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培在東方
龐培完成了自己所揹負的使命，得以將視線投回國內，再一次發現他加冕稱王已是眾望所歸了。羅馬共和國經過長期的發展，這種變革已是大勢所趨。如果廢除貴族統治，君主政治必然會取而代之，對此任何心無偏私的觀察者都有目共睹，也被千千萬萬遍地談論。元老院經過提倡公民自由的反對派和軍事勢力的傾軋，現在已然被傾覆，唯一還值得考慮的問題，是解決新體制的人事安排、名稱和組織形式，而且這些已經在平民黨和軍隊革命中表現得十分明確，最近五年來各種各樣的事件似乎為共和國的轉型埋下了伏筆。在亞洲新設立的行政省，人們把這位處理亞洲事務的人物看作是亞歷山大大帝的繼承者，加之以王者的尊榮，甚至將與他交好的被解放者奉為座上賓，龐培在這裡奠定了其統治基礎，獲得了成為羅馬政權未來君主必不可少的財富、軍隊和榮耀。再者，首都亂黨的陰謀策劃，以及因之而起的內戰，任何信奉政治利益，甚或僅是追求物質利益的人都認清了這一點：一個政府如果沒有權威，不掌握軍事實力，正如元老院政府，只會使國家蒙受奸詐政客既荒謬又令人生畏的暴政統治。因此要想維護社會秩序，就必須改革政體，使政府牢牢掌握軍事權力。如此一來，君主在東方崛起，王位在義大利設立，根據我們的理解，羅馬紀元692年即西元前62年，是共和末年，君政元年。
未來君主的政敵
當然，政制改革這一目標的實現不可能一帆風順。共和政體已經延續了五百年，在共和政體下，昔日臺伯河畔一座無足輕重的城市，發展成為繁榮昌盛、光輝燦爛的大都市，這種政體本身已植根於這片土地，非人力可究其深度。推翻這種政體，究竟會對社會造成怎樣的衝擊和動搖，完全無法估量。在改革政制的競爭中，已經有若干對手被龐培甩在了後面，但他們並未完全被淘汰。所有的力量聯合起來推翻新的當權者，龐培發現，昆圖斯·卡圖盧斯和馬爾庫斯·加圖、馬爾庫斯·克拉蘇、蓋烏斯·愷撒和蒂烏斯·拉比努斯相互聯合起來反抗他，其實並不是完全意料之外的事。然而現在的局勢，無疑最有利於發動這樣一場無法避免、聲勢浩大的爭鬥。很可能，卡塔利納叛亂依然歷歷在目、恍如昨日，政府向人們承諾保證社會的安全有序，即使以犧牲自由為代價，也能得到全體中間派的服從。所謂中間派，包括對物質利益趨之若鶩的商人，以及大部分貴族。貴族階級已然分崩離析，在政治上陷入絕望的境地，不得不乘機尋求與君主達成妥協，以期至少維護其財富、地位和勢力；甚至近來遭受慘痛打擊的平民黨，也許也有一部分人願意委曲求全，希望通過他們推舉的軍事領袖，實現他們的一部分訴求。
但是無論黨派關係如何發展，至少最初，在龐培及其得勝之師面前，義大利各黨派無足輕重。二十年前，蘇拉和米特拉達特斯簽訂臨時和約之後，便能夠以其五個兵團抗衡長期大規模備戰的全體自由派（上迄貴族溫和派和自由主義商人，下至亂黨），發動一場倒行逆施的復辟運動。龐培要做的遠沒有那麼困難，他回來了，已經盡心盡責圓滿完成了海上陸上的各項使命。他也許期望除了極端派的反抗外，不會遇到其他的激烈對抗，而極端派之間相互孤立，不能有所作為，即使他們聯合起來，也不過是一個依然相互敵視、內部意見紛呈的鬆散聯盟。沒有任何武裝力量，不具備軍事實力，也沒有發號施令的領袖人物，在義大利沒有組織，在各省也沒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基礎，尤其是沒有能統兵作戰的將領。在極端派成員中，甚至沒有一個聲名顯赫的武士——更不必說出類拔萃的軍官——敢號召公民前來與龐培決一雌雄。
還值得進一步考慮的，是革命的火山至今已熊熊燃燒了七十年，自耗其熱，久而久之其火勢漸漸衰微，即將自生自滅。此時為了黨派的利益，把義大利人武裝起來，能否像秦納和卡爾博那樣一舉成功，令人生疑。在羅馬共和的有機發展中，自然而然地衍生出政治革命的藍圖，如果龐培孤注一擲，他為何不發動一場政治革命呢？
涅波斯受命入羅馬
龐培抓住時機，擔負東征的使命，他似乎很希望能統軍作戰。羅馬紀元691年即西元前63年秋，昆圖斯·梅特路斯·涅波斯（quintusmetellusnepos）離開龐培軍營來到首都，作為護民官的候選人現身，他坦言其目的是利用護民官一職，促成龐培順利當選羅馬紀元693年即西元前61年執政官，並且首先要得到特殊的人民法令，為龐培爭取到攻打卡塔利納戰事的指揮權。羅馬城內群情激昂。毋庸置疑，涅波斯的這一舉動必然直接或間接受到龐培的命令，龐培意欲以將軍的身份率領其亞洲兵團返回義大利，而後掌握義大利的最高軍權和最高政權，這被看作是其進一步靠近君主寶座的舉措，涅波斯的使命是以半官方形式宣告君主政體的誕生。
龐培與各黨派的關係
一切的一切都取決於兩大政黨對這種表示的態度，他們未來的地位以及國家的前途都以此為轉移。但涅波斯受歡迎與否，又視當時各黨派與龐培的關係而定，這種關係十分奇特。龐培是以平民黨將軍的身份遠赴東方，他有足夠理由不滿愷撒及其黨羽，但並未公然與之決裂。龐培遠在東方，終日諸事纏身，而且完全沒有敏銳的政治頭腦，至少當時並未識破平民黨籌劃反對他的陰謀，陰謀波及的範圍及其相互關係他也一無所知，或許是因為他生性高傲、目光短淺，龐培甚至不屑於理會這些陰謀活動。除此之外，龐培這類人所重視的，是平民黨表面上自始至終都對這位偉人充滿敬意，即使到了此時此刻（羅馬紀元691年即西元前63年），不等他明言，平民黨就做到令其稱心如意的地步，他們通過一個特殊的人民法令，授予龐培前所未有的榮譽和勳章。但即使沒有上述種種禮遇，龐培也非常清楚，為自身利益考慮，他也應該至少在表面上繼續依附平民黨，平民政治和君主政治的關係十分緊密，欲戴王冠，必承其重，龐培必須一如既往地標榜自己為人民權利的守衛者。所以不論過去發生了什麼，以個人和政治的原因，共同導致龐培和平民黨領袖都不計前嫌，仍然照常保持聯絡，但敵對黨卻沒有作任何努力，以彌補龐培投歸平民黨之後與蘇拉派之間產生的嫌隙。龐培與梅特路斯和卡圖盧斯的私人恩怨轉變成為雙方黨派的勢力角逐。龐培擔任將軍，元老院一直心謗腹非，但這在器量狹小的人看來，正因其微不足道，所以更加可恨。元老院沒有按其功勞尊崇他這位非凡人物，換句話說，就是沒有以非凡的方式尊崇他，龐培對此懷恨在心。最後，我們必須銘記在心的是，此時的貴族階級因取得新的勝利歡欣鼓舞，平民黨卻深受挫敗，貴族階級的領袖是迂執痴拙的加圖，平民黨的領袖是八面玲瓏、詭計多端的愷撒。
龐培與貴族階級關係破裂
在這種情況下，龐培派遣的使者來到羅馬。使者公佈有利於龐培的提議，貴族階級不僅將其視為對現行政制的宣戰，而且公然以對待宣戰的態度對待這些提議，毫不掩飾其驚慌和憤慨。馬爾庫斯·加圖對此明言駁斥，並且讓人選舉他和涅波斯共同擔任護民官，龐培企圖私下與他交好，也被他嚴辭拒絕。自然而然地，在此之後，涅波斯認為不必再顧忌貴族階級，倒是與平民黨交集更加頻繁，因為平民黨一如既往地善於審時度勢，他們寧願選擇將義大利元帥和執政官職位主動讓給龐培，也不願意被後者以武力奪取。這種親善的諒解很快就表現出來。平民黨認為最近元老院多數成員決議處死叛黨分子屬於違法冤殺，涅波斯公然聲援平民黨（羅馬紀元691年即西元前63年12月），西塞羅撰文連篇累牘地辯解此事，並將其寄給龐培，龐培饒有意味地不作回應，由此可見涅波斯的主公與平民黨的見解一致。另一方面，據說昆圖斯·卡圖盧斯侵吞了重修卡皮托爾神廟的款項，愷撒擔任副執政官以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辦卡圖盧斯，並將該廟的建造移交給龐培管理。此舉甚妙。卡圖盧斯在建造卡皮托爾神廟前前後後歷時十五年，似乎願意終其一生監管卡皮托爾的修建工作；攻擊這種假公濟私——只因為受任者是聲名顯赫的貴族，其徇私舞弊的形跡得以掩飾——實屬證據確鑿、大快人心之舉。但如此一來，龐培就有望在世界第一城羅馬的權力巔峰上取代卡圖盧斯，這既能給他帶來夢寐以求的虛無的榮耀，又不損害平民黨的利益。與此同時，貴族階級絕對不允許他們最優秀的卡圖盧斯地位不保，故而與龐培的矛盾迅速激化。
同時，涅波斯向公民提出其關於龐培的建議。投票選舉當天，加圖及其同黨同仁昆圖斯·米努奇烏斯（quintusminucius）介入，投票否決龐培擔任執政。但涅波斯對此置之不理，繼續宣讀提案，雙方隨即爆發正面衝突。加圖和米努奇烏斯衝向涅波斯，逼迫他停止宣讀，一夥武裝人員為其解圍，並將貴族派逐出羅馬廣場，可是之後加圖和米努奇烏斯又折返回來，這時他們也有武裝人員跟隨，最終為政府守住了戰場。元老們見他們的武裝人員取得了對敵黨武裝人員的勝利，信心倍增，宣佈停止涅波斯的護民官之職，由於副執政愷撒曾經大力支援涅波斯提出的法案，亦將其停職。元老院有人提議將二人免職，遭到加圖的勸阻，因為此舉既不合理，更不合乎法律。愷撒對元老院的法令不予理會，依然如故地行使職權，直到元老院迫使他停職。涅波斯被強制停職的訊息一經流傳，人們蜂擁至其府邸前，聽其調遣。到這時，是否發動巷戰，或者至少是否在此提出梅特路斯提議，龐培夢寐以求的義大利統帥之職是否要為其爭取，完全取決於涅波斯。然而上述種種，與愷撒的利益秋毫無涉，所以他勸告眾人散去，於是元老院撤回了其停職法令。涅波斯被停職之後，即刻離城登船返回亞洲，向龐培報告其出使的結果。
龐培的退隱
對於變幻莫測的時局，龐培應該心滿意足。事已至此，龐培別無選擇，只能發動內戰奪取王位，正因為加圖不屈不撓的堅守，他才有發動戰爭的正當理由。卡塔利納的黨羽被非法治罪，護民官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暴力對待，龐培既可以作為羅馬人民自由的兩種護身符——申訴權和護民官的神聖不可侵犯權——的守衛者對貴族開戰，也可以作為維護社會秩序的力量，向卡塔利納的叛黨發起進攻。龐培似乎不可能無視這個機會，然而羅馬紀元684年即西元前70年，他因為解散軍隊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如果沒有伽比尼烏斯法，他無法脫離困境，所以似乎不可能明知故犯、重蹈覆轍，這個前車之鑑讓他猶豫不定。可白冠加額的機會似乎唾手可得，龐培的靈魂裡滿是渴望，可是一旦到了需要付諸行動之際，他又心生惶惑、方寸盡亂，最後只能無疾而終。
龐培生性自命不凡，除此之外別無長處，只要不觸及法律的底線，他必定怡然自得於不受法律的束縛。而正是由於他長久逗留亞洲，人們越發產生這樣的懷疑。如果他願意，完全可以在羅馬紀元692年即西元前62年1月率領其艦隊和陸軍抵達蒲隆地西烏姆港口，在那裡迎接涅波斯歸來。但是他在亞洲耽擱了羅馬紀元691—692年即西元前63—前62年的整個冬季，導致局面對他十分不利，貴族黨意料之中地加快了征戰卡塔利納的步伐，此時已經殲滅其部眾，如此一來，龐培的亞洲兵團成群屯駐義大利的無可爭辯的理由便不復存在了。龐培這一類人，對自己缺乏信心，同時不敢寄望於命運的垂青，故此在公眾場面謹小慎微，不越雷池半步，對於他而言，口實和動機幾乎同等重要，而上述情形帶來的影響十分深刻。再者，他也許會產生這樣的想法：即使將麾下部隊遣散，也不會讓其完全脫離自己的掌控，必要時他仍然可以比其他任何黨派的首領更迅速組織起一支具備作戰能力的軍隊；平民黨對他俯首帖耳，只等一聲號令，即使沒有軍隊他也足以應對元老院。諸如此類的思慮，其蘊含的事實足以令自欺欺人者更加堅信自己的思慮具有合理性。
龐培特殊的脾性再次扭轉了時局。他屬於那種敢於破除成規，藐視法紀，卻做不到屈尊俯就，任人差遣，無論是從好的方面還是壞的方面來說，龐培都是個徹頭徹尾的軍人。大人物尊重法律，是尊重道德上的必要；常人尊重法律，是尊重傳統的日常規範。法律被冠以習慣的形式，在軍紀中表現得最為明顯，軍紀之所以能如同魔咒一般，束縛任何意志不甚堅定的人，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們往往會看到這樣一幕：即使士兵堅持不服從長官，若長官下令命其歸隊，他仍會不由自主地服從命令。拉菲特（lafayette）和迪穆裡埃（dumouriez）在背棄前志的最後一刻猶豫不決，並最終前功盡棄，正是由於這種情愫使然。而龐培的落敗，也是出於同一個原因。
羅馬紀元692年即西元前62年秋，龐培乘船抵達義大利。正當首都的一切都已安排妥當，準備迎接新君主之時，訊息傳來，龐培剛在蒲隆地西烏姆登陸，便將麾下兵團盡皆遣散，只帶領小隊護衛兵趕赴首都。如果一帆風順登上王位應歸功於幸運，那麼龐培必然是有神明護佑，但是對於生性怯懦之人，上天的一切恩典和賞賜只能是枉費了。
龐培勢孤
各黨派終於得到喘息的空間。龐培再一次急流勇退，他曾經的手下敗將們死灰復燃，再次展開角逐——最令人費解的，當屬龐培竟然又一次加入這場新的角逐。羅馬紀元693年即西元前61年1月，龐培抵達羅馬。他的處境十分困窘，在兩個黨派之間游移不定，人們戲謔地稱他為格涅烏斯·西塞羅（gnaeuscicero），可是他實際上已然喪失了所有人的支援。亂黨視之為對手，平民黨視之為反覆無常的同黨，馬爾庫斯·克拉蘇將其視為政敵，富人階級認為他是不值得依賴的護衛者，權貴階級將其視為仇敵。毋庸置疑，龐培仍然是這個國家權力最大的人，因為其軍界追隨者遍佈義大利，他在各省尤其是東方的權勢，他在軍界的威望，以及其富可敵國的財力，無人能與他相提並論。但是龐培並沒有受到預期的熱烈歡迎，反而遭到意料之外的冷遇，他提出的要求更是被視而不見。按照他讓涅波斯公佈的意見，他自請再次擔任執政官，當然也要求承認他在東方的種種舉措，履行自己此前給部下士兵分配土地的承諾。對於這些要求，元老院掀起一場有計劃的反對，其中主要反對意見來自盧庫勒斯和克里特平定者梅特路斯的私仇、克拉蘇的舊怨以及加圖的頑執愚妄。他們都迅速作出回應，直言不諱，拒絕龐培再次擔任執政官的要求。這位歸國將軍向元老院提出的第一個請求，就是將羅馬紀元693年即西元前61年的執政官選舉推遲到他返回首都之後，但也未被採納，更不用說得到元老院的許可，以便不受到蘇拉關於重新參加選舉的法律限制。至於他在東方省份所作的安排規定，龐培自然也請求元老院全部批准；盧庫勒斯提議對每一條法令逐一進行討論和表決，如此一來，便給龐培帶來了無盡的煩惱和挫敗。
龐培授予亞洲軍士土地的承諾雖然的確得到了元老院的完全批准，同時又將之推廣到梅特路斯的克里特兵團。然而糟糕的是，由於國庫空虛，元老院並不想為此動用公地，導致此事最終並未得到施行。龐培遭到元老院如此頑強而惡毒的反對，沒有制勝的希望，只好向公民求助。不過對於公民，他更是不知如何是好。平民黨的領袖雖然沒有公然反對他，但是絕無與其休慼與共的理由，所以對龐培袖手旁觀。龐培的爪牙——比如憑藉龐培的勢力及其部分財力得以當選羅馬紀元693年即西元前61年執政官的馬爾庫斯·普皮烏斯·皮索（marcuspupiuspiso），以及羅馬紀元694年即西元前60年的執政官盧奇烏斯·阿弗拉尼烏斯（luciusafranius）——顯然都是無能等閒之輩。最後護民官盧奇烏斯·弗拉尼烏斯（luciusflavius）以普通土地法的形式，向公民大會提出給龐培舊屬分配土地，不僅沒有得到平民黨的支援，還受到貴族的公然抨擊，只有少數人贊成（羅馬紀元694年即西元前60年初）。這位尊貴的將軍如今幾乎要卑微地請求群眾的支援，例如梅特路斯·涅波斯提出一個取消義大利關稅的法案，正是由他授意（羅馬紀元694年即西元前60年）。但他擔任民眾領袖既無技巧，亦無成效，龐培因此聲譽受損，期望卻無法如願以償。他完全是作繭自縛。一位龐培的政敵如是概述其昔日的政治地位：他極力「以緘默保全其凱旋戰衣」。平心而論，他別無選擇，唯有自尋煩惱。
愷撒崛起
隨後產生了一個新的聯合。昔日的當權者退位之後，政治局勢一度風平浪靜，平民黨領袖利用這個機會為自己謀取利益。龐培從亞洲歸來之時，愷撒與昔日的卡塔利納無異，只不過是一個勢力衰頹成陰謀派的政黨的領袖，而且早已債臺高築。然而在此之後，他先是獲任副執政官一職（羅馬紀元692年即西元前62年），而後受命擔任遠西班牙總督，所以他一方面有能力償還債務，一方面為自己建立軍事威望奠定了基礎。克拉蘇是愷撒昔日的盟友，因皮索殞命而失去了對抗龐培的後盾，現在希望得到愷撒的支援，所以甚至在愷撒動身前往西班牙之前，就為他解決了一部分最沉重的債務。愷撒也充分利用了自己任職西班牙的短暫時間。羅馬紀元694年即西元前60年，愷撒從西班牙滿載而歸，以得勝將軍的身份要求舉行凱旋儀式，並於次年成為執政官候選人。由於元老院不允許他身在外時就宣稱參加執政官選舉，為了順利參加選舉，愷撒毫不遲疑放棄了凱旋榮典。
多年以來，平民黨竭力促成其某一位成員掌握最高官職，以此為手段獲取軍事力量。各個陣營的政治家都早已心知肚明，民政的紛爭無法平息黨爭，只有依靠軍事力量才能掃清內鬥；但是，平民黨昔日曾與強大的軍事領袖聯合，並因此終結了元老院的統治，這無情地昭示了這種聯合的結果，必然是民政勢力屈從於軍事勢力。如果平民黨果真想要執政，就必須避免與非黨內、甚至敵視平民黨的將軍聯合，必須推舉自己的領袖擔任將帥。為此平民黨試圖選舉卡塔利納擔任執政官，取得西班牙或埃及的軍事後盾，然而卻無功而返；現在還有一種可能，平民黨可以依循法律常規，為其最重要的人物爭取執政官職位和執政省份，並且建立（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一支平民黨自己的武裝力量，擺脫立場曖昧、充滿危險的盟友龐培。
龐培、克拉蘇與愷撒再度聯合
平民黨要取得真正的勝利，必須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裝力量，這條道路帶給他們的未必是最光明的希望，卻是唯一的希望，他們愈是寄望於此，便愈加肯定他們的政敵會頑強抵抗。一切都取決於誰會在此事上反對平民黨。貴族階級已經被孤立，不足為懼，然而剛過去的卡塔利納事件表明，貴族依然或多或少有實力派和龐培黨徒公開予以的支援，所以仍具有一定的勢力。貴族曾屢次阻擾卡塔利納候選執政官，毋庸置疑，他們必然也會嘗試挫敗愷撒候任執政官。即使愷撒有可能見招拆招，順利當選，但這並不足以建立起武裝力量。愷撒需要至少數年的時間，在義大利境外心無旁騖地為國效力，方能取得穩固的軍事地位，而且在這準備期間，貴族階級必然會千方百計阻擾其計劃施行。有人自然而然萌生出這樣的想法：能否效法羅馬紀元683—684年即西元前71—前70年那樣，再次促使貴族陷入孤立的處境？平民黨能否一方面與其同盟克拉蘇、另一方面與龐培和大資本家建立以共同利益為穩固基礎的聯合？對於龐培來說，這種聯合無疑是一場政治自殺。龐培在政壇向來舉足輕重，因為他同時是唯一一位能夠調遣兵團的黨派領袖，雖然現在兵團已經遣散，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仍然服從他的支配。平民黨的計劃正是要剝奪他的這種優勢，讓平民黨領袖與之並駕齊驅，在軍事上一較高下。龐培絕不允許這種事情發生，而且愷撒僅僅是一位政治家的時候就已經令他頭痛不已，最近又在西班牙大放異彩，證明自己的軍事能力，所以龐培更不可能去親自幫扶這樣一個人取得最高統帥的職位。然而另一方面，由於元老院無端的反對，以及群眾對龐培及其訴求的漠然，他的地位，尤其是在昔日士兵中的處境變得非常艱難和屈辱，人們也許會根據他的性格，期望以解救他脫離窘境為代價，讓龐培加入這種聯合。至於所謂的騎士黨，向來是趨炎附勢，如果龐培果真再次與平民黨聯合起來，騎士黨自然不會坐以待斃。與此同時，由於加圖——在其他地方廣受讚譽——對待包稅商的態度十分嚴苛，大資本家再次與元老院爆發激烈衝突。
愷撒的地位轉變
羅馬紀元694年即西元前60年夏，第二次聯合成功締結。愷撒獲任次年執政官，併成為同期統治者；龐培在東方制定的法規以及給亞洲軍士分配土地的承諾得到准許；愷撒還允諾通過公民大會，為騎士階級爭取元老院拒絕賦予的權利；最後，雖然克拉蘇至少被允許加入這個聯合，但他既不能拒絕加入，也無法因為加入而得到任何明確的允諾。羅馬紀元683年即西元前71年秋季和羅馬紀元694年即西元前60年夏季兩度出現聯合，聯合的勢力組成依然如故，甚至締結聯合的人員都完全相同，然而各個黨派的勢力已今非昔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彼時平民黨不過是一個政黨，其同盟卻都是統軍作戰的常勝將軍；如今平民黨的領袖就是一位戰功顯赫、運籌帷幄的凱旋將軍，其盟友卻成了不掌兵權、卸甲歸田的將軍。彼時平民黨在路線問題上取得了勝利，為了酬謝這個勝利，平民黨人將國家最高官職讓給兩位盟友，現在平民黨更加實際，將最高政權和軍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僅在相對次要的問題上對同盟作出讓步。值得一提的是，龐培之前提出再次擔任執政官的要求竟然無人理會。彼時平民黨為了盟友犧牲自己的利益，現在同盟卻要委身於平民黨。
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變化最為顯著的，是平民黨的性質。毋庸置疑，自從誕生以來，平民黨的本質中就包含著君主制的成分。然而一種政體的理想形式，以其或多或少明確的架構浮現在平民黨最傑出的有識之士的腦海中的，卻始終是民政共和政體，也就是伯里克利（periclean）式的國家組織形式，在這種國家組織形式中，君王的權力來源於他全心全意代表公民的利益，公民中最高尚最傑出者也認可其君王是他們完全信賴的人。愷撒也秉持這種觀點，但是觀點僅僅是觀點而已，或許會給現實帶來些許影響，卻並不會直接成為現實。純粹地掌握政權，如蓋烏斯·格拉古，或者僅僅掌握平民黨武裝，如秦納作出的不甚充分的嘗試，均無法在羅馬共和國長期佔據優勢。不為某個黨派而是為了某位將軍作戰的軍事機構，傭兵軍團的野蠻力量——因為籌措復辟而首次登上政治舞臺，不久便顯現出政黨無可比擬的優勢。愷撒在實際的政黨事務中，必然對此深以為然，所以深思熟慮之後做出重大決議，即讓這種軍事機構本身唯命是從，藉助傭兵軍團的力量建立一個合乎其意願的共和國政權。抱著這樣的意圖，愷撒於羅馬紀元683年即西元前71年與反對黨的將軍締結盟約。雖然後者同意接受平民黨的政治綱領，這次聯盟卻幾乎將平民黨和愷撒推到了覆滅的邊緣。十一年之後，愷撒竟依然帶著這樣的希冀，親自擔任僱傭兵統帥。兩次聯合或多或少都帶有不成熟的意味——愷撒堅信，即使不能假借他人的力量，無論如何也可以自己兵戈鐵馬開創一個自由共和國。顯而易見，愷撒的這種信念實屬荒謬。人一旦動用邪惡的力量，最終都會成為邪惡力量的奴隸，可是最偉大的人往往不是犯錯最少的人。如果歷經數千年，愷撒的志向和事蹟依然令我們肅然起敬，不是因為他立志成為君王，並且如願以償成為一代君王（其實這與王位相比無足輕重），而是因為他從未拋棄建立一個君王統治自由共和國的政體的宏偉理想，正因為有這樣的理想，榮登王位之後，愷撒未落入世俗君王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