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拉（sulla）體制繼續存在

蘇拉體制仍舊巋然不動。雷必達（lepidus）和塞多留（sertorius）曾冒險予以攻擊，但終以失敗告終，好在並無多大損失。的確，政府沒有秉承其開創者積極進取的精神完成未完成的偉業。對於蘇拉指定用於分配但還未分配出去的土地，政府既不進行分配，也不直接放棄對它們的訴求，而是容許原先的土地主暫時擁有土地，但不規定他們的所有權，甚至允許個人根據舊有的佔田制任意侵佔許多未經分配的蘇拉公地——無論是法律上還是實際上，該佔田制都已為格拉古改革所廢，這就是政府的特性。蘇拉法規中，但凡於貴族黨（optimates）無關緊要或不甚方便的部分，他們都不予理睬或斷然取締，例如，剝奪整個公社公民權的判決，不許兼併新農場的禁令，以及蘇拉授予某些公社的特權——當然，他們不會將為申請減免所繳納的款項發還給這些公社。但是，政府頒佈的這些條例違反了蘇拉法令，動搖了蘇拉體制的根基，森布羅尼法（sempronianlaws）基本作廢，再無復興之日。

民主制度遭到破壞糧食法企圖恢復保民官權

誠然，有人想重建格拉古體制，也有人計劃通過政制改革逐步達到雷必達和塞多留企圖借革命達到的目的。蘇拉一死，政府就迫於雷必達煽動民心的壓力，同意有限制地恢復糧食分發制度（羅馬紀元676年即西元前78年），而且政府也竭盡所能滿足首都無產階級在重大問題上的要求。儘管有這些糧食分配製度，但海盜猖獗致使糧價高漲，羅馬遭遇嚴重饑荒，因而導致了羅馬紀元679年即西元前75年的街頭暴動，政府特別命人採購西西里的糧食，這才暫時渡過了極為嚴峻的危局。羅馬紀元681年即西元前73年，眾執政官又頒佈糧食法，規定從今往後可採購西西里的糧食，這雖犧牲了當地人民的利益，但卻使政府更有能力應付此類災禍。然而，一些次要分歧點，即恢復保民官的舊有許可權和廢除元老審判廳，也不斷成為鼓動民眾的議題，這種情況下，政府的抵抗較為堅決。早在羅馬紀元678年即西元前76年，雷必達一落敗，保民官盧奇烏斯·西奇尼烏斯（luciussicinius）就開始對這一職位提出異議，此人可能是四百多年前首次就任此職的同名人的後裔，但此舉遭到現任執政官蓋烏斯·庫里奧（gaiuscurio）的反對，使其最終歸於失敗。羅馬紀元680年即西元前74年，盧奇烏斯·昆克提烏斯（luciusquinctius）又開始煽動人心，但卻受執政官盧奇烏斯·盧庫勒斯（luciuslucullus）的權威所惑，放棄了他原先的計劃。次年，蓋烏斯·李奇尼烏斯·瑪凱爾（gaiusliciniusmacer）以更大的熱情投身於這項事業，他是那個時期的典型代表，將自身所學運用於公眾活動，並勸公民仿照他在編年史中讀過的方法拒絕應徵入伍。

廢除元老審判廳

元老陪審團司法處置不當，也引得民眾怨聲載道，而這些怨憤又頗有依據，如稍有勢力的人就難以獲罪。不僅同僚憐憫同僚在情理之中，已被控告或將被控告之人憐憫當下被控告的不幸罪人也不意外，而且陪審人員出售表決權也不再罕見。審判證明幾位元老犯有此罪：人們指出其他同樣有罪的人；最有名望的貴族黨人如昆圖斯·卡圖盧斯（quintuscatulus）在元老院公然承認這些怨言確有依據；有幾次，如羅馬紀元680年即西元前74年，個別突出案件使元老院不得不考慮採取措施制止陪審團受賄，當然，這僅僅只延續到最開始的叫囂已經平息，而事情也得以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中為止。這種萬惡的司法結果在搶劫和凌虐外省人上尤其明顯，相較而言，以前的暴行都似乎尚可忍受，也並無過分之處。偷竊和搶劫在一定程度上已趨於合法化；治貪所可視作這樣一個機構，即向從各地歸來的元老徵稅，以使留在國內的元老獲益。一位受人尊敬的西西里人，因不願助統治者作惡，便在毫不知情也未經審判的情況下，就被統治者判處死刑。甚至各省的羅馬公民，若非騎士或元老，也不免身受羅馬官吏的棍棒、斧頭之苦，羅馬民主最早的功績——生命和人身安全——也開始被當權的寡頭政治無情踐踏。於是對各省官吏以及在道德上共擔此罪責的不義法官，人們頗有微詞，甚至羅馬廣場的民眾也聽信了這些言論。當然，反對黨不忘在法庭上——這幾乎是他們所剩的唯一場所——攻訐他們的對手。只要年紀許可，年輕的蓋烏斯·愷撒（gaiuscaesar）也積極參與那恢復保民官權的運動，羅馬紀元677年即西元前77年，他傳訊蘇拉一位最德高望重的黨人——執政官格涅烏斯·多拉貝拉（gnaeusdolabella），又於次年傳訊另一位蘇拉軍官——蓋烏斯·安東尼（gaiusantonius）；羅馬紀元684年即西元前70年，馬爾庫斯·西塞羅（marcuscicero）查辦蓋烏斯·維列斯（gaiusverres），此人是蘇拉手下一個最卑鄙的奴才，對各省人民而言也是一頭最恐怖的猛獸。黑暗時期人權泯滅的景象，各省人民遭受的可怖苦難，以及羅馬刑事司法的可恥狀態，都一次又一次以義大利式的華麗辭藻和辛辣諷刺呈現在集會民眾面前。死去的頭目及其未死的爪牙，也都遭到無情的怒罵和嘲笑。共和國的自由、強盛和繁榮似乎藉著原始神聖的魔力與保民官權的持續緊緊相依。恢復保民官的全部權力，重建「穩固的」騎士法庭，再興蘇拉廢除的審查制度，以便肅清最高統治機構的腐敗和有害分子，這都是民眾黨擁護者每日高聲疾呼的訴求。

民主運動並無結果

然而，事情至此卻並無進展。流言和叫囂不在少數，但正當和過分地批判政府，都無法獲得真正的結果。只要沒有軍事幹預，實權就仍掌握在首都公民的手裡，而群集於羅馬街道，在羅馬廣場選舉官吏、制定法律的「公民」，實際毫不優於主政的元老院。無疑，政府必須要在關乎民眾切身利益的地方向他們妥協讓步，森布羅尼糧食法之所以能夠復興，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不過我們無法想象，這些民眾會為一種觀念甚至是一項明智的改革而認真起來。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形容雅典人的話，正好可以應用到這個時代的羅馬人身上——人們立於講臺周圍聆聽改革議案時，都十分積極地採取行動，但只要他們一回到家，便沒有人會再想到他們在廣場聽到的言論。無論這些平民黨的鼓動者如何煽風點火，都是徒勞無功，因為壓根沒有燃料。政府對此瞭然於心，在重要的原則性問題上決不做出任何讓步，最多隻同意（約羅馬紀元682年即西元前72年）赦免一部分與雷必達一同被逐的人。所有讓步都出自溫和貴族的試行調解，而非平民黨的壓迫。溫和貴族黨僅存的領袖蓋烏斯·科塔（gaiuscotta）在羅馬紀元679年即西元前75年任執政官時通過了兩項法律：一項跟審判庭有關，次年就又被廢除；另一項則撤銷蘇拉那條「曾任保民官之人不得再任其他官職」的法令，但並不取消其他限制。這種法律同一切折中之法一樣，引起了雙方的不滿。科塔不久之後便死去（約羅馬紀元681年即西元前73年），傾向於改革的保守黨因科塔早逝而失去了他們最顯要的領袖，又被夾在日益突出的兩個極端問題中間，聲勢一天比一天衰弱。但說到這兩個極端問題，政府黨雖卑鄙懈怠，卻遇上同樣卑鄙懈怠的反對黨，政府黨必然佔據上風。

政府與龐培將軍之間的爭端

但政府黨人的期望卻不止於獲得元老院的尊位和貴族的別墅，一旦他們與政府黨的分歧愈加明顯，那有利於政府的局勢便會發生改變。站在這些人最前面的是格涅烏斯·龐培（gnaeuspompeius）。毋庸置疑，他是一個蘇拉黨人，但我們已經指出他在自己的黨派中如何惴惴不安，他雖為官方認定的貴族護衛和戰士，但他的血統、他的過往、他的希望又使他與貴族之間分離開來。在龐培將軍遠征西班牙期間（羅馬紀元677—683年即西元前77—前71年），那已然明顯的裂痕進一步擴大，到了無法修復的地步。政府命他與他們真正的代表昆圖斯·梅特路斯（quintusmetellus）搭檔共事，並非是出於自願，實屬無奈之舉，他卻反過來指責元老院——此舉或許不是沒有理由，說他們不是疏忽大意便是心懷鬼胎，置西班牙軍隊於不顧，致使軍隊戰敗，遠征的前途也因此陷入危境。如今他回來了，率領一支慣於征戰且完全效忠於他的軍隊，以勝利者的姿態凌駕於他公開和秘密的敵人之上，為他計程車兵謀求田地，為他自己謀求凱旋禮和執政官之職。後面的要求是不合法的，龐培雖幾次以非常手段奪取最高職權，但他至今未擔任任何常規官職，甚至沒有做過財務官吏，一直不是元老院的一員。按規定，未擔任過低階官職的人不得任執政官，未掌握過常規的最高職權的人不得行凱旋禮。若他要競選執政官，元老院依法有權命他先競選財務官；若他要求凱旋禮，元老院也有權讓他想想偉人西庇阿的所作所為，在同樣的情況下，西庇阿放棄了征服西班牙的凱旋禮。關於許給他部下士兵的土地，龐培在憲法上同樣要仰仗元老院的善意。然而，即便元老院——因為他們心懷怨恨的同時也是軟弱的，這一點可以想象——就此妥協，許這位戰勝將軍以凱旋禮、執政官之職和分田，以作為他處死平民黨領袖的報償，但是寡頭黨能給這位三十六歲將軍的最高榮耀，也不過是讓他位於一長串元老院的和平「凱旋將軍」之列，最終在閒散的元老生活中光榮湮滅。他心中真正渴求的是米特拉達特斯戰爭（mithradaticwar）的統帥之職，這是元老院絕不會自願贈予他的東西。為了他們自己深知的利益，寡頭黨絕不能允許他在非洲和歐洲的戰利品之外再加上第三洲的戰利品。無論如何，東方易於大量採摘的桂枝，都要留給純粹的貴族去攀折。但如果這位名將不能在當權的寡頭政治中獲益，那他除了與平民黨合作外，別無他法，因為要以純粹私人的身份公然實行王朝政策，時機尚不成熟，龐培的心性也不適宜。蘇拉憲法沒有個人利益來束縛他，在更民主的體制範圍內，他即便不能更好地追求個人目標，起碼也不會太差。另一方面，他在平民黨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關於政治領導問題，這位英雄束手無策，甚至有幾分木訥，平民黨那些積極敏銳的領袖有意願也有能力助他脫困，但他們太渺小，不能甚至不願與這位名將爭首位，尤其不能甚至不願與他爭最高軍事統帥之職。甚至蓋烏斯·愷撒這位最顯要的領袖也只不過是個少年，為他贏得名望的絕非他那熱情洋溢的民主雄辯術，而是他那大膽的行徑和時髦的債務，倘若這位舉世聞名的「凱旋將軍」讓他做政治助手，他必會感到無上光榮。像龐培這樣虛榮自負又能力不濟的人，通常很看重名望卻又不願承認這一點，這位少年將軍既然使平民黨那幾乎無望的事業獲得勝利，必然享有極高聲望。如此一來，他替自己和部下士兵所要的勝利報償必然不求自來。一般而言，如果寡頭黨被推翻，反對黨又沒有其他的重要領袖，那麼龐培似乎就可以全靠自己來決定他將來的地位。毫無疑問，這支軍隊才剛剛從西班牙戰勝回國，仍穩固地駐紮於義大利，其將軍若投歸反對黨，結果必會推翻現有的秩序。政府和反對黨同樣勢單力薄，一旦反對黨不再僅靠演說來鬥爭，而以一位戰勝將軍的刀劍為武器支援他們的要求，政府必然覆滅，甚至可能不戰而敗。

軍事領袖的聯合和民主政治

於是，龐培和平民黨不得不聯合。雙方或許並不乏私人的嫌惡：戰勝將軍不可能喜歡街頭演說家，街頭演說家也不可能樂於將殺死卡爾博（carbo）和布魯圖斯（brutus）的兇手當作自己的領袖，但政治需要至少暫時高於一切的道德顧慮。

然而，結成這一聯盟的並不只有平民黨和龐培。馬爾庫斯·克拉蘇（marcuscrassus）的地位與龐培幾近相同，儘管他與龐培同屬於蘇拉黨，但他的政策卻與龐培的無異，都是以個人政策為主，而且絕不是當權寡頭黨的政策。他現在也在義大利，統領著一支剛剛鎮壓了奴隸叛亂的得勝大軍。究竟是聯合寡頭黨來對抗該聯盟，還是加入該聯盟，他必須做出一個選擇：他選擇後者，無疑，這是較為穩妥的辦法。他既有鉅額的財富，又有左右首都各幫會的影響力，因而無論如何他都是一個有用的盟友。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元老院只有他這支可用來對付龐培的軍隊，若這支軍隊加入自己的對立面，則是個極大的噩耗。況且平民黨與那位過於強大的將軍聯合，心中或許有些不安，他們樂見馬爾庫斯·克拉蘇與他共事，與他抗衡，或許未來還會是他的敵人。

於是，羅馬紀元683年即西元前71年夏，平民黨與兩位蘇拉黨將軍格涅烏斯·龐培和馬爾庫斯·克拉蘇達成了第一次聯合，兩位將軍採納了平民黨的黨綱；作為回報，他們可即刻獲准成為次年的執政官，同時龐培也將獲得凱旋禮，並如願為他手下計程車兵爭得分田，而克拉蘇作為斯巴達克斯（s#fn_4">[4]——也只是一位在法律上有權擔任將軍之職的長官依公民決議，奉命指揮一場特定的遠征行動。

然而時至今日，公民不僅要把最高長官的非凡特權隨意賜予任何一個平民，而且還要將他們明確規定的許可權給他。元老院必須從眾執政官中選出這個人，但這也只是一個形式上的補救措施。之所以將選擇權留給元老院，只因為實在別無選擇，在群情激昂的民眾面前，元老院不能把海上和海岸的主帥之職交給除龐培以外的其他任何人。但是比在原則上否定元老政權更危險的，是一旦建立起幾乎無限制的軍事和財政權力機關，元老政權實質上便如同廢止。以前將軍的任期為一年，職權範圍限於指定的一個省份，所得的兵力和財力也受嚴格限制，而這個新設的特任官職，從一開始就有三年的任期保證，當然，不排除有進一步延長的可能性，其管轄區域佔所有省份的大半，甚至昔日不屬於軍事管轄區的義大利也在其中，國家士兵、船隻和錢財都聽其調遣，幾乎毫無限制。甚至我們剛剛提到過的羅馬共和國法律中的早期基本原則，即沒有公民協同參與便不能將最高軍權和政權授予他人，也因顧及這位新任主帥的利益而遭到破壞。因為對於他將任命的這二十五位副官（adjutant），該項法律預先授予其執政官官職和執政官特權，羅馬共和國的最高官職反倒從屬於一個新設官職。要為其尋得一個合適的名稱，還需留待將來，但其實它現在就已經涉及到君主制了。這是現有秩序的一次徹底變革，該法案為此奠定了基礎。

龐培和伽比尼烏斯法（gabinianlaws）

一個人剛剛才顯示出他十足的優柔寡斷和軟弱無能，但他所採取的舉措卻如此雷厲風行，這實在出乎我們的意料。不過龐培此次行事比他任執政官期間更加決斷，其原因很好解釋。現在的問題不是他即刻站出來做君主，而是他應該採取一項非常的軍事措施，為實行君主制做準備。儘管這項舉措具有革命性，但卻仍然可以在現行的政制形式之下得以實施，並最先使得龐培達成他所期望的舊目標，即掌握遠征米特拉達特斯和提格蘭（tigranes）的指揮權。

他也能以權宜之計為重要藉口，為解除元老院兵權一事做辯護。龐培不會忘記，數年前依照相同原則制定的一項肅清海盜的計劃，因元老院管理不善而歸於失敗；他也不會忘記，西班牙戰爭時，元老院罔顧軍隊生死，一味理財，致使戰事陷入危局。他不會不知道，大多數貴族如何看待他這個蘇拉黨的叛徒，如果他同意去東方做一個僅擁有普通權力的政府將軍，那他又會遭遇何種命運。因此，他表示，若要他擔任這個統帥，首先必須賦予他獨立於元老院的地位，這自是理所當然，公民也應該立即同意。再者，我們可以想象，兩年前龐培隱退時他身邊的人肯定非常憤懣，他這次行動之所以如此迅速，很可能也是受他們慫恿所致。召回盧庫勒斯、征伐海盜的法案，是由保民官奧盧斯·伽比尼烏斯（aulusgabinius）提出來的，此人財勢衰頹、道德敗壞，但卻是個圓滑的談判家、大膽的演說家、勇猛的戰士。龐培說他根本無意擔任海盜戰爭的主帥，他只想在家休息，這話雖然沒有多大誠意，但其中或許也有幾分真實性；這位大膽而活躍的門客與龐培及其親近的朋友來往甚密，完全看透時局、洞悉時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並不願那目光短淺、毫無謀略的保護主幹預他做這一決定。

與伽比尼烏斯法有關的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