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四個主要的祭司團出現席位空缺時都由其自行填補，羅馬反對黨反對這一做法，要求像此前的大祭司長一樣展開普選。當然，這樣做與這些團體的精神相違背，但他們也無權抱怨。因為自從他們落入政府的手中，應其要求用生硬的託辭取消政治程式，他們便違背了自身的精神。此事成為各派爭論的根源。羅馬紀元609年即前145年，西庇阿派元老院擊退了第一次的攻擊，尤其是西庇阿派拒絕了這個提議，扭轉了局勢。另一方面，這個計劃在羅馬紀元650年即前104年獲得通過，為了謹慎起見，關於首長選舉做了限制性規定，只有小於一半的部落可以參加選舉。最後，蘇拉恢復了全部的選舉權。

宗教的實際用途

就保守黨而言，這是為了純粹的國家宗教，這當然引起了最高層人士的公開嘲笑。羅馬祭司在實用方面體現為祭司菜餚，占卜宴和教皇宴成了一位羅馬美食家的官方盛會，有幾人的宴會甚至在美食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例如占卜師昆圖斯霍爾騰西斯的就職宴就讓烤孔雀成為流行菜餚。宗教還助長了人們對醜聞的熱情。品德高尚的青年有一種喜歡的消遣，就是在夜裡毀壞街上的神像。普通的風流韻事早已司空見慣，和已婚婦女私通開始變得不足為奇，而與某位維斯塔貞女（vestalvirgin）偷情就像《十日談》裡與修道院裡的修女私通一樣讓人感到刺激。羅馬紀元640年即前114年有一件眾人皆知的醜聞，三位來自貴族家庭的維斯塔貞女以及她們那些同樣來自上流社會的情夫，因為不貞的行為被帶到最高祭司團前受審。他們曾想將此事隱瞞，但最終經由人民法令設立的特別法庭全部被處以死刑。莊重之人確實不會喜歡這類醜聞，但在家裡他們認為真實的宗教荒謬之極卻無人反對。當占卜師看見另外一位在履行職務時，他們會相視而笑，這對於虔誠地履行職責毫無損害。比起粗鄙無恥的羅馬祭司和利未人，我們更喜歡這類人中顯得謹慎虛偽的人士。官方宗教顯然被視為一個空架子，現在只為玩弄政治的人服務，讓它那無數的深巷和活動板門為任何黨派服務。最重要的當然是在國家宗教尤其是占卜術中，寡頭政治承認了它的守護神，但是，反對黨也不排斥這個只剩下空架子的制度，他們將其視為一個壁壘，可以從敵人手中獲得。

義大利的東方宗教

與我們所描述的鬼怪宗教截然不同的，是這一時期所珍視和發展起來的外國崇拜，至少的確很有活力。在貴族男女和奴隸、將領和士兵、義大利和各行省中，外國宗教都隨處可見，迷信已經發展到了何種高度簡直讓人難以置信。當辛布里戰爭時期，一位敘利亞的女先知馬大向元老院提供了征服日耳曼人的方法和手段，遭到了元老院的蔑視而不予理會。羅馬婦女尤其是馬略的妻子，將她送往馬略的總部，這位將軍欣然接受了她，並將她留在軍中直到擊敗條頓族。內戰時期，各派不同的領袖馬略、屋大維、蘇拉都相信預兆和神諭。內戰期間，在戰事焦灼的羅馬紀元667年即前87年，甚至連元老院也同意按照一個瘋癲女先知的想象做出指示。羅馬希臘宗教的僵化以及受到更強大的宗教刺激後，人們的渴望越發強烈，這都具有重要意義。這讓迷信就像巴庫斯秘儀，它不再與國教相聯，甚至拋下了埃特魯斯坎的神秘主義，讓在東方悶熱潮溼地區成熟的崇拜在上流階級傳播。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很多來自小亞細亞和敘利亞的元素進入到了人群中，一部分是奴隸的進口，一部分是義大利和東方的交往日漸增多。

在敘利亞奴隸的叛亂中，絕大部分人都是來自敘利亞本土，這很清楚地顯示出這些外國宗教的力量。攸努斯（eunus）能噴火，阿泰尼奧（athenion）能觀星，奴隸在戰爭中所投擲的鉛錘很多都以神命名，如週四和阿耳特彌斯，尤其是一位從克里特來到西西里的神秘娘娘，在這裡受到狂熱的崇拜。商業往來也產生了相同的效果，尤其是貝魯特（berytus）和亞歷山大的貨物直接運往義大利港口之後，奧斯提亞和普泰奧利不但成了敘利亞膏藥和埃及麻木的大市場，還是東方信仰的傳播地。在各地，宗教融合伴隨著民族融合不斷地深入。所有被允許的崇拜中最流行的就是佩西努斯眾神之母的崇拜，它的獨身主義、宴會、音樂、化緣隊伍和所有感官上的盛況都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挨家挨戶的化緣已經成了一種經濟負擔。在辛布里戰爭最危險的時刻，佩西努斯的神為人們所熟知，佩西努斯的最高祭司巴塔斯出現在羅馬的人群中，奉眾神之母的特別命令向羅馬人民演講，並顯現了各種神蹟。這讓明智之士感到憤慨，但卻不能阻止婦女和廣大群眾為這位先知送行。前往東方朝聖的誓約不再是稀奇之事，例如馬略自己就曾去佩西努斯朝聖。事實上，早在羅馬紀元653年即前101年，羅馬公民就已經投身於獨身主義的祭司團中。

秘密崇拜

被禁止的秘密崇拜自然更為流行。早在加圖時代，迦勒底懂得占星術的占卜人就開始和埃特魯斯坎的腸卜僧、馬爾西的鳥卜人競爭，很快觀星術和占星術在義大利就像在他們充滿玄幻的本土一樣流行起來。羅馬紀元615年即前139年，羅馬的內事法務官讓所有的迦勒底人在十日內撤離羅馬和義大利。同時，猶太人也遭遇了相同的命運，因為他們允許義大利改變信仰的人參加他們的安息日。同樣，西庇阿也不得不肅清努曼提亞營帳中的占卜人和各種虔誠的冒充者。大約四十年後的羅馬紀元657年即前97年，甚至需要禁止活人獻祭。人們開始瘋狂崇拜卡帕多西亞的女神和陰鬱的埃及。羅馬人稱這位女神為貝羅娜，在他們節日遊行時，祭司會放自己的血做獻祭。蘇拉夢見了卡帕多西亞的女神，隨後在羅馬所出現的伊希斯神（isis）和奧西里斯神（osiris），最早就可以追溯到蘇拉時期。人們不僅對原來的信仰產生了困惑，對他們自己也感到不知所措。一場長達五十年的革命，這場可怕的危機讓他們本能感到離內戰結束還遙遙無期，焦慮日益增加，群眾都陷入沮喪困惑之中。驚慌失措的想象力攀爬上每一個高度，看穿每一個深淵，它幻想著在死亡來臨時，能夠發現新的景象或新的光明，在與命運做殊死搏鬥時，能夠獲得新的希望，或者得到的僅僅是新的恐懼。能夠預測未來的神秘主義發現，在這讓人心煩意亂的地方——政治、經濟、道德、宗教，它的土壤適合自己生長，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神秘主義就像一棵大樹，在一夜之間就破土而出，沒人知道它來自哪裡要去哪裡。這驚人的快速生長引發了新的好奇，在完全沒有防備的情況下像流行病一樣擒住了所有人的思想。

教育

教育和文化領域正如宗教領域一樣，在先前的時代所開始的革命現在業已完成。我們已經闡明，在6世紀期間，羅馬體系的基本理念——人民平等，已經開始被逐漸破壞。甚至在皮克託和加圖時代，希臘文化就已經在羅馬廣泛傳播；這裡還有一種羅馬本土文化，但它們均未超過初期階段。加圖的百科全書基本展現了當時人們所理解的用希臘語混合羅姆語的訓練模式。它僅僅是把古羅馬家長的知識具體化，和當時的希臘文化比起來，就顯得非常貧乏。7世紀初期，羅馬青年普遍的教育情況還停留在多麼低等的階段，從波利比烏斯的表述中就能推測出來。在這一點上，他明確地譴責與他的同胞公私兩方面都注重教育相比，羅馬的漠不關心就是種犯罪。沒有一個希臘人甚至波利比烏斯自己都不能理解人民平等的深層含義是這種漠不關心的根源。

現在，情況改變了。正如幼稚的民間信仰被斯多葛派進步的超自然主義所取代。在教育領域，與簡單的普通教育同時存在的是一種特殊訓練，這種專門的人文主義教育在自我發展的過程中，根除了古代社會的平等中所包含的最後殘餘物。我們不妨多看一下希臘和拉丁上層社會中所進行的新型少年教育。

希臘教育

奇怪的是同一個人——盧西烏斯·埃米利烏斯·鮑盧斯，在政治上他確實徹底擊敗了希臘，同時他也是首位或其中一位完全承認希臘文明就是古代世界的文明，而且自此以後這一觀點變得毫無爭議。誠然，當他佇立在菲迪亞斯所創造的宙斯神像之前，腦海裡迴盪著荷馬史詩時，他已經步入老年，但是年輕的心足以讓他把充滿陽光的希臘美帶回祖國，壓抑不住他的靈魂對赫斯珀裡得斯金蘋果的渴望。於是，那時的詩人和藝術家擁有了一位比任何希臘智者還要熱忱的外國信徒。他沒有寫出荷馬或菲迪亞斯的警句，但是他把自己的孩子領入了智慧的殿堂。只要有國民教育，他就不會忽略。他像希臘人一樣為了男孩的體格發展而作好準備，沒有采用不被羅馬人認可的體操，而是教他們狩獵，這在希臘人中幾乎發展成了一門藝術。他提倡希臘語教學，這樣語言的學習不再是為了說話，而是按照希臘的方式將一般高等教育的所有主題與語言聯絡起來，並由此獲得發展——首先需要了解和希臘文學相關的神話和歷史知識，然後是修辭學和哲學。馬其頓的戰利品中唯一被鮑盧斯據為己有的是國王玻耳修斯的藏書，這就是為了將書送給自己的兒子。在他的隊伍中甚至有希臘的畫家和雕刻家，由他們來完成鮑盧斯孩子的美學教育。甚至連加圖也感到，人們對於希臘文化懷有排斥感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上流階級可能預感到比起完整的希臘文化，殘缺而又扭曲的希臘文化對羅馬性格中的高貴成分危害更大。於是，很多羅馬和義大利的上流社會開始追隨新的模式。羅馬已經很久不需要希臘教師了，現在他們又蜂擁來到這塊新開發的市場，靠出售智慧賺錢。總之，他們不僅教授語言還教授文學和文化。希臘的哲學導師和教師即使不是奴隸，也照例被視為僕人，現在他們成了羅馬宮廷裡永遠的住戶。人們炒作這些人員，據記載曾有一個一流的希臘文學奴隸售價達到二十萬塞斯特斯。早在羅馬紀元593年即前161年，首都就已經有了幾家訓練希臘朗誦的特殊團體。幾位著名人士的名字出現在羅馬教師之中：曾提過的哲學家帕奈提烏斯、生活於西里西亞馬魯斯的語言學大師克拉特斯（crates）以及和他同時代的競爭對手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都於羅馬紀元585年即前169年在羅馬宣講朗誦、學習語言文字包括《荷馬史詩》。這種新式的青年教育確實是一種反國家的大變革，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政府的抵制。羅馬紀元593年即前161年政府當局對雄辯家和哲學家進行了嚴厲譴責，但就像所有相似的命令一樣毫無成效（主要是由於羅馬主要官員頻繁更替）。在老加圖去世後，毫無疑問還是常常會有和他一樣的抱怨聲，但都沒有采取進一步的行動。此後，希臘文和希臘文化科學的教育依然被當作是義大利教育的基本部分。

公開朗誦古代作品的拉丁教育

又有一種高等拉丁教育和它同時發展起來。我們已經介紹了，在前一時期羅馬的初級教育是如何提高它的特色，如何用拉丁文的《奧德賽》作為初級讀物來取代十二銅表法。現在羅馬的孩子用《奧德賽》的翻譯本來學習母語的理解和交流，就如希臘人用原本一樣。希臘語和文學大師如安德羅尼庫斯（andronicus）、恩尼烏斯（ennius）和其他知名教師，都沒有輕視用母語和希臘語同時教學。他們所教授的大概不該稱為孩童，而應稱為即將成熟的孩子和青年人。這些便是高等拉丁教育的第一步，但至今仍未形成一種屬於羅馬自己的教育。只要語言教育缺少文學內容，它就無法跨過初級階段。直到不僅有拉丁教科書還有拉丁文學，而且這種文學已經在6世紀的古典作品中稍具規模時，本國的母語文學才真正進入高等文化元素的範圍。現在，離脫離希臘語教師已為時不遠。有教養的羅馬人士受了克拉特斯朗誦《荷馬史詩》的刺激，開始誦讀自己的文學作品，如奈維烏斯（naevius）的《布匿戰爭》、恩尼烏斯的編年史，後來還有盧西烏斯的詩歌。隨後，有教養的文人定期在大眾面前公開朗誦，有時還會效法先前的荷馬語法學家，對作品進行評論。他們無償進行的這些文學演講，雖然不是青少年教育的正規部分，但卻是讓青少年理解和討論古典拉丁文學的必要方法。

雄辯學

拉丁演講也是以相同的方式形成。羅馬的貴族青年甚至在年少時就勇於在公開場合發表頌詞和進行辯論，他們從不缺乏演講訓練。但只有在這個時期，由於新興的獨特文化，產生了雄辯學。馬爾庫斯·雷比達·鮑奇（曾於羅馬紀元617年即前137年擔任執行官）被認為是第一位能學術性地運用語言和內容的羅馬律師。馬略時代有兩位著名的律師都已經完全成了雄辯家，一位是剛健有力的馬爾庫斯·安東尼（羅馬紀元611—667年即前143—前87年），一位是優雅質樸的盧西烏斯·克拉蘇（羅馬紀元614—663年即前140—前91年）。青年人的演講練習的範圍和重要性自然都有所增加，但仍然像拉丁文學的練習一樣，基本侷限於初學者個人追隨藝術大師，以便由他的榜樣來教導訓練。

大約在羅馬紀元650年即前104年，拉努維烏姆的盧西烏斯·埃利烏斯·普雷科尼努斯首先開始正式教授拉丁文學和拉丁修辭學。此人號稱「筆人」，是位著名的羅馬騎士，思想極為保守，常和一群精挑細選的年輕人（包括瓦羅和西塞羅）一起閱讀普勞圖斯的書和類似作品。有時，他會和作者一起檢查演講稿的概要，或者把類似的概要交給朋友檢查，這就是教學。「筆人」不是一個職業教師，他教授文學和修辭學，就如在羅馬教授法律體系，他扮演的是激勵青年人的長者朋友，而不是一個聽命於他人的僱工。

文學和修辭學的課程

大約從「筆人」的時代開始，在拉丁也開始有學校式的高等教育，與初級的拉丁教育和希臘教育不同，是由收費的教師在特設的學校傳授知識。這些教師一般都是被釋放的奴隸。當然，這種教育的精神和方法完全借鑑於希臘文學和語言的練習。在這種學習中，學生也是由青年人而非孩童構成。這種拉丁教育很快就像希臘教學一樣分成兩種課程：科學和演講。第一個主題是關於拉丁文學，隨後是為頌詞、公開演講和辯論詞做準備所進行的專門介紹。大約在「筆人」時期，馬爾庫斯·塞維烏斯·尼卡諾·波斯圖姆斯創辦了第一所羅馬文學學校；大約在羅馬紀元660年即前94年，盧西烏斯·普洛提烏斯·伽盧斯建立了第一所單獨講授拉丁修辭學的學校。不過，在拉丁文學學校一般也會講授修辭學。這種新型的拉丁學校教育有著廣泛的重要作用。這裡所教授的拉丁文學和拉丁演講與希臘人維持著一定的獨立性，諸如這些以前是由居於高位的鑑賞家和專家教授。毫無疑問，語言評論家和演講專家都受到了希臘文化的影響，但沒有完全受到希臘文法和修辭學的影響，尤其是後者，顯然被人所厭惡。希臘人聲稱，用母語明瞭而生動地向同齡人陳述事務的能力，這種為雄辯家所能感知的能力，是可以通過學校規範來學習的。對此，擁有合理常識而又生性驕傲的羅馬人表示反對。對於可靠而務實的律師來說，希臘雄辯家的過程完全脫離生活，對於初學者而言，比毫無準備更有害；對於博學成熟的世人來說，希臘雄辯術顯得膚淺而讓人生厭；對於非常保守的人來說，這種專門培養的花言巧語和煽動家密切相關。因此，西庇阿流派非常敵視雄辯家。對著收取學費的教師進行希臘演講，毫無疑問主要是作為一種說希臘語的練習來忍受，希臘雄辯術並不會由此進入拉丁演講或拉丁演講教學中。在新興的拉丁雄辯學校中，羅馬青少年通過兩人一組來討論雄辯主題，他們被培養成公開演說家。在埃阿斯的屍體旁，人們發現了手持死者兇器的尤利西斯（ulysses），他們指控他親手殺死了同伴埃阿斯（ajax）或者支援他是無辜的；他們控告俄瑞斯忒斯（orestes）謀殺了自己的母親或者替他辯護；或者他們會在事後替漢尼拔出主意，他是接受邀請前來羅馬好，還是留在迦太基或者逃走好。加圖派自然再一次反對這些言辭無禮和有害的舌戰。羅馬紀元662年即前92年，監察官警告老師和父母不要讓年輕人整天把時間花在這種練習上，這些他們的先祖一無所知。發出這個警告的人正是當時一流的法庭演說家盧奇烏·斯李錫·尼克拉蘇。當然，這位卡珊德拉是白費口舌。在拉丁，用希臘學校當下的主題進行雄辯家式的練習，成了羅馬青年教育的一個永久內容，將這些傢伙教育成了法庭和政治上的玩家，而將真正重要的雄辯術扼殺在萌芽中。

近代羅馬教育的結果就是湧現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被稱之為「人性」，它部分是由多少有點膚淺地挪用來的希臘美學文化構成，部分是由模仿或支離破碎地照搬希臘而形成的特權拉丁文化構成。正如其名所示，這種新人性不僅拋棄了羅馬生活的特色，甚至與其相牴觸，就像與我們密切相關的「普通文化」。它將全國性的世界主義和社交性的排外特色結合在一起：這裡也有我們所要追溯的革命，即劃分階級和民族融合。

認為羅馬紀元608年即前146年之前羅馬沒有出現過「希臘競賽」的說法不準確：早在羅馬紀元568年即前186年就已經有了希臘藝術家和運動家，希臘長笛手、悲劇家和拳擊手出現在587年。

西布莉：弗裡吉亞的自然女神，古代地中海地區崇奉的女神。對眾神之母的崇拜起源於小亞細亞弗裡吉亞一帶，後來傳到希臘，希臘人將其與瑞亞合而為一。西元前3世紀時轉到羅馬，成為羅馬帝國時代最主要的崇拜體系。她在不同地區名稱各異。西布莉被尊崇為眾神、人類和動物之母。——譯者注

斯多葛學派（stoa）：是在雅典的一座圓柱大廳裡進行的（stoapoikile），因而他和他的門徒也就立即為自己的學派取了名字：斯多葛學派（圓柱大廳派）。——譯者注

這是西塞羅《論義務》（deofficiis）中的一個可笑例子。

瓦羅的諷刺作品《土著居民》中，他諷刺性地提出原始人不滿於只存在於想象中的神，而渴望木偶和雕像。

西塞羅說，他對待自己博學的奴隸狄俄奧尼索斯比西庇阿對待帕奈提烏斯還要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