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敗的貴族階級
伽比尼烏斯法一經通過，首都各黨派的地位就發生了變化。從選舉產生的平民黨將軍掌握兵權之日起，凡該將軍的黨派被認定為是其同黨的，都在首都佔據了優勢。毋庸置疑，貴族階級仍然緊密團結在一起，由人民大會產生的執政官，根據平民黨人的表述，無一不是在襁褓之中就被指定為執政官的人選。即使是當權者，也無法操控選舉，亦不能在選舉上打破舊家族的影響力。然而不幸的是，正當貴族幾乎即將把「新人物」徹底排擠出執政官地位的時候，軍事特權又成為冉冉升起的新星，執政官這一職位因此黯然失色。貴族階級雖然沒有開誠佈公地承認，但他們對此瞭然於胸，他們自以為大勢已去，無法挽回。唯有昆圖斯·卡圖盧斯巋然不動，堅守著自己全然不盡人意的地位，成為失勢黨派的鬥士，至死方休（羅馬紀元694年即西元前60年），這令人肅然起敬。除此之外，最高階的貴族中再也找不出一個英勇無畏、堅定不移維護本階級利益的例子，其中最負盛名、才能出眾的人物，例如昆圖斯·梅特路斯·皮烏斯和盧奇烏斯·盧庫勒斯，實際上已經退位，只要能做到不失禮節，他們都願意歸隱山林，在庭園流芳之間，香榭書閣之中，鳥舍魚塘之側，將佛羅廣場和元老院會堂拋諸腦後。貴族的後輩當然更是如此，他們不是完全沉湎於奢華和文學，便是見風使舵、趨炎附勢。
加圖
年輕一代人中只有一個例外，這就是馬爾庫斯·波爾基烏斯·加圖（marcusporciuscato，生於羅馬紀元659年即西元前95年）。此人志向遠大，且極具奉獻精神，然而在那個政治上醜態百出的時代，他的出現仍不失為一個不切實際、惹人悲憫的現象。加圖為人正直且持之以恆，他目的明確、行為謹慎，大力擁護祖國和世襲政體，但天資駑鈍，在感官和道德方面均缺乏熱情，總之，他可以當個過得去的財務官。但不幸的是，加圖早年受到形式主義的影響，他一方面信奉斯多噶哲學的教條，這些教條已經成為孤立無援、了無生氣的抽象概念，卻流行於當時的上流社會；另一方面是因為其曾祖父的例子，加圖認為自己應該專門仿效曾祖，於是開始以模範公民和道德典範的身份行走於這座邪惡的都城，按照老加圖的方式譏諷時勢，行路徒步當車，借貸不取利息，當兵不求勳章，通過模仿羅慕路斯王不穿汗衫的例子，開啟復古的事業。這完全是一幅描繪加圖祖先的奇異諷刺畫：他的祖先原來是位頭髮灰白的農夫，因怨世嫉俗、義憤填膺成為演說家，既善於舞刀弄槍，又善於扶犁事農桑，感官上偏狹但匠心獨運、知識健全，言語往往一針見血。這位少不更事的腐儒，竟然口吐珠璣、一派學究風範，人們見他無時無刻不是手不釋卷地坐著，這位哲人既不懂戰術，也對其他任何藝術一無所知，只在抽象道德領域天馬行空。由於他在道德方面建樹極高，因而在政治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在世態炎涼、熟視無睹的年代，他的勇氣和消極道德給人們極大的鼓舞，甚至形成一個學派，其中若干人等（當然人數不多）反倒爭相效仿和把玩哲人的生活方式，其政治影響力也正是立足於此。因為在保守黨的著名人士中，只有加圖，即使才智粗淺，但至少一身正氣、勇武不阿，只有他，不論有沒有必要，都時刻準備孤注一擲地奉獻自己。因此，雖然他在年齡、爵位、能力等方面資質不足，卻在不久之後就成為貴族黨公認的領袖。在一個剛毅果斷的人憑藉堅持就能決定成敗的地方，加圖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而且在細節問題上，尤其是關於財政性質的問題，他的干涉往往明智且審慎，因為每次元老院開會，他都必然出席。加圖擔任財務官時開啟了一個新紀元，他在世一日，便詳細核查公共預算一日，因此不可避免地常與包稅商產生糾紛。除此之外，他簡直沒有絲毫政治家的特質，他甚至不能領會政治的目的，無法觀察政治關係，他所有的策略不過是堅決反對離經叛道，或者在他看來違背貴族階級世襲政治道德教條的人，這樣一來，加圖的所作所為有時有利於他自己的黨派，有時正中敵黨下懷。他是貴族階級的堂·吉訶德，從他的性格和行為來看，毫無疑問仍然是個貴族人士，但是貴族黨的政策不過是鏡中花、水中月而已。
平民黨的攻擊
持續與貴族黨對峙已然不足為榮，但是平民黨對已經敗落的敵人的攻擊卻理所當然並未停息。猶如隨軍的勇士猛衝陷落的敵軍軍營，平民黨成員猛烈攻擊已然潰敗的貴族，這種痛打落水狗的舉動至少在政治表面上掀起了洶湧的波濤。群眾更加積極地參與到此事中來，尤其因為蓋烏斯·愷撒為了討他們的歡心，舉行奢侈盛大的賽會（羅馬紀元689年即西元前65年）——賽會中所有裝置，甚至野獸籠似乎都由純度很高的銀材打造——而且在平常也十分慷慨，這種慷慨又完全依賴於借債，因此更顯得難能可貴。對貴族展開的攻擊種類不厭其多，貴族政治的弊端提供了大量材料，自由主義或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官吏和律師，比如蓋烏斯·科爾涅利烏斯（gaiuscornelius）、奧盧斯·伽比尼烏斯、馬爾庫斯·西塞羅等，他們不斷地有條不紊地揭示貴族主政不盡人意、臭名昭著的方面，並提出對其加以制裁的法律。元老院被要求在規定日期接見外國使臣，如此一來，往常延遲接見的現象便可以避免。駐羅馬外國大使募集錢款被宣告為不可起訴，只有這樣才能嚴禁元老院習以為常的貪腐（羅馬紀元687年即西元前67年）。此外，元老院此前在某些特定案件中享有免受法律制裁的特權，現在也遭到了限制（羅馬紀元687年即西元前67年）。此外還存在一種弊端，即每一位在外擁有私人產業的羅馬貴族，通常需要被賦予派往該地的羅馬使者資格，這時也遭到了限制（羅馬紀元691年即西元前63年）。此外，對賄選和選舉舞弊的處罰也加重了（羅馬紀元687年即西元前67年、羅馬紀元691年即西元前63年），因為駭人聽聞的選舉舞弊方式層出不窮，因為有些人被驅逐出元老院之後，企圖再次當選，重返元老院。
按照羅馬的慣例，副執政官在就職時宣佈標準法，之後處理司法問題時就必須遵照標準，這一向被認為合乎情理，此時才被明確定為法律（羅馬紀元687年即西元前67年）。
新自由民——波河以外人民
但平民黨人尤其致力於完成平民黨的復辟，以適應時勢的形式，實現格拉古時代的核心思想。人民大會選舉祭司的先例由格涅烏斯·多米提烏斯開創，之後被蘇拉廢止，羅馬紀元691年即西元前63年，護民官蒂烏斯·拉比努斯（tituslabienus）通過法律再次將其恢復。平民黨人樂於指出，從當下的形勢看來，徹底恢復森普羅尼烏斯穀物法，還缺乏哪些條件，與此同時卻對時局變易——國家財政緊張，完全享有特權的羅馬公民數量激增——避而不談，因此復辟絕對行不通。在波河與阿爾卑斯山之間的區域，平民黨人積極組織與義大利人爭奪政治平等的運動。早在羅馬紀元686年即西元前68年，蓋烏斯·愷撒就已因此遊歷這一地區各地，到了羅馬紀元689年即西元前65年，馬爾庫斯·克拉蘇擔任監察官，準備將此地居民直接登記在公民冊上，只是由於其同僚從中作梗，最後才不了了之，之後繼任的監察官似乎都經常產生這種想法。昔日格拉古和弗拉庫斯曾是拉丁人的護衛者，因此現在平民黨的領袖也是波河以外人民的護衛者，蓋烏斯·皮索（羅馬紀元687年即西元前67年執政官）竟然敢侵犯愷撒和克拉蘇的這些臣屬，因此不得不讓他痛改前非。另一方面，這些平民黨領袖似乎無意維護新自由民的政治平等權利，護民官蓋烏斯·馬尼利烏斯在一個與會人員寥寥無幾的大會上，通過復興蘇爾庇克烏斯關於新自由民選舉權的法律（羅馬紀元687年即西元前67年12月31日），但隨即遭到平民黨領導人的否認，經他們提議，元老院在該法通過當天便將其廢除。依照同一精神，羅馬紀元689年即西元前65年的人民法令，要求將所有既無羅馬公民權又無拉丁公民權的外國人都驅逐出首都。顯然，格拉古政策的內在矛盾——既允許被排斥者通過努力進入特權階級，又允許特權階級努力維持手中的特權——已經傳遞到之後的繼任者，愷撒及其同黨一方面讓波河流域外的人看到了獲得公民權的希望，另一方面卻不贊成新自由民擁有公民權，並首肯採用粗暴的方法，不允許勤勉奮進、富有商業頭腦的希臘人和東方人在義大利同義大利人展開競爭。
對抗拉比裡烏斯
平民黨對待人民大會早期刑事裁判權的方式值得一提。蘇拉並沒有真正廢除這種裁判權，但是實際上已被懲治反叛和謀殺的陪審法庭取而代之，舊有的程式在蘇拉之前很久就已完全不適用了，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未曾想過要認真重新構建它。但是因為人民主權這一觀念似乎要求他們至少在原則上承認公民的刑事裁判權，所以在羅馬紀元691年即西元前63年，護民官蒂烏斯·拉比努斯將三十八年前殺死、或者據說殺死護民官盧奇烏斯·薩圖寧的老人告上這個高等刑事法庭，如果年史記載屬實，圖盧斯（tullus）就是在這個法庭上判定謀殺姐妹的霍拉提烏斯（horatius）無罪。被指控者是一個名叫蓋烏斯·拉比裡烏斯（gaiusrabirius）的人，此人即使並未殺害薩圖寧，也至少在貴族的筵席上炫耀薩圖寧被砍下的首級。此外，在阿普利亞地主中，拉比裡烏斯向來以殺人越貨、血腥屠戮為人所知，早已聲名狼藉。此事的目的——即使不是原告的目的，也至少是那些支援他的聰明人的目的——絕對不是將這個惡貫滿盈的惡棍釘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元老院首先從根本上改變控訴的形式，而後反對黨假借某種託辭解散被召集起來給罪人宣判的人民大會，如此一來，整個訴訟案件就此作廢，平民黨也不願看到這種情況。通過這個程式，羅馬自由的兩個保障，一個是公民的上訴權，一個是護民官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再次成為實際的權利，平民政治的法律基礎再次得到承認。
個人襲擊
在所有個人問題上，只要平民黨反動派有能力有膽量去做，他們都表現出更大的熱忱。當然，為謹慎起見，他們沒有強烈要求將蘇拉沒收的財產物歸原主，避免與友黨發生糾紛，同時避免陷入與實利派的衝突，因為源於黨內意圖的政策鮮有能夠與實利派抗衡的。流亡他鄉者的召回與財產問題關係十分密切，似乎同樣有失妥當。反之，他們致力於復辟被放逐者兒女被剝奪的政權（691年即西元前63年），元老派的領導人不斷遭到個人襲擊。因此，在668年即西元前86年，蓋烏斯·梅米烏斯（gaiusmemmius）針對馬爾庫斯·盧庫勒斯提出黨見訴訟。他們讓盧庫勒斯聲望較高的兄長在都城門前等候舉行應得的凱旋禮，一等就是三年（羅馬紀元688—691年即西元前66—前63年）。同樣，昆圖斯·列克斯和平定克里特的昆圖斯·梅特路斯也遭到羞辱。
更令人歎為觀止的是，在羅馬紀元691年即西元前63年，平民黨的青年領袖蓋烏斯·愷撒不僅膽敢與最有聲望的貴族——昆圖斯·卡圖盧斯和平定伊紹拉的普布利烏斯·塞爾維利烏斯——競選大祭司候選人資格，而且竟然在公民大會上一舉奪得勝利。據說蘇拉曾侵吞公款，他的後嗣，尤其是他的兒子福斯圖斯（faustus）無時無刻不擔憂被控訴追還公款。他們甚至揚言要根據瓦列裡烏斯法重新審理羅馬紀元664年即西元前90年擱置的平民控告案。
我們不難想象，最應該受到法律追究的，是那些參與執行蘇拉法令的人。財務官馬爾庫斯·加圖以學究式的正派開端，認為他們殺人得到的獎賞是非法從國家剝離出去的財產，要求他們償還（羅馬紀元689年即西元前65年），難怪次年（羅馬紀元690年即西元前64年）蓋烏斯·愷撒擔任刑事長官，隨即認定蘇拉法令中的一條——殺害被剝奪公民權的人無罪——無效，導致蘇拉最臭名昭著的劊子手盧奇烏斯·卡奇利那、盧奇烏斯·貝連努斯（luciusbellienus）、盧奇烏斯·盧斯奇烏斯（luciusluscius）被帶到陪審員面前，判定他們一部分罪行。
薩圖寧和馬略的復興
最後，他們毫不遲疑再次當眾提起那些早已被遺忘的平民黨英雄烈士的名字，尊重對他們的紀念。上文已經提及行兇者被起訴，薩圖寧如何恢復名譽。昔日有人提及蓋烏斯·馬略的名字，所有人都心驚肉跳，這時卻有了弦外之音，而且那個將義大利從北方蠻族解救下來的人，恰好就是當下平民黨領袖的姑父。羅馬紀元686年即西元前68年，蓋烏斯·愷撒不顧禁令，竟然在馬略寡妻的葬禮當日，於廣場當眾展示這位英雄的塑像，群眾歡聲雷動。但三年之後（羅馬紀元689年即西元前65年）的一個早晨，此前馬略命人建造於卡皮托爾、後來被蘇拉下令推倒的紀勝碑，突然在原址上閃現出黃金雲石的光輝，參加過非洲和辛布里戰役的老兵淚眼婆娑，簇擁在昔日他們敬愛的主帥的石像周圍。這座紀勝碑也是同另一個膽大之人違法重建的，但是礙於群眾群情歡騰，元老院不敢將其毀壞。
平民黨的成就無足輕重
雖然這些舉動和爭執聲勢浩大，但從政治上看來，結果卻無足輕重。寡頭政治勢力已然落敗，平民黨掌握了政權。各個等級的下屬匆忙趕來，給這屈服的敵人補上幾腳。平民黨也有自己的法律基礎和原則信仰，他們的純理論家在平民的所有權利完全恢復之前，絕對不肯善罷甘休，因此不免像正統主義者習以為常的那樣，有時看上去十分可笑，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而且無關緊要。總體看來，這種運動毫無目的，我們由此可知，運動發起者因找不到運動的目的而陷入困境，因為運動的發展幾乎完全視情況而定，或者以次要事件為轉移。
平民黨與龐培面臨衝突
這是別無選擇、非如此不可的。在與貴族的鬥爭中，平民黨一直處於上風。但是他們的勝利並非孤軍奮戰得來的，他們仍然面臨重重考驗——並不是與舊敵清算，而是與勢力過度膨脹的盟友做個了結，在昔日與貴族的鬥爭中，勝利大體可以歸功於這位盟友。現在，因為平民黨不敢拒絕他，將空前的軍事和政治權力交到了他的手上，這位東方和海上將軍仍然從事君主的廢立。他做這件事要花多長時間？他什麼時候宣佈戰事完結？除他本人之外，無人能斷言。因為一如其他任何事情，他回到義大利的時間，或者換句話說，一決勝負的日子，掌握在他自己手中。與此同時，羅馬各黨派在靜觀其變。當然，貴族黨人期待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將軍到來，內心相對平靜，他們預見龐培和平民黨的關係即將破裂，二者關係的破裂，對他們來說有百利而無一害。與之相反，平民黨人內心忐忑不安，痛感憂懼，企圖趁龐培未歸，他們還有迴旋的時間，將計就計，應對即將到來的大爆炸。
施行平民黨軍事獨裁的計劃
在這項政策上，他們再次與克拉蘇不謀而合。克拉蘇想要對抗自己忌憚的敵人，除了與平民黨再度聯合，別無他法，而且這種聯合較之從前更加緊密。在第一次聯合中，愷撒和克拉蘇都是相對弱勢的，彼此不相上下，勢均力敵。羅馬最富裕的人與負債最多的人結成最緊密的聯合，如今他們面對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威脅，也就更加精誠團結、萬眾一心了。大庭廣眾之下，平民黨人聲稱這位在外的將軍是其黨派的領袖和光榮，似乎將所有的矛頭都指向了貴族，暗中卻著手準備對抗龐培。在歷史上，平民黨這些避免即將到來的軍事獨裁的嘗試，與大多數混淆視聽、甚囂塵上的反貴族煽動相比，具有更加深遠的意義。毋庸置疑，當這一切還在黑暗中鋪排之時，我們掌握的文獻只能在黑暗中透露出一絲遊光，因為不僅在當時有必要隱瞞此事，即使下一個時代亦復如此。但是通常說來，這些努力的過程和目的卻十分明確。若想摧毀一個軍事力量，就只能藉助另一個軍事力量。平民黨的計劃是仿照馬略和秦納的先例，將政權據為己有，隨後委任他們的一位領袖平定埃及，或者擔任西班牙總督，或者某個與此類似的常任或特任官職，這樣一來，他和他的軍事力量才能與龐培及其軍隊相抗衡。為此他們需要掀起一場革命，將矛頭直指形同虛設的政府，但實際上卻是為了推翻當選君主的龐培，為了這場革命的順利進行。自伽比尼烏斯-馬尼利烏斯法通過至龐培歸國（羅馬紀元688—692年即西元前66—前62年），羅馬一直籠罩在權謀之中，都城陷入一種不安的懸念，資本家意志消沉，支付活動暫停，破產隨處可見，這都預示著一場醞釀已久的革命即將到來。同時這場革命似乎也要打造一個全新的政黨格局，平民黨的計劃是越過元老院，以龐培為目標，這暗示著這位將軍和元老院的地位相近。再者，平民黨人企圖以他們喜好人物的獨裁抵制龐培的獨裁，嚴格來說，他們也承認了軍事政治，這實際上是抱薪救火，在他們手裡，原則主義問題變成了個人問題。
平民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的聯合
因此按照平民黨領袖擬定的計劃，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先由平民黨的共謀在羅馬煽動暴亂，推翻當時的政府。首都最下等和最上等社會的道德狀況，為之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不免令人嘆惋。首都的自由無產階級和奴隸無產階級的性質，在此我們無須重述。一句意義深遠的「只有窮人能代表窮人」早已廣為傳播，於是興起了這樣一種觀念，即窮苦大眾可以效仿獨裁者，自成一個獨立勢力，不但可以不受凌辱，而且可以自己擔任專制君主的角色。這甚至在年輕的貴族中也引起了同樣的反響。喧嚷揮金如土的都市生活不僅讓人傾家蕩產，而且令人身心俱損。在那個盛行芳香捲髮、時髦髭鬚和褶邊袖口的上流社會中，雖有歌舞昇平、暢飲達旦的歡樂，但也蘊藏著一道驚人的深淵。在那裡，經濟崩潰，道德淪喪，那裡有仔細包裝的絕望和大白天下的恐慌，也有瘋狂或邪惡的決定。以上各界人士毫無保留地祈望重返秦納時代，剝奪公權，財產充公並廢除舊賬，這種人為數眾多，還包括不少門第不低、才能出眾的人物在內，只等著有人一聲令下，便像一夥強盜一般，對文明社會發動攻擊，將他們揮霍掉的錢財搶回來。人只要聚集在一處，領袖就會自然而然產生，因此，這些盜匪很快就找到了適合當匪首的人。
卡塔利納
已故的副執政官盧奇烏斯·卡塔利納和財政官格涅烏斯·皮索，之所以在同代人中聲名顯赫，不單是因為他們出身貴族和位高權重。他們已經斬斷了所有退路，他們荒淫無度卻富有才幹，令同黨滿懷敬畏。在那個惡貫滿盈的年代，卡塔利納尤其臭名昭著。他的惡行都記載在罪犯錄上面，不屬於歷史，但是他的外貌——面容蒼白，目露兇光，步法忽緩忽急——透露出了他黯淡的過去。卡塔利納身上富有擔任這種匪首需要具備的素質——享盡世間福，吃遍世間苦的能力、勇氣、軍事才能、知人善任與罪犯的魄力，以及能使弱者墮落、教墮落者犯罪的駭人聽聞的教授方法。
對於財力雄厚且具有政治影響力的人來說，將這些勢力組合成一個意在推翻現存社會秩序的亂黨，並不算是難事。任何有望剝奪人權、廢除舊賬的計劃，卡塔利納、皮索及其黨羽無不欣然贊同。再者，卡塔利納尤其仇視貴族階級，因為貴族階級曾反對聲名狼藉、陰險狡詐的卡塔利納候選執政官。昔日他曾做過蘇拉麾下的劊子手，率領一隊凱爾特人搜捕被剝奪公民權的人，並親手殺死自己年邁的岳父和另外許多人，而他現在又欣然同意為反蘇拉派做同樣的事情。一個秘密聯合會悄然形成，據說入會人數在四百以上，義大利各城邦和區域均有分會。當然，除此之外，一個以合乎時宜的綱領——「消滅債務」——標榜的暴動一旦爆發，各個階層的浪蕩青年必定不請自來，成群歸附。
同盟首個計劃失利
據說在羅馬紀元688年即西元前66年12月，聯合會領袖認為起事的時機已經到來。當選羅馬紀元689年即西元前65年執政官的普布利烏斯·科尼利厄斯·蘇拉（publiuscorneliussulla）和普布利烏斯·奧特洛尼烏斯·帕伊圖斯（publiusautroniuspaetus），此時經法庭證實均犯有賄選之罪，因此按照法律規定撤銷了兩人擔任最高階官職的資格，於是兩人便加入聯合會。叛亂者決定為此二人武力奪取執政官職位，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獲得國家的最高權。在新執政官照例就職的當日——羅馬紀元689年即西元前65年1月1日——他們要發動武裝攻打元老院會堂的行動，殺死新執政官和其他指定的人，在取消排斥蘇拉和帕伊圖斯的法庭判決之後，宣佈此二人為執政官。然後蘇拉成為獨裁者，愷撒擔任騎兵統帥，毫無疑問，他們是想趁龐培遠離首都任職高加索之際，建立起一支強大的軍隊。將領和士兵都已招募，指令已經下達，在約定的日子，愷撒一得到克拉蘇的暗示，就會向卡塔利納發訊號，卡塔利納將如約在元老院會堂附近等待訊號。但他什麼也沒有等來，卡塔利納並未出席這個具有決定意義的元老院會議，因而這次籌劃的暴動流產了。之後他們又籌措了一個相似但規模更大的刺殺計劃，於2月5日實施。但是由於卡塔利納發號施令過早，約定的匪黨還未到齊，這個計劃也泡湯了。於是秘密洩露了。當然，政府當局沒有膽量公開進攻叛黨，但他們給受到直接威脅的執政官配備了一隊衛兵，並以政府徵用的隊伍對抗謀反派隊伍。為了調離皮索，有人建議派遣皮索以副執政之職擔任近西班牙財務官，克拉蘇應允，他希望以此為叛黨爭取到這個重要省份的資源。但進一步的建議受到護民官的阻擾。
以上都是文獻記載的資訊，所表述的顯然是流行於政界的說法，細節上的可信度無從查證，只能是個有爭議的問題。至於主要情節——愷撒和克拉蘇的參與，政敵的表述必然不能當作充足證據。但他們在這一時期舉世皆知的行動，顯然與該報告描述的秘密行動相吻合。克拉蘇是這一年的監察官，他想以監察官的名義將波河以外的人民登記在公民名錄上，這一舉動本身已經帶有革命性質了。更值得一提的是，克拉蘇這次還企圖將埃及和塞普勒斯登記在羅馬疆域圖表上，大概在同一時間（羅馬紀元689年即西元前65年或羅馬紀元690年即西元前64年），愷撒也得到護民官向公民大會發出的提議，建議派遣他去埃及，擁護被亞歷山大人驅逐的托勒密王復位。這些陰謀大致上與敵人提出的罪狀相符合。確切情形如何，我們無從知曉，但很有可能克拉蘇和愷撒原本籌劃要在龐培外出時，建立軍事獨裁，也可能是因為埃及被選為平民黨的軍事力量基地。總之，羅馬紀元689年即西元前65年的暴亂計劃，可能就是要實現這個目的，這樣一來，卡塔利納和皮索都只是克拉蘇和愷撒手中的棋子。
反叛派的重新佈局
一時之間，反叛派盡皆蟄伏。羅馬紀元690年即西元前64年的執政官選舉，克拉蘇和愷撒都沒有意圖謀取執政官職位，這一方面或許是因為平民黨領袖的兄弟盧奇烏斯·愷撒（luciuscaesar）——一個經常淪為親人利用工具、意志軟弱的人——成為了這次的執政官候選人。但亞洲傳來訊息催促他們加快行動步伐，因為小亞細亞和亞美尼亞的事務已經處理完畢。平民黨的戰略家指出，只有俘虜國王，米特拉達特斯戰爭才算結束，所以必須繞過黑海對其窮追不捨，而最重要的事情是避免進入敘利亞。但無論他們說得如何清楚，龐培都對這類言論漠不關心，羅馬紀元690年即西元前64年春季，他由亞美尼亞出發，進軍敘利亞。如果埃及真的被選定為平民黨的大本營，現在機不可失，否則龐培很可能比愷撒先到埃及。由於禁令太過鬆懈，且畏手畏腳，以至於羅馬紀元688年即西元前66年的叛黨並未解散，隨著羅馬紀元691年即西元前63年的執政官選舉即將到來，他們又開始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人物或許大致相同，計劃也變更甚少，運動的領袖依然藏身幕後。這次他們推舉卡塔利納和蓋烏斯·安東尼為執政官候選人，安東尼是演說家安東尼的小兒子，那位因兵敗克里特島而聲名俱損的將軍的弟弟。他們信任卡塔利納，安東尼和卡塔利納一樣都曾經拜在蘇拉門下，數年前也因此被平民黨傳訊並逐出元老院——而且安東尼生性怠惰，地位無足輕重，完全沒有當領袖的資質，又已是身無分文——他貪圖執政官及其帶來的利益，因此情願獻身做平民黨的工具。反叛派意圖通過這兩位執政官奪取政權，而後逮捕龐培留在都城的子女作為人質，在義大利和各省整頓武裝對抗龐培。一聽到首都起事的訊息，總督格涅烏斯·皮索按計劃在近西班牙舉起叛黨的旗幟。由於龐培掌控著海域，反叛黨不能和他進行海上聯絡。為此，他們將希望寄託在平民黨昔日的追隨者波河流域外居民的身上——當時這些人中發生了激烈的騷動，他們理所當然地立即獲得了公民權——此外，凱爾特人各部族也承載著期望。這種聯合的線索一直延伸到茅利塔尼亞，反叛派中有一位來自努凱里亞、名為普布利烏斯·西提烏斯（publiussittius）的羅馬批發商，他因財務糾紛被迫離開義大利，在茅利塔尼亞和西班牙糾集了一群武裝亡命之徒，以傭兵首領的身份率領他們，往來於昔日與他有商業聯絡的西非。
執政官選舉——西塞羅取代卡塔利納勝選
平民黨使出渾身解數全力備戰選舉。克拉蘇和愷撒豪擲千金以為賭注——自己的或借來的——發揮自己的人脈作用為卡塔利納和安東尼當選執政官保駕護航。卡塔利納的同仁也盡心竭力擁護他當政，他承諾會給予他們政黨所擁有的高官厚祿，執掌神壇和宮室田產，尤其是免去他們的債務。他們也清楚，卡塔利納不會信守承諾。貴族階級的處境十分困窘，主要原因是他們連與平民黨競爭的候選人都推選不出。推選出來的候選人有掉腦袋的危險，這一點顯而易見，公民熱衷鋌而走險的時代已經過去——如今甚至是野心家，也選擇在危機面前緘默。因此貴族階級也止步於心猿意馬，嘗試通過頒佈關於禁止賄選的新法規，以打擊競選活動的密謀——然而該法規卻遭到一名護民官的否決——他們又將選票投給一位雖然差強人意，但卻無傷大雅的候選人。此人便是馬爾庫斯·西塞羅，一個聲名狼藉的騎牆政客，慣於一時倒向平民黨，一時又倒向龐培，有時又向更遠處的貴族階級伸出橄欖枝。一切被控訴的權勢者，不論何人不論何黨（甚至連卡塔利納也在其委託人之列），他都為他們辯護。他本來不屬於任何黨派，或者說——其實沒有任何分別——屬於實利派，這一派在法院（朝廷）佔據優勢，他們喜歡這位能言善辯的說客、謙恭詼諧的夥伴。西塞羅在首都和其他城鎮都有關係，足以與平民黨推舉的候選人一較高低。由於這些因素，貴族雖然不情願，但終究還是選了他，龐培派也選他，西塞羅最終以獲得絕大多數票當選。平民黨的兩位候選人得票幾乎相等，但安東尼的家族聲譽較之另一位候選人更高，因而得票略高。這個偶然事件使卡塔利納落選，也使羅馬免於另一個秦納的禍害。稍早，皮索已經在西班牙被其當地護衛殺害，據說是受到他的政敵兼仇人龐培唆使。結果只有安東尼一人選上了執政官，反叛派無所作為，甚至在兩位執政官尚未就職之時，西塞羅就斷絕了自己與反叛派結交的鬆散聯絡，同時放棄以抽籤決定執政省份的法定權力，將馬其頓總督這個有利可圖的美差讓給其債臺高築的同僚。因此，該計劃的主要預備條件也不復存在了。
反叛黨的新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