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在羅馬帝國所發生的大範圍民族競爭中，劣等民族似乎正在逐漸衰落或消亡。其中最重要的當屬腓尼基人，他們在迦太基的滅亡中遭到了致命一擊，慢慢地流血致死。迄今為止，義大利的埃特魯里亞和薩莫奈地區都保留著自己古老的語言和習俗，但蘇拉保守的思想不僅讓他們遭受到最重大的打擊，而且為了在義大利實行政治平等化，他們還被迫使用拉丁語和習俗，從而導致當地的語言淪為大眾方言，很快就走向衰落。在羅馬全國再也沒有任何民族有資格可以與羅馬和希臘競爭。

拉丁語

另一方面，拉丁民族在廣度和深度上都處於最具決定性的支配地位。因為在同盟戰爭後，任何義大利人都可以對義大利土地的任何部分擁有完全的羅馬所有權，任何義大利神廟中的神都可以接受羅馬人的獻祭。自此以後，整個義大利除了波河以北的地區之外，羅馬法取代了所有的市民法和當地法，具有絕對的權威性。所以，此時從阿爾卑斯山脈到西西里海峽的整個半島上，羅馬語成了商業中的通用語言，很快也成了人際交流的通用語言，但是，羅馬語言不再以自然疆界為限。義大利聚集了大量的資本、豐富的商品、聰明的農民、伶俐的商人，半島變得過於狹小。這樣的環境和公共服務讓大量的義大利人前往各行省。居於特權地位的他們讓羅馬語言和羅馬法也享有特權，並不僅限於羅馬人進行商業交易的地方。義大利人在各地都緊密而有組織地聚集在一起，士兵組成軍團，每個稍大的城鎮裡商人會組成特殊的企業，羅馬公民定居或逗留的某個行省司法區稱為「羅馬公民司法區」（conventusciviumromanorum）。這些司法區有自己的陪審員名單，在一定限度內有自己的民社法。雖然各行省的羅馬人早晚會返回義大利，不過他們還是逐漸在各行省奠定了常住人口的基礎，其中部分是羅馬人，部分是依附於羅馬移民的混合人群。我們已經提及，羅馬軍隊首次在西班牙設立了常備軍，具有義大利體制的各行省城鎮第一次組織起來——羅馬紀元583年即前171年的迦太基、羅馬紀元616年即前138年的瓦倫提亞、稍後的帕爾瑪和波倫提亞。雖然內陸地區還遠未開化，例如此後很久仍被提及的瓦愷人地區，就是文明的義大利人最厭惡的野蠻之地。不過據作者和碑文記載，證實早在7世紀中葉，新迦太基周圍和沿海地區就已經普遍使用拉丁語。格拉古首先明確提出將義大利人移民羅馬各行省的殖民化的想法，或稱之為羅馬化，並大力推行。雖然這個大膽的想法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對，在推行之初他們便摧毀了大部分殖民地，阻止它繼續實施。不過殖民地納爾波保留了下來，重要的是它擴大了拉丁語的範圍，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建設性的意見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成為未來強大結構的奠基石。古代的高盧，事實上還有現代的法國，都源於殖民地，追根溯源，都是蓋烏斯·格拉古創造的。拉丁民族並不僅限於義大利境內，他們開始向外擴張，這也需要更深層次的文化基礎。我們發現拉丁民族正在創造一種古典文學和一種屬於自己的更高階的教育。雖然與希臘的古典文學和希臘文化相比，我們感到這種義大利孱弱的溫室產物價值甚微，但是就它的史學發展而言，拉丁古典文學和古典文化的特質與希臘並肩而立。就文學的觀點來看，當時希臘人日趨衰落，在這裡可以引用詩人的話：活著的苦力好過死去的阿喀琉斯。

希臘文化

不過，雖然拉丁語和拉丁民族迅速而又強有力地攻城略地，但同時他們也意識到，事實上出現更早且更優越的希臘民族與其完全平等，二者在各處都更緊密地聯合或混合在一起共同發展。義大利革命將半島上所有的非拉丁民族都毀滅了，卻沒有打擾希臘城市塔蘭託、利基翁、拿波里和洛克裡。同樣，馬賽利亞目前雖然被羅馬國土所包圍，但仍是一座希臘城市，就這樣和羅馬穩固地聯絡在一起。義大利的完全拉丁化和希臘化不斷加深，攜手前行。在義大利的上層社會，希臘教育成了本土文化必不可少的一個部分。曾於羅馬紀元623年即前131年擔任執政官的大祭司普布利烏斯·克拉蘇，當他擔任亞細亞的官員時，會根據案件的需要，有時用普通的希臘語，有時用已成為書面語的四種方言來宣讀判決，這甚至讓當地的希臘人也頗感震驚。如果義大利的文學和藝術都久久凝視著東方，那麼現在希臘文學和藝術開始轉向西方。不僅義大利的希臘城繼續和希臘、小亞細亞和埃及保持著積極的文化交流，並授予希臘詩人和表演者應有的讚譽。在羅馬，他們還效仿在羅馬紀元608年即前146年摧毀科林斯者的凱旋禮，希臘的體育和美學的娛樂活動也在這裡流行，如角力比賽以及音樂、演出、背誦和演講。甚至於希臘的文人早已在羅馬的貴族社會尤其是西庇阿的圈子裡紮根，其中最著名的希臘人士如史學家波利比烏斯和哲學家帕奈提烏斯，他們都屬於羅馬的歷史而非希臘的發展史。即使在其他不太出名的社交圈也有類似的事情出現，我們可以介紹另外一位與西庇阿同時代的哲學家克萊托馬庫斯，因為他的生活生動地呈現了當時各民族融合的場面。克萊托馬庫斯生於迦太基，他在雅典時師從卡涅阿德斯，後來繼任了卡涅阿德斯的職位。他與雅典最有文化的義大利人來往，如歷史學家奧盧斯·阿爾比努斯和詩人盧奇利烏斯。克萊托馬庫斯一面給圍攻迦太基的羅馬執政官盧西烏斯·森索裡努斯獻上自己的科研著作，一面給淪為義大利奴隸的同胞寫了篇慰問性的哲學文。迄今為止，希臘著名的文人都會以出使、流亡或其他原因暫居於羅馬，現在他們開始定居於此。例如前面已經提及的住在西庇阿家裡的帕奈提烏斯，還有於羅馬紀元652年即前102年定居於羅馬、來自安提俄克的阿爾基阿斯，他靠即興創作關於羅馬執政官的敘事詩體面地養活自己。蓋烏斯·馬略甚至連一行詩都不認識，完全不適合做一個文學藝術事業的慷慨資助者，但也不影響他資助詩人。這樣，精神和文學生活將兩個民族中即使不是全部也是較為有教養的部分彼此聯絡起來。另一方面，小亞細亞和敘利亞的奴隸成群結隊地來到羅馬，商人從希臘和半希臘的東方移居於此，帶來了希臘文化中最粗鄙的一層——主要是與東方的融合及普遍的野蠻成分，並與義大利無產階級聯絡在一起，給它也帶來了一抹希臘色彩。西塞羅評論說，新詞彙和新潮流首先出現在沿海城市，這可能主要是指具有半希臘屬性的奧斯提亞、普泰奧利和蒲隆地西烏姆。外國商品和外國風俗就是首先傳入這些城市，然後才散播開來。

民族大融合

這種徹底的革命所立即產生的結果與民族的關係肯定無法讓人滿意。當羅馬人湧入各行省時，希臘人、敘利亞人、腓尼基人、猶太人和埃及人都聚集在義大利。各地鮮明的民族性在彼此融合的過程中被明顯地消磨掉，好像除了實用主義的印象外，一切都消失了。拉丁性在擴散的過程中喪失了新鮮性，尤其是在羅馬本地，中產階級幾乎迅速地完全消失，只剩下貴族和乞丐，這二者似乎各地可見。西塞羅相信，大概在羅馬紀元660年即前94年拉丁城鎮的普遍文化修養要高於羅馬，這可以從當時的文學中得到證實。那時最出色、最健全、最有特色的作品如國民喜劇和盧奇利烏斯的諷刺詩，與其說是羅馬作品，不如說是拉丁作品。不言而喻的是，義大利底層階級的希臘文化事實上只不過是一種令人生厭的世界主義，它同時沾染了奢侈風和膚淺地被掩藏起來的野蠻。即使是在西庇阿的社交圈，這些具有高階趣味的上流社會也沒有留下任何永恆的標記。社會大眾越發對希臘生活感興趣，越發不會學習古典文化，而是學習希臘思想中最流行最無趣的產物。他們不是用希臘精神來陶冶羅馬的性情，而是滿足於借它來消遣，避免勞心勞力的活動。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演說家西塞羅的父親阿努姆地主馬爾庫斯·西塞羅曾說，羅馬人正如敘利亞奴隸一樣，他們之中越是瞭解希臘，就越沒有價值。

民族的瓦解

正如那整個時代一樣，這種民族的瓦解讓人不悅，但也像那個時代一樣，具有著重大意義。我們習慣上所說的古代世界，它民族範圍的發展是在羅馬權威下形成外部統一，再到以希臘元素為基礎的現代文化影響下形成內部統一。在此等民族的廢墟之上，兩個具有統治地位的國家悄無聲息地完成了偉大的歷史妥協，希臘民族和拉丁民族以和平共處而告終。希臘人放棄了希臘語在文化領域的權利，正如羅馬人放棄了羅馬語在政治領域的權利。在教育活動中，拉丁語和希臘語平起平坐——當然是受到限制和不完善的，另一方面蘇拉首次允許外國使者在羅馬元老院可以不用翻譯員直接說希臘語。當羅馬共和國成為一個雙語國家，亞歷山大大帝的思想和王位的真正繼承人在西方出現時，這預示著此人既是一個羅馬人也是一個希臘人。

對次等民族的壓制和兩個主要民族的相互滲透可以對民族關係有個大致瞭解，現在，我們將更詳細地講述宗教、國家教育、文學和藝術幾個領域。

宗教

羅馬宗教和羅馬共和國及羅馬家庭緊密交織在一起——事實上是如此徹底、虔誠地反映了羅馬公民社會，政治和社會革命必然也會推翻它的宗教結構。當古代義大利普遍流行的信仰土崩瓦解時，在這廢墟之上出現了兩種形式：一面是沒有信仰、國教和希臘精神，另一面是迷信、宗派主義和東方宗教，這就如同在共和國政治的廢墟之上所建立的寡頭政治和僭主政治。當然，這兩方面的萌芽也如政治和社會革命的萌芽一樣，可以追溯到前一時期。那時在上流社會，希臘文化甚至已經在悄然動搖著祖宗的信仰。恩尼烏斯將寓言化和史事化的希臘宗教引入義大利，征服了漢尼拔的元老院，不得不准許將對西布莉的崇拜從小亞細亞帶到羅馬，而對其他仍具有危害的迷信尤其是酒神節的醜聞採取更為嚴厲的措施。因為在此前，革命一直在人們的意識裡醞釀著，還未表現出來，所以宗教革命事實上只是格拉古和蘇拉時代的事情。

希臘哲學

首先，讓我們將希臘哲學與希臘文化聯絡起來追溯一下。希臘民族的繁榮和沒落遠遠早於義大利人，他們早已經歷過信仰的時期，然後進入沉思的領域。長久以來，這裡已經沒有宗教，只有哲學，但是，當希臘思想的哲學活動開始對羅馬施加影響時，希臘的哲學活動早已跨過富有成效的冥想階段，來到下一個階段。這個階段，不僅沒有新體系的開端，甚至連對更完善的舊體系的理解力也開始減弱，人們很快便沿襲著學術傳統，將自己侷限於背誦前人並不完善的教條。因此，在這個階段，哲學無法讓思想變得更深刻更自由，反而讓它變得膚淺，套上了自己所鍛造的最壞的枷鎖。深陷冥想之中往往是件危險的事，當它變得淺薄陳腐之時就成了一種毒藥。當時的希臘人就把這種平庸膚淺的冥想傳給了羅馬人。沒有判斷力的羅馬人不知道是該拒絕，還是該摒棄當下的老師轉而學習已故的大師。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更不用說蘇格拉底之前的聖賢之士，雖然他們的名字廣為流傳，他們那較易理解的著作也被翻譯閱讀，但他們對羅馬的文化並未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因此，羅馬哲學只是糟糕的老師教出的壞學生而已。

新的哲學領導流派：伊壁鳩魯和芝諾

除了歷史理性主義宗教觀外，對義大利來說有三種主要的哲學流派。歷史理性主義宗教觀又稱為神話史實說（euhemerism），它認為神話是生活在矇昧時期的人類各種不同恩人的傳記，迷信將這些恩人變成神。三種主要的哲學流派是伊壁鳩魯和芝諾的兩種教條派，還有阿塞西拉斯和卡涅阿德斯的懷疑派，或稱為伊壁鳩魯學派、斯多葛學派和後期學院派。最後這個學派以不可能存在確信無疑的知識為出發點，認為這可能只是滿足實際需要的一個臨時性觀點。因為這一學派讓每個確定的理念或哲學教條成為議題，所以它的活動以辯論為主。就此而言，這一學派和較早的詭辯派有異曲同工之妙，只不過詭辯派爭論更多的是大眾普遍接受的觀點，而阿塞西拉斯及其門更多的是與哲學同行爭論。另一方面，伊壁鳩魯和芝諾二者共同的目標就是合理解釋事物的本性，他們用生理方法從物質的概念出發。他們的分歧在於：伊壁鳩魯遵循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認為首要原則是事物的真實存在，由此僅通過機械的變化就能演變出多種多樣的事物；芝諾則是遵循以弗所人赫拉克利特的觀點，甚至將動力的矛盾和上下起伏的運動引入他的物質本源。由此衍生出更深層次的區別：在伊壁鳩魯的體系裡神好像不存在，或者最多隻是夢中之夢，而斯多葛派的神是世界永存的靈魂，是精神，是太陽，具有掌握身體、地球和自然的威力；伊壁鳩魯不信上帝、不信靈魂不死，而芝諾則不然；伊壁鳩魯認為人類所追求的合理目標是一種絕對的平靜，不受身體慾望或精神衝突的打擾，而芝諾則認為是一種在身心的不斷鬥爭中增長的人類活動，與自然在永恆的矛盾和永恆的平靜中達到一種和諧。關於宗教這一點，所有這些學派都同意信仰本身是空洞的，需要用沉思來補充，但是否如學院派認為這種沉思毫無所獲讓人絕望，還是如伊壁鳩魯反對民間信仰的概念，亦或如斯多葛派保留部分並說明原因，同時修改部分內容，則各有不同。

卡涅阿德斯在羅馬

希臘哲學首次，與信仰堅定和反對空想的羅馬民族相遇時，完全是相互牴觸的，這是必然結果。羅馬宗教完全不屑於這些哲學體系的攻擊，也不求獲得它們的支援，它們都將消滅宗教的特徵。當宗教遭到攻擊時，羅馬國本能地感覺到自己被攻擊。它對待哲學家的態度就像是要塞面對來包圍它的軍隊間諜，早在羅馬紀元593年即前161年，希臘哲學家連同雄辯家就被趕出了羅馬。事實上，哲學首次在羅馬大範圍的傳播正是哲學對信仰和道德的一次正式宣戰。這是由雅典人佔領奧羅普斯所引起的，他們於羅馬紀元599年即前155年派遣了三位最德高望重的哲學家在元老院面前辯護，其中包括現代詭辯學大師卡涅阿德斯。所挑選的人可謂相當合適，因為這件十分可恥的事情不能用任何常識來辯護。當卡涅阿德斯用正反論點來證明，引證出讚美不公正與讚美公正一樣多的令人信服的理由；當他用最好的邏輯形式指出讓希臘人交出奧羅普斯，羅馬人同樣應再次蜷居於帕拉廷山上古老的茅草屋，而這些都符合當時的形勢時，大批精通希臘語的少年們被這件醜聞和這個名人鏗鏘有力的演說所吸引。不過這次加圖可沒有做錯，他不僅直言不諱地將哲學家的辯護比作哭號的女人冗長乏味的輓歌，還堅持讓元老院驅逐這個顛倒是非黑白的人，認為他的辯護事實上就是好言無恥且具有侮辱性地承認錯誤。這種蔑視毫無效果，尤其是無法阻止羅馬青年在羅德斯和雅典聆聽哲學家的演講。人們開始習慣忍受哲學，認為它至少是一種必然的不幸。以前人們是向羅馬宗教尋求支援，但卻無法維持它的簡單。這種外國哲學的支援無疑破壞了信仰，但無論如何允許有修養的人多少保持了大眾教義的名字和形式。這種支援既不是神話即歷史論也不是卡涅阿德斯或才學派。

神話史實說沒有獲得充足的支援

神話即歷史論若直言神就是人，將會和大眾信仰產生激烈的衝突，卡涅阿德斯甚至懷疑他們的存在，伊壁鳩魯至少否定了他們對人類命運的影響。這些知識體系與羅馬宗教無法結合，它們被禁止且永遠如此。甚至在西塞羅的著作裡也聲稱公民有責任抵制神話即歷史的論點，這種觀點對宗教崇拜是有害的。如果在他的談話中出現了阿卡德彌或伊壁鳩魯，前者會藉口說當他作為哲學家時，他是卡涅阿德斯的弟子；當他作為公民和大祭司時，他是卡匹托爾山的朱庇特正統的信徒。最後，伊壁鳩魯甚至投降並轉變信仰。這三個體系都不受歡迎。簡單易懂的神話即歷史的論點無疑對羅馬人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尤其是將老少皆宜的寓言融入歷史，對羅馬的傳統歷史產生深遠的影響，但仍然無法對羅馬宗教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因為羅馬宗教從開始就用譬喻而非寓言，在羅馬不會像在希臘寫一本、兩本、三本的宙斯傳記。現代詭辯術只能在像雅典這樣的地方成功，這裡本來就健談。此外，來來往往的一系列哲學體系累計了大量的智慧垃圾。最後，羅馬人生性誠懇務實，是徹底的行動派，一切都和伊壁鳩魯派的無為主義相牴觸，然而，伊壁鳩魯卻受到了比神話即歷史論和詭辯派更多的盲目擁護，或許就是因此警察才會與其做長久且最頑固的交戰。這種羅馬的伊壁鳩魯學派與其說是一種哲學體系不如說是一種哲學面具。與其道德創始人的理念相違背，他們將自己偽裝成好的社交團，沉浸於感官享受之中。例如這派最早的一個信徒提圖斯·阿爾布契烏斯，他是盧奇利烏斯詩中的一個人物，是個被醜化的羅馬希臘化人物的原型。

羅馬斯多葛學派

斯多葛學派的哲學在義大利的地位和影響則大不相同，它與這些學派形成鮮明對比。在科學所能容納信仰的地方，斯多葛派與當地的宗教緊密聯絡起來。斯多葛派在原則上遵守民間信仰中的神及神諭，他在其中瞭解到一種本能性的知識，對此科學知識也要尊重它甚至是服從它。斯多葛派與人民所信仰的方式不同，而非物件差異：在他看來，真實而又至高無上的神無疑是世界的靈魂，但每個原始神靈都表現出神聖性，尤其是群星，還有地球、被眾人奉為英雄的傑出人物的靈魂，實際上還有每個前人所逝去的靈魂。相較於這種哲學的產生地，它確實更適合羅馬。虔誠的信仰者反對說，斯多葛派的神沒有性別、沒有年齡，而且無形，將一個人轉換成了一個概念，這在希臘是有意義的，但在羅馬毫無意義。時下神靈論具有粗俗寓言化和道德潔淨化的特點，這損害了希臘神話的精髓，但是羅馬人的可塑性，甚至在未開化的樸素時期，也只是產生了一層籠罩原始直覺和原始概念的面紗，缺乏神性——揭去這層面紗也不會造成特別的損害。當帕拉斯·雅典娜發現自己突然成了記憶裡的概念，她可能會憤憤不平，而密涅瓦實際上一直都停留在記憶裡。超自然的斯多葛派和寓言化的羅馬在理論上其結果大體是一致的。雖然哲學家不得不指出個別祭司學說命題的可疑或錯誤之處——例如，斯多葛派反對神話論，認為赫拉克勒斯（hercules）、卡斯托爾（castor）和波盧克斯（pollux）不過是名人的精神，他們不允許將神象視為神性的表現——但至少芝諾的信徒不常向這些錯誤的信條開戰，不會推翻有誤的神靈，相反，他們會在各處表現出對當地宗教甚至是缺陷的尊敬和敬畏。斯多葛派也傾向於一種解決疑難的道德觀和專業科學的系統處理法，這符合羅馬人的想法，尤其是此時的羅馬人。他們不再像祖輩那樣具有質樸無華的自律和美德，而是將祖輩淳樸的美德轉變為一種問答式的允許和不允許的行為方式。此外，他們的語法和法律體系都急需一種系統的處理方法，而他們自己不具有產生這種方法的能力。

斯多葛學派的帕奈提烏斯的廣泛影響

所以，這種哲學和羅馬的國民經濟徹底融合，毫無疑問就像一株從海外移來的植物適應了義大利的水土，我們可以在各種不同的活動領域發現它的痕跡。當然，斯多葛學派最早出現的時間向前追溯，但它首次對羅馬社會的上流階級產生全面的影響，是依靠聚集在西庇阿·埃米利亞努斯周圍的一群人。西庇阿及其所有親密夥伴在斯多葛哲學方面的老師是羅德斯的帕奈提烏斯，他們不斷跟隨著他甚至在旅途中加入他的隊伍。帕奈提烏斯知道如何讓哲學體系迎合世間精明之人，如何將猜疑隱藏起來，如何改善枯燥的術語和道德問答的無趣，尤其是藉助於哲學先賢，其中西庇阿自己最偏愛色諾芬的蘇格拉底。自此以後，最有名望的政客和學者都承認斯多葛派哲學——其中有科學語言學的奠基者斯提羅和科學法學的奠基者昆圖斯·斯凱沃拉。哲學體系的學習形式正是源於斯多葛學派，此後至少在形式上流行於這些專業學科，尤其是與此相連的一種奇怪的像猜字遊戲的追溯語源的無趣方式。極為重要的是新的國家哲學和國家宗教源於斯多葛哲學和羅馬宗教的融合。從一開始，思考對芝諾的體系就影響不大，當這個哲學體系被傳入羅馬後思考被進一步弱化。一個世紀以來，希臘教師將哲學盲目地灌輸到孩子的頭腦中，而喪失了它的精髓。思考元素在羅馬則完全隱沒，除了金融家沒人會去思考，更多的是談及神統治人類靈魂的理想化發展或神聖的世界法。斯多葛哲學家看見他們的哲學體系被提升為羅馬半官方的國家哲學，這讓他們意識到了有利可圖的榮譽，可以想到他們將嚴格的原則變得更為順從。他們關於神和國家的學說很快便與給予他們麵包的實際組織相像。他們不再闡明哲學家世界性的國家觀，而是轉而冥想羅馬官員的明智之舉。當更為文雅的斯多葛派如帕奈提烏斯將神秘的天啟當作可以想象而不能確定的事，斷然拒絕占星術，而他的直接繼任者為了神秘的天啟而鬥爭，甚至對占星術做出了非哲學化的讓步。明辨是非的義務論越來越成為這一體系的主要特色。這一時期的羅馬人在與希臘人的交往中，在各種謙卑的環境中尋求收穫，讓自己來適應一種空洞的美德驕傲。這一體系正式成形來適應教條主義的道德觀，就像一切受過良好教育的道德體系一樣，總體看來很嚴苛，細節上確是最為禮貌的放縱。正如我們所說，它實際的結果不過就是兩三個貴族家庭，吃點粗茶淡飯來取悅斯多葛派。

國家宗教

與新的國家哲學緊密相連的亦或者截然不同的，是新的國家宗教。它的重要特性就是由於外部的便利性，普遍信奉的原則被有意識地保留下來，而這些原則被認為有些荒謬。西庇阿麾下最著名的希臘人波利比奧斯坦言：怪異而又沉悶的羅馬宗教儀式是專為群眾而發明的，因為理性無法控制他們，需要用神蹟奇事來統治他們，當然智慧之士則不需要宗教。毫無疑問，波利比奧斯的羅馬朋友們雖然並不反對如此全面徹底地將科學和宗教進行比較，但他們基本都認同這種情感。作為波利比奧斯主要考慮的占卜術，無論是萊利烏斯還是西庇阿·埃米利亞努斯都將其視為一種政治制度。不過他們的民族精神如此強大，他們的禮儀端莊得體都不允許他們公開表達這種危險的言論。不過，下一任大祭司昆圖斯·斯愷弗拉至少在口頭講述法律時，直言不諱地提出存在兩種宗教——智者所用的哲學宗教和傳統宗教。前者不適合做國教，因為它包含太多無用的東西，讓人民知曉了甚至是有害無益。因此，傳統的國教應該維持原貌。瓦羅認為羅馬宗教自始至終都被視為一種政治制度，這一理論只是同一原則的進一步發展而已。按照瓦羅的學說，他認為國家早於一國之神，正如畫師早於圖畫，如果問題是創造新神，那最好是按照世界靈魂的部分遵循更適合、更理論化的方式來給他們命名，放棄只能引起錯誤觀念的神的形象和錯誤的祭司制度。因為這些習俗早已確立，每個良好公民都要承認和遵循它們，並做好自己的分內事，這樣平民就會學著更加敬重而非蔑視神靈。

為了平民的利益，貴族捨棄了自己的判斷，現在平民鄙視這種信念並往他地尋求良藥，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日後還能看見。於是羅馬的「高教會派」準備就緒，他們包括了一群道貌岸然的祭司和利未人以及多疑的人民。越是公開宣稱宗教領域是政治制度，政黨越是明顯地將國教視為攻防的戰地，尤其是占卜術和祭司團的選舉越演越烈。自古以來，當雷雨來臨時，公民大會自然便要解散，這在羅馬占卜師手裡發展成了一套多種天體預兆和與此相關的行為準則的繁雜系統。早些時候，甚至直接頒佈埃利安和福菲烏斯法來規定：如果高階官吏看見天空出現雷雨的徵兆，可以強行解散公民大會。此後，羅馬寡頭黨派便能用敬神的詭計在任何人民的法令上加蓋無效的印章，這狡猾的策略讓他們驕傲不已。

祭司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