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人的簡樸和自尊

羅馬人民的生活受到強烈約束，於他們而言，地位越高，生活越不自由。習俗擁有無上權力，將人們的思想行為限制在狹小的範圍內，若用獨特的拉丁語來表達，嚴謹認真或悲傷困難的生活才是他們所認為的榮耀。人人將家裡打理得井井有條，在公眾事務中勇敢提出建議並採取行動。而當個人渴望並有權成為公社一員時，每位公民都將公社的榮譽和權力視為一種個人財務，可與他的名字和家宅一同傳給後代。因此，隨著一代代人的逝去，新的一代代人民接連向過去所獲榮譽增添新的內涵，羅馬貴族家庭的集體尊嚴感也得以膨脹，發展成一種強烈的公民自豪感。諸如此類的自豪感並不再有，也正因為它的發展軌跡奇特壯觀，無論在何處遇到，似乎都屬於另一個世界。這種強烈的公民意識其典型特色在於，羅馬人民一直以來推崇質樸和平等，儘管並未對其加以抑制，但終身將其深埋於心中，只有在人們死後才能表現出來。不過，在顯要人物的送葬儀式上，公民意識體現得尤為顯著和強烈。因而相較於羅馬生活中的其他現象，送葬儀式更適合供後世人民一窺羅馬人民那種美好的精神。

羅馬葬禮

送葬隊伍通常只有一列，公共傳令員會奔走相告：「那邊一個戰士死了，誰若有空，都去送他陪伴盧修斯·埃米利烏斯，屍體都被抬出屋外了。」於是，公民受邀出席葬禮。佇列最前面是一群哀號的婦女、樂師和舞者。舞者中有一人需打扮一番，戴上依照死者相貌製成的面具，並通過手勢動作讓大家回憶起人們熟識的這個人的容貌。緊隨其後的是整個儀式最隆重也是最特別的部分，即祖先佇列，與此相比，其他場面都黯然失色。並且真正身居要位的羅馬人會囑咐繼承人，葬禮只保留祖先佇列部分。前文提到，若祖先曾擔任顯要官職或任何常設的高階行政官，人們會用蠟製成面具，並儘可能以他們在世時的容貌為藍本描畫。在王政時代前後，這類面具十分常見。人們習慣於將它們放在沿家族莊園牆壁的木龕中，認為它們是房屋最重要的裝飾。

一旦家族有人去世，相關職業的人（主要為表演者）需穿戴這類面具和正式服裝參加葬禮。因此，祖先們皆身穿生前最具代表性的服飾，凱旋的人所穿服飾繡有金色花紋；監察官的服飾為紫色；執政官穿著鑲有紫邊的禮袍，佩戴錶明官職的徽章，身旁跟著執法吏，所有的人都坐著馬車送死者最後一程。靈柩上鋪著一大塊厚實的繡有紫金兩色花紋的罩布和精美的亞麻服飾，死者躺在靈柩上，穿著他曾擔任過的最高官職的全套服裝，周圍擺放著所殺敵人的盔甲，以及過往競技中或玩笑或認真獲得的花冠。走在靈柩之後的是一群趕來弔唁的人，全都身著毫無裝飾的黑色衣服，旁邊是死者那頭戴面紗的兒子們、不戴面紗的女兒們、親戚朋友、同部落的人、門客以及被釋奴。整支送葬隊伍就這樣去往古羅馬廣場。到了那裡，人們會將死者屍體立起來，祖輩走下馬車在顯要席坐下，死者的兒子和距離最近的外邦親屬走上講壇，向在場的群眾逐一簡要列舉圍坐在四周每個人的名字和事蹟，最後才會介紹死者的名字和生前事蹟。

這種習俗可謂是粗野，作為一個充滿藝術情懷的民族，他們當然不會容忍死人復活這一反常現象繼續存在於高度文明的時代。古希臘人十分客觀，極少偏向於禮節，例如波利比烏斯就對樸素壯觀的葬禮印象頗為深刻。羅馬生活嚴格遵照儀式、行動統一併以高貴為榮，這從本質上與某一概念一致，即去世的一代代人仍如生前那般，以肉體行走於世人之間。當厭倦了辛勞和榮譽的公民與祖先相見之時，祖先會親臨古羅馬廣場，在人群當中接見他們。

新希臘文化

但如今羅馬人面臨變革的危險。既然羅馬的勢力範圍不再侷限於義大利，而是向東部和西部擴散，義大利舊式的家庭生活一去不復返，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希臘式文明。的確，義大利自有歷史記載以來，便一直深受古希臘的影響。在上文中我們說到，年輕的希臘人和義大利人憑藉自身的質樸和創造力，互相交流，促進了對方的智力發展；在後期，羅馬人通過一種外在的形式，力求將古希臘人的語言和發明應用於實踐。但當今時代，無論就原因還是結果而言，羅馬人所沿用的希臘文化從根本上是全新的。羅馬人開始體會到自身需要更為豐富的精神生活，而對於個人精神文化的極度缺乏，他們頗為震驚。即便是具有藝術天賦的英格蘭人和日耳曼人，在個人創作間歇期間，也不屑利用那僅有的一點法國文化填補空白。而如今，面對希臘人的精神發展，無論是輝煌的珍寶還是道德淪喪的汙穢，義大利民族都懷著熾熱的情感加以採納，這也不足為奇了吧。

而這一衝擊使羅馬人難以抗拒希臘人所帶來的影響，因而令人印象更加深刻並根深蒂固。希臘文明無疑仍以「希臘式」自稱，然而卻大為不同。事實上，它注重人文主義，並受到各國的影響。在智力領域，希臘文明深知如何完全將多個具有差異的民族融為一體，並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政治問題。如今羅馬面臨更大範圍的難題，他選擇接納希臘文明和亞歷山大大帝留下的其他遺產，因此希臘文明不再僅僅是一種推動力或附帶的影響，它已經滲入到義大利民族的核心。當然，面對外來影響，義大利對充滿激情的家庭生活方式極力抵制。但一番激烈抗爭過後，義大利農民放棄了陣地，將其留給羅馬城的世界公民。正因為德國有了法式外套，才有了後來深具本民族風格的連衣裙，以至於羅馬對希臘文明的抵制引發了一種潮流，即採用前幾個世紀全都陌生的一種方式從原則上抵制希臘的影響。而這種情況下，羅馬人經常陷入徹頭徹尾的愚蠢和荒謬之中。

政治上的希臘主義

在新舊風尚的鬥爭中，人類的行為和思想無一能夠擺脫它所帶來的影響，甚至外交關係也深受影響。至於羅馬人妄圖解放希臘人的計劃，理所應當會遭遇失敗，這一點上文已述。而與之類似，他們又想對抗君主以求維護各共和國的共同利益，渴望摒除東方的專制主義，普遍效仿希臘政體。這兩個原則都頗具希臘色彩，也都屬於固定的新派觀念，有助於國家管理，例如馬其頓國便採用了這種治理理念，而懼怕迦太基人則是一種固定的老派理念。若加圖荒謬地極力鼓勵人們懼怕迦太基人，那麼愛好希臘文化的人會不時放縱言行，至少會做出愚蠢的行為。比如，安條克（antiochus）王國的將軍不僅在卡皮托爾山為自己立了一座身穿希臘服飾的雕像，而且不以拉丁語名字asiaticus自稱，改用近似希臘語的姓asiagenus，看似大氣，實則毫無意義，也異於常人。

執政國如此對待希臘文明，將導致一個更為重要的結果，即除希臘人所在地之外，拉丁化在義大利各地都風頭正勁。在義大利，只要是希臘人所在的城市，未毀於戰事的一概沿用希臘風俗。誠然，羅馬人很少關注阿普利亞，但就在這一時期，希臘文明在當地全面盛行，與相鄰地區不斷衰落的希臘文化相比，阿普利亞的文明似乎可謂不相上下。歷史記載對此隻字未提，可是各城製造的錢幣都刻有古希臘文字，彩繪陶瓶雖依照希臘風格而制，卻只有阿普利亞的陶瓶更注重突破和華美，忽視了格調。但仍從中可見，阿普利亞早已完全接納了古希臘的風俗和藝術。然而，這一時期古希臘文明和民族抵抗派之間真正的鬥爭在於信仰、習俗、藝術和文學四個領域。至於這一斗爭採取的各種形式和各個特徵，無論多麼難以概括，我們都必不能省略對這一原則性衝突的描述。

民族宗教和不信教

鑑於義大利的信仰問題曾在當時引得希臘人頗為驚羨，足見古時純粹的信仰在義大利仍十分活躍。據說在與埃託利亞人發生衝突時，羅馬最高統帥在戰爭期間擔任祭司的角色，負責祈禱和祭祀。然而，波利比烏斯老調常彈，提醒國民注意這種信仰對政治毫無益處，告誡他們一個國家不能只有智者，為了大眾的利益，這些儀式十分必要。

宗教經濟

但民族宗教在古希臘一直以來只是一種古老的珍寶，如果義大利仍存在某個民族宗教，顯然也早已僵化成一種神學。也許從宗教經濟的變革和祭司的變更中，我們最能發現人們潛藏在信仰下的麻木心態。公共祭神活動不僅變得愈發冗長乏味，最重要的是，花費越來越大。羅馬紀元558年即西元前196年，除原有的鳥卜者、造橋者和神諭宣讀者三類祭司外，新增了第四類祭司，由三位「宴會主人」（-tresviriepulones-）組成，專職主持各神祇的宴會。平心而論，祭司和神祇都有資格共享宴會。然而，因為每個團體在處理宴會事務時都充滿熱愛並甘於奉獻，為宴會新設祭司並非必要。在舉辦神職人員宴會的同時，將有專人宣告神職人員享有豁免權。哪怕在財政拮据時期，祭司仍有權不繳納國稅，只有在經歷了激烈的鬥爭之後，他們才不得不支付拖欠的稅款（羅馬紀元558年即西元前196年）。

對個人，甚至是對整個民族而言，宗教信仰的花費日益增多。羅馬人普遍有捐贈財產的習慣，並常常為了宗教事務承擔長期金錢債務，如今在羅馬天主教國家也是如此。身兼最高精神和法律權威的造橋者認定捐款實際是一種稅款，依法應由繼承人和獲得其他土地的人繳納。在此之後，捐款開始成為個人財產的一項特大支出。在羅馬流傳著一句諺語：繼承任何遺產都需承擔獻祭義務，這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我們所說的「任何玫瑰都帶刺」。人們普遍將財產的十分之一用於捐獻，這樣一來，可以利用羅馬牲口市場的所得收益每月舉行兩次公共娛樂活動。東方對眾神之母的崇拜傳入羅馬，隨之帶來了許多宗教惡習，每年固定日子挨家挨戶討錢便是其一。最終，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何低階祭司和占卜者一定要收取報酬才進行祭禮。此外，在夫妻劇的談話中，羅馬戲劇家將宗教典禮的賬目與廚房賬目、醫藥賬目和其他往常捐獻相提並論，而這類描述無疑也來源於生活：

damihi,vir,-quoddemquinquatribuspraecantrici,conjectrici,hariolaeatqucharuspicae;tumpiatricemclementernonpotestquinmunerem.flagitiumest,sinilmittetur,quosuperciliospicit.

我的丈夫，給我在朋娥娃節贈送的禮物吧，

我要送給廟裡的神職人員、占卜者和幫我圓夢的人，

還有女祭司，我一定得送她一份體面的禮物，

你且看她看我的眼神，我若空手而去，豈不丟臉！

羅馬人曾創造出一位「銀神」，卻並未創造出一位「金神」。然而事實上，無論是最高階還是最低階的宗教生活，都由金神主宰。拉丁民族的宗教過去以經濟需求適度為豪，不過那樣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神學

同時，拉丁民族的宗教不再似古時那般質樸。作為理性和信仰錯誤結合的一種產物，神學忙於將自身的冗長空洞注入舊時樸素的民族信仰，從而拋棄了信仰的真正精神。舉例來說，《塔木德經》便記載了朱庇特祭司的所有職責和特權。所謂任何帶有瑕疵的宗教都不被神祇所接受，這是一條自然法則，某種程度上因為它的踐行，一個簡單的祭祀錯誤不斷，需接連重複三十次才能完成。競技比賽也是祭祀典禮的一部分，若主持競技的行政長官語言行為上出現紕漏或音樂不合時宜地出現停頓，則被視為未完成，於是競技得重新開始，通常需接連重複數次，有的甚至重複開始十幾次之多。

無宗教信仰的思想

對責任心的過分誇大也已然體現了人們初期對宗教的麻木態度。與此同時，人們對宗教的漠視和不信任也接踵而來。甚至第一次布匿戰爭（羅馬紀元505年即西元前249年）期間，每次出戰前，執政官都會公然向鳥獸聲跡占卜者問卜，而執政官必出自克勞德家族，該家族地位尊貴、無論善惡都走在時代前沿。到了這一時期末，人們大聲抱怨鳥卜術受到了忽視，引用加圖的話說，由於協會的失職，許多鳥卜者和占卜師被人遺忘了。如盧修斯·保盧斯那般的鳥卜者發現了鳥卜術其中的科學，而不僅僅將它看作一個頭銜，這本已十分罕見。當政府愈發公開並毫不猶豫地利用占卜達成政治目的，換言之，即政府聽從波利比烏斯的建議，視民族宗教為一種有助於公然隨意影響大眾的迷信觀念，這也無可厚非。

因此，路已鋪好，古希臘式漠視宗教信仰的態度得以不受限制。羅馬人早期便愛好藝術，早在加圖之時，富人家庭已用神像連同其他傢俱進行室內裝飾。隨著文學的興起和發展，宗教受到了更嚴重的創傷。的確，文學不敢公然抨擊宗教，其對宗教觀念的直接增改儘管頗受希臘風格的影響，但無關緊要，如恩尼烏斯依照希臘的烏拉諾斯神，將羅馬的薩圖爾努斯神改造成佩特凱魯斯。隨後，作家埃庇查（epichar）和猶希邁羅斯（euhemerus，約羅馬紀元450年即西元前304年前後）的言論傳到了羅馬，引起了巨大反響。後期從古時西西里麥加拉（megara）的喜劇作家埃庇查姆斯（約羅馬紀元280年即西元前474年）的作品中，畢達哥拉斯提煉出了一種詩意的哲學，或者至少說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曾假借喜劇的名義傳播哲學，認為古希臘諸神是存在於自然界的物質，其中宙斯是大氣，靈魂是一顆顆太陽的塵埃，諸如此類。

這種自然哲學類似於後世的斯多葛派學說，它最具概括性的幾點原則與羅馬宗教關聯密切。人們就這點認為，若把這種哲學編成寓言，將逐漸削弱民族宗教的影響。麥撒納（messene）的猶希邁羅斯著有一本《神的回憶錄》，從歷史角度分析了宗教。該書以遊記的形式，講述了作者游離外國所遭遇的奇人奇事，對現有所謂神祇的由來進行徹底細緻的篩選，最終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不存在神靈。若要指出該書的特色，我們只需舉一個例子，即克洛諾斯（kronos）吞噬自己孩子的故事，這源於遠古時代同類相殘的現象，不過早已被宙斯王廢止。儘管該書枯燥無味且目的非常顯而易見，但或許正因為如此，它在希臘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與當時的哲學理念一起葬送了麻木不仁的宗教。宗教與新哲學之間進行了一場明確的較量，引人關注，由此產生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即恩尼烏斯已將埃庇查姆斯和猶希邁羅斯眾所周知的破壞性著作譯成了拉丁文。在接受羅馬警察的公開審問時，譯者辯稱此類抨擊直接針對希臘神祇，而非拉丁神祇，所以具有正當理由，但這顯然是一種託辭。而一遇到這類傾向，加圖一律特別憤怒地加以打擊，甚至稱蘇格拉底敗壞道德、冒犯宗教。由他的個人觀點看來，十分恰當。

國內外的迷信思想

因此，古老的民族宗教明顯走向衰落。隨著原始森林的大樹連根拔起，荊棘和從未見過的雜草滿地瘋長。本地的迷信思想和外國各種各樣的詐騙行為互相混合、互相競爭並互相牴觸。任何義大利民族都得經歷，舊時信仰變成新的迷信觀念。埃特魯斯坎人逐漸形成了根據動物內臟和閃電進行占卜的相關知識體系，於是鳥卜術和取蛇施咒術在薩貝利十分盛行，馬爾西尤甚。甚至在拉丁民族，實際就是羅馬，我們也見到了類似的現象，只是相對而言沒這麼引人注目。

例如，普萊內斯特城通過抽籤進行決議，羅馬紀元573年即西元前181年，人們在羅馬發現了大量墳墓和努馬國王的遺作。據稱，這些遺作中規定了許多奇異甚至聞所未聞的宗教禮儀。而遺憾的是，輕信宗教的人只可能瞭解這些，加之因為這些珍貴的書籍歸元老院所有並迅速遭到焚燒，所以這些書籍外觀很新。我們大可有理由估計，本國製造業足以滿足那類愚笨之人的需求，但羅馬人遠不滿足。這一時期的希臘文明遭到同化，充斥著一種東方的神秘主義，通過最令人討厭和最危險的形式將無信仰的觀念和迷信思想傳入義大利。而正因為這些奇思遐想來自外國，所以才閃爍著一種獨特的魅力。

希臘母神的祭禮

羅馬紀元的第六個世紀，迦勒底的占星師和施法者已遍佈義大利各地。而在世界歷史上有一事件更為重要，並起到了劃時代的作用，即弗裡幾亞的眾神之母成為眾所周知的羅馬神祇中的一員。漢尼拔戰爭（羅馬紀元550年即西元前204年）接近尾聲時，人們疲憊不堪，所以政府不得不批准上述事件。出於這個目的，羅馬特派了一位大使前往培希努，這是一座凱爾特人生活的小亞細亞邊境城市。當地祭司隨意拿起田間一塊粗糙不平的石頭贈予外國人，並稱之為真正的眾神之母席柏勒，對此羅馬民眾空前表示認同。實際上，為了永遠紀念這一歡樂時刻，上層階級組織了一系列社團，成員輪流互相款待，這一做法似乎大大促進了朋黨派系的形成。

隨著開比爾教獲得認可，東方人的宗教崇拜在羅馬正式佔有一席之地。儘管政府仍嚴格要求閹割後的新神祭司應當始終為凱爾特人，正如過去我們所稱呼的那樣，但羅馬公民不可投身這項虔誠的宗教職業。大地之母的祭祀活動場面極其盛大，她的祭司身穿東方服飾，由閹人祭司首領領頭，伴著外邦的笛鼓所奏之樂列隊沿街遊行，挨家挨戶乞討。整場祭祀活動既愉悅感官，又簡樸靜心，一定對民眾的情感和觀念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神祭祀

這種影響暴露得太快，令人擔憂。多年以後（羅馬紀元568年即西元前186年），古羅馬統治階級開始接觸一些極為駭人的宗教儀式。為了紀念酒神，人們開始在夜間舉行一種神秘的宗教儀式，這種儀式最早由一位古希臘祭司引進，隨即像瘟疫一般擴散開來，立刻傳到了羅馬並傳遍義大利。其所到之處，妻離子散、窮兇極惡的犯罪事件頻發、社會空前淫亂，人們甚至偽造遺囑、下毒殺人。7000多人因此而受到處罰，其中大多數人慘被處死，統治階級考慮到將來社會的發展，於是頒佈了嚴峻的法令。但這些法規並未能抑制這一勢頭，六年後（羅馬紀元574年即西元前180年），治安法官也開始抱怨，即便又有3000餘人因此而被判刑，但這些罪行似乎永遠看不到盡頭。

抵制措施

這些宗教儀式形式荒誕，阻礙了羅馬共和國的發展，因此，所有理性的人都對其進行譴責。對於這種迷信觀念，篤信舊時教義的信徒和希臘文化的堅定擁護者一同嬉笑怒罵。因此，加圖曾這樣命令其管家：「除可在家中爐灶旁和祭典時的路邊祭壇祭祀以外，若主人並不知情或並沒發出命令，管家不可進行祭祀，也不允許他人代其祭祀，更不可向腸卜師（haruspex）、卦師和迦勒底人詢問神的旨意。」他的言論衍生出一個眾所周知的問題：若祭司遇到自己的同行，他該如何忍住不笑？這一問題最開始僅適用於埃特魯斯坎的腸卜師，而與之大為相似的是，恩尼烏斯運用真正的歐里庇得斯悲劇式風格，抨擊了行乞的占卜者和他們的信徒：

sedsuperstitiosivatesimpudentesquearioli,autinertesautinsaniautquibusegestasimperat,quisibisemitamnonsapiunt,alterimonstrantviam,quibuspitiaspollicentur,abeisdrachumamipsipetunt.

無論是一味迷信的祭司，還是卑鄙無恥的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