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午休之後在海灘邊登上孤零零地高於海面之上的鄧尼奇荒原時，天已經變得不同尋常地昏暗和悶熱了。這片令人哀傷的地區的形成史，不僅與土壤特性和海洋氣候的影響緊密相關，而且在重要得多的程度上，和茂密森林的退化和毀壞關係密切，這一過程在許多個世紀甚至數千年中不斷發展，在最後一個冰期擴充套件到了不列顛群島的全部區域。過去在諾福克和薩福克主要生長的是橡樹和榆樹，它們越過平原，像波浪一樣連綿起伏地越過平緩的丘陵地區和溪谷，一直延伸到海岸邊。退化是伴隨著第一批定居者的出現開始的，他們在他們想要安家的少雨的東部海岸地帶放火焚燒森林。有如從前森林以不規則的圖案在這塊土地上紮根並漸漸生長一樣，現在，燒成灰燼的原野不斷擴充套件，以類似的沒有規律的方式不斷侵噬著枝繁葉茂的綠色世界。如果一個人今天乘著飛機飛過亞馬遜地區或婆羅洲上空，看到一片片巨大的煙巒在從天上看像一片柔和的苔蘚地一樣的雨林樹冠上方似乎一動不動，那麼他就很容易能夠想象這樣的有時持續數月之久的大火可能產生的影響。遠古時期在歐洲受到保護的森林日後被人們砍伐用來建造房屋和輪船以及獲取熔鐵所需的大量木炭。整個島國在十七世紀時就已經只剩下一些任其毀滅的原始森林的小片殘留了。大火如今在大洋的另一邊被人們點燃。巴西這個難以測量的國家，其名字源於法語中的「炭木」這個詞，並不是沒有理由的。高大植物種類的碳化，所有可燃燒物質不斷燃燒，是我們在地球上散佈開來的推動力。從第一盞風燈到十八世紀的街燈，從街燈的光到比利時高速公路上弧光燈的蒼白光芒，所有的一切都是燃燒活動，燃燒是每一樣被我們製造出來的東西的最核心原理。一個魚鉤、一隻瓷杯、一套電視節目的製作，最終都是以同樣的燃燒過程為基礎的。由我們設計出來的機器同我們的身體以及我們的渴望一樣，有著一顆慢慢燃燒殆盡的心。整個人類文明一開始只不過是一團一點點變得越來越強烈的火焰，沒人知道它會上升到多少度，沒人知道它什麼時候會逐漸消失。眼下我們的城市正在發出光芒，火光還在不斷蔓延。在義大利、法國和西班牙，在匈牙利、波蘭和立陶宛，在加拿大和加利福尼亞，森林在夏天起火燃燒，更何況熱帶地區無法估量、從來不會熄滅的大火。在希臘，一個島上在一九〇〇年前後還覆蓋著森林，前些年我卻在那兒看到乾枯的植被被一場大火以何種速度席捲而過。那時候我正在我所停留的港口城市的市郊，站在街邊一群激動的人中間，我們身後是黑暗的夜晚，我們眼前，遠在下面的一個山谷的地面上，是奔跑著、跳躍著的大火，火苗已經被風捲上了陡峭的斜坡。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黯然站在反光中的刺柏樹怎樣一棵接著一棵，在前面的火舌幾乎還沒有碰到它們時，就發出爆炸一般的沉悶聲音，然後熊熊燃燒起來，火焰沖天，彷彿它們是火棉做的，我也不會忘記它們怎樣立馬在悄然無聲的火花迸發中倒塌。
我從鄧尼奇出發，首先路過了方濟各會修道院的廢墟，沿著一片片田地，穿過一片凌亂的小樹林，它明顯是在不久前才被砍伐的，樹林裡殘缺的松樹、樺樹和金雀花灌木叢茂密雜亂地生長，因此我只能非常費力地往前走。到了我已經差不多想要回去的時候，突然在我眼前出現了一片原野。它向著西邊延伸，從淡紫色一直變為深紫色，一條白色的車道微微彎曲地從原野上面穿過。我一直走在淺色的沙路上，迷失在我腦海裡不斷旋轉的思緒中，迷醉在絢爛盛放的花海里，直到驚奇地——不說驚恐地發現，再次站在同一片野草叢生的小樹林前面，而大約一個小時前，或者我現在感覺好像在過去某一個遙遠的時間點，我剛從裡面走出來過。在這片連一棵樹都沒有的原野上，唯一的定位點是一棟很奇怪的別墅，它有一座四周裝了玻璃的瞭望塔，很奇怪的是這棟別墅讓我想起了奧斯坦德，我現在才明白過來，它在我漫不經心地走路的時候一再出現在一種完全出乎意料的角度下，一會兒在近處，一會兒又離得遠了，一會兒在左邊，一會兒在右邊，而且瞭望塔甚至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像下國際象棋時王車易位那樣從房子的一邊移到了另一邊，彷彿我眼前看到的不是真正的別墅而是它的映象。此外，我的迷惘也在升級，因為我在繼續走的過程中越來越生氣地發現，岔路口和十字路口的指路牌無一例外都沒有字在上面，總是沒有地點和距離說明，只有一個不會說話的箭頭指向這個或那個方向。如果有人聽從他的直覺，那麼他走的路遲早會不可避免地被證實越來越偏離目的地。因為木質化了的石楠樹叢幾乎有齊膝那麼高，所以一直向前走穿過田野的選項就被排除了，我別無選擇，只能繼續沿著彎曲的沙路往前走，儘可能準確地記住每一個極為細小的特徵、視角每一次微不足道的移動。我屢次在這片也許只有從山居別墅的玻璃艙裡才能完全鳥瞰的土地上往回走了很長的路，最後我因為所有這一切而陷入了一種越來越恐慌的狀態。鉛灰色的天空深深下垂，原野上病態的紫色使人眼花繚亂，無聲的寂靜好比貝殼裡的大海那樣在耳朵中嗡嗡作響，成群的蒼蠅不停地圍著我飛，所有這一切都讓我覺得不安、害怕。我不知道我在這種狀態下迷失了多久，說不出來最後我是以怎樣的方式找到出路的。我只記得我突然出來了，站在鄉村公路邊一棵巨大的橡樹下，周圍的地平線在旋轉，好像我剛從一個旋轉木馬上跳下來一樣。在遭遇這次至今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經歷數月之後，我再次在夢中去到鄧尼奇的那片原野，走過那些無盡蜿蜒的路，再一次沒能從這個在我看來是特意為我量身定製的迷宮中走出來。
我精疲力竭，已經準備好隨便在哪裡躺下，在黃昏到來的時候，我來到了一塊稍微高一些的地方，這裡和薩默萊頓的紫杉迷宮中央一樣，建了一座中式小亭子。當我從這個視點往下俯瞰的時候，我也看到了這座迷宮本身，看到淺色的沙質地面，看到樹籬比人還高，幾乎已經像夜那般黑，呈現出精心佈置的清晰線條，看到一個圖案，它和我走過的歧路相比算是簡單了，我在夢裡非常確定它在我腦海中展現出了一個橫截面。在迷宮的另一邊，陰影在原野的煙霧上方移動，然後星星接二連三地從深邃的空間裡現身。夜晚，這令人驚異的、對於所有人類而言的陌生者，在山頂上方哀傷而閃亮地流逝。彷彿我身處地球最高處的點，在那裡，冬季的天空始終停滯不動，閃耀著光芒；彷彿原野在嚴寒中凍僵了，彷彿透明的冰制蝰蛇、蝮蛇和蜥蜴在沙坑裡打著瞌睡。我從亭子的休憩長椅四處張望，目光越過原野看向黑夜。我看到整個地區從海岸向下往南斷裂了，淹沒在了波浪中。山居別墅已經在懸崖上方晃動了，而在瞭望塔的玻璃艙裡，一位身材胖胖、穿著一身船長制服的人依然動作匆忙地在探照裝置旁邊忙忙碌碌，它那強烈聚集的、在黑暗中探尋著的光柱讓我想起了戰爭。儘管我在原野之夢中因為驚訝而一動不動地坐在中式小亭裡面，但同時我也站在外面，一隻腳在邊緣的最外側，我很清楚向下看得如此之深有多麼糟糕。在半空中盤旋的穴鳥和烏鴉看起來還沒有甲殼蟲大；海灘上的漁夫看起來像老鼠一樣，拍岸的浪花發出沉悶的聲音，碾碎無數的礫石，卻並不會向我撲上來。但就在礁石下面，在一堆黑土上散落著一棟爆炸了的房子的廢墟。在斷壁殘垣、裂開的衣箱、樓梯扶手、翻倒的浴缸和彎曲變形的暖氣管之間夾著住戶四肢異常扭曲的身體，他們之前剛好還在床上睡覺，或坐在電視機前，或正在用吃魚的專用餐刀切著比目魚。離這個毀滅場景不遠的地方，一個孤單的男性人物白髮雜亂，正跪在他死去的女兒旁邊，兩個人都很渺小，就像在一個數英里以外的舞臺上。聽不到最後的嘆息，聽不到最後的話，連毫無希望的最後的請求都沒有：借一面鏡子給我；要是她的氣息還能夠在鏡面上呵起一層薄霧，那麼她還沒有死。沒有，什麼都沒有。一切都是安靜的、無聲的。然後輕輕地，以剛好能察覺到的程度，響起了葬禮進行曲的聲音。夜晚結束了，黎明來臨了。在蒼白的外海的一座島上，裝配鎂諾克斯型反應堆的塞茲韋爾核電站像一座陵墓映現出輪廓，那裡是人們猜測多格灘所在的地方，是鯡魚曾經產卵的地方，從前，很久之前，還是萊茵河三角洲形成的地方，是綠色的河谷草地在沖積沙裡生長的地方。
在我神奇般地擺脫原野迷宮大約兩小時後，我終於到達了米德爾頓村，我想拜訪從將近二十年前開始就一直住在那裡的作家米夏埃爾·漢布格爾。那時將近四點鐘了。村道上和花園裡都看不到人，一棟棟房子給人留下了拒人千里之外的印象，我手裡拿著禮帽，肩上揹著背包，如此不合時宜，以至於我感覺就像來自從前某個時代的漫遊的工匠，如果此時此刻一群街頭小青年從我身後跳出來，或者米德爾頓的一位房主跨過他的門檻，衝我喊一句「你快走吧！」，我絲毫不會感到驚訝。終究每一位徒步旅行者都會立刻招來本地居民的嫌疑，即便是在今天，是啊，就是在今天，而且特別是如果他不符合業餘徒步旅行者的慣常形象。很可能正因為如此，這家鄉村商店裡的小姑娘才會用她的藍眼睛如此驚愕地看著我。這家小小的雜貨店門鈴早就不響了，每個角落都堆滿了食品罐頭和其他不易腐壞的商品，我在店裡站了好一會兒，然後她才從隨著電視機光線閃爍的側屋裡走出來，就那麼嘴巴半張地盯著我，像盯著一個外星來的生物。在心緒稍微平復之後，她用一種不滿意的目光打量著我，目光最後在我沾滿灰塵的鞋子上停住了，當我問候她下午好的時候，她又全然迷茫地盯著我的臉。我一再注意到，鄉下的人們在看到外國人的時候就會渾身上下感到驚恐，即便這位外國人對他們的語言掌握得很棒，他們通常也很難明白或者根本不理解他的話。米德爾頓村雜貨店的這位姑娘也是這樣，她用不理解的搖頭來回應我要買一瓶礦泉水的請求。她最後賣給我的是一罐冰冷的櫻桃可樂，在我離米夏埃爾家還有最後幾百米的時候，我靠著教堂的牆把它當作一杯毒堇汁一樣一口氣喝完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米夏埃爾和兄弟姐妹們、母親以及外祖父母一起來到英格蘭，那時他九歲半。他父親在幾個月前就已經離開柏林，裹著一條羊毛毯坐在愛丁堡一座實際上無法供暖的石屋裡，直到深夜還在翻閱字典和教科書，因為儘管他從前是夏裡特醫院兒科學教授，但現在如果他還想繼續從事醫生職業，他就要用他不熟悉的英語、在五十多歲的年紀再參加一次行醫許可考試。米夏埃爾在後來的自傳裡寫道，沒有父親陪伴的一家人前往陌生之地，外祖父的兩隻虎皮鸚鵡一路上經受住了運輸的顛簸，卻要在多佛的海關檢查大廳被沒收，他們說不出話而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的擔心和害怕就這樣到達了頂點。損失了這兩隻溫順的鳥兒，只能軟弱無能地站在一邊看著它們如何永遠消失在一面屏風之後，米夏埃爾寫道，這比一切其他事物使我們更加清晰地看到在當時的情況下遷居另外一個國家是何等叫人害怕。兩隻鸚鵡消失在多佛海關大廳，是在接下來的數十年裡一步一步獲得新的身份背後，柏林的童年消失的開始。我的祖國在我身上保留得何其之少，這位編年史作者在審視他身上幾乎沒有保留下來的回憶時這樣斷言，它們幾乎不夠用來悼念一位下落不明的小男孩。普魯士獅子的鬃毛，照顧小孩子的普魯士小保姆，肩上有地球儀的女像柱，從利岑堡大街傳上來的神秘的交通噪音和汽車喇叭聲，在黑暗角落（小孩子們被罰去面壁思過的地方）的裱糊紙後集中供暖管道的嘶嘶聲，洗衣店裡噁心的肥皂水味道，夏洛滕堡綠地裡的彈珠遊戲，麥芽咖啡，甜菜糖漿，魚肝油，以及裝在安託妮娜祖母銀盒子裡不允許吃的覆盆子糖果——這難道不僅僅是消散在空空如也的空氣中的幻象和錯覺嗎？祖父別克轎車裡的皮座椅，格呂內瓦爾德的哈森施普龍公共車站，波羅的海海濱，鯡魚村，周圍空無一物的沙丘，陽光及其如何降落……每當一個人因為內心世界裡出現的偏移在腦子裡浮現出這樣一塊碎片，就認為他能夠回憶起過去的事。但事實上當然回憶不起來。太多的建築倒塌了，太多的廢墟堆在那裡，堆積物多得清理不完。今天我再回過頭去看柏林，米夏埃爾寫道，我看到的只是一片黑藍色的背景和背景上面一塊灰色的斑點，一幅石筆圖畫，不清楚的數字和哥特體字母，一個鋒利的s，一個z，一個像鳥兒一樣的v，被海綿擦抹掉、擦去。這個模糊不清的地方或許也是廢墟場景的一種殘像，一九四七年我曾經到過那裡，那是我第一次回到我的家鄉，為了尋找我失落了的時代的痕跡。當時，我在一種接近夢遊的狀態中走了幾天，穿過夏洛滕堡沒有盡頭的街道，路過空空的房屋立面、防火牆和廢墟，直到意外地重新來到利岑堡大街那棟——不可思議地，在我看來——免遭毀滅的出租公寓前，我們曾經在裡面居住過。我還能感覺到在走進門廳時向我迎面拂來的冰冷氣息，還記得鑄鐵的樓梯扶手、牆上的石膏花環、從前一直放著童車的地方以及鐵皮信箱上大多數都沒有變過的名字，它們讓我感覺像是字謎畫的元素，彷彿我必須正確地猜中它們，才能使這些聞所未聞的、自從我們移民國外以來發生的大事猶如不曾發生過。似乎現在只取決於我，似乎稍微動動腦筋就可以讓歷史倒退，似乎只要我願意，拒絕和我們去英國的安託妮娜祖母就能像從前一樣活在康德大街，似乎她沒有走，就像在所謂的戰爭爆發後不久寄給我們的紅十字明信片上寫的那樣，而是一如既往操心著她的金魚的安好無恙，她天天在廚房的水龍頭下面沖洗它們，天氣好的時候還把它們在外窗臺上放一會兒，讓它們透透新鮮空氣。也許只需要一瞬間的高度專注，將隱藏在謎語中的關鍵詞一個音節一個音節地組合起來，然後所有的一切就會一如往昔。但我既沒有獲得這個關鍵詞，也沒有鼓足勇氣爬上樓去敲我們公寓的房門。我懷著一種胃裡不舒服的感覺離開了這座房子，漫無目的、毫無思緒地一直往前走，一直走過了西十字站或者哈勒門或者動物園，我也不知道是哪裡；我只知道最後我來到了一片空曠地帶，從廢墟中搶救出來的磚塊整整齊齊地碼放在那裡，總是十乘以十乘以十，每一立方體有一千塊，其實是九百九十九塊，因為第一千塊磚垂直地放在每一堆的最上面，作為一種贖罪的形式，或者為了計數更加容易。如今回想這片堆置場時，我看不到任何一個人，只看到磚塊，數以百萬計的磚塊，一種在某種意義上圓滿構建出來的磚的秩序，直到視野可及之處，在那上方是柏林十一月的天空，雪花馬上就會旋轉著飄落下來——一幅死寂的秋冬之交的圖景，對於這樣的圖景，有時我會想，它的源頭難道不是一種幻覺嗎？特別是當我以為從超越任何想象力的空曠中聽出了《自由射手》序曲的最後節律，以及之後一天又一天、一週又一週連續不斷地以為聽到了留聲機探針的刮擦聲。我的幻覺和夢境，米夏埃爾在別的地方寫道，經常在一種環境中上演，這種環境的特徵一部分指向國際大都市柏林，一部分指向鄉野地區薩福克。比如我站在我們房子樓上的一扇窗戶邊，目光卻沒有注意到外面熟悉的溼地草場和不斷被風吹動的柳樹，而是從一座數百米高的山丘上看下去，看到成群的市郊小果菜園，它們像一整個國家那樣大，一條筆直的馬路從中間穿過，黑色的計程車在馬路上向城外的萬湖方向呼嘯而去。或者我在黃昏時分從一次長途旅行中回來。我肩上揹著背包，走在回家的最後一段路上，家門前不可思議地停著各種各樣的汽車，一輛輛高大的大轎車，一輛輛側面安裝了巨大手剎和球形喇叭的機動輪椅，一輛不吉利的象牙白色救護車，裡面坐著兩名女護士。在她們的注視下，我遲疑地跨過門檻，此時我已不知身在何處。房間裡光線模糊，牆上光禿禿的，傢俱都不見了。銀器放在木地板上，有為許多人吃利維坦而準備的非常重的餐刀、調羹、叉子以及一套吃魚專用刀叉。兩個穿著灰色大衣的男子正在取下一幅織花壁毯。木絨從瓷器箱中冒出來。在我的夢中也許過了一個鐘頭或者更多的時間後，我才明白我不是在米德爾頓的家裡，而是身在我外祖父母位於布萊布特羅伊大街寬敞的公寓中，在我小時候去做客時，它那像博物館一樣的空間感給我留下了不遜於無憂宮成排房間的印象。而現在，所有人都集合在這裡：柏林的親戚，德國和英國的朋友，我的岳父母，我的孩子們，在世的和去世的人們。我從他們中間穿過，沒有被認出來，從一個客廳走到另一個客廳，穿過畫廊、大廳和擠滿客人的過道，直到在一條略微傾斜的走廊的另一頭，我來到了沒有暖氣的起居室，從前在我們愛丁堡的家裡，它被稱為「寒冷的榮耀」。我父親坐在一張非常非常矮的小板凳上練習大提琴，而我祖母盛裝華服地躺在一張高高的桌子上。她那雙漆皮鞋的閃亮鞋尖衝著天花板，一塊灰色的絲巾蓋住了她的臉，她幾天以來都不說一句話，就像她的憂鬱定期反覆出現時那樣。我從窗戶望出去，看到了遠處的西里西亞地區。一個金色的圓頂從一處被長滿藍色森林的山包圍著的山谷中向上閃著微光。這是梅斯沃維採，波蘭的某個地方。我聽見我的父親說，當我轉過身來，我看到被他的話帶出來的白色霧氣還在冰冷的空氣中沒有消散。
當我到達米夏埃爾位於米德爾頓邊緣地區溼地草原上的家時，下午快要過去了。我很感激，能夠在寧靜的花園裡從荒原上錯綜複雜的路中平息過來，我現在不自覺地感覺這些路，當我描述它們的時候，表現出一種純粹的虛構的特性。米夏埃爾端出了一壺茶，熱氣時不時從壺裡冒出來，就像一臺玩具蒸汽機一樣。此外就沒有什麼東西在動了，甚至連花園另一邊低草地上的柳樹的灰色葉子都一動不動。我們閒聊著八月這個空閒的、無聲的月份。一連幾個星期，米夏埃爾說，連一隻鳥都看不到。彷彿所有的東西不知怎麼的都被掏空了一樣。所有的一切都快倒下去了，只有雜草在不停地生長，田旋花在扼殺灌木叢，蕁麻黃色的根在泥土下面不斷匍匐前行，牛蒡長到高出人一個頭，褐腐病和壁蝨在蔓延，甚至連人辛辛苦苦碼了詞語和句子的紙都摸起來讓人覺得沾滿了蚜蟲蜜。一天又一天，一週又一週，一個人徒勞地絞盡腦汁，當被問起的時候，他不知道寫作到底是出於習慣還是因為想出風頭，或者因為沒有學過其他什麼技能，或者因為對生活感到驚奇，因為愛說實話，因為絕望或者憤怒，同樣他也幾乎說不出來自己通過寫作是變得更加聰明了還是更加瘋狂了。或許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都恰好在繼續構建自己作品的尺度上失去了對全域性的整體觀，因而我們傾向於把我們思想體系的複雜同知識的進步相混淆，而我們同時已經預感到永遠不能夠把握事實上決定我們人生道路的不可衡量性。一個人因為生日比荷爾德林晚兩天，所以他的陰影就會陪伴這個人一生嗎？他是否會因此一再試影像拋棄一件舊大衣一樣拋棄理性，將書信和詩歌非常謙卑地署名為斯卡達內利，用比如閣下和陛下之類的稱呼來和前來做客的不討喜的客人保持距離？一個人會因為被驅逐出故鄉，就在十五歲或者十六歲的時候開始翻譯哀歌嗎？有沒有可能，一個人在薩福克的一處房子定居下來，只是因為在他花園裡的一個鐵質水泵上寫著一七七〇這個數字，即荷爾德林的出生年份？因為當我聽說附近有一個島嶼是帕特默斯時，我非常希望住在那裡，以接近黑暗的洞穴。難道荷爾德林不是把頌歌《帕特默斯》獻給馮·霍姆堡伯爵，而霍姆堡不是母親婚前的姓氏嗎？選擇性的親和與契合隔了多久時間？一個人如何在另一個人身上看到自己，以及如果看到的不是自己，又是如何看到他的先行者的？我第一次通過英國海關要比米夏埃爾晚三十三年，我正想著放棄我的教書生涯，就像他曾經做過的那樣，他在薩福克、我在諾福克受著寫作的折磨，我們兩個都懷疑我們的工作的意義，都酒精過敏，這些並不太令人驚奇。但是為什麼我在第一次拜訪米夏埃爾的時候就立馬有了一種印象，好像我現在或者曾經生活在他的房子裡，在所有方面都和他一樣，這一點我不明白。我只知道我在那間窗戶朝北的高高的工作室裡著迷地站在笨重的、還是從柏林的公寓裡運過來的硬木寫字櫃前，米夏埃爾告訴我他已經不用它來辦公了，因為工作室甚至在盛夏時節都是冷冷的，而我們談及老房子取暖的困難時，我越來越感覺彷彿離開了這間冷冷的辦公室的不是他而是我，似乎在溫和的北極光照耀下顯然連著好幾個月一動不動地躺在那裡的是我的眼鏡盒、書信和文具。在通往花園的前屋裡，我也感覺好像我或者一位比如我這樣的人長年在那裡幹活。用柳條編的籃子裡裝著用極為細小的樹枝剪成的乾柴枝，放在淡藍色的牆前面的五斗櫃上無聲地收集著磨光的白色和鉛灰色的石頭、貝殼以及從海岸上撿回來的其他東西，通往食物儲藏室的門邊的角落裡堆放著包裝盒和紙板箱，它們等著被再次利用，我感覺它們彷彿是在我自己最喜歡保留沒用的東西的手底下產生的靜物寫生。在那間對我來說具有特別吸引力的食物儲藏室裡，大多數架子上空空如也，幾個裡面密封著水果的玻璃容器失去了光澤，被一棵紫杉樹擋住光線的窗戶前面擺著架子，上面有幾十個很小的金紅色蘋果在閃耀，就像《聖經》寓言裡那樣發散著光芒。
我在往儲藏室裡看的時候，一種不可否認地完全有違理性的想法侵襲了我，我想象這些東西，乾柴枝、紙板箱、密封起來的水果罐頭、海貝和海貝里的沙沙聲，比我更長命，我想象我被米夏埃爾帶著參觀了一座我肯定在很久以前住過的房子。但是就像這種想法很快地出現，它們很快也就消失了。無論如何我在已經過去的這些年中沒有繼續追蹤這些想法，也許因為一個人，為了不發瘋，根本不能去繼續追蹤它們。因而不久前，當我重讀米夏埃爾的自傳，遇到斯坦利·凱利的名字時，我就感覺更加不可思議了，這個名字是我在曼徹斯特的時候曾經熟悉的，但此後幾乎忘記了，我第一次讀的時候因為某種原因根本沒有察覺出來。米夏埃爾在一處有爭議的地方寫道，一九四四年四月在進入女王的私人皇家西肯特團九個月後，他是怎樣被從梅德斯通調往一個駐紮在曼徹斯特附近的布萊克本、安置在一家廢棄的棉紡織廠裡的軍營的，在抵達後不久他是怎樣受到一位戰友的邀請在他位於伯恩利的家裡度過復活節星期一的。伯恩利這座城市給他留下的印象比他到那時為止在英國所見到的更加悲慘：石塊路面在雨中閃著黑光，一家家紡織廠停業倒閉了，工人住房的屋頂衝著天空展現出鋸齒形曲線的輪廓，好像龍牙一般。奇怪的還有，二十二年後的一九六六年秋天，我從瑞士回曼徹斯特之後，和一位國民學校的教師在萬靈節那天結伴同行，第一次出去郊遊，目的地就是伯恩利市，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伯恩利北面的高沼地。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們乘著這位老師的紅色小貨車，從沼澤往南開，穿過北方十一月下午四點鐘就已經降臨的暮色，經過伯恩利和布萊克本，最後到達曼徹斯特。我不僅和米夏埃爾在一九四四年時一樣，第一次從曼徹斯特乘車出發進行郊遊時就去了伯恩利，而且斯坦利·凱利也是我在曼徹斯特結識的頭幾個熟人之一，米夏埃爾在當時也和他一起從布萊克本去過伯恩利。當我在曼徹斯特大學踏上我的教師崗位時，斯坦利·凱利肯定是除了兩位教授之外德語系任職最久的講師。他有一種性情古怪的名聲，表現在和同事保持著距離，比起拓展他的德語專業知識，把研究時間和空閒時間更多花在了學習日語上，且進步令人稱奇。當我來到曼徹斯特時，他已經開始專心練習日本書法了。他在大開紙張前度過一個又一個小時，用毛筆在紙上專心致志地寫下一個又一個字。我現在也記得，他在我面前曾經表露過寫字時的主要困難在於隨著筆尖僅僅思考將要寫的字詞，而徹底忘記他想要描寫的東西。我還記得，當斯坦利作出這個對作者和書法練習者同樣適用的表述時，我們正站在他位於威森肖的小別墅後面，他在那裡建造了一座日本式庭園。傍晚將至。叢生的苔蘚和石塊開始變得昏暗，但在最後幾縷透過楓樹叢射過來的太陽光裡，還可以看見我們腳邊的細小碎石地上被耙子耙過的痕跡。斯坦利像平常一樣穿著一件有點被壓皺的灰色西裝和棕色的麂皮鞋，和往常一樣在說話時，由於興趣和出於必要的禮貌，整個身體儘可能地向前傾。他此時採取的姿勢使人想起一個人在迎風走路，或者一名滑雪者剛從滑雪跳臺起跳。事實上，一個人在和斯坦利談話時經常有這樣的印象，感覺他像是從高處滑翔下來一樣。當他傾聽別人說話時，他笑眯眯地帶著一種極樂的神態把頭偏在一邊，然而當他自己說話時，就好像他在絕望地竭力呼吸。他的臉經常扭曲變形而現出怪狀，由於使勁他不禁額頭上冒出汗珠，詞語以衝動的、急促的方式從他嘴裡說出來，這種說話方式證明他性情鬱結，且在那時就已經使人預感到他可能去世會比較早。當我現在回想斯坦利·凱利這位在人前特別羞怯的人，我感覺我不能理解在他的身上，米夏埃爾的生命軌跡和我的竟然有交叉，不能理解我們，當我們分別於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六六年遇見他時，都是二十二歲。我越是告訴自己，這樣的偶然經常發生，遠比我們預想中更加頻繁，因為我們所有人都一個接一個沿著同樣的、由我們的傳統和我們的希望預先規定了的道路前行，我就越不能理性地對待在我身上愈加頻繁地神出鬼沒的重複現象。我剛剛來到一群人中間，就感覺彷彿以前不知在什麼地方目睹過同樣的觀點為同樣一群人持有，用恰好相同的方式，用同樣的話、措辭和姿態。最能夠拿來和這種有時持續很久、極其陌生的狀態進行比較的身體感覺，是一種因為失血過多而招致的麻痺感，這種麻痺可以擴充套件成思維能力、語言器官和肢體的一種暫時性癱瘓，如同一個剛好中風而對此毫不知曉的人的感覺。可能這種至今沒有找到合理解釋的現象是諸如預見結果發生一樣的事情，是踏入虛空，是一種出離，它類似於一臺一再播放同樣曲調的留聲機，這與其說關係到機器損傷，不如說是不可修復的、在機器上播放的曲子的毛病。不管怎樣，八月裡的那一天的晚些時候，我在米夏埃爾家中幾次失去腳下土地的實感，要麼因為過度勞累，要麼因為別的什麼原因。到了我該告別的時候，安娜進了房間，在我們身邊坐下，她之前休息了幾個小時。我記不起來是不是她談起如今沒有人穿喪服了，連黑袖章都不戴，翻領上也不別黑釦子。總之，她在談話中說到了某位住在米德爾頓、差不多已經到了退休年紀的斯奎勒爾先生，在人們的記憶中，他除了喪服從來不穿別的，即便在他的青年時代，當他還沒有在韋斯特爾頓殯儀館工作時就已經如此。與他的名字所引起的猜測不同，安娜說，斯奎勒爾先生並不特別性急和靈巧，而是一個憂鬱、遲鈍的大個子，殯儀館很可能不是因為他的喪服癖才僱用他的，而是因為他力氣大，能夠抬得動棺材。安娜說，在當地，人們聲稱，斯奎勒爾先生沒有一絲記憶，想不起他童年、去年、上個月或者上星期發生的任何事情。他是怎麼紀念死者的，也是一個人們不知道答案的謎題。很稀奇的是，斯奎勒爾，不考慮他沒有記憶這件事，從小就懷抱著成為演員的希望，他帶著這種願望向不時在米德爾頓及其周邊地區排練戲劇作品的人們懇請了好久，以至於人們有一次在韋斯特爾頓的草原上露天演出《李爾王》時最終給他分配了一個貴族的角色，這個角色只需要在第四幕第七場登臺，默不作聲地跟隨著情節發展，只是在最後說上一兩句話。整整一年，安娜說，斯奎勒爾都在學習這些句子，而在最關鍵的那晚，他的確極為生動地將它們說了出來。至今他還會在合適的或者不那麼合適的場合重複著這些話裡面的這一句或那一句，就像我自己，安娜說，也遇到過，有天我清晨向他問好，他從街對面大聲回覆說：他們說他被放逐的兒子和肯特伯爵一起在德國。安娜講完她的故事後不久，我請她為我叫一輛計程車。當她打完電話回來時，她說，在放下電話聽筒的時候她又想起了下午睡覺醒來前不久做的一個夢。我和米夏埃爾去了諾里奇，她說，由於某些職責他必須留在那裡，所以我給她叫了一輛計程車。車子開到門前的時候，發現是一輛閃閃發光的大型轎車。我給她開啟車門，她坐進了後座。大轎車靜靜地開動了，在她可以把身子向後靠之前，她已經離開了城市，沉浸在一片森林中，森林深邃得不可想象，由星星點點的燈光照耀著，一直延伸到米德爾頓的家門前。車子以說不上來到底是快是慢的速度走著，但不是在馬路上，而是在一條軟得不可思議的、有時微微拱起的路上。車子行駛在其中的氣體比空氣濃稠，差不多有點像平靜流動著的水。我清清楚楚看見了在外面掠過的森林，看到它最為微小但無法複述的細節，看到地衣的極小的花，細如髮絲的草莖，抖動著的蕨類植物，以及正聳立著的、灰色和褐色的、光滑的和粗糙的樹幹，它們只露出幾米高，就消失在生長在它們中間的亞灌木的樹葉中了。那邊稍微遠一點的地方，一片含羞草和錦葵的海洋在延伸，在一團團部分雪白色、部分玫瑰色的雲彩中，各種各樣的攀緣植物向下垂到這片海洋中來，它們來自這片草木叢生的森林世界的上面一層，來自那些由繁多的蘭花和鳳梨裝點著的、好似大帆船的掛帆橫杆一般的樹枝中。在那上方，眼睛看不到的高處，棕櫚樹樹梢在晃動著，它們細細的、像羽毛和扇子般的葉子呈現出墨綠色，上面看似不可思議地泛著金色和黃銅色，在達·芬奇的畫作中，樹冠就是用這樣的墨綠色畫出來的，比如《聖母領報》和肖像畫《吉內芙拉·本奇》。這一切美得不可思議，安娜說，現在，我對此只有一種完全模糊的印象，也不能正確描述坐在這輛似乎無人駕駛的大轎車裡的感覺。也許這根本不是坐車，而是一種漂浮，我童年時還能夠在地面上方几英寸滑翔前行，自那以後我就一次都沒能感受過這樣的漂浮。我們在安娜說話的時候一起走出了屋子，來到已經被夜色籠罩的花園。在等計程車到來的時候，我們站在荷爾德林水井邊，我一陣渾身戰慄，在從臥室照到被圍起來的井口的微弱光線中，看到龍蝨在水面上划行，從昏暗的一側井岸劃到另一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