯圖斯列入親羅馬一派君主的名錄中。
日耳曼帝國在高盧建成
如此，這位日耳曼軍事領袖自然認為羅馬人意圖放棄其所佔的凱爾特土地，於是打算在此定居，日後在高盧土地上建立一個日耳曼公國。他所率部下本就不少，之後應他的號召從家鄉陸續趕來了更多的人，截至羅馬紀元696年即西元前58年，渡過萊茵河的日耳曼人約計十二萬人。這一場日耳曼民族的大遷徙有如江河之水，一旦水閘開啟便向美麗的西部奔瀉而去。而阿里奧維斯圖斯的目的，便是帶領這一大群人定居此地，為日後統治高盧奠定基礎。至於他在萊茵河左岸創立的日耳曼定居地規模如何，我們無法定論，但那必然是一片廣闊的區域，以支撐他那更為宏遠的計劃。在他看來，凱爾特民族完全沒有自主權，各部落間毫無差異可言。原本他作為塞誇尼部僱傭的將軍渡過萊茵河，如今即便是塞誇尼部也如他手下敗將一般，不得不割讓三分之一的領土給他，供其與部下長期居住，而這塊土地大概就是後來特利波契人（triboci）居住的阿爾薩斯（alsace）北部地區。不過這彷彿還不夠，隨後哈魯德部（harudes）趕來，阿里奧維斯圖斯又替他們向塞誇尼部索要了三分之一領土。如此看來，他立志像馬其頓的菲利普國王那般統治高盧，所有親日耳曼和依附於日耳曼人的凱爾特人，都必須臣服於他。
赫爾維蒂部入侵高盧腹地
這位野心勃勃的日耳曼君主帶著危險一步步逼近，羅馬人本就擔憂不已，又因他背後勢力龐大，愈發顯得來勢洶洶。烏斯佩特人和滕克特里人原本住在萊茵河右岸，專橫獨斷的蘇維匯人不斷侵犯他們的領土，他們厭倦了這樣的生活，於是趕在愷撒到達高盧（羅馬紀元695年即西元前59年）之前便離開了舊居，去往萊茵河口附近另覓新居。他們已從門奈比人（menapii）手中奪回了右岸本屬於自己的領土，可以預見他們的下一個目標就是佔領左岸。此外，蘇維匯部派出的軍隊集結在科隆（cologne）和美因茲（mainz）兩地之間，威脅要突襲對岸的特雷維裡部。再者，位於凱爾特最東部的赫爾維蒂部儘管兵力充足，驍勇善戰，卻日益遭受日耳曼人的侵擾。除此之外，由於他們從丟掉的領土重回萊茵河北岸定居，可能會引發人口過剩問題。又因阿里奧維斯圖斯移居塞誇尼部落領域內，赫爾維蒂部面臨著與同胞完全隔絕的危險。於是，他們孤注一擲，自願撤離自己的領土將它送給日耳曼人，轉而在侏羅山（jura）西面尋找面積更廣闊、土壤更肥沃的新居所，若有可能，一併奪取高盧腹地的霸權。昔日辛布里部入侵時，赫爾維蒂的幾個部落已構思出這種計劃，只是在等候機會實施。同樣，勞拉契人（rauraci）的領土（巴塞爾和南阿爾薩斯）也受到了威脅，並且波伊部落殘餘早期便由於日耳曼人的緣故背井離鄉，如今居無定所，到處流浪。於是這兩個部落以及其他一些小部落也加入到赫爾維蒂部的計劃中來。早在羅馬紀元693年即西元前61年，他們的快速部隊便越過侏羅山，千里迢迢來到羅馬省。無需多久，整支軍隊就會發起攻勢。在康斯坦茨湖（constance）和日內瓦湖之間有一片重要區域，而當地防守軍早已逃之夭夭，於是日耳曼軍浩浩蕩蕩入駐此地。從萊茵河到大西洋，日耳曼部落從未停下前進的步伐，使得萊茵河全線區域無不感受危險逼近。這一歷史性的時刻讓我們聯想到，之後愷撒帝國在一片風雨飄搖中應付阿勒曼尼和法蘭克兩部落聯合攻勢的場景。而就在當時，他們似乎就像用五百年後有效抵禦羅馬人的策略來對付凱爾特人。
愷撒去往高盧組建軍隊
面對這樣的局面，新任省長蓋烏斯·愷撒在羅馬紀元696年即西元前58年春天來到高盧統治的納博地區。原本愷撒的統治區域只包括高盧境內的阿爾卑斯山南部、伊斯特利亞半島（istria）和達爾馬提亞地區（dalmatia），後經元老院頒佈的法令新增了納博地區。一開始，他的任期僅有五年（至羅馬紀元700年即西元前54年），之後在羅馬紀元699年即西元前55年確認延任五年（至羅馬紀元705年即西元前49年），他有權任命十名與省長同級的副職官員，且可以任意招募管轄範圍內公民以擴充軍團規模或組建新的軍團，其中尤以高盧境內的阿爾卑斯山南部人口居多。而在這兩省所招募計程車兵中，單就常備步兵而言，包含四支訓練有素、驍勇善戰的軍團，即第七、八、九和十號兵團，人數總計將近24000人，此外通常屬國還會加派軍隊支援。騎兵和輕武裝部隊也頗有特色，不僅有來自西班牙的騎兵，還有來自努米底亞（numidian）、克里特島（cretan）和巴里亞利群島（balearic）的弓箭手和投石兵。愷撒的部下都是首都民主一派中的精英，其中不乏年輕的紈絝貴族和精明能幹的官員，如愷撒政界老盟友的幼子普布利烏斯·克拉蘇（publiuscrassus）以及跟隨民主派領袖從古羅馬廣場輾轉到戰場的忠實副官提圖斯·拉比努斯（tituslabienus）。愷撒並未接受到任何確切的指令，作為一位眼光銳利、富有膽識的軍事家，眼下的情形就是他要解決的問題。在這裡，人們必須設法挽回元老院因疏忽所犯下的過錯，而阻止日耳曼移民狂潮則是其中的首要之舉。
赫爾維蒂部撤退
就在此時，赫爾維蒂部入侵。此舉與日耳曼人脫不了干係，並且蓄謀已久。一方面，他們不願將身後的舊居拱手讓與日耳曼人，一方面也是為了阻斷自己的退路，赫爾維蒂部燒燬了所有城鎮村莊。長串的馬車載著婦女、兒童以及最值錢的家當，從四面八方趕到日內瓦附近的萊蒙湖（lemanlake），和盟友約定這一年3月28日在此地匯合。依據他們估算，這波人馬共計368000人，其中能上戰場的約佔四分之一。由於侏羅山脈位於萊茵河與羅納河之間，蜿蜒數百公里，幾乎對赫爾維蒂部的領土形成包圍之勢，僅留下西部一個缺口，山中小徑適於設防，卻不利於上述這類車隊通行，所以諸位首領決定先向南繞道，而後在侏羅山西南最高點與薩沃伊山脈之間（今埃克呂斯堡附近）找到羅納河的峽口，在那裡開闢一條往西的道路。但在羅納河左岸，山體距河流太近，只剩一條狹窄的山路並且隨時都有落石堵塞的危險，而該片區域恰好屬塞誇尼部管轄，他們必然不會輕易放行。於是赫爾維蒂部寧願從羅納河峽口上游渡河，繞到阿洛布羅基側左岸，計劃沿羅納河下游走到平原地帶再回到右岸，而後整裝前往高盧西部的平原地區，這片區域上有一個名叫聖東尼的部落（即聖東日，位於夏朗特河河谷），瀕臨大西洋且土壤肥沃，於是流浪者們紛紛選擇在此定居。整支隊伍在經過羅納河左岸時，必然要穿過羅馬領土，而愷撒並不願默許赫爾維蒂部在高盧西部定居，因而堅決阻止他們通行。
不過愷撒手下雖握有四個兵團，但其中三個都遠遠駐紮在阿奎萊亞（aquileia）。羅納河自日內瓦的萊蒙湖至峽口全長超過十四英里，即便他急忙召集阿爾卑斯以北省份的民兵，僅靠這麼一點民兵也很難阻擋渡河的數萬凱爾特大軍。而赫爾維蒂部十分樂意通過和平手段渡河，並借道於阿洛布羅基領土。在與赫爾維蒂一番談判而沒有任何結果後，愷撒需在十五天內拆毀日內瓦的羅納河橋，並修築一條長約十九英里的戰壕阻止敵人進犯羅納河南岸。從軍事角度來看，這是人們第一次用城牆和壕溝將一個個堡壘串聯起來，從而形成保衛帝國邊疆的一道屏障，之後就被羅馬人大規模應用於戰事。赫爾維蒂部企圖從不同地方乘船或涉水到達羅納河彼岸，卻不想每條線路都遭到羅馬人阻撓，於是他們不得不放棄渡河。
赫爾維蒂部向高盧挺進
另一方面，高盧的反羅馬一派希望得到赫爾維蒂部的強力支援，特別是埃杜維部狄維提亞庫斯的弟弟杜姆諾里克斯（dumnorix），前者是部落民族黨的領袖，後者是該部落羅馬黨的領袖，在他們二人的幫助下赫爾維蒂部才得以穿過侏羅山關隘和塞誇尼部領土。羅馬人想要阻止，卻苦於沒有法律上的依據。而赫爾維蒂部此次遠征雖無關羅馬領土形式上的完整，但危及到他們的許多重大利益。只有當愷撒不像以往所有元老院任命的省長甚至馬略（marius）那般，不侷限於鎮守邊疆的分內之事，而是率領一支大軍跨越既定的疆界，才能保障這些利益。愷撒深知自己不屬於元老院，而屬於整個民族，因此他毫不猶豫。他迅速親自從日內瓦趕往義大利，憑藉自身極高的處事效率，將駐紮在那裡的三個兵團和新增的兩個擴充兵團帶回。
赫爾維蒂戰役
他將這些兵團與駐紮在日內瓦的兵團進行整編，而後率領所有軍隊渡過羅納河。他在埃杜維領土上的意外露面，讓當地羅馬黨立馬恢復了政權，這對日後保障充足的戰備物資意義十分重大。他觀察到赫爾維蒂人遠渡索恩河，經塞誇尼部領土進入埃杜維，而仍留在索恩河左岸的那部分人，尤其是蒂戈林（tigorini）兵團，都被快速行進的羅馬人抓獲殲滅了。但這時遠征軍的主力已成功抵達羅納河右岸，愷撒只得拼命追趕，赫爾維蒂龐大的主力軍隊二十天都未能完成的渡河任務，愷撒僅用了二十四小時便成功了。羅馬軍隊既已渡河，赫爾維蒂部便無法繼續往西行進，只能轉而向北。他們必然認為愷撒不敢深入高盧腹地繼續追趕，同時構思出一個新的計劃，就是若愷撒放棄追趕，他們便再繞回原定目的地。在之後的十五天裡，羅馬軍隊一直偷偷追隨其後，時刻保持約四英里的距離，希望待時機成熟且勝率較大時襲擊赫爾維蒂部，並一舉殲滅。但這一時機遲遲沒有到來，雖然赫爾維蒂車隊行進緩慢，但其首領深諳如何應對偷襲，不僅糧食供應充足，而且通過暗中觀察將羅馬軍營內部事務調查得一清二楚。
相反，羅馬軍隊一開始就面臨戰備物資短缺問題，尤其是在赫爾維蒂部撤離索恩河、一切河道運輸線路被斬斷之後。埃杜維部曾許諾的物資供應遲遲不來，這才造成了這一困難局面，而兩方軍隊仍在各自領土四處走動，則更引起羅馬人的懷疑。此外，羅馬這支約四千騎的騎兵大隊極不可靠，因整支隊伍幾乎都是凱爾特騎兵，尤以羅馬眾所周知的仇敵——杜姆諾里克斯所率的埃杜維私家騎兵居多，而對收留他們的愷撒而言，與其說他們是士兵，更不如說是人質。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之所以敗給實力薄弱的赫爾維蒂騎兵，皆是自身原因造成的，因為羅馬陣營中的一切資訊都是他們傳達給敵軍的。愷撒的地位岌岌可危，他面臨的困難不言自明，埃杜維部不僅與羅馬曾公開結盟，甚至還出於某種特殊利益支援羅馬，凱爾特愛國人士對此能有何作為？若羅馬軍隊不懼怕一步步深入這片騷動不斷的土地，日益遠離與外界的聯絡，又會產生何種後果？軍隊恰巧剛剛經過埃杜維部首都比布拉克特（bibracte，又稱歐坦［autun］），還未走遠，這時愷撒決定先用武力攻下這塊重地，再繼續進軍內地。由此可見，他的實際意圖很可能是完全放棄追趕，改而佔領比布拉克特。不過當他放棄追趕而轉攻比布拉克特時，赫爾維蒂部便以為這是羅馬人準備逃竄之舉，於是立馬發動攻勢。
比布拉克特戰役
此舉正中愷撒下懷。雙方軍隊沿兩條平行山脈排兵佈陣，凱爾特人率先發動攻勢，力挫進入平原地帶的羅馬騎兵，猛衝向駐守在山坡上的羅馬兵團。不過在那裡，他們遭到愷撒老兵的頑強抵抗，只得撤退。於是羅馬軍隊乘勝而下來到平原，凱爾特軍隊再次進攻，同時預留了一小支部隊從側面進攻，形成夾擊之勢。而羅馬軍隊也派出預備軍從側面迎戰這一小支凱爾特軍，迫使他們脫離主力部隊逃到行李和車隊營地，並一舉殲滅之。最終，赫爾維蒂軍的主力部隊節節敗退，不得不向東撤退——這恰恰與遠征軍前行的方向完全相反。經此一戰，赫爾維蒂部在大西洋沿岸建立新定居地的計劃成為泡影，只能聽憑戰勝方處置。
對戰勝方而言，這同樣是場惡戰。愷撒當然不能完全信任他的下屬官員。戰爭一開始，他便將所有官員的馬匹送走，以便明確他們堅守陣地的職責。事實上，若羅馬軍隊戰敗，他們很可能會全軍覆沒。原本羅馬士兵早已疲憊不堪，無法全力追趕逃兵，但由於愷撒宣稱一切幫助赫爾維蒂部的人都將被視為羅馬的仇敵，並將以對付赫爾維蒂人的手段對付他們。因而逃兵所到之處，尤其是林貢斯人（lingones）所在部落（在朗格勒附近），無人願意伸出援手。赫爾維蒂人沒了糧食和行李，又帶著大批不能作戰的隨營人員，走投無路，最終只得向羅馬將軍投降。
赫爾維蒂人被遣送回原居住地
相較而言，戰敗者尚算得到寬待。埃杜維部奉命讓無家可歸的波伊人住在他們境內，在那幾個勢力強大的凱爾特部落中，戰敗敵人所在的居住地其地位與羅馬殖民地無異。戰後赫爾維蒂部和勞拉契部的倖存者約佔參戰人數的三分之一，自然被遣送回原來的部落據點。之後，這些據點被併入羅馬行省，羅馬一方提出豐厚的條件希望與當地居民結盟。如此一來，他們便能代羅馬人保衛萊茵河上游一帶，抵禦日耳曼人的入侵。在所有赫爾維蒂部落中，僅西南角上的一個部落屬於羅馬的直屬領土，之後在美麗的萊蒙河河岸，古老的凱爾特城鎮諾維奧杜努姆（noviodunum，今尼永［nyon］）變成羅馬邊境上的一座堡壘，又稱「愷撒的騎士殖民地」（julianequestriancolony）。
愷撒與阿里奧維斯圖斯談判
因此，萊茵河上游所面臨的日耳曼族入侵威脅得以消除，同時凱爾特人中反羅馬一派勢力也遭到壓制。在萊茵河中游一帶，日耳曼一族早在多年前就已在此渡河，阿里奧維斯圖斯和羅馬兩派之間的權力之爭每天都在高盧上演。隨著阿里奧維斯圖斯勢力不斷壯大，羅馬人也要加快擴充勢力，雙方關係很快就會走向破裂。對這一地區的大多數凱爾特人而言，相較於阿里奧維斯圖斯強加於他們的奴隸身份以及未來可能失去自由的風險，服從羅馬權威似乎更為穩妥。而至於少數凱爾特人，他們雖對羅馬人依舊懷恨在心，卻也不得不保持緘默。在高盧中部，眾多凱爾特部落效仿羅馬舉行例會，以凱爾特民族的名義邀羅馬將軍一同對抗日耳曼人。愷撒同意了。埃杜維部接受了他的建議，不再履行條約向阿里奧維斯圖斯繳納貢物，並要求對方交還人質。而阿里奧維斯圖斯以埃杜維違約為由，大舉進攻羅馬屬地，愷撒因而能趁機與他直接進行交涉，除要求交還人質並承諾與埃杜維部維持和平外，特別要求阿里奧維斯圖斯保證不再放任日耳曼人渡過萊茵河。這位日耳曼將軍充分相信雙方所擁有的權利是平等的，所以在回覆羅馬將軍時稱，依據戰果，高盧北部便為他所有，高盧南部歸羅馬人所有，他既不妨礙羅馬人向阿洛布羅基人徵收貢物，那麼羅馬人也不應阻止他在屬地徵稅。在他之後的秘密提議中，我們不難發現這位未來的國王對羅馬境況瞭如指掌。他提到自己收到羅馬城內發出的邀請，請他除掉愷撒，此外他提議若愷撒將高盧北部留贈給他，他將助愷撒奪取義大利政權作為報答。既然凱爾特民族內的黨派之爭已為他開啟了進入高盧的大門，他似乎還期望義大利的黨派之爭能夠鞏固他在當地的政權。數百年來，沒有任何一個強大的民族完全意識到權利的平等，而是像這位日耳曼核心部落首領一樣，粗魯傲慢地向羅馬人宣告其獨立。當那位羅馬將軍要求他依照屬國王子的慣例親自拜訪時，他立刻拒絕了。
阿里奧維斯圖斯遇襲戰敗
這樣一來，愷撒勢必不再猶豫，立刻發兵進攻阿里奧維斯圖斯。當他手下的軍隊，特別是下屬軍官，得知即將與在外征戰十四年之久的日耳曼軍隊一決高下時，不禁陷入一片恐慌。大概受到羅馬的影響，愷撒軍營中士兵道德素質低下，枉顧軍紀，不斷有人叛逃或發動暴亂。而這位將軍聲稱，如有必要，他將單獨率領第十軍團向敵軍進攻，他不僅知道如何用榮譽說服他們聽命於自己，同樣知道如何通過軍事競賽讓其他軍團歸於麾下，並以自我鬥志激勵部下。他並未給他們留下時間深思，而是加快了行軍的步伐。所幸的是，他趕在阿里奧維斯圖斯之前趕到了塞誇尼部的首都維桑提奧（vesontio，今貝桑松）。應阿里奧維斯圖斯的邀約，兩位將軍面對面進行了一次協商，不過阿里奧維斯圖斯的目的，似乎只是為了掩蓋他想取愷撒性命的真實動機。
對這兩位來自高盧的殘暴統治者來說，武力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式，當下的和平只是暫時的。在阿爾塞斯南部的穆爾豪森（muhlhausen），由於該地距萊茵河僅五英里，所以兩軍都在此駐紮且相隔不遠。之後阿里奧維斯圖斯率手下強兵成功避開羅馬軍隊的耳目，繞到其背後切斷了他們與總部的聯絡以及戰備物資運輸通道。愷撒希望通過一戰解決當前困局，但阿里奧維斯圖斯並不應戰。身為羅馬將軍，他別無他法，無奈手頭兵力薄弱，他只能效仿日耳曼軍之舉，派出兩支軍團繞過正面在日耳曼軍營另一側紮營，以恢復與外界聯絡，同時預留四支軍團駐守舊營。阿里奧維斯圖斯眼見羅馬人兵力分散，便試圖襲擊兵力較少的那一處營地，但被羅馬軍隊擊退。這場勝仗令愷撒備受鼓舞，他隨即率領所有士兵主動進攻，日耳曼軍隊也排成一列縱隊應戰，以一部落為一單位，載著行李和婦女的馬車緊隨佇列之後，這進一步加大了逃亡的難度。愷撒親率羅馬右翼軍隊向敵軍發起猛攻，逼得他們四處逃竄，而日耳曼右翼軍隊也以同樣的方式取得勝利。雙方各自一勝一敗，但從以往與蠻族的戰爭來看，其勝利都是由後備軍力量決定的。這次也不例外，羅馬軍隊憑藉後備軍的戰術，最終戰勝了日耳曼後備軍。此外，普布利烏斯·克拉蘇派出的第三線軍隊及時趕來支援，恢復了左線戰鬥力，最終決定了勝局。日耳曼軍一路逃竄，羅馬軍隊一直追到萊茵河畔，只有少數人（包括阿里奧維斯圖斯在內）成功逃到了彼岸（羅馬紀元696年即西元前58年）。
日耳曼人在萊茵河左岸定居
而這場勝利驕傲地向眾人宣告，這條義大利戰士來此見到的第一條大河，從此將歸羅馬管轄。萊茵河左岸日耳曼各殖民地的命運落入愷撒之手，作為勝利者他可以摧毀它們，但他沒有。鄰近的凱爾特部落，如塞誇尼部、李烏契部（leuci）和梅狄奧馬特里契部（mediomatrici）既不能自衛，也不值得信賴。遷居而來的日耳曼人承諾不僅會成為邊境地帶勇敢的守衛者，同樣會成為羅馬更為優秀的屬民。由於自身的民族性，他們與凱爾特人互不往來，又因保護新贏得的居住地關係到他們的切身利益，他們便不再與萊茵河對岸的同胞聯絡。因此，勢單力薄的他們只得依附於中央政權。相較於無法信賴的朋友，愷撒處處更善待戰敗的敵人，在這裡也是如此。阿里奧維斯圖斯帶領日耳曼一族（包括斯特拉斯堡附近的特利波契人、斯佩爾附近的訥美特斯人以及沃爾姆斯附近的汪基納內斯人）在萊茵河左岸一帶安下家來，愷撒讓大家擁有了新的居所，並委託他們保衛萊茵河邊境，抵禦他們的同胞來犯。過去，萊茵河中游上的特雷維裡領土一直飽受蘇維匯人威脅，阿里奧維斯圖斯戰敗的訊息一傳來，蘇維匯人便立馬向日耳曼的內陸地區撤退，途中遭附近部落襲擊，損失慘重。
以萊茵河為界
歷經數個世紀，我們依然能感受到這場戰役帶來的眾多影響。羅馬帝國以萊茵河為界，禁止日耳曼人越過半步。高盧喪失了自主權，羅馬人一直以來統治著萊茵河南岸地區，而不久前日耳曼人又試圖佔領該河以北區域。鑑於近來這些事件，高盧不僅將喪失部分主權，甚至要完全淪為羅馬帝國的附庸，萊茵河這條天然屏障也將變成一條政治分界線。元老院在其強盛時期尚未停止運作，直至將羅馬統治疆域擴張至義大利的疆界——由阿爾卑斯山和地中海形成的天然屏障——以及附近的一些島嶼。而在此基礎上，帝國又須不斷進行勢力擴張，劃定新的疆界。政府當局將此事交由命運，他們追求的不過是無須直接駐守疆界，而不是無疆界可以駐守。人們意識到，如今羅馬的命運已由一種新的精神和新的勢力掌控。
高盧貝爾格軍遠征
未來大廈的根基已經打下，但若要完成這項大業並讓高盧人完全服從羅馬的統治，以及讓日耳曼人承認萊茵河這一分界線，這些努力還遠遠不夠。固然，從羅馬疆界至以北的沙特爾和特瑞維累的高盧中部全境都表示服從新的政權，並且萊茵河上游及中游地帶暫時無需擔心日耳曼一族來犯，不過高盧中部遭到攻擊時，北部各省——無論是布列塔尼和諾曼底的阿爾摩利加部落，還是實力更強的貝爾格聯盟，都未受到影響，人們無需向戰勝者阿里奧維斯圖斯屈服。此外，上文提到貝爾格部與萊茵河畔的日耳曼人來往密切，而位於萊茵河口的日耳曼部落也正準備渡河。因此，在羅那紀元697年即西元前57年春，愷撒率軍（當時已增至八個軍團）攻打貝爾格各部落。貝爾格聯盟尚記得五十年前他們同仇敵愾，一同在領土邊界英勇抵抗辛布里部並大獲全勝的故事，又受到從高盧中部逃亡而來的眾多愛國人士的激勵，於是派出手下所有強兵，即蘇埃西翁國王加爾巴領導的三十萬武裝兵前往南部邊界迎戰愷撒。面對外族入侵，唯有強大的雷默部（remer，位於蘭斯［rheims］附近）認為這是個擺脫鄰國蘇埃西翁統治的機會，計劃像埃杜維部在高盧中部所扮演的角色那般，在北部大幹一番。而幾乎同一時間，羅馬軍隊和貝爾格軍隊也來到他們的境內。
埃納河畔爭端西部部落投降
面對實力是自身六倍的勇猛敵軍，愷撒不敢貿然進攻。在埃納河北端距今蓬塔韋爾（pontavert，位於蘭斯與拉昂［laon］之間）不遠處，他選了一處高原安營紮寨，四面不是河流沼澤地便是城壕堡壘。鑑於地勢易守難攻，他主張利用防守策略阻撓貝爾格部渡埃納河，以切斷他們的戰備給養。他推測在此重壓之下，該聯盟會很快土崩瓦解，事實證明他所料不差。加爾巴國王為人正直，處處受人敬仰，但若要在敵軍境內掌管三十萬大軍，他著實無法勝任。眼看著一切毫無進展，糧草即將告罄，引得聯盟大軍營內將士們紛紛不滿，糾紛不斷。其中貝洛瓦奇（bellovaci）部尤為不滿，它與蘇埃西翁實力相當，本已不滿聯盟軍最高領導權落入他人之手，又聽前方傳來羅馬同盟埃杜維部正準備入侵貝洛瓦奇領土的訊息，決意不再耽擱，立即回師。
他們決定退出聯盟回家。為了維護各自的名譽，所有部落同一時間訂約，大家一同前去支援最先遭襲的部落，但這種不切實際的條約只是以一種蹩腳的方式掩飾聯盟的不幸瓦解罷了。這場變故讓我們想起羅馬紀元792年即西元前38年，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另一件事。正如香巴尼（champagne）的那場戰役，正因為不戰而敗才愈發體現戰況的慘烈。因此，當隊伍撤退時，由於指揮失誤，導致羅馬將軍一路像追趕敗兵一樣窮追不捨，並將最後存留下來的一支小分隊殲滅。但這只是那場勝利帶來的結果之一。愷撒入侵貝爾格西部時，各部落相繼繳械投降，幾乎毫無抵抗。不僅實力強勁的蘇埃西翁部（位於蘇瓦松［soissons］附近）如此，他們的對手貝洛瓦奇部（位於博韋［beauvais］附近）和安比亞尼部（ambiani，在亞眠［amiens］附近）更是如此。一見到那奇怪的攻城器械，逼近城牆的塔樓，各城鎮便紛紛開啟城門，而不願投誠於外來統治者的人們只能逃往海外，去不列顛避難。
與內爾維部爭端
但在東部各部落間，人們因此燃起了一種強烈的民族意識。維洛曼杜伊部（viromandui，位於阿拉斯［arras］附近）、阿特雷巴特部（atrebates，位於聖康坦［st.quentin］附近）、日耳曼的阿杜亞都契部（位於那慕爾［namur］附近），尤其是內爾維部（位於埃諾特［hainault］境內）附屬城邦力量強大，其規模不亞於蘇埃西翁部和貝洛瓦奇部，更遠比他們勇猛，對本民族的情感也更為濃烈。如今，這群人另組建了一個聯盟，內部關係更加緊密，將所有的部隊都集結在桑布林河（sambre）上游地帶。由於凱爾特奸細將羅馬軍隊的一切行動一一準確透露給他們，他們對本土情形十分了解。此外這些地區處處都用樹圍成了高高的路障以抵禦大批經常來犯的馬賊，所以聯軍能夠輕易掩蓋自己的軍事行動，在多數情況下避免被羅馬軍隊發現。當羅馬人來到距巴維（bavay）不遠的桑布林河時，軍團正忙著在左岸山頂上安營紮寨，而騎兵和輕步兵則在偵察對岸高地。忽然之間，這支哨兵便遭到敵軍全力襲擊，從山上一路逃到河裡。
一剎那間，敵軍也過了河，全然不顧死活向左岸高地發起猛攻。正在挖壕溝的軍團將士根本來不及將手頭上的鋤頭換成武器，許多戰士還未戴上頭盔，站在原地就投入了戰鬥，毫無陣形，毫無計劃，毫無章法，陷入一片混戰。由於對方攻勢太過突然，地面上路障分佈錯亂，各部隊分支之間都失去了聯絡。而這並未發展成一場正式的戰役，反倒引發了一系列毫無關聯的爭端。拉比努斯率左翼軍擊敗了阿特雷巴特部，並一路追逐將他們趕到對岸。羅馬中線分支則把維洛曼杜伊部趕下山坡，將士們被勝利衝昏了頭腦，竟撤離了側面陣地。於是將軍本人所在的右翼軍，便暴露在敵方的攻擊波前，側翼則遭到兵力更強的內爾維部圍攻，甚至搭了一半的營帳也被內爾維軍搶佔。這兩個軍團各自將陣形往中間收縮，以對抗敵軍在正面和左右兩側的夾擊，折損了大半將領和精兵，看似潰不成軍，要被敵軍撕得粉碎一般。眼見羅馬隨營人員和盟軍已四處逃竄，凱爾特騎兵效仿特里維裡部的備用軍，全速疾馳而去，以便早日從戰場回到家中宣告戰勝的喜訊。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將軍拿起盾牌親自上陣，跑到最前線殺敵。他所樹立的榜樣，他那即便放到現在也能激發鬥志的吶喊聲，穩住了早已動搖的軍心。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自尋出路，剛剛恢復這一側兩支軍團之間的聯絡，援兵就趕來了。一部分援兵來自羅馬的後衛軍，彼時已拖著行李到達河岸邊的山頂上，這時跑下山來；另一部分援兵來自河對岸，拉比努斯衝向對岸佔領敵營後，此時才發現右翼正遭遇危險，於是立刻派出才打了勝仗的第十兵團前來支援。反觀內爾維軍，不僅與聯盟斷了聯絡，又遭到四面夾擊。當戰爭局勢轉變，羅馬人如同勝券在握一般，表現出強烈的英雄氣概。身旁同胞紛紛戰死，屍體堆積如山，活著的戰士踩著同胞的屍體戰到了最後一刻。據他們戰後統計，這一天參戰的六百位元老最後僅三人倖存。
征服貝爾格部
經歷了這場戰役，內爾維部、阿特雷巴特部和維洛曼杜伊部幾乎全軍覆沒，不得不服從羅馬帝國的統治。阿杜亞都契部的軍隊姍姍來遲，來不及參加桑布林河上的戰事，卻仍想堅守軍事重鎮（位於馬斯河附近的法利茲山［mountfalhize］上，距於伊［huy］不遠）的這片土地，但沒堅持多久便投降了。投降之後，他們竟敢趁夜突襲該城鎮前的羅馬軍營，不過並未成功。而他們的背信棄義，也遭到了羅馬人的殘忍報復。阿杜亞都契部原本的附屬城邦，有位於馬斯河和萊茵河之間的艾普龍（eburon）和附近一些規模較小的部落，如今羅馬宣告這些城邦獨立，同時將所有被俘的阿杜亞都契人進行拍賣，所得錢財均用來擴充國庫。而對於其他投誠的部落，愷撒則要求全面裁軍並遣送人質。自然，雷米成為貝爾格的領導部落，就如同埃杜維在高盧中部的地位那般。甚至在高盧中部有一些部落由於與埃杜維部不和，寧願成為雷米部的藩屬。只有遠在海邊的莫里尼部（位於阿圖瓦地區［artois］）和門奈比部（位於佛蘭德斯［flanders］和布拉班特［brabant］附近），以及斯海爾德河和萊茵河之間日耳曼人居住的大部分地區，此時還未遭到羅馬軍入侵，享受著自古以來的寶貴自由。
討代沿海部落威尼蒂戰爭
如今依次輪到阿雷摩利加部。羅馬紀元697年即西元前57年秋，普布利烏斯·克拉蘇奉命率一支羅馬軍到達對岸。鑑於威尼蒂人當時不僅擁有如今的莫爾比昂海港，還組建了一支豪華艦隊，其航海業和商業在凱爾特眾部落中都居於首位，於是克拉蘇勸誘該部落以及盧瓦爾河和塞納河之間所有的沿海區域人民向羅馬政權屈服，上交人質。但沒過多久他們便反悔了。次年冬天（羅馬紀元697—698年即西元前57—前56年），羅馬官員來這一帶徵收糧食，威尼蒂人竟以抵償人質為由將他們扣留。很快，不僅是阿雷摩利加部落，還有仍保持獨立的貝爾格各沿海部落都紛紛效仿這一做法。而在共同理事會拒不加入叛亂的地方，如諾曼底的某些部落，人們會處死叛亂者，並以加倍的熱情投身民族事業。自盧瓦爾河至萊茵河口的整條海岸都奮起反抗羅馬軍，來自各個凱爾特部落的最堅定的愛國人士迅速趕到那裡參加解放大業。無論是整個貝爾格聯盟的叛亂、不列顛軍隊的支援還是渡萊茵河趕來的日耳曼軍，一切都在羅馬人的預料之中。
愷撒派拉比努斯率領所有騎兵去往萊茵河，目的是制止貝爾格省的騷亂，若有必要，可以阻止日耳曼軍渡河。而他的另一位副將昆圖斯·提圖裡烏斯·薩賓努斯，則率三個軍團來到諾曼底，因為叛軍的主力就在這裡。不過叛黨的真正中心當屬實力強勁又頗具智慧的威尼蒂人，同時他們也是水陸兩路攻勢的主要目標。德奇姆斯·布魯圖斯也是愷撒的副將，他的任務是率領羅馬艦隊進攻，該艦隊一部分是凱爾特部落的戰船，一部分是在盧瓦爾河上倉促造成的羅馬戰船，由納博省的槳手駕駛。愷撒本人則率步兵精銳進入威尼蒂領土境內。但當地人早有防備，他們不僅熟悉布列塔尼地形，而且擁有強大的海軍力量，一切情形對他們都十分有利，他們十分巧妙地堅決利用了這一點。該地區山勢複雜，糧食產量少，城鎮大多坐落在懸崖和峽谷地帶，若想從大陸來到此地必須經過淺灘，而淺灘又難以跨越。由陸路而來的軍隊面臨糧食運輸和攻城兩大困難，而凱爾特人通過船隻能輕易往城鎮內運輸一切必需品，對他們而言，最糟糕的情形不過是棄城而逃。羅馬軍團費盡時間和精力圍攻威尼蒂的各個城鎮，卻只能眼睜睜看著勝利的燦爛果實最終被敵軍的船隻運走。
羅馬與威尼蒂的海戰沿海部落投降
之後羅馬艦隊遇到風暴，在盧瓦爾河口滯留了許久，才終於來到布列塔尼沿海岸，決意用一場海戰來決定此戰的勝負。凱爾特人深知其在海上佔有優勢，派出艦隊對抗布魯圖斯所率的羅馬艦隊。凱爾特艦隊共計二百二十艘船，遠多於羅馬艦隊的船隻數量，並且他們的帆船船身高、噸位重，比船身低、噸位輕、龍骨鋒利的羅馬槳船更能應對大西洋的洶湧波濤。羅馬軍的投射器和登船搭橋夠不到敵軍艦隊的高甲板，船頭鐵喙撞擊到堅硬的橡木板，無力地彈了回來。凱爾特艦隊的船桁與桅杆之間皆有繩索固定，一旦羅馬船員將鐮刀系在長竹竿的一頭切斷了繩索，船桁和船帆都無法再發揮作用。正因為凱爾特船員不知如何儘快修補船的破口，這船便像折了桅杆一般，已是廢船。羅馬眾多小船聯合攻擊，輕易便能奪取敵軍一艘殘破的大船。當高盧人識破這一詭計的時候，還在海岸與羅馬軍交戰的他們立即動身試圖駛回大海中央，以便擺脫羅馬艦隊追擊。
不幸的是，恰逢海上無風，這支配備了沿海部落所有兵力裝備的大型艦隊來不及逃脫，幾乎遭到羅馬軍全殲。據記載，這是大西洋海域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海戰，它與二百年前的米萊（mylae）海戰頗為相似，儘管兩次都面臨極其不利的環境，羅馬軍都能在危急時刻依靠一次創舉幸運地奪取勝利。隨著布魯圖斯取勝，威尼蒂部和整個布列塔尼投降。愷撒曾屢次寬待凱爾特戰敗者，如今卻用最殘忍的手段對待這些頑強抵抗的人，旨在讓凱爾特民族有所畏懼，而不再違背條約和拘捕羅馬官吏。他下令處死共同理事會的所有人員，並將威尼蒂部落一人不剩全賣作奴隸。
正因為這悲慘的命運，以及他們表現出的智慧和民族情誼，威尼蒂人比其他任何凱爾特部族都更應該得到後世的同情。同時，沿海各部落將徵兵在英吉利海峽（thechannel）附近集結，想到愷撒去年在埃納河上征服了貝爾格的徵兵，薩賓努斯決定沿用他的戰術。他一開始便擺出防守型姿態，直到敵軍失去耐心、糧餉供應不足，這時他設計迷惑敵軍，使對方相信羅馬方軍心不穩、兵力不足，充分利用敵軍的急躁心態引他們貿然攻打羅馬軍營，從而將其擊敗。如此一來，招募來的民兵自行解散，遠至塞納河畔的大片國土都歸順了羅馬。
遠征莫里尼部與門奈比部
此時，僅剩莫里尼部和門奈比部拒不服從羅馬帝國的統治。為強迫他們屈服，愷撒來到了這兩部落的邊境。而鑑於本國同胞以往的經驗，愷撒並未在他們的邊境地帶迎戰，而是明智地退入到從阿登高地到日耳曼海綿延數千裡的叢林之中。羅馬人企圖用斧頭開闢一條道路穿過叢林，用砍下的林木排列在兩旁，作為抵禦敵軍進攻的路障。但即便是如此勇猛的愷撒，艱難行軍數日後也建議下令退兵，尤其當時已瀕臨冬季。儘管他已降服了小部分莫里尼人，但對於強大的門奈比部，卻還未能造成任何影響。次年（羅馬紀元699年即西元前55年）愷撒駐守在不列顛時，再次派出大批軍隊攻打這些部落，但這次遠征大體又以失敗告終。儘管如此，經歷了以往的這些戰役，高盧幾乎完全接受了羅馬的統治。既然高盧中部已放棄抵抗承認羅馬的權威，在羅馬紀元697年即西元前57年以及次年的兩場戰役中，貝爾格部和沿海各部落在武力的脅迫下，也依次承認了羅馬的統治權。凱爾特的愛國志士抱著熱切的希望發動戰爭，眼看著希望一個個破滅，日耳曼人和不列顛人卻都未趕來支援。但在貝爾格，一旦拉比努斯出現，就足以阻止去年的那場戰役再度上演。
瓦萊部與義大利之間開闢新的道路
愷撒用武力統一羅馬西部的同時，也不忘為新徵服的土地開闢交通，一面連線義大利本土，一面連線西班牙各省，實際意在填補義大利與西班牙領土之間的大片空缺。無疑，正因為龐培在羅馬紀元677年即西元前77年修建了一條跨熱內夫爾山（montgenevre）的軍用道路，高盧與義大利兩地的交通才大為改善。但自整個高盧被羅馬征服之後，便需有一條道路由波河流域向北越過阿爾卑斯山山脊，相比於以往向西的行軍路線，這條道路能大大縮短義大利到高盧中部的距離。已有的那條越過大聖伯納山口（greatst.bernard）、進入瓦萊、沿日內瓦湖的道路，長久以來一直為商人服務，愷撒為了控制它，早在羅馬紀元697年即西元前57年秋便命令塞爾維烏斯·加爾巴佔領了奧克託杜魯姆（octodurum，又稱馬蒂尼［martigny］），並征服瓦萊的居民。當然，無論山民如何英勇抵抗都改變不了這一結果，至多隻能推遲它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