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資本

羅馬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城市中產階級，也沒有發展成獨立的商人群體。其原因除了早期出現的資本不合理集中，主要還在於對奴隸的使用。這也是奴隸制下可能出現的結果。通常，古時城鎮的一些小型貿易中，奴隸會被奴隸主當成工匠或商人，搬運物品；或者一些獲得自由的奴隸，奴隸主會給他們一些資金，而且還保證會給他們分收益，往往是各分一半。毫無疑問，羅馬的小型貿易發展蒸蒸日上，其他證據也表明，佔領大城市市場的奢侈品漸漸在羅馬聚集，比如盒子菲科羅由普雷內斯特的工匠設計，然後在普雷尼斯特市場上流通，但卻是在羅馬製造。零售業的利潤大部分都流入了大財閥的金庫，因此，工商業中產階級有所興起，但卻無法更進一步發展。大商人與大工廠主也沒能從大地主階級中分離出來。一方面，大地主由來已久，並且既是地主又是商人和資本家，一手掌控著抵押貸款，大商業，合同協議，還插手國家事務；另一方面，羅馬人心理上非常看重土地所有權，把土地看作是政治特權的基石，這種觀念從一開始一直到本世紀末才有改變。這一時期，投資者把錢投入地產無疑都是幸運的。獲得自由的奴隸如果擁有土地，也會被給予政治特權。羅馬政客以這種方式來削減沒有田產的富人階級。

羅馬城的發展

雖然羅馬的中產階級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資本家也沒有形成一個緊密的組織，但是羅馬大城市的特色卻與日俱增。羅馬城的奴隸越來越多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其中羅馬紀元335年即前419年嚴重的奴隸謀反就是證據。獲得自由的奴隸不斷增多，也給社會造成問題和危險。因此，為了控制這樣的局面，在羅馬紀元397年即前357年，對自由奴隸徵收重稅；在羅馬紀元450年即前304年，限制自由奴隸的政治權利。當時的情況表明，大量的奴隸解放有助於商業貿易的發展，但如我們上文所提及，在羅馬解放奴隸與其說是正義之舉不如說是商業投機，奴隸主發現和自由奴分攤商貿利潤，比讓奴隸只從事體力勞動更為有利可圖。羅馬解放奴隸有必要和工商業活動保持步調一致。

城市治安

城市治安的發展也同樣說明在羅馬，城市生活越來越重要。這一時期，在法律上，羅馬城被分為四個治安區，每個區都同等重要，也都有一些困難的事務要處理：比如遍及羅馬城的大大小小的排水管系統、公共建築以及公共區域需要修繕；清理街道，鋪建路面；處理廢舊建築，驅除危險的動物，清除臭氣味；在除了傍晚及夜間之外，要把大貨車撤離道路；保持交流順暢；保證糧食物資對城市的供應不間斷；防止不衛生的物品流通，杜絕缺斤少兩的度量器；嚴管澡堂、酒館和名聲不好的娛樂場所。

蓬勃發展的建築

王室時期，尤其是對外征戰極盛的時期，建築方面的成就大概比共和時期的前兩個時期的成就都大。有名的建築比如卡皮托爾山上和阿文廷山上的廟宇還有大競技場，這些建築遭到了城市勤儉父輩的反感，也讓被迫服工役的市民厭惡。值得注意的是，也許在薩莫奈戰役之前，共和時期最龐大的建築當數大競技場內的刻瑞斯，由斯普利烏斯·卡斯烏斯所建，他試圖在多方面想要重塑國王的傳統。另外，當時的統治者嚴厲禁止私人奢侈。王室的規則如果繼續延續下去，那對私人的禁奢估計無法嚴厲下去，但為形勢所迫，最後元老院也放棄抵抗。阿皮烏斯·克勞迪亞斯執政期間廢除了劣質物品囤積的舊體制，還教會他的公民合理使用公共資源。他開創了基礎設施的公共事業。如果需要用什麼來證明民族福利，那麼羅馬軍事上的勝利大概可以說明。目前存留下的一些斷壁殘垣也能讓沒有讀過羅馬歷史的人感受到羅馬當時的繁盛。也正是因為阿皮烏斯·克勞迪亞斯，羅馬才有了第一條軍用大道、第一條水渠。阿皮烏斯·克勞迪亞斯之後，羅馬元老院在義大利修築了眾多道路和堡壘，這些建築在上文已經描述過，從阿契美尼王朝到後來道路的創造者——辛普隆時期，正是這些道路網和堡壘成就了歷史上羅馬的軍事霸業。繼阿皮烏斯·克勞迪亞斯之後，曼尼烏斯·庫裡烏斯在羅馬紀元482年即前272年為羅馬城修建了的第二條水渠，物資來源於皮羅斯戰爭中的戰利品。羅馬紀元464年即前290年的時候，他就用薩賓戰爭的勝利所獲得的利益，使維利諾河在特尼爾河上流入涅拉河之處，拓寬了河道，讓河流更加流暢，有利於裡提河谷水的排洩，同時也為公民開闢了一片居住地，並在這片地上種植，自給自足。這些工程無疑是更明智的，相比之下，希臘那些華而不實的神殿就顯得黯然失色了。

城市的裝飾

民眾的生活方式也有所改變。大概在皮羅斯時期，銀盤開始出現在羅馬人的餐桌上。從羅馬紀元470年即前284年起，關於木瓦房頂的記載就消失了。義大利的新首都漸漸脫離了鄉土氣息，開始有了各種各樣的裝飾。他們在征服的城池中廟宇內搶奪裡面的裝飾物來裝飾羅馬，雖然當時還不盛行，但安提烏姆船的船頭被陳放在羅馬廣場的演講壇旁邊，在法定的節假日，從薩莫奈戰場上帶回來的金裝的盾牌也會在市場上展覽一番。罰金所得的收入會專門用來鋪建城市附近的道路，或者裝飾公共建築。以前，市場兩邊佈滿了屠夫的木架攤位，後來沿著帕拉廷朝卡里納的一側改修成了錢商的石制鋪面，這個地方也就變成了羅馬的交易場所。過去的名人，像國王、神父，這些傳說中的英雄人物以及相傳解讀梭倫法令的希臘人，都有各自的雕像。征服了維愛人、拉丁人、薩莫奈人的盛名的長官，以及全力完成任務的國家使節，將自己的財產都遺贈給國家的貴婦，甚至那些聲名顯赫的希臘哲學家、英雄比如畢達哥拉斯和阿爾基比德斯，這些人的榮譽柱或紀念碑都屹立在卡皮托爾山或者羅馬廣場上。因此，羅馬公社成為了政治大國，羅馬城也變得繁榮昌盛。

銀值標準

羅馬，作為羅馬義大利聯邦的首領，不僅採用了希臘國家體制，還採用了希臘貨幣體制。在這個時期，義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各公社，幾乎都鑄造銅幣，在義大利南部各鎮卻盛行銀幣，義大利有多少獨立公社就有多少合法的造幣體制。在羅馬紀元485年即前269年，所有地方造幣廠都被限制，只能鑄造小幣值貨幣，後來頒佈了一套適用於整個義大利的貨幣標準，將鑄幣事務集中於羅馬。僅僅卡普亞還可以以羅馬的名義自制銀幣，標準與羅馬有所不同。新的貨幣體制的基礎是兩種金屬由來已久的法定兌換比率。比較常見的貨幣單位是十阿斯，不再是一磅，而是一磅的，即德納爾，相當於銅的重，銀的重，比德拉克馬略重。起初，銅幣是最為普遍的流通貨幣，早期的德納爾銀幣主要流通於羅馬下層以及外貿行業。就像羅馬戰勝皮羅斯和塔蘭託之時，被遣派到亞歷山大的羅馬外交官會受到希臘政客的密切關注，敏銳的希臘商人看到羅馬的新貨幣德拉克馬，也會反覆思量。它們單調、一成不變，甚至可以說是毫無藝術感的錢幣，與皮羅斯和西西里人那精美的錢幣相比，似乎顯得毫不起眼。也不是說就像古代野蠻人的貨幣，並非純粹模仿，質量不均，成色不純，相反，羅馬貨幣從一開始就自己設計，認真鑄造，並不比希臘任何貨幣差。

拉丁民族的擴張

因此，我們關注了憲法的發展，為了統治權而進行的民族爭鬥，困擾義大利尤其是羅馬的自由問題，從塔克文氏的被驅逐到薩莫奈人和義大利希臘人的征戰。我們再把目光投向關於人類生存的領域，這些不太引人注意卻又在歷史上不可忽視，這些大事件會產生的影響無處不在，也正是這些影響讓羅馬民眾衝破貴族的枷鎖，義大利豐富多樣的各民族文化漸漸走向融合形成一個大民族。歷史記載者無法記錄下每一大事件的具體細節，也無法擺脫地域的限制，僅能記錄一些流傳下來的零星片段，來表明義大利民族生活在那一時期發生的重大變化。這一時期對羅馬生活的研究比早期更為明顯，並不是因為我們資料的缺失，其主要的原因是羅馬政治地位發生了改變，致使拉丁民族的發展超過了義大利其他民族。我們已經指出，在這一時期，鄰土比如南部的埃特魯里亞、薩賓、沃爾西地區開始羅馬化，這些地區的作品完全沒有使用民族方言，甚至出現古羅馬的銘文，這些證據足以說明羅馬化現象。本世紀末，從接受薩賓人到完全給予他們公民權利，表明義大利中部的拉丁化在那個時候已上升到羅馬政治的高度。大量私人份地和遍佈整個義大利的零散的殖民地，從軍事和語言、民族角度來看，都是拉丁的發展比較快的地區。這一時期，義大利人的拉丁化不帶有政治目的，相反，羅馬元老院似乎還有意識地將拉丁和其他民族區別，例如，他們不允許坎帕尼亞公社裡的非正式公民把拉丁語作為官方語言。然而，環境的影響力遠比政治的力量強：拉丁人的語言和習俗在這段時間內佔領了義大利，並且還影響到了義大利其他民族。

義大利國度的希臘程式希臘餐桌習俗

這些民族同時還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進攻，那些民族的文化基礎各異，其中的一個典型就是希臘文化的入侵。正是在這個時期，希臘文化開始越來越展現它相對於其他民族文化的優越性，並向四面八方傳播。義大利也很難不受其影響，最明顯的一個現象就是阿普利亞，在羅馬紀元5世紀的時候，當地粗俗的方言被羅馬廢除，之後阿普利亞就悄無聲息地被希臘同化。這種改變的發生，就像馬其頓和伊庇魯斯，它們並沒有被殖民但卻被文化攻擊，這種文化攻擊伴隨著塔蘭託的內陸商業一起發生。這個猜想是有證據的：普切蒂人和道尼人與塔蘭託關係友好，因此他們被希臘同化得比較徹底，然而薩倫丁人雖然與塔蘭托地理位置上更為臨近，但長期關係不和，所以薩倫丁人受希臘的影響相對而言較小，隨即被希臘化的小城，像阿爾皮，也並不是沿海城市。希臘文化對阿普利亞的影響之所以比對義大利其他地區的影響大，地理位置是一個很大的因素，當然也與阿普利亞自身的文化不發達有關，還因為與義大利其他民族相比，阿普利亞的文化與希臘文化有較高的相似度。前文已提及，南部的薩貝爾人雖然一開始與敘古拉的君主是統一戰線，一起抵制大希臘的文化，但同時也受希臘人的影響，並與之融合，最終，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比如佈雷提人和諾拉人，不僅使用本族語言也使用希臘語言，此外，像盧卡尼亞人和一部分坎帕尼亞人沿襲了希臘的文字和禮儀。埃特魯里亞在這一時期，同樣也在花瓶方面有顯著性的發展，並且製造技術與坎帕尼亞人和盧卡尼亞人的不相上下。儘管拉丁姆和薩姆尼與希臘文化有很大的差異，但也有證據顯示，希臘文化對他們的影響日益增長。這一時期，羅馬各個方面的發展——法律、鑄幣、宗教、民族傳奇，都打下了希臘的烙印。尤其是從羅馬紀元5世紀初以來更是如此；換而言之，在坎帕尼亞人的統治之後，希臘對羅馬生活的影響越來越迅速，越來越深遠。在羅馬紀元4世紀出現了「希臘座位」，上面文字的形狀值得關注，這是羅馬廣場的一個平臺，這些座位最初是為馬西利亞人提供，後來專門給希臘名人坐。隨後幾個世紀的文獻記載開始出現羅馬的名人帶有希臘人的姓氏，比如菲利普斯、費羅、索福斯、海薩斯，或者羅馬人在書寫形式上的稍作變更。希臘的習俗發展得越來越迅猛：比如在死者的墓碑上撰刻銘文並不是義大利的習俗——羅馬紀元456年即前298年魯基烏斯·西庇阿是我們發現的最古老的墓誌銘，這種在公眾場合立一塊碑而沒有任何的文字陳述逝者的光榮事蹟的習俗並非義大利人所有。

改革家阿皮烏斯·克勞迪亞斯開創了這種體制。他造了一個銅盾牌，並在盾牌上刻上先人圖形和悼詞，懸掛在貝洛那新廟宇內。把棕櫚樹的樹枝分給參賽選手這個習俗是在羅馬紀元461年即前293年羅馬國慶節的時候引進的。其中影響最大的要算希臘餐桌習俗了。通常羅馬人吃飯的時候都是坐在凳子上，但現在卻改為斜靠在沙發上，午飯時間也從正午推遲到了下午的兩點到三點，這個時間根據的是我們的計時方法。達官顯貴的宴會，通常會從在場的來賓中通過擲骰子的方法挑選一位，由他決定喝酒的規則：喝什麼酒，怎樣喝，何時喝。賓客還要輪流挨個唱讚歌，在羅馬唱的不是宴享歌，而是讚美祖先的歌。所有的這些習俗都不是羅馬原創的，而是在很早期的時候從希臘引進的，因為在加圖時期的時候，這些習俗就很常見了，只是一度被禁止，然後這一時期又開始盛行，我們就把傳入時期歸結到這一時期。另外一個有代表性的特色是被譽為「希臘大智大勇者」的雕像屹立在羅馬廣場，這是在薩莫奈時期奉德爾斐阿波羅之命修建的。很明顯，畢達哥拉斯和阿基比德斯被選中，是因為受了西西里島人和坎帕尼亞人的影響，阿基比德斯被視為救世主和西部希臘人的心中的「漢尼拔」。羅馬紀元5世紀時期，希臘文化在羅馬上層人中的普及程度可以從羅馬委派使臣去塔蘭託事件中看出來，雖然使臣說的不是一口純正的希臘語，但是可以非常流利而且完全不需要翻譯。從羅馬紀元5世紀開始，從事國家事務的羅馬年輕人，幾乎都得掌握世界通用的語言或者與之打交道的國家的語言。

因此，希臘的文化知識獲得迅猛發展，其速度可以與羅馬征服世界的速度相媲美。勢力稍次的民族，比如薩莫奈人、凱爾特人、埃特魯里亞人等，既喪失了內部的活力，也受到了外部的限制。

羅馬和羅馬人

兩大民族都達到發展的頂峰，在矛盾衝突和友好往來中相互融合，同時，他們的差異性也暴露無遺。義大利人尤其是羅馬人，他們性格中的完全的個人主義與希臘人的多樣性、重氏親、重地域性以及個人性形成鮮明的對比。從共和國的建立到征服羅馬是羅馬史上最繁榮昌盛的時期。這一時期為羅馬的內部外部都打下了基礎，讓義大利成為一體，也為民族法和民族史奠定了基礎。這一時期出現分連制、標槍，修建道路、水渠，完善土地財產和貨幣體制，澆鑄卡皮托爾的母狼，設計菲柯羅的裝飾盒。為這些宏偉的建築出策出力的人卻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就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義大利民族與羅馬人完全融合，就像羅馬市民與羅馬公社的融合，絲毫沒有障礙。無論是聲名顯赫之人，還是微不足道的無名鼠輩，一旦進入棺材都不分貴賤，羅馬的史冊也是這樣，不管是政壇巨人還是小貴族的後代，都不加區分地一律記入史冊。這一時期的資料，我們能收集到的不多，比較有代表性的要算是關於羅馬紀元456年即前298年的執政官之一盧修斯·科爾內利烏斯·西庇阿的記載，他還在三年後參加了森提農的重要戰役。薩莫奈首領的石棺是多里斯風格的，非常美麗，在八十年前還封存著，石棺上刻著這樣的墓誌銘：

科內利烏斯·盧基烏斯——西庇阿·巴巴圖斯元老葛內沃之子，有勇有謀，外形出眾，品德高尚，集執政官、審查官、工程師於一身，在薩姆尼烏姆戰役中，攻佔陶拉西亞和西紹拿，戰勝盧卡尼亞，也將人質帶走。

很多羅馬共和國的重要人物和政界要領以及軍事將領，都有高貴的出身，俊朗的外表，有勇有謀，但是對他們也沒有更多的記載。科爾涅利氏、法比氏、帕比里氏等等，我們找不到關於他們的任何詳細的資料，也並不能都歸咎於歷史的記載失誤。人們覺得元老應該不分好壞，也無須加以區別。市民沒必要也根本沒想要通過炫耀銀盤、希臘文化或者與眾不同的聰明才智來顯示自己高人一等。炫耀銀盤或希臘文化會被審查官懲罰，炫耀聰明才智也並非他們的追求。這一時期的羅馬沒有個人主義，大家都不分貴賤，每個人都活得像國王。

阿皮烏斯·克勞迪亞斯

毋庸置疑，在這個時候，希臘的個人主義的發展已經隨著體制的完善越來越明顯，天才以及他們表現出來的力量都展現出了那個時代的發展趨勢。可以印證這一點的，我們能舉出一個人物，他是思想進步的化身。阿皮烏斯·克勞迪亞斯（在羅馬紀元442年即前312年是審查官，羅馬紀元447年即前307年到羅馬紀元458年即前296年是執政官），是十大執政官之一的曾孫。他出身舊貴族，並以自己的祖先感到自豪，但他改變了限制自由奴隸的擁有者在國家中的特權這一體制，並且還打破了舊的金融體制。從他開始，羅馬的水渠、道路、法制、雄辯術、詩歌、語法都有了發展。訴訟法的出版，演講和對畢達哥拉斯名言的記載，甚至對正字法的革新，這些都歸功於他。我們也許不能把他完全劃分到民主派或者以曼尼烏斯·庫裡烏斯為代表的民主派的對立黨派。相反，他集古今君王的精神於一身——塔昆氏和愷撒大帝的精神，他把這兩位的精神與五百年前缺乏出類拔萃的行為與普通人相聯絡。只要積極參與政壇，不管是他的官方行為還是他離職後的個人舉止，都像雅典人一樣剛毅霸氣。直到他退出政治舞臺，雙目失明，在關鍵時刻，他好像從墳墓裡出來一樣，重返政壇，戰勝元老院的首領皮羅斯，第一次正式莊嚴地宣佈羅馬對義大利的完全統治。這位天才生不逢時，眾神也因為他過早展現出聰明才智而懲罰他雙目失明。統治羅馬或者是讓羅馬統治義大利的並不是個人的天賦，而是一種從元老院傳下來的根深蒂固的政治觀念。

元老院的後代陪他們父輩去參加會議，在大廳門口聽到高談闊論，名言警句，他們躊躇滿志，並憧憬將來某個時刻自己也能進入元老院。偉大的成就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潛移默化中，這種政治觀念已經傳到了下一代，就像涅墨西斯緊跟奈刻女神之後一樣，羅馬共和國的發展並不依賴某一個人，某個士兵或某個將軍。在他們嚴格的道德制約下，人性的個性特點根本無法展現。羅馬達到了古代任何國家都未曾達到過的鼎盛，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缺少了多樣性，失去了希臘生活中的自由閒適。

按前人的觀點，最早期的三連夜警官這個說法是錯誤的，因為最開始國家不會安排奇數官員團（《迄至愷撒的編年史》，第15頁，註釋2）。還有一種比較可信的說法，在羅馬紀元465年即前289年才有這個官種（李維《羅馬史》）但這個說法仍需考究。還有一種可疑的推論，歪曲歷史的利奇紐斯·馬克爾在羅馬紀元450年即前304年以前已經提到此事，應該直接摒棄。可以確定的是，起初三連夜警官由高階長官推舉，後來其他低階長官也是這樣。帕庇爾的公民投票把推舉他們的權力移交給了民社（費斯圖斯，見《押款》，第344頁）。這部法律的頒佈，是在外交督辦之後，或者最早可以追溯到羅馬紀元6世紀中葉，因為他稱長官為「公民中斷狀的人」。也有人認為，三連夜警官屬於最古時期，實為不確，因為最古的國家制度沒有奇數的長官團。

人們習慣誇獎羅馬民族在司法方面的特權，也把羅馬的法律視為上帝賜予的禮物。不過這也可能是他們在為自己的不完善的法律體制辯解。羅馬刑法的不穩定也顯示了當時思想的不成熟，困擾了想法比較簡單的人，思想成熟的民族才會有比較完善的法律。除了政治環境，羅馬的司法和訴訟法主要有兩個特點：第一，即原告和被告必須拿出證據反駁異議；第二，羅馬執行一套固定的法律，並且法律是與實際情況相結合。之前的法律與現實結合得並不密切，而現在的法律則改善了這一弊端，儘可能與實際相結合，儘可能滿足人民。一方面將法律固定下來，另一方面又根據時代需求做出相應的調整。

這種推論是根據李維關於安提昂殖民地的記錄得出的，此殖民地在建立之後20年又進行了重組。有證據表朋羅馬人強迫奧斯提亞居民到羅馬去解決訴訟案，但在像安提昂和賽那的這些地方卻不能這樣執行。

希臘神話中波呂丟刻斯，羅馬神話中稱為波盧克斯，與卡斯托耳為宙斯的雙生子。

通常認為維納斯先出現，後來才有阿芙羅狄忒神。

奈刻女神是希臘神話故事裡的勝利女神，涅墨西斯是掌控災禍與福祉的女神。過分幸福的人，女神會帶來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