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古時代之前的羅馬政府

皮德納戰役之後，羅馬國家整整幾十年都異常平靜，偶爾一點小波瀾也不會影響大局。其統治範圍遠達三大洲，勢力不斷擴大，聲名遠播重洋。義大利是所有人矚目的地方，世界各地的人才和財富都源源不斷流入羅馬，似乎和平繁榮和享受生活的黃金時期只能從這裡開始。這個時期的東方人中流傳著關於西方偉大共和國的傳說：「遠近的王國全部臣服，聽到這個名字的人都渾身戰慄，但它誠心對待友邦和屬國人民。沒有人覬覦王冠，沒有人身穿紫衣耀武揚威，他們對於自己選作最高長官的人畢恭畢敬，從未有過嫉妒之心或者有絲毫不協調的地方，這就是羅馬的榮耀。」

頹勢不斷擴散

遠看羅馬的確如此，但就近細看，羅馬卻呈現出不同的面目。貴族政府正不遺餘力地毀掉自己辛苦工作的成果。當然，我們的意思並不是說被征服者坎尼的子孫與勝利者扎馬的子孫與各自的祖先完全不同，其實，變化如此顯著的並不是元老院的元老，而是時代。由少數財力雄厚、政治顯赫的古老家族掌管政府，在危難時刻，他們就會展現出無可比擬的韌性及英勇的自我犧牲精神，而在和平時期，他們就會變得目光短淺、自私自利、翫忽職守——其實這二者本質上都來自於世襲制和同僚制。這種病態制度存在已久，但它還需要合適的條件才能生長。因此，加圖的問題就具有很深的含義：「羅馬在世上無所畏懼的時候，它的未來會怎麼樣呢？」現在就到了這個時候。它曾經害怕的鄰居現在都滅亡了，而那些生長在舊制度下、經歷過嚴酷的漢尼拔戰爭的人，只要一息尚存就依舊發出呼聲的人，死神已經一個一個召去了，甚至最後一個人——老兵加圖——的聲音也永遠不會在元老院或者討論會上響起。年輕一代掌握了政權，可是對於那個愛國老將的問題，他們的政策給出的答案卻讓人遺憾。在他們的統治下，屬國臣民和對外政策究竟如何，我們前面已經講過。在內部事務上，他們更是放任事態發展。如果我們認為內政不僅僅是處理眼下雜務，那就可以說這個時期的羅馬沒有政府。政府官員主要的思想似乎就是維護他們篡奪來的特權，如果可能的話，再擴大這種特權。國家沒有權利選擇最合適最能幹的人充任最高長官，但是那個圈子裡所有的人天生就有擔任最高長官的權利，而且同階級的競爭和下層階級的侵犯都不會影響這種權利。因此這個黨派約定，對重新競選執政官加以限制，並極力排除「新人」，這也是他們最重要的政治目標，事實上，他們確實於羅馬紀元603年即前151年通過法律對前者加以限制，使政府裡充滿了無能的貴族。毫無疑問，即使政府在對外關係上無所作為也與貴族排斥普通人、不信任本階級成員的政策有關。平民要想成為貴族，成就功業是他們的途徑，所以要想阻止平民進入貴族階層，最有把握的辦法就是不給他們機會建功立業。對於現存的無能政府來說，即使是征服了敘利亞和埃及的人在這裡也無法施展手腳。

不允許元老選舉騎士百人團對元老在刑事委員會中的永久權利的限制嘗試改革公共選舉

當然，這個時期並非沒有反抗，而且反抗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得了成效。行政司法有所改善。對於行省長官的行政裁判權，通常由元老院自己行使，但在某些情況下，也由特別使臣團行使，但無論哪種情況，這種行政裁判權都不太恰當。羅馬紀元605年即前149年，在盧修斯·卡爾普爾尼烏斯·皮索的提議下，成立了一個常任元老院使臣團，對公民控告羅馬官員進行勒索的案件進行司法審理。這是一個創新，對羅馬社會的公共生活具有重大影響。此外，人們還努力把公民大會從貴族的優勢影響中解放出來。羅馬民主政治的靈丹妙藥就是在公民大會進行秘密投票，羅馬紀元615年即前139年，因為官員選舉，秘密投票在《加比尼法》中首次實行；羅馬紀元617年即前137年因為民眾法庭，秘密投票在《卡西安法》中實施，最後在羅馬紀元623年即前131年為了對立法建議進行投票，秘密投票在《帕皮裡法》中實施。同樣，此後不久，一道人民法令命令元老在進入元老院時應交出公共馬匹，放棄他們在選舉騎士百人團中的特權。這些措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選舉人，使之不受貴族統治階級的支配，對於提出這些建議的人來說，這可算是國家再生的第一步。事實上，對於羅馬社會法律制度缺乏自由的現象來說，這些措施沒有帶來一點改善，相反，它們只是讓這種缺乏自由的現象更加明顯，與此有關或者無關的人都能看見。同樣無用但更加明顯的是，元老院把公民聚會的場所從元老院下面的會場轉移到弗洛廣場，以此表明正式承認公民的獨立和自治。人民這種形式上的自治與實際制度之間的衝突，大部分只是一種表象。各黨派的口號四處流傳，可是真正需要解決實際問題時，卻不見這些黨派的蹤跡。在七世紀的整整一百年間，每年一度的民事官員選舉，尤其是執政官和大法官的選舉，是當時一個長期的問題，同時也是政治的焦點，但是隻有在很少情況下，不同候選人才會代表不同的政治主張。通常情況下，這個問題只是人的問題。贊成凱西利氏的人多還是贊成科尼利氏的人多，根本無關大局。羅馬社會缺少那種超越所有黨派生活並能補償黨派生活所有缺陷的活動，比如人民大眾為爭取某個有利目標而進行的自由而普遍的活動，羅馬人民忍受所有這些缺陷，僅僅為了得到統治階級各利益階層權利遊戲帶來的一點好處。

羅馬貴族很容易通過財務官或保民官等職務進入仕途，但要做到執政官或大法官一職，則需要多年的努力不可。做官的好處很多，可是真正值得擁有的則很少。正如一位羅馬詩人所說，「競爭對手們就如在賽馬場上，起初很寬，可是越到盡頭越窄」。這些官職是一種榮耀，而那些具有軍事、政治或法律才能的人就是爭奪這頂花冠的競賽者，這固然無可厚非，但是現在的貴族幾乎已經同化，這就使競爭失去了意義，只留下許多的壞處。上層社會家庭的年輕人全都湧入政壇，很少有例外，他們草率且尚未成熟的政治抱負促使他們尋找別的辦法去升官發財，比為公眾謀福利更為有效。

謀取公共職位的首要條件如今變成了權貴親屬，因此，他們的仕途就開始於權勢家族的前廳，不像以前的官員，仕途開始於軍營。現在逐漸出現了一批有教養的門客，一大早就來到保護人的府上侍候，並公然伴隨他出入公共場合，而這在以前都是由僕人或者隨從所做的。人民大眾也是一個尊貴的主人，需要得到相應的尊重。他們開始要求未來的執政官應當承認街頭每一位衣衫襤褸的遊民都是自己的主人，以表示尊重。每個候選人在巡迴演講時，都應招呼每一位選民的名字，並跟他們握手，而那些上流社會人士也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種不體面的要求。真正的候選人不僅在宮中進行阿諛奉承，在街上也是如此，得到公眾認可的方式就是譁眾取寵、縱容他們或者以雅俗共賞的方式跟他們客氣。當然他們也利用煽動或鼓勵群眾進行改革的方式來獲得公眾的關注和贊成，但他們針對的不是事，而是人，而且攻擊得越厲害，效果就越好。那些乳臭未乾的年輕貴族通常就以加圖自居，用自己幼稚的口才以及遠未成熟的愛國熱忱進入公共生活，或者宣稱自己是國家的律師，如果可能的話，對那些地位很高但不受人歡迎的人進行攻擊，這都成了當時的風俗。關於刑事司法和政治警察的嚴肅制度竟然成了這些人求官的工具，羅馬人竟也聽之任之。籌辦公共娛樂活動，或者更糟糕的，承諾舉辦這樣的活動早已成了就任執政官一職的先決條件，就如這是一條法律一樣。選民的投票可以直接用金錢購買，這一點在羅馬紀元595年即前159年的禁止令中有明確規定。

不過貴族統治階級不斷討好人民大眾導致的最惡劣的結果可能就是，這樣的諂媚討好與政府和被統治者所處的地位不相協調。政府因此由人民的福音變成了一種詛咒。在緊急時刻，他們不敢為了國家的利益，冒險去處理公民的財產和生命。他們給公民撇下一種危險的念頭，就是他們從法律上免除了繳納直接稅的義務，即便是貸款式的直接稅——自從與玻爾修斯的戰爭之後，這個國家就沒有徵收過貸款式的直接稅。他們寧肯讓軍隊日漸衰落，也不願逼迫公民到海外服役。有一些軍隊長官試圖按照嚴格的法律規定進行徵兵，他們的結果如何，我們前面已經講述。

貴族黨和平民黨

這個時期的羅馬，既有退化的寡頭政治，又有尚未充分發展但已腐化不堪的民主政治，這兩種禍害相互交織，孕育著可怕的後果。他們黨派的名字在這個時期才始見於史書，根據名字可以知道，貴族黨希望實現上流社會的願望，平民黨希望實現普通民眾的願望，但事實上在當時的羅馬，既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貴族，也沒有能夠決定自己命運的民眾。兩黨所爭奪的無非是鏡中花水中月，而且他們籠絡的人才也只是些狂熱分子和偽君子而已。兩黨同樣政治腐敗，同樣毫無價值。他們都同樣滿足於現狀，因為他們都沒有什麼可以改變現狀的政治理想，更不用說政治計劃了，因此可以說，兩黨在步調上完全一致，手段和目的也全都相同，黨派的改變只是改變了政治策略，而不是政治主張。如果貴族黨真能引進世襲輪流制而不實行公民選舉制，或者平民黨真能建立一個人民做主的政府，這毫無疑問是國家的幸事，但七世紀初的貴族黨和平民黨相互依賴嚴重，他們不會做出兩敗俱傷的事情。他們不僅不能消滅對方，而且，即使能夠，他們也不願這麼做。同時，整個國家在政治上和道德上也越來越腐敗，正在逐步走向解體。

社會危機

羅馬革命的危機不僅僅來自於無聊的黨派之爭，更多是來自於經濟和社會關係。正如對其他事情一樣，羅馬政府對經濟和社會關係也同樣放任自流，因此那些病態的因素久經發酵，此時就毫無障礙地以可怕的速度和力量走向成熟。從很早開始，羅馬經濟就建立在兩個因素的基礎上——小農階級的農業和資產階級的金錢，這兩種因素相互需求且常有分歧。後者與大規模擁有土地緊密相聯，向農民階級開戰已有幾百年，看樣子不消滅農民階級，並最終消滅整個國家，戰爭絕不停止。可是由於羅馬在戰爭中已取勝，獲得了大量的國外土地，所以國內的戰爭未見勝負便告終。上面我們說過，在這個時期的羅馬，貴族與平民之間的對立又尖銳起來，只是名稱不同而已。兩個階級的財產嚴重不均，為資本家再次進攻農業做了充分準備。當然他們使用的方法與之前不同。之前，毀滅小農階級的是貸款，貸款把他們實際上變成了債主的管家，現在摧毀他們的是海外競爭，尤其是奴隸生產的糧食與他們進行的競爭。資本家們學會了與時俱進。他們的資本在攻擊勞動力或者是人的自由時，會嚴格依照法律規定，他們不再以不名譽的形式把自由人變成奴隸，而是付出一定的價錢去合法購買奴隸。根據時代要求，以前的高利貸者搖身一變成了辛勤的種植園主，但二者最終的結果完全相同——他們都造成了義大利農民階級的消亡。大種植園起初在某些行省，後來在整個義大利都逐漸代替了小農階級。當時流行的做法就是在義大利的種植園飼養牲畜、生產橄欖油和葡萄酒，最後，逐漸以奴隸勞作代替了自由勞工。同樣，當時的顯貴比一般貴族更危險，因為顯貴不像一般貴族一樣，由於制度變化就可能失去貴族身份，所以這種新資本勢力比第四、第五世紀的資本勢力更危險，因為即便法制有所變化也不會影響他們。

奴隸制及其後果

在我們講述勞資雙方的第二次重大沖突之前，必須先講述一下奴隸制的性質和規模。我們現在所講的不是那種舊的農村奴隸制，那種奴隸制基本上沒什麼害處，農民會與奴隸共同耕作，如果農民擁有土地過多，自己耕種不完，便讓奴隸單獨管理一份田產，這時，奴隸就是一個管家，或者就是一個租戶，每年繳納一定數量的農產品。不用說，這種關係在各個歷史時期都存在過，比如在帝國時期，這在科姆周圍地區是一種流行作法，但只限於一些享有特權的地區或者人性化管理的地區。我們現在所說的是大規模的奴隸制，就跟以前的迦太基一樣，羅馬的這種制度也起源於資本帶來的優勢。早期，從戰爭中抓到的俘虜和世襲的奴隸就足夠奴隸的來源，但現在的奴隸制就跟美國的奴隸制一樣，完全建立在有計劃地捕捉奴隸的基礎上，因為人們使用奴隸時根本不顧及他們的生命和繁殖，奴隸的數量在不斷減少，即使能夠帶來新鮮奴隸的戰爭也不足以補充奴隸的數量。凡是有獵物可以捕捉的地方都無一倖免於難，即使在羅馬，可憐的自由平民被當成奴隸使用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不過當時的黑奴產地卻在西亞，克里特和西里西亞的海盜是專業捕捉和買賣奴隸的人，他們在敘利亞和希臘海岸進行搶劫。和他們一樣，羅馬的包稅商也在這裡的屬國進行搶劫，並把劫來的人數充作奴隸。事情最終發展到這樣的程度，約羅馬紀元650年即前104年，比提尼亞國王宣稱自己無法招到足夠的兵員，因為所有的勞動力都被羅馬的包稅商抓到了國外。在提洛島的奴隸市場上，小亞細亞的奴隸販子把他們的貨物兜售給義大利投機商，每天早上都有多達1萬個奴隸上岸，不到傍晚就全部售空。這就說明當時奴隸交易的數目多麼巨大，而且供不應求。不過這也不足為奇。我們在講到羅馬紀元6世紀的羅馬經濟時就已經說過，羅馬經濟也和當時的一切大事一樣，都建立在奴隸制的基礎之上。無論在哪個方面的投機事業都是如此，毫無例外就是把人當成牲畜來使用。各種行業大部分都由奴隸在做，利潤卻落到了奴隸主的手裡。低階稅務的徵收也由社團租用的奴隸辦理。此外，奴隸還要從事挖礦、製造瀝青等其他工作。把大量奴隸送往西班牙礦場，這很早就是一種流行做法。那裡的監工很樂意接受他們，並支付高額報酬。義大利莊園裡生產的葡萄酒和橄欖油並非由莊園的人們自己勞作，而是承包給奴隸主。放牧牛羊的事情也都交給了奴隸。我們在上文就曾經提到義大利莊園裡經常騎馬的武裝牧民奴隸，不久，這種畜牧業也成了羅馬投機商所喜歡的一種目標。比如達爾馬提亞剛被征服，羅馬資本家就按照義大利人的方式，在那裡從事大規模的畜牧業。從各方面來講，種植園裡奴隸們的情況更加糟糕——奴隸們身背烙印、足戴鐐銬，白天在監工的監督下勞作，晚上被鎖在位於地下的牢房裡。這種種植園制度從東方傳到迦太基，又由迦太基人傳到西西里，可能因為這個原因，這種制度在西西里比羅馬其他地方都發展得更早、更充分。在萊昂蒂尼地區約有3萬猶格耕地，檢察官把它們當作羅馬公地出租。格拉古時代後幾十年間，土地只租給了不到八十四人，每人平均三百六十猶格，而這些人中只有一個是萊昂蒂尼人，剩餘的全是外國人，大部分都是羅馬的投機商。由此看出，羅馬投機商正熱心地沿著前人腳步，利用西西里人的牛馬和西西里人的奴隸，在這個美麗的海島上開設牧場和種植園，謀得大量利潤。不過此時在義大利還沒有這種殘忍的奴隸制種植業。儘管伊特魯里亞是義大利種植園制度產生最早的地方，而且此後在那裡持續了至少四十年，現在雖然很可能存在著勞工監獄，然而這個時期的義大利農業還是主要由自由人進行耕作，至少是不戴枷鎖的奴隸，而那些更大的工作則通常出租給承包商。有一件事清楚表明義大利和西西里奴隸制的不同之處：馬默丁社群的奴隸是按照羅馬人的方式生活的，在羅馬紀元619—622年即前135—前132年的西西里奴隸暴亂中，馬默丁地區的奴隸是唯一沒有參與的。

奴隸是所有無產階級中最悲慘的一群人，如果你進行深入研究，就會發現他們每時每刻都處於痛苦和悲慘生活的深淵中。與羅馬奴隸遭受的苦難相比，所有黑人奴隸的痛苦加起來也只能算是滄海之一粟。不過在這裡我們關心的不是奴隸們遭受的痛苦，而是奴隸制給羅馬國家帶來的災難以及政府面臨這些災難採取了什麼措施。很明顯，這種無產階級不是政府造成的，也不是政府所能解決的問題。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只能採用比治病更糟糕的方法。奴隸無產階級對國家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造成威脅，而政府的職責就是利用嚴格的警察制度，避免損害國家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另一方面，政府應儘量採取措施限制無產階級，提倡自由勞工。我們且看一下羅馬貴族是如何解決這兩個問題的。

奴隸暴亂西西里第一項奴隸法

奴隸反抗和奴隸暴亂到處都有，這就可以看出各地警察的工作做得如何。在義大利，混亂的局面是漢尼拔戰爭可怕的後遺症之一，現在似乎又捲土重來了。突然之間，羅馬政府就不得不在都城抓捕一百五十名奴隸，在民圖爾納抓捕四百五十名，在西努斯甚至抓捕四千名。可以想象，各行省的情況更加糟糕。在提洛島的奴隸市場和阿提卡的銀礦，不得不用武力將同時爆發的奴隸暴亂鎮壓下去。小亞細亞發生的反對亞利斯托尼庫斯及其「太陽城公民」的鬥爭實質上就是地主對反叛奴隸的鎮壓，但情況更糟的當屬西西里——種植園制度最早產生的地方。那裡劫匪盛行，早就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尤其是西西里內部，後來這種情況逐漸發展成為暴亂。恩那地區一個富裕的種植園主達摩費魯斯，他在本國都城進行的商業投資，足以與義大利的投機商進行競爭。他遭到憤怒的農莊奴隸的攻擊並被殺死。接著，這群野蠻人又衝進恩那城，進行更大規模的反抗。其他奴隸也群起響應，反抗自己的主人，把他們殺死或者把他們變成奴隸，並推舉一位來自敘利亞阿帕米亞的江湖騙子為這支已經強大起來的軍隊的首領。這個江湖騙子會吐火，並能預知未來，之前是一個奴隸，名為尤努斯，現在成了軍隊的首領，號稱「敘利亞國王安條克」。這有何不可呢？幾年前，另一位敘利亞奴隸甚至還不會預言任何東西，就戴上了塞琉古王朝的王冠。希臘奴隸阿凱夫斯是新國王英勇的將軍。軍隊橫掃全島，不僅遠近的野蠻牧民蜂擁而至，加入他的隊伍，就連那些素來對農場主並無好感的自由勞工也與這些奴隸叛軍聯合起來。在西西里·科里昂的另外一個地區，一個在本國就是一個亡命之徒的西里西亞奴隸，也在此影響下揭竿而起，佔領了阿格里真託。後來這兩個首領達成一致，在戰鬥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勝利，最後終於成功擊敗執政官盧修斯·希普塞烏斯率領的軍隊（其中大部分都是西西里的民兵），並佔領他的營地。通過這種方式，全島都落入了叛軍之手。根據最低估計，其軍隊能參加戰鬥的人數也達到七萬人。羅馬人連續三年都不得不派遣執政官和軍隊到西西里，最後，經過幾次勝負未定的戰役甚至幾次失敗之後，執政官奪回了陶爾米納和恩那地區，叛軍失敗。叛軍中一些堅決的人退守恩那城，他們自知不可能得到解救或者原諒，想以這個牢不可破的城堡為據點頑抗到底。執政官盧修斯·卡爾普尼烏斯·皮索和普布利烏斯·盧皮裡烏斯駐軍於城下兩年，最終收復城市，不過他們依靠的並不是武力，更多是因為饑荒。

羅馬元老院及其在義大利和各行省的官員所領導的警察制度對於秩序的維護，結果就是如此。要解決無產階級帶來的問題，僅靠政府的權力和智慧是不夠的，相反，運用警察的力量進行鎮壓對任何一個大國都相對容易。如果無產大眾對人民的威脅就像虎狼豺豹對人民的威脅一樣，那將是國家的幸事，只有膽小如鼠之輩或者借群眾無知的恐懼來牟利的人才會預言，公民秩序會在奴隸的反抗或無產階級的叛亂中滅亡。即便是鎮壓奴隸叛亂這麼容易的工作，羅馬政府也力不從心。雖然現在國家太平，又享有無窮無盡的資源。這就是國家衰弱的表現，但表現出來的還不止衰落這一點。根據法律，羅馬政府應保證公共道路的安全，抓住的盜賊如果是奴隸，就應處以絞刑，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如果不進行恐怖統治，奴隸制就無法實行。在這一時期的西西里，道路很不太平時，政府會時不時進行一次遠征，這一點毫無疑問，但是為了討好那些義大利莊園主，被抓住的強盜一般都交給他們的主人自己處置。那些莊園主都是些吝嗇之徒，如果他們的牧民奴隸要衣服穿，回答就是一頓皮鞭，然後質問他們：「難道經過這裡的遊客都是光著身子的嗎？」這樣縱容的結果就是，鎮壓奴隸叛亂之後，執政官普布利烏斯·盧皮裡烏斯下令將所有的俘虜——據說有兩萬人——全部釘在十字架上。莊園主想要節約也不可能。

義大利農民

政府出於對自由勞工的關心，對奴隸無產階級進行限制，這都表明勝利成果更難得，也更豐富。不幸的是，在這方面，政府一件事都沒有做。在第一次社會危機時，就有法律規定莊園主應僱用和奴隸數量一致的自由勞工。現在在政府的建議下，一本關於農業的布匿專著被譯成了拉丁語，毫無疑問這是以迦太基的方式對莊園體系進行指導的書籍，以供義大利投機家使用。這也是羅馬元老院鼓勵文學創作的第一例，也是唯一一例。這樣的趨勢也同樣表現在更為重要的事情中，或者更準確地說，表現在對羅馬非常重要的問題——殖民地問題中。

無需特別的智慧，大家只需要回憶一下羅馬第一次社會危機的情景就會發現，對於農業無產階級的困境，唯一一個真正的解決辦法就是廣泛而嚴格的移民政策，對此，羅馬的對外關係提供了絕佳的機會。事實上，直到羅馬紀元6世紀末，義大利小地產者都在不斷減少，但是不斷有新的農莊分配給地主，所以二者相互抵消。當然，政府對這些事情的處理並沒有做到應該並且可以做到的程度，不僅私人世代佔有的領地沒有召回，而且他們還可以佔有更多從戰敗國新奪來的土地。對於其他重要的土地比如加普亞地區，並沒有被某人佔領，但是也沒有進行分配，而是作為可享收益權的公地進行出租。然而分配田地還是讓人民受益多多，不僅給缺田者帶來福音，更是給所有人都帶來了希望。但是自從盧那城建立之後，除了羅馬紀元597年即前157年奧克西姆的皮森尼殖民地外，很久都沒有分地的事情發生。理由很簡單：自從征服波伊和阿普安尼之後，除了貧瘠的利古里亞山谷外，義大利就沒有得到什麼新土地，所以除了租出去的或者被人佔領的公地外，就沒有什麼土地可以分配了。可以想象，要動用這些土地，貴族們一定不會同意，跟三百年前的情況完全相同。要分配義大利境外獲得的土地，政治上也不允許。義大利是主國，義大利和各行省之間的分界線不可打破。除非政府同意不去考慮那些高瞻遠矚的政策，或者放棄他們階級的利益，否則的話，他們只能坐視義大利農民階級日益滅亡，別無他法。於是這樣的事情也確實發生了：資本家便繼續從小地產者手裡購買土地，如果對方不同意，那就不用購買，直接搶走。可以想象，在這種情況下，解決問題的辦法就不會很友好了。他們經常採用的辦法就是趁小地產者在田間勞作時，把他的妻兒逐出家園，然後以「既成事實」的理論讓他屈服。同時，莊園主繼續僱傭奴隸而不用自由勞工，因為前者不會像自由勞工一樣會被召去服兵役，結果，自由勞工的日子越來越悽慘，最終落到和奴隸一樣的地步。此外，莊園主們還以低廉的價格出售西西里奴隸生產的糧食，試圖把義大利糧食逐出都城市場，從而拉低整個半島上糧食的價格。在伊特魯里亞，本國貴族與羅馬資本家相勾結，早在羅馬紀元620年即前134年就把事情做到了這種地步——整個國家沒有一個自由農民。在資本市場上你可以這樣說，動物都有自己的巢穴，但是自由公民卻只有空氣和陽光，那些自稱為世界主人的人，在整個世界上卻沒有一塊土地是屬於自己的。羅馬市民的人口普查冊對此提供了證明。從漢尼拔戰爭結束到羅馬紀元595年即前159年，公民的數量穩步上升，原因就是不斷補充相當數量的土地，但到了羅馬紀元595年即前159年，人口普查表上只有三十二萬八千名公民能夠參軍打仗，人口在不斷下降，羅馬紀元600年即前154年只有三十二萬四千人；到了羅馬紀元607年即前147年，則只有三十二萬二千人，到了羅馬紀元623年即前131年，就只有三十一萬九千人能服兵役了。這個結果已經非常驚人了，因為這個時期國內外都沒有發生戰爭。如果事情照著這個速度發展，公民團將會只包括莊園主與奴隸了，羅馬最終也會像帕提亞一樣，需要到奴隸市場上去購買兵丁。

改革思想西庇阿·埃米利亞努斯

進入7世紀以後，羅馬當時的內部情況和外部環境就是如此。目之所及，到處都是腐敗和衰退。每一位心懷善意的明智之士都會不由自主想到一個問題：這種情況究竟有沒有補救的可能？羅馬就有很多這樣的人士，但是沒有一個人比普布利烏斯·科尼里奧斯·西庇阿·埃米利亞努斯·阿芙裡坎努斯更致力於進行政治和經濟改革這項宏大的工作。他是艾米里烏斯·保盧斯最喜歡的兒子，也是老西庇阿的幹孫子。他光輝的姓氏阿芙裡坎努斯不僅僅是繼承來的，更重要的是他的一種個人權利。和父親一樣，他是個性情溫和的人，非常健康，從不生病，對於需要立即採取行動的事情從不猶豫。即使年輕時期，那些政治新手們耍弄的手段他也從不屑於參與，比如到某位顯耀元老的家裡侍奉，或者就某個法律問題進行滔滔雄辯。另一方面，他非常喜歡打獵。十七歲時，他跟隨父親出征對抗玻爾修斯，表現優異。作為回報，他要求可以隨意在馬其頓國王的鹿苑裡打獵，當時鹿苑已經四年無人問津了。此外，他還喜歡在閒暇時候進行科學研究、閱讀書籍。在父親的教導下，他很早就接受真正希臘文化的薰陶，因此超脫於當時流行的半希臘式的無聊文化。他能恰到好處地辨別希臘文化的好壞，又有貴族的雍容舉止，所以這位羅馬人在東方的王宮裡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甚至連喜歡嘲笑羅馬人的亞歷山大人都對他刮目相看。他非常希臘化，說話時微妙的嘲諷口氣和純粹的拉丁口音都表明了這一點。儘管嚴格來說，他不算是一個作家，不過他也跟加圖一樣，經常會撰寫一些政治演說稿。他的演說稿和他乾姐姐——格拉古兄弟母親的文字一樣受到後世文學家的重視，被奉為散文精品。此外，他還喜歡和一些好的希臘及羅馬文人一起相聚。和這些平民團體相聚無疑引起了很多元老院同僚的疑心，而這些同僚們唯一齣色的地方就是他們的出身。這是個信仰堅定、值得信賴的人，對待無論敵友他都言而有信。他不大興土木，不搞投機，生活非常簡單。在金錢問題上他公正無私，令人尊敬，同時又仁慈慷慨，相對於當時人們的重商精神，他的行為頗顯獨特。他是個能幹計程車兵和軍官，從非洲戰場上載譽而歸，而這種花環只授予那些無視自身安危從險境中救人性命的英雄。在這場戰爭中，開始時他只是一個小軍官，戰爭結束時他已經是全軍統帥了。他沒有合適的機會，沒有遇到真正困難的工作，去施展自己作為將軍的才能。西庇阿和他父親一樣，不是什麼天才，他對嚴肅計程車兵和穩重的作家色諾芬有一種特別的偏好喜歡就證明了這一點。他非常誠懇真實，正是適合進行社會改革，遏制初期腐敗的人才。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沒有試圖進行此種改革，誠然，在有機會又有能力時，他確實對於防止和糾正腐敗做出了成就，並對司法工作的改善做了很大努力。主要在他的幫助下，盧修斯·卡西烏斯——很有能力的羅馬人，嚴厲而正直——才能夠不顧貴族黨的堅決反對，將自己的投票法付諸實施。該法規定無記名投票來選舉在刑事司法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熱門司法人員。同樣，雖然他並不願參加對童子進行的彈劾，但在他成年時期，確實把幾個罪行嚴重的貴族拉到法院受審。此外，在迦太基和努曼迪亞指揮戰爭時，是他把婦女和僧侶們逐出軍營，並讓那些烏合之眾再次受到紀律的約束。羅馬紀元612年即前142年做審查官時，他嚴肅批評了貴族子弟的紈絝習慣，並以誠懇的語言勸告這些年輕人學習祖先的好習慣。但是大家尤其是他自己都清楚知道：司法管理偶爾一次嚴格的干預，對於整個社會的弊病來說甚至算不上初步的治療，因此對於這些痼疾，西庇阿沒有動手。

蓋烏斯·萊伊利烏斯，西庇阿的忘年交、政治導師和知心好友，打算提出一個建議，把義大利尚未分配、只是暫時被佔有的公地分配出去，救濟那些日漸衰落的義大利農民。他看到自己的提議會面臨什麼樣的暴風驟雨，退縮了，因此被後世稱為「明智」。西庇阿也認為如此。他很清楚當時社會的弊端根深蒂固，然而還是以一種令人尊敬的勇氣無情攻擊這種弊端，完全不徇私情，自己也冒著極大的危險。同時他也很清楚，這個國家只有通過革命才能革除這些弊端，就像第四、第五世紀因為改革問題爆發的衝突一樣，而且，無論對錯，他認為這種治療方法比病症更糟糕。就這樣，他和為數不多的朋友們就成了貴族和平民黨的中間派。貴族們因為他支援卡西烏斯法，永遠都不能原諒他；平民黨人對他永遠都不滿意，他也不願取悅他們。他活著時孤立無援，死後卻得到兩黨的讚美，有時是貴族的擁護者，有時又是改革的發起人。到他那時為止，監察官在卸任時，總是祈求神靈賜予國家更大的權力、更大的榮耀，而監察官西庇阿卻祈禱神靈能保佑這個國家。他這句痛苦的祈禱表明了自己對國家深深的擔心。

提比略·格拉古

這位曾經兩次領導羅馬軍隊由危機走向勝利的人都失望了，但是還有一位毫無建樹的青年人膽敢聲稱自己是義大利的救世主。這位青年就是提比略·塞穆普羅尼烏斯·格拉古（羅馬紀元591—621即前163—前133年）。他父親與其同名（曾於羅馬紀元577年即前177年，羅馬紀元591年即前163年擔任執政官，羅馬紀元585年即前169年擔任監察官），是一名羅馬貴族的真正模範：他組織的市政官賽會富麗奢華，肯定是建立在屬國的財力之上，元老院曾對此進行了嚴厲而正當的批評；西庇阿氏與其有仇，但他們不幸被控時，他又出面干涉，這表明他具有俠義心腸，當然也可能是出於對同階級人的尊重；擔任監察官期間，他對解放奴隸採取了很多積極行動，這足見他的保守性格；作為埃布羅省的省長，他的英勇尤其是他的正直為國家作出了永久的貢獻，同時也贏得了屬國人民的尊敬和愛戴，在他們心中立下了永久的豐碑。提比略的母親柯妮麗婭是扎馬征服者的女兒。由於那次寬宏大量的調停，他父親被自己的前對手挑選為女婿。柯妮麗婭本人也非常高雅，遠近聞名。她年老的丈夫死後，她拒絕了埃及國王的求婚，獨自撫養三個孩子，以此紀念她的丈夫和父親。提比略是兩個兒子中大的一個，心地善良，品德高尚，性格溫和，外表一點都不像是一個能夠鼓動群眾的演說家。從親屬關係和政治觀點來看，他屬於西庇阿一派，他與兄弟姐妹們全都通曉拉丁文化及本地文化。西庇阿·埃米利亞努斯既是他的表兄弟，也是他姐姐的丈夫。在他的帶領下，提比略十八歲就參加了迦太基的戰役，而且他的英勇也讓自己脫穎而出，並獲得了那位嚴厲的將軍的稱讚。他們那一派人流行的觀點就是：官吏腐敗嚴重，義大利農民的地位應當提高，而提比略作為一名精力充沛、態度嚴謹的能幹年輕人，很自然地接納了這些觀點，並將它們發揚光大。萊利烏斯不敢實施自己的改革，不僅不明智，而且有些懦弱，這也不僅僅是年輕人的看法了。阿皮烏斯·克勞狄烏斯曾於羅馬紀元611年即前143年擔任執政官、於羅馬紀元618年即前136年擔任監察官，是元老院最受尊重的人之一，他就以克勞狄烏斯家族所特有的激烈批評西庇阿一派人這麼快就放棄了分配公地的計劃，並且因為他在競選監察官時曾與西庇阿·埃米利亞努斯發生過沖突，所以批評得更加猛烈。普布利烏斯·克拉蘇斯·穆奇安努斯，當時的大祭司長也表達過同樣的觀點。無論作為普通人還是律師，他都得到了元老院及市民的普遍尊敬。即使他的哥哥普布利烏斯·穆奇烏斯·斯卡埃沃拉，羅馬法理學的奠基人，好像也不反對這個改革計劃，而且哥哥的話語更具權威性，因為他不屑參加那些黨派之爭。抱有同樣觀點的還有昆圖斯·梅特路斯，他是馬其頓戰爭和亞加亞戰爭的勝利者，但是輝煌戰績給他帶來的尊敬還是其次，他在家庭生活及公共生活中表現出來的、老一派貴族的嚴謹和風度更讓人傾慕。提比略·格拉古和這些人聯絡非常緊密，尤其是後來成為他岳父的阿皮烏斯以及他弟弟的岳父穆奇安努斯。一旦自己擁有這種法律權力的職位，他非常希望親自實施這個改革計劃就不足為奇了，個人動機可能更加強了他的決心。羅馬紀元617年即前137年曼奇努斯與努曼迪亞人簽訂的和平條約實質上全是格拉古兄弟的功勞。元老院又廢除了這份條約，那位將軍也因此被交給敵人，而格拉古兄弟與其他高階軍官則因為受到公民的愛戴而逃脫了同樣的命運，所以這件事肯定不會讓這位正直、驕傲的年輕人對於掌權的貴族更有好感。他很喜歡與兩位希臘雄辯家——米蒂利尼人迪奧菲尼斯和庫麥人加伊烏斯·伯勞休斯談論哲學和政治，這兩個人讓他所擁有的理想更加堅定。他的意圖逐漸為更多的人所知曉，很多人對此抱讚許態度，甚至很多公民張貼海報呼籲這位非洲英雄的孫子垂念窮人，拯救義大利。

保民官格拉古及其土地法

提比略·格拉古於羅馬紀元620年即前134年12月10日被任命為人民保民官。官吏腐敗的可怕後果，公民在政治、軍事、經濟及道德各方面的衰退，這時才清楚出現在大家眼中。在當年的兩位執政官中，一位在西西里鎮壓反叛的奴隸卻一無所獲，另一位就是西庇阿·埃米利亞努斯，幾個月來一直致力於摧毀一座西班牙小城，而不是為了征服它。這種形勢讓每一位愛國志士心裡都充滿了難言的憂慮。如果格拉古還需要什麼特殊指令才能將自己的願望付諸實施，現在這種形勢就是一種指令。他岳父承諾要給他提供建議及行動幫助。法學家斯卡埃沃拉不久前曾於羅馬紀元621年即前123年當選為執政官，他也可能會支援格拉古。因此，格拉古上任不久就提議制定土地法，從某種程度來說，這只是對李錫尼-賽克斯法的翻版。這項法律規定：所有毫無報酬被佔領的國家公地都應收歸國家所有，但那些出租的土地，比如加普亞的土地不受該法影響。該規定有一個限制，每個佔有者可保留五百猶格，每個兒子二百五十猶格（但總數不超過一千猶格），作為永久可靠的財產，或者有權得到相應的補償。以前佔有者所做的改進，比如建築、農莊等，似乎都能得到補償。收回的公地被分成若干份，每份三十猶格，然後部分分配給公民，部分送給義大利的盟國，不是作為他們的自主財產，而是作為不可轉讓但可遺傳的租賃產業，它們必須被用作農業用地，並向國庫繳納微薄的租金。由三人組成的執行委員會負責收回和分配土地的工作，他們是國家的常任長官，每年選舉一次。這個委員會後來又增加了重要而困難的功能：依法區分公地和私人產業。這種分配土地的政策就這樣無限期地持續下去，直到幅員廣闊且難以調整的義大利公地被全部分配完畢。塞穆普羅尼烏斯土地法與李錫尼-賽克斯法相比，有如下新特徵：第一，有利於遺傳佔有者的條款；第二，新分配的土地只能出租不得轉讓；第三，尤為重要的是永久性的管理機構，缺少這個管理機構是以前法律不能得到長期實際應用的原因。

針對大地產主的戰爭就這樣打響了，而這些大地產者的喉舌，正如三百年前一樣，仍然是元老院。經過多年沉默之後，又有一個長官挺身而出，激烈反對貴族政府。元老院應對此次衝突的方式，仍然是按照慣例，利用官員職位本身來限制他們越權。格拉古的一個同僚馬庫斯·屋大維是一個非常堅決的人，他對這個公地法非常反感，當有關該法的提議付諸表決時，他投了反對票，因此該提議被擱置起來。格拉古反過來也暫停了國家事務及行政司法，用印章封閉了國庫，政府對此也毫無辦法——這的確很不方便，好在這一年就要結束了。格拉古在疑慮不安中，第二次將他的法律提議付諸表決，屋大維當然也再次投了反對票。他的同事及前好友請求他不要妨礙自己拯救義大利，他回答說，對於拯救祖國的方式他們有不同見解，但無論如何，他擁有憲法規定的否決權，這一點毫無疑義。元老院現在決定為格拉古尋一條退路，兩位執政官要求他在元老院進一步討論此事，這位保民官熱烈贊成。他認為元老院此舉就是基本上同意了他有關分地的提議，但事實上，元老院根本沒有這個意思，他們也不打算在這件事上讓步。討論沒有任何結果。法律手段至此已經用盡。之前的人們在這種情況下都會把這個提議擱置一年，以後每年提起一次，直到他們懇切的要求以及公眾的意見能夠戰勝反對力量。不過今人處理問題的方式不同。格拉古認為事情已經到達了這樣一步，要麼徹底放棄改革，要麼就進行革命。他選擇了後者。於是他來到公眾面前宣佈說：屋大維和他必須有一人隱退，並向屋大維建議，由公民來投票表決誰應該隱退。屋大維本能地拒絕這樣一個奇怪的挑戰，他認為否決權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讓同僚們對事情具有不同的意見。格拉古就不再與他的同僚辯論，而是向聚會的群眾提出了一個問題：一個人民保民官卻做出了反對人民的事情，是否應該剝奪其職位呢？聚會的群眾早就習慣了贊成每一個提出的問題，而且他們大部分都由從農村來的農業無產階級組成，對這個法律的制定很感興趣，毫無疑問他們幾乎全體一致給出了肯定的答覆。於是格拉古命令士兵把馬庫斯·屋大維的保民官座位搬了出去，然後，在大家的歡呼聲中，土地法通過了，第一屆分配委員會的人選也確定了。當選的人就是這項法律的制定者及其年僅二十歲的弟弟蓋烏斯，還有其岳父阿皮烏斯·克勞狄烏斯。當選的全是一個家族的人，這更激起了貴族們的憤怒。當這些新任長官向元老院申請裝備資金及日用經費時，他們發現裝備資金根本沒有，而日用經費也只有24阿司（相當於一先令）。這種不和愈演愈烈，而且手段也越來越狠毒，越來越帶有私人攻擊性質。要分清楚土地的性質並進行登記，然後分配，這項任務困難而複雜，幾乎給每一個公民團體甚至義大利的盟國都帶來了衝突。

格拉古的下一步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