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錯了，應該是我一把年紀才被許佳明上了人生第一課。我一直以為面對陳主席這樣的領導，就算不主動巴結，但也犯不上招惹他，真出點什麼事，就安身立命躲著走。我沒想過做人還可以像許佳明這樣，一生負氣成今日，來做神州袖手人，吃虧受氣一輩子，到老了也就是天橋下面把手插在袖子裡的窩囊廢。

不用說，《上海地下》被拿下，許佳明也沒出現在之後的先鋒展上。還好時代在進步，美協不至於用大字報補在空位上。我以為我見不著他了，又一堂生動的課，一個年輕人，有沒有才華另講，至少因為自己的冒失，畫家之夢破碎。

大概是第二個星期五，警察在夜裡給我打電話，他說他是浦東北蔡分局的，跟我確認我叫李小天，說我有個朋友喝多了，躺在路邊不省人事。我那時剛睡著，滿屋找煙想清醒一下，我問他是哪位朋友。他說是北蔡派出所的。我說我知道，我問我朋友是哪位。那邊沉默幾秒，好像責怪我聽不懂人話，重複一遍說：「你朋友喝多了。」

我明白他意思，喝多了，一問三不知，所以問不出姓名。可是他們怎麼認識我，怎麼確定那是我李小天的朋友？我在家把煙抽完，照他們給的地址開車過去。夜裡不堵車，剛進北蔡鎮就能看見警車打著雙閃停在路口。

兩個警察在路邊等我。其中一個說，你朋友在車裡睡著了，吐得滿車都是。我還是疑惑，幫著他們把人拖出來，翻過來一看是許佳明，一身汙穢地躺在路邊。我說：「我認識他。」

瘦點的警察露出奇怪的表情，苦笑一聲說：「你當然認識他！」

「我只是見過他，一面之緣，這不是我朋友。」

兩個警察相互看看，問我打算怎麼辦。為什麼要問我？我敬他倆一人一支菸，提議他要是酒精中毒，就送到醫院；要是沒什麼事，就把他送到酒店去。胖點的警察說他沒中毒，不過他身份證、錢包和手機都沒了，住不了酒店。我說既然丟了，不是正好報警。這時他們不高興了，瘦點的說：「報警也是等他醒過來，讓他自己報。」

就這樣，半夜兩點鐘，我們三個圍著地上的許佳明站成一圈。他倆都明白，只要我把他弄回去，這事就解決。可是我不想，我一再跟警察解釋，我跟他不熟，僅僅是幾天前見過一次，還把我領導得罪了。說著說著，我想起來有個事還沒問：「你們是怎麼找到我的？」

瘦警察是打電話找的我。當然是給我打電話，我懷疑之前電話裡的就是他，我問哪位朋友，他說北蔡派出所的，我問我朋友是哪位，他說你朋友喝多了，邏輯缺根筋，總給些最簡單直接的廢話答案。我精細點問他：「你們是怎麼找到我李小天的？」

胖警察回到車裡，翻了半天找出一張皺巴巴的名片。離老遠我就看到那是星巴克那天給許佳明的，真是的，後屁股兜揣一禮拜，上面還印著我李小天三個字。我反過來問警察：「如果我不管他，你們拿他怎麼辦？」

他們告訴我，弄到看守所睡通鋪，等他醒來，再看要不要報警立案。可是喝多又不犯法，再怎麼說，我也不忍心把他送進看守所撿肥皂。折騰到家已經快四點，我把他拽到床上，自己在客廳上網耗時間。挺到八點實在扛不住，我將他搖醒，把床給我騰出來。許佳明恍如隔世一般看著我，快想起我是誰時，我讓他不要講話。我說：「我叫李小天，我們認識，但你什麼都別問，也別跟我解釋什麼，大門在客廳右手邊，你隨時可以走。」

太困了，話沒講完我就睡著了，大白天還做了個奇怪的夢，好像我在庭院養了虎狼一類的兇猛動物，等它們長大了在院子裡窸窸窣窣地等開飯，我反倒不敢出門了。

醒來後許佳明果然還在，失憶似的站在落地窗前。洗漱過後我打電話訂餐，問他要不要吃點東西。他搖頭，但也沒有告辭的意思。等餐的時候我們面對面地不說話，快餐來了他就看著我一個人吃。這令我很不自在，沒吃兩口我放下筷子。我想我是不是應該跟他聊點什麼，打聽他為什麼喝這麼多酒，碰著什麼傷心事。可是我過得也不好，管不了那麼多。我扔給他一支菸，整個過程還是沒話說，後來我忍不了了，直接問他：「你為什麼還不走？」

他反問我去哪裡。我說回北京，或者是去我家以外的任何地方，隨便。之後他抓頭髮，坐立不安，長吸一口氣說：「我現在什麼都沒有。」

我忘記了，我們本來就該是路人，走在街頭都不用打招呼，此時卻要面對這種尷尬。我數出一千給他，告訴他不用還了。那年頭火車還不需要身份證，臥鋪票往返都夠了。他接過錢說聲謝謝，問還能不能再跟我要一張名片。我重複說道，不用還了，你好自為之。他在門口停留幾秒，轉身下樓。

我那時其實想說來著，我想說我不瞭解你，不在乎你這幾天經歷了什麼，昨天夜裡你睡覺時，我好好地搜了你的畫，你挺不錯的，不需要喝那麼多酒，不需要把那麼多痛苦放在心上，你的才華和精力應該消耗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可是我說不出口，我們還陌生，我難以脫俗地為這個冰冷世界添磚加瓦，以後如何，大家自求多福，我願你好，但總還是大路朝天，各走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