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我去米德爾頓拜訪完故人後，我在紹斯沃爾德皇冠酒店的酒吧裡和一位名叫科內利斯·德·容的荷蘭人聊天，他以前去過薩福克多次，現在打算買下一塊麵積有一千多公頃的巨大地皮，這塊地皮常常被不動產商們掛牌出售。德·容告訴我，他是在泗水附近的一處甘蔗種植園里長大的，之後在瓦赫寧恩農學院上學，學成後延續了家族傳統，在代芬特爾地區進行甜菜種植，只不過略微縮減了規模。德·容說，他現在計劃把他的興趣轉移到英格蘭首先是有經濟原因的。像在東英吉利經常被拿出來出售的這麼大片的相連農場在我家鄉根本不會掛牌上市，像在收購這些領地時實際上分文不收一起附帶隨送的地主宅邸在荷蘭也是找不到的。荷蘭人在他們的輝煌時期把錢主要都投到城市裡去了，德·容說，與之相反，英國人則主要把錢投到了鄉下。那個傍晚，我們在酒吧裡一直聊到打烊，我們聊了兩個國家的崛起和衰落，聊了糖的歷史和藝術的歷史之間一直到二十世紀都存在的獨特而又緊密的關係，因為通過掌握在極少數家族手裡的甘蔗種植和糖類貿易而獲得的利潤中的相當一部分在長時間內都被用來建造、裝潢和保養奢華的農莊和城市宮殿了，因為將積累的財富有意義地呈現出來的其他可能性是有限的。是科內利斯·德·容向我指出，許多重要的博物館，比如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或者倫敦的泰特美術館，歷史上都獲得過糖王朝的捐贈或者以其他方式與糖類業務相關。德·容說，十八和十九世紀通過不同形式的奴隸經濟積累起來的資本，現在依然一如既往地流通著，利滾利、利生利地增值著，成倍增長著，用自己的力量持續綻放出新的花朵。將這些錢合法化的最為有效的手段之一歷來就是資助藝術、購買和展出藝術品，以及像今天人們可以觀察到的那樣，在大型的拍賣會上連續不斷地、幾乎已經荒謬地驅高價格，德·容說道。半平方米畫了畫的油布價值一億的界限在短短幾年之內就被超越了。有時候，德·容說，我感覺彷彿所有的藝術品都罩上了一層糖料塗層，甚至就是由糖做成的，就像一位維也納宮廷麵包師做成的埃斯泰爾戈姆戰役模型那樣，據說瑪麗亞·特雷西亞女皇在心情極鬱悶的時候把它一點不剩地吃完了。
早上，在我們還談論了印度支那的糖類種植和生產方法之後，我和德·容一起去了下面的伍德布里奇，因為他想親睹的這塊耕地從這座小城市的邊緣向西延伸，北邊直接和人跡罕至的博爾奇莊園接壤，而去參觀一下這個莊園反正也是我的打算。因為將近兩百年前，作家愛德華·菲茨傑拉德，下文會講到他，就是在那裡、在博爾奇長大的，一八八三年夏天，他也是在那裡入土為安的。在我向科內利斯·德·容誠摯告別，而他以某種方式向我回禮——我感覺是這樣——之後，我首先從a12公路橫穿過田野前往布萊德菲爾德，在那裡，菲茨傑拉德於一八〇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生在人們所說的白房子裡，今天，它只剩下柑橘暖房還在。這座建於十八世紀中期的建築的主體部分為人口眾多的家庭和數量並不少的僕人提供了足夠的地方，一九四四年五月，它被一枚很可能指向倫敦的導彈徹底毀壞了，這枚導彈就像許多被英國人稱為飛機式導彈的德國報復武器那樣，突然從它的飛行軌道上墜落下來，在這偏遠的布萊德菲爾德造成了一場可謂完全沒用場的損失。附近的博爾奇府，菲茨傑拉德家族於一八二五年遷入其中，也已經不復存在。它在一九二六年被焚燬後，長久以來只有被燒得漆黑的房屋立面還豎立在莊園中央。直到戰後，人們很可能是為了獲得建築材料才把廢墟整個拆除了。今天，這座莊園本身已經荒蕪破敗了，多年來雜草叢生。巨大的橡樹一根樹枝接著一根樹枝地枯萎，這裡那裡湊活著用碎磚修修補補的車行道坑坑窪窪，裡面淤積著黑色的水。同樣破敗的還有那片小樹林，它環繞著並未得到菲茨傑拉德家族非常仔細修繕的博爾奇小教堂。到處都亂堆著腐爛的木頭、生鏽的鐵器和其他垃圾。墳墓已經一半陷入泥土，上方被一棵棵長得越來越大的楓樹遮蓋住。人們不禁會想，菲茨傑拉德，他討厭葬禮甚至一切形式的隆重儀式，不想被葬在這個昏暗的地方，特意囑咐把他的骨灰撒在波光粼粼的海面，這並不奇怪。然而他還是被葬到了這裡，葬在他醜陋的家族陵墓旁的一座墓穴中，出於那種一個人用其遺囑也對之無能為力的邪惡的諷刺。——菲茨傑拉德的祖上是盎格魯-諾曼人，在愛德華·菲茨傑拉德的父母決定落戶薩福克郡之前，這一家族已經在愛爾蘭定居了六百多年。
這份一代又一代通過與其他封建領主進行的戰爭、通過對當地民眾肆無忌憚的壓迫和同樣冷酷粗暴的聯姻策略而獲得的家族財富，甚至在社會最上層階級的財富開始衝破傳統規模這樣一個時代背景前，都被視為是富有傳奇色彩的，除了英國的財產以外，它們主要由絕對不容忽視的愛爾蘭田產，由坐落在這些田產上的全部可移動和不可移動的財物，由至少在實際上幾乎像農奴一般的數以千計的農民組成。瑪麗·弗朗西斯·菲茨傑拉德，愛德華·菲茨傑拉德的母親，作為這些財產的唯一繼承人，毫無疑問是這個帝國最有資金實力的女性之一；她心裡記掛著「同樣的血液，同樣的命運」這條家訓，與她的表兄約翰·普賽爾成婚，後者認識到妻子的突出地位，所以為了菲茨傑拉德家族的名字放棄了自己的名字。反過來，瑪麗·弗朗西斯·菲茨傑拉德並沒有因為與約翰·普賽爾結婚而使她的財產權受到限制，這也是顯而易見的。流傳下來的肖像畫顯示出她是一位強有力的人物，有著壯實的削肩，上半身簡直令人害怕，對於許多同時代人而言，這一半身像整體顯示出了一種與威靈頓公爵的驚人相似性。想想就知道，入贅的表兄在她身邊不久之後就變成了一個不重要的，即便不是受到蔑視的形象。更何況，他作為礦山企業主想要通過各種其他冒險投機計劃在以空前速度上升的工業領域內使自己獲得一個獨立地位的嘗試一次接著一次失敗，最後導致他自己為數不少的財產以及他妻子劃分給他的金錢一分不剩地都被浪費掉了。在倫敦一家法庭走完破產訴訟程式之後，除了沒有前途、出於夫人仁慈而受到供養的破產者名聲之外，他一無所有。因著這些情況，他大多數時間也是待在薩福克的祖宅，打打鵪鶉和山鷸，做著類似的事情，而瑪麗·弗朗西斯則住在她倫敦的宅邸。偶爾，她也會乘著由四匹黑馬拉著的淡黃色馬車，後面跟著自己的行李車和一整隊奴僕和婢女，前往布萊德菲爾德，為了去看望孩子們，在屋子裡作短暫的停留，維持在這塊即便對她來說十分遙遠的地區的權力要求。每當她來或者走的時候，愛德華和他的兄弟姐妹們都會像石化了一般站在最頂樓的兒童房的窗戶後面，或者躲藏在大門邊的灌木叢中，被她的莊嚴嚇得不輕，都不敢走到她身前或者向她揮手告別。到了六十多歲，菲茨傑拉德仍能回想起他母親在布萊德菲爾德探望的時候有時會上樓來到兒童房，回想起她在那裡如何——把自己裹在簌簌作響的衣服裡和一團巨大的香水霧氣中——像一位陌生的女巨人一樣在一定的時間裡面走到這、走到那，看看這、看看那，不一會兒就又順著陡峭的樓梯下樓消失不見了，把我們小孩子不怎麼自在地留在那裡。因為父親也越來越迷失在他自己的世界中，所以看管孩子的任務就完全聽憑保姆和家庭教師了，他們的房間同樣在最頂樓，自然而然地就把他們因經常受到東家蔑視而壓抑的怒氣發洩在他們的學生身上。對這種懲罰措施及與之相關的屈辱的害怕；沒完沒了的算術和寫字作業（其中可能數每週給媽媽夫人寫一篇報告最讓人討厭）；幾乎讓人高興不起來的與家庭教師和女傭一起用餐——它們規定著孩子們的日程，在帶來制度之餘，也帶來了極端的無聊，因為他們和同齡人之間幾乎一點接觸都沒有，所以除了連續幾小時心不在焉地躺在房間打了蠟的藍色木地板上，或者眺望窗外幾乎沒有活人出現的莊園，他們都不知道做些什麼來打發空餘時間。最多有位園丁推著一架獨輪車走過草坪，或者父親帶著一位獵場看守人打獵歸來。只有在難得的水晶天，菲茨傑拉德日後回憶，他的目光有時才可以穿過布萊德菲爾德，在樹冠上方隱隱約約地瞥見在十英里之遙的海岸邊游弋的船隻的點點白帆，懵懂地夢想著從這間兒童牢房中解脫出去。日後，當菲茨傑拉德從劍橋大學學成歸來，面對家族鋪著沉重地毯，擺滿鑲金傢俱、藝術品和旅行紀念品的房子，他的驚恐是如此之巨，以至於拒絕重新踏足進去，以至於他不在那裡居住，而是不顧身份地搬進了莊園邊緣一棟只有兩個房間的渺小村舍裡，在那裡，他在接下來的十五年內，也就是一八三七年到一八五三年，過著亂七八糟的單身漢生活，這種生活在許多方面都是他日後的古怪習慣的預演。大多數時間裡，他都在這座隱居小屋中忙著閱讀各種語言的書籍，忙著寫不計其數的信件，忙著為編輯一本套話大辭典做筆記，忙著為製作一份完整的航海和海上生活詞彙表收集單詞和片語，忙著編排所有能夠想得到的剪貼簿。他懷著特別的偏好埋頭研究過去的通訊來往，比如說塞維涅夫人的書信往來，她於他而言甚至要比他尚在人世的朋友們還真實得多。他一再閱讀她寫的東西，在自己的信件中引用她的話，不斷擴充套件他針對她所作的註釋，擬定計劃編輯一本塞維涅字典，在這部字典裡不僅要記錄所有的通訊夥伴以及所有在書信中提及的人物和地點，而且據說會提供像一把鑰匙一樣開啟她創作藝術發展史的東西。像他其他的文學工程一樣，菲茨傑拉德沒有完成這部塞維涅字典，很可能根本就沒有想要完成。直到一九一四年，那個時代行將結束的時候，他的一位侄孫女才以如今再也找不到的兩卷本的形式出版了這些規模浩大、內容豐富的材料，這些材料今天仍然裝在一些厚紙板盒子內被保管在三一學院圖書館裡。菲茨傑拉德生前由自己全部完成並出版的唯一作品是他那令人讚歎的波斯詩人歐瑪爾·海亞姆的《魯拜集》譯本，在詩集中，他——跨越八百年的時間——發現了他最近的選擇性親和。菲茨傑拉德把在翻譯這部篇幅達二百二十四行的詩歌時所花費的無盡時光視為與逝者的專題討論，從中他努力為我們帶來有關逝者的訊息。由他出於這一目的而思索出的英文詩行，在其看似漫無目的的美妙中，虛構了一種將作者身份的所有權力留在身後的匿名性，並且一字一句地指出了一個不可見的點，在這一點上，中世紀的東方和正在幻滅的西方以不同於不幸的歷史程式中的方式彼此相處。進進又出出，上上下下地回迂，/這個只是一齣走馬燈的戲劇；/燈裡的蠟燭是太陽，在它周圍/是我們這些幻影在來來去去。一八五九年是《魯拜集》出版的一年，也是威廉·布朗因病痛去世的一年，他之前在一場圍獵中受了嚴重的傷，對於菲茨傑拉德而言，他很可能比世界上其他所有人都重要。他們兩個人的軌跡第一次交叉發生在威爾士的一次假期徒步旅行中，那時菲茨傑拉德二十三歲，布朗剛剛十六歲。布朗去世之後，菲茨傑拉德緊接著就在一封信中再一次回憶道，當他們在從布里斯托爾順流而下的蒸汽船上交談了一會兒之後，一個早晨，他在藤比的寄宿公寓中又見到了他，因為他們倆都住在那裡，當時他是何等感動——他臉上還沾著些打檯球時留下的粉——就像看到一個牽掛好久的人那般。在威爾士第一次相遇之後的那些年裡，布朗和菲茨傑拉德分別多次前往薩福克或者貝德福德郡看望對方，他們一起乘著單架馬車在鄉間行走，穿過田地，大概中午時分到一家餐館休息，盯著總是向東飄去的雲朵看，有時也許在額前感受到了時間的湧流。一天中無非是騎騎馬、開開車、吃吃喝喝之類的事情（別忘了還有抽菸）。菲茨傑拉德這樣記錄道。布朗大多數時間都帶著釣具、他的步槍和一些畫水彩畫的工具，菲茨傑拉德則帶著一本書，但幾乎不會看，因為他的眼睛離不開他的朋友。我們並不清楚他那時或者從一開始是否意識到了使他感動的思慕，不過光是他對布朗健康狀況的持續關心就標誌著他內心的熱情。毫無疑問的是，布朗對於菲茨傑拉德而言代表著一種理想，但是正因為如此，他似乎從一開始就讓他覺得處於短暫性的陰影中，讓他擔憂也許我看不了他太久，因為，菲茨傑拉德注意到，他有衰弱的跡象。布朗之後結婚了，這並沒有改變菲茨傑拉德對他所懷有的感情，而只是證實了他的不祥預感，即他抓不住他，這位朋友註定英年早逝。菲茨傑拉德很可能絕對不敢公開的愛情宣言在他寫給布朗遺孀的信中才第一次出現，她即便不是帶著某種驚愕，多半也是帶著詫異放下了這封奇怪的信。失去布朗的時候，菲茨傑拉德五十歲。他越來越自閉。如果說他長時間以來已經拒絕參加他母親早年間定期把他傳喚去倫敦參加的奢靡宴會，因為他覺得長桌宴會的禮儀是上流社會所有令人厭惡的習俗中最令人厭惡的，那麼他現在連偶爾去首都參觀畫廊和音樂廳的活動也放棄了，僅僅還會在離他很近的周邊地區轉轉。我想我應該把自己關在薩福克最偏遠的角落，讓我的鬍子長起來。他這麼寫道，如果不是因為新一代的土地所有者儘可能多地從他們的地產中獲利，使得周邊環境讓他失去了興趣，那麼他肯定會安於原狀。他抱怨道，他們砍掉了所有的樹木，把灌木叢連根拔起。鳥兒們很快不知棲身何處。小樹林一片接著一片消失了，春天時長滿櫻花草和紫羅蘭的田埂小道都被犁淨、剷平了，如今沿著這條曾經如此美麗的小路從布萊德菲爾德前往哈斯克頓，感覺彷彿在穿越荒漠。由於菲茨傑拉德在童年時代就已經對自己的階級產生了反感，所以，他在思想上十分厭惡對土地年復一年越來越肆無忌憚的利用、以越來越成問題的方式增加私人財產、越來越極端地限制公共權力。因此，他寫道，我要去到水裡：那裡沒有朋友被埋葬，沒有道路被堵塞。事實上，一八六〇年以後菲茨傑拉德就在海岸邊，或者說在一條被命名為「醜聞」的遠洋遊艇上度過了他大部分的時間，這條遊艇是他命人為自己製造的。
他從伍德布里奇沿著德本河順流而下，並沿著海岸北上直到洛斯托夫特，在那裡，他從捕撈鯡魚的漁民中招僱他的船員，仔細尋找著一張能夠讓他想起威廉·布朗的臉。菲茨傑拉德也會乘坐帆船遠航前往德意志海，就像他一直拒絕為了特別的場合穿戴打扮那樣，他這時也沒有穿著當時正流行的遊艇服，而是穿著一件舊大衣，頭上戴著一頂綁緊的大禮帽。他對一位遊艇所有者應有的高貴儀表作出的唯一妥協是那件白色的羽毛披肩，據說，他喜歡把它放在甲板上，遠遠就可以看見它在他身後隨風飄動。一八六三年夏末，菲茨傑拉德決定乘著「醜聞號」前去荷蘭，目的是為了在海牙博物館觀賞由費迪南德·博爾創作的年輕的路易·特里普的肖像畫。在到達鹿特丹後，他的旅伴，一位來自伍德布里奇的喬治·曼迪說服他先遊覽一下這座大型海港城市。然後，菲茨傑拉德寫道，我們整天就坐著一輛敞篷車在街上轉悠，一會兒往這個方向，一會兒往那個方向，直到最後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哪裡，晚上精疲力竭地躺倒在床上。第二天在阿姆斯特丹也是以類似令人不舒服的方式度過的，到了第三天，經歷了各種愚蠢的意外事件後，我們才終於抵達海牙，當時碰巧遇到博物館閉館到下星期初。菲茨傑拉德，此時由於陸上旅行的煩躁不安已經非常疲憊，把這種讓他費解的措施看成一種荷蘭人故意針對他個人的卑劣行徑，陷入了一種可怕的憤怒和絕望狀態，在這樣一種狀態中，他輪流地罵著狹隘的荷蘭人、他的旅伴喬治·曼迪和他自己，堅持毫不耽擱地回鹿特丹並揚帆回家。——那些年，菲茨傑拉德整個冬季都生活在伍德布里奇，在那裡，他向市場旁的一位軍械維修工租住了幾個房間。那時人們經常看到他神思恍惚地在城裡漫步，穿著他的愛爾蘭式斗篷，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是天氣不好的時候，都穿著拖鞋。一條黑色的拉布拉多犬布萊索跟在他後面，它還是布朗送給他的。一八六九年，他和軍械維修工的太太吵了一架，因為她覺得她租客的古怪習慣令人難以接受，之後他就搬到了他最後的住處，一座位於市鎮邊緣、相當破敗的農舍，他在裡面，如他所說，作好了準備迎接最後的結束。他一貫以來極其樸素的要求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低了。如果說他幾十年來已經食素為生了，因為他的同時代人為了維持生命力把大量食用半生的肉類視為必需讓他害怕，那麼他現在幾乎完全放棄了讓他覺得荒誕的烹飪消耗，除了麵包、黃油和茶以外只吃非常少量的其他食物。在天氣清明的時候，他會坐在花園裡，被一群撲扇著翅膀的白鴿圍著，要不就經常長時間地坐在窗戶邊，望向窗外被修剪過的樹木圍著的放鵝灘。在這樣的孤獨中，他令人驚奇地保持著好狀態，這一點可以從他的信中看出，即便他經常出現被他稱為藍色魔鬼的憂鬱情緒，這種情緒在許多年前曾經毀掉了他美麗的姐姐安達露西亞。在他七十七歲那年的秋天，他再次前往倫敦，為了觀看《魔笛》的演出。但在最後一刻，因為被十一月的霧，被潮溼和街上的汙穢弄得心情沮喪，他決定取消原定的科芬園歌劇院之行，據他所寫，反正科芬園說不定只會敗壞他對馬利夫蘭和松塔格的回憶，尤其這種回憶於他而言如此珍貴。我想現在最好的是，他寫道，按照自己的回憶來觀看這些歌劇。當然，不久之後菲茨傑拉德再也組織不起這些回憶了，因為音樂在他的頭腦中已經被耳朵裡一種持續不斷的嗡嗡聲蓋過了。此外，他的視力也明顯變得越來越弱。現在，他大多數時候必須戴著藍色和綠色的眼鏡片，需要他女管家的兒子來幫他朗讀。一張七十年代拍攝的相片——這是唯一一張他讓人給他拍的照片——展現了他的側臉，因為，就像他給他的外甥女們的道歉信中所寫的，他患有疾病的雙眼在直視照相機時會眨動得太厲害。——菲茨傑拉德習慣幾乎每個夏天在他的朋友喬治·克拉博那裡待上幾天，後者在諾福克的默頓擔任教區牧師一職。一八八三年六月，他最後一次做這樣的旅行。默頓離伍德布里奇大約六十英里遠，但是，由於在菲茨傑拉德生活的年代複雜的路網在全方位擴充套件，乘火車需要換乘五次、耗時一整天。
當他倚靠在車廂的靠墊上，看著外面的灌木叢和莊稼地從身邊掠過，此時會是什麼東西打動了菲茨傑拉德的內心，這並沒有被記載下來，但是也許就像從前有一次，當他坐在郵政馬車上從萊斯特前往劍橋的途中看到夏天的景色，他感到自己像一個天使，因為突然——他也不知道為什麼——幸福的淚水就溼潤了他的眼眶。在默頓，克拉博用一輛輕便雙輪馬車把他從車站接了回去。那是一個漫長而又極其炎熱的日子，菲茨傑拉德卻說風涼颼颼的，在小馬車裡把自己緊緊裹在他那條愛爾蘭花格子旅行毛毯裡。他坐在桌邊喝了一點茶，不過沒有吃東西。九點鐘左右，他要了一杯兌水的白蘭地，然後起身上樓，想去躺著休息。第二天清晨時分，克拉博還聽見他在房間裡來回走動，但之後想去喊他吃早飯，卻發現他四肢伸展地躺在床上，已經死了。
當我從博爾奇莊園回到伍德布里奇鎮上時，影子已經很長了。我在鎮上的公牛客棧過夜，老闆給我安排的房間在閣樓上。吧檯裡玻璃杯碰撞的聲音和客人們低沉的輕聲細語穿過樓梯間傳到樓上來，有時也有喊叫聲或者笑聲。打烊之後漸漸安靜了下來。這座老舊的木結構建築的樑柱在白天的炎熱中膨脹，現在又一毫米一毫米地再次收縮，我聽到它們在介面處發出嘎吱聲。我的眼睛在這個陌生房間的昏暗中不由自主地向這些響動傳來的方向望去，尋找著也許剛才順著低矮的天花板開裂的口子，尋找著石灰從牆上脫落或者灰泥從壁板後面洩漏的地方。當我把眼睛閉上一會兒，我感覺似乎我正躺在船上的一間艙房裡，正身處大海，似乎整棟房子升上了一波浪潮的頂峰，正在那裡微微顫抖，然後隨著一聲嘆息沉下了深淵。直到天空發白我才睡著，耳朵裡伴隨著一隻烏鴉的叫聲，不久之後又因此從夢裡醒過來了，在夢裡，我看到菲茨傑拉德——我前一天的同伴——穿著一件胸部有黑絲綢襞飾的長袖襯衫，頭上戴著大禮帽，坐在他家花園裡一張藍色的鐵皮桌邊。他周圍盛開著比人還高的錦葵，接骨木樹叢下的沙坑裡有幾隻母雞正在用爪子刨著地，那隻黑狗布萊索四肢伸展著趴在陰影裡。但是在夢裡，我看不到自己，就像幽靈一樣坐在菲茨傑拉德面前，和他一起玩著一局多米諾骨牌。在花園那邊，一座綠得均勻、空空如也的莊園一直延伸到世界盡頭，即呼羅珊的清真寺尖塔高高聳立的地方。但這並不是菲茨傑拉德位於博爾奇的那座莊園，而是一座位於愛爾蘭布魯姆山脈腳下的農莊，幾年前我曾在那裡短暫地做客。在夢裡，在非常遙遠的遠方，我可以辨認出那座被常春藤覆蓋的三層建築，阿什伯利一家很可能直到今天都在樓房裡面過著他們不同尋常的生活。無論如何，在我認識他們的時候，那就是一種極其不同尋常的，可以說是古怪的生活。我從山上下來的途中在一家位於克拉拉山的光線朦朧的小店打聽哪裡有住宿的地方時，被店主——某位奧黑爾先生——纏著聊了好久，他穿著一件少見的肉桂色薄棉平布大衣，我還記得我們聊的內容與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有關。在聊天過程中，奧黑爾先生突然停下來並喊道：阿什伯利家可能會給你提供食宿。幾年前，他家有個女兒來過這裡，帶著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提供住宿和早餐。她讓我把它貼在商店櫥窗裡。我不知道這事後來怎麼樣了，也不知道有沒有客人去過。也許它褪色後我就把它拿下來了。或者他們自己來把它拿下來了。接著奧黑爾先生就開著他的貨車把我送上山去找阿什伯利一家，他在屋前長滿草的場地上一直等到有人請我進屋為止。在我敲了很多次門之後，門才開啟，凱瑟琳站在我面前，穿著她洗得發白的紅色夏裝連衣裙，她很奇怪地僵在那裡，好像是在行進中被不請自來的陌生人的目光凍住。她睜大眼睛看著我，或者說看穿了我。這場面持續了好一會兒，在我表示了我的要求之後，她才從她的僵化狀態中覺醒過來並往邊上挪了一步，用左手做了一個幾乎察覺不到的手勢，讓我進屋並在門廳的一張單人沙發上坐下。當她一言不發地踏著石質地磚走開時，我才發現她赤著腳。她寂然無聲地消失在背景的昏暗中，幾分鐘後——我覺得似乎沒辦法計算這段時間——她又寂然無聲地從黑暗中重新走上前來，朝我點點頭，陪我沿著寬寬的、使攀爬輕鬆得令人吃驚的樓梯上到二樓，穿過好一些走廊來到一間大房間，從高高的窗戶望出去，目光越過馬廄和車棚的屋頂、越過菜園，可以看到一片被風吹得上下起伏的美麗牧場。在距離更遠的地方，沿著低岸橫向流動的水在一處河灣那裡泛著光。那後面，在一絲綠色中是一棵棵樹，樹的上方是群山在均勻的天藍色背景下映襯出的模糊不清的線條。今天，我已經不知當時深陷這幅景象的我，在三個窗龕的中間那個站了多久，只還記得在門框邊等著的凱瑟琳問我這行不行？，記得我轉過身去對著她結結巴巴地說了一些愚蠢的話。凱瑟琳走後，我才正兒八經地打量起這間像大廳一樣的房間來。地板上罩著一層天鵝絨般的灰塵。窗簾和牆布被取下來了。像死屍皮膚一般的石灰白的牆上佈滿了淡青色的條紋，我心想，它們就好像那些令人驚歎的北極地區地圖，圖上面幾乎什麼都沒有畫。一張桌、一把椅子和一張鐵床組成了這間房間的全部傢俱，那床很窄，可以藉助一些把手拆卸，就像從前在征戰途中為高階軍官隨軍攜帶的鐵床。接下來的幾天只要我在這張床上休息，我的意識就從邊緣地帶開始瓦解，以至於不知道我是怎麼來的這裡或者我到底在哪。我一次次地感覺我似乎患有創傷熱，正躺在野戰醫院的病床上。從外面傳來了讓人毛骨悚然的孔雀叫聲，但在我的意識裡，我看到的並不是它們棲於院子裡若干年以來層層積聚的垃圾堆的最高處，而是在倫巴第某個地方的一處禿鷲聚集的戰場，周圍都是被戰爭毀掉的田野。軍隊早就繼續前行了。只有我還在一陣陣軟弱無力中躺在這棟被劫掠一空的房子裡。這些圖景在我腦海裡之所以越來越密集，是因為阿什伯利一家在自己家中活得像難民，他們經歷過可怕的事情，不敢在停留的地方棲身。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家庭的所有成員一直在走廊和樓梯間走來走去。很少看見他們或獨自或一起從容地坐著。他們甚至連吃飯時都是站著。他們所做的工作本身就有某種無計劃性和無意義性，看起來表現的並不是任何一種日常而更多是一種怪異的強迫症以及一種嚴重的慢性精神錯亂。埃德蒙，最年輕的男性，從一九七四年畢業離校後就在製作一條足足十米長的大肚船，儘管他，就像他偶然當面對我說的，既不瞭解輪船製造也不打算開著這條畸形的船出海。它不會下水的。這就是我做的事。我總得有事做。阿什伯利夫人把花籽收集在紙袋裡，我看到她在為紙袋寫上名字、日期、地點、顏色和其他資訊後，在荒蕪的花壇裡，有時也會在外面稍遠一點的草地上，仔細地把它們倒扣在枯萎的花朵頭上並用一根線繫好。然後，她把莖稈剪下來，把它們帶回家並張掛在一條打了很多結的、在從前的藏書室交叉往來的繩子上。這些裹著白色袋子的莖稈懸掛在藏書室的天花板下，其數量之多，以至於組成了一種紙片雲，當阿什伯利夫人站在藏書室的畫架上忙著掛上或者取下簌簌作響的種子儲存袋時，她就像一位飛昇到天空中的女神那樣半身消失在這片雲朵裡。拿下來的袋子被按照一種令人捉摸不透的體系儲存在顯然很久以前就從書籍的重壓中解脫出來了的擱板上。我想，阿什伯利夫人並不知道有朝一日這些由她收集的種子要在什麼地方發芽抽枝，就像凱瑟琳和她的兩位妹妹克拉麗莎和克里斯蒂娜，她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在北邊一間堆了許多零頭碎布的房間裡每天花上幾個鐘頭來縫製各色枕頭套、床套之類的東西。就像中了一條惡毒魔咒的巨型孩子，這三位幾乎同歲的未婚女兒坐在地板上像山一樣的材料堆之間連續不停地幹著活，相互之間難得交談一言。她們每縫一針後就會把線引向一邊的空中，這動作讓我想起了一些事情，它們是那麼久遠，使我為現在剩下的時間太少而變得焦慮。克拉麗莎有一次告訴我，她和她的姐妹們曾經想過成立一家室內裝飾店，但是，她說，這個計劃失敗了，因為她們沒有經驗，而且這樣一個店在周邊地區也不會有顧客。也許正因為如此，她們通常會把她們在頭一天縫製的東西在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又重新拆開。也有可能是她們的幻想中浮現著某種如此不同尋常的美，以至於完工的作品必然讓她們失望，在我第一次去參觀她們工作室，她們把一些沒有被拆開的物件給我看的時候我這麼想到，因為其中有一件是用幾百片絲綢碎片縫合起來的、用絲線繡了花的，或者更確切地說，好像織滿蜘蛛網的婚紗，它掛在一個沒有頭的成衣人體模特身上，無論如何這件婚紗是一件華麗而完美到幾乎有了生命的彩色工藝品，以至於當時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就像今天我不敢相信我的回憶一樣。
在我離開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埃德蒙一起站在外面的露臺上，靠著石頭欄杆。此時如此安靜，以至於我覺得聽到了蝙蝠的叫聲，它們依照鋸齒形的軌跡迅疾地飛過天空。莊園沉浸在黑暗中，這時埃德蒙在長時間的沉默之後突然說道：我在藏書室裡準備好了投影儀。媽媽想知道你是否會想看看這裡以前是什麼樣子。藏書室裡，阿什伯利夫人已經在等著開始放映了。我在她身邊、在紙袋天空下面坐了下來，燈關了，投影儀開始發出嘎達嘎達的聲響，在壁爐臺上方光禿禿的牆壁上出現了以往的無聲畫面，有時幾乎靜止不動，有時一陣陣地串在一起，接踵而來，或者因為密集的線條而模糊不清。它們無一例外地都是外景拍攝。或從樓頂的窗戶俯瞰周圍的田野、綠島、耕地和草坪，或者反過來，從莊園朝著屋前的場地移動，房屋正面一開始從遠處看只有玩具般大小，然後越來越高聳突起，最後幾乎從畫面框中傾斜出去。沒有任何一處地方被忽視。車行道上撒了沙子，灌木叢被修剪妥當，菜園裡的菜畦被打理得乾淨整齊，如今已經傾塌了一半的雜用建築物那時還保養得好好的。晚些時候，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夏日，可以看到阿什伯利一家在一頂無頂帳篷裡坐著喝茶。那是美好的一天，阿什伯利夫人說，那天是埃德蒙的洗禮。克拉麗莎和克里斯蒂娜在打羽毛球。凱瑟琳胳膊上抱著一隻黑色的蘇格蘭㹴。在背景中，一位年老的男管家拿著一個沉重的托盤匆匆朝大門走去。一位頭上戴著女帽的女僕出現在門後，一隻手放在眼睛前面擋著太陽光。埃德蒙放上了一盤新的膠捲。接下來放映的許多畫面與花園和農莊裡的勞作有關。我記得有一個瘦削的年輕人推著一架巨大、古老的獨輪車，記得有一臺由一匹小馬拉的、由一位長成侏儒體格的車伕操控的割草機，它在草坪上沿著直線來來回回地開動，記得看到過一間昏暗的溫室，裡面長著黃瓜，記得有一塊曝光過度、看起來幾乎雪白的田地，十來個收割莊稼的人在地裡忙著收割穀物和捆紮麥稈。當最後一盤膠捲播畢，這時只有從門廳照進來微弱燈光的藏書室長時間地寂靜無聲。直到埃德蒙把投影儀裝進罩子裡離開房間，阿什伯利夫人才開始說話。她說她是一九四六年結的婚，就在她丈夫從陸軍復員後，事實上與他們倆對未來生活的設想完全相反，在她公公突然去世的數月之後，他們就去了愛爾蘭，為了接受繼承下來的、當時幾乎賣不出去的財產。阿什伯利夫人說，她那時候對愛爾蘭的社會狀況沒有一點點認識，今天她依然對此非常陌生。我記得我在這棟房子裡的第一個晚上是如何帶著完全與世隔絕的感覺醒過來的。月亮從窗邊照進來，月光如此孤獨地照在一百多年以來從蠟燭上滴落下來的蠟油覆蓋住地板形成的硬脂層上，以至於我覺得我像是漂浮在一片水銀湖面上。我丈夫，阿什伯利夫人說道，儘管他必定在內戰期間目擊過可怕的事情，或者可能正因為如此，他基本上從不對愛爾蘭的社會狀況發表任何看法。漸漸地，我才從他針對我與之相關的問題的扼要回答中，從他家族的歷史以及在內戰後幾十年內毫無希望地貧困衰退的土地所有者階級的歷史中猜出來這樣那樣的事情。我用這種方式給我自己建構出來的影像從來都只有隱隱約約的輪廓。除了我極其冷漠的丈夫之外，阿什伯利夫人說，有關一方面具有悲劇性，另一方面又十分可笑的愛爾蘭社會狀況，我只有一些傳說作為資訊源，這些傳說形成於長期衰落的過程中，形成於連同剩下的傢俱被我們繼承下來的、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本身已經屬於歷史的家僕們的頭腦中。比方說，我是在我們搬到這裡幾年後才通過我們的男管家昆西瞭解到有關那個可怕夜晚的一些事情，那是一九二〇年仲夏，大概六英里之外的倫道夫家在當晚著了火，而他們一家人當時正和我日後的公公婆婆一起共進晚餐。據昆西說，反叛的共和派首先把僕人們聚集在門廳裡，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們，他們可以有一個小時打包他們的行裝併為自己和自由鬥士煮一壺茶，時限到了後，他們會放一把復仇之火。首先，阿什伯利夫人說，必須叫醒孩子們，捉住通過預感到不幸已經完全驚慌失措的狗和貓。之後，根據昆西的描述，他那時候是倫道夫上校的侍從，這棟房子的所有居民都站在了外面的草地上，站在各種各樣的行李和傢俱以及在害怕中匆匆收拾的沒有意義的東西中間。昆西說，他在最後一刻還必須再次跑上三樓，為了救老倫道夫夫人的那隻白鸚鵡，第二天人們就會發現，老夫人因為這場災難喪失了直到那時還完全清楚的意識。最後所有人都不得不軟弱無能地親睹共和派分子是如何把一大桶汽油從汽車棚裡滾出來，穿過庭院，然後嗨喲嗨喲地吆喝著，滾上門廳的臺階，也就是他們讓它洩油的地方。在扔了幾分鐘的火把之後，火焰已經從窗戶和屋頂冒出來了，不久，他們彷彿看到了一個被暴怒的熾熱和飛濺的火花完全填滿了的巨大爐門。我不認為，阿什伯利夫人說，一個人能夠大致理解在看到這樣一種場景時這些遭遇不幸的人的腦海裡在想些什麼。不管怎樣，一位騎著腳踏車逃出來的花匠為倫道夫一家帶來了這條他們雖然一直有預料到，但從不認為有可能發生的可怕訊息，他們在我公公婆婆的陪伴下，連夜趕往從遠處都能看得到的大火現場。當他們到達破壞現場的時候，那些縱火焚燒他們屋子的人早已消失不見，他們別無他法，只能抱著他們的孩子，坐在因為巨大的恐懼而嚇呆了的、瞠目結舌的人群旁邊，那群人就像待在木排上的遭遇海難的人們那樣，蹲坐在火災現場前。直到拂曉時分，火勢才漸漸平息，廢墟的黑色輪廓從煙霧中顯現出來。之後，阿什伯利夫人說，廢墟就被拆掉了。我自己並沒有看見過這片廢墟。據說，在內戰期間，總共有兩三百處地主莊園宅邸被焚燬。在這種事情上，相對簡樸的房產和豪華的鄉村宮殿之間並沒有區別，比如夏山宮，奧地利的伊麗莎白皇后曾經在裡面度過了一段歡樂的日子。
就我所知，阿什伯利夫人說，反叛者倒是從來沒有對人動過手。顯然，想要消滅和驅逐那些對可恨的英國當局具有認同感的家庭，燒燬房屋的舉動是最有效的手段，不管對還是不對。在內戰結束後的若干年內，甚至連那些倖免於難的人，如果有可能的話，都離開了這個國家。留下來的只有那些除了在他們的田產上能夠得到的收穫以外沒有收入的人。所有出讓房屋和地產的努力從一開始就註定是失敗的，因為：第一，根本沒有買家；第二，即便找到了一位買家，靠著比如說在伯恩茅斯和肯辛頓的收益，也活不了幾個月。另一方面，在愛爾蘭人們也不知道將來會是什麼樣子。整個農業產業不景氣，工人要求的薪水付不起，種植面積越來越小，收入越來越低。年復一年，狀況變得越來越沒有前景，到處可見的貧困跡象變得越來越令人沉鬱。即便只是將就地保養房屋，也早就不在人們的考慮範圍之內。窗框和門上的顏色剝落了下來，窗簾被磨花了，牆布從牆上脫落，軟墊傢俱被磨破了，到處都漏雨，到處都放著鐵皮盆、碗和鍋子，用來接水。不久之後，人們就被迫放棄頂樓甚至所有側翼的房間，搬到底樓湊合著還能住的幾間房間裡。被封閉的樓層裡，窗玻璃在蜘蛛網後面變得暗淡無光，心腐病在蔓延，害蟲把真菌的孢子傳播到最後面的角落裡去了，牆上和天花板上出現了形狀怪異的褐紫色和黑色的菌類植物，經常有牛頭那麼大。地板開始彎曲，屋頂的支撐梁在下沉，護壁鑲板和樓梯間內部早已經腐爛，有時一夜之間就化為硫黃色的灰塵。在漸進式的、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生活常態的、不再被人理會的、日復一日也沒什麼可理會的傾頹期間，經常是在長時間的雨季或者旱季或者總的來說在氣候轉變的時候，一再發生突然的、災難般的倒塌事件。正當人們覺得能夠維持某種狀況的時候，他們就必須因為情況出其不意地迅速變壞而去清理其他的地方，直到——事實上別無他法——發現自己被逼退到了最最遠的地方，像是自己家裡的一名囚犯。我丈夫有一位在克萊爾郡的舅公，阿什伯利夫人說，據說最後只能住在他曾經的大豪宅的廚房裡。好多年了，他在晚飯的時候據說只吃一道由他的管家、現在也是他的廚師做的簡單的土豆菜，然而卻一如既往地穿著黑色的禮服，開一瓶從還沒有完全空的地下儲藏室拿出來的波爾多紅葡萄酒。這位舅公和這位管家的床據說也擺在廚房裡，昆西還告訴我說，他們倆都姓威廉，都是在八十好幾的歲數上在同一天去世的。我常常想，阿什伯利夫人補充說，這位管家是不是被他的責任意識維持著，直到他的主人不再需要他了，或者說這位舅公在他精疲力竭的僕人離世之後，斷然放棄了生命，因為知道沒有他的幫助，他連一天都不能存活下去。僕人們經常數十年如一日拿著幾乎不值一提的報酬做著自己的工作，在他們的歲數也許很難另外找到一個像他們的東家一樣的住處，很可能只是因為他們，日常流程還可以保持運轉。當他們死去的時候，被他們照顧的人的終點也即將來臨。在我們這裡也沒有兩樣，即便我們感受這種普遍的衰落要稍微遲一點。阿什伯利家族直到戰後還能夠維持著他們的產業，只是因為——就像我不久之後就已經預感到的——有一筆較大的、三十年代初繼承的、到我丈夫去世的時候已耗剩到最後一點零頭的遺產的不斷幫補。儘管如此，我還總是相信，事情會有變好的時候。我純粹就是不想承認，我們所屬的這個社會早就已經崩潰了。在我們到達愛爾蘭之後不久，戈爾曼斯頓城堡就被拍賣了，斯特拉芬城堡是一九四九年被賣掉的，卡頓城堡一九四九年，法蘭西莊園一九五三年，基林·羅金厄姆莊園一九五七年，鮑爾斯考特莊園一九六一年，且不談一些小規模的房產田莊了。當我必須完全獨自一人繼續努力養活我們自己的時候，我才清楚我們家族破敗的程度。因為缺少資金付工錢給工人，所以我除了停止農業生產之外沒有別的選擇。一塊塊地變賣田產使得我們在幾年內免於陷入最糟糕的境地，只要我們還有一兩個僕人在家裡，就還有可能保持住體面的外表，不管是對外還是面對我們自己。直到昆西去世，我才開始完全不知所措。首先我把銀器和瓷器拿去拍賣，然後逐漸是畫作、藏書和裝飾物。自然，這個越來越荒廢的屋子找不到任何一個買家，於是我們就被束縛在這裡，就像該死的靈魂被束縛在它們的棲身之處。我們所有的活動，女孩們沒完沒了的針線活兒，埃德蒙在花園中開始乾的活兒，接待客人的計劃，所有的一切都失敗了。自從我們大概十年前在克拉拉山的小雜貨鋪貼了一張告示在櫥窗裡以來，阿什伯利夫人說，您是找到這裡來的第一位客人。很遺憾，我是一個本質上不切實際的、被糾纏在無盡思考中的人。我們統統是生活無能的幻想者，孩子們和我並沒有區別。在我看來，有時候我們似乎從未習慣於生活在這個世界上，而生活只是一個巨大的、持續的、不可理解的錯誤。當阿什伯利夫人講完她的故事後，我感覺它的意義對於我來說就在於這個沒有明示的要求：我應該留在他們家，分擔他們日復一日變得越來越無辜的生活。我並沒有這麼做，這次拒絕今天依然有時像一個陰影一樣籠罩著我的靈魂。第二天告別的時候，我不得不長時間尋找著凱瑟琳。最後我在長滿顛茄、纈草、當歸叢和往上竄的大黃的菜園裡找到了她。她穿著那件她在我到達那天穿的紅色夏裝連衣裙，靠在桑樹的樹幹上，它當時是這個被高高的磚牆圍起來的園子的中心點。我穿過有用的和沒用的草，為自己開闢出一條通往那片凱瑟琳正從中朝我望過來的綠蔭島的路。我是來說再見的。我說著話，走進由伸出的樹枝搭成的涼亭下面。她兩手託著一種朝聖帽，像她的連衣裙那麼紅，有寬寬的帽簷，我覺得她此時此刻雖近在身邊卻十分遙遠。她目光空洞，看到我像沒有看到一樣。我留下了我的地址和電話號碼，以便你要是想……我沒有說完這句話，也不知道該怎麼把它說完。我注意到，反正凱瑟琳沒有仔細聽。曾經有一度，她說，我們認為可以在其中的一間空房間養蠶。但後來我們從沒有這麼做。哎，由於有無數失敗的事情！——和凱瑟琳·阿什伯利聊完最後這幾句話的若干年後，我還看見過或者覺得看見過她一次，那是一九九三年三月在柏林。我乘著地鐵去西里西亞門站，在那個荒涼的地方閒逛了一會兒之後，我遇到一小撮人，他們在一棟以前也許是車棚或者類似地方的破房子前等著被放行。劇院顯然就在這個一點都不像劇院的門臉後面，根據一份告示，劇院的節目單上寫著我那時還不熟悉的雅各布·米夏埃爾·萊茵霍爾德·倫茨的未完成作品。在裡面光線朦朧的屋子，人們必須坐在低矮的木椅上，因此立刻就進入一種童真的、渴望奇蹟的狀態。在我能夠對這種思想作出解釋前，她就已經出現在了舞臺上，令人不可思議地穿著那同一條紅色連衣裙，頭上是同樣淺色的頭髮，戴著同一頂朝聖帽。她，或者說與她長相極其相似的人，錫耶納的聖加大利納，在一個空房間裡，然後遠離她父親的房子，厭倦了日間的炎熱、荊棘叢和石塊。我記得背景只有一座山，也許是特倫託的一個斜坡，在阿爾卑斯山山腳下，水綠色，就像剛從冰海中浮出水面。當日光下沉的時候，加大利納倒在一棵看不見的樹下，脫下鞋，把她的禮帽放在一旁。我想，她說道，我想在這裡睡覺，至少打個盹。請安靜，我的心。安靜的夜晚正給病弱的知覺蓋上它的大衣……
從伍德布里奇往南直到奧福德海邊要足足四個小時。道路和交通線穿過一片空曠、多沙的地區，在漫長而乾旱的夏日之末，它的大部分幾乎就像一片沙漠一樣。這片土地歷來極少有人居住，幾乎沒有人耕種，其實只是一片四周與天相接的牧羊草地。十九世紀初綿羊和羊群消失後，石楠和歪七扭八的樹就開始到處蔓延開來。這一發展狀況被倫德爾沙姆府、薩德伯恩府、奧威爾莊園和阿什高墅的地主們根據實力加速推進了，他們把這一整片所謂的桑德林斯地區瓜分得只剩下些許不值一提的地塊，目的是為小型獸類的捕獵活動創造有利的前提條件，而這種活動在維多利亞時代變得越來越流行。市民階層出身的男人們通過他們的工業事業獲取了巨大財富，現在需要將自己在更高階層內的地位合法化，便購置了巨大的鄉村莊園和田產，他們在這些田產上面放棄了一貫受到他們高度重視的功利主義原則，為了開展本身而言毫無用處、純粹是以毀滅為目的，卻不被任何人視作不恰當的狩獵活動。如果說從前在特為開闢的、經常維持若干世紀的獸苑和獵場內打獵是王室或者說當地貴族的特權，那麼現在每一位想把他在證券交易中獲取的利潤投到影響和名聲中去的人，會多次在當令時節用盡可能引人注意的花費於其宅邸中召集所謂的狩獵集會。一個人作為這樣一個聚會的主人能夠為自己贏取的聲望，如果不考慮被邀請者的地位和名聲的話，與被捕獲的犧牲品的數量是成準確的比例關係的。因此，莊園的整個管理活動都是由為了保證並增加野生動物總量所必需的事情規定的。一年一度，雉雞被數以千計地趕進獸苑，之後又被放進巨大的、失去農業用途的、大部分被設為不可進入的獵區。鄉村居民在他們的權利方面被限制得越來越多，如果他們不飼養雉雞、養狗，不做獵場看守人、圍獵者，或者不在其他與狩獵事宜相關的事務中找到工作，常常就會被迫放棄他們世代傳承下來的居住地。典型地，本世紀初，在霍斯利灣，就在海岸後面，針對沒有工作的人設定了一個勞教所，它就是日後人們所說的殖民學院，大量人員在一段期限之後大多數都會從那裡啟程流亡紐西蘭或者澳大利亞。今天，位於霍利斯灣的機構大樓內的是一座拘禁青少年罪犯的開放式監獄，經常可以看到他們成群結隊在周邊的田裡勞作，穿著老遠就很醒目的橙紅色上衣。雉雞狂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幾十年達到了它的最高峰。光是薩德伯恩府那時就僱傭了二十四名獵場看守人和一位特別的裁縫來製作和保養他們穿的制服。有時候，這裡一天之內就有六千隻雉雞被射殺，更不消說其他的禽類以及野兔和家兔。這些令人頭暈的數字被清清楚楚地記錄在這些處於相互競爭中的家族的資料冊裡面。桑德林斯地區最有名的獵場和農莊中有鮑德西莊園，它在德本河北岸擴充套件到了八千多摩爾乾的規模。卡思伯特·奎爾特爵士，一位從較低的階層升上來的企業主，在八十年代初期曾經讓人在河流入海口的顯眼位置建造了一座祖宅，它一部分使人想起伊麗莎白一世時代的地主莊園宅邸，一部分又有著印度土邦主宮殿的風格。
隨著這座建築藝術奇蹟的落成，奎爾特認為它不容更改地展示了他所獲得的地位的合法性，就像通過他所選擇的、拒絕一切市民式妥協的徽章題詞plutôtmourirquechanger（寧死也不改變）所展示的那樣。像他這樣的男人那時正處於他們權力意識的高峰。從他們的立場出發，他們並不能認清為什麼態勢不會一直這樣持續下去，從一次驚人的成功走向下一次。河對岸的費利克斯託鎮在過去幾十年間已經發展成為一處雅緻的海濱浴場，而從前德國皇后為了休養在此停留並不是沒有道理的。在那裡下錨停靠數週之久的「霍亨索倫號」遊艇是一個現在給企業家精神展現了可能性的明顯標記。北海海濱，在皇家主權的保護下，可以脫穎而出成為上層階級的一處配置了新時代生活的所有成果的健康療養地。到處都有賓館從貧瘠的地上拔地而起。林蔭步道和浴療設施得到修建，碼頭棧橋向大海中延伸。甚至在整片地區最為荒涼的這個小鎮，今天只剩下一個由唯一一排荒無人煙的低矮房屋和茅舍組成的村莊——星格街，我還從未在那裡看到過一個人，而在那個時代，如果可以相信原始資料的話，人們在那裡建造了一座估計可以接待兩百位客人、現如今消失得無影無蹤的療養大樓，它有個宏大的名字——德意志海大廈，裡面的工作人員全都是從德國聘請過來的。
總的來說在那些年間，看似在不列顛和德意志帝國之間出現了跨越北海的各種各樣的關聯，這些關聯首先有代表性地表現在他們的趣味上面，他們都想不惜一切代價擁有陽光下的一個位置，這一誤入歧途的趣味是具有歷史紀念意義的。毫無疑問，卡思伯特·奎爾特建造在沙丘中央的那座盎格魯-印度式夢幻城堡很可能會符合德國皇帝的藝術鑑賞力，眾所周知，德皇對各種能夠想得到的奢侈浮華有著超出對其他一切東西的熱愛。反過來，可以很輕易地把奎爾特——他會為他財富中增加的每一百萬給他的海岸宮殿再新增一座塔樓——想象成「霍亨索倫號」甲板上的一位客人，比如與同樣受邀的海軍部老爺們一起，共同參加每逢星期天在公海上舉行的禮拜儀式之前開展的體操訓練。有什麼大膽的計劃是奎爾特這樣一個男人在一位像威廉皇帝這樣的志同道合者的激勵下沒有想到過的呢？比如，一座從費利克斯託鎮經過諾德奈一直延伸到敘爾特島、服務於公共國民訓練的新鮮空氣天堂。比如建立一種新的北海文明，且不談盎格魯-日耳曼世界同盟，作為其標誌，可以在赫爾戈蘭島上建立一座在遙遠的海面就能夠看到的國家大教堂。歷史的真實程式自然是另一回事了，因為，正當人們為自己描繪出一幅極其美好的未來圖景時，事態已經正在走向下一次災難了。戰爭發生了，德國的僕人們被送回了家鄉，夏日的遊客都不來了。一天早晨，一架齊柏林飛艇就像一條飛翔著的鯨魚出現在海岸上空。在英吉利海峽那邊，沒有盡頭的軍隊和物資佇列開赴前線。整個地區被石榴紅色的火焰翻耕著，在前線之間的死亡地帶一具具屍體散發著磷光。德國皇帝失去了他的帝國，卡思伯特·奎爾特的帝國也慢慢地衰敗了，他看到他曾經貌似取之不竭的資金正在萎縮，縮水的規模使得對這些財富進行有意義的經營已經不再能夠獲得保證了。與此同時，雷蒙德·奎爾特作為下一位繼承鮑德西莊園財產的人，通過在海灘上空引進轟動刺激的跳傘運動，為娛樂費利克斯託鎮現在不那麼講究的度假客作出了貢獻。一九三六年他不得不把鮑德西莊園賣給國家。收益足夠清償所欠的稅款，並且繼續資助對於他而言超越一切的飛行熱情。此外，雷蒙德·奎爾特在移交家庭財產時搬進了從前司機的臨時住處，但保持了在倫敦不在別的地方投宿而只在多徹斯特酒店入住的習慣。為了證明人們在那裡對他特別尊敬，每次在他到達的時候都會在英國國旗旁邊升起那面黑底上有一隻金色雉雞的奎爾特小方旗，這種罕見的特權或許可歸因於其騎士風度的名聲，自從顯然是毫無憾色地與他伯祖父購置的田產分開之後，自從——撇開一些流動資金不談——除了他的飛機和一條位於偏遠原野上的起飛跑道什麼都不是他自己的以後，他就在矜重的酒店工作人員那裡享有在這類事務上的這種名聲。和奎爾特家族的鮑德西莊園一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若干年裡，數量眾多的莊園也消散了。一座座地主莊園宅邸要麼被聽憑破敗，或者被用作其他目的，比如為小男孩開設的寄宿學校、勞動教養所和瘋人院、養老院，以及安置第三帝國來的難民的臨時收容所。鮑德西莊園長期都是研究小組的住處和實驗室，小組在羅伯特·沃森·瓦特的領導下研發出了雷達搜尋系統，它現在憑藉它看不見的網路穿越了整個大氣層。此外，伍德布里奇鎮和大海之間的這片地區今天也仍然佈滿了軍事裝置。一個人漫步穿過這片廣闊的高地時，會一再路過軍營大門和被圍起來的區域，在那裡，武器半掩半藏地存放在稀疏的赤松種植場後面、偽裝色的飛機庫裡以及長滿草的地下掩體中，憑藉這些武器——必要的時候——所有國家和陸地都會在最短的時間內被變為冒著煙的石頭堆和菸灰。在離奧福德不遠的地方，已經因為漫漫長路而疲憊的我在陷入一場沙塵暴時，不禁產生了這個想法。這塊綿延數平方英里的倫德爾沙姆森林在從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六日到十七日的可怕的颶風之夜，大部分都被摧折為斷枝殘葉，當我靠近這片森林的東邊時，短短數分鐘內，剛剛還豔陽高照的天空就變暗了，一陣風颳起，它用幽靈般轉動的渦流把灰塵吹上已經乾涸了的土地上空。殘餘的日光開始變淡，全部輪廓消失在灰褐色的、不久後被狂風不停晃動的、使一切窒息的昏暗中。
我在一堵被堆在一塊兒的根莖形成的牆後面蹲下來，看見一條線從地平線上被慢慢拉起。我嘗試著透過變得越來越密集的混亂去看剛剛還在我視野中的標記，但這是徒勞的，每一瞬間這個空間都在變得更加狹窄。甚至在近在咫尺的附近也已經看不見一點線條或者形狀了。灰塵粉末從左湧到右、從右湧到左，從四面八方湧向四面八方，它升上天空又從高處落下，嗡嗡作響聲和光影閃爍持續了大概一個鐘頭，而在深入內陸的方向，我之後得知，下了一場激烈的雷陣雨。當暴風雨停了之後，波浪形的沙堆漸漸從昏暗中顯露，它們把斷枝殘葉埋在了底下。我，在荒漠中覆滅的沙漠商隊的最後倖存者，我這麼想，氣喘吁吁，嘴巴和喉嚨發乾，從在我身邊形成的坑中爬了出來。四周一片死寂，沒有一絲風在吹動，聽不到一聲鳥叫，沒有一絲聲響，什麼都沒有，儘管現在又變亮了，但中天的太陽還是隱蔽在依然長時間懸在空中的由花粉般細微的粉末組成的一片片旗幟後面，這些粉末是慢慢變碎的泥土最後殘留下來的。——我在一種麻木的狀態中走完了剩下的路。我只記得我的舌頭黏在了上顎上，只記得我感覺自己在原地踏步。當我最終到達奧福德，我首先登上了城堡主樓的屋頂，從那上面可以眺望居民點的低矮磚瓦房，眺望綠色的花園和灰白的沼澤地，一直可以往下看到朝著南北兩個方向消失於遠方霧氣中的海岸。
奧福德城堡完工於一一六五年，它在幾個世紀當中都是防禦經常威脅此地的侵襲的最重要的堡壘。直到拿破崙有了佔領不列顛群島的想法時——眾所周知，他最大膽的工程師計劃在英吉利海峽底下挖一條隧道，夢想著組建一支氣球艦隊——這裡才採取了新的防衛措施，在海灘上建造了堅固的圓形要塞，它們之間僅僅間隔數英里。僅僅在費利克斯託和奧福德之間就有七座這種通常所說的馬鐵洛塔，據我所知，它們的有效性從來沒有受到過檢驗。防守部隊不久之後也被撤離了，空蕩蕩的破屋從那時起主要服務於從城垛上向下進行它們無聲的夜間飛行的貓頭鷹。四十年代初期，鮑德西的技術員沿著東邊的海岸設定了第一批雷達杆，它們是令人害怕的、高達八十多米的木質構造物，在安靜的夜裡可以聽到它們吱嘎吱嘎作響，對其目的人們一概不知，就像不知道在奧福德周圍的軍事研究站進行的數量眾多的其他秘密工程的目的。所有這一切自然都成了各種各樣的猜測的誘因，比如看不見的致命射線、一種新型的神經毒氣，或者一種在其效果方面超過一切想象力的集體屠殺手段，據說這種手段會在德國人試圖登陸的情況下被投入使用。事實上直到不久前，在國防部的檔案中都有一份標題叫作《從薩福克星格街疏散平民》的卷宗，與在三十年之後就可以解封的類似卷宗不同，它要被密封七十五年，因為根據一則看似不能根除的流言，它包含著有關一場意外事件的細節，這次事件發生在星格街，令人毛骨悚然，直到今天政府也不能在公眾面前對其負責。比如說，我聽說過那時候在星格街試驗過為了使整個地帶變得不適合居住而被研發出來的生物武器。我也聽說過一套一直延伸到海里的管道系統，藉助於此，在遇到入侵時能夠以爆炸一樣的速度點燃石油大火，其強度之大，以至於水面都可以開始沸騰。在這些實驗的過程中，據說一整個連隊的英國工兵，由於疏忽，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都喪命了，而且據目擊者說是以最最恐怖的方式，這些目擊者聲稱他們親眼看到因為疼痛而肢體扭曲、燒焦了的屍體躺在海灘上或者依然蹲坐在外面大海中他們的小船裡。另有人宣稱，這些在大火中喪命的死者與穿著英國制服的德國登陸部隊有關。一九九二年，《星格街》檔案在當地報紙上經過一場較長時間的宣傳運動之後被公佈了出來，那時人們發現這些檔案，除了一些相對無害的有關毒氣實驗的說明以外，沒有包含什麼可以為保密級別提供理由以及證實自從戰爭結束就一直在流傳著的故事的內容。但是看起來，其中一位評論員寫道，似乎敏感的材料在這份檔案獲得公佈之前就已經被移除了，因此星格街的神秘依舊存在。——諸如星格街傳聞這樣的流言之所以保持著頑固性，尤其還因為冷戰期間國防部在薩福克海濱繼續運作著一座座所謂的秘密武器研究機構，對其工作實施了最嚴格的保密措施。比方說，奧福德的全體居民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對位於奧福德角的研究機構中的活動進行猜測，這些機構儘管在當地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事實上對於他們來說就像內華達海灘或者南海環礁一樣不可接近。就我而言，我還清楚地記得一九七二年第一次來奧福德的時候是怎樣站在碼頭邊眺望那片地區的，它通常被當地人稱為那座島，就像遠東的罪犯流放地一樣。之前我已經在地圖上研究過奧福德海濱地區的獨特形狀，被享有可以說是治外法權的奧福德角所吸引，它在跨越數千年的時間裡從北邊開始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地推移到了阿爾德河的河口前面，也就是說如此一來，這條在下游被稱為奧爾河的潮汐河在注入大海前有大約十二英里是在今天的海岸線後面亦即以前的海岸線前面流淌。
那時，當我第一次在奧福德逗留的時候，渡河前往那座島上是絕無可能的，而今天這樣的行動已經不再受到任何阻止。國防部在幾年前就停止了秘密的研究活動，一位無所事事地坐在碼頭牆邊的男人毫不遲疑地主動提出花費幾英磅就可以開船把我送過去，然後等我走完一圈在另一邊向他揮手，再把我接回來。當我們坐在他藍色的柴油快艇裡橫渡河流，他告訴我說，人們依然儘可能地避開奧福德角。甚至眾所周知對孤獨的熟悉遠超一切的近海漁民，在嘗試過幾次之後就放棄了夜裡在那兒釣魚，表面上說是因為不值得，事實上是因為這個陷入一無所有的地點異常冷落，讓人受不了，而且在某些情況下確實會導致持久的精神疾病。到了對岸之後，我和我的擺渡人作別，在爬上高高的防波堤之後，沿著一條有些地方長滿了雜草的瀝青道路走著，穿過一片蒼白的、向遠處延伸的田野。那天陰沉沉的，讓人感覺氣悶，沒有一絲風，以至於頭髮絲那樣細的野草的穗子都一動不動。短短幾分鐘之後，我就感覺我彷彿穿過了一片還沒有人發現的大地，同時覺得，我現在還記得，我完全解脫了，一點都不壓抑了。我腦子裡面沒有任何想法。我每踏出去一步，心裡的空處和周圍的空處就更大，寧靜就越深。很可能因此，我想，我受到了幾乎致命的驚嚇：就在我的雙腳前，一隻藏在路邊草叢中的兔子突然跳出來往前竄，首先順著有裂紋的馬路，拐了幾下就又跑到田野中去了。它不得不——當我靠近的時候——蜷縮著，在它待著的地方心跳飛快地耐心等候，直到快要來不及逃命的時候。把它攫住的麻痺驟變為慌忙的逃亡行動的一瞬間，也是它的害怕把我穿透的那一刻。我現在還能夠帶著絲毫沒有減弱的、超出我理解能力的清晰度，看到在這還不到一剎那的可怕時刻裡發生了什麼。我看到灰色柏油路的邊緣、每一根草莖，看到那隻兔子是怎樣從它的藏身之處跳出來，耳朵耷拉在後面，有一張因為恐懼而僵硬的，不知怎麼的分裂的、人一樣的奇特的臉，我從它在逃亡中往後看的、因為害怕而轉得幾乎從腦袋上掉出來的眼睛裡看到了我自己，我和它是一樣的。半個小時後，當我到達將草原與向下一直傾斜到海邊的巨大碎石灘隔開的壕溝時，血液才逐漸停止在我的血管中澎湃激盪。我在通往從前的研究所的橋上站了好久。在我身後遙遠的西方，居民區地帶的緩緩山坡隱約可見。一條狹窄的小溪南北走向地穿過乾涸支流的汙泥河床，波光粼粼。前方是一派被摧毀的景象。那些四周都填塞了大量石頭的水泥建築在我生命中的大多數時間都有上百名技術人員在裡面專心致志地研發新的武器系統，很可能是因為它們奇特的圓錐形狀，這些建築從遠方看起來就像史前時期埋葬偉大的統治者以及他們的全部裝備和所有金銀的墳堆。我身處一片用途不同尋常的場地上的印象，因為若干像寺廟和亭臺一樣的建築得到了加強，我怎麼也不能把它們和軍事設施聯絡起來。
我越靠近這些廢墟，有關一座充滿秘密的死人島的想象就愈發煙消雲散，我感覺似乎正身處我們自己在一場未來災難中毀滅的文明的廢墟中。就像後世一位不瞭解我們社會的任何特性、遊走在我們遺留下來的一座座金屬廢料和機器廢品堆之間的陌生人，對於我來說，是什麼樣的生物曾經在這裡生活過、工作過，地下掩體內部的簡陋裝置、屋頂下面的鐵軌、有些地方還貼著瓷磚的牆上的掛鉤、像盤子一樣大的噴嘴、裝卸臺和陰溝都是用來幹嗎的，這些也都是個謎。我那天在奧福德角實際上在什麼時候去了哪裡，我現在，當我正在寫這篇東西的時候，也說不出來。我所知道的是，最後我沿著那座高高的堤岸從那座中國長城橋開始，經過老泵房漫步朝著碼頭的方向走去，在我左手邊的荒原上有一座黑色的臨時木頭營房，右手邊，在河的對岸是陸地。當我坐在防波堤上等著我的擺渡人時，夕陽突然從雲層中露了出來，照耀著那片折了一個大彎的海岸。潮水湧進了河流，水面像白鐵皮一樣閃著光，一座座無線電電杆從溼地草場聳立突起，從那上面發出均勻的、幾乎聽不到的嗡嗡聲。奧福德的屋頂和塔樓從樹冠之間顯露，似乎伸手就可以抓住那麼近。那裡，我想，曾經有我的家，而這時，在越來越刺眼的逆光中，我突然看見，到處有早就消失了的磨坊的翼板，在越來越昏暗的色彩中，在風中緩慢沉重地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