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們在法律上毫無辦法，只好默許這位多管閒事的立法者的做法，但他們一定會對他進行報復，這一點毫不掩飾。昆圖斯·龐培公開宣佈：他一定會在格拉古卸任當天對他進行彈劾，不過這還遠算不上最嚴重的危險。格拉古有理由相信，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每次到論壇廣場都要帶上三千到四千名隨從，這種做法更遭到了元老院的尖刻批評，即使並不反對這場改革的梅特路斯對此也不甚滿意。總之，如果格拉古曾經認為，通過《土地法》就實現了自己的目標，那他現在深刻明白，這才僅僅是個開始。「人民」應該對他心存感激，但是如果他除了人民的感激外沒有別的保護措施，如果他不再是人民不可缺少的人，如果他不提出更全面的建議讓人民對他產生新的興趣，抱有新的希望，那麼他必定不能自保。就在這時，根據佩爾加蒙末代國王的遺囑，阿塔利王國的土地和財富都落入了羅馬的手中。格拉古向人民建議，佩爾加蒙王朝的財富應分配給新的地產主，以置買必須的工具和牲畜，並以此證明（當然，這有違於常規），公民有權決定新省的事務。據說他還擬定了其他一些更受歡迎的措施，比如縮短兵役時間、擴大上訴權、廢除元老單獨作為陪審團的特權，甚至接納羅馬盟國人民為羅馬公民等。他的計劃實施到了什麼程度無法確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格拉古發現，唯一能保證他安全的就是讓公民選舉他第二年繼續任職。這是違反法律的，但是為了做到這一點，他進行了進一步的改革。如果他第一次冒險是為了拯救祖國，現在他為了自己的安全，不得不做出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

他懇求再次競選保民官

各部落聚會以選舉下年的保民官時，第一組投了格拉古，可是反對派很快佔了優勢對此進行否決，至少此次聚會是沒有達到目標，他們決定推遲到第二天進行選舉。為了這一天格拉古採取了所有手段，不管合不合法。他穿戴喪服出現在公眾面前，向他們託孤。料想此次選舉還會再次被否決，他預先採取措施，用武力把貴族的信徒從朱庇特神廟前面的聚會中驅逐出去。第二天的選舉開始了，投票人數比前一天下降，否決派又佔了上風，於是衝突爆發。公民被驅散，選舉聚會就此結束，朱庇特神廟被關閉。城裡不斷有謠傳說，提比略罷免了所有的保民官，決心不通過再次競選繼續就任其職。

格拉古之死

朱庇特神廟關閉後，元老院眾人在忠誠神廟聚會。當他的死對頭進行演講時，在混亂之中，提比略手指額頭，向群眾表示他有生命危險，可是被人認為他在召集人們給他戴上王冠。貴族們要求執政官斯卡埃沃拉把這個賣國賊立刻處死，可是斯卡埃沃拉是個性情溫和的人，且本身並不反對改革，就憤慨地拒絕了這個無理而野蠻的要求。執政官普布利烏斯·西庇阿·納西卡是一個嚴厲而暴躁的貴族，他把那些持有同樣意見的貴族召集在一起，抄起武器，追趕提比略。當天幾乎沒有農村人進城選舉，城裡人看到這些世家子弟眼冒怒火，手持棍棒、椅子腿等衝向前去，都膽怯地放棄了。格拉古帶著幾名隨從試圖逃跑，可是在途中，他摔倒在卡庇托爾山上，被一個暴怒的追蹤者一棒打在太陽穴上（普布利烏斯·撒圖雷烏斯和盧修斯·魯弗斯之後為了這個不義之名還爭得不可開交），死在忠義神廟七王雕像的前面。此外還有三百人被殺，卻沒有一個為鐵器所傷。晚上到來時，他們的屍體都被扔進了臺伯河。蓋烏斯請求歸還哥哥的屍體進行埋葬，被拒絕了。羅馬人還從未見過這樣的場面。第一次社會危機中，黨派之爭持續了一百多年，都沒有發生過這種災難，而第二次危機現在才剛剛開始。大部分貴族對此事都不寒而慄，但他們無法退縮。他們要麼把忠誠的黨羽交給憤怒的人民群眾，要麼就共同擔負起謀殺的責任，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出路。他們選擇了後者。他們正式宣佈說格拉古確實圖謀竊取王位，並用阿哈拉的原始先例證明此次謀殺當屬正義。事實上，他們甚至組成了一個由普布利烏斯·波皮裡烏斯領導的委員會，進一步調查格拉古的同犯，對一大批無足輕重的人士進行血腥迫害，目的是給謀殺格拉古的事件蓋上一個合法的印章。群眾宣稱要向納西卡復仇（他至少有勇氣公開承認自己的作為併為自己辯護），貴族們編造了冠冕堂皇的藉口，把他派去了亞洲。在他出國不久，就任命他為大祭司。在這件事上，即使是溫和派也沒有背棄自己的同僚。蓋烏斯·萊利烏斯甚至參與了對格拉古黨羽的調查；曾試圖阻止這次謀殺的普布利烏斯·斯卡埃沃拉，之後也在元老院為此事進行辯護；西庇阿·埃米利亞努斯從西班牙歸來後，被當眾詢問他是否贊成自己的妹夫被殺，他的回答至少是模稜兩可的：「如果提比略確實圖謀王位，那他確實該殺。」

公地問題弊端出現

我們在此公平評價一下前面這些重大問題。成立一個正式委員會，利用國家所能支配的全部土地，分配給小地產主，阻止農民階級日益減少這個危險現象的發生。毫無疑問這並不是一個健康的經濟制度，不過在當時的政治和社會條件下，這是一種適宜的做法。公地的分配，並不是一個政治黨派問題，即便是分到最後一塊草場，也不會改變現有法律，不會動搖貴族對政府的控制。所以很難說觸動了某些人的權利。從名義上講，國家是公地的主人，一般來說暫時的佔有者不能擁有真正的所有權，在例外情況下，他即使宣稱自己有所有權，也要依照法律規定，不得違反法律。分配公地並不是廢除財產權，而是行使財產權，所有法學家都認為這具有正式的合法性，但是要試圖實施國家的合法權利，在政治上並不一定能保證既不違反法律，又不侵犯別人的權利。如果一個地產主突然開始堅決維護法律上屬於他但實際上很久沒有使用的權利，通常會引起人們的反對，同樣格拉古的法律也遭到同樣甚至更強烈的非難。不可否認，這些公地被貴族們世代佔有，時間甚至長達三百餘年，國家對土地的所有權，從本質講，比私人所有權更容易喪失。就這些土地而言，國家的所有權早已蕩然無存，現在的所有者大都通過購買或其他合法途徑獲得，早已具有私人的性質。不管法學家怎麼說，對於實幹家來說，這種方式無非就是為了農業無產階級的利益，剝奪大地產者的土地所有權。加圖時代的政治家如何對待他們時代的類似事件，清楚表明了他們具有同樣的意見。羅馬紀元543年即前211年，加普亞及附近地區的土地被化為公地，但在此後的連綿戰火中，大部分都變成了私人財產。在第6世紀，由於不同的原因，尤其是由於加圖的影響，政府管理嚴格，公民決定收回坎帕尼亞地區的土地，重新出租，以充實國庫。他們對土地的所有權也是以佔有為基礎的，這種佔有不是由於受到邀請，最多是得到了默許，而且這種佔有一般都不超過一代人，但是市政官普布利烏斯·倫圖魯斯仍在元老院的命令下給他們支付了一筆賠償費。新分土地為可以繼承的租借性質，不可轉讓，這樣的做法讓人更容易接受，但仍不無危險。羅馬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關於自由買賣的原則非常寬容。現在他們嚴格限制農民以固定的方式經營自己的一點田地，而且政府的分地還規定了取消權，並且與此相連還有一系列的限制措施，這都與羅馬法律的精神完全相悖。

必須承認，對塞穆普羅尼烏斯土地法的反對不可輕視，但這沒有任何決定意義。這樣剝奪大地產者對土地的佔有權當然是一種錯誤，但是義大利農民階級的衰落卻是一件更大的弊端，甚至會直接毀滅整個國家，而分配土地是唯一一項能抑制這種弊端的措施。因此我們能夠理解，即使是保守黨中最著名最愛國的人士，比如蓋烏斯·萊利烏斯和西庇阿·埃米利亞努斯對於分地也表示贊成和同意。

公民所面臨的公地問題

如果說羅馬大部分明智之士都認為提比略·格拉古分地的目標有益而正當，可是另一方面，他採取的方法，卻沒有一個著名的愛國人士表示贊同。此時的羅馬主要由元老院所控制，任何人採取的措施如果遭到元老院大多數的反對，那就無異於挑起一場革命。格拉古把公地問題交給人民解決，這本身就是一場違背憲法精神的革命：他以不合法的形式罷免了自己的同僚，還用不倫不類的詭辯為此事辯護，不僅在當時而且永遠破壞了保民官的否決權，這一點又違反了法律條文，因為否決權是國家機器的矯正器，通過它元老院可以從本質上消除對其統治的干涉。格拉古的行為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錯誤還不在此。在歷史上，叛國罪沒有固定的標準。任何一個人都可以鼓動一方勢力反對另一方勢力。他就是一個革命家，同時也可能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格拉古革命的一個主要缺點就在於一個經常被忽略的事實——當時公民大會的性質。斯普利烏斯土地法與提比略·格拉古的土地法內容及目標都大致相同，但是二人採取的方式完全不同，正如羅馬公民團今昔的差別一樣大。羅馬昔日的公民團能與拉丁人和赫爾尼西人共享沃爾西人的戰利品，現在的羅馬人卻把亞洲和非洲許多國家變成自己的行省。前者是一個城市社群，他們能自由聚會共同行動，後者卻是一個強國，要把所有屬國都組織起來，參加一個統一的大會，並由該大會做出最後決定，那這個決定只能是又可憐又可笑。古代政治的主要缺點就在於，它從未從城市形式充分進化為國家的形式，也就是說，未從全體大會進化到議會制的形式，所以，在這裡，這種惡果就表現出來了。如果英國的最高會議不是派代表參加，而是所有選民都聚集在國會——大家為各種利益各種情感驅使，亂糟糟一團，根本不可能產生任何結果，那麼羅馬的最高會議就是這個樣子。這種最高會議根本不能縱觀事情全域性，不能形成自己的決定，而且一般情況下，在這種大會里，都有成百上千個市民被隨便從街上拉過來代表公民進行投票表決。公民們一般都認為，他們在部落大會和百夫會里的代表與在區會里的三十名代表一樣，都足以代表他們的利益。區會的法令對於他們來說只是官吏召集代表們開會的命令，同樣，部落大會和百夫會的法令實質上也只是一些官吏的法令，並得到了善於附和的人的認可。在這些選舉大會里，公民大會對於資格問題遠不夠認真，大體上只要是公民就能參加。在更流行的人民大會里，只要具有人形的動物都可以參加並盡力吶喊，不管他們是埃及人還是猶太人，是流浪者還是奴隸。這樣的聚會在法律上肯定沒有什麼意義，既不能投票也不能制定法令，但實際上，這種大會統治了全部街道，而當時的羅馬，街上人民的意見也具有很強大的力量。所以，這群烏合之眾對於你的演講是報以沉默還是狂呼，他們是掌聲雷動、歡欣鼓舞還是噓聲一片、趕你下臺，對於一個演說家都具有一定意義。沒有幾個人敢於像西庇阿·埃米利亞努斯一樣對公眾端起架子，他對於妹夫的死亡有些言辭遭到了一片噓聲，這時他說：「如果義大利不是你的母親，而是你的後母，那你們最好住口！」可是群眾的憤怒更加強烈了，他又說道：「難道你們以為我會害怕那些奴隸解放出來嗎？是我把他們用鏈子鎖起來送到奴隸市場去的。」

公民大會這種腐敗的機器居然被用於選舉和立法，這本身就夠糟糕的，而這些群眾（主要是公民大會，還有人民大會的）又被允許干預行政，並且元老院防止他們進行干預的法律也被踩在腳下。所謂的公民團也被允許頒佈法令處理公地及其他一些國庫物品。在當時的情況下，任何人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能夠控制街道幾個小時，那麼他的力量就足夠在人民的意志上蓋上法律的印記。到了這時，羅馬人就不是獲得了完全自由，相反他們是馬上就要失去完全自由，因為羅馬面臨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君主專制。因此，前一段時期，加圖及那些和他觀點相同的人士並沒有在公民大會討論這個問題，只是在元老院單獨談論過幾次。也是因此，格拉古的同時代人，比如西庇阿一派的人都認為，羅馬紀元522年即前232年的弗萊明土地法是踏入致命事業的第一步，也是羅馬由強盛走入衰落的開始。還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才同意殺死這個分配公地的始作俑者，並希望他的慘死能夠阻止將來的效仿者，但同時他們仍然宣佈耕地分配法有效並竭力實施，這充分說明羅馬當時的情形有多麼可悲——那些愛國志士被迫成了偽君子，一方面拋棄那個罪魁禍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保留其惡果。最後還是因為如此，格拉古的反對者聲稱其謀求專制，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並不算錯，他自己可能並沒有這樣的念頭，但這隻能是一種新的指責，也並不能算是一種辯護。當時的貴族政府腐敗至此，如果有公民能夠取而代之，可能對這個國家更加有利。

結果

提比略·格拉古並非如此膽大妄為，他只是一個相當能幹的保守派愛國者，做事完全是為了國家。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堅信自己是在號召人民，結果卻喚醒了一群烏合之眾。他已手抓王冠，自己卻一無所知，結果在無情的局勢下，他不可避免地成了一個鼓動家，一位無可奈何的暴君。他全家人出任這種職務，干預國家財政，在絕望的情況下，不得不繼續進行「改革」。他出入有隨從陪伴，在街上引發衝突，這都讓這位可悲的人越來越清楚地暴露出自己的面目，直至最後，革命的勁頭衝破約束，吞噬了這位無能為力的改革家。那樁臭名昭著的謀殺案，不僅造成了他的死亡，也造成了反對派貴族的沒落。經常用來讚美提比略·格拉古的英雄殉道主義，其實並不準確。與他同時代的明智之士對此都有不同看法。當此次災難傳來時，西庇阿·埃米利亞努斯即引用了荷馬的這句詩詞：「任何人做出這樣的事，最終必得這樣的死。」

當提比略的弟弟還想繼續他的事業時，他母親寫信說道：「我們家的瘋狂就沒有盡頭了嗎？什麼時候才結束呢？國家混亂至此，都是我們的錯，我們不該慚愧嗎？」這話並非出自一個憂慮的母親，而是一位迦太基征服者的女兒。她經歷過比死去兒子更加慘痛的不幸，深知其中的痛苦。

羅馬紀元537年即前217年，在義大利戰爭期間，限制執政官選舉的法律被廢止，一直到羅馬紀元551年即前203年。羅馬紀元546年即前208年馬塞勒斯死後，執政官再次進行選舉僅在羅馬紀元547即前207年、羅馬紀元554年即前200年、羅馬紀元560即前194年、羅馬紀元579年即前175年、羅馬紀元585年即前169年、羅馬紀元586年即前168年、羅馬紀元591年即前163年、羅馬紀元596年即前158年、羅馬紀元599年即前155年、羅馬紀元602即前152年等這些年份發生，並沒有羅馬紀元401—410年即前353—前344年間頻繁。毫無疑問，馬庫斯·馬塞勒斯於羅馬紀元588即前166年和羅馬紀元599年即前155年分別擔任執政官，後來於羅馬紀元602年即前152年再次當選，當時是什麼情況我們並不知道，但是這件事導致了禁止執政官再次參加競選的法律產生。這個提議肯定是羅馬紀元605年即前149年提出的，而且得到了加圖的支援。

這些貴族同時還擁有騎士百人團的特權，此時必須放棄。

我們前面在「全面影響」一章中講過。

據說那時候人們就認為當地的人們特別適合當奴隸，因為他們具有無與倫比的韌性。

農莊的奴隸需要生產橄欖油、釀酒、餵養牛羊，這是當時經濟的基礎。

他們主要從事牧場上各種勞作。

是指迦太基在非洲的領地上。

「幹苦力的地方」（ergastulum）這個詞就是希臘和羅馬語的混合詞，這表朋這種管理方式是由使用希臘語的地方傳到羅馬的，而且當時希臘文化還沒有充分發展。

人口數量也大幅度減少。

即反對亞利斯托尼庫斯的戰爭。

這裡指李錫尼-賽克斯提亞法。

書名為《資本及其在迦太基的力量》。

這裡是指羅馬公地數量增多對壯大農民階級的影響。

這裡指公地。

這裡指永久刑事委員會。

這裡指法律所規定的該職位的權利。

這裡指格拉古反對革命、建立君主制的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