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是一九七九年的時候，來了一群日本專家，到撫順考察。他們什麼都沒相中，唯獨看中了這座矸子山。它的本名，其實是華山，也叫矸石山，叫來叫去的叫白了，就成了矸子山。其實是露天礦開採過程中挖出的油頁岩堆積而成的，方圓有幾公里，最高處海拔近百米。山上多數地方是平緩的，鋪了一層砂石，蓋了很多排整齊的平房，裡面住的幾百戶，都是礦上的工人家庭。我姥姥家就住在那裡。每次下過雨，山上地面就會冒熱氣，帶著濃郁的油味兒。日本人開出的條件，是給全市每個家庭一臺小轎車，換這座矸子山。這個訊息著實讓全市老百姓興奮了一段時間，人們經常在私下裡聊天之後，忍不住要憧憬一下滿城跑小轎車的場景。但最後政府拒絕了日本人的提議，說這是非賣品，是城市的一部分，割下來給外國人拿走，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其實是留了個心眼兒，既然日本都覺得這座矸石山是寶貝，那我們就更不能賣它了，雖說咱們也不知道怎麼開發它。失望之餘，大家想到我們竟然拒絕了小日本開出的如此優厚的條件，又都不免自豪起來，說這就是孔老二說的「貧賤不能移」吧。也有人說這是孟老三的話。我們當時也不大清楚這兩位是什麼人，聽起來好像是很有名又有些搞笑的古人。通上矸子山的道路都不大好走。尤其是去我姥家的那條路，因為比較陡，走起來特別累。下過雨之後就更難走了，因為雨水把原本壓實了的矸石路面衝得鬆動了。有一年夏天，我姥姥就是在下過雨之後摔倒在那條路上的，結果左大腿骨折了，一躺就是三個多月。十多年以後，政府又想起了這座矸石山的價值來，派一組專家到這裡考察了半天，結論是這些矸石已經不能用了。
姥爺
這回得繞很遠的路了。車子開得很慢，在這個被挖得千瘡百孔的城市裡搖晃著前行，像深水中的小舟，耐心地劃出一條最大弧度的曲線。原來的那些路，不是被翻開就是被封閉了，剩下的都是些坑坑窪窪的，車子只能慢吞吞地顛簸。在過於茂密的樹木跟其他瘋長的植物之間，有條戰備公路，像隧道一樣幽深，車燈不斷照亮兩側黑暗中忽然湧現的一簇簇黑油油的葉子，有時甚至會讓你覺得那些縫隙裡像隱藏著什麼動物，正默默凝視轉彎的車子，還有我們。
從機場到家的這一個多小時裡，我想起一九八七年的冬天裡，那個下著灰色細雪的下午，我用姥爺給的七十六塊錢，買了那套《魯迅全集》，然後就抱著它們，擠坐在小公共汽車的尾部，偶爾抽出一部，翻上幾頁，聞聞書裡的味道，車窗上的厚霜在融化，露出幾塊形狀不規則的幽暗……還有些其他的場景，比如冬天的暮色裡，他推著那輛高大的腳踏車，慢慢爬上那座矸石山的坎坷坡路。我覺得很難想象一九四三年的那個初春，十五歲的姥爺和他的兩個弟弟是怎麼從河北吳橋一路曲折逃到東北的。那時路上逃荒的不計其數，同村的、外鄉的、河北的、山東的，都奔著關外的東北而去。可是還沒過山海關，就已經有很多人死在了路上。他們能活下來，是因為姥爺在臨行前除了搞到些乾糧，還弄到一大塊豆餅，藏在背包裡。另外他總能找到點別的什麼可以吃的東西，比如凍蘿蔔、地瓜幹、皮革、牲口草料裡的種子、鼠窩裡的大豆、麻雀，以及壁虎、蛇、田鼠。另外，他會喂牲口，這門手藝救了哥兒仨的命。
到錦州的黑山一帶時，正趕上一個大雪天，他們投在一戶富農家裡。姥爺上半夜給幾匹騾子清理了棚子，下半夜又鍘了很多的草料。天矇矇亮時，他劈了一大堆柴，然後幫著男主人去井臺那邊挑了幾桶水，把廚房裡的兩個大缸灌滿。他說在劈柴時差點站著就睡著了。那個大個子男主人告訴他，去撫順吧，那裡有煤。他給了姥爺一個破布袋子，裡面裝了八個大玉米餅子、幾個窩頭和鹹菜疙瘩。半個月後，他們到了撫順，鞋子都走爛了。接下來的日子裡，他們討過飯，幫倒賣牲口的餵過馬，還給一位日本的電氣工程師當過馬伕。姥爺的電工知識就是跟他學的。他們有一張合影，姥爺還留著，但只有他自己的那一半了。他說那個日本人叫田中，很內向，幾乎沒有朋友，特別喜歡馬，還會吹笛子。
要是一九五二年春節前，政府沒徵用那一整條街的門市房，要是姥姥買到了去錦州的火車票，他們就遇不上了。但姥姥當時不但沒買到票，連隨身的東西都被偷了。她只好帶著三歲的我母親暫住在姐妹家裡。那個姐妹的男人，跟姥爺是老鄉，也在礦上工作。「我會照顧好你們娘倆兒的。」據說姥爺在老鄉家裡跟姥姥不聲不響地面對面枯坐了半個多小時之後，就說了這麼句話。當時姥爺已是國營露天礦裡的電工技師了。為了配得上有高小文化的姥姥，姥爺特意讀了一年工人夜校，讀到可以看書寫信。經常地，在晚上吃過飯之後，他喜歡給姥姥讀讀舊報紙。
從十二三歲起，我就經常坐公共汽車去給姥姥送藥。那座矸石堆成的山是那麼的低矮，經常會冒出味道奇怪的煙氣。西側的山腳下，是古城子河，也叫煤泥河，因為源頭就是礦上的洗煤場。河水流下來，帶著很多細小的煤渣，跟淤泥混合在一起，就成了煤泥，老百姓買這種泥打煤坯（用那種長方形的模子，把煤泥放在裡面，蹲在那裡用手拍打，直到平滑整齊，變成一個黑色柔軟的方塊），晾在空地上風乾，然後就可以燒爐子了。山上住的都是礦上的職工。姥爺家的院子至少有四分之三是被倉房佔了的。倉房裡，院子裡，有很多從礦上撿來的邊角餘料，漆黑的枕木，粗大的道釘，腳踏車裡外帶，幾筐大塊的煤，還有成筐的劈柴，專用來壓爐子的幾編織袋碎煤。不管有多少東西，經過姥爺的手，就都會是整齊的。他近乎著迷地儲存各種東西。他相信它們總有一天能派上用場的。「家裡沒東西，怎麼行呢？」
那時姥爺家是個安靜的地方，總有股衛生球的味道。乾淨的水泥地上，總是有些潮溼的痕跡。碗架櫃裡常會有一碗姥姥做的醃黃瓜，或是醃豇豆、蒜泥茄子，鍋裡也常會有米飯，泡上熱水就可以就著小鹹菜吃。房間也小，入門處是個小間，最早老姨住在那裡，裡頭有個小書架，老姨嫁人後它就歸了我。海城地震時，我跟媽媽、妹妹剛好在那兒住，晚上早早就躺下，可是都不敢睡，房門開著，院門也開著……姥爺站在院門口，不知在看什麼，偶爾能聽見很遠處傳來的火車聲，還有火車要來時值班工人敲打鐵軌的聲音。那時我以為世界要發生什麼大事，可到頭來不過是很遠的地方發生了地震而已。
我五歲的那年冬天，媽媽跟奶奶吵架，爺爺把我們一家四口趕到了隔壁尚未封頂的房子裡。好在炕是好燒的，我們一家人躺在熱炕上，蓋著厚厚的被子，望了半宿寒夜星空。第二天姥爺來了，怒氣衝衝地丈量了房頂的尺寸，然後破了好多根收藏多年的紅松枕木，找來幾個工友，用了不到兩天，就把房頂給上好了。當時爺爺覺得這事兒處理得有點過了，就尷尬地要請姥爺進屋喝酒。姥爺把腳踏車抖了兩抖，壓了壓氣，回頭對我爺爺說：「對自己的孩子，不能這樣，是不是？」據說我爺爺那張寬闊的臉，當時就紅得發紫了。
七十年代末，姥姥得了場大病，花了很多錢才撿回了一條命。當時姥爺去兩個弟弟家裡借錢，沒有借到，就把自己的手錶和腳踏車都賣了。這件事對他的刺激很大，在他看來，最丟臉的家門不幸，就是兄弟無情。他認為是自己這個兄長沒當好，讓兩個弟弟變成了這種人。因為急火攻心，他得了種怪病，就是臉變成了暗紅色。看過幾家醫院，都不知道病因何在。後來找了位老中醫，開了個方子，每天吃兩斤煮熟的草參，像吃菜那樣吃下去。那種草參特別的苦，放很多白糖也還是苦。方子是有效的，吃了一個多月後，臉上的紅色就慢慢地消了，但鼻頭上的那一點始終還在。姥爺發脾氣的時候，那鼻頭就會異常地紅。
殯儀館的人指揮著幾個工人，把他從冷藏櫃裡抬了出來。司儀是個粗壯的中年人，唸唸有詞地指揮親屬們扯起白布，為姥爺的身體遮一下天光，然後他拿著蘸了白酒的有木杆的棉球，從上往下依次去開眼光、開胸光、開手光、開腿光、開足光，最後把一些黃紙包成銅錢狀塞在身體的兩側。跟生前一樣，姥爺戴了頂深藍色的有簷布帽子，穿了身普通的藍布衣服。他的臉是黑黃色的，這是最後那一年裡幾種疾病反覆摧殘的結果。他活了八十四歲。
遺體道別時，親人們站在邊上，看著來賓們從躺在中央的姥爺的另一側繞行而來，經過我們的面前……我的耳邊不時響起他的說話聲，那種有點像唐山話的口音……他念叨著我的名字，自言自語似的說：「你這個小孩兒，不好好讀書，可不行啊……考不上大學，考不上中專，再考不上技校什麼的，到那時，你還能做什麼呢？去鄉下種地，人家也不要你哦，你也不會幹啥，小胳膊小腿兒的……那不就成了廢品了麼？」後來見我也沒有起色，就不再說這樣的話了，只是用那種溫和的似笑非笑的眼光，不聲不響地眯起眼睛，打量著我，好像在說：「怎麼辦呢，你？」偶爾忍不住了，或者心情很好，他就會沒頭沒尾問一句：「怎麼樣了呢？」這時我身後通常就會響起我媽媽的聲音：「唉，還不是那樣……」他出神地想了半天，然後嘆了口氣，對我媽媽說：「那就多琢磨琢磨別的吧，怎麼也得有個飯碗不是？」
後來我技校畢業，進了家石化企業做儀表維修工。姥爺還特意騎腳踏車來看我。當時他已經六十多歲了，剛退休沒幾年。他是露天礦裡評出的第一批八級工，也是第一批高階技師。早在七幾年時，他的工資就已四百多塊了。等到二〇〇〇年時，我的工資都漲到了一千多塊，可他的工資仍舊是四百多塊。有一次礦上工會的人「五一」來家慰問，他是真的怒了，就好像整個腦袋馬上就要火山噴發。但他說話的調子，卻是平靜的，一字一頓：「你們是在拿我們這些老人開玩笑啊，你們，你們這些人啊，我都替你們害臊。」
那座露天煤礦方圓十幾公里的巨大深坑，就像一顆隕石撞擊後留下的。在它的襯托下，不遠處的城區看上去就像是它的碎屑，保持著向四周輻射的狀態。城市中心的地下還有相當儲量的煤，但已不能再挖了，否則整個中心地帶都會塌陷下去。姥爺工作的地方就在大坑的邊上，院門前就是運煤的小火車專用的窄軌鐵道。從露天礦坑深處，時不時地會浮出一些煙霧，空氣裡瀰漫著濃郁的煤味兒，以及矸石本身的那種油味。我放寒假時，姥爺經常帶著我上班。那裡總能看到幾隻麻雀落在不遠處的電線上，灰突突的，動也不動，而鐵道間及兩側的碎石上還有不久前的積雪，上面佈滿了煤塵，幾經融化和凍硬，看上去更像是某種廢棄的化學物品，旁邊窄馬路上的雪則早就被清理掉了，堆積在路旁，變成了長長一列黑土冰堆。
姥爺讓同事給我做了副冰鞋，領著我來到一片寬敞平滑的雪地，讓我自己在那裡滑著玩。他自己則站在露天礦大坑的邊上，揹著手，注視著下面。那片雪地是化過又結冰的。後來起風了，天色更加晦暗，姥爺就叫住了我，領著我往回走。我能看到很深的地方，有很小的火車在慢慢地移動著，再高一些的地方，還能看到一些大卡車在晃動……只是看不到人。
我問姥爺：「有沒有到過最深的地方？」
他想了想，說是下去過三次。
「那在最深的地方是什麼感覺啊？」我又接著問道。
他瞥了我一眼：「什麼感覺？就覺得，這人哩，其實跟煤是差不多的，可能還不如煤呢，就那麼一丁點兒，你在下面，再往上看看，那上面的天……」
他說「天」的時候，發音是「甜」，現在想想，還覺得很像評戲裡的老生唸白，些微的樂感裡，還有種莫名的蒼涼。
妹妹
在我們那代人的青少年，有個妹妹像個尾巴似的跟在後面，是很常見的事。我妹妹從小就跟我特別親。不過我小時候可並不太喜歡這個胖乎乎的妹妹。至於原因麼，很難說得清。可能是因為那時她的運氣總比我好吧，讓我在潛意識裡多少有點嫉妒。
她的好運氣從出生時就開始了。我出生的時候是寒冬臘月，地都凍裂了，爺爺借了手推車把我跟媽媽推回的家裡。而我妹妹則生在十月末，正是天剛冷卻又沒暖氣的時候，可她降生的那天趕上醫院暖氣試氣，產房裡非常溫暖。我生下來以後，我媽上班的地方很遠，中午趕回來餵奶時，我已被奶奶用苞米麵糊糊給餵飽了。而妹妹生下來的時候，我媽就在家門口的那個中學上班，妹妹天天都能吃到足夠的奶水，所以她從小就是個白胖的大嗓門，哭起來比我還敞亮。
我一歲剛滿就斷奶了。開始能自己吃飯的時候，家裡沒什麼可吃的東西，天天都是白菜豆腐之類，很少見到油星，炒個黃豆用醬油泡上也能算小菜。而妹妹是直到三歲才斷的奶，到能自己吃飯的時候，家裡的經濟條件已有了明顯改觀，開始有油有肉了，偶爾還會有水果，過年時還能吃到糕點罐頭。上學以後，我直到五年級才遇到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老師，算是讓我見到了光明。而我妹妹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遇到了不錯的老師，一直到中學，從來沒有吃過任何苦頭，更不用說體罰了，她還做過班幹部和少先隊共青團的幹部，最差的時候也是課代表。而我，在漫長的學校生涯裡經常被老師體罰，即使在最出彩的時候，也只不過做代數課代表而已。
童年的陰影漫延了整個少年時代。我媽經常會覺得我是個沒什麼希望的孩子。我的學習成績，我犯的錯誤，都會時不時地讓她頭疼不已，有時甚至覺得很丟面子，她是老師，而我卻是相當差勁的學生。妹妹學習好，也聽話。不過說實話，除開那些為數不多的心存嫉妒的時候，我還是很愛妹妹的。從幼兒園時就開始因為護著她而跟別的男孩打架。八歲的那年，還因為用一塊大石頭砸傷了欺負妹妹的一個十多歲的女孩，被人家全家十幾口人圍住我們家的大門要求賠償，那情形跟抄家差不多了。
那時最讓我無法忍受的不是別的，是放假的時候她整天都要跟著我。她的理由很簡單，是咱媽讓的，你要是不想讓我跟著你，就跟媽講去。所以我經常是面沉似水地走在前面，而她跟在後面，兩個人整天四處遊蕩。這種情況到了我上初中時，忽然間發展到了極致，那時妹妹已經不怎麼跟我出去了，但有時候看電影、去公園什麼的，她仍舊習慣於跟著我走，搞得我非常難堪，經常提醒她，不要跟得太近了，讓人看到了不好。她大為不解，近了怎麼就不好啦？我說就是不好。她故意作對：「我覺得挺好。」回到家裡她就告了我一狀。我媽問我為什麼不讓妹妹跟著我走，我說：「不為什麼，我不習慣。」邊說邊對妹妹怒目而視。
不過說起小時候的事，我妹妹也是振振有詞。「你看，」她慢條斯理地說道，「據說我四歲的時候在炕上玩，讓你看著，我爬到窗臺上，雙手抓住窗欄杆，你也不管，然後我一腳踹破了玻璃，滿腳都是玻璃碎片，在醫院裡護士用鑷子撿了一個多小時，這事兒你還記著吧？」「我記著呢。我媽差點沒把我屁股開啟了花。不過我當時看著護士往外撿碎玻璃，心裡都發慌，可你怎麼還笑呢？難道是因為你太胖了，腳上都是肉？」她笑道：「那是紮了麻藥，過後才疼的。」「還有啊，」她接著說道，「有一回媽把我們鎖在院子裡，你想出去玩，又怕丟下我不好辦，就讓一個男孩從牆上翻進來，然後兩人合夥把我推上牆頭去，那邊再讓人接住，晚上再翻回來，可翻的時候你又想出花樣，找了個筐，說是可以接住我……我們還一起偷過大白菜呢，這事兒你還記著吧？」
跟小時候的頗為有趣的經歷相比，後來的事就沒那麼輕鬆了。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八年，是我們家裡最不安穩的時期，爸媽還有奶奶，幾乎是吵了十年。我參加工作以後就出去自己住了。家裡如果有事，妹妹會打電話告訴我，回去息事寧人。她上大學的那幾年，我們每週都寫兩三封信。她大學畢業那年，我也忙著結了婚。我是徹底怕了煩了家庭和事佬的角色，就把這件艱鉅的日常工作轉交給了剛畢業的妹妹。妹妹比我孝順，也比我懂事。工作以後每月工資多數都上交給我媽，自己只留很少一點，不夠花也不再要。而我媽是那種常常為了洗乾淨杯子而會失手打破杯子的人。她對妹妹的要求，常常嚴格到了苛刻的地步，會為了一些小事就隨意批評妹妹不懂事。於是我成了妹妹最有力的辯護人。妹妹從小到大沒受過什麼挫折，而我是比較習慣於受到挫折，所以我非常明白，內心的安全感和自尊心的保持對於一個年輕人的成長有多麼重要，同時我也很清楚的是，親人之間的傷害，有時候往往會比外人來得更容易、更直接，也更深刻。
妹妹的懂事和善於調節氣氛，使得我媽跟我爸總算是度過了有點漫長的更年期，把日子安穩地過到了今天。後來，妹妹當了商場的經理。她在三十二歲時才結的婚。她沒被我媽的近乎神經質的狀態和頻繁的催促所影響，自己耐心地尋找，最終找到了一個適合自己的男人。現在，她自己也快要當媽媽了，應該是在今年的九月間。我也要當舅舅了。我們有空的時候仍舊會通電話，隨意聊些身邊的事，但遠不如以前那麼多了，有時候甚至短短幾句話就結束了，很是匆忙的感覺。有一天晚上，因為我兒子的教育的事，我們聊了半天，話說得差不多了，她忽然想起什麼似的，問我：「哎，你還記不記得仙人球的事？」「什麼仙人球？」我一時沒反應過來。她嘿嘿笑道：「就是你上初中的時候，有天下午在你那個單人床上午睡，我不聲不響地蹲在地上，慢慢地搔你腳心，你就伸腳蹬踹，然後我就把家裡的一小盆仙人球放在你腳下，你一蹬，哈哈，滿腳後跟扎的都是仙人球那種很細的白刺，你跳起來大叫，我是一邊笑著一邊幫你用鑷子一根一根地往下拔的……」嗯，我記著的，那時候我十五，你十三，那件事發生在夏天裡。二十年也就這麼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