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切諾戰爭圍攻和攻下阿斯庫倫城征服撒貝利人和馬西人
於是在羅馬紀元665年即前89年第二輪戰役開始了。冬季還未結束，叛軍就冒險嘗試派遣一萬五千餘名馬西士兵前去伊特魯里亞去援助北部義大利的叛亂——這一點與當年薩姆尼戰爭類似。援軍必須要經過斯特拉博的領地，於是中途援軍被斯特拉博攔截並剿滅，只有少數殘軍得以回到營地。終於季節回暖，羅馬軍隊得以反擊，卡託進入馬西人領地併發起進攻，最終大勝敵軍，但是他在富奇湖附近襲擊敵軍大營時落難，所以他在義大利中部的指揮權落入斯特拉博之手。斯特拉博一方面繼續圍攻阿斯庫倫城，一方面又去鎮壓馬西人、薩貝利人和阿普利亞地區。為了拯救自己的家鄉於水火，尤達奇利烏斯帶領皮塞努姆的徵兵來到阿斯庫倫城圍攻襲擊軍隊，同時衛戍部隊也衝出城外，對抗羅馬。據說參加此次戰役的有羅馬軍隊七萬五千人，義大利軍隊六萬人。羅馬依然佔優勢，但是尤達奇利烏斯成功帶領一部分援軍衝入城中。新一輪的圍攻又開始了。此地易守難攻，居民不願看到自己城內血流成河，因而奮力抵抗，最後此城久攻不下。幾個月的艱苦奮戰之後，尤達奇利烏斯眼見投降的日子鄰近了，就下令將親羅馬地區的首領們全部酷刑處死後自殺。於是城門被攻下，羅馬的酷刑取代了義大利的酷刑：所有達官顯要全被處死，平民被驅逐淪為乞丐，他們的全部財產都被充公，以效國家。圍攻期間以及阿斯庫倫城陷落之後，大量的羅馬士兵去周邊的叛亂地區到處遊說，勸其歸降。馬魯奇尼人被賽維烏斯·蘇爾皮基烏斯大敗於基耶蒂（chieti），之後投降。執政官蓋烏斯·科斯科尼烏斯打入阿普利亞內部，拿下薩拉比亞（salapia）和坎尼，而後包圍卡門流蘇。此地區不善戰術，馬裡烏斯·埃格那提烏斯帶領一支撒姆尼部隊來到此地，助其擊退羅馬軍，但是羅馬將領又在奧凡託河（aufidus）將其打敗，埃格那提烏斯戰亡，其殘軍不得不退到卡門流蘇城內尋求庇護。羅馬軍再一次攻到維努西亞和魯比，統治整個阿普利亞。羅馬又在富奇湖以及馬耶拉山周圍——叛亂區的主要中心據點——重新獲得統治權。馬西人屈服於斯特拉勃的副官昆圖斯·梅特路斯·皮烏斯和蓋烏斯·西納，而維斯提那人（vestinians）和帕埃利尼人（paelignians）則在次年羅馬紀元666年即前88年屈服於斯特拉博本人。叛黨的首都義大利又一次成為科菲尼烏姆的卑微小城——帕埃利尼。義大利元老院的殘黨逃往撒姆尼地區。
征服坎帕尼亞以及諾拉蘇拉在薩姆尼
與此同時，盧奇烏斯·蘇拉率領南方羅馬軍保持攻勢，深入到已被敵軍佔領的南部坎帕尼亞地區。在羅馬紀元665年即前89年4月30日，蘇拉和提圖斯·狄狄烏斯分別親自拿下並摧毀了斯塔比亞和赫庫蘭尼姆，但是後者在6月11日攻城時不幸身亡。龐培抵抗時間較長。撒姆尼將領盧奇烏斯·科倫提烏斯（luciuscluentius）前來救援，但被蘇拉擊退，而後凱爾特部隊前來支援科倫提烏斯，於是他又前去救援，但是這些援軍猶疑不決、不能信賴，最後科倫提烏斯全軍潰敗，棄營而逃，他和他的大部分部下都在逃往諾拉的途中被斬殺。興高采烈的羅馬士兵給他們的將軍戴上花冠——按照他們家鄉的習慣，如果一個人憑一己之力拯救了他的眾多夥伴，他才配戴此花冠。他們又乘勝圍攻諾拉以及其他被薩莫奈人佔領的坎帕尼亞城鎮，蘇拉迅速打入敵軍內部，進入叛軍的總大營。羅馬軍在埃克拉努姆勢如破竹，並對叛軍施以酷刑，恐懼迅速蔓延赫比奈境內，甚至在盧卡尼亞援軍到來之前，它就已經投降。蘇拉率軍進入撒姆尼聯邦，如入無人之境。馬提烏斯率領薩姆尼民兵埋伏在礙口等待攻擊羅馬軍，然而羅馬軍卻改變路線，從後方襲擊薩姆尼軍隊，並將其擊敗。薩姆尼民兵軍營陷落，將領負傷逃往埃塞尼亞。蘇拉進軍薩姆尼首都波維亞努姆（bovianum），並再次獲得勝利，迫其投降。只因冬季即將到來，那裡的戰事才告一段落。
叛亂被大面積鎮壓
時局發生了全面逆轉。羅馬紀元665年即前89年戰局伊始，叛軍來勢兇猛、軍力強大，但現在完全處於弱勢，處處潰敗，徹底絕望。羅馬軍也完全佔領了中部義大利和阿布魯奇。從阿普利亞到維努西亞，從坎帕尼亞到諾拉，也全部被羅馬佔領。羅軍佔領赫比奈，薩姆尼地區和盧卡諾-布魯提亞地區之間的交通完全被切斷，這兩個地區是僅有的仍在反抗的地區。叛軍就像一片即將熄滅的大火，目之所及之處全是灰燼、遺骸、殘火；廢墟之中偶有火花濺出，因為大勢已去，所以也毫無威脅。遺憾的是，由於我們掌握的資料有限，不能明確知道此次時局突變的確切原因。毫無疑問的是，斯特拉博加上蘇拉的傑出領導、羅馬方面集中軍力效用作戰，再加上政治方面的原因，這都極大加速了叛軍的潰敗；希爾瓦諾斯和卡波提出的法律可以讓敵人在內部產生嫌隙，這一點好像也發揮了作用；加上近期叛軍禍事不斷，這也可以在軍心潰散的叛軍內部引起禍端。
薩莫奈人不屈不撓
馬西人昆圖斯·西洛從開始就是叛亂的靈魂人物，領導著薩莫奈人。自馬西人投降以後，據說他逃往鄰國成了逃兵，所以「義大利」陷落之後，薩莫奈人就又重新成立了一個僅限於他們地域的組織，以「薩菲尼人」（safini）或薩莫奈人的名義繼續鬥爭——這一點說明義大利內部必然經歷過內訌，導致分裂。強大的埃塞尼亞原是用來抵抗敵軍的堡壘，現在成為了庇護薩莫奈人的據點：據說他們集合了三萬步兵一千騎兵，並解放了兩萬奴隸，擴充部隊。這些軍隊由五名將軍率領，西洛第一，其次是馬提烏斯。人們驚愕地看到，撒姆尼戰爭在熄火兩百年之後又重新爆發，就像當年在5世紀，這個果敢的農業民族在義大利聯邦土崩瓦解之後又重新背水一戰，試圖用一己之力逼迫羅馬承認他們的國家獨立。他們的果敢與勇氣對整個局勢而言卻是於事無補，儘管在薩姆尼和盧卡尼亞的山地戰仍需要一些時日，雙方也都會做出一些犧牲，但是總體而言，叛軍已是窮途末路。
米特拉達特斯戰爭爆發
當然，與此同時還出現了一些新的糾紛，來自亞洲的一些問題迫使羅馬對本都（pontus）的米特達拉特斯王宣戰，他們在第二年羅馬紀元666年即前88年派一位執政官以及一位領事官率軍前往小亞細亞。如果這場戰爭早一年發生，再加上當時半個義大利與多個省份的叛亂，羅馬的形勢必然會告危。亞洲戰事發生在義大利叛亂被平定之後，這對羅馬而言是一大幸事，儘管當時義大利的叛亂尚有一些星星之火，但畢竟是不足為患。此外，米特拉達特斯王剛愎自用，拒絕邀請義大利人對其施以援手，但此時的形勢也相當棘手。羅馬前不久剛在義大利和海外同時發起過戰事，兩年大戰，國力大損，國庫虧空，所以現在迅速形成一支新的部隊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羅馬儘可能地尋找可利用的資源應對戰事。自古以來無人佔領的城塞及其周圍的土地被賣給了需要建築的人，賣得的九千磅黃金都被充軍需。羅馬並未再擴充新軍，而是等南部義大利戰端一結束，就派蘇拉領導的坎帕尼亞的軍隊遠赴亞洲作戰。斯特拉博領導的軍隊在義大利北部進展神速，從此我們也可以推斷，羅馬軍赴亞洲作戰也為時不遠。
第三輪戰役：佔領維努西亞西洛失利
羅馬紀元666年即前88年第三輪戰役開始，此次戰事完全有利於羅馬。斯特拉博掃平了存在於阿布魯奇的最後一支抵抗力量。在阿普利亞，科斯科尼烏斯的繼承者、努米底亞的征服者之子昆圖斯·梅特路斯·皮烏斯，和他的父親一樣，憑著自己的謹慎果敢與軍事才能，成功地攻下維努西亞，俘獲三千餘名士兵。在薩姆尼，西洛當然成功地重新奪回波維亞努姆（bovianum），但是他在一次戰爭中與羅馬將軍瑪莫庫斯·埃米利烏斯（mamercusaemilius）交鋒，結果羅馬獲勝，薩姆尼人棄六千餘名戰死士兵於沙場，更重要的是，西洛也是戰死者之一。薩姆尼人佔領的坎帕尼亞的一些小鎮，被烏拉強行奪走，現在諾拉也已陷落。羅馬將軍奧盧斯·加比尼烏斯（aulusgabinius）也深入盧卡尼亞，同樣獲益頗豐，但是後來他在一次偷襲敵軍大營時陣亡，叛軍首領蘭潘紐斯及其部下再一次輕而易舉地控制了盧卡諾-布魯提亞地區。潘紐斯甚至還試圖攻佔利基翁，但是被西西里省長蓋烏斯·諾爾巴努斯擊敗。儘管羅馬也偶有失利，但是從目前形勢來看，他們離成功幾乎是指日可待。諾拉陷落，薩姆尼投降，為亞洲戰事提供充足兵力也似乎並非難事，但是，此刻羅馬城內卻風起雲湧，讓幾近熄滅的叛亂之火又重新死灰復燃。
羅馬動亂贈與羅馬公民權及其侷限性馬略政治改革的繼發效應
羅馬陷入一片混亂。德魯蘇斯襲擊騎士法庭，繼而又被騎士階級拉下馬，緊接著又出現了瓦里安檢舉戰這樣的雙刃劍，這都無疑給貴族與資產階級以及溫和派與激進派之間埋下了嫌隙的種子。之前妥協派提議主動贈與羅馬公民權，半數以上的羅馬人也同意了，但是在做出讓步的同時，羅馬人也透露出與反對者一樣的固執和短見的嫉妒。此時的時局完全證明，妥協派的方法行不通。他們非但沒有給予所有的義大利民社以平等權，反而以另一種形式表達了對其的輕蔑。他們允許大部分的義大利人加入羅馬公民團，但是又給他們戴上侮辱性的標籤，新公民與老公民的關係就像自由人與被解放的奴隸的關係一樣。通過與拉丁特權的妥協，他們與波河和阿爾卑斯山之間的民社間的關係非但沒有緩和，反而激化了。最後他們拒絕給予後來重新投降的叛區羅馬公民權，而這些叛區佔據了義大利相當大的比例，且有很多不是末等公民。此外，之前由於叛亂作廢的合約，他們也沒有在法律上重新確立，而最多隻是作為恩惠，給了名義上的恢復。沒有表決權更引起了人們的不滿，因為當時已經有公眾議事會了，所以所謂的表決權在政治上看是荒謬的。政府所謂的關注選舉者的公正無私在每一個沒有偏見的人看來都只是荒謬可笑，但是所有這些限制都是有危險的，因為它們會讓煽動家抓住新公民與不能獲得公民權的義大利人之間的嫌隙來興風作浪，以牟私利。因此，頭腦清醒的貴族也和那些新公民以及被禁止加入公民團的義大利人一樣，認為羅馬的妥協不僅帶有偏見而且很勉強，而後他們也痛心於眾多優秀的同伴被瓦里安叛國罪審理委員會驅逐出去，驅逐之後很難被召回，因為他們不是被人民而是被陪審團定罪的：如果是由人民作出的判決，即使是有司法性質的，也可以通過二次審判很輕易被撤銷，但是如果讓人民撤銷陪審團作出的判決，大部分貴族還是覺得會很有風險的。所以無論是激進派還是妥協派都不滿現在的義大利危機。在老將馬略的心中卻又隱藏著更大的怒火，他曾滿腔熱血投入到義大利戰爭，最後又無奈返回，雖屢立戰功卻又頗遭屈辱，最後敵人對他由懼怕變為輕視，所以他的心中充滿了復仇之火，但最後他卻又自食其果。確實，他的處境和那些新公民與被排除在羅馬公民團之外的人一樣，既無能為力又尷尬笨拙，但是在煽動家眼中，他的大名卻仍然是一個有力的武器。
軍紀敗落
政治上的動亂很快就讓原本嚴明的軍紀變得混亂。這混亂的根源在於軍中無產階級的加入，在平復叛亂期間，軍中士氣低落，所以混亂尤為嚴重。混亂很快引起了整個軍部的鬆懈廢弛。在圍攻龐培時，蘇拉軍隊的指揮官，蓋利烏斯·帕斯圖密烏斯·亞比努斯（auluspostumiusalbinus）被其部下用亂石及棍棒打死，只因為他們以為他們的指揮官出賣了他們。當時的總指揮官蘇拉卻因為這些士兵作戰驍勇無畏而對其大加讚賞，進而對以上事件置之不理。這事件的始作俑者居然是當時的海軍陸戰隊，它一直以來都是最不被重視的部隊。很快，一支主要有城市平民組成的部隊也開始效仿。在蓋烏斯·提提烏斯這一位市井英雄的教唆下，這支部隊準備攻擊執政官卡託。卡託有幸逃過此劫，提提烏斯被捕但並未受到懲罰。之後不久卡託在一次戰役中陣亡，而他的部下特別是年輕的蓋烏斯·馬略，被指責為謀害他的兇手——不管這指證是否公正。
經濟危機阿瑟裡烏（asellio）被謀殺
伴隨政治軍事危機而來的是經濟危機——或者比之更甚——由於同盟者戰爭與亞洲戰爭的影響，危機開始波及到資本家。債務人甚至到期的利息都付不出來，被債權人一再催債，所以他們一方面懇求相關司法機關負責人、市執政官阿瑟裡烏，去爭取時間處理已有資產還清債務；另一方面又再一次搬出久棄不用的舊的高利貸法——舊法規定，債主放的高利貸一旦違反法律，應該四倍賠償債務人利息。阿瑟裡烏修改現行法律以適應舊法，以滿足債務人的利益，於是憤怒的債權人就在護民官盧西烏斯·卡西烏斯的帶領下聚集在論壇廣場，當這位執政官身穿祭祀長袍在康科德神廟（templeofconcord）前放置祭品的時候，將其攻擊並殺死——這樣的暴怒行為在當時（羅馬紀元665年即前89年）甚至都沒有得到調查。另一方面，據說債務人認為只有一種所謂的「新賬戶」，也就是在法律上正式取消債務人對債權人的債務關係，才能將其救出苦海。現在的時局成為階級之間的鬥爭，資產階級再一次聯合偏見頗深的貴族階級打擊、迫害受苦大眾和主張修訂嚴苛律法的中產階級，羅馬再一次陷入深淵，債權人也被深陷絕望的債務人拽入苦海。不過，從那時起，羅馬這座曾經文明的農業城市已經演變成一個矛盾重重的萬國之都，上至王室貴族，下至沒落乞丐，無一不是道德淪喪，所有的矛盾衝突正在逐步升級，愈演愈烈。同盟者戰爭進一步激化了市民之間的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一場新的變革呼之欲出。一個小小的事件就可以成為其導火線。
蘇爾皮基烏斯律法蘇爾皮基烏斯·魯弗斯
護民官普布利烏斯·蘇爾皮基烏斯·魯弗斯在羅馬紀元666年即前88年向市民建議：每一位資產超過兩千便士（82英鎊）的參議員，其在參議院的席位都應該被撤銷；被非公民陪審團定罪的公民應該被釋放回家；將所有新加入的公民分散在各個部落中，同時給予所有部落的所有自由人以選舉權這樣的提議出自此人之口真是有些讓人驚訝。普布利烏斯·蘇爾皮基烏斯·魯弗斯出生於羅馬紀元630年即前124年，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不是得益於他的出身、背景或財富，而是他舉世無雙的口才，其雄辯才能在當時無人能及。他的聲音寬厚洪亮，加上豐富的肢體語言使得他的演講富有戲劇性的魅力，演講時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即使不能說服聽眾，也能打動其心。在黨派立場上，他剛開始就站在參議院的一邊，第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就是在羅馬紀元659年即前95年彈劾被政府黨深惡痛絕的諾爾巴努斯。在保守黨中，他屬於克拉蘇和德魯蘇斯一派。當初他為何競選羅馬紀元666年即前88年的護民官，並因此失去了其貴族地位，我們不得而知。他和整個中產階級一樣，被保守黨當做革命派而加以迫害，但這似乎根本無法斷定他就是一個革命黨，而且當時他也絕非想按照蓋烏斯·格拉古的意願推翻當時的體制。看起來，他想當護民官的原因更可能是：作為克拉蘇與德魯蘇斯黨派中唯一能逃過瓦里安檢舉戰的有些聲望的人，他認為他有義務去完成德魯蘇斯的未竟事業，去最終掃清新加入的羅馬公民的現行障礙——因此他需要首先當選護民官。他在做護民官期間的所作所為也都沒有任何蠱惑人的傾向。例如他的一個同事試圖利用民法取消瓦里安法對陪審員的判決權，他就投票對此舉加以否決；當前執政官蓋烏斯·凱撒在繼羅馬執政官一職之後，為了掌控亞洲戰事（事後也確實被委此重任），又違法競選羅馬紀元667年即前87年的執政官，為此烏爾比基烏斯對凱撒的反對聲超過任何人。遵循德魯蘇斯的精神，他無論於己還是於人，都自始至終遵守憲法。在協調各方矛盾方面，他與德魯蘇斯一樣無能，他們也都不能以合乎法律的方式變革憲法。儘管這些改變本身是明智合理的，他們也都不能以友好溫和的方式獲得大多數舊公民的民心。他與尤利氏家族之間產生嫌隙——特別是其中的執政官尤利烏斯·凱撒，蓋烏斯的兄弟，在參議院中特別有實力——此外，他又與依附於該家族的貴族決裂，這些都足以讓這位易怒的人最後因為私人恩怨做出一些違背其初衷的事情。
該法律的傾向性
他提出的法律完全與他的個人特徵與其政黨傾向是一致的。他在法律中將新老公民的利益均衡化，這只是為了重申德魯蘇斯先前提出的有利於義大利人的提議。赦免被瓦里安陪審團定罪的人也無疑破壞了該陪審團的神聖不可侵犯性，此事也由蘇爾皮基烏斯親自幹預，但是在此事中最先受益的是提案人自己的政黨——溫和的保守派。我們也不難想象，這樣一個魯莽衝動的人在起初可能會表現得果敢堅決，但是在後來面對阻力挫折時，可能就會變得義憤填膺。那個禁止參議員負債的措施無疑就是由於統治階級的經濟窘境人盡皆知，才被提出的——統治階級只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這財政危機是由上一次經濟危機引起的。這固然讓人痛心，但就其本身而言，有利於貴族階級的利益，因為根據蘇爾皮基烏斯的提議，所有不能從個人債務中抽身的參議員都應退出元老會，若非如此，元老院中就會存在相當多負債累累的議員，他們必然會依附於那些資產豐厚的同僚，那樣元老院中就會興起一陣貪贓枉法之風，從而動搖其根基。同時，我們也不想否認如果魯弗斯沒有和統治階級之間產生嫌隙的話，他就不會大肆肅清整頓元老院。最後提案人提出這種有利於自由人的整頓，其初衷無疑是想控制市政，但是它本身卻並不與貴族憲制相沖突，也並非是毫無依據。因為自由人已經開始服軍役，那麼他們要求選舉權就無可厚非，因為選舉權一直都是與軍役息息相關。此外，公民議事會毫無用處，那麼其在政治上再加一股濁流對這個泥潭也不會有太大影響。自由人無論是在人身還是在財政方面都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統治階級，如果無限制地增加自由人，寡頭政治管理公眾議事會的難度是加大而絕非減小，如果使用得當，政府對選舉權的控制可能比以前更加自如。就像其他無產階級獲得的政治優惠一樣，此舉也必然與傾向於改革的貴族的初衷相沖突，但是就像糧食法之於德魯蘇斯一樣，此法於魯弗斯也是一種拉攏無產階級的措施。此外，如若魯弗斯之後又提出的真正有益的改革措施遭到反對，那麼他也可以借無產階級之手將其打壓。不難預見，他將要遇到的阻力將會很大：平定叛亂之後，心胸狹窄的貴族階級與資產階級都將會表現出叛亂出現之前就已存在的愚蠢的嫉妒；各黨派中的大多數都將會秘密地或公然地將之前在面對危險時做出的部分妥協稱之為不合時宜的屈服，而且也將會激烈地阻止進一步屈服。德魯蘇斯的例子充分說明僅僅依靠元老院的大多數去實施保守黨的改革有什麼後果。很明顯，那些與他政見一致的朋友的明智之舉應該是像煽動家那樣嘗試採取一些類似的改革以對抗大多數，因此魯弗斯也沒有費力以陪審團為誘餌去說服參議員。相反，他在自由民和武裝隨從人員中尋求支援，據其對手稱，他的支援者中有三千餘名僱傭軍以及六百名來自上層社會的反元老院的年輕人——他們與魯弗斯同時出現在街市以及論壇廣場。
政府的阻撓蘇拉的地位動搖
他的提議遭到了元老院大多數人的強烈反對。起初，元老院為了贏得時間，說服兩位反對煽動行為的執政官盧西烏斯·科尼利厄斯·蘇拉（luciuscorneliussulla）和昆圖斯·龐培·魯弗斯，去策劃一個盛大的宗教儀式，由此公民議事會就會暫停。蘇爾皮基烏斯對此作出的反應是引發一場猛烈的騷動，其中的受難者包括年輕的昆圖斯·龐培，他是一位執政官的兒子，又是另一位執政官的女婿，兩位執政官的生命也受到嚴重威脅——據說由於馬略敞開大門營救蘇拉才免此劫難。他們被迫屈服，蘇拉同意撤銷已經昭告天下的宗教儀式，蘇爾皮基烏斯的提議就這樣輕而易舉地通過了。這遠遠不能就此決定其命運。儘管首都的貴族可能承認了他們的失敗，但是自革命發軔以來，在義大利還有另一股不容小覷的力量，也就是總督斯特拉博與執政官蘇拉領導的兩支強勁的常勝部隊。斯特拉博的政治立場可能有些模糊，但是蘇拉雖然暫時不公開使用武力，卻與元老院的大多數甚為親密。不僅如此，他還在撤銷宗教儀式之後立即動身去了坎帕尼亞加入自己的軍隊。用棍棒去恐嚇沒有武裝的執政官或者是用軍隊的利劍去恐嚇毫無防禦的首都，其結果都是一樣的：蘇爾皮基烏斯認為他的對手將會以暴制暴，率其部下返回首都去推翻保守黨的煽動家及其法律。或許他錯了，蘇拉對米特拉達特斯戰爭的渴望不亞於他對首都政治煽動家的厭惡。考慮到他起初的漠不關心與無與倫比的冷漠態度，他不大可能會像蘇爾皮基烏斯想的那樣武力奪權，現在他正在圍攻諾拉，如果他收到命令，他會在攻下諾拉之後即刻前赴亞洲作戰，一刻都不會逗留。
馬略代替蘇拉被提名為總指揮官
儘管如此，為了防止發生兵變，蘇爾皮基烏斯剝奪了蘇拉的最高指揮權。為此他聯合仍然深受人民歡迎的馬略，想將亞洲戰事的總指揮權轉移給他，而且一旦他和蘇拉決裂，馬略憑其軍事地位和軍事能力也可以助他一臂之力。蘇爾皮基烏斯大概也沒有忽略在坎帕尼亞戰爭中重用馬略這位既無能力又報復心與野心並存的老人的危險。此外，只憑著一道人民法令就將這麼重要的軍事指揮權委託給別人也是不合禮法，但是正是因為馬略在政治上的無能才能保證他並不會對當時的體制造成威脅，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正如蘇爾皮基烏斯所料，蘇拉想要叛亂的話，那麼蘇爾皮基烏斯個人的處境將會非常危險，所以縱然有一些顧慮，他也是已經自顧不暇。況且，如若有誰任命這位昔日的英雄為傭軍隊長，他無不欣然領命；指揮亞洲戰事是他多年來的心願，而且也可能希望有機會與元老院的大多數了結舊日恩怨。根據蘇爾皮基烏斯的提議，蓋烏斯·馬略被人民法院授予最高軍事指揮權或者是總督一職，獲得了坎帕尼亞軍隊的指揮權，同時也負責指揮對米特拉達特斯的戰爭。兩位護民官被派遣至諾拉軍營，去接管蘇拉所統率的軍隊。
蘇拉被召回
蘇拉不是一位能聽從此類召喚的人。如果有誰配做亞洲戰事的總指揮，那麼此人非蘇拉摩屬。數年前，他就在此戰區指揮作戰，戰功頗豐；在平定義大利叛亂時，他的戰功無人能夠匹敵；在亞洲戰事爆發那一年，他作為羅馬執政官，按照慣例被授予此戰區的指揮權，此事也經過了那位與他交好並有姻親的同僚的完全贊同。如果我們真的期待他能夠依照羅馬的至尊公民法放棄他當時臨危受命獲得的軍事指揮權，把它轉交給一個軍事上和政治上的敵手，並且這位敵手將會用他的軍隊做出暴戾荒謬的行為，那麼我們一定是多慮了。蘇拉既不會處於好心去自願服從這種命令，也不會為了趨炎附勢去被迫而為之。他的部隊僅僅是一群只會忠心於其領導的僱傭軍，對政治完全漠不關心——這一部分是馬略發起的軍事體系改革的結果，另一部分原因是蘇拉領導的部隊只重視軍紀嚴明，卻忽略士兵道德管理。蘇拉本身嚴峻、冷酷、理智，在他眼中，至高羅馬公民只是一群烏合之眾，亞奎-綏克斯太（aquae-sextiae）的英雄也只是一個破產的騙子，羅馬實際上是一個沒有駐防、城牆幾為廢墟的城市，所以要攻下它遠比諾拉容易得多。
蘇拉進軍羅馬
基於以上考慮，他開始動身進軍羅馬。他召集他的軍隊——大約有六個軍團、三萬五千名士兵——解釋了來自羅馬的要求更換指揮官的命令，並提示說新的總指揮官所率領到達亞洲的部隊絕不會是現在的部隊，而是另一支新組成的部隊。級別高一點的軍官，性質上更傾向於是市民而非士兵，他們對此保持冷漠態度，其中只有一位跟隨蘇拉去了首都，但是士兵們根據以往經驗，認為亞洲戰事相對輕鬆而且有無盡的戰利品，所以他們聽到此訊息後，怒火中燒，來自羅馬的兩個護民官在頃刻間被撕成碎片，頓時呼聲四起，要求將軍帶他們去往羅馬。這位執政官即刻動身，途中與志向相投的同僚會合，齊頭並進，奔赴羅馬——完全不理會匆匆從羅馬趕來的企圖將其拿下的使者。突然間羅馬人就看到蘇拉的軍隊佔據了臺伯河橋、科林門以及埃斯奎林門，而後兩個軍團舉起軍旗，列陣行進，很快就經過了法律禁止發生戰事的神聖圍牆。這座城牆內部發生過更激烈的爭吵，也經歷過更重大的鬥爭，但是羅馬軍隊都沒有破壞過城市的神聖和平。現在此事卻發生了，而其導火線居然是究竟讓哪一位軍官負責指揮東方戰事。
攻下羅馬
蘇拉的軍隊一直攻到了埃斯奎林山，山上的炮彈和石塊如雨點一般落下，士兵們開始退縮，蘇拉親自舞動燃燒的火炬為士兵加油助威。士兵們用火箭開道，並揚言要放火燒房屋，這才開啟一條通道，退到埃斯奎林山的市場（距離聖瑪利亞-馬焦雷湖不遠）。馬略和蘇爾皮基烏斯匆忙召集軍隊在市場等候，他們憑藉兵力優勢成功擊退了第一批敵軍。增援部隊從各大入口湧入，蘇拉的另一支部隊已經準備好在斯巴魯的街上增加援軍，所以敵人的增援部隊也被擊退。在忒勒斯神廟，也就是在埃斯奎林山向論壇廣場傾斜的地方，馬略嘗試再一次進行抵抗，他懇請元老院、騎士階級以及所有的市民都前去抵抗敵軍。是他把他們從市民變為僱傭軍的，現在他只能是自作自受：因為他們不會聽從於政府而只服從於他們的將軍。他們甚至還對奴隸們許下還其自由的諾言，勸說他們入伍，可是最後應召的只有三人。現在領導們除了匆忙逃往仍未被佔領的關口之外，別無他法。短短的幾個小時之內，蘇拉就完全控制了羅馬。那天夜晚，整個羅馬的市場都瀰漫著蘇拉軍團的烽火。
第一次蘇拉復辟蘇爾皮基烏斯之死馬略出逃
民事恩怨第一次遭到軍事幹涉，很明顯，政治鬥爭已經到了非武力不能解決的地步，也說明恐嚇在刀劍面前毫無作用。保守黨首先使用武力，所以關於對最先使用武力的人的預言也在保守黨得到驗證。目前，保守黨大獲全勝，到處宣揚其勝利。自然，蘇爾皮基烏斯律法在法律上也實屬無效。普布利烏斯·蘇爾皮基烏斯在洛蘭圖姆（laurentum）被捕，而後被處死。他的頭顱被送至蘇拉處，蘇拉下令將其懸掛於論壇廣場示眾，而且就懸掛在不久前其曾經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的地方。其餘黨派人士也被追殺，甚至還有刺客企圖刺殺年邁的蓋烏斯·馬略。儘管在這位老將光輝榮耀的一生中有許多汙點，但是他現在又一次成為了韋爾切利的勝利者，因為在人民眼中，他是一位正在逃命的拯救民族的英雄，所以整個義大利都密切關注著他那驚心動魄的逃亡。在奧斯蒂亞，他已經登上一艘客船準備前往阿非利加，但是由於逆風再加上缺少食物，他被迫停在奇爾切奧海岬（circeianpromontory），漫無目的地流浪。由於沒有侍從，也不敢輕易相信他人，這位頭髮灰白的前執政官經常食不果腹，最後徒步跋涉到加里利諾河（minturnae）河口，到了附近的一個羅馬殖民地——民圖奈（minturnae）。當時追兵就在馬略眼前，他歷盡艱難才逃到岸邊，一艘商船將他救起，遠離了追兵，但是由於水手過於膽怯，又復將馬略丟到岸上，馬略只能沿岸悄悄潛行。他躲藏在民圖奈的一塊鹽沼地中，雖然當時泥沼已經及腰且他的頭也被蘆葦覆蓋，但是追兵還是發現了他，之後他被送至民圖奈的市當局。他被投入監獄，當局派一個辛布里的奴隸前去將其處死，然而馬略昔日曾征服過辛布里，這位日耳曼人劊子手面對這位昔日征服者犀利的目光時，不禁心驚膽戰。馬略高聲叱問他如何膽敢殺馬略將軍，他頓時嚇得魂飛魄散，手中的斧頭也落在地上。當人們聽說此事之後，民圖奈的行政官很是愧疚，他認為馬略征服過的奴隸都能對他有敬畏之心，那麼被其解放的市民更應該對其有所敬畏，於是他們解開了他的枷鎖，送他小船一艘、金銀數兩，把他送到了埃那裡亞（伊斯基亞）。除了蘇爾皮基烏斯之外，被降罪的人都在這一帶海域相遇。他們在厄律克斯（eryx）以及迦太基舊址登陸，但是西西里島和阿非利加的羅馬行政官又把他們趕走了。因此他們又逃往努米底亞，在那裡廢棄的沙丘上找到避難之所，並得以過冬。他們寄希望於耶姆普薩爾二世，但是他只是假裝想與他們聯合，護其安全，後來就又派人來捉拿他們。逃兵千辛萬苦逃脫了他的裝甲部隊，最後在突尼西亞海岸的一個叫凱爾基納（cercina）的小島上得以短暫停歇。我們不知道蘇拉後來是否會慶幸自己當初沒有殺掉辛布里的英雄，但是我們知道民圖奈的那位行政官似乎沒有受到任何懲罰。
蘇拉立法
為了剷除當下時弊，預防未來動亂，蘇拉提議施行了一系列新的法規。對於處於窘境的負債人，沒有新的政策提出，只是強制推行了最高利率法，此外他還下令設立一些殖民地。經過長期的同盟者戰爭以及一系列的檢舉案，元老院元氣大傷，所以新加入了三百名新議員。新加入的成員自然都是以貴族的利益最大化為前提。最後在選舉模式以及立法權方面也有了重大變化：舊的塞爾維昂選舉法規定，在百人議會選舉中，擁有資產在十萬賽斯特斯（sesterces）（也就是一千英鎊）或以上的人為一等公民，他們幾乎擁有將近一半的選票，後來羅馬紀元513年（即前241年）通過新法削減了一等公民的選票優勢，但是現在之前的塞爾維昂選舉法又重新被啟用。
實際上這是一種為了選舉執政官、副執政官和監察官而設的選舉制度，它將非富人階級排除在選舉體制之外。護民官的立法創制權被限制，自此之後，所有由他們提出的提案都應該先交由元老會，通過後才能向人民提出。
蘇爾皮基烏斯提出的律法目標是針對執政官蘇拉的，所以有一些特殊的性質，但是蘇拉後來又成了護憲派的堅強後盾。蘇拉竟然完全沒有徵求市民或者陪審員的同意，擅自處死了12位重要人士，包括當政的地方行政官和那個時代最有名的將軍，並且公然宣佈他們的罪行。這嚴重褻瀆了法律的莊嚴與神聖，於是甚至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強烈譴責，例如昆圖斯·斯凱沃拉（quintusscaevola）。他也貿然推翻已經延續一個半世紀的選舉法，繼而重新啟用早已廢棄的選舉法。他實際上是剝奪了地方行政官以及公民議事會的立法權，並將其轉移到另一機關。這一機關之前除了提供建議外，並未有過任何形式的立法權。從沒有過任何一個民主黨人像他這樣以如此暴虐的形式行使過司法權，也沒有人像他這樣，作為一個保守派的改革者，如此莽撞大膽地擾亂並且改變憲法的根基。如果研究一下改革的內容而非形式的話，我們就會有迥然不同的結論。任何革命都需要有些犧牲，在羅馬更是如此，他們就會或多或少地藉助司法的形式去彌補自己曾經戰敗的過失，就像他們的失敗是一場罪過一樣。回憶起當年格拉古兄弟和薩託寧失敗以後，其戰勝方掀起的層出不窮的檢舉案，那麼在埃斯奎林山市場上的戰勝者所表現出來的公正和相對溫和更加讓人稱讚，原因有二：其一，他毫不避諱地說戰爭本該如此，並稱戰敗者為法律不容的罪人；其二，他將受害者的人數降至最低，並且至少沒有對次等人民發起過攻擊。
同樣，在政治上也表現得較為溫和。所謂立法上的革新——這是最重要也是涉及範圍最廣的——實際上只是力求憲法文字與憲法精神的一致。按照羅馬現行立法制度，任何執政官、副執政官或者護民官都可以向公民提出任何決議，然後無需討論就可以付諸表決，這從一開始就是不合理的，而且隨著公民議事會的日益無作為，這樣的不合理日益更甚。這個制度之所以被使用是因為元老院早先就享有審議權而且還能夠定期否決任何提議，如果有提議沒有經過元老院審議，元老院便會用政治的或宗教的方式加以否決。革命打破了這些界限，所以那個荒謬的制度的弊端就開始顯現出來：任何一個暴躁的流氓無賴都可以用合乎法律的方式把國家顛覆。元老院的立法權一直以來都是間接發生效力的，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什麼比正式承認元老院的立法權更合理，更必要，更符合保守主義風格的呢？之前的憲制全部是基於此，甚至羅馬紀元513年即前241年的改革也只是限制了富人階級的特權。自那之後發生了一次巨大的財政革命，這也可能就是後來選民範圍擴大的原因。於是新的財閥進一步修訂了憲法，僅僅是為了忠於憲法的精神，但是同時他們又採用最溫和的措施嘗試阻止非法購買選票以及與此相聯絡的一些其他可恥的勾當。最後，有利於債務人的法規以及恢復殖民地的方案明確證明了蘇拉雖然不大讚成蘇爾皮基烏斯激進的提議，然而他還是像蘇爾皮基烏斯、德魯蘇斯以及所有有遠見的貴族一樣，是贊成實質性的改革。我們也不能忽略的一個事實是：這些措施都是他在勝利之後推出的，而且完全是出於自己的意願。基於此種考慮，蘇拉同意保留格拉古憲制的基本體制，既沒有廢除騎士法庭也沒有降低糧食贈與額，我們可以推斷蘇拉在羅馬紀元666年即前88年的方案實質上是堅持維持蓋烏斯·格拉古死後的現狀的：一方面，他只是應時代要求，改變了一些現已對政府造成威脅的原有法規；另一方面，他也嘗試憑一己之力修復時弊，但是前提是在不觸動社會最深層次的弊病下。對形式主義的蔑視、對內在價值的珍視、清晰公正的認知、難能可貴的目標，都貫穿於這次立法改革的始終。它也有一些輕率和膚淺的弊端：他們天真地以為規定最高利息率就可以拯救混亂的借貸關係，還以為元老院的預先審議在預防未來的煽動之風上，會比他們擁有投票選和宗教特權要有用得多。
秦納與斯特拉博面臨新糾紛蘇拉動身去往亞洲
實際上保守黨很快就愁雲慘淡。亞洲的局勢每況愈下。蘇爾皮基烏斯革命導致羅馬軍隊赴亞洲的日期延期，國家現在形勢危急，所以現在軍隊赴亞洲的日期已經不能再做耽擱。同時，蘇拉也希望做好保障工作，防止義大利的寡頭政治受到新一輪的攻擊，這保障一方面來自於按照新選舉法推選出來的執政官，另一方面來自於當時為了鎮壓義大利叛軍餘黨時所僱傭的軍隊。在選舉執政官的公民會議中，被選出來的執政官並非是蘇拉的理想人選，而是盧西烏斯·科尼利厄斯·秦納（luciuscorneliuscinna），一個最堅決的反對黨人，和格涅烏斯·屋大維一樣，是一個十足的貴族派人。我們可以推斷，這一定是資產階級在操控，因為他們想以此報復利率法的提出人。儘管這次選舉的結果不盡人意，但是蘇拉還是接受了，而且發言說很高興市民們能夠充分利用他們合乎憲法的自由選舉權。兩位執政官都宣誓會效忠於現有憲法，蘇拉見此，也甚是欣慰。軍隊中最重要的是北方軍，因為那裡大部分的坎帕尼亞部隊要去亞洲。蘇拉讓人民議會通過決議，將他對北方軍的指揮權轉移給他忠心的同僚昆圖斯·魯弗斯，又重新召回之前的將軍格涅烏斯·斯特拉博，在召回的過程中最大程度地照顧到了斯特拉博的感情，因為斯特拉博屬於騎士階級，而他在蘇爾皮基烏斯叛亂中的消極態度在貴族中引起了不小的恐慌。魯弗斯來到軍中代替斯特拉博的位置成為總指揮官，但是不久之後他被士兵殺死，斯特拉博又重回軍中，重新擔任他幾乎想放棄的總指揮職位。他被認為是刺殺魯弗斯的幕後指使。誠然在此事上他是存在嫌疑，因為此事對他有利，而且眾所周知他對行兇者只是採取了口頭懲罰。魯弗斯死後，斯特拉博又成為總指揮官，這對蘇拉又是一個新的嚴重的威脅，但是他又沒有辦法去剝奪斯特拉博的指揮權。很快，他的執政官任期一到，他就發現自己身處窘境，一方面他的繼任者秦納催促他去往亞洲，儘管那裡也確實需要他；另一方面，他又被新的護民官拉到人民法院去接受審問。即使最愚蠢的人也能看到，他和他的政黨很快就面臨一場新的攻擊，而且他的對手都希望他離開。蘇拉要麼與秦納或者斯特拉博決裂而後再一次進軍羅馬，要麼遠離義大利諸多爭端，前往一個新的大陸。最後蘇拉決定選擇後者——無論是出於愛國還是出於冷漠，我們都不得而知。他將薩姆尼的軍隊交給了他信任且有經驗計程車兵昆圖斯·梅特路斯·皮烏斯（quintusmetelluspius），由他代替蘇拉在南部義大利擔任總司令之職，又把圍攻諾拉的任務交給了地方長官阿比烏斯·克勞狄烏斯（appiusclaudius）。
這些數字來源於羅馬紀元639年即前115年和羅馬紀元684年即前70年的調查資料。在羅馬紀元639年即前115年可以服兵役的人是三十九萬四千三百三十六人，在羅馬紀元684年即前70年，這個資料是九十一萬（據弗雷貢說，科林頓及其同伴錯誤地認為這些是羅馬紀元668年即前86年的資料）。羅馬紀元639年即前115年和羅馬紀元684年即前70年之間的資料我們知之甚少，原因是因為當時普查時全國正處在革命的危機之中——據埃羅尼姆斯的統計，羅馬紀元668年即前86年的調查資料為四十六萬三千人。在羅馬紀元639年—684年即前115—前70年，義大利的人口不可能會增加，甚至蘇拉所分配的土地也只能填補戰爭帶來的空缺，但是最後卻多了整整五十萬能服兵役的人，這肯定是因為這個時期羅馬吸納了很多盟邦的人成為羅馬公民。在這戰亂的日子中，義大利的人口可能只會減少不會增加；能服兵役的人口數量若少了十萬，那也不算過分。在同盟者戰爭中，公民與非公民的比例是2:3。
誓言的內容而今猶在，大致內容是：「我面向朱庇特神、維斯塔神、戰神、太陽神、大地神以及羅馬的神聖建立者以及後任偉人們，鄭重發誓：德魯蘇斯的敵人就是我的敵人，德魯蘇斯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將竭心盡力，為德魯蘇斯以及同發此誓的同仁謀福利，就算丟掉自己或家人的性命，都在所不惜。如我有幸能因德魯蘇斯的法律成為羅馬公民，我必視羅馬為母國，視德魯蘇斯為恩人。我將盡我所能，引領城內公民發下此誓，若我履行誓言，請賜予我福報，若背叛此誓，請降災難於我。」我們引用這條誓言的時候，最好謹慎一些，因為這條誓言的出處不是在菲利普反對德魯蘇斯的演講中，就是在後來出現的與此次羅馬動亂相關的刑事訴訟檔案中；甚至，如果後面一種假設成立，這條誓言到底是被告在遭遇審訊時供出來的，還是其他人用來誣陷他們的，尚未可知。
現在我們手中僅有的資料大部分來自狄奧多羅斯（diodorus）以及斯特拉博，但是即使現在資料如此稀缺，這種情形也相當朋顯，例如斯特拉博朋確提議由公民團選舉官吏。有人說義大利的元老院故意與羅馬元老院在形式以及權力上有所不同，但是這並沒有得到證實。當然，在組織的初期，人們必然希望各個叛亂的城市能有一個統一的代表，但未有資料記載，說元老院依然由各個民社授權。元老院負責擬定憲法，這樣的使命與憲法由官吏公佈、由人民大會核准的做法是相通的。
從在阿斯庫倫城發現的子彈來看，斯特拉博的軍中也有很多的高盧人。
羅馬紀元676年即前78年5月22日，羅馬元老院下令褒獎卡利斯托（carystus）、克拉佐美納伊（clazomenae）以及米利都（miletus）的三位希臘船長，因為他們自義大利戰爭開始（羅元紀元664年即前90年）以來就一直忠心耿耿。現在這道褒獎令仍在。根據門農（memnon）的記載，事實也是如此。他說兩艘三槳座戰船奉命由黑海的赫拉克勒亞（heraclea）出發赴往義大利戰爭，十一年後，滿載戰利品而歸。
由阿斯庫倫城的子彈來看，尤其是子彈上面的第十五軍團的字樣，都可以說朋阿庇安（appian）的說法並非誇大其詞。
朱利安法一定是在羅馬紀元664年即前90年末的最後一個月通過，因為在這一年的宜人季節凱撒尚在戰場；按照護民官常規的建議，普勞提安（plautian）法也大約在護民官上任以後即刻通過，大約是在羅馬紀元664年即前90年12月或羅馬紀元665年即前89年1月。
在阿斯庫倫城還發現一些子彈，上面刻有投放子彈的軍團番號，有時是一些詛咒「逃跑的奴隸」的話（從這可以知道這子彈是羅馬人投放的）或者是其他字樣，如「打倒皮森特人」或「打倒龐培」——前一種是羅馬人投放的子彈，後一種是義大利人投放的。
刻有歐斯干（oscan）文safinim和util的錢幣一定是屬於這個時期的；因為只要叛黨依然使用「義大利」字樣，那麼任何一個部落都不可能是主權國，從而不能按自己的名義鑄造貨幣。
按照羅馬法律，「降人」（dediticii）指的是依附羅馬但是未獲允許可以結盟的人。他們不僅可以保住性命，擁有自由和財產，還可以擁有自己的憲法組織民社。「無公民權的人」（nulliuscertaecivitatiscives）指的是按照法律虛文與「降人」居於同等地位的自由人。即使如此，按照羅馬法律所有的投降的都應該是無條件的，這樣一來，「降人」在羅馬是沒有權利的，一切給予或者默許他們的權利都是對他們的恩惠，而且可以隨時撤回。所以現在或以後無論羅馬對「降人」訂立什麼法律都不能說是侵犯了他們的權利。只有等簽訂了同盟條約，他們的無權利狀態才可以結束。因此「投降」與「聯盟」在憲法上是相互對立的名詞。按照谷憲法，除了一些在漢尼拔戰爭中喪失條約的幾個民社之外，義大利沒有「降人」。羅馬紀元664—665年即前90—前89年的普勞提安法中所謂的「降人」仍包括全部義大利人。羅馬紀元667年即前87年獲得公民權的「降人」按理是不僅侷限於布魯提亞人（bruttii）人和皮森特人（picentes），我們可以判定，一切放下武器而且沒有依照普勞提烏斯-帕皮裡烏斯法獲得公民權的人，都可以享受「降人」的待遇。這條約也會因為他們的背叛而被取消，他們投降以後，也沒有續訂該條約。
羅馬紀元666年即前88年的執政官蘇拉以及魯弗斯的「十二分之一法」（lexunciaria）對此事是如何規定的，我們無從知曉，但我們不難根據羅馬紀元397年即前357年的法律來推測，所以當時法律所允許的最高利率，在十個月為一年時是本金的十二分之一，在十二個月為一年時是本金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