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塔爾拉巴什
世上最幸福的男人
夜晚，麥夫魯特、拉伊哈還有兩個女兒法特瑪和菲夫齊耶一起睡在同一張大床上。家裡很冷，但被窩裡面很暖和。有時麥夫魯特晚上出去賣缽扎前，幼小的女兒們就已經睡著了。夜裡回到家，麥夫魯特看見兩個女兒還依然睡在同一個地方。拉伊哈調小了取暖的爐火，坐在床邊看電視。
孩子們的小床在窗邊，可只要一把她們放到那裡，兩個孩子就帶著孤獨的恐懼哭起來。麥夫魯特很尊重她們的抗議，「這麼小就害怕孤獨，你看見了吧？」他對拉伊哈說。孩子們習慣了睡在大床上，一旦睡著，即便開炮，她們也不會醒來。但在她們自己的小床上，再小的動靜也會讓她們不安地醒來，開始啼哭，把麥夫魯特和拉伊哈也吵醒。如果不把她們抱上大床，她們就不會安靜。過了一段時間以後，麥夫魯特和拉伊哈發現，一起睡在大床上對大家都更好。
麥夫魯特買了一個二手的阿爾切利克煤氣取暖爐。其實它能夠把房間燒得像澡堂那麼熱，可要是燒多了，煤氣費就會很多。（拉伊哈在爐子上，放上需要加熱的飯菜。）拉伊哈走下三條街，從一個庫爾德人的店裡購買煤氣。在東部戰爭日益激烈擴大的年頭裡，麥夫魯特見證了塔爾拉巴什的一條條街道被庫爾德移民一家家填滿的過程。他們是一些強硬的人，不像費爾哈特那樣溫和。他們的村莊在戰火中被撤空又摧毀了。這些新來的窮人根本不買缽扎，因此麥夫魯特很少去那些街區。再後來，由於兜售大麻、藥丸和毒品的人，以及一些嗅聞香蕉水的居無定所的孩子也滲透進了這些街道，他便遠離了那裡。
費爾哈特在1984年初用計程車搶走薩米哈之後，麥夫魯特就沒再見過他。作為少年和青年時期的好友，這是一種奇怪的情形。麥夫魯特不時向拉伊哈嘟囔一些解釋這一情形的話，「他們去了很遠的地方。」他說。可遙遠的真正原因，卻是自己幻想著費爾哈特的妻子薩米哈寫的那些情書，但麥夫魯特很少那麼坦率地思考。
另外，伊斯坦布林不知停歇的擴張也是其中一個原因。坐公交車見面再回來就需要半天時間。麥夫魯特既想念費爾哈特，又不斷改變對他不滿的主要原因。他問自己，費爾哈特為什麼不來找我。而這自然也是費爾哈特對他懷有歉疚的一個佐證。得知新婚夫妻幸福地生活在加齊街區，甚至費爾哈特在加齊奧斯曼帕夏的一家餐館當服務員，麥夫魯特也心生嫉妒。
有些夜晚叫賣了兩小時缽扎之後，為了能夠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再多幹一會兒，麥夫魯特便幻想在家裡等待自己的幸福。大床和房間的氣味、兩個女兒法特瑪和菲夫齊耶在被窩裡發出的動靜、睡覺時他和拉伊哈的相互愛撫、他們的肌膚如火一般地相互碰撞。他覺得，即便只是想到這些，自己的雙眼都會因為幸福而溼潤。一回到家，他就想盡快換上睡衣鑽進溫暖的大床裡。一起看電視時，他告訴拉伊哈，做了多少生意、街道的氛圍、他在買缽扎的人家遇到的事情。不把一天的事情告訴拉伊哈，不把自己交付給她那憐愛和專注的眼神，他就沒法結束這一天。
看電視時，「他們說糖放多了。」麥夫魯特輕聲說道，他指的是那天的缽扎味道。「唉，我有什麼辦法，昨天剩下的缽扎太酸了。」拉伊哈像往常那樣，維護著自己加工的缽扎。或者，麥夫魯特聊起一個讓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奇怪問題：一天夜裡，一個住在一棟公寓樓單元房裡的老夫人把他喊去廚房，「這是你買的嗎？」老夫人指著他的圍裙問道。她想說什麼？圍裙的顏色？還是因為那是女式的？
麥夫魯特發現，如同他在夜晚的街上看到的城市陰影，類似荒蕪山岩的偏僻街道，到了夜晚的某個時候，整個世界也都變成一個由陰影構成的詭異空間：電視裡彼此追逐的汽車，和黑暗的後街一樣怪異；螢幕左角上那些遙遠的黑色山巒在世界的哪個角落；這隻狗為什麼要跑，奔跑的狗為什麼會出現在電視上；那個孤獨女人為什麼在獨自哭泣？
拉伊哈：有時在半夜裡，麥夫魯特從床上爬起來，走到房間的另一頭，從桌上拿起香菸、點燃、拉開窗簾、看著街道抽菸。我躺在床上，藉著路燈的光亮看著他，好奇他在想什麼，希望他回到床上來。如果麥夫魯特陷入沉思不回床上，我就爬起來，喝一杯水，給女兒們蓋好被子。那時，麥夫魯特像是為自己的思慮感到慚愧一般，重新上床躺下。「沒事，」他有時說，「我就是隨便想想。」
夏天，因為晚上和我們待在一起，麥夫魯特是滿意的。但他不會說，讓我來說吧：夏天我們比冬天掙的還要少。麥夫魯特在家一整天都開著窗，他不管蒼蠅、噪音（「外面更安靜」他說），以及從上面拆屋修路那裡飄來的塵土。他一邊看電視，一邊側耳細聽在後院、街上、樹頂上玩耍的女孩們發出的嘰嘰喳喳聲，如果她們之間發生了爭吵，他就在樓上干預一下。有些晚上，他莫名其妙就會為什麼事而生氣，一旦發火他就摔門出去。（女兒們對此都習慣了，但每次都還會有點害怕。）他要麼去咖啡館玩牌，要麼去樓門外的三階臺階上坐著抽菸。有時，我也會跟著他下去，坐到他的身邊。有時，我和孩子們一起下樓。她們在街上、院子裡和小朋友們玩耍時，我就坐在臺階上，藉助頭頂上的路燈，擇出米里的石子，為麥夫魯特將在卡巴塔什賣的鷹嘴豆飯做準備。
街對面隔著兩戶人家，住著一個叫雷伊罕的女人，我和雷伊罕大姐的交情就是坐在臺階上建立起來的。有天晚上，雷伊罕大姐從飄窗裡探出腦袋，「你那裡的路燈比我們家的燈還要亮！」說完她便拿著手工活下了樓，坐到我的身邊。儘管雷伊罕大姐說，「我是東部人，但不是庫爾德人。」但就像她的年齡一樣，她還是沒說出自己到底是哪裡人。她至少比我大十到十五歲。有時她羨慕地看著我擇石子的手，「拉伊哈，你的手像孩子的手，連一條皺紋都沒有，真棒。還那麼靈巧，簡直就像鴿子的翅膀……」她說，「如果做手工活，你一定掙得比我、比你那天使般的丈夫還要多。我們家那個，因為我的手工活掙的比他當警察的工資還要多，可嫉恨我呢……」
十五歲那年的一天，她爸爸沒問任何人就把她賣給了一個毛氈商，她拿著包袱跟他去馬拉蒂亞安了家，之後再也沒見過自己的父母和其他家人。因為他們就這麼把她給賣了，她很生氣，她也不接受七個孩子特困家庭的託詞。說起這些時她還忿忿不平，彷彿還在跟父母理論。「拉伊哈，天下怎麼會有這樣的爹媽，別說把女兒嫁給一個她不喜歡的男人，就算遠遠地也沒讓我見過一面。」她搖著頭說，而眼睛始終沒離開過手上的細活。她對她爸爸生氣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把她賣給第一任丈夫時，她爸爸竟然沒有要求辦正式婚禮。對於和她私奔結婚的第二任丈夫，辦正式婚禮的要求是她自己提出的，她成功了。「要是還想到不許打我的要求就好了。」有時她笑著說，「你要知道麥夫魯特的好。」
有時，對於一個男人可能會像麥夫魯特那樣從不打人，雷伊罕大姐做出一副難以置信的樣子，她說這其中也一定有我的因素。我是怎麼找到「天使般的丈夫」的，我們在一個婚禮上是怎麼遠遠地看見一次就喜歡上彼此的，麥夫魯特服兵役時是怎麼託人給我送信的，這些故事她讓我講了好幾遍。她的第二任丈夫喝酒後會打她，因此在丈夫喝酒的夜晚，她只陪伴丈夫喝下第一杯拉克酒。當丈夫表現出一些打人的先兆時，比如警察審訊的回憶、匪夷所思的指控和辱罵，她就起身離開，拿著手工活來找我。有時我在樓上家裡，聽到她丈夫（奈加提先生）用一種文雅的語言說：「雷伊罕，我的玫瑰，回家吧，我發誓不喝酒了。」我就知道雷伊罕大姐坐在樓下的臺階上了。有時，我也帶著兩個女兒一起下樓，坐她身邊。雷伊罕大姐說：「你下來太好了，咱們一起坐一會兒，過一會兒我們家那人就該睡著了。」麥夫魯特出去賣缽扎的冬夜裡，她就和我，還有兩個女兒一起看電視、吃瓜子、講故事、陪孩子們玩、逗她們笑。每次看見麥夫魯特回來，她都會笑著對他說：「真棒，但願你們永遠這麼幸福！」
麥夫魯特有時覺得，自己正在經歷人生中最幸福的歲月，但他只把這種感覺存放在腦海的一個角落裡，因為他覺得，如果總想著自己幸福，就可能失去它。更何況，生活中原本就有很多惱人的事情足以讓人忘記那時的幸福：他生氣雷伊罕大姐不僅待到很晚，還愛管閒事；看電視的時候，他生氣法特瑪和菲夫齊耶先是吵鬧，隨後一起放聲大哭；「明天晚上家裡來客人，我們要八到十杯缽扎。」可是第二天晚上卻悄無聲息，麥夫魯特在寒風中按響門鈴，可那些卑鄙的傢伙連門都不給他開，為此他很惱火；在電視上看見庫爾德武裝分子在哈卡里襲擊軍用卡車，一個屈塔希亞人孩子在襲擊中不幸喪生，孩子的母親失聲痛哭，看到這樣的畫面，他感到憤怒；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反應堆爆炸，據說風把致癌的雲團帶到了伊斯坦布林上空，於是人們開始對在街上買飯吃和喝缽扎心有餘悸了，他對這樣的懦夫怒火中燒；他從電線裡抽出銅絲，修好了塑膠娃娃的胳膊，看見女兒們再次扯下娃娃的胳膊，他很氣惱；電視天線在風中顫動，他可以容忍螢幕上出現的片片雪花，但當所有的影像都變得模糊不清時，他就火冒了；電視里正在播放民歌，整個街區突然停電，他因此惱怒；暗殺厄扎爾總理的新聞播到正當中，被警察開槍擊中的兇手躺在地上抽搐扭動時（這個畫面麥夫魯特在螢幕上看到至少二十次），人生牌酸奶廣告開始了，他怒不可遏地對坐在身邊的拉伊哈說：「小販的營生，就是被這些混蛋用含防腐劑的酸奶斷送的。」
如果拉伊哈說：「明天早上你帶女兒們上街，讓我徹底搞一次衛生。」這會讓麥夫魯特忘記所有這些惱人的事情，因為當他抱著菲夫齊耶、用自己滿是老繭的手牽著法特瑪的小手走上街時，他感覺自己猶如世上最幸福的男人。賣飯回家後，一邊聽著孩子們說話一邊打個盹，醒來後和女兒們一起玩耍（這是誰的手，我的手在你的手上，等等），或者正想著這些趣事時，在夜晚的街道上聽到一個新顧客喊道，「賣缽扎的，給我來一杯缽扎！」這些都會讓麥夫魯特感到幸福。
在不問緣由、感恩地接受人生賦予的這些幸運歲月裡，猶如季節更替和樹葉凋零飄落，麥夫魯特模模糊糊地發現時光在慢慢流逝；一些樹木枯萎了；一些木房子突然消失了；孩子們踢球、小販和無業遊民午睡的空地上矗立起了六七層的高樓；街道上掛起了更大的廣告牌和橫幅。這一切就像在最後一刻發現缽扎季節或者足球聯賽又將結束一樣；就像在最後一週的週日晚上才明白安塔利亞體育球隊1978年將被降級一樣；或者像1980年軍事政變後，街上逐漸建起了許多過街天橋，直到有一天他在哈拉斯卡爾加齊大街怎麼也過不了街時才發現一樣，因為為了引導民眾走上天橋，人行道邊安置了欄杆。區長打算從塔克西姆修建一條寬闊的大街到泰佩巴什，大街將在離他們住的街道五條街上面的地方穿過塔爾拉巴什，把塔克西姆和希什哈內連線起來。麥夫魯特是從咖啡館的閒聊和電視裡的辯論中聽到這個訊息的，但他沒當真。拉伊哈從街區裡的老人和嚼舌的女人那裡聽來的多數訊息，麥夫魯特也都知道。他的訊息則來源於街道和咖啡館的閒聊，以及花街魚市和英國領事館之間那些老舊黴暗的百年公寓樓裡的希臘族老婦人。
儘管沒有人願意記住或者說起，但以前的塔爾拉巴什是一個希臘族人、亞美尼亞族人、猶太族人和亞述族人居住的街區。曾經從塔克西姆後面流向金角灣的一條小河，在流經的街區有過不同的名字。（道拉普代萊、比萊吉克代萊、帕帕茲庫普如、卡瑟姆帕夏代萊。）後來隨著河床被混凝土覆蓋，這些名字也就被遺忘了。六十年前，也就是20世紀20年代初，在河谷另一邊的庫爾圖魯什和費裡柯伊的後背上，只有希臘族人和亞美尼亞族人在那裡生活。共和國之後，對於貝伊奧盧的非穆斯林人的第一次打擊是1942年實施的財產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政府對德國人的影響持開放態度，向塔爾拉巴什的基督徒們徵收其多數人無力支付的高額稅賦，還抓捕了交不起稅的亞美尼亞族、希臘族、亞述族和猶太族男人，把他們送去了阿什卡萊的勞動集中營。麥夫魯特聽過很多關於這些人的故事，他們當中有的因為交不起稅將店鋪託付給土耳其人夥計、自己被送去了集中營；有的是為了躲避街上的搜捕好幾個月不出家門的藥劑師、傢俱師傅、舉家在此生活了上百年的希臘族人。1955年9月6—7日，希臘和塞普勒斯發生爭鬥期間，教堂和店鋪被手持棍棒和旗幟的人群搶劫破壞，神父被追捕、婦女遭強暴，之後大多數希臘族人去了希臘，沒走的人也因為1964年政府的一紙法令，被迫在二十四小時內放棄了他們的家和土耳其。
在酒館裡喝到很晚的街區老住戶，或者對那些住進空房子的人有抱怨的人，會悄悄地講起這些故事。麥夫魯特聽到有人說，「以前的希臘族人比庫爾德人更好。」因為政府坐視不管，現在非洲人和窮人來到了塔爾拉巴什，不知道今後會怎樣。
然而一些被趕去希臘的希臘族人，仍然是地契的所有者，因此他們到伊斯坦布林和塔爾拉巴什來看自己的房子，但不會受到很好的禮遇。誰也不願意告訴他們說：「從安納托利亞遷徙來的位元利斯人和阿達納人住進了你們的房子！」因此，即便是最善意的人也會羞愧地躲避他們的老熟人。他們中有想索要房租而惱羞成怒的人；有持敵對態度的人；也有在咖啡館裡抱在一起，流著眼淚追憶過去美好時光的人。但這樣動情的時刻不會持續很久。麥夫魯特也曾見過各類流氓團伙唆使街上的孩子向來看房子的希臘族人起鬨、扔石子，也正是這些人和國家以及警察聯手讓人悄悄地住進了希臘族人的空房子，把那些房子租給了來自安納托利亞的窮人。遇到這種情況，麥夫魯特首先像所有人一樣想說：「孩子們停下來，別這樣。」但當他想到孩子們根本不會聽他的話，背後的煽動者就是自己的房東時，他的腦子就亂了。「希臘人不是也搶佔了塞普勒斯嗎。」他想起一個自己並不完全明白的不公，帶著一半愧疚，一半憤怒，離開了事發地點。
拆除舊房屋被冠以令人賞心悅目的潔淨和現代字眼。在無主房裡安家的流氓、庫爾德人、吉卜賽人、小偷將被清除；大麻和毒品窩、走私販倉庫、妓院、單身漢宿舍、為違法勾當提供庇護的破舊茅舍將被拆除。取而代之的將是一條五分鐘便可從泰佩巴什到達塔克西姆的六車道大街。
以訴訟抵制徵地決定的希臘族人律師、為保護百年建築而抗爭的幾個大學生，以及建築協會的呼聲，並沒有引起什麼反響。把媒體也招來的區長，坐到一輛推土機的駕駛座上，在掌聲中，用掛著土耳其國旗的推土鏟開始剷除一座法院還未做出拆除判決的老房子。拆除過程中，塵土鑽進了相隔五條街的麥夫魯特家緊閉的窗戶裡。推土機周圍，照舊是一群由無業遊民、售貨員、路人和孩子們組成的好奇的人群，以及向他們兜售阿伊蘭、麵包圈、玉米的小販。
麥夫魯特想讓飯車遠離塵土。拆除舊房子的那些年裡，他從未去過嘈雜擁擠的地方。讓他最有感觸的是，即將修建的六車道大街，將導致塔克西姆那裡擁有六七十年曆史的高大公寓樓被拆除。他剛來伊斯坦布林時，面對塔克西姆的這些樓面巨幅廣告牌上，一個有六七層樓高、肌膚白皙、棕色頭髮、好心的女人，用塔梅克番茄醬和綠克斯香皂來款待麥夫魯特。麥夫魯特喜歡這個女巨人帶著一種無聲卻執著的憐愛對自己微笑，每次經過塔克西姆廣場時，他都喜歡和她四目相對。
承載著棕色頭髮女人的大樓，以及樓下賣三明治的著名水晶快餐店被拆除，也讓麥夫魯特感到了悲傷。水晶快餐店是伊斯坦布林賣阿伊蘭最多的快餐店。麥夫魯特吃過兩次這家店自創的辣肉丸加番茄醬漢堡（一次是別人請客），還喝過他們的阿伊蘭。做阿伊蘭的酸奶是外號叫混凝土的兩個人高馬大的兄弟提供的，他們來自傑奈特普納爾的鄰村伊姆然萊爾村。混凝土·阿卜杜拉赫和努魯拉赫兄弟不僅向水晶快餐店，還向塔克西姆、奧斯曼貝伊和貝伊奧盧的許多酸奶銷量大的大餐館和快餐店提供酸奶。在酸奶公司還未啟用滿載玻璃罐和木箱的卡車配送酸奶之前，也就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這兩兄弟掙了不少錢，在庫爾泰佩、杜特泰佩和伊斯坦布林的亞洲部分圈了很多地皮。在隨後兩年時間裡，他們便和酸奶小販們一起從市場和街道上銷聲匿跡了。麥夫魯特把水晶快餐店的拆除看作是對他們的一個懲罰，從中他也意識到，自己嫉妒晚上連缽扎都不用賣、比自己能幹而且富有的混凝土兄弟。
麥夫魯特在伊斯坦布林生活了二十年。隨著新路、拆遷、樓房、大廣告、店鋪、地下過街道和過街天橋的出現，麥夫魯特感到傷心，因為他在二十年裡熟知並習慣了的城市舊貌消失了；而與此同時，他更多地覺得城市在為自己改變，由此他又感到了一份欣喜。在他看來，城市並非自己走入其中的一個早已建好的地方，他喜歡把伊斯坦布林幻想成一個自己在其中生活時建造起來的，未來將更加漂亮、清潔和現代的地方。他喜歡那些住在老房子裡的人，他永遠不會忘記那裡的人們對自己的友善。當自己還在村裡甚至還未出生時，這些老房子就建好了，它們擁有半個世紀的歷史、暖氣、電梯和高高的屋頂。但他也記得，在伊斯坦布林的那些老房子裡，自己依然還是城市的陌生人。老公寓樓裡的看門人，即便不是故意的，他們也要比任何人都更加鄙視自己，因此他總是害怕自己在那裡做錯什麼。麥夫魯特還喜歡陳舊的東西：在邊遠街區賣缽扎時，他發現的墓地的氛圍；佈滿苔蘚的清真寺牆壁；黃銅水龍頭、枯竭破損的飲水池上面看不懂的奧斯曼土耳其語文字。
有時他想到，當所有進城的人都變得富有、擁有房屋地產時，儘管辛勤勞作，自己卻只能勉強度日，賣飯其實賺不到錢。那種時候他就覺得，不滿足於真主恩賜的幸福，就將是忘恩負義。有時，這種情形不常發生，他從鸛鳥的遷徙知道季節變了，冬天結束了，他同時也感到自己在慢慢地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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