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們這些野孩子來說，它們是用來發毒誓或詛咒的。一種極限的高度，被我們解讀為超乎想象的暴力象徵。它們都在耐火廠的東區，就是青磚廠那邊。廠裡一天到晚看不到幾個人影。偶爾看到一個，遠遠的，也像個幽靈。那八個大煙囪是一模一樣的，紅磚砌成，東西排成一行，高約五十多米，間距也相等，四十步左右。我們意識到它們的存在時，這些高聳入雲的大傢伙已有多年不冒煙了。沒人知道它們建於何時，是用來幹什麼的。它們是我們這個城邊地區的標誌物，無論你從哪裡來，都能遠遠地望見它們，在那裡靜靜地高高聳立著。長輩們喝酒的時候說，別管是誰，早晚有一天都會爬大煙囪去。我們以為指的就是它們。因為曾經有個耐火廠的領導，在「文革」期間爬上其中的一個大煙囪然後跳了下去。後來還有幾個不知名的人，也從另外幾個上面跳下去了。所以我們的父母向來是禁止我們靠近它們的，更不用說爬上去了。只有那些膽子夠大的極少數大孩子，才敢爬上去，吹風望遠。他們下來之後告訴我們，會有種要飛的感覺。為了向我們證明它們有神奇的力量，有人曾經當著我們的面，拉開一個煙囪下面的風門，讓我們聽那令人不安的抽風聲，然後把一個塑膠袋丟了進去，讓我們抬頭去看煙囪口的方向，沒多一會兒，那個塑膠袋就從煙囪口飛入了天空，隨著風飄蕩了很久很遠。每個煙囪下面，都配有一座巨大的磚窯，有兩條鐵軌從裡面一直伸到外面……在裡面的鐵軌之間，有深達兩米的紅磚切成的槽，裡面長年積水。那些煙囪的外壁上，都有些分佈沒什麼規律的磚孔，不知是做什麼用的，但幾乎都變成了麻雀的巢。那些膽大的大孩子，有時會爬上去掏小麻雀或是麻雀蛋，然後把它們裝到軍帽裡，帶著四處招搖。我是在十四歲的時候，才爬上去過一次。一直爬到煙囪口的位置，往裡面看了一眼，就覺得手腳都軟掉了。下來花的時間，比上去時至少多了一倍。雙腳終於落地的時候，感覺像做了場夢，渾身冰涼。同來的幾個男孩正在旁邊撒尿，比誰尿得遠。
書記
從參加工作，到離開單位，那十三年裡給我印象最深的領導，除了他，也真就沒誰了。之所以說印象深刻，主要是因為他的形象前前後後從正到邪、亦正亦邪，變化之大完全出乎人們預料。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的言行其實跟社會倒也還是合拍的。他的那條並不輝煌卻也頗多得意之處的仕途，幾乎就是跟這社會的鉅變同步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直到最後安全地轉到別的單位做領導之後，他仍舊可以算得上是成功人士。即使現在見到他，我可能還會順口叫他一聲魏書記的。這是一種習慣叫法，同時也能從中感覺得到，他的形象最光輝也最不真實的時段就是在書記的位置上度過的。
從他的面相上，就能看得出，他是個充滿渴望的人。這種渴望的程度，在他那個年齡段裡，並不多見。他生了雙鳳目，面龐白淨、身材修長，往那裡一站，那氣度也真有點玉樹臨風的意思。在他自己看來，如果不出身貧寒，以他的勤奮跟頭腦，早已是功成名就的人了。整個青年時代，他吃了不少苦，直到後來春風得意時，談起那些事情還仍舊會唏噓不已、感慨多多。後來他參了軍，入伍十年，把自己改造成一個那種國有單位裡很需要的標準文人，也就是擅長寫公用文章的人，給領導寫報告、寫講話、寫總結計劃，他的軍人嚴謹作風，給他加了不少分。在整個系統內，沒有不知道他的文名的。按圈內的習慣說法，他其實等於是領導手中的一支筆，而不是一個人。我進入這個行當，遇到的第一個前輩加半個老師，就是他。
一九九二年，在他手下實習的那三個月裡，我對他是真的佩服。他是黨辦主任，但不是黨委常委，所以他早早就憋著一股勁要幹出點樣來，給大家看看，當然了，主要是給領導看的。他是那種事必躬親的人，不管定思路、改稿子，還是下基層搞調研，他都會親自操作，整個流程安排得縝密簡明、近乎完美。但顯然他的上級領導並不在意這些，而他那時又搞不清楚領導在意的是什麼，就一直當這個不大不小的京官，而做不成封疆大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休息和生病之外，他每天都會提前一個小時到辦公室。當時他對我的要求則是：不要求你比我還要早，但要比其他人來得早，開啟水、拖地板、取報紙，這些事情都要做得利利索索，不要讓人提醒，這是當秘書的基本功，練的是你的耐性。那三個月，我感覺自己跟剛入少林的和尚差不多，每天做的都是類似於砍柴挑水淘米燒飯的事。此外，沒見過什麼世面的我，當時也是處處認真跟他學，但由於悟性不高，只學到了點皮毛。
尤其學不來的，是他的乾淨。一年四季，不管什麼天氣，他都要穿白襯衫，這是在部隊的那些年裡養成的習慣，每天穿下來都要馬上洗乾淨，一件白襯衫絕對不會穿兩天。他用過的杯子什麼的，都是要定期消毒的。這也還簡單，最難的是他每天到辦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自己所有的用具都擦拭一遍，桌椅自不用說了，臉盆、報夾、書櫃、簽字的筆、門把手、電話等等都要一一仔細地擦乾淨。這些事一般情況下要佔用他的半個小時，每當我進來向他報到的時候，總會看到他拿著酒精棉球慢慢擦拭電話的場景，看得出來，在擦的過程中，他是自得其樂的，甚至可以說其樂無窮。
他這輩子最為迷戀的，有兩件事。其中之一就是文字。那種辦公用的文字，包括一些政論式的小文章。實際上他也是真下過苦功的，而且在寫作公文上嚴謹之極，每篇文章不論長短都要修改十幾遍，改到不能再改為止。用他自己的話說，看文章是別人的事，改文章是自己的事，是有癮的。他讓我看他的一個檔案櫃，裡面整齊地放著厚厚的裝訂好的用牛皮紙做封面的列印文稿，這是他從事這行當以來所留下的全部文稿。我是很驚訝的，而他則是除了略帶得意之外，表情中還有些複雜的意味。我說這些東西要是能印成書就好了。他笑道：「那是不可能的，它們，只有我們這行當的人才會需要，對於別的人來說實在是一點用處都沒有。」這話當時在我聽起來有點難以理解，這種無用說，與他對文字的那種迷戀，怎麼看都無法平衡起來。
我的公文寫作，是他一手教出來的，但不是在黨辦的那段時間，而是後來他到我們單位當書記的那幾年裡。他的要求並不複雜，簡練、簡練、再簡練，要把那些可有可無的字句統統消滅，不作空空之談，我不要在報告、講話裡看到你的個性，你寫的東西必須要中性，只有中性才能客觀。他對我最大的啟發是公文寫作是有法可循的，是可以建立起一套程式的，只要思路清晰、程式明瞭、內容充實，就不會寫不好。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無意中把我從分裂的寫作狀態裡解放了出來。我當時覺得寫公文跟寫自己的作品是水火不相容的事情，顧此傷彼，顧彼又要傷此，實在無法兩全，所以就時不時地覺得很痛苦。而他在公文寫作上對我的苛刻訓練，卻讓我學會了有意去剋制自我意識，逐漸擺脫了那種自我迷戀式的寫作狀態。這個結果，是我沒有想到的，所以他永遠不會明白，我對他說，「您讓我明白了什麼是寫作」，並不是客套的話。他滿面紅光地說：「我可不懂文學。不過，」他話鋒一轉，「既然是文字上的事，肯定就有相通之處，比如說，結構、佈局……當然，我知道這麼說也還是表面的。」
他做了行政主管之後，幾乎是毫不猶豫地沉浸於另外一種狂熱之中。這就不能不說到他迷戀的另一件事，那就是女人。在此之前，他的迷戀表現得很含蓄，大多數情況下不過是微笑著眯起眼睛做出欣賞的樣子，同時談笑風生故作輕鬆地與心儀的女人交流。此後則完全變了。他先是把幾位畢業於師範的基層女人先後調到了機關工作，隨後又把她們變成了自己的親信，整個操作過程雖說也難脫開領導好色的嫌疑，但基本上還是按程式辦事的，沒有什麼過格的事。那幾個女人的共同特點是能歌善舞、熟諳人事，而且都不甘心自己這輩子只做個普通人。他是真喜歡她們，那種發自內心的欣賞。那時對他來說，空閒時最愜意的事就是在辦公室裡跟她們中的某一位聊天，一聊就很長時間。
他的夫人雖然跟他一道出身鄉土，但仍舊可以稱得上是個美女。讓他受不了的，是她的直率與烈性。她經常會突然出現在他的辦公室裡，看看他跟誰在裡面關著門聊天。他不在辦公室的時候，她會拿自己配好的鑰匙進行檢查，把他的衣櫃、抽屜、檔案櫃都要仔細翻檢一遍。有兩次她意外地翻到了照片和套子之類的東西，就對他大發雷霆，把他搞得狼狽不堪，鬧得是滿城風雨。不過這事對於他來說其實並不算什麼大事，他反而越發坦然自如起來。「女人天性如此，」在與朋友喝酒的時候他如是說道，「就是兩個字，好妒，有事沒事的，她都要生出些事來，不然沒法消磨時日的。」這種觀念支援著他在任何情況下面對那些女人都會鎮定自若。後來就算是那幾個女人因為爭風吃醋而相互的蜚短流長攻擊來去，他也沒有任何受不了的意思，反倒是當起了旁觀者，看她們爭來吵去的，覺得也是一種樂趣。似乎也正是在這樣的環境裡，他終於參悟透了為官的道理。悟到什麼程度，誰也說不清楚，但有一點是明白的，那就是在單位解體之後，他不但沒有因為經營不善和賬目不清而一頭摔到懸崖下面，反而安全地到了另外一個單位當上了副書記兼紀委書記，過的是更為舒服自在的生活，令很多以為他必倒無疑的人大跌眼鏡。
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單位解體的散夥晚宴上。那天多數的人都是神情黯淡的樣子，唯有他自己是神采依舊。他即席做了精彩發言，在我看來那是他職業生涯中最為出彩的演講之一。然而沒有人想聽他說些什麼。那天晚上他出人意料地放開了酒量，讓很多自以為有量的酒席高手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敗下陣來。臨近午夜時，他走過來，站在我的面前，說我們喝了這杯吧，這也是最後一杯，喝完就散了。我說沒問題。他喝了酒，面帶微笑地看了看四周，然後又看了看我，說：「你還記得我以前跟你說的話麼？」「我不知道是哪一句。」他說：「就是當機關幹部的兩條要素。」「我當然知道了，不是能辦文，就是能辦事，否則的話無法在機關立足。」他說沒錯，但是，他收起了笑意。「我想告訴你的是更深一層的道理，對你以後會有好處的，那就是，關鍵還是辦事。事情辦明白了，怎麼樣都有理。事情辦不明白了，怎麼樣都沒道理。你還年輕，回頭慢慢琢磨琢磨吧。話說回來，其實我明白得也有些晚了。」說到這裡，他長嘆了一聲，「很多事也就那麼一回事，但搞文字的人往往都是最後才明白的。」
廖素
胸懷浪漫的人在現實主義的環境裡會輕易就成為異類。而做異類是有代價的，它無法被量化，很多時候，它不但不會體現出什麼觸目驚心的東西，反而還會讓人不由自主地陷入莫可名狀的寂靜裡。這並非緣自自我的保護與封閉，而是由他人制造的，它能讓一個人在群體裡永遠體現不出應有的價值。儘管你意志堅強，胸懷寬闊，懂得自我調侃，就像可以幽默而輕蔑地談及那些猥瑣之輩一樣，然而很多時候，你不得不做出妥協，在大家通用的遊戲規則裡找到某個靠邊的位置，不再有個性張揚與反動，可是你仍舊不能真正地被環境所接納，同時又無法避免環境本身對你的腐蝕，不是心靈的，就是肉體的。從日常生活的慣性氛圍中的群體角度來看，任何浪漫的個體都是不合時宜的存在。在成人的世界裡，天真常常就是一種罪過。如果說在這個世界裡貪婪與殘忍都是可以被理解的，那麼天真則永遠是不容易被他人所理解的，它不是被漠視，就是被嘲弄。
我始終認為你是一個浪漫而天真的人。一九九二年的春天，你興沖沖地打電話到班組休息室找我，可我不在，你讓我師傅轉告我一聲，次日下午去廠報編輯部找你。我去了，可是沒能見到你。不知是由於太陽離地面太近了，還是因為內心興奮而又忐忑不安，我一直有種睜不開眼睛、不知所措的感覺，我給你投過一篇改過二十幾遍的稿子，我已經沒有力量再去修改它了，把它投入信箱的那一瞬間，我覺得自己也墜入了某個並不危險卻又陌生難測的深淵裡，不能逃脫也不能落底。在你的辦公桌上，我看到了那期報紙的校樣，也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變成了印刷的字，最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還不是這個，而是我的文章旁邊有一篇你專門為我的文章寫的評論，比我的文章還要長一些。坐在編輯部的沙發裡，看著陽光透過窗子傾斜在地板上留下一塊有些變形的方形光斑，我的頭腦裡只有異常明亮的空白和異常脆弱敏感的空白，而視線所到之處又都是那麼的美妙而寧靜，包括墨水的氣息、散亂在地上的報紙，還有那幾盆矯揉造作的盆景和植物。
有些場景想不清楚了，比如，我們的第一面是在編輯部裡，還是在通訊員培訓班上？我只是清楚地記住了那期通訊員培訓班原本並沒有我的名額，是你臨時找領導爭取的。這在當時的年輕人眼中，是一種類似於榮譽的東西，因為入選者不僅可以暫時離開工作崗位，坐在教室裡聽廠報的編輯們講寫作常識，還能被帶到海邊的度假村裡吃海鮮、聯歡、看日出、在沙灘上漫步。過度的興奮讓一個不諳世事的年輕人做出了可笑的舉動，我在你講課的時候，寫了一張紙條，意思是說，如果我將來成為作家，一定不會忘了你。下課時我把它遞給了你，然後掉頭就走開了。我們二十幾個年輕人一道去了興城。你卻因為家裡臨時有事，沒有去成。對於那張紙條，你沒有任何反應。此後將近有十年的時間，你從沒有提到過那張紙條的事。在海邊，人們幾次提到你的那篇評論文章，還有我的那篇散文，隻言片語都足以令我興奮不已，實際上我並沒有意識到，在他們的眼裡，是一個怪人發現了另一個怪人。我拘謹，靦腆，不善言辭，手裡握了本袁宏道的尺牘選集，跟在大家的後面，有種略顯尷尬的沉默。有張照片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我當時的心境，看日出的時候，我側著身體，把衣領豎了起來，初春的海風還很冷，我儘可能地縮著脖子，表情疲憊，皺著眉頭，眯縫著有些茫然的眼睛，而左側眼鏡片的後面，則是一點硃紅的朝陽，自然彎曲的頭髮被潮溼的海風吹得越發黏軟了，有幾綹搭在了額頭上。
在回去的火車上，我又做了件令人驚訝而又顯得誇張的事，就是蹲在地上，把座位當成桌子，一口氣寫完了我的第二篇散文作品《海·日出》。在文章的最後，我情緒激動得難以自抑地把日出稱為黑暗的海奉獻給我們這些過客的偉大詩篇，其實那個時候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詩。在我寫的過程中，不時有人伸出頭來看看我。幾乎所有的人都覺得我這個舉動實在有些誇張。但是我當時確實多少體會到了一些寫作的暢快。這個新聞很快就傳到了你那裡。在你的辦公室裡，你忍不住哈哈大笑，說你完全能想象得出當時的場景，我的樣子，以及大家的反應。你笑的時候，眼睛會自然眯起來，牙齒整齊而漂亮，聲音略帶些鼻音，很富有彈性，有點像合唱團的領唱。我後知後覺地意識到當時在火車上他們一定覺得我非常可笑。你說：「不要管他們，笑就笑吧，你還是你就行了。」而你呢，我逐漸知道了，你一向喜歡偶爾做些讓他們意想不到的或者不明白的事。他們不明白你為什麼從來不化妝。也不明白為什麼你到了三十歲還不結婚。為什麼你從來都不跟女同事們講自己的生活瑣事。不明白為什麼你那麼討厭那些喋喋不休的小女人。也不明白你為什麼在下班人潮湧動的時候偏偏要穿一身白綢旗袍招搖出廠。你當時的領導為了這些事，沒少找你談心，勸你不要再挑剔了，差不多就結婚吧；要多跟同事，尤其是女同事交流，不要獨來獨往；在上班下班的時候儘量不要穿奇裝異服什麼的。你平靜地反問領導說：「首先，旗袍是國服，為什麼不可以在上下班時穿呢？其次，我有男朋友，我只是不想展覽他，也不想早早就結婚；而那些喋喋不休的小女人，實際上永遠都是什麼都說不明白的。」領導很失望地看了看你，提醒你不要過於驕傲、目中無人了。你微笑著搖搖頭：「不會的。」
管你叫廖素，並不是我的主意，而是w的，那個喜歡張愛玲的女孩，我們曾經一起去過你家裡。她的文章比我的好。她很有天賦，而我沒有，我只有勤奮。她之所以叫你廖素，是因為你素面朝天，從來不施粉黛。也是因為你心地善良、坦誠待人。w去美國之後，還在e-mail裡問你的情況，那時我已經到了上海。她跟那個捷克裔美國工程師生了兩個女兒，經常跟著他到世界各地去，偶爾會寫些隨筆，但並不多，更多的時間都花在了看書和教育女兒上。在那張她跟兩個女兒的合影裡，她看上去健康而飽滿，與在撫順時完全不一樣，而她的文字也變得平和沖淡了。她讓我轉告你，你最後跟她說的那些話，對於她來說，非常重要，謝謝你，她愛你。我把這些話轉達給你的時候，你的眼圈有些發紅，聲音也有些發澀和顫動，你不得不放慢說話的速度，你們曾經發生過爭吵，很長時間不再說話，令你異常痛苦，後來，她重新來到了你的面前，卻是告訴你她要離開的訊息。這一次，她愛了一個喜歡沉默的捷克男人。她跟你一樣，在廠裡製造了一次新聞。你看，你所關心的，都是跟你差不多的在言行上讓別人覺得難以理解的怪人。
無論是天真還是善良，其實都不算什麼問題，你最致命的弱點，是你容易憐憫。你甚至會憐憫你的敵人。在你的敵人受到不公正遭遇的時候，你會毫不猶豫地站出來，客觀地表達出你的看法，為其辯護。在別人眼裡，包括被你憐憫的人眼裡，這種行為無疑是可笑的甚至是不可理喻的。因為他們從不會憐憫任何人。他們只喜歡嘲笑別人，他們也喜歡憎恨和詛咒。在不懂憐憫為何物的環境裡，其實你註定要一直孤立下去，還要背上名為「愚蠢無腦」的光圈。因為你會本能地憐憫，他們覺得你是那種怎麼對你都可以的人，既可以隨時談笑風生，也可以隨時把你棄於汙水溝。那個經常拼酒的女人不就是這麼對你的麼？可是在她醉倒撒潑的時候，你還是會忍不住去幫她一下，因為在她的空虛浮躁情緒裡，你又自然而然地開啟了憐憫。
這幾年來，你與世無爭，過著相夫教子的平靜生活。你緩慢地寫作。與以前那種強壯的身體狀態相比，你現在的身體真可謂麻煩不斷。腰間盤突出令你吃盡了苦頭。還有些別的問題。你差不多都已經習慣了。我們見面的時候越來越少了，每次回來，見到你，最後總是忍不住要問你，是不是還在寫？聽到你說還在，心裡就覺得很欣慰。我還記得你的一篇散文的開頭部分，寫的是你的想象與夢境的結合，漸行漸遠的一個人，凌波而去，從長白山的餘脈，進入到遠古森林的深處……那時候，在我看來這只是你的一時想象而已，並非你的本性所向，你是個滿懷熱情的人，一個理想主義者，你永遠都不大可能轉身就離去，做一個不問世事的人。即便是你對身處的環境無比厭倦的時候，你也是帶著不服輸的心理混合了厭倦的情緒努力支撐著。你永遠都學不會與人爭奪什麼，更是學不會與別人鬥法玩頭腦，搞微妙的人際關係，你真正學會了的，只有沉默。這次國慶節回來，給你打了幾次電話，都是關機狀態。後來跟朋友打聽，才知道你已離開了宣傳部，被調到了遠離總廠的西區，做駐站宣傳員。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是在那個陌生的地方，你躲進某間偏僻安靜的辦公室裡，每天準時上班和下班，除了寫稿子以外，就是看看書，或者不聲不響地出神，透過玻璃窗，看著不遠處林立的煉油裝置和儲油罐。大多數時間裡，你都是那種非常難得的獨處狀態。這一次，是你自己申請去那邊的麼？要是遇到了你，我會問你這個問題的。我倒希望是。實際上，我希望是由你自己來完成這次轉身而去的。在那個環境裡浸泡多年，你也該到徹底想通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