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到達紹斯沃爾德的第二天晚上，英國廣播公司在播報完晚間新聞之後緊接著播放了一部有關羅傑·凱斯門特的紀錄片，一九一六年他因為叛國罪在倫敦的一座監獄中被處決，直到那晚為止我對他還不瞭解。儘管這部一部分由珍貴歷史照片組成的電影的畫面立馬吸引了我，不過不久之後，坐在之前移到電視機前的綠色天鵝絨靠背椅上的我，還是進入了一種深度睡眠的狀態。
雖然我聽到敘述者講述了有關凱斯門特的故事，他的每一句話都極其清楚地穿過我逐漸鬆散的意識，彷彿在特意講給我聽，我卻一個字都聽不懂。轉啊，石磨，轉啊，最後這些東西沒完沒了地在我腦子裡穿過，你只為我轉動。幾個鐘頭後我在黎明時分從沉重的夢境中醒來，看到電視裡無聲的測試畫面在我面前抖動，這時只記得節目一開始說的是作家約瑟夫·康拉德是怎樣在剛果認識凱斯門特，在那裡認識的部分因為熱帶氣候、部分因為自己的貪婪和慾望而墮落的歐洲人中間，他如何認為他是唯一正直的人。有一次我看見他——我很奇怪康拉德《剛果日記》中的這段話直到今天我都記得——只帶了一根棍子作為武器，只有一名羅安達小夥以及他的英國鬥牛犬比迪和帕蒂陪同，就動身進了巨大的荒野，在剛果每一個村落都被這樣的荒野包圍著。幾個月之後，我看到他又回來了，揹著一個小行李包，揮舞著他的棍子，帶著那位小夥，還有他的狗，也許消瘦了一些，但此外並沒有受到損傷，彷彿他下午剛去海德公園散步回來。我猜敘述者接著肯定講了這兩位男人的人生道路，但因為我把他講的所有內容都忘記了，除了這幾行文字以及康拉德和凱斯門特一些佈滿陰影的照片，於是從那時開始，我就試著從文獻資料中在一定程度上重構因為睡覺而被我在紹斯沃爾德（毫無責任心地，我想）錯過的故事。
一八六二年夏末，埃維莉娜·科熱尼奧夫斯卡夫人帶著還沒滿五歲的兒子特奧多爾·約瑟夫·康拉德從波多里亞地區小城日托米爾來到華沙，投奔丈夫阿波羅·科熱尼奧夫斯基，他在春天的時候放棄了賺錢不多的管家生計，打算通過文學和政治謀反活動來幫助準備許多人都渴望的推翻俄國暴政的起義。九月中旬，非法的波蘭全國委員會的頭幾次會議在科熱尼奧夫斯基位於華沙的公寓中舉行，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內，小男孩康拉德肯定看到許多秘密的人在他父母身邊進進出出。在白紅兩色的客廳裡輕聲談話的人們面部表情嚴肅，這必將會讓他隱約意識到這一歷史時刻的意義。有可能在這個時候人們甚至已經向他透露了密謀的目的，他知道，媽媽——違反禁令地——穿著黑色衣服，這是為她在異國暴力下受苦的民族哀悼的標誌。如果不是這時候的話，那麼最晚在十月末，當父親被逮捕並被關進堡壘時，人們肯定會告訴他真相。軍事法庭粗略審判後，判決結果是流放沃洛格達，一處位於下諾夫哥羅德後面內陸荒漠中被上帝遺忘的地方。沃洛格達，阿波羅·科熱尼奧夫斯基在一八六三年夏天寄給堂兄的信中這樣寫道，是獨一無二的偏僻沼澤，街道和馬路竟是用砍倒的樹幹建成的。房子，還有用木板拼湊起來的、塗得五顏六色的鄉村貴族宅邸，都建在爛泥地中的木樁上。一切都在下沉、腐爛、坍塌。只有兩個季節，白色的冬季和綠色的冬季。在長達九個月的時間裡，冰冷的空氣從北冰洋上吹下來。溫度計水銀柱降到了不可思議的低位。人被一種無盡的昏暗包圍著。在綠色的冬季，雨一直下個不停。爛泥從門縫中擠進來。僵硬的死屍逐漸變成被一層皮包著的屍骨，令人毛骨悚然。在白色的冬季，一切都死了；在綠色的冬季，一切都處於瀕死狀態。
許多年以來埃維莉娜·科熱尼奧夫斯卡就忍受著結核病的折磨，在這種條件下，病症幾乎呈現不可阻止的發展狀態。她的來日幾乎已屈指可數。沙皇當局允許她在烏克蘭哥哥家的莊園里居留較長的一段時間以恢復健康，這是當局的仁慈之證，可這樣的仁慈對於她來說最終只不過是一種額外的痛苦，因為在批准的期限到期之後，不管怎樣申請和懇求，她必須帶著康拉德重新流亡，儘管此時她已經生期不久而死期不遠。在離開那天，埃維莉娜·科熱尼奧夫斯卡被一群親戚和僕人圍著，被來自街坊四鄰的朋友們圍著，站在諾沃法斯托夫莊園宅邸的露天台階上。所有聚集在此的人，除了小孩子和穿制服的人，都穿著黑布或黑綢做成的衣服。沒有人說一句話。半盲的外祖母的目光穿過這幅悲傷的場景凝視著空曠的田野。在環繞著圓形黃楊樹籬的彎曲沙路上，停著一輛古怪的、看上去像被特別加長了的馬車。車轅向前突出得太長了，馬車伕和他的駕御臺似乎同後面尾部裝滿了各種旅行箱和行李的車架離得太遠了。車廂低懸在輪子之間，就像懸在兩個永遠分開的世界之間。車門開著，裡面，在裂開了的皮墊上，小康拉德已經坐了一會兒了，他從黑暗中向外看去，看到了他日後將會描寫的場景。可憐的媽媽又傷心地環視了一圈，然後小心地扶著舅舅塔德烏什的手臂順著臺階走了下來。留下的人們保持著他們的姿勢不動。甚至康拉德最喜愛的表姐，穿著她的蘇格蘭短裙站在黑沉沉的人群中看起來就像一位公主，她只是把指尖放在嘴唇前面，對這兩位被流放的人的離去表現出驚恐。還有那位長得難看的瑞士姑娘杜蘭特，她整整一個夏天都在全身心關照著康拉德的教育，時不時就會眼淚汪汪的，分別的時候揮動著手帕，勇敢地向她的學生喊著：「不要忘記你的法語，親愛的！」塔德烏什舅舅關上車門，向後退了一步。馬車猛地起步了。朋友們和親愛的親戚們已經從窗戶的小口中消失了。當康拉德從另一邊向外看的時候，他看到，在黃楊樹籬的那一邊，在遠遠的前方，按照俄國形制用三匹馬套著的地區警察指揮官的小車是怎樣起步，那位警察指揮官是如何剛好用戴著手套的手把他平平的、扎著一條火紅色帶子的有簷帽向下壓到眼眶上方。
一八六五年四月初，在離開諾沃法斯托夫十八個月之後，三十二歲的埃維莉娜·科熱尼奧夫斯卡在流放中去世了，死於結核病在她體內蔓延開來的陰影，死於使她精神崩潰的思鄉之苦。阿波羅的生存意志也幾乎完全熄滅了。他幾乎未能花心思教育他那被如此多的不幸壓抑的兒子。他幾乎再也沒有做什麼自己的事情。最多就是偶爾修改一下維克多·雨果《海上勞工》譯文中的幾個字。他覺得這本無聊透頂的書好像是自己生活的鏡子。這是一本關於背井離鄉的命運的書，有次他對康拉德說，關於被驅逐的、迷失的個體的書，關於被命運除名的人的書，關於那些孤獨的、人人避之不及的人的書。一八六七年的聖誕節前不久，流放俄國的阿波羅·科熱尼奧夫斯基被赦。當局得出結論，稱他現在不能再造成什麼破壞了，出於休養的目的給他發放了一本護照，讓他去馬德拉群島做一次舒適的旅行。但是做這樣一次旅行，阿波羅的經濟不允許，此時變得極度脆弱的身體狀況也不同意。在利沃夫短暫待了一段時間後，他感覺那裡的奧地利色彩太重，因此就搬進了克拉科夫波澤爾斯卡大街的公寓。大多數時間他都一動不動地在靠背椅上度過，悼念他的亡妻，為失敗的生活感到悲痛，為可憐、孤獨的兒子感到傷心，兒子剛寫完了一部愛國主義戲劇，名字叫《約翰·索比斯基的眼睛》。他，阿波羅，把他自己所有的手稿都扔進了壁爐的火焰之中。有時，一片輕盈的、像一小塊黑色絲綢的煤屑升起來，被空氣託著，在整個房間裡飄浮，直到最後落在地板上某個地方或者在黑暗中熄滅。和埃維莉娜一樣，阿波羅的死期也在春天到來，外面冰雪開始融化，但是上帝並沒有恩賜他在她的忌日那天結束生命。他還要在床上一直躺到五月，身體越來越虛弱、越來越虛弱。在死亡臨近的那幾個星期，每天下午晚些時候，康拉德放學後總是坐在一個沒有窗戶的小房間裡，在被一盞綠色檯燈照亮的小桌子前，做他的家庭作業。本子上和手上的墨水汙跡是因為心中的恐懼不安而弄上去的。當隔壁房間的門被開啟時，他能夠聽到父親虛弱的呼吸聲。兩位戴著雪白色帽子的修女在照顧著病人。她們無聲無息地走來走去，做著這樣那樣的事，有時滿心憂慮地看著這個現在即將失怙的孩子，看他怎樣一筆一畫地寫字、做算術，怎樣一個鐘頭接著一個鐘頭讀波蘭語和法語的歷險記、遊記和小說。
愛國者阿波羅·科熱尼奧夫斯基的葬禮變成一場巨大的、無聲的遊行。沿著交通被封鎖的街道，沒戴帽子的工人、中小學生、大學生和脫下帽子的市民神情嚴肅地站著，在樓上向外開啟的窗戶裡，擠著身穿黑色衣服的人。深受喪父之痛的十二歲的康拉德走在送葬隊伍最前面，隊伍從狹窄的小巷走出來，穿過市中心，路過造型不同的聖母教堂塔樓，向著弗洛裡安門走去。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藍色的天空像拱頂一樣罩在屋頂上方，雲朵在高高的天空隨風飄動，就像一隊水手。也許康拉德在葬禮過程中，在神職人員身穿用銀絲裝飾的沉重法衣向著墓穴中的死者低聲誦讀著咒語時，抬頭看了一眼，看到雲朵像帆船一樣飄動的奇觀，這是他生平從未見過的景象，也許在葬禮上，這位波蘭國家英雄的兒子產生了一個不恰當的想法：成為船長。三年後他在他的監護人面前第一次表達了這個想法，之後無論監護人怎麼勸說，他都不為所動，即便舅舅塔德烏什讓他和他的私人教師普爾曼在夏季去瑞士旅行了幾個星期。按照塔德烏什的囑咐，普爾曼一有機會就要讓他的被監護人看到除了海員這個職業以外還有多少種不同的人生道路，但無論是面對沙夫豪森市旁的萊茵瀑布，還是在霍斯彭塔爾，無論是參觀聖哥達隧道工地，還是在阿爾卑斯山富爾卡山口上，康拉德都堅持已經作出的決定不動搖。一年後的一八七四年十月十四日，未滿十七歲的他告別外祖母特奧菲拉·博普洛夫斯卡和好心的舅舅塔德烏什，他們兩個人站在克拉科夫火車站的火車窗外目送他離去。他口袋裡有一張前往馬賽的車票，值一百三十七古爾登又七十五格羅申。此外他隨身攜帶的只有能夠裝進他小手提箱的東西。離他將來再次回到他依然沒有獲得解放的祖國還有十六年的時間。
一八七五年，康拉德·科熱尼奧夫斯基坐著三桅帆船「萬寶龍號」首次橫渡大西洋。七月底，他到達馬提尼克島，輪船在那裡下錨停靠兩個月。返鄉之行持續了將近三個月。直到聖誕節那天，「萬寶龍號」才在連遭冬季風暴重擊的情況下抵達勒阿弗爾。第一次出海遠洋的千辛萬苦並沒有動搖康拉德·科熱尼奧夫斯基，他繼續出海航行，前往西印度群島，前往海地角，前往太子港，前往聖托馬斯島，以及不久後就被培雷火山爆發摧毀的聖皮埃爾。帶去的是武器、蒸汽機、火藥、彈藥。帶回的是成噸的糖和砍伐於熱帶雨林的木材。在馬賽，科熱尼奧夫斯基既和他的同事，也和優雅之士消磨他不出海的時間。在聖費雷奧爾街的布多爾咖啡館，在銀行家和船主德萊斯唐端莊的夫人開辦的沙龍，他進入了一個由貴族、流浪藝人、資助者、冒險家和西班牙正統主義者奇怪地混合而成的社交圈。騎士風度的最後痙攣和肆無忌憚的陰謀合為一體，人們編織出錯綜複雜的詭計，建立了有組織的走私集團，達成了諱莫如深的交易。
科熱尼奧夫斯基經常被牽連其中，花銷遠超所得，受到了一位儘管和他年紀相仿，卻已經處於寡居狀態的神秘女士的誘惑。這位出入於正統主義者圈子並在其中扮演一個有聲望的角色的女士，其真實身份從未能得到確切的證實，圈子裡的人只知她的名字叫麗塔，且聲稱她曾是波旁王室的王子唐·卡洛斯的情婦，有人曾想用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把這位王子推上王位。後來，各方都散播著這樣的傳言，說住在席爾瓦貝爾街一處別墅中的唐娜·麗塔和某位保拉·德·索莫吉是同一個人。按照這個故事的說法，一八七七年十一月，唐·卡洛斯在前往俄土戰爭前線進行慰問後回到維也納，請求某位漢諾威夫人為他引見一位名叫保拉·霍爾瓦特的年輕的合唱團成員，有人猜測，她肯定是因為美貌而被他看中了。唐·卡洛斯帶著他新追求到的陪伴者從維也納出發，先去了格拉茨他弟弟那裡，然後從那裡前往威尼斯、摩德納和米蘭，她在米蘭是作為德·索莫吉男爵夫人出現在社交場合的。有關這兩位情人身份的謠傳很可能起源於這一事實，即正好在麗塔從馬賽消失的那個時間點，這位男爵夫人被拋棄——據說是因為唐·卡洛斯在兒子傑米的第一次聖餐禮即將到來之際產生了良心危機——改嫁給了男高音歌手安格爾·德·特拉巴德羅，她似乎在倫敦一直幸福美滿地和丈夫一起生活到她一九一七年去世。麗塔和保拉是否真的就是同一個人，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暫且先放在一邊，但是，無論是加泰羅尼亞高原的牧羊女，還是在巴拉頓湖邊長大的養鵝女，科熱尼奧夫斯基這位青年總想得到其中一位的芳心，這是毫無疑問的。同樣沒有爭議的是，這個在某些情節上已經近乎幻想的愛情故事在一八七七年二月末達到了它的高潮，因為科熱尼奧夫斯基的胸膛被槍打穿了，要麼被自己，要麼被一位競爭對手。直到今天人們依然不清楚這個幸好沒有致命的槍傷是決鬥造成的，就像科熱尼奧夫斯基日後聲稱的那樣，還是如舅舅塔德烏什所猜測的，是因為他想自殺。顯然，這位感覺自己是司湯達的年輕人想要確立明確的關係，從而採取了這樣一種戲劇性行動，這一行動無論如何受到了歌劇的啟發，當時歌劇在馬賽以及歐洲其他城市決定了社交禮儀，特別是愛情思慕的表現方式。科熱尼奧夫斯基在馬賽劇院接觸了羅西尼和邁爾貝爾的音樂作品，尤其對當時一直處於上升期的雅克·奧芬巴赫的輕歌劇相當著迷，且以《康拉德·科熱尼奧夫斯基和卡洛斯派的陰謀在馬賽》為題寫過一個劇本，完全可以很好地給奧芬巴赫輕歌劇提供一個可供選擇的指令碼。不過事實上，科熱尼奧夫斯基的法國歲月在他於一八七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乘著「馬維號」蒸汽船離開馬賽向著君士坦丁堡方向航行的時候就畫上了一個句號。俄土戰爭已經結束了，但是科熱尼奧夫斯基日後寫道，他還能夠從船上看到像海市蜃樓一樣的帳篷之城聖斯特凡諾掠過，和平條約便是在那裡簽訂的。蒸汽船從君士坦丁堡出發前往位於亞速海最外緣的葉伊斯克，在那兒裝載了一船亞麻油，據洛斯托夫特港務長日誌上記載，「馬維號」蒸汽船載著這些油在一八七八年六月十八日星期四到達了英國東海岸。
從七月到九月初去倫敦的這段時間裡，科熱尼奧夫斯基作為海員乘著貨船「掠奪者號」在洛斯托夫特和紐卡斯爾之間往返了六趟。他在與馬賽差別巨大的洛斯托夫特海港和浴場是如何捱過六月份下半月的，這一點幾乎無人知曉。他會租一個房子，會為他後續的安排作必要的打探。傍晚時分，當夜色在海面升起，他也許會在廣場散步，一個二十一歲的異鄉人孤獨地走在說著英語的男男女女中。比如，我看到他在外面的碼頭棧橋上站著，在那裡，一支銅管樂隊剛剛演奏完作為當晚夜曲的《唐豪瑟》序曲。當他走在其他聽眾中間穿過從水面吹拂而來的陣陣輕柔海風回家時，他感到很驚訝，因為直到那時為止對他來說都很陌生的、日後被用來創作享譽世界的小說的英語突然帶著一種輕盈向他飛來，他感覺到了英語如何帶著一種全新的信心和堅毅開始填充他的身心。據科熱尼奧夫斯基自己說，他最初閱讀的英語讀物是《洛斯托夫特標準報》和《洛斯托夫特報》。在他到達的那個星期，它們向公眾報道的都是下列非常具有這兩份報刊特色的混雜新聞：一場發生在維根的可怕的礦山爆炸奪走兩百條人命；魯米利亞發生伊斯蘭教徒起義；必須鎮壓南非的卡菲爾人暴動；格倫維爾勳爵詳細論述女性的教育；一艘郵船駛往馬賽，目的是將劍橋公爵帶往馬耳他，他將要在那裡慰問並鼓勵印度軍隊；惠特比的一位女傭被活生生燒死，因為她不小心把石蠟油灑在了裙子上，裙子在敞開的壁爐前著了火；「拉戈灣號」蒸汽船載著三百五十二位蘇格蘭移民駛離了克萊德河；一位來自錫爾斯登的迪克森夫人，因為在美國待了將近十年的兒子托馬斯突然站在了她的門前，樂極生悲突發中風；年輕的西班牙女王日漸虛弱；由超過兩千名苦力修建的香港防禦工事很快就要完工，波斯尼亞所有的公路都受到了強盜的侵擾，其中一些人騎著馬。甚至薩拉熱窩周圍的森林也擠滿了各種各樣的強盜、逃兵和非正規軍狙擊隊員。因此，旅遊業處於停滯狀態。
一八九〇年二月，在到達洛斯托夫特十二年之後，在與親人在克拉科夫火車站分別十五年之後，現在已經獲得了英國國籍和船長證書、去過了世界上最遙遠的地方的科熱尼奧夫斯基第一次回到了他舅舅塔德烏什位於卡齊米爾洛夫斯卡的家。在很久之後所作的記錄中，他描寫了自己如何在柏林、華沙和盧布林短暫停留後終於到達烏克蘭火車站，在那裡，他舅舅的馬車伕和管家正坐在一輛馬車裡等待他到站，馬車是用四匹棕黃色的馬拉套的，但很小，幾乎像玩具一樣。路上還要走八個小時才到達卡齊米爾洛夫斯卡。科熱尼奧夫斯基寫道，管家在我身邊坐下之前，親切貼心地幫我穿上一件一直拖到我腳尖的熊皮大衣，給我戴上一頂帶有護耳的巨大毛皮帽子。當馬車開動，由輕微、有規律的鈴鐺聲伴隨著，我開始了返回童年的冬季之旅。憑著可靠的直覺，這位大約十六歲的年輕馬車伕在茫茫無盡、冰雪皚皚的原野中找到了路。我注意到，科熱尼奧夫斯基繼續寫道，我們馬車伕的方向感令人驚異，他從來不在任何地方猶豫，沒有一次走錯路，這位年輕的馬車伕，管家說，是老馬車伕約瑟夫的兒子，約瑟夫原來一直全心全意地給我已經過輩的外祖母博普洛夫斯卡駕車，後來為主人塔德烏什服務的時候忠心也絲毫未減，直到霍亂奪走了他的性命。他的妻子，管家說，也因為這種隨著冰雪嚴寒而來的疾病去世了，一整屋的孩子，只有現在這位坐在我們前面駕御著馬的聾啞的年輕人倖存了下來。人們從來沒有把他送去什麼學校上過學，從來沒有想到他會派上什麼用處，直到發現馬兒不聽任何一個僕人的話，卻對他很順從。當他差不多十一歲的時候，一個偶然的機會人們發現整個地區的地圖，連每一個拐彎都精確地裝在他腦子裡，好像他一出生腦子裡就有地圖一樣。我從來沒有，科熱尼奧夫斯基緊接著陪在他身邊的管家告訴他的話繼續寫道，像當時那樣從容安心地駛入在我們周圍不斷蔓延開來的黃昏之中。就像以前，很久之前，我看到太陽從地平線上落下。一輪巨大的紅日沉入雪裡，就像在海面上落下。我們極速地駛進現在正在襲來的黑暗，駛入無邊無垠的、與星空搭界的白色荒野，在這片荒野上，被樹木包圍著的村莊就像一座座陰影之島在漂流。
在去波蘭和烏克蘭之前，科熱尼奧夫斯基就已經在努力謀求上剛果商貿股份有限公司的職位了。從卡齊米爾洛夫斯卡回來後，他緊接著再次前往設在布魯塞爾的德·佈雷德羅德大街的公司總部，拜訪了總經理阿爾貝·蒂斯。蒂斯那果凍般的肉體被塞進了對他而言實在太小的小禮服裡面，他坐在整面牆都貼著非洲地圖的昏暗的辦公室，還沒有等科熱尼奧夫斯基提出要求，就毫不猶豫地給了他船長的職位去管理在剛果河上游運輸航行的蒸汽船，很有可能是因為它的船長，一位名叫弗賴斯萊本的德國人或者丹麥人，剛被土著殺害了。經過兩個星期匆匆忙忙的準備，在由看起來像鬼怪骷髏的公司顧問醫生對其熱帶適應性進行了粗略的檢查之後，科熱尼奧夫斯基就乘火車前往波爾多，登上了五月中旬開往博馬的「維爾·德·馬賽約號」輪船。在特內里費島的時候，他就受到了不祥預感的侵襲。生活，他在寄往布魯塞爾剛剛喪夫的美麗阿姨瑪格麗特·波拉多夫斯卡的信中寫道，就是一場悲劇——許多夢想、一束罕見的幸福之光、一點點的憤怒，然後是幻滅、多年的痛苦和終結——無論好壞，一個人都必須在其中扮演他的那部分角色。因為這種不好的情緒，科熱尼奧夫斯基在長時間的海上旅行期間逐漸認識到了整個殖民企業的荒誕。日復一日，海岸都不變，似乎人們站在原地不動一樣。不過，科熱尼奧夫斯基寫道，我們還是路過了不同的碼頭和國外代理點，它們有著諸如大巴薩姆或者小波波的名字，這些名字似乎都來源於荒誕的玩笑話。有一次我們經過一艘戰船，它停靠在一處狹長的海濱地帶，這片地區荒涼得很，連一個村莊的影子都看不到。目光所及之處，只有海洋、天空和稀稀拉拉的綠色灌木植被。旗子在桅杆上軟弱無力地掛著，沉重的鐵製駁船在油膩的海浪中遲鈍地起伏，那些間隔均勻的六英寸口徑加農長炮明顯在毫無目的、毫無企圖地把炮彈射向陌生的非洲大陸。
波爾多、特內里費島、達喀爾、科納克里、獅子山、科托努、利伯維爾、盧安果、巴拿納、博馬——在四個星期的海上航行之後，科熱尼奧夫斯基最終到達了剛果，他童年時代最遙遠的夢想目的地之一。那時剛果還只是非洲地圖上的一塊白斑，他經常彎著身子坐在地圖旁，一連幾小時，口中默唸著那些彩色的名字。在世界這一部分的內部，當時幾乎還沒有畫上任何東西，沒有鐵路線，沒有道路，沒有城市，因為繪圖員喜歡在這樣的空白區域中畫上某隻具有異域風情的動物，比如一頭咆哮的獅子或者一條獸口大開的鱷魚，所以，剛果河被畫成了一條橫穿這片巨大土地的彎彎曲曲的蛇，當時只知道它的源頭遠離海岸幾千英里。當然現在地圖已經被填滿了。這塊白斑已經成了一片黑暗的地方。事實上，在大部分還沒有被書寫出來的整個殖民主義歷史上，幾乎沒有比所謂的開發剛果這一章更加黑暗的章節。一八七六年九月，出於人們能夠想象得到的最有好意的目的，在把所謂的民族和個人利益放到最後的前提下，國際非洲勘探與文明協會宣佈成立。來自社會各界的上層人士，如貴族階層、宗教界、經濟界和經濟金融事業界的代表，參加了成立大會。國王利奧波德，這家模範企業的贊助者，解釋說，相比今天達成一致的目標，人類的朋友們再也沒有其他更加崇高的目的可以追求了，即：開發我們地球上直到今天還沒有享受到文明福利的最後一個部分。利奧波德國王說，人們要衝破今天還把許多民族困在其中的黑暗，進行一次十字軍東征，它的目的就是要把這個進步的世紀圓滿地引向結尾。這一宣告所表達的崇高意義在隨後自然是蒸發了。一八八五年，利奧波德，現在的頭銜是剛果自由邦國王，這位唯一不受任何人管束的統治者統治著非洲第二長河和一百萬平方英里、足足是其祖國一百倍大的領土，他現在開始剝削它們取之不竭的財富，無需任何顧慮。剝削的工具就是貿易公司，比如上剛果商貿股份有限公司，它之後傳奇般的資產收益都是建立在獲得全體股東和所有在剛果工作的歐洲人認可的強迫勞動和奴隸體系基礎之上的。在剛果的一些地區，土著居民因為受到超高勞動效率的壓榨而大量減少，僅剩下一小部分，而且從非洲其他地區和海外拉來的苦力也一群一群地死於痢疾、瘧疾、天花、腳氣病、黃疸、飢餓、體虛和肺癆。一八九〇年到一九〇〇年間，據估算，每年都有五十萬名沒有名姓、在任何一份年報中都沒有記錄的受害者失去生命。在同一時間段，剛果鐵路公司的股票價格從三百二十比利時法郎上漲到了二千八百五十比利時法郎。
到達博馬後，科熱尼奧夫斯基從「維爾·德·馬賽約號」輪船換到了一艘小型內河蒸汽船上，他乘著這艘船於六月十三日到達了馬塔迪。從這裡開始，他必須走陸路，因為剛果河在馬塔迪和斯坦利湖之間的這一段因為數量眾多的瀑布和急流而無法通航。馬塔迪是一處破落的、被它的居民稱為石頭之城的居民點，它像一個膿瘡覆蓋在千百年以來就被丟棄的碎石之上，這些碎石是被不間斷地發出隆隆聲響的巨型盆地碎石場扔在這條四百公里長、時至今日還沒有被征服的河段的出口處的。在碎石堆和被生鏽的波紋白鐵皮覆蓋著的、隨意搭建在這一地區的窩棚之間，在水流噴湧而出的高聳礁石之下，以及在河岸陡峭的斜坡之上，到處都可以看見一群群在勞作的黑人和運輸隊伍，他們排著長隊向前走，穿過這片難以通行的地帶。只是在他們中間，到處都站著穿著淺色西服、頭上戴著白色盔帽的監工。在這座充滿了永不停歇的咆哮、讓他想起角鬥場的巨型採石場待了好些時日，他才偶然在這個居民點以外不遠處發現一個地方，就像日後他讓他的代言者在《黑暗的心》中講述的，在那裡，被疾病摧毀的人、被飢餓和勞作掏空的人躺倒死去。就像經過了一場屠殺，他們在暗淡的暮色中躺在峽谷的地上。顯然人們並不能阻擋這些幽靈，如果它們悄悄離開進入叢林。它們現在自由了，同包圍著它們、它們將逐漸溶解於其中的空氣一樣自由。漸漸地，馬洛講道，由黑暗中滲出光芒，它們來自盯著我看的一些眼睛。我彎下身去，看到我手邊有一張臉。慢慢地眼皮抬了起來。過了一會兒，在空洞的目光後面遠處的某個地方，一團模糊不清的閃光在挪動，立馬又熄滅了。一個尚未長到青春期的人嘆出了他最後一口氣，而那些尚未累垮的人揹著裝滿食物的重擔、工具箱、引爆裝置、各種武器裝備、機器零件和拆散的船身，穿過沼澤和森林，走過被陽光烤乾的高原，或者在帕拉巴拉山邊以及姆波佐河邊奮力修建日後將會連線馬塔迪河與剛果河上游的鐵路線。科熱尼奧夫斯基精疲力竭地走過的這段路程，沿線日後將會形成松戈羅、圖姆巴和蒂斯維爾這幾個聚居點。他隨身帶了三十一名挑夫，還有一個超重的法國人阿魯充當令人討厭的嚮導，每當離下一個蔭涼點還有幾英里遠時，阿魯經常就會昏厥過去，以至於在很長的路程中必須躺在吊床裡被人抬著走。這次長途跋涉持續了將近四十天，在這段時間裡科熱尼奧夫斯基開始領會到，讓他受苦受難的辛勞並沒有把他從僅僅由於他身在剛果而承載在他身上的罪責中解脫出來。雖然從利奧波德維爾開始，他還是乘的一艘蒸汽船「比利時國王號」溯流而上直到斯坦利瀑布，但他原本追求的計劃，即接任商貿股份有限公司的經理一職，此時卻使他感到極其嫌惡。瓦解一切的潮溼空氣，隨著心跳一起搏動的太陽光，河面上總是被氤氳霧氣遮蔽的遙遠前方，讓他感覺一天天顯得越來越不對勁的同伴——他知道，他肯定會返航的。他在寄給瑪格麗特·波拉多夫斯卡的信中寫道：在這裡，男人和事物，尤其是男人，一切都令我感到厭惡。所有這些非洲店主和象牙商人都有種奸猾狡詐。我很遺憾來到這裡。甚至痛苦地感到後悔。回到利奧波德維爾後，科熱尼奧夫斯基就病了，身體垮了，心理也受到折磨，他想死。從現在開始，他時而拾筆寫作，時而陷入長長的絕望，但是從博馬踏上回家旅程之前，他還要待三個月的時間。一八九一年一月中旬他到達奧斯坦德，就是在這同一個港口，短短幾天後，一位名叫約瑟夫·勒維的先生登上開往博馬的蒸汽船「比利時王子號」離開了。勒維，當時才七歲的弗朗茨·卡夫卡的舅舅，作為以前在巴拿馬待過的人，自然知道有什麼在等待著他。他在馬塔迪不同的重要職位上一共將要工作十二年的時間，其中包括五次回歐洲、每次逗留幾個月的療養和休假，馬塔迪的生活條件對他這樣的人來說慢慢變得稍微可以承受一些。比如說一八九六年七月，時值圖姆巴中繼站落成儀式，除了當地的美食，受邀客人還可以品嚐到歐洲的菜餚和葡萄酒。在這次值得紀念的事件結束兩年後，當時已經晉升為貿易工作總負責人的勒維（圖中最左邊）在剛果鐵路線最後一個路段的開通慶典上，獲得了由利奧波德國王親自頒發的金質皇家獅子勳章。
科熱尼奧夫斯基在到達奧斯坦德之後立刻就前往布魯塞爾看望瑪格麗特·波拉多夫斯卡，現在他覺得比利時帝國首都建築越來越浮華，就像一座在黑人軀體大祭禮之上豎立起來的墓碑，而街道上的行人彷彿一個個都身負著黑暗的剛果秘密。事實上在比利時，時至今日還能見到一種在別處很少見到的特別的醜陋性，它被打上了對剛果進行瘋狂殖民掠奪的時代烙印，表現為某些沙龍的病態氛圍，還表現為引人注意的民眾畸形比例。不管怎樣我還能清楚地記得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第一次去布魯塞爾，我在路上見到的駝背和精神病人比一整年中在其他地方見到的都要多。是啊，有一天傍晚，我在聖海內敘斯-羅德的一家酒吧裡面甚至看到一位畸形的、因為痙攣性抽搐而發抖的檯球手，輪到他擊球的時候，他都要在一種完全安靜的狀態中平復好一會兒，然後才能保證不出差錯地完成艱難的二球連擊。我曾在坎佈雷森林公園旁的酒店住了幾天，酒店用笨重的熱帶珍貴硬木傢俱、各種各樣的非洲戰利品以及大量（有一些相當大株）的盆栽植物，如葉蘭、龜背竹和一直長到四米高的天花板的橡膠樹裝點佈置而成，以至於在白天也能有一種巧克力色的昏暗印象。我還在我面前清楚地看到雕有繁複紋飾的結實的餐具櫃，櫃子上的一邊在一個玻璃罩下面放著一件用假樹、絲綢蝴蝶和微小的蜂鳥標本製作而成的裝飾品，另一邊放著水果造型的圓錐形瓷器。不過對我而言，自從我第一次去布魯塞爾以來，比利時醜陋性的縮影就是獅子紀念碑和人們所說的滑鐵盧戰場的歷史遺蹟。我已經不清楚當時為什麼去了滑鐵盧。但是我還記得我怎樣從公共汽車站出發沿著一塊光禿的農田，路過一片由像小木屋但同時高高聳立的房子組成的村落，來到僅僅由紀念品店和便宜小餐館組成的地方。在那個鉛灰色的聖誕節前一天，當然連一個遊客的痕跡都沒有。
連一個學生都看不到。然而，儘管這個地方似乎被人遺忘了，但還是有一小隊裹著拿破崙式服裝的人，敲鑼打鼓地遊行穿過寥寥幾條小巷，走在最後的是一個邋里邋遢的、妝化得像鬼畫符的隨軍女商販，她拖著一輛古怪的兩側有柵欄的小車，車上載著一個小籠子，籠子裡關著一隻鵝。好一會兒我都在盯著這群讓我感覺似乎一直在不停地巡遊的人，他們一會兒消失在一棟棟屋子之間，一會兒又從某個地方冒了出來。最後我還買了一張入場券，進入了一座高大的拱頂圓形建築，在裡面，一個人可以站在中央一個凸起的觀景平臺上全方位俯瞰滑鐵盧戰爭——這是全景畫創作者最喜歡的題材——彷彿身處這次大事件的虛構中心點。緊挨著木製欄杆下方的舞臺佈景裡，在血跡斑斑的沙地上，在樹樁和灌木叢之間躺著真實大小的馬匹，還有被殺死的步兵、騎兵、輕裝騎兵，他們的眼睛因為痛苦而扭曲或被戳瞎，還有蠟做的人臉、活動佈景、皮革物件、武器、護胸鎧甲以及很有可能用海藻、回絲和諸如此類的東西填充而成的色彩鮮豔的制服，它們看起來都十分逼真。在三維的、被昔日時光的冰冷灰塵覆蓋的恐怖景觀上方，我的目光水平地掃過這幅巨大的環狀畫作，它是由法國海景畫家路易·杜蒙坦於一九一二年在這座像馬戲場一樣的圓形建築的一百一十米乘十二米的內牆上創作出來的。如果一個人慢慢繞著圈走，他會想，這是再現歷史的藝術。它是以視角的虛構為基礎的。我們，這些倖存者，都是從上往下觀看一切事物的，而且是同時看到一切事物，不過卻並不知道當時的情形。荒野向四周延伸，在這裡，五萬名士兵、一萬匹戰馬在短短數小時之內突然喪命。在戰役結束的那天晚上，這裡肯定充滿了不絕如縷的痛苦哀吟。而現在這裡除了褐色的土地別無一物。人們當時是如何處理這所有的遺體和骸骨的？它們是不是都被埋進了這座錐形紀念碑之下？我們是不是站在死屍堆上？這就是我們最終的觀察點？站在這樣的地方俯瞰到的歷史是否真實可信？在布萊頓附近，別人曾經告訴我，離海邊不遠的地方有兩片小樹林，它們是滑鐵盧戰役之後種植的，目的是為了紀念這場值得紀念的勝利。其中一片形狀好像拿破崙的三角帽，另一片好像威靈頓的靴子。當然從平地上是看不到這些輪廓的。人們說，這些象徵圖案當初是為日後熱氣球觀測而設計的。那天下午在觀看全景畫的時候，我還往一個箱子裡投了一些硬幣，聆聽了這場戰役的佛蘭芒語講解。各種各樣的經過我最多隻聽懂了一半。奧安的凹路，威靈頓公爵，普魯士炮兵小分隊的戰車，荷蘭騎兵的反擊——戰鬥很可能像大多數情況一樣互有勝負。並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那時沒有，如今也沒有。當我把眼睛閉上的時候，我才看到——我記得很清楚——一顆炮彈劃過一道斜線穿過一排楊樹，被扯斷的綠色枝條在空中飄動。然後我還看見法布里齊奧，司湯達筆下的這位年輕英雄，臉色慘白，兩眼通紅，在戰役中四處奔跑，一位上校從馬上摔下來，立刻費力地重新站起來，對他手下的兵士們說道：我只是感覺右手的舊傷疼，其他沒什麼。——返回布魯塞爾前，我在一家餐廳取了一會兒暖。在房間的另一頭，一位駝背的退休婦人坐在從比利時牛眼形玻璃照射進來的模糊光線中。她戴著一頂棉質女帽，穿著一件厚厚的粒結面料冬大衣，戴著無指手套。女服務員給她端來了一個盤子，裡面有一大塊肉。這位老婦人盯著它看了一會兒，然後從她的手提包裡拿出一把帶木質手柄的鋒利的刀，開始切起肉來。她的生日，我現在想，可能應該是和剛果鐵路建成的時間點差不多的時候。
一九〇三年，時任英國駐博馬領事羅傑·凱斯門特將開發剛果過程中對土著居民施加罪行的方式和程度首次公佈於眾。科熱尼奧夫斯基曾經當著一位倫敦熟人的面說，凱斯門特可能報道的都是他——科熱尼奧夫斯基——長久以來試圖忘記的事情。在一份呈遞給外交大臣蘭斯唐勳爵的實錄中，凱斯門特詳細說明了對黑人毫不體諒而無節制的剝削，他們在殖民地的所有工地上都被強迫無償勞作，只能獲得最起碼的食物，經常被鏈條鎖在一起，按照固定的節奏從日出一直做到日落，最後毫無疑問因虛弱而昏厥。如果誰沿著剛果河逆流而上，誰沒有被金錢的慾望矇蔽雙眼，凱斯門特寫道，那麼，在他眼前就會展現出整個民族垂死掙扎的場景，各種細節撕裂心靈，殘酷性遠超《聖經》中的受難故事。凱斯門特言之鑿鑿地寫道，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苦工奴隸被他們的白人監工摧殘致死，濫用刑罰致殘、砍下手腳、用手槍處決屬於在剛果為了維持紀律而被每天執行的懲罰措施。為了緩解凱斯門特的干預造成的局面，同時也是為了評估凱斯門特的顛覆活動給比利時殖民事業造成的危害，國王利奧波德邀請他前往布魯塞爾進行一次當面談話。他認為黑人的勞動產出，利奧波德說，是完全合法的稅收替代方式，如果說有時，他不想完全否認，白人看管人員以引起人們憂慮的方式採取了干預措施，這也是因為剛果的氣候在一些白人的腦袋中觸發了一種痴呆症，很遺憾他們無法及時避免這種症狀，這是一個令人遺憾的但幾乎無法改變的事實。因為無法用這種論據改變凱斯門特的觀點，所以利奧波德利用了國王在倫敦可以施加影響力的特權。結果就是，藉助外交上的雙重性，一方面凱斯門特的報道被稱讚具有典範性，因此作者被授予了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勳章二等勳的頭銜，然而另一方面卻沒有做什麼有可能妨礙比利時獲取利益的事情。若干年後，當凱斯門特——很可能出於暫時打發麻煩之人的潛在動機——被派往南美時，他在秘魯、哥倫比亞和巴西的叢林地區揭露了在許多方面與剛果相類似的社會狀況，只是這裡實施操作的不是比利時的貿易公司，而是總部位於倫敦市的亞馬遜公司。當時在南美洲，所有的部落也都被滅絕了，整個地區都被燒燬了。凱斯門特的報告和他為沒有權力和受迫害的人的無條件付出，雖然在外交部絕對喚起了人們的某種尊敬，但同時許多起決定性作用的高官也在搖頭，因為他們覺得這種熱情是唐吉訶德式的不切實際，對於這位本身大有希望的外交使臣的職業晉升肯定是無益的。他們嘗試控制事態，明確表示要將凱斯門特封為貴族，以表彰他為地球上被奴役的部族所作出的貢獻。然而凱斯門特並不準備轉到權力的身邊；恰恰相反，他愈加深入地研究這種權力的本質和根源以及由它產生的帝國主義心性。這麼做的後果就是他在此過程中最終發現了愛爾蘭問題，也就是他自己的問題。凱斯門特是在安特里姆郡長大的，父親信仰新教，母親信仰天主教，從他接受的整個教育來看，他屬於那類將維持英國對愛爾蘭的政治統治視為畢生使命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幾年時間內，愛爾蘭問題開始激化，這時凱斯門特開始把愛爾蘭「白種印第安人」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與其他感情衝動相比，他的意識受到同情的影響更深，因此他愈發強烈地感受到施加在愛爾蘭人身上的幾個世紀的不公。將近一半的愛爾蘭人口被克倫威爾計程車兵殺害，後來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被作為白種奴隸送到了西印度群島，不久前超過一百萬的愛爾蘭人死於飢餓，每一代成長起來的後代中大多數人都一如既往被迫離開祖國流浪異鄉，所有的這一切都在他腦子裡縈迴不散。凱斯門特最終的決定是在一九一四年作出的，那時自由黨政府為解決愛爾蘭問題而建議實施的地方自治法案失敗了，原因在於不同的英國利益團體，無論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支援北愛爾蘭新教徒發動狂熱起義。我們不會屈服於阿爾斯特對愛爾蘭自治的抵抗，即便英聯邦受到震動。弗雷德里克·史密斯宣佈，他是新教少數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這一少數派所謂的保王主義已經準備好在必要的時候用武器反抗政府的軍隊以保衛他們的特權。人們成立了成千上萬人的阿爾斯特志願者組織，在南方，還組建了一支由志願者組成的軍隊。凱斯門特參加了徵兵和軍需裝備工作。他把他獲得的勳章又送回了倫敦。之前發放給他的退休金他也分文未用。一九一五年年初，他帶著秘密使命前往柏林，想要說動帝國政府提供武器給愛爾蘭解放軍，還想說服在德國的愛爾蘭戰俘聯合成一支愛爾蘭小軍旅。兩項計劃都失敗了，凱斯門特被一艘德國潛艇送回了愛爾蘭。筋疲力盡到奄奄一息，又被冰冷的海水凍透，他在特拉利附近的班拿海濱的海灣涉水上岸。現在他五十一歲了。他接著就會被逮捕。他能做的只是通過一位教士釋出未能獲得德國幫助這則訊息，設法阻止為全愛爾蘭策劃的、現在註定要失敗的復活節起義。
如果在都柏林肩負著責任的理想主義者、詩人、工會成員和教師仍然在一場持續七天的巷戰中犧牲了自己，也讓那些聽從他們指揮的人獻出了生命，這就是另一回事了。當起義被鎮壓的時候，凱斯門特坐在了倫敦塔的單人牢房裡。他沒有法律顧問。弗雷德里克·史密斯被選為控方代表，他現在已經升任為首席檢察官，如此一來，審判的結果從一開始就幾乎已經被確定好了。為了杜絕有影響力的人物為其發出赦免申請的可能性，他們利用了那本在搜查凱斯門特公寓時無意中發現的所謂的黑色日記本，它裡面包含了被告的同性戀關係記錄，這些記錄的時間明確，他們從中摘選出一些片段轉交給了英國國王、美國總統和教皇。直到不久前一直鎖在英國國家檔案局——位於倫敦西南的裘園——的凱斯門特黑色日記本，其真實性長時間以來都被視為非常可疑，因為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此前不久，在審判所謂的愛爾蘭恐怖分子時負責提供證明材料和起草起訴書的國家行政和司法機關多次作出草率的猜測和假設，而且故意偽造犯罪事實。對於愛爾蘭獨立運動的老兵來說，他們烈士中的一位竟然被宣判了英國的罪名，這是無論如何不可想象的。儘管如此，自從這些日記於一九九四年春被公之於眾，人們便不再懷疑它們是凱斯門特的親筆。唯一能從中得出的結論就是：可能正是凱斯門特的同性戀特質，才使他能夠跨越社會階級和種族，從而認識到遠離權力中心且持續存在的壓迫、剝削、奴役和滅絕行為。不出人們意料，老貝利街的叛國案審理進行到最後，凱斯門特被判有罪。主審大法官雷丁勳爵，本名魯弗斯·艾薩克斯，對凱斯門特進行了最終宣判。你將被帶到一個合法的監獄，他對他說，然後從那裡被帶去一個行刑的地方，並將在那裡被執行絞刑，直到你死去。一九六五年，英國政府才允許從彭頓維爾監獄院子裡扔屍體的石灰坑中把羅傑·凱斯門特的屍骨挖出來，很可能它們再也無法辨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