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探回到房間，身後還跟著一個六十多歲的謝頂男人。他看起來像是個越老脾氣越差的惡棍。就像一隻鬥牛犬，如今只能靠狂吠來嚇唬人，但是年輕時能夠更有效地用牙齒解決問題。保羅立刻認出了他。那位警探跟他說自己的上司要來時，保羅並沒有意識到他指的是警察局長。

「我是菲茨·波特。我的手下跟我說您傷得不輕，但是您恢復得很好。」

「我希望我這副樣子能被視為是‘很好’，」保羅回答，「恐怕嗎啡讓我的腦子遲鈍了些，沒辦法。」

「神奇的玩意兒，」波特說，「布林朗戰役時讓我們少受了很多罪。」

眾所周知，被阿瑟總統任命掌管紐約警察局之前，波特曾在戰時指揮過聯盟第五軍團。

戰爭時期保羅還是個小孩。他的父親密切關注著新聞，每天都要讀出《納什維爾電訊報》刊登的最新傷亡統計數字。由於伊拉斯塔斯·克拉瓦斯既是一個堅定的和平主義者，又是一個熱情的黑人權利倡導者，這場戰爭讓他拿不準自己的立場。正義的一方為了自己崇高的目標要墮落到什麼程度？為了解放奴隸，聯軍要殺戮和犧牲多少人的性命？他的父親並沒有答案，所以，按照保羅的理解，伊拉斯塔斯把枯燥的死亡數字讀給全家聽，這樣大家或許都可以分擔他的道德重負。這麼多年來，這件事都是一個頗有裨益的警醒：能夠分清是非有時候並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就算一個人能夠劃分界線，當他唯一的行動要求他超越那條界線的時候，他還是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

伊拉斯塔斯·克拉瓦斯最終還是做了。他作為牧師加入了聯軍，離開了妻子和幼小的兒子，在軍隊中度過了戰爭的最後一年。他回來之後從未跟家人提到過他看到過什麼，或者做過什麼。

「您親自前來讓我受寵若驚，」保羅對警察局長說，「這座城市裡應該不止這一場火災需要您的關注吧。特斯拉先生有什麼訊息了嗎？」

「如果特斯拉先生還活著，我們會找到他的。」他冷靜地說。他看起來並不像是一個為了某個失蹤的塞爾維亞科學家而夜不能寐的人。「這位拉梅爾警探告訴我，您剛剛被救護車送到貝爾維尤醫院後之後，他跟您詢問過情況，您告訴他，您最先是在樓梯間看到著火的，不是在特斯拉先生的實驗室裡。」

「是的。」

「當時，我們覺得很可能是受驚過度和嗎啡的作用導致您記憶混亂。我們認為起火點最有可能是在實驗室裡。所有那些奇怪的儀器，電力裝置。但是我們現在可以確定火是從屋頂著起來的。有人爬上去，故意放了火。」

人們可以為了比一百萬美元少得多的利益去謀殺別人。保羅想到了托馬斯·愛迪生坐在他的辦公桌後面，抽著雪茄，為了他所堅信的必然勝利進行著謀劃。

「您看起來似乎並沒有太吃驚，克拉瓦斯先生，」波特警長打量著保羅說，「是因為嗎啡嗎？還是您很容易就能想到有什麼人會對您的朋友做出這種事情？」

保羅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才能避免洩露太多關於那場官司的資訊。

「市長本人，」波特繼續說，「讓我們把這起縱火案當作要案來偵破。您有很多有權勢的朋友，您知道。他們都在關照著您。」

「請告訴威斯汀豪斯先生，我非常感激。」

「威斯汀豪斯……先生？」波特警長不解地問。

「喬治·威斯汀豪斯，」警探在旁補充，「他是克拉瓦斯先生的客戶。」

保羅突然打了個寒戰。

「托馬斯·愛迪生親自給市長打了電話，確保您會得到很好的照顧，並且關照我們調配最好的人手來辦這個案子。我們會把調查的每一項進展都直接彙報給愛迪生先生。我們已經讓他知道，有人想要加害於您，我們會竭盡全力找到兇手。」

保羅的目光從警察局長回到警探身上。他們兩人都呈現出堅定的表情。如果他們是被耍弄了、被迷惑了，或者被收買了，那麼從表面上也一點兒都看不出來。「我本人，拉梅爾警探和整個警察局都會保護您的，」局長繼續說，「有托馬斯·愛迪生的全力支援，我們一定會盡職盡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