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和爸爸在九五年離婚，那時我十一歲。
九四年我和媽媽第一次去國外看爸爸，那還是在英國，曼徹斯特。那是我們首次出國，語言不通，眼界閉塞，去機場都緊張得很。能坐一次飛機的吸引力甚至超過出國本身。飛機盤旋上升的過程中，忍住眩暈的嘔吐，目睹地平線附近的風景一絲一絲擴大，心裡的神奇感無法言表。
爸爸在機場接我們，從倫敦開到曼徹斯特。沿途綠色濃郁，大片草場上能見到綿羊群，有紅頂小房子組成的村落。我盡力讓眼睛睜大，不願放過路上的風景，只是倦意不顧我抵抗將我淹沒。爸爸那時候做瓷器代理生意，進口中國廣東某小鎮上生產的瓷器，代理賣到英國各個商場。爸爸說，你別看英國的茶具，擺設漂亮，一大半是中國造的，而其中百分之八十是那個小鎮上產的。我去爸爸的庫裡看過，破紙箱子和大包雜亂的包裝裡面，瓷盤和瓷杯子漂亮得讓人吃驚，紅色聖誕主題的花邊和麋鹿圖案，流暢的線條，讓人不敢碰的光滑表面。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好看的東西。爸爸說，中國人能幹，廣東人尤其能幹，接觸世界的廣東人全世界最能幹。
我們在爸爸特意新租的公寓安頓下來。公寓在市政府給窮人造的聯排別墅中，我們租了一棟房子的一層，一個臥室加一個起居室的套間。房主是中國人，樓上樓下也都是中國人。爸爸告訴我們，樓上住的是學者，國內大學的副教授，在英國做了訪問學者之後不想回國，靠餐館打工混在英國，維持一家人的生計。樓下住的則是一個單身香港人，偷渡過來，打了幾年黑工終於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平時不愛說話，眼神總有幾分懷疑。公寓所在的街區平淡荒僻，路上連一棵樹都沒有，周圍行走的大多是包頭巾的穆斯林、拖著十來個孩子的黑人和黃皮膚。但是從側面的窗戶望出去，能看到街口外面的公共花園，一片草坪和油綠的樹木，春日裡粉色的櫻花，看上去陌生而美麗。
爸爸已經在曼城住了十年。上街的時候，他走得目不斜視，輕車熟路，完全是當地人的派頭，對一家家小店和酒吧隨口加幾句評點。這種熟悉感讓我略微驚奇。我並不認識爸爸，他作為一個陌生人在十年之後闖入我的生活，像是來自另一個世界。他所生活的是完全不同的環境，而他在其中如魚得水。這更讓我覺得自己和他屬於兩個世界。爸爸曾做過多份工，從最初在工廠，到後來送外賣，再到後來給華人超市打工，然後做進貨，做進口，到最後才做了現在的生意。他也曾在這個環境中感到疏離、孤獨、舉步維艱，但那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曼城有一個很大的唐人街，後來聽說，可能是歐洲最大的唐人街。爸爸在唐人街有很多熟人，從他最早打工的老闆，到他後來曾經幫助過的學生。他說中國過去的學生十個有九個想留下來，不管是拿了公派資金來留學的，還是在國內落難偷偷混出來的。留下來很困難，英國不是移民國家，幾乎不可能找到白領工作，只能在各種藍領工作中混跡，在合法身份和非法身份之間悠來蕩去，刷盤子、掃房間、縫衣服。「我也是這麼過來的，」爸爸說，「可是他們跟我不一樣啊，他們是大學生，是文化人，為什麼這麼熬著。」有很長一段時間，爸爸比他們自身更為他們的前途憂心。在每年春節期間，爸爸仍然會到唐人街幫忙，幫以前的老闆擺攤賣中國年貨。他在寒氣逼人的清晨舉著那些紙做的小龍小蛇，對路過的英國人笑臉推銷，而與此同時，與他身邊的留學生長久交談。他不知道是什麼力量推促這些大學生寧可做最苦的工作也一定要留下來。那些年，爸爸對國內的全部瞭解都來自於這些交談。
我們在英國住了八個月，其間我到當地小學上了半年學，媽媽去一家中餐館做服務生。我們都完全不懂英文，我在小學裡一邊比劃一邊學，媽媽強行用聲音記住了菜名，還記住了幾個常用的招呼。我們單獨上街的時候，只能靠猜來選擇方向。
公立小學不花錢，我每星期還能從政府領到幾個英鎊的補貼，足夠我在小學裡的午餐。這種福利不論國籍，讓我和媽媽驚奇不已。有時能見到拖著十來個孩子的中東或非洲媽媽，只靠各種救濟養活全家。小學裡亞洲學生和非洲學生很多，白人孩子反倒不是特別多，那時我也沒有注意到這有什麼不尋常。我很難融入他們，語言的隔離是天然隔離。下了課大家會分成一小撮一小撮做遊戲，我幾乎沒能加入任何一小撮。有一次有一個女孩子惡作劇，抓了一些小蒺藜扔到我身上，然後怕我生氣又來道歉。我沒有發脾氣，一直朝她笑，因為惡作劇也是遊戲，而這是第一次有人把我納入她們的遊戲。
課堂上我安安靜靜做自己的東西，不讓別人看出我理解力的障礙。老師說話我聽不懂，就拿著一本小詞典，躲在角落裡把課堂材料上的每個詞查清楚。英國小學數學進度很慢，我的程度領先他們兩個年級。但是其他方面他們的知識面就廣得多了，八個月時間裡我們學過古希臘、古羅馬、人體結構、恐龍和鳥類，主題下面涵蓋各種課程。到了最後，我幾乎開始喜歡學校了。如果能再多待一陣子，也許我能有一點融入。
我們待了八個月就回國了。那一次，媽媽試圖說服爸爸也一起回去。
這時距離爸爸最早出國將近十年了。媽媽和爸爸已經十年沒有面對面認真談過，彼此的距離已經超出了兩個人心裡的記憶。爸爸出國的最初三四年，還沒有落足，身份也有問題，無法給我們辦理探親。九零年前後，因為政治緣故，出國又變成一件異常困難的事情。一直到九四年，我們才第一次申請到簽證的機會。這中間的十年裡，爸爸只短暫回國一次，待了一週，匆匆經過，媽媽和爸爸只有時間相互凝視，從來沒有時間坐下來考慮未來。
這次的八個月幾乎是他們重新相互認識的過程。媽媽驚奇地發現，爸爸遊走在各色人等之間，頗有遊刃有餘的才能，與供貨商、客戶打交道顯得老練，還可以和外國人對話。爸爸也略帶驚奇地發現，媽媽做事已經相當有主見，一些想法甚至深思熟慮，以至於有點固執。媽媽印象中的爸爸仍然是那個話不多、不大合群、喜歡獨來獨往的稻田裡的男孩，而爸爸對媽媽的印象還停留在溫柔、懦弱、在意別人感受以至於說話小心翼翼的胖胖的女孩。他們的內心停留在十年前分開的那一瞬，而他們的性格已經走到了十年後粗糙的現實。
媽媽希望爸爸回國去，即便是做生意，也可以在國內做。媽媽的理由是心裡的安全感和穩定性，她看到爸爸收入上下起伏，不算多，十年也沒有多少積蓄，有時候突然斷了生意，一時沒有進賬，令人恐慌不已，而自己若是過來，也只能在餐館打工。這時候國內情勢已經和爸爸出走的時候大有不同，一片紅火。當初的調查早已經無人在意，到處是做生意的氣氛，時常聽到有人暴富的訊息，人心騷動。在國內搞貿易也很有可能，總比在異國他鄉漂著好，怎麼都是背井離鄉，心裡惶惶。爸爸則希望留下。這倒不是出於同樣理性的計算，他的理由他自己清楚，只是很難向媽媽解釋。爸爸不想回到國內的環境中，他還有自己的問題想解決，而這種感覺又無法表達出來。
爸爸想要的，不過是一個答案。在連滾帶爬討生活的日子裡，他沒有多少時間去想它，但是他知道，在一切走到盡頭的時候，他還是終將面對它。
我們的臨別旅行去了倫敦，那是聖誕節時分，所有人都在自己家裡慶祝，從下午開始，街上就越變越冷清，晚飯後路上一片黑暗寂寥。所有店鋪都關了，所有人都消失在門背後。我們在街上走著，冷寂的黑暗彷彿給腳步加上一絲悲愴。
最後分手的過程有一點濫俗。媽媽說回國之後再好好想想，即便出國，也要做好準備。可是回國之後與周圍人商量，卻越行越遠。媽媽周圍都是在家幾十年沒出過遠門、只懂家長裡短的女人，對媽媽的勸誡與分析也多出於自身的經驗判斷。女人們在廠裡上班，下午五點就沒事做，回家做了飯，就是管自家男人和小孩，然後相互串門子，交流自家男人和小孩。媽媽脾氣隨和，家裡事又少，別人家需要幫忙的時候總是不介意花時間，久而久之，跟大院裡的女人們關係都處得好。她沒有多少關於男人的話題可以交流，但是不多話，善於聆聽，女人七嘴八舌，吃完飯就嗑著瓜子相互訴苦，各家各戶洗碗槽縫裡的爭吵糾結都相互抖摟得乾乾淨淨。關於爸爸，女人們早就知道了情形。這次媽媽回國，更是在各種好奇的打探中將前前後後打探個清楚。
女人們的建議總是出於謹慎的，有時候甚至謹慎得沒有理由。出國之前，她們就勸媽媽不要出去，出去一趟要花很多錢，雖說是爸爸出錢，但若是不出去，這些錢也就存下來了。女人們建議讓爸爸把錢寄回來。她們說出國能有什麼意思，在電視裡看看就得了。出國前，媽媽沒有聽她們的建議，她主要是想帶我出去，送我學學英文。這次回國考慮要不要移民，一部分女人強烈支援，說出去就算打工受苦也應該去，第一代立足穩了，第二代就是外國人。另一部分女人不支援，說現在不比當初，現在國內日子好了，又不累，出去受苦受累何苦，又都是三四十歲的人了，不比十幾歲小年輕能受累。媽媽猶豫不決。最後讓她突然一震的是一個女人的猜測，她問媽媽有沒有可能爸爸在那邊又有了新歡，所以才不想回來。這種可能原本是不存在的，但問來問去，媽媽就開始左思右想，各種小事都似乎有了另外的引申義，比如爸爸這些年的錢都花到哪裡去了，比如我們在國外的時候爸爸有時跑生意一週不回家，比如說起回國時爸爸模稜兩可的反對。七七八八，加在一起就讓媽媽忐忑不安。最後有女人出主意說讓媽媽拿話試探爸爸，就說讓他回來云云。媽媽一時心焦又吃醋，也就聽了，電話試探了兩次，自然是越來越談不攏，矛盾尖銳了，吵起來，都沒耐心說下去。兩個人的距離在這時候起了作用，幾個來回，終於讓言辭的罅隙變成了實際的分離。
他們就這樣分開了，簡單倉促。兩人後來清醒了，都覺得十分遺憾。
那些年的背景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媽媽的工廠自從八十年代引進了外國工廠的生產線，經歷了幾年相對的紅火。九十年代景氣程度下降，生意不那麼好做了，但是廠子正在和外國公司談合資，也讓廠裡工人期待。大家以為合資之後日子會好過。工人的待遇算不上多好，但有訊息說又要分房子了，以小換大。謝一凡的爸爸已成了正廠長，一把手，謝一凡也升到了部門經理。因為和爸爸的交情，謝一凡一直很照顧我家，將媽媽從炊事班調到了辦公室，每天負責收發報刊雜誌、幫領導買火車票，日子清閒而不累，不算富裕也不算苦。清閒久了，媽媽已然難以適應異鄉的艱苦和漂泊。
那時候媽媽對未來的期待都是平穩上升的，她對工廠太信任，以為廠子能安排人的一切，以至於沒有預見到幾年後開始的下崗浪潮。媽媽的工廠在九七年終於成為合資公司，媽媽也在九八年成為下崗職工。那個時候媽媽充滿震驚，可是一直到那時，媽媽仍然沒有懷疑自己九四年的選擇。她只感受到一股巨大的浪潮，無人倖免，不只是她自己，周圍的同事朋友都在幾年之間下崗回家。她們拼盡全力想保住自己的工作，爭到最後發覺不可能了，又一起去找廠子討要足夠的補償，幾個來回還是敗下陣來，拿了一筆象徵性的買斷費，就各自散去，成了抱團哭訴的落難鴨子。
謝一凡在這個過程中成為廠子的副總經理。他自己不願意坐這個位置，他甚至不太願意過問廠裡的事，但是謝老爺子不同意，不親眼護著兒子走到高層，他沒法安心退休。也許他在那時已經預見到企業轉制的可能性和機會，也看到自己家族的機會。
九九年，在管理者收購的改革中，謝家買下廠子的最大比例股份，六年後，又再度收購當初合資時的一多半外資股份，終於將企業變成了謝家的私人公司。謝一凡被謝老爺子摁在總經理的位置上，動彈不得，一直坐下去。
謝一凡也曾有過沖勁。他在微月四五歲時也出發了一次，回到廠裡幹活是在北京的夢想衰敗之後。他不喜歡廠裡的事，直到被推上企業一把手的位置，他也依然冷淡、退縮，有時候覺得煩。他並不能做很多自主的事，謝老爺子的影響力一直延續到退休後十年。下崗浪潮發生的時候媽媽曾經去找過謝一凡，看看有沒有迴旋餘地。謝一凡苦笑著說，這次謝老爺子鐵一般的心，他也真的沒有辦法。他說自己是個失敗的人，什麼都做不到，又問媽媽他是不是，還說羨慕爸爸。媽媽心裡不快，心想若是副總經理還算失敗，那下崗工人又算什麼，不想幫忙就算了，何必挖苦。
「對不起，我做不到。」謝一凡沉默片刻，又突兀地嘆了句，「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謝一凡後來一直想彌補我們，給我們很多幫助。媽媽下崗後在私人會所的廚師工作就是謝一凡介紹的，不過這是後話了。
那些年，人事沉浮。王老西曾經賺了一大筆錢，或許有好幾百萬，但後來又都賠光了。沒人知道他的大筆錢是怎麼賺來的，他曾經躲開我們的城市，銷聲匿跡，五六年沒露過面。再出現的時候，他帶了個新墨鏡，開著桑塔納，到我家送了一筆錢，還邀請我和媽媽去高檔西餐廳吃飯。他是我見過的第一個百萬富翁。媽媽相當厭惡他，覺得爸爸的出走都是因為他的蠱惑，沒有去吃飯，但猶豫再三，還是收下了那筆錢。她覺得那是一種補償。後來兩三年沒有訊息，再聽說的時候他似乎陷入一筆生意的糾纏，再後來就聽說他進了監獄。
於欣榮八六年嫁了一個離過婚的稅務局幹部。她原本心高氣傲，周圍男生大多看不上，不知不覺竟然大齡，過了三十著急起來，有人給介紹，看著前途好，也不介意是二婚，匆匆就嫁了。婚後磕磕絆絆，常有口角，偏趕上稅務局人事暗鬥，丈夫受排擠，不但沒升到局長，反而被調到林業局任閒職，政治夫人之夢破了，於欣榮咬咬牙，離了婚。過了兩年，她趁著仍然漂亮，跟了一個臺灣商人，沒有結婚，但是商人給她買了房子，進出也是一身榮華。
爸爸媽媽一起插隊的知青有的考上大學，畢了業做高校教師，後來成了知名教授；有的做生意掙了錢，後來辦了地產公司；也有的做生意賠了錢，中年就犯了心臟病，垂老不已；還有些做工人，和媽媽一道下了崗，相互之間電話往來，都只是精神安慰；最可憐的，就是當初沒能回城的兩個知青，仍然住在村子最破的土房子裡，一個做鐵路扳道工，一個在村裡給人理髮，省吃儉用只有幾千元積蓄，想送孩子回城上學都沒有能力。
爺爺在九二年退休了，退休前是工商銀行的區行行長。他經歷了整個金融系統的轉制、改革，見證了銀行從分配體系變為商業體系。他是整個區金融市場建立的奠基人，寫了全區金融志，收藏在區檔案館高高的架子上。退休的時候，整個銀行給爺爺舉行了盛大的歡送，盛大程度彷彿當年的批鬥會，人還是那批人，爺爺還是站在主席臺上，只是物是人非，吶喊變成鼓掌。爺爺於是愈發沉默。他退休時依舊清貧如常，還穿著老舊的毛背心，住在九零年蓋的家屬樓的一個偏單，七十多平兩室一廳，用以前幾十年的老傢俱。爺爺一個人坐在家裡叉著手看天空，就好像已經這樣坐了一輩子，就好像過去幾十年的事都不曾發生似的。
奶奶也應該在九二年退休，但是她幹活的砂輪廠子本是居委會搞的集體廠子，八十年代就不景氣了，又沒有人負責任，九零年正式倒閉，老員工集體失業。資產散沒了，找不到主。奶奶和其他工人去工廠靜坐、去市政府前靜坐討公道，靜坐到後來被太陽曬得自己累暈了，市領導的臉連一絲都沒見到。她就這樣進入了逝去的一代，再沒有人記得。
那些年飛速流淌。有多少暴烈激情，也終於都逝去，了無痕跡了。
林葉談的商業漸漸有了一些進展。我和林葉去談過一次，和一個小的影視公司的老闆，談雜誌初期投資，談後續合作的可能性，談老闆的其他需求，包括針高收入人群做一個酒的雜誌，包括網站的一些作品改編影視版權的交易。見面在一家酒店大堂的咖啡廳，酒店裝潢高階，咖啡廳是標準的商務座，弧形扶手椅，盆栽植物，三角鋼琴。我和林葉到得早，看了選單，見單杯咖啡要78塊，猶豫來猶豫去還是要了兩杯白開水。
「等一會兒老闆來了，咱們少說得要一百萬起。」林葉說，「到時候再來喝咖啡。」
「能要一百萬這麼多嗎？」我問她。
「不知道。」她說，「先試試唄，不行再要五十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