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年秋天，我開始準備國考。
夏天旅行歸來，一直與人見面很少，閉關複習。十一月，在沒有告訴任何人的情況下，我通過了初試，次年二月通過了複試。三月得到錄取通知，五月入職培訓。
我考了國家統計局，這一點除了讓媽媽感到欣喜，還讓其他所有人感到意外。
沒有人想到我會選擇國考，即便是微月，聽說之後也問了幾遍，你確定嗎。林葉不懂，為什麼我從統計局出來又要回到統計局。何笑質疑，公務員薪水偏低，工作內容簡單重複，長此以往對個人發展沒有好的促進。徐行覺得可以理解，之前的工作不算是正式編制，現在進入體系，是很大的進步。吳峰則只關心部委是不是還分房子。所有這些，我都只是聽著，沒有解釋。我看重的是另外的東西，這種東西只有我自己清楚，不需要解釋。
我考回北京，繼續在這個龐大的城市裡戰鬥。我不適應這種龐大，但不再覺得難以忍受。生活總歸是一場無始無終的戰鬥，那就繼續戰下去好了。
一一年五月底，我正式入職開始新的生活。先是在不同部門之間輪崗，然後派駐地方，在基層統計局實踐。一一年秋天，我被派駐貴陽，在一個縣城統計局實習。因為有之前工作經歷，基層工作顯得輕車熟路。我用有限的時間在整個縣城遊歷了一番，從街邊每間小店，到縣城僅有的支柱產業，一間軟飲料類的加工工廠。我旁觀統計局裡的鉤心鬥角，新上任的局長性格過於綿軟，高學歷的年輕部門主管和老員工之間充滿罅隙，本地人和外地人不睦，如此種種。縣政府有白宮的恢弘氣勢，政府廣場寬闊如同草原，華表伴著石橋，氣勢非凡，白日里空無一人，夜晚被跳交誼舞的老年人群佔據。縣城僅有的兩條街道上開著零星小店，酸湯魚和烤豆腐，網咖和ktv。新的小區樓宇森嚴，幾乎看不到入住。週末假期，我去周邊少數民族的村寨，看層層疊疊的樹叢和碧綠湖水。偶爾有集中到省城中心區的培訓，酒店的會議室，昏沉的空氣和抽菸的人，南方來的培訓員機械地念稿子，底下人承認自己聽不懂。我錄入數字，查詢數字，打無數電話詢問數字。
實踐期滿一年，我回到北京。跟同單位的一個小姑娘合租了一套房子。統計局在西邊，我住動物園附近的一棟老樓，騎車上下班。房子小租金貴，但好歹不算太遠。工資交了房租所剩無幾，如果完全不買衣服鞋子，剛好夠吃飯到月末。小姑娘家是南方的，剛本科畢業，比我年輕幾歲，喜歡說話，人生中只有努力工作和努力升遷，苦惱並幸福著。我幾乎很少在房間裡待著，把所有下班後的時間都放在國家圖書館，一週有一個晚上去大學裡旁聽課程。旁聽的課程和工作無關，與我有關。
我開始寫一些與統計相關的文章，以歷史上的統計為主。為了寫文章，我沉入浩如煙海的文獻中，從中文論文開始看，順著索引找到英文論文，看得很慢。英文不好而且背景知識不夠，任何一篇總要讀上好久，而不斷增添的列表上有上百篇必讀的文章。我一篇篇閱讀，進度很慢，卻也不是那麼想快速趕上去。比起任何事情的進度，我更在意自己身上的變化，在意閱讀的字和我自己之間發生的關係。
我去旁聽的是社會學和政治學方面的課程。有一個網路小組定期公佈大學課程的資訊，我搜尋任課老師的名字，遇到感興趣的就去旁聽。旁聽是一種非常良好的人生態度，感興趣的才會旁聽，沒有壓力仍然願意聽的東西才可能有所領悟。
我發覺政治學和我之前想象的不大一樣。自己一個人耽於幻想的時候，理念是第一位的，然而現實政治學研究卻脫不開現實政治。學術研究和我之前的想象也多有不同。我對哲學家的想象過於浪漫，而做學術需要課題立項、答辯會論證、申請經費、邀請合作、招募學生、論文投稿、發表成果、申報宣傳、職稱評比。其中的每一步都需要大量心力。
有的老師有點憤世嫉俗：「好多人動不動就說什麼自由和平等是矛盾的，以為就能犧牲自由。其實自由和平等矛盾嗎？特權才和平等矛盾。」有的老師一直有著旁觀的視角：「你們觀察這個全權體制，有好多特徵很值得玩味。你看那些維權的帶頭人，最後怎麼被搞下去的？不是從上訪這事搞下去的。有一個是說違反了計劃生育，要罰一大筆錢。」也有的老師試圖迴歸舊日的話語：「還是得把階級概念拿回來，或者說階層，現在的階級分得更多更細——但不管怎麼說吧，社會上這種貧富差距的固化是很可怕的事。」
我坐在角落裡聽著，社會呈現出亂象紛紜、張牙舞爪、變化不定的姿態，像魔術表演時滿堂燈光，障人眼目。當哭著笑著活著的人變化成書裡的一個分母、某一歷史階段中的塵埃或類似「群眾」或「百姓」這樣詞彙中的萬千分之一，人的意義就一邊凸顯，一邊消失了。人在被群體擴大的同時變得渺小。
我感興趣的東西包括五十年代經濟政策、六十年代初人口數量、七十年代早期工業恢復情況、九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轉變、二十一世紀初勞動力大規模遷徙。除此之外，想讀的內容如此眾多，一時之間令我目不暇接。此外我想知道的是目前的經濟資料和實際經濟資料之間的差別。不是指各級政府最後的調整，而是想知道統計數字本身的隱瞞。有多少利潤被按照成本劃入人的口袋，有多少賄賂被當成專案總額的一部分，有多少交易額是杜撰而來，有多少收入為了逃稅而隱藏。按照徐行和其他人告訴我的事，所有這些佔據全部產出的相當大部分，它們的存在讓數字變得空洞。我不清楚自己有沒有辦法弄清這些事，但是我清楚這是我想要做的事。
我需要有一個工作，這是我介入這個世界、與它打交道的方式。但是工作不再是標註我身份的東西，只是我願意花時間去做的事情。比起我介入世界的方式，我更在意世界呈現的方式。
在我利用工作機會尋找資料的時候，我也遇見過與我有類似旨趣的人。有一個老教授，退休之後自費尋訪縣城檔案館，編纂自己的史料冊。那些縣城檔案館保留了許多基層資料，很多報紙、檔案、下級彙報和調查資料，多得超乎我的想象。老教授給我看了一些他的發現，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之間的資料，包括資料、會議記錄和上級指示，多得令人驚異，連死亡資料的資料都有保留。他的念頭和我一樣，這些東西若無人整理，慢慢就湮沒消失了，連同其中的事情一起湮沒消失了。在當初那些人留下那些碎片的時候，就是在等待有一天有人把它們撿起來。老教授是撿拾碎片的人。
我後來參加過經濟普查，走過全國數十個縣城，在風格各異的路邊小店吃過南北味道。長途車的輪胎揚起塵土，遮蔽了車窗。我的工作薪水很少，但一個人如果總在路上，需要的所有家當也就是一副行囊。
我仍然能見到工作裡形形色色的人，談的話題仍然是購物八卦和家長裡短，但是這次我不再煩躁了。當一個人自身不確定，就覺得四周都是要改變自己的力量。一旦自身確定了，看其他人其他事就成了畫。畫裡都是有趣的人。
一三年秋天，在我工作兩年之後，我用國慶假期又去看了一次爸爸。這一次他在尼泊爾。賣掉美國的房子和鋪子隻身去了尼泊爾。
我和媽媽直到爸爸到尼泊爾一年之後才知道這個訊息。這中間爸爸和我們聯絡很少，每次都是用郵箱，沒有打過電話，因而從來沒有顯示過電話的國家區號。後來是偶爾有一次，我在爸爸發來的照片裡看到一片奇特而簡陋的寺廟樣的建築。媽媽沒有注意到這些，她看著照片，只注意到了藍天和遠處的山。「還是美國空氣好啊。」媽媽感嘆道。「應該不是美國。」我說。「什麼？」媽媽愣住了。在得知是尼泊爾之後，媽媽就開始了長時間的憂心和感嘆。她不明白爸爸為什麼會到那樣一個窮破國而不留在美國，憂心爸爸的生活狀態，感嘆不瞭解爸爸的所思所想，感嘆當初沒有跟著爸爸在外面漂是對的，又感嘆如果當初一直跟著爸爸，那麼現在爸爸的生活狀態又不一樣了。媽媽是個善良人，她不理解爸爸，但她願意平白承擔很多事情。
我直覺上相信，爸爸的選擇和生意上的不順或者情感上的挫折都無關，他的選擇有他的理由，和以往每一次一樣的理由。
說實話，尼泊爾並未給我留下第一眼好印象。從窄小簡易的機場出來，立刻進入促狹的街道，除了一兩條主路，其餘街道連平整的柏油路面都沒有，汽車突突突穿過擁擠的人群，顛簸得上下蹦跳，尾氣噴出的黑煙噴在過往的男人女人身上，他們面無表情，似乎已經習慣這種濃稠的黑色氣體。加德滿都算是大城市，但完全不算現代化城市。即便深入城裡，街道也破舊狹窄，石板路面兩旁汙漬堆積，高樓擁擠得幾乎要相對碰在一起，樓也不算高，最高的約莫也就五六層，紅色磚石結構，入口狹窄，沒有現代城市的鋼鐵和玻璃。主要馬路只有一輛汽車的寬度，若一輛車開過來，兩旁的行人都必須把自己貼到牆上才能容車通過。街道兩旁的小商店門面窄小，一間接著一間，貨物掛在敞開的大門上，密密實實，形成一道完全由商品堆積的走廊，令人眼花繚亂。許多人坐在街邊，只是坐著，並沒有交談或娛樂或經營，只是一排一片坐在路邊的空地上，多半是某座形狀模糊的佛龕下，衣袍破舊纏身，面色茫然。也許他們是修行的人。街上隨處可見佛龕或者小廟，有許多人去摸站立的佛像，將佛像摸得稜角全無，就像形狀怪異的長石，完全看不出曾經多姿的造型。聽爸爸說，這是祈福的一種。我原本以為尼泊爾是清澈遼遠的地方，可是這裡的灰土遮日。從加德滿都到博卡拉的路途中，我們顛簸著穿過山嶺，公路邊有快要坍塌的黝黑的木房子，即便關上窗戶，激起的塵土也還是從四面八方撲面而來。
到了博卡拉，這一切大大緩解。眼前的山漸漸變綠了，也出現了水。有水的地方立刻有幾分靈秀，路上的綠意也清靈了起來。駛入博卡拉鎮子的時候，儘管天空仍然有幾分渾濁，但山水和街巷已經變得非常清透了。我看到公路邊一整排面向湖水的度假旅店，店門口貼著菜餚的照片，有的旅店二層欄杆上垂下花朵。湖的另外一側是山，近處的山矮而坡緩，遠處的山高聳有終年積雪。爸爸說，那就是喜馬拉雅山的一系列雪峰。
就在湖面上空，我看到了飛翔的滑翔傘。從一處矮山坡上起飛，在午後的陽光裡盤旋，傘面為七彩條紋，弧形張開像陽光裡的彩虹，氣流將傘面吹得鼓起，撐得張力十足，在空中宛若靜止，有的滑翔傘還能向上越升越高。那一瞬間我好像懂了什麼。
爸爸在尼泊爾做滑翔傘教練。說是教練，其實什麼也不教，只是幫助每一個新遊客飛上天。每一張傘有一個教練，新遊客來了，茫然不知如何是好，教練就幫遊客穿上安全帶，戴好頭盔，繫上滑翔傘的連線扣，然後站在遊客身後，連線在同一張傘下，控制傘的線繩，告訴遊客該何時用何種方式向前跑，在風起的時刻推遊客向前，從山坡起飛，在遊客頭腦混沌時將他帶入天際。然後聽著遊客興奮的高呼和驚恐的尖叫，在身後用輕鬆微笑來安撫，並用自己支架上的小照相機給遊客攝影攝像。在空中，根據遊客膽大程度和身體承受程度，選擇一些特殊動作，高飛、旋轉或一百八十度翻轉。最後在半個小時之後，帶遊客飛回降落在山下的草地上。每一張傘一個教練，每天十幾次飛行。
我自己體驗了一次。到達後的第二天，爸爸用他破破爛爛的皮卡把我拉上山，然後親自帶著我飛了一小時。我們飛出了常規遊客區域，飛得很高，向遠方一座小山頭高揚著飛過去。我覺得自己在向雲端飛，向太陽飛。
下來之後，我有點暈眩，想嘔吐的感覺，爸爸帶著我找了一家飯館，喝了杯冰鎮啤酒。我問他做這一行多久了，他說從來到尼泊爾之後就一直做。我又問他是什麼時候學會的，他說他曾經從美國去了一趟南美，在那邊試飛了幾次，找那邊的教練學的。我最後問他為什麼想到來尼泊爾，他沒有回答。
爸爸在不靠近湖的一家旅店長期定了一個房間，因為沒有湖景，價錢比湖景房便宜一半，旅店的環境倒還算是乾淨整潔，入口的鐵門上裝飾了花朵，院子裡有兩小畦植物，擺了幾張鐵質桌椅。旅店是三層小樓，長方環形設定，中間有開闊的天井。爸爸住在二樓靠近角落的房間，從視窗望出去，雖然看不到湖，但是能看見遠山。我的房間在他隔壁，視野沒有那麼好。我喜歡到他的房間裡看遠山。爸爸的東西堆得亂七八糟，房間每天有人打掃，但是東西蕪雜。穿過的衣服都在兩隻藤椅和床頭鋪散著，筆記型電腦和手機連著電源和充電器，電線從房間一側拉到床中間，床下的地板上丟著幾本看過的雜誌、兩雙鞋、換下來的登山裝備和水壺，兩隻行李箱在房間靠裡的角落，半開半閉著。看上去，爸爸在這裡過得相當適意而缺少規律、充滿隨意。
我問爸爸他從美國出來就帶了這麼一點東西，其他東西都寄存在哪兒了？爸爸說，哪有其他東西，他所有的行李和家當都在這兩隻箱子裡了。我有點驚異。兩隻箱子怎麼看都不像能裝很多東西。這些年爸爸賺了多少錢、留下多少錢我和媽媽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他的日子是充裕還是艱難。從兩個箱子裡的東西看，似乎只有生活必需品和相機，沒有紀念物，沒有其他女人的痕跡，也沒有讓我可以發現他生活另一面的線索。
住到第四天，我跟著爸爸去山裡走了一趟四天的小環線。如果我有足夠的時間和體力，其實應該走十二天的大環線，或者往返一次珠峰大本營。但是我沒有。我的行程只有十天，而我一向缺乏鍛鍊，難以應付這突然的運動強度，也不確定有沒有高原反應。小環大部分與平原上登山無異，只是在泥土路和臺階上觀賞不算濃密也不算秀美的山地植物，只有第二天的晚上和第三天清晨在攀登的頂點才能見到雪山的全貌。
爸爸走得快，我走不快，有時候他耐心陪我慢慢走，有時候他快走兩步，到下一個客棧提前要一瓶啤酒，吹著微風，從欄杆上向下看著我一步一步爬上來。有時候我看到他那滿意的笑容真是氣死了，可是我又無論如何沒法像他走得那麼快。我的大腿已經微微發抖了，他仍然如履平地，汗都沒出幾分。有幾次我跟在爸爸身後，看著他亂糟糟的已經一半黑一半白的頭髮和大步流星的步伐，開始不確定他的實際年齡。他快要六十了，就像我快要三十一樣確定。可是時間在我們身上刻下的痕跡似乎深淺不同。
一路我們和幾對各國旅客同行，有時我們快，有時被他們超過。有國內來的，有西班牙和挪威的，也有隔壁印度遊客。我們不交談，只是點頭招呼，路過時笑笑，晚上同進入客棧的時候，坐在相鄰的桌旁，分享一些資訊。路上的旅伴就像考研時一起上過課的同學，相互不是真的陪伴，但有人和你同路。
第二天晚上，我們登到路線最高處，停駐的旅店背後有一片平臺，站在平臺上，有三個方向上的全景雪山。旅店老闆給我們指點著那幾座雪山，一一說著它們的尼泊爾語名字。我記不住，爸爸來過幾次也沒有記住。我們只是在越來越沉的天色中，藉著暗藍色天光，望向雪山頂端被風吹起來的雪幕。山影深沉，峰頂的線條陡峭卻溫柔。
天有一點冷了，爸爸把他的外套脫下來給我，我推讓，他說他喜歡冷一點。他雙手叉著後腰，站在平臺邊上向遠處仰望著，難得的沉默而面色肅靜。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我輕輕靠近他身邊，順著他目光的角度看過去。天青黛幽然，卻沒有全暗。
「尼泊爾人也把這些山當做神山嗎？」我問。
「可能是吧。」爸爸說，「我也不怎麼了解。有導遊說過，但我聽不太懂。他們這邊人都信佛，應該有傳說什麼的吧。」
「爸，你信佛嗎？」
「不信。」爸爸雙手插到屁股上的口袋裡，轉頭向我微微一笑。
「那你為什麼來尼泊爾呢？我自從聽說是尼泊爾，就以為你信佛了。」
爸爸輕快地搖搖頭：「是我當時學滑翔傘時認識的一個朋友，一個義大利老傢伙，跟我說這邊大量招滑翔傘教練。我正想做這行試試，就來了。」
「你真的這麼喜歡這個？」我問，「每天飛上飛下，你的身體行嗎？」
「暫時還行吧，」爸爸用戲謔的方式彎了彎手臂，以顯示手臂上的肌肉，隨後又正色道，「不過也幹不了多久了。到六十人家就不讓幹了。」
當「六十」的字眼說出來，我的心裡湧起了一點傷感。所有人最終都是時間的囚徒。
「那明年以後呢？你想做什麼？」我輕輕問他。
「還沒想好。明年的事明年再說吧。」
「你還是不想安定下來嗎？」
「也不是。」爸爸說，「其實我不是不想安定，而是好多事自己之前也沒想清楚，就一直安定不下來。」他又想了想，也許是寂靜的山和夜色讓他有了談話的衝動。「我最近才發現，其實我是想找個答案。」
「什麼答案？」我問。
「我一直在想，人要是做了什麼錯事，到底有沒有彌補的途徑，怎麼彌補。」爸爸說，「……後來我發覺，佛教也好，基督教也罷，都沒給什麼答案。佛教講輪迴，基督教講上帝，都還是死後的事。你要是不信死後的事，那就什麼途徑都沒有……可能這世上就沒有什麼答案。你做錯的事就跟你一輩子，做什麼都彌補不了。」
我想了想：「心裡的彌補算不算彌補呢？」
「不算吧。」爸爸說，「心裡的懲罰也不算懲罰。人都太愛自己，愛給自己找藉口，心裡的事想著想著就忘了。除非有什麼外界的東西逼你一直想。」
爸爸的側臉在不斷暗下的夜色中，被深藍的夜空淹沒。他看著遠方，頭髮被風吹得忽上忽下，眼睛是與黯淡夜色融為一體的整個人身上唯一發亮的部分，像兩隻狼的眼睛透過夜色。這是爸爸第一次跟我說這些話。他的話裡有一種很深的悵然，是那種當人遺憾「時間逝去、機會不再來」時的悵然。這讓我心裡很難過。
「你冷嗎？」過了好一會兒，他問我。
我們回到客棧大廳，五六張長桌子上已經都坐了客人，圍著火爐喝酒吃飯。山裡的天氣變化很大，中午豔陽時只覺得熱，此時天黑下來，有涼意沁入骨髓。我們坐在靠窗的長桌的一角，來得晚了，靠近中央火爐的座位已經沒有了，但是桌上有橘黃色的小燈罩，燈泡散發著火焰顏色的光亮，也讓人感覺溫暖。我們要了尼泊爾的餅和咖哩，咖哩裡有豆子和雞肉，這種咖哩和印度泰國的都不太一樣，顏色更深，味道更重。幾個比利時遊客在研究第二天的上山路線，爸爸和他們攀談了片刻，他之前走過大本營那條線，說了幾條小經驗。我和另外兩個中國女孩打了招呼，問她們第二天的行程。漸漸地，人陸續散去了。餐廳裡逐漸只剩下幾個人，看書、閒聊、對著火爐晾鞋襪。
我和爸爸一人要了一杯奶茶。熱奶茶捧在手裡，暖手的作用大於暖胃。爸爸開始問起我在國內的近況，上學的情況、心情狀態、周圍人的選擇，問我現在情況怎樣。我大致回憶了這兩年的事，略去了許多不快，描述了整體成長。爸爸比媽媽更能明白這個過程，我不需要說得太多。這種回憶對我來說是重新經歷一次。當你用語言描述一件事情，你就是重新經歷這件事。語言描述和直接體驗永遠不一樣，能描述一件事情，就至少擁有了旁觀它的能力。我很高興我談起來的時候心裡不起波瀾。
「你就準備一直在統計局做下去了嗎？」爸爸問我。
「不知道，」我說，「先把我目前想做的事情做完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