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八月，一個濃雲低鎖的日子，我乘著柴油內燃機火車去往下面的海邊，這輛車子已經上了年紀，連玻璃上都沾滿了油煙，當時在諾里奇和洛斯托夫特之間來回往返。車上，我們寥寥幾個乘客在昏暗中坐在磨損嚴重的淡紫色座墊上，大家都朝著行駛的方向，儘可能相互離得遠一點，且如此緘默，似乎有生之年還沒有說過一句話。大多數時間裡，這輛輪子在軌道上不穩定地晃動的火車都在滑行著，因為去往海邊幾乎總是緩緩的下坡路。只是中途有時候會猛地一震，整個車廂都在震動，那是傳動裝置開始運轉，這時候有一陣可以聽到齒輪在磨擦的聲音，之後在有規律的跳動下，我們像原先一樣繼續向前行駛，路過一片片民居後花園、市郊小菜園、瓦礫堆和貨物堆場，來到了在城市東郊延展的沼澤地區。經過布蘭德爾、布蘭德爾花園、布肯漢姆和坎特利（那裡有一家甜菜煉糖廠坐落在綠色田野中一條死路的盡頭，廠裡豎立著一座冒著濃煙的煙囪，就像一艘蒸汽船緊靠著防波堤），之後鐵路線就順著耶爾河伸展，直到在裡德漢姆那裡跨河，拐了一個大彎，來到朝著東南方向一直延伸到海邊的平原。這裡沒什麼可看的，除了時不時有一座孤單的田園哨所，除了草和起伏波動的蘆葦、一些倒下的柳樹，以及傾頹的磚石堆，它們就像滅亡文明的紀念碑，還有無數殘存的風車泵站和風車磨坊，白色的翼板傾倒下來，懸掛在哈弗蓋特島上沼澤的水草上方，這樣的風車原本在海岸線後面到處都是，直到它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十年間一座接著一座地被關停。
我們再也不能想象，其中有個人對我說，他的童年可以追溯到風車磨坊依然在轉動的年代，他說，曾經在這片土地上，每一架風車都好比圖畫上的眼睛裡閃爍的光芒。當這些光芒黯淡的時候，在某種意義上整個地區也隨之黯淡下來。有時候我想，當我看過去的時候，一切都已經逝去。——繼裡德漢姆之後我們還在哈迪斯科和赫林弗利特停靠過，它們是兩個散落的村莊，幾乎沒什麼可看的了。在下一站，即鄉村城堡薩默萊頓，我下了車。這臺內燃機車又猛地向前開動，身後留下一片濃煙，在前面老遠的地方拐了一個弧度平緩的彎，消失了。這裡並沒有車站，只是一個開放的風雨棚。我沿著空空的站臺走著，左邊是看上去一望無際的沼澤地，右邊在一堵低矮的磚牆後面，是莊園的灌木叢和大樹。哪裡都沒一個可以問路的人。從前，我想，當我背上背包從木頭小徑穿過軌道的時候，這裡可能是另外一番樣子，因為以前在薩默萊頓莊園這樣一座宅子裡，人們為了完善配置所需的東西，為了對外維持從未獲得完全保障的地位所需的東西，幾乎都是裝在塗成橄欖綠色的蒸汽機車的貨運車皮中運到這個車站來的——各種各樣的裝備，新的鋼琴，窗簾和門簾，浴室用的義大利釉面磚和龍頭，溫室用的蒸汽鍋爐和水管，園藝公司送來的貨品，一箱一箱的萊茵河紅葡萄酒和波爾多紅葡萄酒，割草機，一大盒一大盒倫敦產的用鯨鬚撐起來的塑身胸衣和克莉諾林襯裙。現在什麼東西都沒有，什麼人也沒有，沒有戴著閃亮制服帽的車站站長，沒有一個職員，沒有馬車伕，沒有拎著大包小包的旅客，沒有狩獵協會會員，既沒有穿著結實的粗花呢套裝的男士，也沒有穿著優雅的旅行服的女士。這是一個可怕的時刻，我經常這麼想，一整個時代已經成為歷史。今天，薩默萊頓莊園就像大多數有名的鄉紳宅邸一樣在夏季對付費遊客開放。但這些遊客並不是乘坐柴油內燃機火車來的，他們是開著自己的汽車從大門進來的。整個旅遊業，自然而然地，都隨旅客進行了調整。不過如果誰像我一樣從火車站進來，那麼他——如果他不想繞著一半的區域先走一大段路——就必須像一個藏在路邊的樹叢中準備行竊的小偷一樣爬過圍牆，艱難地穿過灌木叢，才能夠到達莊園。正當我從大樹叢中走出來的時候，我發現一輛小火車穿過田野冒著蒸汽向前開去，裡面閒坐著許多人，他們讓我想起了馬戲團裡穿著衣服的狗或者海豹；這就像一堂古怪的進化史課一樣觸動了我，進化史有時會用某種自嘲來概括其過往的階段。坐在這輛小火車的最前面揹著售票包的，集列車售票員、駕駛員和馴獸老闆這些身份於一體的，是如今的薩默萊頓勳爵，女王陛下的馴馬師。
薩默萊頓莊園在中世紀盛期屬於菲茨奧斯伯特家族和傑尼根家族所有，在之後的幾個世紀內，莊園的所屬權在一系列或通過婚姻或因為血緣而聯絡在一起的家族之間輾轉。它從傑尼根家族手裡轉到溫特沃思家族，從溫特沃思家族手裡轉到加尼家族，從加尼家族手裡轉到艾倫家族，從艾倫家族手裡轉到安古伊什家族，而安古伊什家族在一八四三年絕代消亡了。同年，悉尼·戈多爾芬·奧斯本勳爵——這個絕代家族的一位遠親，並不願意繼承其遺產，於是把整個不動產轉讓給了一位叫莫頓·佩託的爵士。佩托出身於最最底層的階級，必須從零工和泥瓦匠小工一步一步走上來，他買下薩默萊頓莊園時剛好三十歲，卻已經是他那個時代最為出名的企業家和投機商之一了。在對倫敦城的重大工程，比如說亨格福德市場、改革俱樂部、納爾遜紀念柱和西區若干劇院的規劃和實施中，他在各個方面都樹立了新的標杆。此外，他還通過資金參股的方式，在加拿大、澳大利亞、非洲、阿根廷、俄羅斯和挪威拓展鐵路事業的過程中於最短的時間之內獲得了鉅額財富，因此他現在正處在這樣一個時間點上，即他必須設定一處在舒適和奢華方面超越一切現有莊園的鄉村宅邸，從而圓滿升入最上流的社會階層。事實上，莫頓·佩託在數年之內就拆毀了舊的地主莊園，並在同一地塊上完成了他的夢想作品：一座盎格魯-義大利式的親王宮殿。一八五二年，《倫敦新聞畫報》及其他主流雜誌對新建的薩默萊頓莊園進行了極其熱情洋溢的報道，莊園的特殊名聲似乎在於其內部裝飾和外部世界之間的過渡幾乎不為人所察覺這一點。參觀者幾乎說不出來自然在哪裡結束，藝術在哪裡開始。客廳和溫室連通，通風走廊和陽臺交替。有走廊，它們相匯於一個總是井水汩汩的長滿蕨類植物的人造山洞；有鋪滿落葉的花園走道，它們在一座奇幻的清真寺的圓頂下相交。可下降的窗戶使得空間向外開放，於是美麗的風景就映現在房裡的鏡牆上。棕櫚樹屋和橙園，看上去像一塊綠色天鵝絨料子的草坪，檯球桌的罩子，晨房和休息室以及陽臺上馬略卡花瓶中的花束，絲質牆布上的極樂鳥和金雞，鳥舍中的金翅雀，花園裡的夜鶯，飾有阿拉伯式藤蔓花紋的地毯，還有被黃楊木樹籬圍起來的大花圃，所有的一切都在閃耀著一種光芒，能夠喚起一種對自然生長和人工製造之間完美和諧的幻想。最最奇妙的，當時的一篇報道這麼寫道，是夏夜裡的薩默萊頓莊園，當無與倫比的、由鑄鐵柱子和支架支撐著的、在金絲銀線鑲嵌的外形中顯得無比輕盈的玻璃花房由內而外散發著光芒，閃耀著光輝。無數盞圓筒芯的燈裡嘶嘶地燃燒著瓦斯，跳躍著白色的火焰，這些燈藉助它們的鍍銀反射器散發著跟隨我們地球的生命之流一起搏動的、明亮無比的光芒。
就連柯勒律治在他抽著鴉片打盹時替他的蒙古王公忽必烈汗勾勒出來的景象也沒有這樣奇幻。現在請您想象一下，這位記者繼續寫道，您在社交晚宴中於某一時刻和一位身邊的人一起登上了薩默萊頓莊園的塔樓並站在上面，一隻夜鳥恰巧在此時的畫廊上空飛過，無聲無息的翅膀擦著你們而過！寬闊的林蔭道邊立著一棵棵椴樹，微風把它們的迷人花香吹向站在高處的你們。你們看到在你們下方是非常陡峭的、被深藍色的石板瓦覆蓋著的一片片屋頂，還有在玻璃房雪白色光芒的反光中顯得同樣黑暗的一塊塊草坪。在莊園外邊稍遠一些的地方，黎巴嫩松的影子在左右晃動；櫻桃園裡，膽小的動物們在睡覺時都會睜著一隻眼睛；在最最外面的籬笆那邊，沼澤地一直延伸到目力可及之處，磨坊的風車在風中轉動。
薩默萊頓莊園已經不會給今天的遊客留下什麼東方童話宮殿的印象了。玻璃遊廊和棕櫚樹屋——它高聳的圓頂曾經照亮了夜空，都在一九一三年的一次瓦斯爆炸後焚燬殆盡，之後便被拆除了。將一切安排得妥妥貼貼的一眾僕從，男管家、馬車伕、司機、園丁、廚女、針線女工和近身侍女，都早已被遣散。現在，一排排房間看上去略顯荒廢，落滿埃塵。天鵝絨窗簾和酒紅色的燈罩已經褪色，軟墊傢俱已經被坐壞，供人穿行的樓梯間和走廊堆滿了沒有用處的馬戲團零碎雜物。有一個樟腦木旅行箱，從前的一位房主也許帶著它去過奈及利亞，或者去過新加坡，箱子裡有舊的槌球槌和木製的球，還有高爾夫球棒、檯球杆和網球拍，它們大多數都很小，似乎是小孩專用的，或者在流逝的歲月中縮小了。牆上掛著銅質的鍋、便盆、匈牙利軍刀、非洲面具、矛、遊獵戰利品、布林戰爭中的一次戰役的上彩凹版畫——名為《彼得山戰役和萊迪史密斯賑濟：觀測氣球上的鳥瞰》，還有一些很有可能是由一位和現代主義有關係的藝術畫家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六〇年間創作的家庭肖像畫，在這些畫上，被畫者的石膏色臉上呈現出可怕的猩紅色和淡紫色汙斑。門廳裡站著一個高達三米多的北極熊標本。它披著泛黃的、被蛾子蠶食的皮毛，就像一個因憂傷而衰老的鬼魅。事實上，當人們走過薩默萊頓莊園向遊客開放的房間時，他們不太確定自己到底身處薩福克的一座鄉村宅邸，還是一個非常偏僻、似乎遠在天邊的地方，是在北海的岸邊，還是在這片黑色陸地的心臟地帶。也無法一下子就說出現在是哪個年代、哪個世紀，因為許多時代在這裡重疊、共存。當我在八月的那個下午和一群時不時各處停留的遊客一起走過薩默萊頓莊園大廳時，我不得不好幾次想到當鋪或者舊貨店。但正是數不清的、一定程度上等待著進行拍賣的、一代代收藏累積起來的物件，使我對這座最終由各種各樣的荒誕古怪組成的宅邸產生了好感。我不禁想，在為大企業家和議員莫頓·佩託所有的時代，在從地下室到屋頂、從貴重餐具到廁所的一切都是嶄新的時候，在最微小的細節都完美和諧、品味好到嚴苛的時候，薩默萊頓莊園是何等地不入俗流。現在，這座地主莊園讓我覺得何等之美，因為它在不知不覺地走向瓦解的邊緣，接近寧靜的廢墟。另一方面使我感到壓抑沮喪的是，當我周遊了一圈之後重新來到室外，我在一個幾乎已經廢棄的鳥舍中看見了一隻孤獨的中國鵪鶉，它很顯然處於一種痴呆的狀態，在籠子右側的網格上爬上爬下，每當轉身的時候都要抖動腦袋，彷彿不明白自己是怎樣陷落到這樣一個沒有未來的境地。
與漸漸衰敗的房子不同，圍繞在它周邊的綠植，在當下，在薩默萊頓莊園輝煌時代的一百年之後，正處於它們生長的高峰期。雖然從前大大小小的花壇也許色彩花哨、保養得更好，但是現在，由莫頓·佩託種植的樹木填滿了花園上方的空間，還有已經為當時的遊客所讚歎的香柏，它們當中的一些伸展出來的枝杈覆蓋了超過四分之一摩爾乾的面積，此刻真可謂一樹一世界。還有紅杉，它們以六十多米的高度木秀於林；有稀有的西克莫樹，它們最外面的枝條垂到了草坪上，垂到了它們觸碰土壤的地方，在那裡紮根，為的是重新向上生長，完成一個圓滿的迴環。很容易就可以想象這些懸鈴木像水面上的同心圓一樣在大地上方擴充套件，很容易想象它們以這樣的方式佔領它們的周邊環境，從而逐漸衰弱，自身雜亂生長而枝葉擁塞，然後從內部開始枯萎。姿態輕盈的樹中，有一些就像雲朵一樣在莊園上方飄蕩，另一些則呈現出一種深邃、濃密的綠色。樹冠像臺階一樣層層疊加，如果稍微改變一下眼睛焦距，望見的就彷彿是一條被濃密森林覆蓋的山脈。不過我覺得最最濃密、最最綠意盎然的要數薩默萊頓莊園的紫杉迷宮，它位於這片神秘地塊的中央，我在裡面徹頭徹尾地迷了路，以至於我只有在每一個被證實是歧路的灌木叢通道前用靴子的鞋跟在沙地上劃一道線，才能找到出口。後來，在挨著磚砌圍牆建起來的一長列菜園暖房中的一間，我和園丁威廉·黑茲爾聊了會兒天，他目前和一些並不嫻熟的助手一起養護著薩默萊頓莊園。當他知道我是從哪裡來的之後，他開始向我講述在學校的最後幾年和隨之而來的學徒階段，沒有什麼能比盟軍大轟炸讓他更加記憶猶新，這些轟炸行動是從一九四〇年後設定在東英吉利的六十七座飛機場向著德國進發執行的。黑茲爾說，幾乎找不出一個合適的概念來描述這種行動的規模。在行動期間的一千零九天裡，僅僅八支航空艦隊就使用了十億加侖汽油，扔下了七十三萬二千噸炸彈，損失了將近九千架飛機和五萬名人員。多少個傍晚，我都會看見轟炸機編隊從薩默萊頓莊園上空掠過；夜復一夜，我在入睡前都會想象一座座德國城市如何陷入火海之中，火光如何直衝天空，倖存者如何在廢墟中左尋右找。黑茲爾說，薩默萊頓勳爵有一天，當我在這間溫室修剪葡萄藤的時候，為了消磨時光在這給我打下手，他向我解釋了由盟軍執行的地毯式轟炸策略，緊接著給我拿來了一張大的德國地形圖，圖上標示著所有我從新聞報道中得知的地名，它們以一種奇怪的字型寫在這些城市的標誌性圖片旁邊，圖上根據城市居民人口規模畫著或多或少的山牆、城垛、鐘塔，此外如果涉及著名一點的地方的話，還有各自的標誌性建築，比如科隆大教堂、法蘭克福羅馬廣場、不來梅的羅蘭雕像。這些差不多郵票大小的城市圖片看起來就像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騎士城堡，事實上，那時候我就是把德國想象成一個具有中世紀風采、迷幻重重的國家。我一再地在我的地形圖上研究不同的地區，從波蘭邊境到萊茵河畔，從北部的綠色低地平原到深棕色的、有些地方常年被冰雪覆蓋的阿爾卑斯山，拼寫著當時被摧毀的那些城市的名字：不倫瑞克、維爾茨堡、威廉港、施韋因富特、斯圖加特、普福爾茨海姆、迪倫和一些其他地方。我用這種方式把整個國家背了下來，或者可以說，它們被刻進了我的腦子。無論如何，從那時起我就努力地去了解與大轟炸有關的一切。甚至在五十年代，我和佔領國軍隊同在呂訥堡的時候還學過一點德語，是為了——我那時設想——能夠閱讀由德國人自己寫的有關大轟炸和被毀滅的城市中德國人的生活的報道。不過令我吃驚的是，不久之後我就發現尋找這樣的報道總是毫無結果。那時似乎沒有人記錄，沒有人去回憶。即便是親自去問這些人，也好像這段歷史被從他們腦袋中擦去了一般。但是到了今天，如果看不到蘭卡斯特轟炸機、哈利法克斯轟炸機、「解放者」戰機和所謂的「飛行堡壘」編隊從灰色的北海上空飛向德國，在拂曉時分又疏疏拉拉地飛回來的話，我仍然不能閉上眼睛睡覺。一九四五年四月初，戰爭結束前不久，黑茲爾邊說邊把修剪下來的葡萄藤掃成一堆，我成了目擊者，見證了美國空軍的兩架「雷電」攻擊機是怎樣在薩默萊頓莊園上空墜毀的。那是一個天氣晴和的星期天早晨。我當時正在莊園的塔樓上——其實它是水塔，給我的父親幫忙做緊急的修理工作。當我們完成工作後，我們來到外面的觀景平臺，從那裡可俯瞰整個海岸線後面的地帶。我們還沒來得及四下環顧，歸隊的偵察機群中就有兩架出於純粹的狂妄自大在薩默萊頓莊園領地上空做了一次纏鬥。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玻璃駕駛艙裡飛行員的臉。兩架飛機的發動機發出尖嘯，它們前後追趕、並排競逐，穿過春天的明媚天空，直到機翼尖端在上升的時候相互碰到了。就像是一場友好的遊戲，黑茲爾說，然而現在它們墜落了，幾乎在瞬間。當它們消失在白楊樹和草地後面時，對墜機場面的預期使我體內的一切都繃緊了。但是既沒有噴射而出的火焰，也沒有騰起的煙霧。大海靜無聲息地吞噬了它們。直到數年後，我們才把它們拉了出來。一架叫「大傢伙」，另一架叫「羅累萊夫人」。兩名飛行員，來自肯塔基州凡爾賽市的羅素·p.賈德和來自佐治亞州雅典市的路易斯·s.戴維斯，不管他們還剩下什麼屍骨遺骸，都被葬在了這裡。
在和威廉·黑茲爾告別後，我花了足足一小時沿著鄉村街道從薩默萊頓莊園步行到洛斯托夫特，路上經過了一座巨大的、如要塞城扎牢在平地上的布蘭迪斯頓監獄，裡面最多可以容納一千兩百名囚犯服刑。當我到達洛斯托夫特外圍區域的時候，已經過了晚上六點鐘。在我必須走過的長長街道上沒有一個人影，我越接近中心地帶，我所見到的景象就越使我壓抑。我上一次來洛斯托夫特大約是十五年前，那是六月裡的一天，和兩個小孩去了海邊，我想象著我回憶的這個地方雖然已經變得有點落後，此外卻非常友好。現在，當我走進洛斯托夫特城裡的時候，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它怎麼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衰敗成這樣。
我當然知道洛斯托夫特的衰落從三十年代嚴重的經濟危機和蕭條開始之時就不可阻擋，但是在一九七五年前後，當鑽井平臺開始從北海里冒出來時，這個地方也曾懷有過好轉的希望，這樣的希望在被視為具有真正資本主義性質的撒切爾夫人執政時期一再活躍，直到它在狂熱的投機中最終消沉、破滅，一無所成。破壞性像一團地下之火，繼而像漫天大火那樣蔓延開來，造船廠和工廠被關閉，一家接著一家，直到對於洛斯托夫特而言僅僅剩下唯一的事實：它在地圖上標記著不列顛群島的最東端。如今在城市的一些街道邊，每兩棟房子中就有一棟要出售，企業主、商人和個人在債務中陷得越來越深，一週又一週地有失業者或者破產者上吊自殺，文盲已經佔到了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出來不斷陷入貧困的步伐何時能夠停止。儘管我已經知道了這一切，但我對在洛斯托夫特立即攫住我的絕望並無準備，因為在報紙上讀到有關大面積失業的報道是一回事，在暗淡無光的夜晚走過一行行聯排住宅，看到盡是殘破的外立面和荒蕪的屋前小花園，當最終到達市中心的時候，除了賭場、賓果遊戲室、彩票銷售點、影碟店、從昏暗的門中散發出酸啤酒味道的酒吧、廉價超市以及有著「海洋黎明」「海濱流浪者」「巴爾莫勒爾」「阿爾比恩」和「蕾拉·洛林」之類名字的可疑的住宿加早餐店之外，什麼都看不到，是另一回事。很難想象那些孤獨的度假客人和商務旅人會願意回到這裡來；維多利亞酒店，就像我那本在世紀之交後不久印製的旅行手冊上所寫的，是一家超級棒的花園酒店，對於這一點，當我順著用海軍藍油漆上色的臺階向上走到它的大門時，也並不容易認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站在空曠的前廳，穿過在度假旺季——如果說洛斯托夫特有度假季節的話——被人遺忘的廳室，直到我偶然遇到一位吃了一驚的年輕女士，她在前臺的名單上徒勞地尋找了一會兒之後，遞給我一把拴在木製梨形掛墜上的房門鑰匙。我想起來，她的穿著是三十年代的風尚，而且她避免注視我。她的目光總是垂向地面，要麼就是看向人身後，好像沒人存在一樣。之後，吃了一驚的這同一個人在大餐廳裡為我點了菜，我是當晚坐在那裡的唯一客人，稍後一份魚就被端上來了，這魚一定是在冰櫃裡面埋藏了幾年，沾著麵包屑的魚皮有些地方因為燒烤而焦煳了，叉子的齒尖碰到上面竟然彎曲變形。事實上，我費力地在這份東西的內部搜尋之後發現，就像最後所展現的那樣，除了它那堅硬的外殼之外就沒有別的組成物了，結果我的盤子在經過這樣的操作之後呈現出了一種可怕的景象。我從塑膠包裡費力擠出來的塔塔醬被沾上煤炱的麵包屑染成了帶一點灰的顏色，而這份魚本身，或者說要表現出魚的樣子的這份東西，有一半都破碎地躺在草綠色的英國豌豆和發出油膩光澤的炸薯條下面。我不知道我當時在這個貼了酒紅色牆紙的餐廳裡坐了多久，直到那個吃了一驚的女士，從背景中越來越昏暗的陰影裡急匆匆地走過來收拾桌子，顯然這座房子裡的所有工作全是她一個人處理的。也許我吃完飯把餐具放在一旁的時候她就來了，也許是一個小時之後才來的。我只記得一些猩紅色的汙斑，在她彎下腰來收我的盤子時，我看到這些汙斑從她襯衫的領口順著她的脖子向上爬去。當她收拾好了又匆忙離去後，我站起來，走向半圓形的觀景窗臺。外面，海灘在或明或暗之中的某個地方伸展，無物移動，無論空中、地面，還是水上。就連在海灣中拍打的雪白色波浪都讓我覺得像是靜止了一般。
當我第二天肩上揹著旅行包離開維多利亞酒店時，洛斯托夫特，在一片無雲的晴空下，又甦醒了。我路過港口區域（裡面停泊著幾十艘纜繩繫住的報廢的和無業的漁船），向南走去，穿過在白天始終被車流擁塞的、被藍色汽油蒸汽填充的城市街道。就在自從上世紀新建之後就沒有整修過一次的中央火車站前，在其他汽車之間，一輛漆成黑色的、用花環覆蓋著的靈車從我身邊疾馳而過，裡面坐著兩位面容肅穆的殯儀館工作人員，即司機和他的副駕駛。在他們後面，也就是說在裝貨區域，棺材裡面，不妨這樣想象，安睡著某一位不久前去世的人，他身著禮服，頭枕在一個小枕頭上，眼瞼閉著，雙手交叉，鞋尖朝上。我目送著這輛靈車，不禁想起了來自圖特林根的學徒小夥，許多年前他在阿姆斯特丹加入了一位似乎聞名遐邇的商人的送葬隊伍，在葬禮上，他懷著虔誠和同情之心仔細聽了荷蘭語悼詞，但一個字都沒有聽懂。如果說他曾經心懷嫉妒地驚歎於窗戶裡面鬱金香、紫羅蘭、星狀花的美麗，羨慕碼頭上從東印度運來的成箱、成捆、成桶的茶葉、糖、各種香料和大米，那麼從現在開始，當他不時問自己為什麼在漫遊世界的過程中幾乎沒有取得什麼成績的時候，他就會想到這個自己曾經陪伴過他最後一程的阿姆斯特丹商人，想到他的大宅，想到他豪華的輪船，想到他那狹小的墓穴。我腦子中一邊想著這個故事，一邊走在城市的街道上，這座城市充滿了悄然而至的蕭條的痕跡，但它在鼎盛時期不僅是聯合王國最重要的漁港之一，而且曾經被國內外讚譽為最有益健康的海濱浴場。那時，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在莫頓·佩託的管理下，韋弗尼河的另一邊形成了所謂的南城，那兒有一系列能夠符合倫敦上流圈層要求的酒店，此外在酒店旁邊還設定了可供散步的迴廊和亭子，為每個教派設立了大大小小的教堂，建造了一座圖書館、一間檯球室、一座廟宇一樣的茶館和一條有著豪華終點站的電車線路，還建造了一座寬闊的廣場、一些林蔭道、數片滾木球草坪、幾座植物園以及若干海濱浴場和淡水浴場，成立了幾家美容俱樂部和投資促進會。洛斯托夫特，當時的一篇報道寫道，在人能夠想象的最短時間內獲得了公眾的最高讚許，現在，它擁有了對於一家聲名遠揚的浴療勝地而言所有必要的設施。如果誰在南海灘的建築群下面環視四周的話，這篇文章繼續說道，誰就一定會注意到將從總體規劃直到最末細節的一切管控得當的理性具有何等的出色效果，因為這裡的建設成果展現出了無比的優雅和完美。在各方面都堪稱樣板的建設活動的點睛之筆，是那座新的碼頭棧橋，它朝北海延伸有四百米，人們都說它是整個東海岸最美的棧橋。在用非洲貴重硬木拼裝起來的步道面板上方，聳立著一排在黃昏日落後用燃氣燈照亮的白色建築，裡面除了其他場所，還有一間用高大牆鏡裝潢的閱覽室和音樂廳。在這裡，每年的九月末，我的鄰居、數月前剛去世的弗雷德里克·法勒曾有一次告訴我，划船比賽結束之後會舉辦一場由某位王室成員贊助的慈善舞會。弗雷德里克·法勒在超過預產期很久之後，於一九〇六年出生在洛斯托夫特，如他有次在我面前說的，並且在這兒長大，在三位美麗的姐姐維奧莉特、艾麗斯和羅絲照料看護下，直到一九一四年初被送到北安普敦郡弗洛爾附近的一家所謂的預科學校。沉痛的分離之苦在學校里長期侵擾著我的心靈，主要是在入睡之前和收拾東西的時候，這種痛苦，弗雷德里克·法勒回憶道，在我胸中變成了一種反常的驕傲之情，那是在我二年級開學初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我們必須在西廣場集合，聽我們校長有關在假期爆發的戰爭的背景及其重要意義的愛國演講，演講結束之後，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布朗的兒童軍校生用喇叭吹奏了一段我直到今天也忘不了的歸營號。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之間，弗雷德里克·法勒應父親的願望在劍橋和倫敦攻讀法學，他父親曾在洛斯托夫特擔任公證員一職，也曾長時間為丹麥和奧斯曼帝國擔任領事。之後，偶爾他也會帶著某種驚訝說道，他在律師事務所和法院捱過了半個多世紀。因為在英國，從理論上來說法官要在崗位上工作到很大的年紀，所以弗雷德里克·法勒直到一九八二年才退休，他那時買下了我們隔壁的屋子，為的是全身心地培育珍稀的玫瑰花和紫羅蘭。鳶尾花也是他特別喜愛的，其實我用不著對這一點進行補充說明。弗雷德里克·法勒在十年的工夫中都圍繞著這些由他關愛培育成的數十個品種的花兒忙活，和一位每天給他幫忙的助手一起營造了一座花園，它是這片地區最美的花園之一，而我則是在最後的時刻，在他遭受了一場中風並變得極度虛弱之後，和他坐在花園裡，讓他和我講述洛斯托夫特和過去的往事。也是在這座花園，弗雷德里克·法勒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那是五月裡天氣晴好的一天，他在早晨走了一圈之後，就那樣結束了生命，用他總是放在口袋裡的打火機點燃了他的睡衣。園藝助手發現他時已經是一個小時之後，在一處涼爽的、半陰的地方，在那裡，微小的黑葉拉布拉多紫羅蘭正當繁茂綻放，而他沒有了知覺，全身燒傷嚴重。弗雷德里克·法勒在同一天死於他的燒傷。在弗萊明漢姆伯爵村的一塊小墓園舉行的葬禮上，我不禁想起兒童號手弗朗西斯·布朗，一九一四年，他在北安普敦郡一所校園裡的吹奏聲響徹夜空，不禁想起洛斯托夫特的白色棧橋，那時它朝海里延伸得多麼遠。弗雷德里克·法勒告訴我說，在舉辦慈善舞會的夜晚，普通民眾當然是不能參加這樣的活動的，於是他們便划著上百條小船和舢板前往棧橋的盡頭，為的是在那裡，在外面，從他們悠悠晃動的、有時微微偏移的瞭望臺上，觀察上層社會是如何隨著管絃樂隊演奏的樂曲旋轉，如何在初秋時分通常被團霧籠罩的黑暗水面上的光浪中飄舞。當我今天回首那些時光，弗雷德里克·法勒有一次對我說，我像是在飄動的白紗後面看到的這一切：海這邊的城市，被綠色喬木和灌木圍繞著的、一直向下延伸到岸邊的一棟棟別墅，夏日陽光和沙灘——我們剛郊遊完經過沙灘往回走，爸爸和一兩位褲腿捲起的先生，走在前面，媽媽一個人撐著小陽傘，姐姐們穿著她們的百褶裙，後面是傭人牽著小毛驢，我就坐在馱籃之間。若干年前，有一次弗雷德里克·法勒說，我甚至夢到了這幅場景，我感覺我們的家庭就好像從前詹姆斯二世被流放在海牙海濱時的小宮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