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精神所體現的強度只有商人才能體會，其最重要的結果之一是協會數量異常增多。上文多次提到羅馬政府通過中介進行交易，而這一制度極大促進了這些協會的發展。從交易規模來看，羅馬尋求更大的保障，聯盟自然也一定不可或缺，所以資本家們不應以個人身份，而應互相合作完成這些租約和合同。一切大額交易都依照這些國家合同擬定。協會制度的特色十分鮮明，我們也能在羅馬發現協會存在的痕跡，例如互相競爭的幾家企業會為了形成統一的壟斷價格而進行聯合。特別是海外貿易和其他類似伴隨巨大風險的行業當中，合夥制度得到非常廣泛的應用，以至於幾乎取代了古時不為人知的保險行業。

航海貸款最為常見，在近代被稱為「船舶抵押貸款」，通過這樣一種貸款，船舶和所載貨物的主人以及所有為航程投資的資本家們各按比例分擔海外貿易的風險和利潤。儘管如此，羅馬經濟的基本規則是，一人應採取合作經營開闢多項業務，各佔小股，而不是獨立經營。加圖建議，資本家們不應用個人錢財只裝備一艘船，而應同其他49位資本家一同裝備50艘船，並收取每艘船盈利的十五分之一。因此，經營變得更為複雜，羅馬商人工作守時並利用奴隸和釋放奴進行經營，從而克服了這一難題。而就純粹資本家的觀點來看，這種經營制度遠比賬房制度更為可取。於是，這些商業公司憑藉著大量分支，大大影響了每個富有名望的羅馬人的經濟情況。據波利比烏斯所言，羅馬富人幾乎都會以公開或匿名的身份借貸國庫稅收，更何況幾乎每人必然會將大部分資本投資於商業協會。

所有的這些為羅馬持續繁榮奠定了基礎，而相較於羅馬的繁榮程度，其繁榮時期之長更為引人注意。許多大型部落歷經多個世紀仍屹立不倒，而這一特殊現象早已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同時也為我們解答了為何部落成員會用那稍顯狹隘卻又固定不變的原則管理個人商業財產。

富有貴族

正因為羅馬經濟偏重資本，所以人們無法避免單一資本主義經濟所帶來的弊端。羅馬經濟既偏重資本，所以不免有那與純粹資本主義經濟不可分離的弊病。

早期隨著貴族統治階級的興起，後又因為社會貧富階級之間的差異日益明顯，公民平等接連受到了兩次毀滅性打擊。而上文我們提到的一條規則能最大程度擴大一般民眾之間的貧富差距，即人們以收取工作報酬為恥，雖看似無關緊要，實際上卻將資本家的最自大傲慢的一面體現得淋漓盡致。自此，在一般按日計酬的散工和手工藝人與受人尊敬的地主和製造商之間、士兵和低階軍官與軍事保民官之間、書記員和信使與行政長官之間建起了一道隔牆。而在上層階級當中，弗拉米尼烏斯提出了克勞狄安法（羅馬紀元536年即西元前218年以前），禁止元老與其兒子（除運輸土地所產糧食用途以外）購買航海船隻，大概也不允許他們簽訂公共合同。總而言之，該法案禁止他們從事任何羅馬人所說的「投機買賣」。的確，這一法案的制定並非出於元老的建議，相反，它是由民主反對派促成的。面對統治階級成員親身參與政府間交易的局面，民主反對派最初只是希望通過該法案阻止這樣罪惡的行為。此外，這類情況下的資本家從此經常與民主派共同參與，在將元老排除在外的同時，抓住機會減少競爭。當然，前一個目標完成得並不理想，因為合股製為元老提供了充足條件，供他們繼續暗中進行投機買賣。但這個人民法案劃定了一條法律界限，區別了經商貴族和從不經商或至少不公開經商的貴族，並在最初政治貴族的基礎上，新增了純粹富有的貴族群體，即後世人們所稱的騎士階級。在隨後一個世紀的歷史當中，騎士階級和元老階級的競爭無處不在。

偏重資本的另一深遠結果是，整個國民經濟中最貧瘠和生產效率最低的行業卻最受重視，兩者並不成比例。工業本應占據最重要地位，實際上卻最不受關注。商業繁榮，但普遍是被動參與或進口，而非出口。甚至在北部邊境，羅馬人可以用貨物換取奴隸，在凱爾特甚至在日耳曼地區，他們購買大量奴隸運往阿里米努姆和義大利北部的其他地區。並且至少早在羅馬紀元523年即西元前231年時，羅馬政府就禁止向凱爾特境內出口銀幣。所以，在於希臘、敘利亞、埃及、普蘭尼和迦太基的交往中，貿易差額必然對義大利不利。羅馬開始成為地中海各城邦的中心，義大利成為羅馬的邊緣地帶。而羅馬人沒有別的願望，至於羅馬與其他中心城邦一樣，只能被動進行貿易，羅馬人對此非常漠不關心。實際上，他們有足夠的錢購買任何必需或不需的物品。另一方面，所有行業當中，貨幣交易和徵稅業效率最低，卻是羅馬經濟的真正支柱和重中之重。最後，經濟中所包含的保證富裕中產階級以及足夠下層階級生存的產量要素，或許至多也只能使令人煩惱的自由人階級日益龐大。

資本家和公眾輿論

但最重要的是，純粹的資本主義經濟存在一種根深蒂固的弊端，就是道德敗壞，它能吞噬整個社會乃至共和國的靈魂，以一種完全自私的態度代替人們內心的仁慈和愛國心理。民族進步人士敏銳察覺到隱藏在投機買賣當中腐敗的萌芽，對於職業放債人這一行當，引發了大眾出於本能的憤怒和滿懷好意的政治家的不滿。職業放債人過去一直受到刑法的抵制，即便現在就法律條文而言，仍應受到懲罰。在這一時期的一部喜劇當中，放債人得知其所屬的階級和妓女無異。如下文臺詞所言：

在我看來，妓女和你們放債人完全一樣；

他們暗地裡賣身，而你們公開賣身。

他們通過妓院，你們通過利息，一同剝削民眾。

為了限制你們，人們已頒佈不少法律；

而你們一再觸犯法律，卻總有辦法脫身。

對你們來說，這些法律只是涼掉的熱水。

相比喜劇，改革領袖加圖在表達自身觀點時更為強烈。在農業專著的序言上他寫道：「貸款給他人並收取利息具有許多優點，但有損聲譽。我們的祖先在法律中規定，盜賊須賠償兩倍所盜金額，而放債收取利息的人須支付四倍償金。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公民認為放高利貸的人比盜賊更為惡劣。」而他在別處又認為，放債人和殺人犯之間並無太大區別。我們必須承認他做到了言行一致，在他統治撒丁島時期，他嚴格依法治理，令羅馬銀行家們束手無策。絕大多數握有政權的元老階級對投機行業不滿，他們不僅在地方總體表現得比富人更為誠實正義，而且經常對自身加以約束。然而，羅馬執政官經常更換，他們對待法律的態度也存在差異，這也必然會打擊他們抵制這些行業的積極性。

農業資本體系

羅馬人不難意識到，相較於用政治手段控制投機行業，轉變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更有意義，如加圖的大多數人也正是秉著這一觀點，通過制定準則並做出示範來發展農業。在序言中他還寫道：「我們的祖先在朗讀傑出人物的悼詞時，總稱讚他們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農民或一位值得尊敬的地主，在他人看來，受到這類稱讚相當於獲得至高榮譽。我認為商人充滿活力，為達利潤勤奮努力，但他們的職業太容易遭受風險和災難。另一方面，最勇敢的人和最有才能的戰士往往來自農民，他們的職業最光榮、安全並不受非議，並且從事這些職業的人最不易受邪念的影響。」他習慣談及自身情況，說自己的財產全部來源於農耕和節儉。儘管這一說辭在思想上並不十分合理，也不緊貼實際，但同一時代的人和子孫後代將加圖視為羅馬地主的典型，也並非不妥。

遺憾的是，人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引人注目又令人痛惜的事實，他們以最大的誠意稱讚農業，視其為處理辦法，而農業本身充斥著資本主義極其有害的思想。這一點在畜牧業中顯而易見，因此，畜牧業最受大眾喜愛，而為渴望道德改革的人所厭惡。但至於農業又是何種情形呢？自羅馬紀元的第三至第五世紀，羅馬城對勞工宣戰，以貸款利息的方式剝奪耕作農民的土地收入，從而將其送到不耕而食的公債持有者手中。隨著羅馬經濟規模的擴大，拉丁姆地區的資本流入整個地中海地區所開放的商貿區域，這場戰爭才得以平息。

如今，即便是擴大後的商貿區域也無法容納增加的大批資本，人們還制定了一項十分愚蠢的法律，力求通過人工手段強迫元老將資本投資於義大利的土地，同時通過干涉糧價有意降低義大利的耕地價值。於是，當地發動了第二次針對自由勞工和小農制度的資本戰爭，大體看來與古時無異。即便第一次資本戰爭暴露了問題，但相較於第二次它尚屬溫和人道。資本家們借款給農民不再收取利息，但因為小地主拋開了獲取高額利潤這一目的，因而這一做法如今已不適用，並且不夠簡單徹底。但資本家買下了農場，至多也只是將它們改造成莊園，有管家管理，購買奴隸耕作。

同樣，這即使被稱為農業，而本質上是將資本主義制度應用於生產土地收益。加圖描述農人時給予了高度評價，並十分中肯。但這樣的評價究竟有多符合加圖所描寫推薦的制度呢？若一位羅馬元老擁有四處加圖所描述的那般土地，這種情況並非不常見，而在小型田產遍佈的古代，同樣的面積能供100至150個農民的家庭生活，如今卻由一家自由平民和大約50個奴隸（其中多數還未結婚）使用。如果人們把這當作使正在衰退的國民經濟恢復活力的良藥，非常不幸，其本身與病症極其相似，並不能解決問題。

義大利的發展

這一制度通常造成的結果在人口比例的變化上體現得尤為明顯。義大利各個地區情況不一，一些地區甚至達到了繁榮。羅馬殖民時期，人們在亞平寧山脈和波河地區之間新建了大量農場，這些農場也並未很快消失。在羅馬殖民結束後不久，波利比烏斯曾到這視察，稱讚該地區人口眾多，英俊強壯。至於穀物，只要立法公平，波河盆地毫無疑問能夠取代西西里島成為羅馬穀倉。同樣，隨著羅馬紀元522年即西元前232年弗拉明法案的頒佈，皮塞努姆和所謂的高盧地區通過土地分配誕生了大批農民，但十分不幸，農民數量在漢尼拔戰爭中銳減。在埃特魯斯坎及翁布里亞地區，受異族統治的城邦內部情況利於自由農階級的繁榮，而拉丁姆並未完全喪失作為首選市場的優勢，只是經過漢尼拔戰爭優勢逐漸瓦解。因此，在整個拉丁姆地區和馬西亞和薩貝利偏僻的山谷地帶，總體情況更為有利。

另一方面，漢尼拔戰爭徹底破壞了義大利南部地區，並摧毀了許多小鎮和兩個最大城市，即卡普阿和塔倫圖姆，它們過去都能為作戰部隊輸送30000兵力。在經歷了第五世紀的惡戰之後，薩莫奈得以恢復。參考羅馬紀元529年即西元前225年的人口普查，薩莫奈當地外出征戰人數為所有拉丁城鎮的一半，並且在當時大概屬於整個半島除羅馬以外最繁榮的區域。可是漢尼拔戰爭發動之後，這塊土地再次陷入荒涼，儘管該地區西庇阿的軍隊戰士能分得大量土地，但可能仍無法彌補損失。坎帕尼亞和阿普利亞一直以來人口稠密，在這場戰爭中也遭到了敵友雙方更糟糕的對待。毫無疑問，阿普利亞後來也實行土地分配，但建立殖民地的過程並不順利。在坎帕尼亞風景如畫的平原地帶，人口依舊更為密集，但卡普阿和其他城邦的土地在戰爭中遭到分裂，繼而成為國有資產，而佔有這類土地的一律為小規模臨時承租人，而不是地主。最終，在廣闊的盧卡尼亞和布魯提亞土地上，戰爭爆發前已是人煙稀少，又在此目睹了整場戰爭的兇殘和隨之而來的刑罰處決。就羅馬而言，其並未大力復興當地農業，大概除瓦倫提亞（valentia，即vibo，今寫作monteleone）外，任何一個新建的殖民地都未獲得真正的繁榮。

人口縮減

儘管各地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一些地區還較為繁榮，但總體仍呈現衰退之勢，並且已有確切證據證實了義大利的概況。加圖和波利比烏斯都曾說道，相比於羅馬紀元第5世紀末，第6世紀末期義大利的人口數量更少，無法再像第一次布匿戰爭那般提供大量兵力。徵稅愈發困難，降低參軍標準愈發必要，盟軍因需派出大量分遣隊而怨聲載道，這些都證實了加圖和波利比烏斯所言非虛。此外，關於羅馬公民的數量，其情形大致也是如此。就在雷古勒斯遠征非洲後不久，即羅馬紀元502年（西元前252年），羅馬能夠攜帶兵器的公民數量上升到298000人；三十年後，恰逢漢尼拔戰爭即將打響（羅馬紀元534年即西元前220年），這一人數下降到270000，或者說縮減了十分之一；又二十年過去了，時值漢尼拔戰爭即將結束（羅馬紀元550年即西元前204年），這一人數繼續下降到214000，即大約縮減了四分之一；又大概經過了三十年，期間公民數量並未大幅減少，但自義大利北部平原新建了大型殖民地以後，不出所料，公民數量顯著增加，但幾乎依舊無法達到這一時期初的公民數量。

若對於義大利的總體人口我們也有類似的資料，那麼這些數字必然會呈現一個更大幅度的縮減趨勢。但僅憑這些證明民族活力衰退當然不夠，但論述農業的作者表明，普通人的飯桌上肉類和牛奶愈發少見。與此同時，奴隸數量增加，自由民的數量減少。在加圖統治時期，阿普利亞、盧卡尼亞和布魯提亞三地的畜牧業的發展勝過農業，因而粗野的奴隸牧民在這裡成了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阿普利亞並不太平，於是在此駐紮了一支強大的軍隊。羅馬紀元569年即西元前185年，在酒神節當天，奴隸混入慶典活動策劃了一場大規模反叛，不料被發現，最終約7000人被定罪。在埃特魯斯坎，羅馬軍隊也不得不出征討伐奴隸（羅馬紀元558年即西元前196年），甚至在拉丁姆地區也存在這類案例，例如斯蒂亞（stia）和普萊內斯特城兩個城鎮也面臨逃亡農奴突然鬧事的威脅。顯然，整個民族的規模縮小，自由公民逐漸分化為主人和奴隸。雖然最初與迦太基之間的兩場長期戰役給公民和盟軍造成了大量傷亡，但論及人民身體衰弱以及人口減少兩大問題，羅馬的資本家應當承擔的責任並不少於哈米爾卡和漢尼拔。

沒人能夠確言政府是否能夠伸以援手，但這是一個充滿警醒、令人恥辱的事實，羅馬貴族階級大部分心懷善意並精力充沛，卻從不曾有一絲察覺到戰爭的真正嚴重性，抑或是預見危險程度。曾有一位身屬羅馬高等貴族的女士，她的兄弟身為公民艦隊司令中的一員，在第一次布匿戰爭中破壞了國家艦隊。某天她在古羅馬議院廣場遇到了一群人，於是她便面對他們大聲說道：「現在正是時候，再次讓我兄弟率領整支艦隊，再次流盡血汗（羅馬紀元508年即西元前246年）緩解市場壓力！」毫無疑問，有這樣想法和如此言論的人僅佔少數，然而整個貴族和富人階層都對普通平民和農民心存鄙視，因此此番駭人的說辭只不過是強有力地表現了這種充滿罪惡的冷漠態度。

確切來說，他們並不希望人類遭受毀滅，只是抱有一種順其自然的態度。在義大利這片繁茂的土地上，無數自由民享受著適度而應得的繁榮，而隨著當地的迅速發展陷入一片荒涼。

若想真正瞭解古代義大利的情形，我們須考慮近代耕作對這片土地所造成的巨大變化。穀類中，古時人們並不種植稞麥，如帝國時期人們熟知燕麥是一種野草，見日耳曼人用它煮粥，他們十分驚奇。直到15世紀末期義大利人才開始種稻米，17世紀初種玉米。馬鈴薯和番茄都是由美洲傳來的，羅馬人熟知的朝鮮薊似乎只是薊類的一種，而它通過培植而養成的新屬性似乎近期才被人發現。此外，還有扁桃即所謂「希臘果」、桃即所謂「波斯果」和所謂「軟果」（nuxmollusca），儘管義大利起初並沒有這類植物，但人們至少在西元前150年時便能在義大利找到了。棗椰樹由希臘傳入義大利，就像它過去由東方傳入希臘一般，作為東西方原始商業和宗教的交流的佐證，人們早在西元前300年便在義大利栽種。人們種他並非想獲取它的果實，只是因為它是一種美麗的植物，因此公眾節慶日里人們都會用棗椰樹葉進行裝扮。櫻桃又名「黑海上開剌蘇（cerasus）的果子」，它傳入義大利的時間較晚，直到西塞羅時代人們才開始種植櫻桃，但野櫻桃卻是該地土生土長的植物；杏樹又名「亞美尼亞梅樹」，它的傳入時間或許更晚。到帝國末期人們才開始種植香櫞樹，橘樹則由摩爾人於西元十二三世紀傳入義大利，龍舌蘭（agaveamericana）則在十六世紀始由美洲傳入。最初在歐洲種植棉花的是阿拉伯人。近代義大利才有野牛和蠶，但古時候都沒有。顯然，我們所認為大多數真正屬於義大利的植物原本並不存在。若將近代德意志與愷撒遊歷的德意志相比，前者可稱為「南方之地」，也正是從這時起，義大利同樣獲得了更多「南邊」的獨特風景。

據加圖所說，若實行分收的租佃制，田地的總產量應先除去耕牛所需的飼料，之後再由地主與佃戶按約定比例來進行分配。因其與法國的「牲畜租約制」（bailacheptel）和義大利的「對半租賃制」相似，又毫無其他分配法的痕跡，我們可以推測，雙方通常各分得一半。以「打穀人」（politor）為例，結果便會有出入；打穀人可以分得所打穀物五分之一，若在打穀以前分配，他們也可分得每捆的六分之一至九分之一。他們不是分物產的佃戶，而是在收割時期被人僱傭的勞工，只是按照僱傭合同領取每日工錢。

這種租賃制度在法律上沒有適當的形式，因為它只可用於房層出租而不適用於土地出租，即承租人只能用金錢繳納租金，所以朋確表示熱門最初在租房時使用這一制度，之後才用於土地出租。因此，羅馬人認為，租佃制是實際生活中的一個偶然事件，而不屬於法律理論範圍。羅馬資本家在海外獲得大規模的地產時，租佃制才體現出真正的重要性，直到臨時租約延續幾個世紀之久後，他們才意識到租借的價值。

每棵葡萄樹之間的空地不能種植穀類，人們最多隻能種植些易於在陰處生長的芻秣植物，此事可見加圖的書。所以科路梅拉（columella）談到葡萄園，說除賣出的幼苗外，不會計算其他附帶價值。另一方面，人們效仿麥田在果園裡種小麥。只有把葡萄蔓架在活樹之上，人們才能在中間空地種植小麥。

馬哥及他的書的譯者勸人應自行讓奴隸繁育，併購買22歲以下的奴隸；加圖一定也有類似的想法，雖然他並未說出口，但從他那模範農場的人員來看，可見一斑，他甚至還公開勸人們出賣年老有病的奴隸。在科路梅拉所描寫的奴隸繁育辦法中，即女奴若有三個兒子便可免去勞動，若有四個兒子則可獲得自由。毫無疑問，他描述的只是他個人的臆想，而不屬於管理田產的常用辦法，這與加圖購買奴隸訓練之後再轉賣的手段相似。這段裡所說的特別稅，可能是就真正的奴隸主體（familiaurbana）而言。

嚴格說來，給奴隸甚至家中兒子戴上鎖鏈是很古老的制度。加圖曾寫道，戴鎖鏈耕田的勞工，這是個例外，因為這些奴隸不能自行磨面，他們只能以麵包代替穀物為食。即便在帝國時期，主人有時仍給奴隸戴上鎖鏈，那只是暫時懲罰他們，管家給奴隸戴上鎖鏈，也只是為了暫時懲罰他們。儘管如此，之後用戴上鎖鏈的奴隸耕田卻成為一項特別的制度，勞工監獄（ergastulum）成為農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整個監獄只有一間地下室，窗洞很多卻很窄，關在裡面暗無天日。和其他奴隸相比，鄉間農奴境況更加艱苦，所以被關在監獄的大部分人是犯過罪或似乎犯過罪的奴隸。此外，我們也不否認，的確有殘暴主人無正當理由給奴隸戴上全套鎖鏈或半套鎖鏈。至於烙印，也是如此。嚴格來說，其用意在懲罰，不過所有家畜都烙有印記。

至於釀造葡萄酒，加圖並未特意提及，不過瓦羅卻這樣做了，並且事實就是如此。若按收穫工作量大小安排田產上的奴隸數量，在一定程度上浪費了勞動力；而將結滿葡萄的葡萄樹賣掉更是浪費，不過常常有人這樣做。

據科路梅拉估算，平均每年雨日和假日共計45天。特圖裡安（tertullian）說：基督教由復活節至聖靈降臨節期間假期共計50天，異教節日不計次數，這也符合科路梅拉的估算。此外依照科路梅拉的估算，秋季播種之後的仲冬假期共計30日。毫無疑問，這其中包含了未設固定日期的播種節（feriaesementivae）。但這一個月的假期不可與收穫和釀酒期間的開庭日假期混為一談。

古羅馬容積單位，約為0.255蒲式耳或8.91公升。——譯者注

古羅馬銅幣。——譯者注

穀物和水果的容量單位，相當於8加侖。——譯者注

銀幣，用白銀鑄造。——譯者注

6康吉斯等於4.5加侖。——譯者注

第七、八世紀，首都糧食均價大約為一莫迪值一個第納爾，即一蒲式耳小麥值2先令8便士，按1816—1841年勃蘭登堡（brandenburg）和波美拉尼亞（pomenrania）兩省的平均價格，一蒲式耳小麥值3先令5便士。可見羅馬物價與近代物價差異不大，而這究竟是因為谷價升高，還是銀價跌落，我們無法確定。羅馬這一時期或之後糧價波動是否大於近代，我們也不得而知。如果我們要買1.5蒲式耳小麥，需花費4到5個便士。而同樣數量的小麥，在糧食緊缺饑荒不斷的戰爭時期——如在第二次布匿戰爭時需花費9先令7便士，內戰時更是漲到19先令2便士，到了奧古斯都時代的饑荒年，同樣數量糧食竟要花費21先令3便士。相差如此之大，卻並不具備很大的借鑑意義，如今在相似的情況下，這樣的事仍會發生。

因此，加圖將那兩處他所描寫的田莊分別命名為「橄欖園」（olivetum）和「葡萄園」（vinea），儘管這兩處不僅出產橄欖油和葡萄酒，還出產糧食和其他農作物。而他命葡萄園主準備了容量為800庫賴（culei）的大桶，如果這800庫賴為一年釀酒的最高產量，則100尤吉拉土地必須全部種上葡萄，因為每尤吉拉土地產8庫賴葡萄酒已是空前的產量。可是瓦羅顯然有理由認為，這裡所說的一定是個還未賣出舊酒而須釀新酒的葡萄園。

根據科路梅拉的書，我們可推測得出羅馬地主平均所獲利潤為總利潤的百分之六。至於費用和產物的精確估算，我們只得到葡萄園相關資料。據科路梅拉計算，葡萄園每尤吉拉土地的成本如下：地價1000塞斯特耕作奴隸價（與尤吉拉成比例）1143塞斯特葡萄秧和木樁2000塞斯特前二年利息的損失497塞斯特共計4640塞斯特摺合47英鎊據他計算，面積為60安非羅（amphorae）的土地至少值900塞斯特，這樣地主可以獲利百分之十七。可是這個數字有些誇大，因為還需考慮農作物歉收、物產收穫費以及葡萄秧、木樁以及奴隸的成本。又依據科路梅拉的估算，草地、牧場和林場的總產量至多每尤吉拉土地100塞斯特，小麥的總產量只會有少無多；事實上，平均每尤吉拉產25莫迪小麥，按首都每莫迪一第納爾的平均價格，總價值不超過100塞斯特，若在原產地，總產值會更低。據瓦羅的計算，較大田產每尤吉拉贏利150塞斯特便是通常最大利率。當然，這裡的經費較葡萄園還是少了許多。再者，以上這些估計一概是加圖死後100年或之後的資料。加圖只大概說過畜牧業的贏利大於農業，這話當然不是鼓勵人們將耕地變為牧場。而他所說的比較是相對的，若在山間牧場或其他相宜的牧場投資蓄養牛羊群，則與投資於耕植相宜的麥田相比，前者獲利較多。這種估算也應考慮一種情形：地主若缺乏經營經驗和相關知識，對經營畜牧業影響不大，卻對高度發展的葡萄和橄欖種植業危害甚大。據加圖說，在一個耕地田莊，土地贏利從大到小依次為：（1）葡萄園；（2）菜園；（3）杞柳叢，因栽植葡萄而有大利；（4）橄欖園；（5）產芻草的草地；（6）麥田；（7）樹林；（8）伐木林；（9）飼牲畜的橡林；這九項全都包含在加圖的模範田莊經營計劃之內。此外，還有一事可證朋葡萄種植所得的淨利潤較小麥種植更多。羅馬紀元637年即西元前117年，熱那亞城與屬下各村落起了爭執，經仲裁宣判，熱那亞城收取葡萄酒產量的六分之一及糧食產量二十分之一作為免役稅。

蒸洗匠在羅馬喜劇裡佔據重要地位，由此可見羅馬織布業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加圖也說道，布料蒸洗池也是一項盈利的產業。

北歐神話中的戰神，象徵勇氣與英雄的神。——譯者注

希臘貨幣單位，於2002年為歐元所取代。——譯者注

那時羅馬國庫有黃金17410羅馬鎊，生銀22070鎊，銀幣18230鎊。金對銀的法定兌換比率為一磅黃金等於4000塞斯特銀，即1:11.91。

馬其頓帝國建立者亞歷山大大帝的父親。——譯者注

購買、出租和合股皆一次作為起訴根據。一般來說，非正式而可以起訴的學說皆以此為根據。

這一點主要出自格利烏斯（gellius）書中所引的加圖殘本。關於「文字的約束力」（obligatiolitteris），即完全以債主記在賬上的債務為根據而要求的權利，甚至當一方的證據與其本人相關，法律也承認該方可信度，這裡法律的認可是訴求的前提。所以到了後世，羅馬省中完全見不到這種商業信譽，文字的約束力雖未真被取消，卻自然走向衰亡。

加圖在契約範本中，就出租橄欖收穫寫下這樣一段：「【出租時願訂約之人】，無一得因欲把採榨橄欖出租更高價而退約，除非【共同出價人】即刻聲稱【另一齣價人】為其同夥。若違背此項規定，【立約公司】的一切同夥應地主或其所派監理人的要求，須宣誓說【他們未嘗同謀來防止競爭】。他們若不宣誓，約定的價款便不支付。」這裡我們預設，接收契約的不是個人資本家而是一個公司。

李維烏斯僅說到關於航海船隻的法律，可是阿斯科尼烏斯（asconius）和狄奧（dio）稱法律同樣禁止元老承辦國家企業（redemptiones），並且據李維烏斯所說，「羅馬元老不宜參與一切投機事業」，克勞迪烏斯法案可能不止於如他所說。

義大利北部一古城，古代曾是著名的「羅馬大道」的終點。——譯者注

與其他羅馬人無異，加圖也將財富的一部分投資畜牧業、商業和其他事業，可是他很少直接觸犯法律。他既不經營承包國稅的投機事業（身為元老不得為此），也不放債取息。至於後者，人們若要判他言行不符的罪名，也欠妥當；他的確從事航業貸款，但這不在法律禁止的放債取息之列，這實際是租船運輸業的一個主要部分。

古羅馬歷史學家，本是希臘人，晚年才成為羅馬公民。——譯者注

坐落在法來若那山腳下斯提哥亞河匯入阿諾河的交匯處，是一個繁忙而吸引人的村鎮。——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