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和媽媽八一年才回到城裡，是謝一凡央其父親在廠裡擠出兩個名額指標。那時候，謝一凡的父親已經是廠裡的副廠長了。爸爸媽媽像逃難時被大部隊落在路上的兩個流浪漢，相扶相攜回到城裡，走在路口時，陌生得幾乎已經不認識家了。

剛回城的時候，爸爸滿心怨恨之意，心裡時常念著有機會一定要報復於欣榮。時間久了他想得也少了。偶爾他問自己，如果當時大隊先找了他，他會不會一樣背叛她呢。

也許也會，他想。

爸爸進樓門之前，忽然想起了媽媽前兩天說過想吃蘋果。他當時沒在意，心裡覺得太貴。此時在歉疚中想起來了，已經走上臺階又轉身下來，決定去買一些。

二零零六年的時候，我在布拉格和爸爸談起「無法無天」的事。

那是初春，大四最後一個寒假。我去歐洲看他。爸爸將他的店關了四天，帶我在布拉格城裡城外轉，去了德國的三個城市，回程路上還去了維也納。倒數第三天，我們坐在布拉格街頭一間很普通的小店吃早飯，吃完早飯卻懶了，陽光極暖，哪兒也不想去，就坐在小店裡待著。

談起他當年的離開，爸爸說起他對這句「無法無天」的理解。

「我後來想，當初我對‘無法無天’有觸動，倒不是真的想幹什麼壞事。」

他停下來，似乎在斟酌。

「我只是想換個環境，自己給自己立法。」他說到這裡又停下來，「不過，這也是好多年後才明白。」

爸爸的話裡，有一種晦澀的憂鬱。他很少和我說他自己。我們這些年相處的時間很短，短到忽略不計，我幾乎是在長大之後才像認識陌生人一樣認識他。在我們有限的相處時間裡，爸爸幾乎不會談過去的事，即使談了，也是講講趣聞軼事。我並不確定爸爸說這句話時內心想到的東西。這句話像是小船上劃開霧氣，露出一抹航道，卻沒有全部風景。

「什麼叫……」我小心翼翼地問，「自己給自己立法？」

爸爸遲疑了片刻，似乎在考慮怎樣解釋，但最後決定不解釋。「也沒什麼特別的。就是自己……給自己立法。」他轉而問道，「你怎麼樣？這幾天看完之後有決定嗎？」

「沒。還沒想好。」我說。

爸爸是問我想去哪家大學。這次到布拉格，是去看看德國奧地利那邊的學校。大四快要畢業了，我的出路還沒有定。申請出國是可能的選項之一，爸爸支援。我去聽過幾次宣講，校園裡的座談活動，中介請來畢業生，短髮抹著啫喱，眼眶上眼影發亮，坐在臺上傳授經驗。我坐在角落裡聽。臺上的嘴唇裡吐出中英文，潮水高高噴湧，如鯨魚噴出小魚和海星，澆灌觀眾席的仰慕。我坐在乾涸的沙子上。

我想知道爸爸當年為什麼出走。那涉及我心裡解決不了的頑疾。我想繼續剛才那句話問下去，問爸爸是緣於什麼才這麼說，但我不知道該怎麼問。那必然涉及我不知道的事。爸爸心裡的事太多，有一半在我出生之前，另一半在他離開我和媽媽之後，那些事情對我來說都很遙遠。他或許有些苦惱無法解決，又或許在為許多事情尋找理由。那些事情他從來沒解釋過。這些年，我和爸爸的相處，有一種互不干涉的共識。

我用小棒一圈圈攪動杯子裡殘存的最後一點咖啡，攪到後來，已經不想喝了。咖啡表面的奶沫在殘存的棕色液體上畫出細細的曲線，像過去的故事絲絲縷縷融入溼漉漉的現實。

我有四年沒有見過爸爸了。他和印象中感覺不大一樣，不知道是他變了，還是我變了。這次是我第一次覺得他也如此不快樂。爸爸坐在陽光裡，戴著一頂棒球帽，壓住他的白頭髮，讓他看上去還很年輕。逆光使他的臉黑黑的，遮住皺紋和其他細節。帽簷在他臉上投下一半陰影，他的眼睛鼻子都隱在陰影裡。他多數時候閉著嘴，嘴角微微向下，偶爾翹起一邊嘴角微笑。爸爸的臉瘦長，法令紋特別明顯，這讓他笑起來的時候有一點玩世不恭，嚴肅起來的時候顯得苦澀。我有時覺得，自己最像爸爸的地方不是任何一個器官，而就是這種突然變得苦澀的表情，也許只是嘴的弧度。

「爸，你說我該出國嗎？」

「出不出都可以啊。這個要看你以後想幹什麼了。」爸爸說，「不過……我是覺得，出來看看沒什麼不好。看看外面，人的想法可能會不一樣。」

爸爸的話讓我心裡微微一動，如風吹石塊一瞬間搖擺。我凝視我們之間的流水，不知道能不能將其躍過。我和爸爸出國不太一樣。他自己向外闖，風餐露宿，而我只要把簡歷交給中介機構，包裝一份唬人的檔案，花一筆錢買錄取通知書，匆匆上幾門課，糊弄到學期結束，旅遊一大圈然後帶著某某大學的文憑回去，就能以鍍金的留學歸國人士頭銜找個工作。過程也許有點坎坷，結果也可能更悲觀，但本質不外乎就是這樣。

「可是我學校不好，成績也不好。」我說。

「那怕什麼。」爸爸說，「想出來總能出來。你看這邊很多中國留學生，成績還不如你，大學也不怎麼樣，出來念一年語言預科，最後也都申請進去了。」

「那也只是拿個文憑。」

「你不要小看文憑。」爸爸說，「有文憑你可以去做很多事。」

我看著爸爸的眼睛。這不是真話，我想。爸爸曾經講到中國留學生在歐洲的事，那時候他的態度並不一樣。他說一些中國學生十八歲高中畢業就出來，先上語言學校和預科，然後再進本科。父母不在身邊，全靠自己，有的異常辛苦，有的墮落走歧路，有的介於二者之間混日子，不上不下畢業回家。一年年不斷有學生湧出來，湧入全世界，未來將佔據每個國家。爸爸說這些的時候，旁觀、冷靜、揶揄，語氣嘲諷。他並不認同這個賺文憑的過程。而此時他似乎在兩種態度中間找平衡，一方面不認同那種虛無，另一方面又似乎極為剋制，不希望自己的不認同給我造成影響。也許涉及孩子，人就不再直率，我想。

我不是很想出國，但除了出國，也沒什麼別的路好走。大四推研要求成績年級前10%，我沒有資格；考研之前猶豫了一下，就錯過了報名期；找工作倒可以，但是大的招聘會已經過了，春天以後的機會越來越少。媽媽希望我在家門口找個工作，此後也可以繼續住在家裡，將來在家門口結婚生子，終老於家。可是我害怕那樣。我幾乎像逃跑似的來歐洲看爸爸，說是考察學校，實際只是想過個遠離這種前景的假期。

「爸，」我抬起頭看著他，「你當年到底為什麼出國？」

爸爸似乎沒想到我會這麼問，愣了一下，在猶豫該怎麼說：「不大好說。情況有點複雜。也不完全是我自己選的，當時有一件麻煩事……而且我也沒想到一出來就不回去了……我後來想法也變了好幾次。」

爸爸的話在枯葉覆蓋的水底迂迴，我有一點明白，又不大明白。水波盪漾到思維深處，讓心底的一些記憶從沉沙裡浮起，上下起伏。我想開口，可是胃突然有點疼。

「其實你不想出國也行，」爸爸似乎看出我的心思，說，「你走自己想走的路就行。我都支援。」

我凝視著爸爸，又低下頭：「如果我知道想走什麼路就好了。」

如果知道想走哪條路，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我就可以和身邊人一樣忙個不停，用一種世界要毀滅了我該如何拯救的嚴肅態度，討論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實習經歷在簡歷上寫前面還是寫後面，用諧音背單詞好不好，企業編還是事業編。那該多麼充實。想到這些我就有點憂傷。

我確實能感覺到什麼，某種在我身體裡像腫瘤滋生的東西。有時讓人一陣激動，有時是說不清來源的恐慌。可是一切都還隱在暗中，看不出形狀，如同豌豆公主被折磨輾轉反側，可翻不開那一百層床墊，就不知道是一顆豌豆。

坐到吃午飯的時間，我倆並不餓，胡亂吃了點，就開始閒逛。已經接近了我旅程的最後時分，只剩下幾個地方還沒去過。布拉格街頭的大塊青石、紅色斜屋頂、小教堂門口曬太陽的貓、櫥窗裡的冰箱貼和咖啡杯，都有種與世無爭的閒散。那種閒散與我的狀態格格不入，讓人感覺陌生。

我們往山上走，想去看城堡。山路蜿蜒，巨大的黃色石塊層層鋪向山頂，帶一絲莊嚴的神秘。上山的途中路過卡夫卡博物館。設計者把博物館裡弄得黑黑的，陰暗的空間，藍幽幽的光照亮密密麻麻的文字。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弄，也許是想刻意表現卡夫卡的那種陰鬱，或者表現「人被異化」帶來的壓力，總之是有種恐怖的氣氛。我一直想象卡夫卡要是自己來了會是什麼反應。也許會像k在小酒館裡對姑娘和她媽媽那樣，瞪大了眼睛，既嚴肅又天真地問：「你們為什麼要這樣？」

有片刻我嫌累，幾乎不想上去了。但到了山頂上我才慶幸，幸好上來了。山頂視野極好，讓人見到雙面布拉格。我從來沒想到布拉格是這樣的結構。風吹著額頭，能看到極遠處。山下的布拉格是恬靜小城。全城的紅房頂，像動畫片裡的世界，連綿的斜屋頂、散佈的花園、偶爾聳立的教堂，隨處是石板路小街、消磨時光的木頭咖啡桌和擺著小盆植物的視窗。這些風景在山下走著看，不覺得有什麼稀奇，此時卻有一種不真實的輕悠感。山上的布拉格卻是另一副模樣。冷峻的城堡、森嚴的石牆、巍峨至天際的教堂。我去過不少教堂，之前去過，之後也去過。但布拉格城堡的大教堂仍是我見過的最震撼的大教堂之一。我也說不清為什麼覺得震撼。它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有藝術特色的，但是它的風格極為突出。它的牆壁有著最典型的哥特式陰鬱和飛入雲霄的雕塑，室內暗而龐然，牆壁像暴風雨的前兆壓下來，氣質冰冷，讓人不寒而慄。

我在那一刻才有一點明白了那個土地測量員。他在山下城市目睹著悠然閒散的淺層精神，一抬頭就能感受到城堡在雲端的無形壓力和看不見的變幻莫測。那是一種超越個人觸碰範圍的壓抑不安。或許哪裡可能都有這樣上下兩層，只是沒有布拉格這樣目力可見。

城堡的宮廷邊，有一個笨拙的土黃色桶形建築，在城堡的風格中異常扎眼。我問爸爸那是什麼，爸爸說是前蘇聯佔領時留下的掩體。我遠遠瞪著它，它似乎蔑視地笑著看我。你看，它彷彿在說，我就是能把一切破壞。

站了一會兒，我的心裡起了一些自己也說不清的變化。我似乎終於有一點明白這麼多年爸爸為什麼不回去了。留在這個地方，就相當於放棄掉所有的糾結的過往，從此之後什麼都不求，也什麼都不失落。你只是住在這裡而已，它跟你沒關係，因此你可以對它什麼都不求，它對你也沒有任何要求。你只是看風景，不用喜，不用悲，也不用擔心自己的成績和地位。這裡和家鄉如此不同，以至於一切都可以映照眼睛，卻不照心。只是，這樣真的好嗎？

下山的路上，石級寬闊平坦得多。我雙手插在褲子口袋裡，低著頭。爸爸見我不說話，等了一會兒問：「怎麼了？想什麼呢？」

「爸，」我說，「你相信嗎，像我這麼平庸的人，也想追求某種好生活……而且不是大家平時說的那種好吃好喝的好生活，而是……另外一種好生活。」

「相信。這有什麼不信的。」爸爸寬慰我，「什麼樣的好生活呢？」

「我說不清。某種讓我覺得……覺得有意義的好生活吧。」我說，「其實我知道沒什麼好抱怨的。我現在各方面都還挺順的，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畢業之後不管讀書還是工作，都能有選擇。雖然估計沒什麼大成就，但是我本來天賦就也不算太高，也不應該奢望什麼。這些我都知道。但我心裡就是不好受。爸你能明白那種感覺嗎？就是心裡總覺得焦慮，覺得不滿意，還想找更多東西，可是自己又說不清不滿意的東西是什麼。」

「太明白了。」爸爸顯得很寬容。

「我只是在想……」我有點亂，找不到合適的語言，「這個世界上有真正的自由嗎？」

「你覺得現在不自由嗎？」

「不是，也不能這麼說。只是……感覺不到很自由。」我說，「我小時候一直以為某一天就能找到一種自由的感覺，可是現在一直找不到。其實現在沒有人強迫或者奴役我做什麼，可我就是不覺得自由。」

我不知道該如何表述。我只是從山頂上開始，就又被那種虛無的感覺包圍了。那是一種極為熟悉的感覺：人站在山頂的雲霧裡，除了白茫茫就什麼都沒有，任何地方都無處踏腳。越無從借力，就越發焦灼。不僅是因為畢業選擇，還因為在更長的時間尺度上我不知道自己要朝什麼方向走。更長的尺度，一百年，一千年，一萬年。我會坐在宿舍裡想象自己一萬年以後是什麼樣子，卻無法在現實中走出哪怕一小步。

這種感覺在期末考試前半個月暫時淡下去。從早到晚在自習室泡著，沒時間吃晚飯，從教室出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騎上車也像是做夢一般。考完試之後仍然麻木，傻呆呆坐著。太忙碌和太放鬆都無法思考，以至於覺不出煩惱。直到在布拉格山頂，當它重新將我包圍，我才有種逃無可逃的感覺。它一直在那兒，我能讓自己暫時忘了，可是如果我不能真的找到突破的方式，它總是還會回來，將我困在其中。

我只能隱隱約約感覺到心裡那股與它對抗的力量。微弱的、執著的、氣若游絲卻不消失的令人緊張的感覺。我的身體在六月天裡打寒戰。我不知道我到底想要追求什麼，還是害怕什麼。

「怎麼才能找對方向呢？」我問爸爸。

爸爸淺笑了一下：「這個事你是問錯人了。要是我知道，也不至於誤打誤撞這麼些年。」

那天的對話到此為止，此後的兩三天，我們沒有再談起這件事。直到離開布拉格之前的一個晚上，爸爸給了我或多或少的提示。那一個晚上我們去聽了音樂會。我們在布拉格聽了幾次音樂會，我喜歡德弗札克和布拉姆斯，爸爸只喜歡貝多芬。那天晚上聽的是《命運》，古老的劇場裡，鑲金繪畫的劇場天頂被命運的敲擊震得共鳴，腳下的座位都發出顫動。

從劇場出來，爸爸提議去劇場外的小酒館喝啤酒。我去了，但興致不佳。因為即將離開，而又不知道何去何從，一直心事重重。

「你前兩天問我，怎麼找到方向，」爸爸忽然開口說，表情有點鄭重，或者說是惆悵，「我的感覺是，你得靜下來聽自己的心。找個徹徹底底安靜的時候，聽自己心裡頭怎麼說。就像那四個音——」他哼起《命運》開篇的調子，「邦邦邦邦。我第一次聽就覺得，那不是命運在敲門，而是有東西在敲心。」他揮手，做了敲擊的動作，「人實際上就是被這聲音追著走。你可能不知道方向在哪兒，但至少會知道某種感覺。如果方向不對，你怎麼都會難受。一時不知道，早晚也會知道。」

我抬眼看看他。他的眼睛注視在酒杯上，反射著酒杯的微光。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在敲呢？」我問他。

他只搖了搖頭說：「每個人都不一樣的。」

爸爸的話讓我心裡起了微瀾，慢慢發酵。當天夜裡，我幾乎徹夜無眠。我在半夢半醒間反覆進入一個夢境。夢裡是無窮多鏡面組成的狹小的空間，我站在空間中央，左右都找不到出去的門。鏡面上能看到晃動的歪曲人影、大笑的眼和嘴唇。而鏡面後面是許多我看不見的眼睛。我在夢裡左衝右撞。

第二天，在回程的飛機上，一絲碎裂的縫隙出現在我思緒的冰面上。那個時候我暈機，正在與頭疼噁心的鬥爭中入睡。在飛機離地的睡眼惺忪中，我偶爾瞥見一眼地平線和玫瑰色的天光，冰冷而廣闊，房屋微小，原野平整。俯瞰一切讓我有一種旁觀的感覺，旁觀的感覺又慢慢轉化為被旁觀的想象。那一瞬間我突然獲得一秒混沌中的澄澈。我開始明白許多日子裡我焦慮而恐慌的是什麼。在對蒼茫大地的驚鴻一瞥中，有一句話闖入我的頭腦，我知道那就是我怕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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