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記得第一次見他時的情景。

那是在某個不愉快的事件之後，具體是什麼事我已經忘了。時間太久遠，細節消失了。只記得是在工作中遇到些許不順，為了什麼被人批評，回家讀書仍有些不滿，精神不集中，想法也有幾分偏激。那一次和他談了很久。我們的話題始終圍繞著書。

那是二零零六年十月的事，在我工作三個月之後。最後一次見他是在二零零九年四月。整個過程也就發生在這之間，總共兩年零六個月。

很長一段時間，他是我唯一可以說話的人。甚至在我後來戀愛的過程中，與愛情的關係都沒有與他的關係更近。我從來不曾和任何其他人討論那些問題，只有他知道我在說什麼。我可以確定我對他沒有愛情，哪怕是幻想中的愛情都沒有。但是我很依賴他。我有些怕他，像畏懼一個有學識的長輩，而我的依賴也像依賴一個有學識的長輩。他有些古怪的不苟言笑，但是非常寬容，在我困惑的時候總能找到他，正如一個有學識的長輩應有的樣子。

可他不是長輩。我對他的年齡沒有概念。他比我年長，但不知道年長多少歲。他的樣子一直沒有變化，也看不出年齡。他的眼睛是深棕色，深得像黑色，盯著我的時候顯得更深，帶一副老舊的玳瑁框眼鏡。兩頰有一點凹，說話時隱約有川紋。頭髮深褐色，厚實，雜亂，略微遮擋眼睛，沒有一根白髮。所有的一切都像是壁櫃裡許久未曾搬動的箱子，充滿過往，充滿固守的細節。

直到今天，這些記憶還這麼鮮明。每每想起來，我仍然有一點悲傷，不是激動的悲傷，而是和一樣事物永別時那種既冷漠又無望的悲傷。

我還記得那段時間每次跟他討論問題，總是從我自己的問題開始說，最後才說到宏大的主題。

那段時間，我的苦惱確實異常多。我的煩惱、我的焦躁、我的沒有方向的不安和毛球般的瑣碎的摩擦，纏繞在心裡，無法擺脫，令我每日如繭自縛。不談論這些，就似乎無法撕開一個氣口，也就無法進入更寬闊的主題。對苦惱的撕扯才讓我進入更寬闊的主題。

每次見面，我總是蜷縮在沙發裡，開始數落我的苦惱。他坐在旁邊，沉默不語地聽著。我希望他評價，他的評價是對我自己最尖銳的觸動。

「你知道我的日子有多難受嗎？」我跟他抱怨道，「我可能一輩子也逃不出去了。」

他點點頭，表示他知道。

「我不是一個好的思想家。」我咕噥著，「我跟你討論這些東西，其實不是想解決世界的問題，而是想解決我自己的問題。」

他又點點頭，表示沒關係。

「是我的痛苦讓我來找你。」我又說。

「我知道，」他出奇溫和地說，「我從一開始就知道。」

他就像我期望的那樣認可了我的痛苦。我所有期待的就是某種認可。不是指點，也不是教訓，而是有某個人肯定地告訴我：你的痛苦沒有錯，你有理由這樣痛苦。一旦得到認可，我充盈的痛苦就消退了一半。接下來我可以靜下來聽他說什麼。

他總是不著急，陷入沉默，往往低頭拿起書桌上的老式鋼筆，用一塊小方眼鏡布擦拭，擦拭良久。我等他往下說。屋子裡寂靜極了，氣息全無，只有座鐘發出咔嚓、咔嚓的聲音，像刀子從時間上一片一片切削。我聽著那切削，像是正在從我的身體上切削。一片，一片。薄如蟬翼，不可逆轉。每一毫秒的切削都是通向死亡的路上一毫釐的接近。

然後我們就開始討論問題。他拿出他長久以來隨身攜帶的書的手稿，我們一個字一個字對著那上面的問題開始討論。起初我的觀點並不連續，只是看到哪兒說到哪兒，像零星跳躍的水上浮游。但是後來，這些跳躍的點慢慢連成了線，我發現我開始有一整套說法，一整套和他辯論、等他評論的說法。這讓我激動不已。直到現在，我頭腦中還清清楚楚印刻著那段時間我們的所有討論。雖然現在看起來，這些內容本身並不是最重要的，但它們還是一切的線索。

我記得我說過，統治的問題並不重要，上等人、下等人問題比較重要，上等人、下等人和統治者需要分開考慮，統治者不等於上等人。我還說過，人類平等在自由世界中也做不到，物質極豐富反而會湮滅思想。這些都和他的手稿意見相左，他提出嚴肅的質疑，但最後還是都接受了。他很平靜，像一個見過所有事情的老人。這種平靜一半來源於經歷足夠多帶來的寬容，另一半來源於他對自身有限性的承認。我的想法來自所有我經歷了、而他沒有經歷的事情，而那些事情是他也想要弄明白的。

我記得我對他說過，世界上的人並不像他所設想的那樣，一旦有富足、有閒暇，就喜歡獨立思考。事實上，物質越豐富，人的心神就越被物質的比較和追求佔據，當人人都可以有美麗住宅、家庭聚會、週末娛樂、漂亮服裝和車、周遊世界和探險，人還需要思考做什麼呢。如果在人獲得物質的過程中，統治者是阻撓者，也許人們會惱怒對抗；然而如果統治者盡力幫助人們獲得更多物質，那麼還會有誰介意呢。不，不像他想的那樣，統治者為了防止人們獨立思想，要把人們的生活維持在貧困邊緣，恰恰相反，統治者要盡一切力量幫助人們致富，並以此作為自己的根本。

這些我是親眼看見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