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電消費的記憶

蘇萊曼遇到麻煩事

費爾哈特：1995年的夏天，我一直忙於從街道和耶迪泰佩電力公司檔案裡搜尋我的電錶情人塞爾維罕的蹤跡。碼放在架子上的檔案，被金屬絲裝訂在硬紙板封面裡，還都上了鐵鎖。另外還有塞滿一沓沓紙張的黃色信封以及筆記本，全都佈滿了七八十年的灰塵。面對這些檔案，我和公司的兩個退休檔案書記員，抽了無數煙，喝了無數茶。儘管更換過幾次名字，但耶迪泰佩電力公司那湮沒在灰塵裡的檔案，是伊斯坦布林自1914年開始的電力生產和銷售的全部記憶，當年還是從武器製造廠轉型電力生產的。兩個年老的書記員認為，在沒有掌握這份記憶、沒有弄清楚伊斯坦布林人為了欺騙國家在過去八十年裡發明的偷電伎倆、沒有明白公民的用電消費和支付電費的邏輯之前，試圖在城裡收繳電費，完全就是一種徒勞。

夏季過半，我們得知，來自安納托利亞的耶迪泰佩電力公司的新老闆們，可能與我們意見相左。他們要論公斤按紙張的價錢把檔案賣給收廢品的，甚至還要燒燬它們。對於這樣的傳言，年長的一個書記員說「那樣的話，把我們也一起燒了吧！」以此表示抗議；另一個則在一個憤怒的瞬間說，最恐怖的不是資本主義，而是那些離開安納托利亞，來到伊斯坦布林發了財的農民暴發戶。隨後他們改變了方式：如果我告訴開塞利老闆，檔案對於收繳電費是何等重要和必不可少，興許這份巨大的人性和技術財富就有救了。

於是，我們首先從最老的筆記本開始工作，筆記本的白色厚紙散發出一種好聞的紙香，裡面的內容是共和國建立和文字改革之前，用奧斯曼土耳其語或法語手寫的。就像一個歷史學家那樣，它們向我展示了20世紀30年代伊斯坦布林的哪些街區通了電，哪些地方用電消費最多，以及那時的伊斯坦布林還是一個滿是非穆斯林的城市。書記員說，由於50年代實行的一個收費系統，每個收費員就像奧斯曼時期的收稅員那樣，被派去負責一個明確劃定的區域，包含一系列街區。於是收費員就像片區警察一樣，認識那裡的所有居民，詳細記錄下居民的偷電把戲，並製作了相關的卡片目錄。書記員把筆記本上做有一百個、五百個和九百個卡片目錄的泛黃頁面一一翻給我看。

佈滿汙漬的破損卡片目錄中，白色的屬於居民類使用者，紫色的屬於店鋪類使用者，紅色的則屬於工業類使用者。他們說，真正耍大鬼把戲的是紫色和紅色使用者，但是「年輕的收費員費爾哈特先生」，如果認真閱讀「備註」部分，關注收費員們的英勇努力，就會發現20世紀70年代後，那些一夜屋街區，宰廷布林努、塔什勒塔爾拉、杜特泰佩和周圍地區也都成了非法用電的天堂。在隨後製作的卡片目錄上，電力公司的職員們在名為「點評」的「備註」部分，使用圓珠筆和用口水蘸溼才能書寫的紫色筆，用大大小小、歪歪斜斜的手寫體，寫下了他們關於使用者、電錶和偷電鬼把戲的看法。我覺得，所有這些資訊都在讓我一步一步靠近塞爾維罕。

「他們買了冰箱」、「他們有第二個電暖爐」，類似這樣的筆記，是為了幫助讀電錶的收費員想起並計算住家的預估用電量而寫的。兩個老書記員認為，檔案可以十分清晰地告訴我們，冰箱、熨斗、洗衣機、電暖爐以及其他很多電器，是在什麼時候進入哪個家庭的。「他們回村去了……」、「參加婚禮，家裡兩個月沒人……」、「他們去了別墅……」、「老家來了兩位客人……」，類似這樣的筆記，則從用電的視角，確認了城市裡的動態生活。有時，不期而遇的卡片目錄來自敘爾梅內人·薩米經營的夜總會、烤肉店，以及唱民歌的酒吧，我就集中精力看它們，忘了那些「備註」。那時兩個老書記員，就拿給我看更有趣也更有幫助的筆記：「收費通知掛在門把手的釘子上面。」「沿著街區飲水池旁邊的牆壁走到無花果樹下，電錶就在樹後面。」「戴眼鏡的高個子是個瘋子，別跟他說話。」「院子裡有狗，名字叫伯爵，叫它名字，它就不會攻擊你。」「夜總會樓上的電燈線，既來自裡面也來自外面。」

老書記員們認為，做最後這條筆記的收費員是一個勇敢敬業的英雄，因為在夜總會和地下賭場（我也聽說敘爾梅內人·薩米有很多地下賭場）那樣的地方，當發現一個很藝術的大鬼把戲時，多數收費員不會把這條資訊記錄下來，這樣他們也不必和其他人分享為掩蓋偷電行為而收受的賄賂。當我面對這樣一條資訊時，我就幻想自己將給奴役塞爾維罕的敘爾梅內人·薩米一個打擊，重新找到我愛的人，並去搜查那些我已經得到號碼的電錶、快餐店、餐館、夜總會。

瑪希努爾·瑪麗亞：快四十了，我懷上了蘇萊曼的孩子。我這年紀的一個單身女人，不得不自己規劃人生和未來。我倆在一起十年了，儘管我單純地被蘇萊曼的謊言和敷衍欺騙著，但我的身體比我更清楚應該做什麼。

蘇萊曼不會歡迎這個訊息，對此我毫不懷疑。一開始，他以為我為了和他結婚，依然在用謊言威脅他。隨後，在吉汗吉爾的家裡，隨著不斷喝酒和相互提高嗓門，他慢慢明白我真的懷上了他的寶寶，他害怕了。他喝得酩酊大醉，傷了我的心。但我也看見他高興了。每次他來，我們之間都會發生爭吵，不過我不跟他計較，而他卻加大威脅和酒量，還說要放棄贊助我唱土耳其流行歌曲。

「蘇萊曼，放棄音樂我不會死，但放棄我的寶寶我會死。」有時我說。

那時他就會動情、服軟。但即便他不服軟，每次爭吵後我們都會做愛。

「和一個女人這麼做愛，然後扔下她不管，哪有這麼便宜的事情？」我說。

蘇萊曼羞愧地低下頭。有時他臨走時說，如果我還是老樣子，那將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那就再見蘇萊曼。」我說道，流著眼淚關上門。現在他每天都來，我肚子裡的寶寶也在慢慢長大。有幾次，他竟然想打我。

「打啊，蘇萊曼，打啊，」我說，「也許像拉伊哈那樣，你們也就可以輕鬆地擺脫我。」

有時，蘇萊曼很絕望，我可憐他。就像船隻在黑海沉沒的商人，他痛苦不堪，但靜靜地、紳士般坐在那裡像喝水一樣灌拉克酒，那時我就跟他說，我們在一起會很幸福，我看到了他內在的珍寶，我們之間的這種親近和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

「你哥把你壓扁了，如果遠離他，相信我，你就會變成完全不同的一個人，蘇萊曼。咱們沒必要怕任何人。」

於是，我們也開始慢慢談到了我戴頭巾的事情。「在這個問題上，我會盡力的。」我說，「但既然有我能夠做的事情，也有我不能做的事情。」

「我也是。」可憐的蘇萊曼說，「你說你能做的。」

「一些女人，完全為了不讓娶她們的善良男人煩惱，除了市政府婚禮，還會去辦宗教婚禮……我也可以這麼做。但首先你的家人要去於斯屈達爾，在我家向我爸媽正式提親。」

1995年秋天，麥夫魯特和兩個女兒回到伊斯坦布林，繼續在「新郎官」的廣告公司停車場做管理員。對於老同學因為妻子去世回村，「新郎官」沒說什麼，他把麥夫魯特不在時讓看門人代管的任務重新交還給了他。麥夫魯特發現，在過去三個月裡，宗古爾達克人凱末爾擴大了團伙的停車場地盤，他用兩個花盆和幾塊人行道磚就改變了原來的分界線。更糟糕的是，凱末爾對自己採用了一種更粗魯的說話方式，（不是跟你說了嘛，把那輛寶馬車弄走！）但他沒當回事。拉伊哈去世後，他會因為任何緣由對任何人或任何事惱怒，現在卻不知為什麼，面對身著一件藏藍色新西服的宗古爾達克人，他就是生不起氣來。

夜晚，他還是出去叫賣缽扎，剩下的時間就全都給了兩個女兒。但他的關心只停留在一類膚淺的問題上，「你做作業了嗎？」「你吃飽了嗎？」「你好嗎？」他很清楚，自從她們的媽媽去世後，兩個女兒更多地去找她們的薩米哈姨媽，不過她們不願意告訴自己去了那裡。因此一天早上，法特瑪和菲夫齊耶上學後，他聽見敲門聲，看到費爾哈特出現在面前時，還以為話題是兩個女兒。

「現在不帶槍，簡直沒法走進這些街區。」費爾哈特說，「吸毒的、妓女、變性人、各種團伙……咱們去別處給你和你女兒看看房子吧……」

「我們住在這裡很滿意。這裡是拉伊哈的家。」

費爾哈特說他要談的話題很嚴肅。他把麥夫魯特帶去了一家面對塔克西姆廣場的新咖啡館。看著貝伊奧盧熙熙攘攘的人群，他們談了很久。麥夫魯特聽懂了，他的朋友在建議自己去做某種收費員學徒工的差事。

「關於這差事你的個人觀點是什麼？」

「在這個問題上，我的個人觀點和官方觀點是一致的。」費爾哈特說，「這個差事不僅可以讓你和兩個女兒，也可以讓在另一邊為你們擔心的拉伊哈高興。你會掙很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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