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哪兒報復去？」王老西撇撇嘴，「先不說走了的，就算是還在村裡的，我能怎麼著呢？我能跑人家去，把門一踹，把人家揍一頓？不是那時候啦。我啊，現在想得特簡單。我就想多掙錢，掙好些錢，好些好些錢。到時候上他們家灑去。就跟他們說：‘你們不是說我們家是富農嗎？我們就是富農了怎麼著吧？怎麼著吧？老子就是比你富，世世代代比你富！不服氣是吧？嫉妒是吧？窮命一萬年都是窮命。’然後把錢拍他臉上，給他抹抹。然後再給我老爺子弄口好棺材，堂堂正正下個葬，最好弄個墓。我連地兒都看好了，就我們村後面山腳底下有片地兒，風水不錯，現在也沒人佔，就等我這趟回去呢。」

爸爸聽了，沉默了好一會兒，說：「行，那咱這回去深圳，好好幹一筆。」

「我現在真沒別的念想了。」王老西說。

又翻騰了一會兒，王老西終於睡著了。他蜷著身子，頭枕在一隻手臂上，半歪著背靠著身後的鐵板，臉朝上，張著嘴。爸爸見他睡得香，心裡覺得佩服。他隱隱聽到黑暗的走廊裡有其他人說話的窸窸窣窣，一會兒有，一會兒又沒有。似乎有小孩子的哭聲，沒有持續多久又消逝了。他覺得自己是這沉睡的世界中唯一沒有睡著的人。過了很久才有人過來上廁所，從廁所出來又對著另一側窗戶抽了根菸。那人的背影在黑暗中看不清楚，偶爾動一下，爸爸以為他是要回過頭來，但還是沒有，那人又迅速回車廂了。就像路遇的所有人一樣，每個人在爸爸的視線中出現一次，然後就永久地消失了。

爸爸回想著自己的全部感受。白天所見的、夜晚所談的、記憶裡不斷出現的。他還不能清楚地總結出自己的思緒，所有的感覺都是模糊的、畫面式的、衝動而沒有條理的。他覺得有一些情緒呼之欲出，但又不能用語言表達出來。他能想到的就是裹著砂石的風，一陣陣，吹到東又吹到西。砂石根本沒有贊同和反對可言，它只是被吹走，甚至不知道風是哪來的。爸爸覺得這好像是推卸責任的想法，可是他真的有點回想不起來自己從前究竟是怎麼想的。他心裡有某種防禦體系，將過去的事情主動遮蔽在意識之外，不讓自己深究。可是又有一種難受的情緒不時泛起，提醒自己那些記憶的存在。於是他的感覺更加不好。心裡的風吹過來，又吹過去，席捲著，大地一片空茫。

火車穿過茫茫沒有路燈的黑夜，從北駛向南，從過去駛向未來。蒼莽平原上燈火全熄，火車在無聲無息中將村落和陳舊的房屋甩在身後。前方是另一座城了，另一座幻想中的城。爸爸又開始想深圳，想著想著，靠著側窗就睡著了。

那一年在深圳，爸爸和王老西去了不少地方。深圳並不像爸爸想象的那樣現代化，羅湖火車站中還有人挑著擔子穿越鐵軌，火車站前廣場還是一片黃土鋪地。街上房屋多為舊時的二層小樓，白色樓面有雨水長年侵蝕的黑色。來往的人戴草帽、騎腳踏車、褲管捲起。熱帶植物鬱鬱蔥蔥，掩映著六米高的「向祖國放聲歌唱」的宣傳畫。棕櫚樹下也聚著一群群人，城郊的農田有大片水窪。但深圳卻又是極不同尋常的。街上能見到裝扮鮮亮的香港臺灣人，偶爾還有金髮碧眼。爸爸從前只在電視裡見過金髮。許多地方都建起了高樓，許多地方還在建高樓，比北方城市多得多。許多人快速來來往往，言語中都是綻放的希望。爸爸和王老西去了竹園賓館的歌舞廳，在迷離燈光中瞠目結舌，蹲在正在蓋的上海賓館工地前想象落成後的樣子，在東門老街上的百貨商場，看著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大幅畫像前人頭攢動。他們最終去了新成立的展銷中心，並在這裡成功找到了他們要找的人。

爸爸和王老西只用了一個多月就賺到了錢。他們把外匯留成賣給展銷中心的人，那些人在市場上按黑市匯率轉賣，掙外匯差價的錢，倒手就是上百萬，爸爸他們利潤沒這麼豐厚，也賺幾分收成。事成之後，兩人飽餐幾頓，王老西又開始尋思倒賣進口貨物，想把收成擴大，物色了半天沒有好貨，八月裡忽然聽人說海南那邊有進口汽車的機會，便二話不說買了船票拉著爸爸又去了海南。

海南是個漂亮地方，但這一趟海南之行卻出了差錯。王老西在瘋狂訂購車輛的人群中，把深圳掙來的大部分資金都投到了海南，訂購了一批進口車。但訂貨的人太多，供不應求，車遲遲不到，爸爸想著家裡，想要儘早回去，王老西於是一個人留在海南。兩個人在九月初分手。九月底的時候，北京來的特派調查員調查海南汽車進口事件，把所有非法進口叫停。陰差陽錯，王老西他們訂的車子沒有提到貨，還被北京來的人查了資金來源。

爸爸這時已經到家，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統計局的日子並不令人快樂。辦公室的視窗將我困在數字裡。工作半年，我的不快發酵為輕度抑鬱。

每天上班開啟電腦，對著同樣的程式和同樣的表格，錄入看不懂的數字，想去數字背後的現場看看，卻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去看。辦公室裡一個大姐喜歡聊各種人的各種家長裡短，在她的普及下，我很快知道了全單位所有人的家庭、婚姻、子女、收入狀況，她喜歡說誰誰家裡有錢、誰誰家小孩找不到物件。另一個阿姨戴著厚瓶底眼鏡，也喜歡聊家常，只不過只喜歡聊她自己的女兒，每句話都關於女兒，還帶我去她家和她女兒見面，那女孩剛上高三，瘦得像抽乾水的暖水袋。還有一個單身大哥，不愛說話，每次看見女人聊天就躲出去，他的身上有一股永遠不消失的汗臭味，身上總是癢，上班時總要用一半時間把手伸到衣服裡掻癢。統計局新來的年輕人一共三個，剩下兩個都是研究生，比我年紀大，都在計劃著結婚的事。我們每天十一點半下去食堂吃飯，排著長長的隊伍，在七八個大鍋菜中間任選，總是差不多的幾個菜，每週迴圈。吃完飯，有幾個人會在後院天井裡拉繩子打一會兒羽毛球，有幾個人坐在花壇邊閒聊，從五樓視窗俯瞰他們，就像看一口井裡一座方形的舞臺。

下班之後各自回家，兩點一線沒有特殊節目。偶爾單位聚餐，去附近的飯館坐一圓桌，東坡肘子、魚香肉絲、八珍豆腐、蝦仁麵筋、鐵板牛柳、蔥爆羊肉、蘑菇燉雞、醬香茄子和聊八卦的閒情。飯桌上用啤酒搭配廉價白酒相互敬酒，同事敬領導，同事敬同事。來，王哥，我敬你一個。小沈，咱們一同來的，喝一個吧。彷彿許久不曾見過，第二天也將不再見似的。似乎其他所有人都愛相互敬酒，都盼著這樣的聚餐，相互找理由呼籲請客。

飯局過半，一聊天就分成好幾個小組，一組聊淘寶網購和化妝品，一組聊老公和孩子，一組聊最近聽來的政治傳聞和官員八卦。傳聞關於上層，上上層，上上上上層，不知從哪裡流出的資訊，事無鉅細，某某人升遷與某某人相關，某某人得罪了某某人於是被查了某某事，某某人在某某工程裡拿了多少錢，據說某某大員倒臺了，即日公佈。這是男人之間最關心、幾乎是唯一關心的話題，誰聽說的資訊多一些，誰就彷彿有了特殊的權威。訊息成了特權。香菸總要點上，酒要喝到半醺，領導要及時退場，煙熏火燎間就有了一切土壤。官僚體系像一層半透明的網幕，即使對身處其中的人也充滿神秘。

上班的時候，頭腦遠沒有這麼興奮。辦公室裡懶洋洋的氛圍和領導煞有介事的教導形成突兀對比。領導不時找來一些培訓程式，組織集體學習，教育大家提高業務水平。而實際上領導本身是對業務最不瞭解的，他從環保局副局長調過來，之前也只是鄉長。培訓中沒有人提問，散會就連記憶都散了。寫報告的時候都套用模板，每個月的分析只有數字不同。本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平穩，居民消費增速較快。

我在日復一日的工作中越來越焦躁。周圍人的日子有喜有憂，但每個人都沉浸於生活，被日常細節充滿了全部身心。並沒有瘋狂和主義，對世界與自身的信念都來自於俗世身邊。打折中的電器、多發的獎金、可以和朋友吹牛的大排量汽車、養生美白滋補湯。從匱乏跳入豐盛，除了豐盛就看不見其他。這種日子，不需要灌輸，人在碎碎唸的日常中對彼此灌輸。他們身上有一種矛盾中的統一。他們一方面抱怨體制內的工作工資低、負擔重、還承擔社會批評，彷彿非常不公平，另一方面都堅信體制內的工作比什麼都好，是誰都擠破頭想要進來的。這種矛盾不需要費力就可以統一。

我開始不想上班。早上醒來看著窗簾，鬧鈴一直在響，就是不想爬出被窩。我之前猜到上班的日子不是我所期望的，但沒想到這麼不能接受。上班路上要坐20分鐘公車，感覺上像是要坐20個小時。我被周圍的世界慢慢浸入，個人的領地一點一點消失。我沒有足夠的抵抗力。

我觀察我自己，像觀察一個陌生人。我經常想象一群人從天空俯瞰我，指指點點，就像我俯瞰天井裡打球的同事，這樣的想象讓我難受得無以復加。

進入深秋，我的心隨著瑟瑟發抖的身體一起，不斷向內部瑟縮。我開始看很多書，不是作為對現實的補充，而是作為對現實的逃避。我中午一個人拿著書，去單位旁邊的小花園，一邊看書一邊發呆，兩成看書，八成發呆。也不知道想了什麼，時間刷刷流過去。我失去了胃口，什麼也不想吃。我不斷想起《野棕櫚》裡面那個男人，想著他說過的閒暇與人類的話，想著他面對危機的平靜，想著他逃避時的痛苦。樹葉和泥土散逸著神秘的微光，不可捉摸卻讓人轉不開目光。我的心在遲疑、權衡、探尋中凝視那微光，不得其解。我總覺得生活應該在什麼地方隱藏著某種閃光的東西，一閃而逝卻無比珍稀，我總以為自己看見了，轉頭去追，可是定睛一看卻什麼都沒有，人的縫隙裡空空如也。這時候我就會陷入一陣恐慌的空茫，胃會疼起來，疼得發抖。

從某一天起，我開始寫書。起初只是把隻言片語記下來，後來嘗試寫一些段落，將前後顛倒的思緒整理出順序。可是不得其所。語言缺少文采力度，有時候怎麼都梳理不出邏輯，有時候自己以為寫得很好了，倒頭睡去，睡醒了再讀，卻發現完全不忍卒讀。只好又把書稿扔回抽屜。那是最難過的時刻。

跨過那年冬天，幾乎沒有新年的感覺。春天來了，我還是覺得很冷。

那段時間，媽媽瘦了一些。我想她是過於為我操心，有點內疚。媽媽卻說是高血壓，有糖尿病傾向，大夫要求控制飲食結構才瘦下來。她說不礙事，彷彿怕給我增添負擔。她還是在私人會所做飯，這一年市場紅火，老闆們很喜歡聚會，一週至少一次大聚，媽媽因此忙碌而收穫不菲。她說不清這是好還是不好。她開始跳扇子舞，買了兩把帶巨大花邊的粉扇子，早上定時去小公園。週末和一起跳扇子舞的鄰居去逛集市。她的狀態和我的狀態相隔鴻溝，融入與疏離的鴻溝。

媽媽擔心我的狀態，但是又不敢多問。我也不願意面對媽媽的憂慮，那像是一面鏡子，照出我自己多麼低沉。我有大把時間，不想見人，也不想做事。

週末我會在大院裡走一走，看看小時候玩的操場，看看我的幼兒園，看看大院裡老頭們下象棋。大院基本上維持著我離去時的模樣，甚至維持著我兒時的模樣。大院看上去好小，樹看上去也好矮，不知道小時候我是怎麼把它們當作冒險的樂園。大院裡都是六層紅磚樓，工廠宿舍，一排一排。都是八十年代建築，即使外表重新刷了漆，也還是能看出時間留下的磕磕碰碰，顯得蒼老。這些樓全長得一模一樣，顯示出當時建樓時獨特的工廠式審美。若是外人來一定會迷路，每一個樓洞口都是前一個的重複。在大院裡逛，有時候會碰到以前認識的叔叔阿姨，從白頭髮和鬆弛的皮膚上看出傷感的變化。他們會驚訝地停下來和我打招呼，我儘量說得簡短，以便不必被問到關鍵問題：結婚了嗎，有物件了嗎。每次遇到這些問題，我都無法抑制自己的絕望。

回家之後，我和微月重新走得很近，將大學四年的距離抹平。

零七年一月，微月確認了懷孕。這事對我震動極大。去微月家之前，我心裡不安，擔心自己精神狀態太差，會給她帶來不良影響。

我說不清心裡是什麼樣的感覺。我和微月的二十三歲生日都還沒過，她就要做母親了。我明顯沒有進入那個狀態，每天還在糾結一些何去何從的問題。聽說人在無所事事的年紀都想過這些事，後來有了正經事，漸漸就都忘卻了。我顯然沒有到那個階段，也不願意到那個階段。

微月一點都沒有懷孕的富態，反而略微變瘦了，顯得有點憔悴，頭髮鬆鬆地挽著，顯得脆弱。她說她吐得很厲害，什麼都吃不下，已經瘦了五六斤，不過最近好了一些。我不知道能怎樣安慰，只是問她每天吃什麼喝什麼，然後像媽媽嘮叨我一樣嘮叨微月，要吃好一點，多吃點營養。其實我完全不懂孕婦應該怎樣吃營養。

我問微月結婚是什麼感覺，她說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就是兩個人住在一起。我問她你們的錢都放在一起嗎，她說也沒有，太麻煩了，就是各花各的。我問她那你們在一起玩什麼，她說她先生工作忙，也很難有時間一起玩。我又問那結了婚能做什麼，她笑了，說看電影時總能一起吐槽，我說我和大學室友也可以。最後我問她做母親有什麼不一樣，這一次她顯得相當鄭重，帶著一點難得的憂傷說，就是有那種想要保護一個人的感覺了。

微月給我傳遞了不少老同學的資訊。我很久沒和任何人聯絡，訊息都靠微月給我更新。好幾個女同學進了銀行，另有兩個考了公務員。男生有的在保險公司做銷售，有的賣手機，有的去新東方教英語。結婚的有一兩個，預計很快要結婚的還有三四個。新年有一次聚會，微月說，看上去男生變化更大，有的已經凸顯了肚子，髮際線也開始退了，以前看著很帥的現在早就不帥了。

「微月，」我鼓起勇氣直接問她，「你就想要這樣一輩子了嗎？」

「哪樣？」

「就這樣……結婚生小孩，在家門口上班。」

「有什麼不好嗎？」

「沒有不好，」我說，「只是，你原來想去很遠很遠、很遠的地兒。」

「你不是也沒有去嗎？」她問我。

「問題是我是在糾結啊。」我說，「我還是忘不了原先想找的那種……自由。」

我以為她會對我說少年時的夢想不算數、長大了人應該成熟一些之類的話，我沒想到的是，她想了一會兒，說：「云云啊，你想過該去哪兒找自由嗎？」

零七年春節，吳峰從美國回來，召集了幾個中學同學，晚上出來吃飯。

那頓飯吃得很尷尬。徐行和另一個已經工作的同學見面就有共鳴，一直說工作上的事。吳峰說起美國的單純生活，上上課，做助教，給學生判作業，其餘的時間就去操場上打籃球。徐行不由自主笑了。在他眼中，這樣的生活實在沒有什麼大不了，和他觥籌交錯的成人世界比起來，實在是太小兒科了。他不斷運用這一點身份差別。他問我們，也問吳峰，知不知道什麼是股權置換，還跟我們說，未來掙工資什麼的沒前途，創造財富還是得資本運作，資本市場是一天身家翻幾番，不是掙工資能比的。我問資本怎麼運作的，他說了些東西，但說得模模糊糊，說來說去也沒說明白。吳峰說起美國，說中國的金融市場和美國比還差得很遠，至少差一代，說不準差兩代，這就好比馬車和汽車的差別，又像386電腦和奔騰的差別。但是問他什麼叫差一代，又問他中國金融比美國金融少了什麼，他卻也不知道。徐行說近年中國市場發展很快，誰佔了先機誰就成功。吳峰和徐行就這樣空對空地爭論起來，爭得有些混亂，不僅證據不足，連兩個人各自的論點也不清楚。我不知道他們是從哪些渠道聽來這些觀點，又混雜了什麼個人情緒。彷彿出去的人為了證明出去是對的，留下的人為了證明留下是對的，都期盼自己選擇的一邊超過另一邊。留下的人預測國家的上升，出去的人反過來。國家成為證明個人正確性的談資。

晚飯在亂糟糟的燥熱中結束。夏日的溫度和空調的冷風混雜，造成忽冷忽熱的不舒服。我有一點頭疼，慣常的壓抑感又襲上心頭。我看到每個人都在說我不懂的話，帶著所有來自我不習慣的世界的資訊。我站起來，跟在所有人身後，搖搖晃晃走出飯館。溼熱的晚風包裹著街對面正在拔地而起的高樓。

那段時間在資訊裡漂浮，從四面八方彙集來的資訊。創業。新領域。資本運作。投資。變化。佔領先機。所有環繞在周遭的物質變化都通過開合的嘴唇化作精神資訊，流溢而出，在身邊流動盤旋。接收的訊息在下一次播放出去。我們成為興致勃勃接收和傳送的喇叭，以道聽途說的一斑，窺探世界資訊之全豹。

我發現微月說得對，在所有這些紛繁的世界畫面中，我不知道該去哪兒找自由。

有一天下午，發生了一件小事。

那天早上，我提交了一份報告。統計局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寫報告。上面一個精神下來，下面要變換方式表現這種精神。做一些工作，做一些改革，本是細小而簡單的事情，卻定要與領導人講話精神相合，寫起來就十分費勁。這方面我一直不如同事們擅長。她們都有靈活的思維能力，可以保持工作裡和工作外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狀態，之間卻不製造任何裂隙。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電腦關上、文章合上，繼續抱怨老公和小孩，繼續比較打折和工資單上的小數點。她們能既相信一件事又不相信。可以認為官員整體高尚，個體不高尚。相信中央決策永遠都是對的，但也相信過去很多決策是錯的。

報告好容易交上去，我以為可以鬆一口氣，可是那天下午下班之前，部門主任突然叫我去他辦公室聊一下。

「坐。」主任指了指寫字檯前的位子。

主任的辦公室很大，只放了書桌和一個書櫃，空地還能放下一個乒乓球檯。

「小沈啊，」主任一邊泡茶一邊緩慢地說，「你是不是對我有什麼意見？」

我揣度他的意思，說：「沒……沒有啊。」

主任繞著圈子拉拉雜雜說了很久，先是提到我報告裡的兩處格式錯誤，又說各個部門相互之間的比較，最好不要有人拖後腿，還說起他個人的經歷，說他向來重視培養下屬，但良苦用心往往得不到體察，又說有什麼不滿都可以溝通。

或許看出我情緒上的焦躁不安，主任最後才道出問題的所在：「我聽人說，你覺得，我給你的工作分配得不太合適？說我固執？你是不是覺得我壓制了你的才能？」

我仔細琢磨了半晌，方才想起來，前日里一次聚餐，我喝了一點酒之後，趕上有人問我工作半年的感受，我就說了些對工作的不適意。起因是有一次我去問部門主任，經濟核算中勞動報酬和資本形成是如何計算出來的。主任說檔案裡都有公式，是按照上一年推算出的，我又問上一年是如何算出的，主任說是按照上上年算出的。這樣就推到起始年份。我追問說調整的係數是不是有點過時，主任惱了，說這公式極為複雜，不懂不要瞎說，這是中央部門定下的，必然有道理的。自那之後，主任和我似乎有了罅隙，有過幾次言語的摩擦。

聚餐中，我只是零星說了點心情，自以為說得比較含蓄，而且以為沒有其他人聽到。當主任提起來，我打了個寒戰，恍然想起某個長輩曾經的勸告：在機關工作最重要謹言慎行，別人總會知道你說過什麼。

theyarewatchingyou.

從主任辦公室出來，我的臉頰有點發燙。我抓起包，跑下樓梯。樓道里很黑，下班之後的人去樓空留下空洞的陰影。我心裡有熔岩翻騰，闖進外面的空氣，料峭的春風像刀子劃過我的臉。我的頭腦思緒混亂，和身體的燥熱攪成一團。

啪！我趴倒在地。

再睜開眼的時候，我發現自己貼著地面，臉上疼得像要炸了。原來是拐彎的時候，跑得太快撞在一輛腳踏車上，摔在地上。這突如其來的撞擊讓一切靜止。大腦一片嗡鳴的空白。疼痛像一把刀子，切斷躁動思維，讓我慢慢冷卻。我的頭腦中只回蕩著一個聲音：

就這樣了嗎，就這樣一輩子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