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八月，當熱得像狗一樣的盛夏時節漸近尾聲，我開始了徒步穿越英格蘭東部薩福克郡的旅程，希望在一項較大的工作完成後，能夠擺脫正在我體內蔓延的空虛。這一希望在某種程度上得以實現，因為我從來沒有感覺到如此無拘無束，那時我連續幾小時、連續幾天在海岸後面區域性地區人煙稀少的狹長地帶散步。另一方面，現在我感覺古老的迷信似乎有它的道理，即精神和身體的某些疾病偏愛在天狼星出現的時候在我們身體中紮根。無論如何，在接下來的時間裡，我忙著回憶美好的自由自在，也忙著回憶令人麻痺的恐懼，它們以各種方式向我襲來，因為我看到即便在這一偏僻的地區，也有著可以向過去追溯很遠的破壞痕跡。也許正好是我開始旅行一年後的那天，我在一種幾乎完全不能動彈的狀態中被送進郡治諾里奇的醫院，在那裡我開始寫下後面的篇章，至少已經打下了腹稿。現在我還能準確想起就在剛被送進醫院的時候，在醫院八樓我所住的房間，我想象著之前的夏天我所走過的薩福克那廣闊的天地最終萎縮成唯一一個又瞎又聾的點，我還能想起我是如何被這種想象擊潰的。事實上，從我的窗臺望出去，我看不到外面世界的任何東西，除了窗框中那片蒼白的天空。
隨著白天時間的推移，我心中時常升起這樣一種願望：我要向奇怪地蒙上了一張黑網的醫院窗戶外瞥上一眼，來確保我能夠擁有現實，雖然正如我所擔心的，現實永遠流逝了。這樣的願望在黃昏時分如此強烈，以至於我，在以某種半趴半側的方式成功地從床沿滑到地上後，四肢著地爬到牆邊，儘管伴隨著不可避免的疼痛，最終直起身，扒拉著窗臺費力地站起來。就像第一次從平地上站起來的生物，我在痙攣的姿勢中頂著窗戶玻璃站著，情不自禁想起了這樣的場景：可憐的格里高爾雙腿顫抖，雙手抓牢單人沙發的扶手，從他的小房間向外面張望，帶著模糊的記憶，回憶令人身心釋然的東西，對他來說，從前令人身心釋然的事情就是從窗戶向外望去。格里高爾用他變得渾濁的眼睛看向寧靜的夏洛滕街，他和他的家人在那條街上住了好些年，他不認識它了，以為它是一片灰色的荒野；我就像格里高爾一樣，也覺得這座從醫院前花園一直伸展到遙遠的視野可及之處的城市從熟悉變得完全陌生。我想象不到在那下面交叉縱橫的建築裡還有些什麼東西在活動，我覺得我正從一座危巖上朝下望去，看到一片石頭的海洋或者一片碎石地，一棟棟陰鬱的停車樓就像巨大的石塊從地上聳立起來。在這蒼白的傍晚時分，附近的地方一個行人也看不到，只有一個護士，正穿過入口前的一片荒涼綠地，走在去上夜班的路上。一輛閃著藍燈的救護車移動著，慢慢轉過幾個街角，從市中心向急救處駛來。警鈴並沒有傳到我這裡。我，在高處，在我所在的地方，被一個幾乎完全的、可以說是人為的無聲環境包圍著。只有刮過這片地帶的風，可以聽到它在外面撞到了窗戶上，並且即便有時候這種聲響平息了，耳朵裡也還有不絕如縷的呼嘯聲。
今天，從醫院出院一年多之後，在我開始仔細謄寫我的筆記時，我腦海裡又不可避免浮現出這樣的想法：那時，我從八樓向下望，看到沉浸在暮色中的城市，邁克爾·帕金森還活在他波特斯菲爾德街上的侷促房子裡，他很可能像大多數時候一樣在忙著準備討論課，或者忙著研究許多年來一直在研究的拉穆茲。邁克爾四十好幾了，單身未婚，我認為他是我遇到過的最為單純的人之一。沒有什麼東西比自私自利更讓他厭惡，沒有什麼能像因為一段時間以來的經濟狀況而變得越來越難履行的責任讓他更加操心。但與所有其他東西比起來，無慾無求——有些人說無慾無求接近於一種古怪——更能顯示他的特點。在一個大多數人為了維持自身存在而必須連續不停地購物的時代，實際上邁克爾根本從未去買過東西。年復一年，自從我認識他以來，他總是換穿著一件深藍色的和一件鐵鏽紅色的外套，要是袖子破了或者肘部磨損了，他就自己拿起針線縫上一塊皮製補丁。還有，據說他襯衫的領子甚至都是反過來繼續用的。在暑假裡，邁克爾總是定期帶著他的拉穆茲研究工作長時間步行穿越瓦萊州和沃州，有時還翻過汝拉山脈或塞文山脈。當他結束這樣的旅行回來時，或者我被他對待工作一以貫之的嚴肅態度折服時，我常常會覺得他似乎以他的方式，以一種現如今幾乎不可想象的簡樸形式找到了幸福。然而就在去年五月，在人們有段時日沒有看到他之後，邁克爾被發現死在了自家的床上，側身躺著，已經完全僵硬，臉上暈著特殊的紅斑。法醫鑑定結果顯示他死亡原因未知，我替我自己給這份結論加上了幾個字：在黑暗而深邃的夜晚。沒人預料到邁克爾·帕金森的離世，它使我們震驚之極，在所有人中最受震動的也許是同樣單身的羅曼語語言文學講師珍妮·羅薩琳德·達金斯，人們確實可以說，因為他們兩個有著青梅竹馬的友誼，她幾乎不能承受失去邁克爾的痛苦，以至於她在他死後幾個星期無力抵抗在最短時間內擊垮她身體的疾病。珍妮·達金斯住在緊挨著醫院的一條小巷子裡，她和邁克爾一樣都是在牛津上的學，在她的人生旅途中，她創立了一門法國十九世紀小說文藝學，這門學問絲毫沒有沾染知識分子的虛榮，總是基於朦朧模糊、令人存疑的細節而從來不是基於清楚明瞭的東西，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具有私人屬性的，特別是對於她最為欣賞的古斯塔夫·福樓拜，她在各種不同的場合從他浩瀚信件往來的幾千頁文字中引用了長篇累牘、每次都讓我一再感到驚訝的段落。此外，在闡述自己思想的報告中，她總是陷入一種幾乎引發人們擔心的激動狀態。她還以最大的個人興趣努力對福樓拜的作家顧忌追根究底，所謂作家顧忌就是指對虛假的害怕，如她所言，這種害怕有時會把他禁錮在沙發上幾個星期、幾個月之久，以至於他如果不以最為尷尬的方式讓步妥協的話，就再也寫不出哪怕半行字來。在這樣的時候，珍妮說，他似乎不僅在將來無法進行寫作，而且他還相信，他迄今為止寫出來的作品僅僅是由極不可原諒的、看起來數不盡的謬誤和謊言羅列出來的。珍妮聲稱，福樓拜的顧忌可以歸因於由他觀察到的、不斷進展的，以及像他認為的，已經蔓延到自己腦袋的愚蠢。珍妮說，他有次說這種感覺就像人陷入了沙子。珍妮認為，很可能出於這個原因，沙子在他的作品中才會獲得如此豐富的含義。她說，沙子侵佔著一切。一而再再而三地，珍妮說，一團團的塵土席捲而來，在福樓拜白天的、夜裡的夢中穿行，它們飛揚盤旋，經過非洲大陸貧瘠的平原，刮向北方，經過地中海，經過伊比利亞半島，直到最終不知什麼時候下落，就像菸灰一樣，落到杜伊勒裡公園，落到魯昂的一處郊區或者諾曼底地區的一個小城，侵入最最微小的空隙裡面。在愛瑪·包法利一件冬衣的鑲邊裡的一顆沙礫中，珍妮說，福樓拜看到了整片撒哈拉沙漠，每一顆沙子的分量對他來說都與阿特拉斯山脈一樣。在白晝將盡的時分，我經常會和珍妮在她的辦公室裡閒聊福樓拜的世界觀，這裡到處是各種講座筆記、信件和文稿，以至於讓人覺得似乎站在一片紙的海洋中。在書桌上，也就是這些奇妙的紙片的出發點以及匯合點，日復一日形成了紙的世界，有山頭，有峽谷，它們在邊緣突然中斷，就像一條冰川到達海洋時那樣，它們落在地上，又形成了新的堆積物，並且在它們所處的地方不知不覺朝著房間中央運動。若干年前，珍妮就已經被她書桌上持續生長的紙堆逼得逃到了其他書桌前工作。這些桌子接下來也發生了類似的堆積過程，它們可謂表現了珍妮的紙張宇宙的後期發展歷程。地毯也早就消失在了一層又一層的資料下，是的，資料總是不斷地在堆到半高不高的程度就向地面滑落，然後又開始從地板順著牆向上攀爬，牆壁一直到門的上沿位置都被一件件材料和檔案遮住，它們其中一部分只在角落裡用一顆圖釘固定，一部分則被疊加裝訂在了一起。擺放在一排排書架裡的書上，只要有地方，也都塞著一堆堆資料，在黃昏日落時分，所有這些資料把正在消逝的反光彙集到自己身上，我想象著，彷彿從前墨色夜空下覆蓋在田野上的白雪。珍妮最後的辦公地是一張差不多被挪到了房間中央的單人扶手沙發，當人們從她總是敞開的門前經過時，都會看到她坐在沙發上，要麼向前俯著身子在放在膝頭的寫字墊片上塗塗寫寫，要麼身體向後靠在沙發上陷入深思。有次我偶然告訴她，她坐在她的資料中間，就好像一動不動地僵在散落的工具中的、具有丟勒式憂鬱風格的天使。當時她回答我說，她周圍表面的無序實際上代表著一種完美的秩序，或者至少是正在趨向於完美的秩序。而且事實上，她一般而言能夠立馬找到她想要在她的資料、她的書籍或者她的腦海中尋找的東西。我出院之後就開始從事有關托馬斯·布朗的調研活動，不久，珍妮就把她在牛津大學校友會上認識的外科醫生安東尼·巴蒂·肖介紹給我認識。托馬斯·布朗在十七世紀的時候曾在諾里奇當實習醫生且留下了不少遺作，幾乎沒有類似的東西能夠與之相提並論。那時我在《不列顛百科全書》裡看到一條記錄，說布朗的頭骨被儲存在諾福克與諾里奇醫院博物館。這條記錄讓我有多深信不疑，我想在自己不久前還躺著的那個地方看一眼這顆頭顱的努力就有多白費，因為在如今醫院管理層的男男女女中，沒有一個人知道這樣一個博物館的存在。人們不僅滿懷不解地打量我，而且我甚至有這樣的印象：我似乎被我詢問的人看作一個令人討厭的怪人。但是眾所周知，在現如今這樣一個時代裡，伴隨著社會全民衛生事業的發展，人們成立了這些所謂的市民醫院，它們中有許多都設立了博物館，或者準確地說，是令人頭皮發麻的小房間，裡面存放著早產兒、畸形兒、水腫的大腦、肥大的器官以及類似的東西，這些東西被放置在福爾馬林玻璃器皿中，為了醫學展示目的之用，偶爾會向公眾開放以供參觀。我想問的只有：這些東西是哪裡來的。涉及諾里奇醫院以及布朗頭顱存放的問題，在一場大火中毀於一旦的中心圖書館的地方史料部也給不了我任何解答。在經由珍妮介紹認識、與安東尼·巴蒂·肖聯絡上之後，我才獲得了想要的解釋。巴蒂·肖在一篇他轉發給我的、剛發表在《醫學傳記雜誌》的文章中寫道，托馬斯·布朗一六八二年過完他的七十七週歲生日之後就去世了，被安葬在聖彼得·曼克羅夫特的城市堂區教堂，他的遺體在那裡一直安眠到一八四〇年，當人們在聖壇的幾乎同一個地方為葬禮做準備工作時，布朗的棺材被損壞了，部分遺骸散落了出來。這次意外事件使得布朗的頭顱以及他的一束頭髮為醫生和堂區俗人執事盧伯克獲得，後者在遺囑中把這些遺骸贈給醫院博物館。在那裡，直到一九二一年，這顆頭顱都被放置於一座特為製作的玻璃罩下，放在各種怪奇的解剖學陳列品中。由於聖彼得·曼克羅夫特教區放棄了一再提請歸還布朗頭顱的要求，人們又儀式隆重地確定了第二次下葬的日期，這離第一次下葬已過去將近四分之一千年的時間。布朗生前寫過一篇半具考古學、半具形而上學性質的著名論文，文章裡論述了火化和以骨灰盒方式安葬的實踐，他在其中寫道，被從墳墓中揪出來是一個悲劇，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這為他的頭顱在日後的長途漂泊提供了最好的評註。但是，他補充道，誰會了解他屍骨的命運，誰又知道它們會被下葬幾次。
一六〇五年，托馬斯·布朗出生於倫敦的一個絲綢商家庭。人們對他的童年知之甚少，在對他生平的描述中也幾乎沒有他牛津大學碩士畢業後緊接著如何學醫的內容。可以確定的只有，他在二十五歲到二十八歲期間遊學於蒙彼利埃、帕多瓦和維也納，這些地方當時在希波克拉底醫學科學領域有幾所非常傑出的研究院，最後，在返回英國前不久，他在萊頓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一六三二年一月，在逗留荷蘭期間，布朗對人體的秘密有了比以前更加深刻的認識，此時正好在阿姆斯特丹的磅秤房進行了一場公開的解剖活動，所用屍體是數小時前剛因盜竊而被絞死的阿德里安·阿德里安斯佐恩·阿里亞斯·阿里斯·肯特。以下說法儘管無處求證，但仍極有可能是真實的：布朗獲知了這次解剖活動的公告，且旁觀了這次引起轟動的、被倫勃朗固定在他為外科醫生行會創作的肖像畫中的事件，因為一年一度在嚴冬舉行的尼古拉斯·杜爾博士的解剖學講授課不僅可以引起一名正在成長的醫學生的極大興趣，而且如他所言，它在當時正從黑暗走向光明的社會的日曆上也是一個重要的日期。
毫無疑問，這次在一群來自上流階層並付費參與活動的公眾面前舉行的演示，一方面展示了這門新興學科不畏恐嚇的研究渴望，但是另一方面，儘管人們肯定會拒絕這麼說，這種肢解人體的事情也是頗有古風的儀式，這種在罪犯死後仍然折磨其肉體的做法與從前一樣，屬於可以施加的懲罰的目錄。阿姆斯特丹的這場解剖講授課不單單涉及人體內部器官的基礎知識，這從倫勃朗所描繪的解剖死者的畫面中可以看出，它具有一種儀式感的特徵（這些外科醫生穿著他們最好的衣服，杜爾博士甚至頭上戴著一頂禮帽），也可以從以下事實看出，即在解剖活動結束之後，舉辦了一場隆重的、在某種意義上具有象徵性的宴會。如果我們今天去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站在倫勃朗這幅足足有兩米長、一點五米寬的解剖油畫前，那麼我們就好像和當時的人們一樣現場目睹瞭解剖過程，感覺似乎看到了他們看到的東西：阿里斯·肯特的屍體躺在畫面前景中，稍帶綠色，頸部斷了，胸部因為屍僵而拱起得很厲害。然而是否有人真的看過這具屍體，這是存在疑問的，因為解剖藝術在當時的興起，尤其是為了不讓人們看到有罪之身。值得一提的是，杜爾博士的同事們的目光並沒有落到這具有罪之人的身體上，而是非常近距離地與它擦身而過，落到翻開的解剖學圖冊上，在圖冊裡，可怕的軀體被縮略成一張示意圖，一份人體簡圖，就像在那個一月的早晨，據說同樣出現在磅秤房裡的、充滿激情的業餘解剖員勒內·笛卡爾看到的那樣。眾所周知，笛卡爾在征服歷史的主要篇章之一中教導說，人類必須忽略不可捉摸的肉身，看向已經被裝備在我們身體裡的機器，看向能夠完全理解的、能夠毫無保留用於工作的、如果遇到干擾能夠要麼重新修復要麼扔掉的東西。如果稍微仔細觀察一下倫勃朗這幅以接近真實而著稱的畫，那麼會發現它展現的只是一種表面的真實，這與把公開展出的身體奇怪地排除在外也是相符的。與往常慣例不同的是，這裡所展現的解剖活動並不是以開啟下腹、去除最容易腐爛的內臟器官開始，而是（這或許也暗示了一種報復行動）從解剖犯罪之手開始的。這隻手有著它的獨特情況。與靠近觀察者的那隻手相比，這隻手不僅比例非常失調，而且從解剖學角度來看完全是反的。這些展開的肌腱，根據大拇指的位置來看，本應是左手的手心，卻是右手的手背。這樣的描摹是純粹學院式的，明顯是照搬自解剖學圖冊，由於這種描摹行為，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這幅照著生活現實畫出來的畫恰好在其意義核心點上、在切入的地方搞反了，變成了明顯的結構錯誤。要說倫勃朗在這裡犯了錯，或許不大可能。我感覺這更多是故意安排的打破常規的構圖方式。這隻畸形的手是對阿里斯·肯特施行的暴力的標誌。畫家把自己和他這位犧牲者相提並論，而不是和委託這項任務給他的行會。只有他一人沒有帶著那種僵硬的笛卡爾式目光，只有他一人去感知它，感知這具被殺死的、微微泛綠的屍體，看到半張著的嘴裡的和死者眼睛上方的陰影。
如果托馬斯·布朗，如我所想的，確實在目睹阿姆斯特丹這場解剖戲劇的觀眾中，那麼，他會從何種視角一起觀察這場解剖過程，他看到了什麼，這些都沒有線索可循。也許他看到的是霧氣：在一條日後的筆記中，他記錄了一六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覆蓋了英格蘭和荷蘭廣大範圍的大霧，他說霧氣從剛剛開啟的身體的口子裡升起來，而在我們活著的時候，布朗在同一段中說，當我們睡覺和做夢的時候，它也縈繞著我們的腦袋。我清楚地記得，我自己的意識是如何被這樣的霧氣籠罩著的，那是我在傍晚稍晚的時候做完手術，重新躺在醫院八樓的時候。止痛藥在我身體裡環繞，在它的奇妙作用下，我躺在帶欄杆的鐵製小床上，感覺就像一個乘熱氣球旅行的人，輕飄飄地朝天而去，穿過在他四周升騰的雲山霧海。有時波動的布幔會分開，我望出去，看到靛藍色的遠方，向下望到底部，我覺得那裡是大地，一片無解的漆黑。但是在上面，星星，一些微小的金點，灑落在寥落的蒼穹上。兩位護士發出的聲音穿過空曠到帶有迴響的房間侵入我的耳朵，她們正在替我量脈搏，時不時地用固定在一根小木棒上的玫紅色小海綿溼潤我的嘴唇，這海綿讓我想起了用土耳其蜂蜜做成的立方形棒棒糖，以前在年貨市場上能夠買到這種糖果。這兩位護士叫卡蒂和麗茜，她們飄浮在我身邊，我想，我很少像那晚在她們的看護下感覺那麼幸福。對於她們倆談論的所有日常點滴，我一句都不明白。我只聽到上下飛揚的語調，自然的聲音，它們就像從鳥兒的喉嚨發出來的，一種清脆悅耳、悠揚婉轉的美妙聲音，有點像天籟，又有點像塞壬的歌聲。卡蒂對麗茜說了些什麼，麗茜對卡蒂說了些什麼，在所有的對話裡面只有非常特別的碎片留在了我的記憶中。我想，它們是有關在馬耳他島度假的談話，卡蒂還有麗茜說，馬耳他人真是不怕死，開車既不靠左邊也不靠右邊，就一直在街道的背陽面開。當晨曦微露，兩位值夜班的護士被換崗之後，我才反應過來我在哪裡。我開始感覺到我身體的存在，感覺到麻木的腳、我背上疼痛的地方，注意到盤子碰撞的聲音，有了這些聲音，在外面的走道上，醫院的一天才算開始。我還看到，當早晨第一縷光線升起的時候，一條航跡雲是如何——看似憑一己之力一般——穿過被我的窗戶框起來的那塊天空。我那時認為這白色痕跡是一種好的徵兆，但現在回過頭去看，我擔心它是一條裂隙的開端，從那時起這條裂隙就貫穿著我的人生。飛行軌跡頂部的那臺機器和它裡面的乘客一樣都是看不清的。觸動我們內心的事物，其不可見性和不可捉摸性對於托馬斯·布朗而言，也是一個到最後都無法探測的謎團，他把我們的世界看作僅僅是另一個世界的投影。他不停地思考，不停地書寫，試圖從一個局外人的立場，或者也可以說，用造物主的眼睛去觀察塵世的存在，觀察他身邊的事物，觀察宇宙的領域。為了達到實現這一點所必需的崇高，對他來說唯一的方法就只有艱險地放飛語言。就像十七世紀英國的其他作家，布朗不斷地展現著他的博學多識，他旁徵博引，用諸多先賢權威的名字來支撐自己，文中隱喻和類比氾濫，構造了迷宮般的、有時長達一兩頁的句子，就排場的鋪張來看，這些句子倒是和遊行隊伍或送葬隊伍相似。雖然，主要因為這些巨大的負擔，他並不經常成功地飛離大地，但是，當他攜帶著它們在他散文的圈子裡像一隻雨燕在熱氣流中那樣被託得越來越高，一種懸浮似的感覺仍能向今天的讀者侵襲而來。隨著距離的增加，視野也變得越來越清晰：一個人以最大的清晰觀察著最微小的細節，就像同時透過倒過來的望遠鏡和顯微鏡觀看。然而，布朗說，每一點知識都被不可琢磨的模糊包圍著。我們所感知的，只是無知深淵中的、被深深陰影籠罩著的世界大廈裡的數縷光芒。我們研究事物的規則，但是它們內部的本質，我們並沒有掌握。因此，我們只能用小字來書寫我們的哲學，用對倏忽短暫的自然的縮寫和速記來書寫哲學，而自然本身是永恆的反光。按照自己的意圖，布朗描繪了由看似無窮無盡、多次重複出現的形狀構成的紋樣，比如說在他有關居魯士花園的論文中提及的所謂五點梅花形紋樣，它是由一個規則四邊形四個角上的點及其對角線交叉的點構成的。在活著的和死了的事物上，布朗到處都找到了這種結構，在某些結晶形狀中，在海星和海膽身上，在哺乳動物的脊椎骨上，在鳥類和魚類的脊柱上，在不少種蛇的皮膚上，在以十字交叉方式前行的四足動物的足跡中，在毛毛蟲、蝴蝶、蜘蛛和飛蛾身體的造型中，在水蕨的根、向日葵和傘松的果莢或者橡樹的嫩枝和木賊的莖稈裡，還有在人類的藝術作品中，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奧古斯都的陵墓以及根據規則用石榴樹和白百合裝點的所羅門國王的花園。
可以在這裡列舉出無數例子，布朗說，無數的例子顯示了自然用何等高貴的手塑造著幾何造型，但是——他用一句美妙的話結束了他的文章——畢星團，天空中的梅花造型，已經退出了地平線，「是時候去休息了。我們不願意製造蛛網的繩索和秀木的荒蠻，從而將我們的思想織紡成睡眠的幻象」。此外，他還深思熟慮地說，希波克拉底在他有關失眠的論述中幾乎沒有談到植物的神奇之處，以至於人們幾乎不敢夢到天堂，尤其因為我們在實際中首先會關心自然不斷產生的異常，不管是以病態的過剩這一形式，還是自然憑藉幾乎同樣病態的創造性，填充到其圖譜的每一個空缺中的怪誕。事實上，我們今天的自然研究一方面也會去描述完全根據法則執行的系統，然而另一方面我們的注意力還是偏愛聚焦在那些因為其玄妙造型或者古怪行為而與眾不同的生物上。因此，在佈雷姆的《動物生命》裡面已經用相當的篇幅對鱷魚、袋鼠、食蟻獸、犰狳、海馬和鵜鶘予以關注；今天，在銀幕上也會出現一群企鵝，它們在整個陰暗的冬季一動不動地站在南極洲的暴風雪中，腳上放著溫暖季節生出來的蛋。類似的叫作「自然觀察」或者「生存」的節目被視為尤其有教育意義，毫無疑問，人們在其中更有可能會看到貝加爾湖湖底正在交配的怪物，而不是一隻普通的烏鶇。同樣，托馬斯·布朗好奇地追蹤獨特現象，從事廣泛的病理學研究，因而一再分心去研究梅花形符號的同構線條。另外，據說他在書房長期養著一隻大麻鳽，因為他想弄明白，從外表來看非常稀有的有羽動物是如何發出在整個大自然中獨一無二的、與大管的深沉音色相同的叫聲的。他還在他的綱要《常見謬誤》中試圖消除流傳廣泛的偏見和傳說，寫到了各種各樣半真實半幻想的生物，比如變色龍、蠑螈、鴕鳥、獅鷲、鳳凰、長尾蜥蜴、獨角獸和雙頭蛇。雖然布朗駁斥了大多數傳說怪物的存在，但是那些人們知道確實存在著的令人詫異的怪物，又讓人覺得似乎由我們發明出來的怪獸並不只是杜撰出來的。無論如何，布朗的描述表明，對大自然發生的不計其數的、超越所有認知邊界的突變的想象以及從我們思想中產生的怪物吸引著布朗，如同吸引著三百年後的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一九六七年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第一次全本出版《想象的動物》。在書裡以字母順序排列的幻想怪物中，我不久前才注意到那位巴爾丹德斯也在其中，他是痴兒西木在其生平故事的第六部裡遇見的。這位巴爾丹德斯是森林深處的一尊石像，有著一副古代日耳曼英雄的外貌，穿著一件帶有施瓦本前襟的羅馬軍裝。他——巴爾丹德斯——說，自己是從天堂來的，每時每刻、日日夜夜都待在西木身邊，只是西木沒有察覺到，只有當西木重新回到他來的地方，他才能離開他。
然後巴爾丹德斯就在西木眼前依次先是變成了一位寫下了下列文字的作家，然後變成了一棵巨大的橡樹、一頭母豬、一根烤腸、一堆農肥、一片三葉草草地、一棵桑樹、一朵白花和一塊絲毯。與在這樣持續不斷的吃與被吃的程式中類似的是，對於托馬斯·布朗而言，沒有什麼東西是持久的。每一種新形式的上方就已經籠罩著毀滅的陰影。因為單一個體的歷史、集體的歷史和整個世界的歷史並不是在一條不斷上升、變得越來越寬、變得越來越好的拋物線上執行的，而是在這樣一條軌道上，當到達子午線的時候，它就會墜入黑暗之中。對布朗而言，消失於昏暗中的獨特認知是與他對復活日的信仰密不可分地關聯在一起的，他相信在那天，當——就像在劇院裡那樣——最後的鉅變結束之後，所有演員都再次登上舞臺，為的是完成並補全這部偉大作品的悲慘結局。這位醫生，他看到疾病在身體裡生長、肆虐，對死亡的理解比對生命綻放的理解更加深刻。我們哪怕只堅持一天，都會讓他覺得是個奇蹟。消逝的時間鴉片四周，他寫道，寸草不生。冬日的太陽顯示出光芒在灰燼中如何快速熄滅，顯示出夜晚如何迅速將我們包圍。人們數著時間慢慢挨著。甚至時間自己都變老了。金字塔、凱旋門和方尖碑是正在融化的冰柱。那些在天堂圖景下擁有一席之地的人，也不能夠永遠保持著名望。寧錄消失於獵戶座，歐西里斯消失於天狼星。再偉大的家族也不會延續超過三代的輝煌。把自己的名字寫進任意一部書裡，不能保證任何人要求被記住的權力，因為誰知道，是否最優秀的人已經無蹤無跡地消失了。罌粟的種子到處生根發芽，當某個夏日，比如雪這樣的不幸突如其來地降臨到我們頭上，我們只希望被人遺忘。布朗的思想就是在這樣的圈子中繞圈的，最持續不斷的也許出現在他一六五八年以《甕葬》之名發表的論文裡，文章討論了當時正好在朝聖地諾福克的沃爾辛厄姆附近一塊地裡被人無意發現的一些骨灰盒。他援引了各種各樣的歷史學和博物學文獻資料，討論了當來自我們中間的一個人準備開始他最後的旅行時可能會遇到的各種儀式。他一開始評論了灰鶴與大象的墓地、螞蟻的安葬小室和蜜蜂從蜂巢中出發為它們的死者送葬的風俗，接著描寫了一些民族的喪葬儀禮，最後談到了基督教，它將有罪之身全屍下葬，它讓焚屍之火最終熄滅。人們經常認為在西元前的時代中幾乎普遍存在的火葬實踐可以推斷為異教徒對即將到來的彼岸生活的迷茫無知，然而布朗不以為然，為此他以冷杉、紅豆杉、柏樹、雪松和其他常綠樹作為無言的證明，因為人們多數情況下用它們象徵著永恆希望的樹枝來點燃焚燒屍體的火焰。此外，和普遍的推論不一樣，布朗說焚燒人體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對於焚燒龐培而言，一艘老舊的小船就夠了；卡斯蒂利亞國王幾乎不用柴火，而是用一大群撒拉森人就成功點燃了在很遠的地方都能看見的火焰。嗯，布朗還補充說道，如果載入在以撒身上的柴堆真的引起了一場燔祭，那麼我們每個人肩上都可能扛著一捆給自己火葬的柴。作者的觀察又回到了在沃爾辛厄姆附近農田的挖掘現場所出土的東西。令人驚訝的是，這些薄壁的陶罐竟然毫髮無損地存放了那麼長時間，在地下兩英尺的地方，而犁頭在它們上面掠過，戰爭在它們上面打過，恢弘的房屋和宮殿以及高聳入雲的塔樓都倒塌、傾頹了。人們對骨灰甕裡儲存的燃燒殘留物進行了細緻研究：骨灰、散落的牙齒、被鴨茅草慘白的根像花環一樣纏繞著的遺骨碎片、給天堂擺渡人準備的硬幣。布朗也縝密地記錄著他所知道的為死者陪葬的裝備物和裝飾物。由他列出的清單包含了各種各樣的稀奇之物：約書亞的割禮小刀，普羅佩提烏斯情人的戒指，用瑪瑙打磨製成的蟋蟀和蜥蜴，一群金蜜蜂，藍色蛋白石，銀質的皮帶搭扣和環扣，鐵和牛角製成的梳子、鉗子和針，還有一個黃銅做成的口簧琴，它會在最後橫渡黑水河的時候響起。不過最奇特的一件東西，來自紅衣主教法爾內塞收藏的一個羅馬式骨灰罐，是一隻完好無損的玻璃杯，它如此透亮，彷彿剛剛被吹製出來一樣。類似這樣被流逝的時光保護起來的東西，在布朗的觀念中是教義中預言的人類靈魂不可毀滅的象徵，這位私人醫生雖然明確堅定著他的基督教信仰，私下裡也許是懷疑靈魂的不可毀滅性的。因為他最沉重的憂鬱石塊就是害怕我們的自然毫無希望地終結，於是布朗在可以逃脫毀滅的東西中苦苦尋找著神秘的輪迴能力的蹤跡，他經常在毛蟲和飛蛾身上研究這種能力。他寫到的帕特洛克羅斯骨灰甕中的那一小片紫色絲綢，會是什麼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