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感覺在心裡動盪起來，引起唏噓的感嘆。
做選擇的時候，我習慣拋硬幣決定。在硬幣跌落在地的瞬間觀察內心的感覺，看自己是想重拋一次還是長出一口氣，就知道自己真實的願望傾向於哪端。這次情況比較特殊，硬幣在空中飛了很久，在地面上又豎直旋轉了很久，直到同學聚會的那個晚上，始終不曾有一面貼近於地面。
同學聚會結束之後，我帶著昏沉的倦意上樓。
要出國嗎？不要出國嗎？出國就能有期待的自由嗎？我想象出國後的生活，獨自租房，偶爾打工，見到一些不認識的人，去一些不認識的地方。這種想象對我來說有一些吸引力。我有那麼一點點想走了。無論外面的世界是否有實際的自由，至少不會永遠被重複的俗常和人際交往的重負鎖住，至少有想象的自由。
只是需要花掉爸爸的一大筆錢，而這是我不願意的。還有如何與媽媽交代。想到這裡，我的腳步又有點遲疑。樓道黑漆漆的，公共燈泡又壞了，無人修理。我從玻璃汙濁的小視窗望向月亮，在這僅有的微弱光源下，腳下的路模糊不清。
敲門之前，我下定決心，整理了三兩句開場的話，準備應對探詢。
——媽，我想過了，我還是想出去。
——媽，你說的困難我都明白，我只不過不想這麼快就把一輩子一眼望到頭了。
敲門的時候，我對命運的偶然性沒有過任何思考。
推開家門，我看到一個年輕的陌生男人坐在客廳裡，低頭和媽媽談話。媽媽匆匆招呼我一聲，就又低下頭看什麼。我進屋收拾床鋪，他們說話的聲音就順著門縫飄了進來。我斷續聽到一些，捏著床單的手就無法繼續了。
我出來喝水，等水開的工夫站在廚房和客廳之間聽。我輕聲咳嗽，想引起媽媽的注意，但媽媽蹙眉研究幾張列印的紙，沒有聽到。那個人抬頭看了看我，討好似地笑笑。他挺年輕，刻意用髮膠把頭髮梳到後面，還穿了老氣的西裝，但看得出來最多也就二十八九歲。他似乎想和我打招呼，但又怕影響到媽媽而沒有出聲。
媽媽確實在思考，這是很少有的事情。媽媽常和大院裡的姑婆聊天，從別人的七嘴八舌中混亂地形成自己的印象，很少像這樣長時間思考一件事。讓她陷入這種思忖的必定是某種令人發愁的事情，發愁卻又難以述說的事情。而且一定是某種具體的事情，具體而微，媽媽的嚴肅不會放在抽象的東西上。她有限的精力相當專注地集中於把握自己困難的生活。
我站在廚房邊上，心裡隱約有不安的感覺。媽媽也看到我了，但似乎不想讓我聽到他們討論的內容，刻意把聲音放低。我切了水果，又熱了一杯牛奶，微波爐轉動的哄哄聲蓋過了他們的低聲談話，但給我繼續觀察的時間。我從聽到的隻言片語中編織事情的全貌，並思忖這種全貌的意義。我望著廚房牆上瓷磚的縫隙，有一點眼暈，又把眼睛轉向客廳的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片滲水之後乾涸的汙漬，留著歲月的痕跡。我知道，在我沒有留心注意的生活背後，很多東西一直在行進。
等那個人走後，我問媽媽：「還差多少錢？」
「嗨，沒事，我這就是打聽一下。」媽媽掩飾道，「他是到小區裡來拉客戶的，我是被他纏住了，才進屋說說話，沒當真的。你別管了。」
我繼續問：「還差多少錢？」
媽媽斷斷續續把情況一一講了。她說話的時候，仍然是一種試探性的小心翼翼，似乎是怕她的話給我造成負擔。這和她試圖勸導我的時候不一樣，在她敘述現實處境時，她的話語表層覆蓋著一層很脆弱的驚惶不安，像冰蓋下面流著不定的水。這種驚惶輕觸著我的理智。媽媽一直不知道，從小到大，能夠改變我的並不是她的言語教導，而正是她偶爾流露的脆弱不安。
媽媽嘆了口氣：「我也不知道。這事兒還說不定呢，你也別擔心，我再打聽打聽。要拆也不是這一兩天的事。」
媽媽的憂愁是顯而易見的。家裡的房子是廠裡八十年代蓋的老樓，年久失修，冬冷夏熱。下崗之後廠裡為了緩解工人情緒，沒有收回，任我們住，但是產權卻不是我們的。現在聽說要拆遷了，最早年內就要動工。因為沒有產權，所以沒有談判資本，也不可能拿到多少賠償。周圍的商品房每天漲價，幾年間已經有十倍漲幅，賠償金遠不夠再買新房。訊息越近，就越讓媽媽驚恐。這讓我想起了徐行的話。印象中他是第一個勸我買房子的人。他的話對我來說遙遠而陌生，屬於一個我不喜歡而直覺性拒斥的領域。然而他的話還是對我產生了影響。在電風扇的白噪聲中，我看到周圍漩渦上漲的金錢的暴風和媽媽在暴風裡的暈眩。
媽媽的一生就在這樣的提心吊膽中度過。她早年被風吹來吹去，在廠裡好容易安頓了，幹了差不多二十年，像抓住一棵大樹一樣死死抓住廠子的枝葉，以求一世安穩。但她寄望的事物從來就不是依託的屏障。秋風過境，她還是如落葉飄零，該下崗時第一批被趕出了廠，幾乎沒有收入。現在下崗八年之後，沒有穩定工作，如果連住的地方都沒了，就有一種人生提前歸零的悲傷。
在這個躁動的夏日之前，這些事情從未真正進入我的頭腦。我看到突然出現在白紙上的圖紙和數字，有一種虛幻和現實交錯的不真實感。我頭腦中快速閃著數字。也許他是對的，我想，也許他們都是對的。我想到微月早早的婚姻，想到於舒的勸誡，想到徐行，覺得一些事情可能並沒有我以為的那麼遙遠。
「還差多少錢？」我又問媽媽。
給爸爸打電話之前，我來來回回搖擺了好幾次。我回到學校，在樓下的樹蔭裡走來走去，避開散步遛狗的情侶和可能碰見的熟人，試圖在躁動的夏夜理清楚雜亂的思緒。在樹蔭盡頭、路燈照不到的地方，我凝視著黑夜中影影綽綽的建築，像看到晦暗不明的未來。我的口袋裡有一枚硬幣，我捏了幾次想拿出來，手心裡有微微的汗水，但始終沒有拿。
電話通了，聲音有些嘈雜，有木器和地板撞擊的聲音，似乎有人在搬動傢俱。這是歐洲時間的下午，爸爸應該是在店裡忙碌。我幾乎能看到他潦草塞在褲腰裡的襯衫和挽到胳膊肘的袖子，用肩膀和耳朵夾著手機，手背擦額頭的汗水。說話之前我又有點猶豫了。我告訴爸爸我的想法。我沒有說家裡的困窘，沒有說拆遷的事，沒有說錢，只說了我的決定。我不想讓這通電話變成訴苦，變成這些年的抱怨，進而變成對爸爸缺席的討伐。爸爸沉默了一會兒，表示他怎樣都會支援。
「不過，你真的願意做公務員嗎？」爸爸問我。
「不太願意。」我說，「不過先試試吧。」
我沒有跟爸爸說的是，我還記得小學時候有一次回家，看到媽媽為買貴了兩雙襪子鬱悶，十二歲的我覺得她不夠成熟，覺得將來的日子一定會變好，想著以後由我來替她打點一切。那個時候，面對面的孤單讓我覺得媽媽窘得可憐，以為未來還很遙遠。
我問爸爸：「爸，你說這個世界上，真的有什麼事是你不得不做的嗎？」
爸爸想了片刻說：「總還是自己選的，歸根結底，都是人自己選的。」
「那如果一邊是自由，一邊是責任，該怎麼選呢？」
「我不知道。」爸爸說，「……不過這倆，一般分不開吧。」
那個晚上過去沒幾天，我就去簽了工作合同。媽媽老同事介紹的工作，一直等我確認。工作是在區裡統計局，檔案掛在其他單位，只是借調到統計局，不算公務員，我也不知道算什麼編制。據說過兩年就能轉正。我對這些事既搞不懂，也不關心。
我還記得跟著媽媽去她老同事家裡的情形，我們拎著超市裡買的包裝誇張的乾果牛奶和橄欖油禮盒，外加一條几百塊的偽名牌大花絲巾。她老同學是個瘦高個的小眼睛女人，大笑的時候露出長長的牙床，說話很熱情，對幫忙的事情表現出慷慨大方，說不過是小事一樁，但與此同時又非常傲慢，委婉又含蓄地指出了絲巾品牌的不上檔次，為我們普及了幾個牌子，說的時候有一種拉開階層差距的刻意。媽媽說過，老同事原先在廠裡不大受待見，因為腿腳不好總是少幹活，和很多人關係不好，媽媽因為曾在她生病的時候照顧過，算是她少數幾個有來往的同事。她的老公話不多，說了幾句話就擺擺手回到房間去了，似乎這樣的事情雖然願意做，但他作為大人物卻不願與我們這樣的小人物結交。
媽媽寒暄著找話題，對顯而易見的輕蔑視而不見，聽著老同事對小孩的炫耀，還配合地頻頻點頭，一個勁說著誇獎和感謝。這讓我覺得十分心酸。我幾次想拉她起來回家去，可是又忍住了。從她家出來，我對自己十分憤懣。我為我沒能及時找到一個工作、又沒有能足夠堅決地阻止媽媽感到憤懣。
畢業前那幾天，我回到學校參加答辯和畢業手續。我的作息晨昏顛倒，陷入一種魔怔，半夜裡會突然坐起來，醒來自己也嚇一跳。在夢裡，我回到中學，又從中學夢到大學畢業。在夢裡夢到的大學畢業中，我是仗劍行走天下的騎士，穿俠客的短衫，騎高頭大馬，以夢想為旗幟在世界馳騁，組建自由思想的花園，寫天下傳奇，除人間不平。我夢到我在鮮花燦爛的原野裡大步行走，昂首挺胸，面色驕傲，想象著全天下人對我的欽羨，然後突然一瞬間，我看到地上的臉，每張臉躺在一個舒服的土坑裡，帶著譏諷的笑意看著我。我突然無法行動了。我意識到他們已經躺在那裡好久。
我於是驚醒過來。
畢業兩週後，我開始上班。早上八點上班，下午五點下班，最初的幾天只是開會，然後負責把表格上手寫的數字輸入電腦上的excel。統計局總共十幾個人，除去局長、副局長、科室主任，以及司機後勤，也只有不到十個人做業務，每個月把全區的企業工商戶報表收上來，輸入電腦，計算總和數字，然後寫常規分析報告，這樣連滾帶爬把所有流程走完一遍之後，一個月的時間也差不多過去了，準備開始下個月。從巨大報表上的潦草數字能看出什麼，我不知道。那些數字從紙上進入電腦也仍然是數字，不帶任何表情。我計算著這個月比上個月多出的數字，但是這種增長意味著什麼對我是個謎。
工作後三個月，中介幫助我們以我的名義辦了貸款。這些年爸爸陸續寄回來的錢，媽媽存下來約莫二十萬，加上二十萬貸款，買下了一套近六十平方米的小兩居商品房。貸了三十年，一個月還款一千多。商品房離我們現在住的房子不遠，在城市比較偏僻的地方。交錢那天，我跟媽媽去看了正在建的工地。樣板間小巧玲瓏，表面華麗，工地一片狼藉，未來的房屋以鋼筋水泥的樣式倉皇裸露著。
我在塵灰的風裡站著，感覺日子像這工地般狼藉。
工作一個月後，有一個晚上，我去爺爺家吃飯，爺爺問起我工作的事。那時爺爺剛過了七十四歲生日，記憶和思維有著與年紀不相稱的清明。爺爺問我工作方法、細節、gdp資料的統計正誤。這些事情少有人問，一般人問的多是編制、工資、福利、分不分房子。那時我才知道爺爺心裡仍有天下。
那時我剛入職四周，說不上了解。爺爺問我的工作的事情，我大多答不上來。
「你跟我說說，」爺爺從老花鏡背後看著我，「每年這gdp資料真實嗎？」
「這……我也說不好。」
「有造假的地方嗎？」
「我不知道啊。」我說，「我剛來，這種領導們管的事，是不會跟我說的。」
「資料可不能造假啊，」爺爺的眼睛一眨不眨，在老花鏡背後瞪得很大，「可不能造假。」
「我知道，我不會的。」我連忙承諾道。想了想我實在沒有承諾的資格，又補充了一句，「我也就是錄入數字，只能保證錄入的是真的。但要是別人改數字，那我也沒辦法了。」
「你們下去查嗎？」
「還不太清楚……可能有審計部門去查吧。」
「得去查啊。」爺爺嘆了口氣，「不查怎麼知道是真的假的。」
那些關於數字的花巧，我不進統計局也聽說過很多。統計數字每天在電視上閃閃發光，每年按照既定步驟增長，一定不多也不少。糧食、鋼鐵、衣服、電器、玩具、汽車、飛機，數字爆棚翻番，勾勒出曲折向上的無限曲線，勢不可擋，永遠都不會停滯，帶著整個時代的排山倒海破浪前進，坐火箭騰飛。在那些眼花繚亂的數字和節節攀升的柱形圖中，人被淹沒在騰起的聲音泡沫和灰色塵埃中，不見了蹤影。數字在狂奔，在凌亂飛舞，卻又永遠在高層的計算和計劃中，不差分毫。這其中的隱秘機理，剛入職時我還不甚了了。
「數字要是不對，是要出大毛病的。」爺爺又說，「大躍進那兩年……」
我等著，很希望爺爺再說兩句，但爺爺停在非常剋制的地方。我知道爺爺第一次被揪成右派就是因為大躍進中說了質疑的話。因為如此，爺爺對那段時間講得很少。爺爺對大部分過去的時光講得都很少。由於早年的國統區經歷，爺爺在文革中被批鬥、被打倒，折磨得很慘烈。因此爺爺也很少講太原的事情，很少講解放前的整個經歷和文革中批鬥的經歷。對於痛苦和所有不公正，爺爺都很少講，似乎不願意抱怨，也不想原諒。
爺爺偶爾講起來的，是剛剛解放時的和平時光。那個時候人心還簡單，一心奉獻和建設，對未來也是真心篤信。爺爺說，五十年代是段好日子。他還記得他們剛進城的那幾年，食堂吃得極豐富，接管了過去外資銀行裡專門給金融家做飯的大廚，把國際廚師變為食堂廚子，每日吃得樸素卻極美味。但那種好時光沒有持續多久，大煉鋼鐵之後，連食堂的鍋都煉了，也就沒有可吃的東西了。
「你知道那會兒多可笑嗎，」爺爺回憶著，「號召煉鋼鐵，把自己家的鍋碗瓢盆都燒了不說，連銀行的鐵欄杆都拆了。可不是嗎，多可笑，我們半夜裡給叫起來，給叫到銀行去，拆欄杆，把銀行裡面外面豎著的欄杆全拆了，後來好多天，樓梯邊上就那麼空著。」
我想起心裡一直以來的疑問，問：「那會兒就沒人覺得荒唐？」
「怎麼沒有？」爺爺說，「把欄杆都燒了，誰看不出荒唐！」
「那就沒人說什麼嗎？」
爺爺搖頭道：「誰敢說！」
「可是那麼多人呢！誰能限制所有人……」
「那會兒和你們現在可不一樣，」爺爺嘆道，「都在那位置上，誰不想保全自己。」
爺爺不是愛說話的人。他知道一些事情可笑，一直都知道，但這些感覺他從不和人說。從少年時，他就寄居他人住所，就養成寡言的習慣，戰時緊張更學會觀察世事，就像他持續幾十年的胃痛，始終侵擾，卻始終壓在肚子裡。他一直認為沒有任何手段能知道其他人心裡的真實想法，哪怕是滔滔不絕的對天指地的自白。沉默是不自由，也是最後的自由。
爺爺平時喜歡叉著手坐在裡屋，眼睛望著天空，像在思考，又像是什麼都沒有想。家裡的大事小情基本上交給奶奶打理，爺爺只在報紙上用圓珠筆畫下想看的節目，戲曲和乒乓球，按時按點開啟電視，其他的時間裡，更像一尊無慾無求的雕像，似乎外界發生的一切新鮮和運動都與己無關。然而這種無關只是表面上的，世界上發生的所有運動，最終都存在於爺爺心裡。
爺爺奶奶是大風浪裡倖存下來的樹葉，最終相依為命度過孤獨的晚年，平靜卻也寂寥。奶奶偶爾講起過去的事，講起太原戰役中的逃難，那時她十五歲，還不認識爺爺，她母親是不識字的農村女人，抗戰後流落進城，給國軍軍官太太洗衣做飯。炮轟太原城的時候，奶奶親眼見到炮彈掉落在眼前，將地板炸出大洞，彈片飛濺到她旁邊人的身體裡，那人撲倒在地。奶奶跟著她母親逃入山林子，在人群中丟掉了一隻鞋子，光著腳踏過乾裂粗糙的松枝，嚇得瑟瑟發抖，腳上流血，都感覺不到疼痛。事後過了很多年，奶奶對風起雲湧的時事基本上已經分辨不清，但仍然記得那隻山林子裡掉落的鞋子。她是倖存者。這是這幾十年她對過往歲月的最深印象。
後來，工作了半年有餘，我對爺爺的問題漸漸摸出了門道。所有數字都包含人的操作，最終呈報的數字，是所有人都滿意了的數字。企業上報的數字是精心設計的，要和稅務局的數字相合，企業想少繳稅，因而傾向於瞞報少報。然而政府總是希望企業多報，這樣才能有政績，市裡開會按gdp增長給區長排座位，gdp增長率不好的區長要坐到邊角柱子後面，因而區領導總是讓統計局給最大的企業打電話，詢問他們產量為何下降，為何沒有超額增長。這樣兩種力的平衡會達到一個折中的數字，不會過高，也不會過低，至於是不是接近真實就說不清了。企業幾套報表也說不好哪套是真實。區裡得到了數字還要調整，很可能為了光榮虛報一些，也可能瞞報一些，以免第一年增長太快，第二年增速就慢了。各個區都有虛報，市裡也知道，最後會統一下調，然後到省裡、到中央再逐級向下調整。最後是許多層憑人力和經驗的上下調節，達到了各方滿意的數字，讓每一年恰好達標，總比計劃高那麼一點點，顯示計劃的英明。數字確實是從現實來的，不是憑空捏造，但已經經過幾重哈哈鏡的反射，形狀變幻不定了。現實迎合了計劃，計劃就總是英明。
這些事我是到後來才知道。爺爺沒再問，我也不知道怎樣給爺爺解釋。許多事情都這樣奇怪，所有人都知道包裝的結果不夠真實，有浮誇的表面，但是沒有人介意。人人都知道，以至於人人都默許了。為了位置上的保全，放棄了探究的自由。只有電視裡不斷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和鐵橋公路激勵著每一雙亢奮的眼睛。
當火車飛奔，誰在乎速度表上的數字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