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托馬斯·布朗遺留下來的一卷混合文稿中，除了有關果菜園和觀賞庭院、布蘭普頓附近的骨灰甕、人工堆疊的小丘和山體、預言者和神聖福音書作者提及的植物、冰島、古撒克遜語、德爾斐神諭的答案、被我們的救世主吃掉的魚、昆蟲的習性、馴鷹、一個老年貪食症病例以及一些其他內容以外，還有一份有標題的目錄，收錄了奇怪的書籍、畫像、古玩和其他的特別玩意兒——在這些東西中有一些確實可能是布朗自己收集的珍品中的一部分，但其中大多數明顯來自純粹虛構的珍寶庫，這一珍寶庫僅僅存在於他腦子裡，只能通過白紙黑字進入。
在《封閉的博物館》一書致不知名讀者的簡短前言中，布朗將他這座「博物館」與他那個時代非常有名的阿爾德羅萬迪博物館、卡爾切奧拉里博物館、洛雷託的卡薩修道院以及布拉格和維也納的魯道夫皇帝博物館的自然和藝術陳列室進行了比較，書中羅列的稀罕印刷品和文本中，主要有：所羅門王一篇關於思想的影子的論文，它來源於巴伐利亞大公的藏品；色當的莫利娜和烏特勒支的瑪麗亞·舒爾曼之間的希伯來文通訊往來，她們是十七世紀最有才學的兩位女性；一份水下植物學綱要，裡面完整記錄和描述了一切長在海底岩石上和谷地中的東西，所有的藻類、珊瑚和水生蕨類植物，迄今沒人看到的、隨暖流遷徙的水草，隨著信風從一個大陸來到另一個大陸的植物島。此外，布朗的這座幻想圖書館還包含了一部由環遊世界者——馬賽的皮西亞斯寫的、被斯特拉波引用的殘篇，裡面寫著在圖勒以外的極北之地，那裡的空氣濃稠得像明膠狀的水母和海的肺，又似魚凍，使人窒息；以及一首奧維德在流放託莫什期間用蓋提克語寫成的詩，這首此前下落不明的詩在匈牙利邊境地區的松博特海伊被人發現，包在一塊上了蠟的布里面，正是在那裡，根據傳說，不管是在被赦免之後，還是在奧古斯都去世之後，奧維德死於他從黑海返回的途中。在布朗的博物館中，除了各種各樣的稀奇古怪之物以外，還可以看到：一幅阿拉伯阿爾馬查拉大市場的粉筆畫，這個市場在夜間舉辦，目的是為了避免太陽的炙熱；一幅描繪羅馬人和賈茲人在冰封的多瑙河上決戰的油畫；一幅描畫普羅旺斯海岸前的海上草原的夢幻圖景；在圍攻維也納時騎在馬背上的蘇萊曼一世，他的身後是一座由雪白的帳篷組成的城市，一直延伸到地平線；一幅畫著漂浮冰山的海景圖，上面坐著海象、熊、狐狸和野生鳥類；一系列草圖，描畫了對於觀看者而言最最可怕的刑訊手段——波斯人的船刑，土耳其執行死刑的普遍方式（將犯人身體一段一段地截短），色雷斯人的絞刑節，以及由托馬斯·米納多利描繪得極為精確的、從兩片肩胛骨之間的切口開始的活人剝皮行為。介於自然和做作之間的某個程度，我們眼前展現出了一幅美麗的英國女士肖像畫，被畫成黑人或帶著衣索比亞色調，通過這種暗色處理，她比平時擁有的與生俱來的蒼白容貌美麗得多，還有一句讓他難忘的落款：比夜還黑。除了這些值得驚歎的文本和藝術品，《封閉的博物館》中也儲存著獎章和硬幣，一塊來自禿鷹腦袋裡的寶石，一個由青蛙頭蓋骨製成的十字架，鴕鳥蛋和蜂鳥蛋，色彩極為鮮豔的鸚鵡羽毛，用乾燥的馬尾藻海纏繞植物製成的抗壞血病藥粉，一種在東印度群島用來治療憂鬱的高濃度仙人掌提取物，以及密閉封裝的玻璃器皿裡裝著的用非凡的鹽製成的酒，它在日光下很容易揮發，所以只能在冬季期間或者在博洛尼亞紅寶石的微光下去研究它。所有這些都被記錄在自然研究者和醫生托馬斯·布朗的奇異記錄簿裡，所有這些以及其他好些東西我現在不想繼續列舉，除了那根也許被用作柺棍的竹竿，第一批蠶卵在它裡面幸運地被兩位在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統治時期為研究蠶桑業的秘密在中國長期駐留的波斯托缽僧帶過邊境，帶到了西方世界。
生活在白果桑樹上的桑蠶蛾，屬於蠶蛾科，是鱗翅目昆蟲的一個亞種，其中有著所有飛蛾中最為美麗的幾種——大鼬蛾、裘蛾、大孔雀蛾、皇帝蛾。不過，發育完全的桑蠶蛾本身是一種不引人注目的蛾類，它們在翅膀伸展開來的情況下寬不到半英寸、長一英寸。翅膀的顏色是灰白色的，上面有淡褐色的條紋和一個經常認不出來的月牙形斑點。這種蛾唯一的活動就是進行繁殖。雄性在交配後很快死亡。雌性在數天內產卵三百到五百個，然後也會死去。一本一八四四年出版的百科全書中寫道，從卵孵化而來的蠶來到這個世界時，覆蓋著一種黑色的、天鵝絨般的毛皮。在僅僅持續六到七週的生命中，它們會進行四次睡眠，每次醒來之後會蛻去舊皮呈現出新形態，不斷地變白、變光滑、變大，越變越美，最終變得幾乎透明。在最後一次蛻皮完成的數天之後，可以注意到它們的頸部發紅，這是蛻變的時間快要到來的標誌。蠶這時會停止進食，不停地來回爬動，朝著高處、朝著天空努力攀爬，就像藐視底下的世界一樣，直到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然後開始作繭，這是用它們在體內生產出來的黏性汁液做成的。如果人們沿著背部切開一條用酒精殺死的蠶，就會看到一束纏繞在一起的、看上去像腸子一樣的小管。它們前端連通著嘴裡兩個非常細小的開口，上面提到的汁液正是從這裡湧出的。在第一個工作日，蠶會吐出一根長長的、凌亂的、不連貫的絲，這是用來固定繭的。然後它就不斷地把頭動過來動過去，由此從自己體內吐出一條不斷的、幾乎一千英尺長的纖維來，從而造出一個蛋形的殼把自己包裹住。在這個空氣和水分都進不去的殼裡面，蠶蛻去它的最後一層皮，蛻變成若蟲。這種若蟲形態總共會保持兩到三個星期，直到上面描述過的蛾破殼而出。——蠶的原產地似乎是可以找到充當它們食物的白果桑樹的亞洲國家。在這裡它們自顧自地生活在開放的環境中。因為它們有用，所以人類就去培育它們。中國的歷史記載，西元前兩千七百年，黃帝——大地的皇帝統治了一百多年，教他的臣民造車、造船、造磨，說服他的第一任妻子西陵氏專心關注蠶，著手嘗試對其進行運用，通過這位皇后的勞作來幫助提升百姓的幸福。因此西陵氏從宮廷花園的樹上把蠶取下來，在她親自看管之下把它們帶到皇宮，在那裡，它們受到了保護，從而免受天敵的侵襲和春季經常多變的天氣狀況的影響，成長得非常好，因此日後所謂的家蠶養殖業就由此發端，以後它與繅絲、紡織和刺繡一起成為歷代皇后的高雅活動，並且從她們手中傳給了所有女性。在僅僅幾代人的時間裡，桑蠶養殖業和絲織業在所有當權者以一切想得到的方式的推動下經歷了繁榮發展，以至於中國最終被視為絲綢之國和取之不竭的絲綢財富之國。賽里斯的商人用他們裝滿了絲綢的駱駝商隊穿越了廣袤的亞洲，商隊從中國的海濱到地中海沿岸需要大約二百四十天的時間。或許正是因為這種巨大的空間距離，但也由於針對在帝國邊境以外傳播養蠶業知識和建立養蠶業方法的殘暴懲罰，絲綢製造業在千百年的時間裡都被侷限在中國，直到剛剛說的兩位托缽僧拄著他們的柺棍到達了拜占庭。當養蠶業在希臘宮廷和愛琴海諸島獲得發展之後，又過了一千年，這種充滿藝術感的動物養殖形式才經由西西里島和那不勒斯來到了義大利北部，來到了皮埃蒙特、薩伏依和倫巴第地區，熱那亞和米蘭繁榮興旺了起來，成為歐洲的蠶桑業首都。養蠶業知識在半個世紀之內從義大利北部傳到了法國，而這主要是直到今天都被視為法國農業之父的奧利維耶·德·塞爾的功勞。他為土地所有者編寫的入門手冊於一六〇〇年以《農藝和田地管理》之名出版，短時間內就印製了十三版。亨利四世對這本冊子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在授予大量嘉獎和恩賜的情況下，還讓他以除了首相和財政大臣敘利之外第一資政的身份前往巴黎。德·塞爾把自己的田產管理工作不情願地移交給了旁人，作為接受他被建議擔任的職位的條件，他只堅持獲得一項恩准：允許在法國推廣養蠶業，允許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首先將所有野生樹木從全國的宮廷花園中移除出去並在產生的空地上種植桑樹。國王備受德·塞爾的計劃鼓舞，然而在將其付諸實踐之前，卻不得不壓制來自他素來很尊重的敘利的阻力，後者反對養蠶業工程，無論是因為他確確實實認為這是大規模的胡鬧，還是因為他估計德·塞爾是一位日漸強大的競爭對手——也許這並不見得沒有道理。
馬克西米利安·德·貝蒂納，也即敘利公爵，向他的君主提出的原因被總結在了他回憶錄的第十六冊當中。幾年前，在位於諾里奇北邊的小城艾爾舍姆舉行的一次拍賣會上，我用幾個先令買到了這整部作品的一個一七八八年由列日f.j.德索爾出版社出版的、印有金色十字架的漂亮版本，此後它就是我最喜歡看的書之一。法國的氣候，敘利在他論證的開頭這樣寫道，不適合養蠶業。春天來得太晚，即便已經到了春季，一般而言溼氣還太重，這些溼氣一部分下落到田地上，一部分又從田地中升起來。單單這個任何東西都無法消除的不利狀況就會帶來極其有害的影響，不僅會影響家蠶，人們可能很難把它們養到破繭的程度，而且會影響桑樹，對於它們的生長，特別是在它們抽枝長葉的季節，溫和的空氣是主要前提條件。完全拋開這些原則性的考量不談，敘利繼續寫道，還不得不思考，和法國的鄉村生活捆綁在一起的勞作和活動並沒有給任何人——除了蓄意懶惰之人——以多餘的閒暇，如果真的要大範圍推廣養蠶業的話，就必須把鄉村居民的勞力從他們習慣了的日常工作中，並由此從一種穩定、豐厚的收益中抽離出來，投到一種從各個角度來看都不可靠的營生中去。雖然，敘利承認，可以預見到農民很容易被引導接受這樣一種生活基礎的轉變，因為誰不願意放棄一種艱難、辛勞的活計，轉而從事另一種像養蠶業這樣幾乎不用人費力的生計？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敘利在一段寫給這位軍人國王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視為尤其機智的措辭中聲稱，比任何反對在法國普遍推廣養蠶業的理由都要有力的是如下危機，即向來是最佳步兵和騎兵徵召來源的農民群體，因為一種事實上只適合於婦女和兒童之手的工作而喪失了對於國家安泰而言、被陛下您視為必不可少的強健體格，敘利寫道，因此不久之後便不能期望出現操練軍事技藝所必需的後代子孫。此外，這種由養蠶業導致的農村居民的退化，敘利繼續寫道，與城市階層因為奢靡及其後果——懶惰、嬌弱、淫逸和揮霍——而不斷加重的墮落也是有關聯的。在法國各地，人們已經為了華麗的花園、奢靡的宮殿，為了極其昂貴的傢俱、鑲金的裝飾和瓷器餐具，為了馬車和敞篷車、各種慶典、蜜酒和香水，還有，敘利說，甚至為了高價出售的職務，為了被拍賣給出價最高者的出身上流社會的適婚女性，為這些花費了太多太多。因為在全國推廣養蠶業會進一步慫恿道德風氣的總體敗壞，敘利寫道，他必須勸阻他的國王這麼做，並建議現在也許應該思考一下那些寒微地維持生計的人的美德。儘管首相提出了異議，但是在法國，養蠶業還是在十年之內建立了起來，尤其也因為一五九八年頒佈的南特赦令至少在一定範圍內確保了寬容對待直到這一時刻都在遭受著極為沉重的迫害的胡格諾派民眾，並因此確保了這些在建立完整蠶桑業方面發揮了突出作用的人被允許留在他們的祖國法蘭西。——受到法國榜樣的激勵，幾乎在同一時期英國也在國王的庇護下引進了養蠶業。詹姆斯一世在今天白金漢宮所在的地方讓人建造了一個佔地若干摩爾乾的桑樹園，並且在西奧博德莊園——他自己最喜愛的位於埃塞克斯的農莊——運營著一間自己的蠶屋來飼養家蠶。詹姆斯對這些勤奮的小東西的興趣非常強烈，以至於會連著幾小時仔細研究它們的生活習性和需求，在巡視他的帝國的旅途中總是隨身帶著一個裝滿了皇家桑蠶的小寶箱，由一名專門的宮廷侍從照料著。詹姆斯讓人在降水較少的英格蘭東部郡種了上萬棵桑樹，通過這樣那樣的措施為有深遠意義的手工業打下了基礎，它在十八世紀初期進入了繁盛期，因為在南特赦令被路易十四廢除後，超過五萬名胡格諾派流亡者來到了英格蘭，他們中間有大量在家蠶養殖和絲綢織造方面富有經驗的手工業者，以及像勒菲弗家族、蒂耶特家族、德·阿格家族、馬蒂諾家族和庫隆比訥家族這樣的企業家家族定居在了諾里奇，而諾里奇當時是排在倫敦之後的英格蘭第二大城市，從十六世紀早期開始，那裡就已經有了一個由五千名從佛蘭德斯和瓦隆移出的紡織工組成的聚居區。到一七五〇年為止，還不到兩代人的時間，諾里奇的胡格諾派紡織工匠就發展成為帝國全境最富有、最具有影響力、最有教養的企業家階層。在他們的企業以及他們供貨商的企業裡面，每天都呈現出一派人能想象到的最最忙碌的場面。我最近在一部有關英國手工絲織業歷史的書中看到，如果那時一名漫遊者冬夜在一片漆黑的天空下從遠處走近諾里奇，那麼他就會驚訝，由於從工場的木窗中透出去的光亮，這座城市的上空在很晚的時候還異常光明。光亮增強，工作增加，它們是並排而行的發展路線。今天，當我們的目光再也不能穿透存在於城市上空及其周邊的微弱反光時，我回想起十八世紀，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大量的人——至少在一些地方——在工業化程式之前的時代，就已經帶著他們瘦弱的身軀，幾乎整個一生都被套在用木頭框架和樑柱搭建而成的、掛滿秤砣的、使人想起行刑架或者籠子的織布機前。這種獨特的共生現象，也許正是由於它相較而言的原始性，所以比我們日後那些工業形式更好地顯示出，我們要想在地球上存活，只能把我們自己套在由我們發明的機器中。
因此，尤其是紡織工以及與他們在某些地方可以類比的學者和作家，就像在當時德意志出版的《經驗心理學雜誌》中可以查閱到的，有憂鬱和一切起源於憂鬱的疾病的傾向，這一點在從事一項迫使人總是彎曲地坐著、不斷地敏銳思考、無盡地核對大量人工圖樣的工作過程中是不言而喻的。我想，人們不容易理解，那種沒完沒了的、即便在所謂的下班時間也不停歇的思考，那種會侵入夢鄉的拿錯了線的感覺，有時會讓人陷入何等的絕望和深淵。然而，紡織工這種疾病的另一面，在這裡也值得提及的是，在工業革命爆發之前的幾十年當中由諾里奇的手工工場生產出來的許多面料——織錦緞和過水塔夫綢、緞子和緞紋棉毛呢、仿駝毛呢和雪芙呢、普倫尼爾羊絨厚呢、比利時毛呢和佛羅倫薩毛呢、網紗和薄紗、金線紗、斜紋布、貝爾島花布和馬提尼克島花布——有著確實令人難以置信的多樣性以及閃著微光、用語言無法描述的美麗，彷彿它們和鳥類羽毛一樣是由大自然創造出來的。
——無論如何，當我細看著頁邊和中縫標著神秘數字和符號的樣本冊裡的那些美麗彩色條紋時，我經常這麼想。這些樣本冊儲存在斯特蘭傑府小型博物館的玻璃陳列櫃裡，而斯特蘭傑府正是那些從法國流亡而來的紡織工家族中的一支所居住的市內府邸。直到大約十八世紀末諾里奇的手工工場衰敗，從里加到鹿特丹，從聖彼得堡到塞維利亞，歐洲進口商的辦事處都有這些圖樣目錄，它們的每一頁讓我感覺好像是來自唯一一本真正的、我們的任何文章或者圖畫無論如何都比不上的書。這些面料本身從諾里奇出發抵達哥本哈根、萊比錫和蘇黎世的商品博覽會，並從那裡運往批發商的倉庫和商行，也許其中哪條絲綢混紡的婚禮頭巾還會出現在伊斯尼、魏因加滕和旺根的猶太小販的揹簍裡。
當然，當時德意志還比較落後，在一些諸侯國都城人們晚上還在趕著豬群從宮廷廣場經過，那時人們為了促進絲織業的發展也作出了巨大努力。在普魯士，腓特烈大王試圖在法國移民的幫助下，通過下令建立桑園、免費發放桑蠶以及向任何從事桑蠶飼養併產生效益的人提供可觀的獎勵來建立國家絲綢產業。一七七四年，僅僅在馬格德堡、哈爾伯施塔特、勃蘭登堡和波美拉尼亞這些省份就收穫了七千磅的純絲。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薩克森，在哈瑙縣，在符騰堡、安斯巴赫和拜羅伊特，在列支敦斯登侯爵推動下的其位於奧地利的農場，在得到了卡爾·特奧多爾推動的萊茵普法爾茨地區——一七七七年他來到巴伐利亞，也在慕尼黑建立了一個絲織總局。在弗賴辛、埃格爾柯芬、蘭茨胡特、布林格豪森、施特勞賓以及國都，人們毫不遲疑地建起了可觀的桑園，在所有的步行小徑、城牆上，並且沿著所有的街道，種起了桑樹，造起了蠶房和絲織行，設立了工廠，僱用了一大群官員。然而奇怪的是，在巴伐利亞和其他德意志諸侯國，以這樣的幹勁推動起來的蠶桑業在其全面發展起來之前就已經偃旗息鼓了。桑園又消失了，樹木被砍倒用作柴火，僱員們被辭退了，繅絲鍋爐、編織機器和支架被拆除、賣掉或者拖走了。一八二二年四月一日，國王宮廷園林管理處通知農業協會總委員會，尚在人世的老工藝印染師塞博爾特——如今天存放於慕尼黑國家圖書館裡的檔案所記載，在此受僱於前政府絲織機構並擔任桑蠶看護人以及抽絲和絲織工序監督人，歷時九年，薪資三百五十弗羅林——向本管理處作了書面報告，稱在他那個時代，人們遵照最高命令在環城的郊區種植了成千上萬株桑樹併為其進行了編號，它們很快就長到了驚人的大小並能提供優質的葉片。在這些樹中間，塞博爾特說，現在只有一棵還在城門前烏茲施耐德織布廠的花園裡，另一棵，據他所知在前奧古斯丁修道院的花園裡，該修道院也曾經適度嘗試過桑蠶養殖。蠶桑業在被引進後不久就走向衰敗的主要原因不僅在於商業預算上升了，更主要在於德意志的君主們不惜一切代價試圖促進其發展的專制方式。巴伐利亞駐卡爾斯魯厄公使萊戈斯貝爾格伯爵先生在回憶錄中援引了卡爾的表述，後者是施韋青根唯一一位仍受僱於養蠶業的種植園監查員，從回憶錄中可以得知，在以前種植桑樹最多的萊茵普法爾茨地區，每一個田產多於一摩爾乾的臣民、官員、公民或者租住者，完全不考慮他的經濟狀況，不考慮他所花費精力的田地的用途，在一定時間內必須讓每摩爾幹上出現六棵桑樹。每個即將獲得公民權的人種兩棵，每個租住者種一棵，每個被授權懸掛盾牌、開設烘焙店或者在店內生火的臣民都必須種一棵樹。還有，所有的財政官員、有閒者和世襲佃權者必須種一定數量的桑樹，所有的城鎮廣場、街道、堤岸、邊界溝渠，甚至教堂墓地都必須種上桑樹，這樣一來，臣民們每年都要被迫從國立苗圃公司購買十萬棵樹。種植和砍伐桑樹是每個鄉鎮裡最年輕的十二位公民的職責。此外，人們還要以高昂的成本僱用二十九名蠶桑業總管，給每一個地方聘請特別監查員，作為報酬，他們享有人身自由，免於徭役，每天可以獲得四十五克朗的伙食補貼。因這項法令而產生的費用中一部分必須由鄉鎮資金支付，一部分則是通過向農民強徵稅賦兌現。這樣一種用蠶桑業的真正經濟價值無法進行辯護的負擔，連同針對任何褻瀆蠶桑的行為所採取的極端身體和金錢懲罰，使得這件本身很好的事情在民眾中間受到了最為深刻的仇恨，導致了無休止的請願、特許權申請、控告和訴訟，它們多年內使得高階司法和行政機構淹沒在文書工作中，直到卡爾·特奧多爾逝世之後，選帝侯馬克斯·約瑟夫通過完全廢除所有強制措施擺脫了這場變得越來越漫無邊際的胡鬧行為。一八一一年，即德意志蠶桑業的衰落期前後，由被委託進行戶外桑蠶養殖研究的邊境團送達維也納奧匈帝國宮廷軍事委員會的報告也一點都不令人鼓舞。從來自卡蘭塞貝什的瓦拉幾亞-伊利里亞邊境團和來自潘切沃的第十二德意志巴納特邊境團送來了幾乎文義相同的備忘錄，分別由上校米哈列維奇和霍丁斯基簽署，意見如下：最初人們希望能夠好好地培育這種蠕蟲，但是之後它們被風暴和陣雨從樹葉上衝刷下來，更具體地說，在它們進行了第一次休眠的格洛古夫、珀拉斯瓦羅什和伊斯比蒂，以及在它們進行了第二次休眠的霍莫利茨和奧波瓦，被突發的猛烈冰雹從樹葉上打落了下來，然後死去了。此外，備忘錄繼續寫道，家蠶還有數量眾多的天敵，比如麻雀和八哥，它們會帶著巨大的貪婪吞吃被放在樹上的幼蟲。格雷迪斯坎兵團的米尼蒂諾維奇上校抱怨桑蠶的食慾不振，天氣狀況的多變以及放肆的蚊子、黃蜂和蒼蠅。第七布洛德邊境團的米勒蒂奇上校則報告說，七月十二日還在樹上的桑蠶和正在蛻變中的蛾子有一部分被毒辣的熾熱烤焦了，或者因為它們已經吃不動變得堅韌的葉片而死掉了。儘管遭遇了這些挫折，巴伐利亞的樞密院成員約瑟夫·馮·哈茲在一本由他於一八二六年呈遞的《德意志蠶桑業教科書》裡提倡蠶桑業，強調在極力避免迄今為止的過失和錯誤的情況下，它是逐漸繁榮起來的國民經濟中一個重要的產業。馮·哈茲這部作為完整教育課件來編排的作品與瓦雷澤·丹多羅伯爵於一八一〇年在米蘭出版的著作《家蠶的養殖技藝》、博納弗的《論蠶的養殖》、波爾扎諾的《養蠶指南》和凱騰拜爾的《桑樹養護和桑蠶培育指南》是一脈相承的。馮·哈茲寫道，為了使德意志絲綢工業獲得新生，首先要認清已經犯下的錯誤，在他看來，這些錯誤是由專制的管理、試圖建立國家壟斷的行為以及用一套幾乎可笑的法規扼殺任何企業家精神的行政胡為造成的。根據馮·哈茲的觀點，蠶桑業不需要始終費用高昂、像軍營或者醫院一樣的專門房屋和機構，而是像從前在希臘和義大利那樣，好像無中生有似的，由婦女和兒童，由僕人，由貧者和老者，簡而言之就是由一切現在沒有任何收入的人，在尋常的房間和居室裡作為一件次要之事來做。按照馮·哈茲的想法，這樣一種建立於大眾基礎之上的蠶桑業不僅能夠帶來與其他國家競爭時無可辯駁的經濟利益，而且能夠改善女性以及所有其他不習慣有規律的工作的人群的社會狀況。此外，觀察這種不顯眼的蟲子如何在人類的照料下一步步地成長並且最後生產出極為細巧和極為有用的料子，也是教育青少年的一種最為得體的手段。馮·哈茲寫道，他相信，要把對於每個政體而言都必不可少的秩序和整潔美德傳播到相對低下的階層中去，沒有比普及推廣蠶桑業更方便的方式。他期待著，馮·哈茲寫道，通過在大多數德意志家庭中養育桑蠶來實現國家倫理道德的轉變。接下來，馮·哈茲澄清了與桑蠶養殖有關的錯誤觀點和偏見，比方說蠶最好要放在鋪了牲畜糞便的溫床或者年輕姑娘的胸部進行孵化，比方說當它們破繭時，在清涼的天氣狀況下必須給它們生爐取暖，在雷雨天氣時必須關閉百葉窗，且為了破除不好的瘴氣，要在窗戶上放一束苦艾。馮·哈茲說，理性得多的做法是，首先，只需要嚴格遵守規則、保持衛生，每天給房間通風，必要的時候用由海鹽、二氧化錳粉末和少量水就可以便宜地製作出來的氯氣進行煙燻消毒。家蠶中的黃疸病、消瘦和其他疾病很容易就可以避免，而且通過在廣闊範圍內傳播這種知識，就能夠很好地保障這一從各個方面來看都可以帶來好處和收益的平民工業的發展。樞密院成員馮·哈茲試圖通過桑蠶養殖將民族團結起來，使之向著更高的目標發展，他的這一觀點也許由於尚未過去足夠久的先期錯誤而沒有獲得共鳴，但在湮沒了一百年之後，它藉助德國法西斯分子在追蹤一切時所獨有的細緻周密重新為人們考慮，就像去年夏天，我在我長大的地方的地區影像資料室尋找因為工作關係我又再次回想起來的有關北海鯡魚捕撈的教學電影時，遇到了一部明顯是為同一系列而製作的有關德國養蠶業的影片，當時我的驚訝著實不小。與鯡魚電影接近午夜的黑暗色調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部關於蠶桑業的電影亮得著實令人炫目。男男女女穿著白色的實驗員長衫在光線明亮、剛剛刷白的房間裡忙著擺弄雪白色的紡紗繃、雪白色的紙張、雪白色的蓋布、雪白色的繭子和雪白色的亞麻郵袋。整部電影有著全世界最好、最清晰的品質，這一印象在我閱讀可能主要是為教師準備的隨附小冊子時得到了加強。這本小冊子的作者引用了元首一九三六年在國會上宣佈的計劃，即德國必須在四年之內在所有那些通過德國的能力能夠生產出來的材料方面做到自給自足，他說，這當然也包括蠶桑業，與之相應地，藉助由帝國糧食與農業部長、帝國勞動部長、帝國林業部長和帝國航空部長髮起的絲織業建設計劃，一個蠶桑種養的新時代在德國開啟了。柏林帝國養蠶者專業協會是隸屬於帝國農業委員會下面的德意志帝國小動物飼養者協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任務在於提升所有現有企業的產量，通過出版界、電影和電臺宣傳養蠶業，建立為培訓目的服務的養蠶示範單位，由地方、專區、鄉鎮各級專業小組領導組織對所有養蠶者進行輔導，協調桑樹種植需求，在迄今未利用的土地上、在居民區內、在墓園、在路邊、在鐵路路基旁、沿著帝國高速公路種植數百萬棵桑樹。蠶桑業對於德國的意義，依照附冊f213/1939作者朗格教授的論述，不僅僅在於必須中止給外匯市場造成不必要負擔的進口行為，也在於絲綢對不斷建立起來的獨立國防經濟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出於這一原因，必須在學校裡喚醒德國青少年對蠶桑業的興趣，但不是像腓特烈大王統治時期那樣通過強制措施。更要緊的是，要讓全體教師和全體學生自主地選擇蠶桑業。
細究在學校開展蠶桑業領域開拓工作的可行性的話，朗格教授寫道，可以在校園四周種上桑樹叢，可以在學校的房舍裡面撫育桑蠶。最後，朗格教授還補充說，桑蠶除了它們顯而易見的利用價值之外，也是課堂上幾乎完美的教學載體。實際上花不多的錢就可以獲得相應數量的蠶，把它們當作完全馴良的寵物來養，還不用籠子或者禁苑，在每一個生長階段，桑蠶都可以被用於各種試驗計劃（稱重、測量以及諸如此類）。它們可以用來展示昆蟲的生理構造和特性、馴化、退行性突變，以及在人類飼養活動中為了避免種族退化而在效率監控、篩選和淘汰方面必須採取的基本措施。——在這部電影裡，可以看到飼養員接收由策勒的帝國桑蠶養殖院傳送來的蟲卵，把它們鋪放在乾淨的表面上，看到貪吃的桑蠶孵化，給它們餵食，多次移床，蠶在架子上作繭以及最後它們被滅殺。電影中的滅殺不像以前那樣經常通過把繭子放在太陽下暴曬或者把它們推到溫暖的烤爐中完成，而是放在一口一直保持在沸騰狀態的用於洗滌的煮鍋上方。鋪放在平底筐子裡的蠶繭必須在從鍋裡升騰起來的水蒸氣上方放置三小時，當人們完成一批之後，就會開始下一批，直到完成整個滅殺工作。
今天，當我快要完成我的創作時，是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三日。這一天是濯足節和聖亞加多尼、聖加布、聖巴比羅和聖赫美內琪的命名日。就在三百九十七年前的這一天，亨利四世頒發了南特赦令；二百五十三年前在都柏林，韓德爾的清唱劇《彌賽亞》進行了首演；二百二十三年前，沃倫·黑斯廷斯被任命為孟加拉總督；一百十三年前在普魯士，反猶聯盟成立；七十四年前發生了阿姆利則慘案，當時戴爾將軍為了懲一儆百命令向聚集在札連瓦拉園廣場上的一萬五千名起義者開火。當時的犧牲者裡面可能有不少從事在阿姆利則地區以及印度正在最最簡陋的基礎上發展著的養蠶業。五十年前的今天，英國報紙上報道說，策勒這個城市已經淪陷，德國軍隊在順著萊茵河谷地不可抵擋地向南推進的紅軍面前完全處於敗退之中。最後，就像我們在上午早些時候還不知道的，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三日，濯足節，也是克拉拉的父親在被送到科堡醫院後不久就離開了人世的日子。現在，正當我把這些寫下來的時候，我又一次反思我們幾乎僅僅由災難組成的歷史，想到以前對於上流階層的女性來說，穿著由黑色真絲塔夫綢或者黑色中國縐紗做成的沉重長袍被視為合適地表達最為深切的悲痛的唯一方式。比如說，在維多利亞女王的葬禮上，當時的時尚雜誌上寫道，據說泰克公爵夫人現身時穿著一件用黑色的曼託瓦真絲製成的連衣裙，周身鑲著波浪形緻密紗巾，著實令人驚豔，這種真絲來自由諾里奇威利特與侄子絲織廠在最終關門停業前單純為了這一用途並且為了展示其在真絲喪服領域一如既往不可超越的藝術技巧而生產出來的一卷六十步長的料子。作為絲綢商人的兒子，托馬斯·布朗可能注意到了這種產品，他在他的文章《常見謬誤》中某處我再也找不到的地方說，在他那個時代，荷蘭有種風俗，死者家中所有能夠看見風景、人物或者田裡果實的鏡子和圖畫都要蓋上真絲的黑紗，這樣一來，離開肉體的靈魂在他們最後的旅途中就不會受到誘惑，無論是因為看到自己，還是因為看到即將永遠失去的家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