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親愛的赫曼：

貝薩薇的離去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劇場遊戲，我的自動鋼琴演奏會，艾萊娜的學校教育，全都荒廢了。瑪利亞太太決定讓我們倆代替貝薩薇幹活，因為她得看店。

她們教我掃地，我敢保證那掃帚比我都高（我那時剛滿五歲，艾萊娜六歲半），還教我削土豆皮、打水、倒垃圾、倒爐灰、刷鍋、洗碗、幫忙卸完成箱的巧克力、擦地板。艾萊娜要鋪床，有集市的日子還要在店裡幫忙。晚上瑪利亞太太要洗衣服，還要把第二天的飯做出來，這樣我們倆只要點上火熱一熱飯就可以吃了。我記得艾萊娜得墊著一隻箱子爬上去點火，那爐灶比她還高呢。

一天晚上，我被單獨派去後院拿水桶，我嚇得直哭，踮起腳尖靠在牆上往前走，連氣都不敢出，耳朵警惕著最細微的動靜，當我穿過劇場，正要經過那幾間存放戲服的木屋時，一雙巨大的手抓緊了我的腰，把我舉到空中。我一下子啞了，就像遺棄「小孩」的那一刻。我一點兒聲音也發不出來，像有塊石頭壓在喉頭，讓我窒息。一開始我什麼也看不見，只感覺那雙手正把我放下來，就在這時我臉對臉和瘋子打了個照面，他雙眼鼓出，一大蓬黑鬍子，嘴巴張著，一顆牙也沒有。他溫柔地把我繼續往下放，我看到他身上一絲不掛。他把我輕輕放倒在地上，在我身旁跪下來，開始親我的臉。我感到他的鬍子鑽進我的嘴裡、鼻孔裡、眼睛裡、耳朵裡。我試圖對他又踢又打，可他那雙大手比我的小胳膊小腿兒有勁多了。這時我看到一束光打到後院的門上，老姐妹倆提著一盞燈，正在找人。他一見兩人就像彈簧一樣躥了起來，我還在地上躺著。她們倆慢慢靠近，輕聲喚他的名字，他仍然站在我面前，直勾勾地盯著我。當他看到她們走近了，就雙手抓起尿尿的東西，把尿撒在了我身上，從頭到腳澆了個透，像在澆花一樣。撒完尿，他一句話也沒說，向她們走過去，臉上帶著興高采烈的笑。

其中一個老太太把我抱起來，送到了瑪利亞太太那裡，告訴她不該讓我們單獨在這麼大的宅子裡走動，尤其是晚上，要是她們倆沒出來，還不知道會出什麼事呢。艾萊娜給我脫衣服，她們把我從頭到腳洗了個遍，那老太太一邊幫忙，一邊跟瑪利亞太太談著。

瑪利亞太太在弗薩加蘇加過得很無聊。跟在其他地方一樣，她在這兒也沒有朋友，也不去拜訪什麼人，而且還缺了瓜特克那群來店裡找她聊天的男人們。只有那位多明尼加神父時不時來訪，就是和我們一起去散步的那位神父。沒有了貝薩薇，對我們所有人而言，生活都變得很艱難。有一天艾萊娜正在加熱煤炭熨斗確切地說，熨斗已經加熱好了，她把它放在地上，沒在上面蓋東西，然後爬到箱子上去拿吹風器，也不知怎的，她從箱子上跌了下來，坐到了加了炭火的熨斗上。小可憐，真叫我心疼！一側屁股上熨斗的烙印佔了一半，都露出嫩肉來了。我記得她在整個劇場裡一邊瘋跑一邊高聲尖叫。後來她病得非常嚴重，吐了很多次，不管是家裡還是店裡的活兒，瑪利亞太太都不讓她幹了。我就是在那段時間發現瑪利亞太太對艾萊娜十分偏心。她一直重複著一句話：偏偏是好看的這個，我喜歡的這個，怎麼就沒發生在艾瑪身上，我可憐的小寶貝啊。我從沒見過她那麼柔情，看起來她是真真切切地為艾萊娜那片潰爛的傷口著急上火。艾萊娜整日整夜地臉朝下趴著，不能平躺也不能坐起來。我自然無法勝任兩個人的工作。有天晚上艾萊娜發高燒，瑪利亞太太哭了，說她受不了了，這樣下去不是辦法，說要寫信給波哥大辭了店裡的工作，還說她是個不幸的女人，沒有男人在身邊幫襯著過日子。她又指責我們是她所有苦難的根源，沒有我們她能活得像女王一樣。

幾天後公司從波哥大派來一位先生，負責核對店裡的賬目，找人接替瑪利亞太太的工作。他跟她相處得很好。那是個年輕男人，高個子，黑皮膚，有雙漂亮的綠眼睛。他跟我們倆很親熱，總帶糖果給我們。我們人生中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洋娃娃就是他送的。那是兩個布娃娃，黑色頭髮打著小卷，艾萊娜那個穿著紅衣服，我的穿著粉衣服，我們愛極了這兩個洋娃娃。蘇斯昆先生，這是他的名字，他幫著瑪利亞太太把箱子搬出來，隨後一通喧鬧的打包工作就開始了。我們倆憑經驗就知道瑪利亞太太在收拾行李的時候脾氣非常差。蘇斯昆先生幫了很大忙，是他為回波哥大的旅程找來印第安人和馬匹，他還說要陪我們一起走。瑪利亞太太高興得容光煥發。

你可能會奇怪我竟能如此精確、詳細地講述那些那麼久遠的事。跟你一樣，我也覺得一個過著正常生活的五歲孩子是無法如此忠實地複述童年往事的。然而不論是我還是艾萊娜，都記得清清楚楚，彷彿那些事就發生在今天，而我也沒法向你解釋原因。沒有任何細節被漏掉，動作、話語、聲響、色彩，一切歷歷在目。

上路的日子到了，天一亮我們就起床了。也不知什麼原因，他們決定不用馬馱，而是讓人揹著我們倆。他們買了兩把柳條編的椅子，在上面支了篷子，把椅子分別拴在兩個印第安人身上，然後把我們抱到上面坐好。

瑪利亞太太和蘇斯昆先生走在最前面，隨後是兩個印第安人牽著幾匹執行李的母騾，最後是揹著我們的兩個人。他們給了印第安人一隻籃子，裡面裝著我們倆的口糧。那兩個人都喝醉了，一人帶著一個裝滿玉米酒的大葫蘆，揹著艾萊娜的那個滿臉麻子，在鬧肚子，每隔一會兒就脫褲子，蹲下來方便，動靜驚人。揹著我的那個也一起停下，笑得簡直要斷氣了，還說：「多喝點玉米酒吧哥們兒，只有玉米酒能治拉稀。」

瑪利亞太太和蘇斯昆先生不停前行，等到了荒野地帶，我們已經看不見他們了。印第安人卻很鎮定，講著我們倆聽不懂的笑話。拉肚子那個越來越糟糕，突然坐到一塊石頭上，說不走了。揹著我的那個跟他說要是不抓緊就趕不上火車了，瑪利亞太太說在火車站等著我們。他們給了我們倆一人一個麵包和一根香蕉，接著喝玉米酒，還在一間茅屋停下，把喝空了的葫蘆又裝滿。

在這間茅屋他們耽擱了好長時間，跟另外一些印第安人聊天。從屋裡出來，他們已經不會走直線了，爛醉如泥，左搖右晃，接著還打起架來，一個掏出了刀子，鬧肚子那個說：「我現在不能宰了你，因為我要拉屎。」

說著就脫了褲子，縮成一團，另一個收了刀，開始唱歌。天色漸暗，艾萊娜哭了起來，開始喊著叫瑪利亞太太，我也跟著她一起喊，一直喊到累得睡著了。印第安人在火車站把我們卸下來的時候我們醒了。奇怪的是，我們倆都不記得乘火車的那個鎮子的名字。我們記得火車站、旅店、教堂，卻記不起任何一條街道。我們到達時火車已經開走好久了，瑪利亞太太和蘇斯昆先生也走了，沒等我們。印第安人問車站管理員和其他人有沒有見過一位年輕的女士，灰裙灰帽，身邊有一位波哥大來的內陸紳士相伴。所有人都看見他們上了火車，人群漸漸向我們周圍聚攏。我和艾萊娜互相看著，明白了同一件事，一起流下了眼淚，口中同時喊出一句話：「他們不要我們了，他們不要我們了。」

我們手拉著手，頭抵著頭，哭喊變成了無聲的落淚。四周的人越聚越多，每個人都問我們同樣的問題：

「你叫什麼？」

「你媽媽叫什麼？」

「你爸爸叫什麼？」

「你們從哪兒來？」

「你們要到哪兒去？」

我們倆心不在焉，不回答任何人，對他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有我們兩個知道那一刻我們的人生出了什麼狀況。有人去叫來了教堂的神父。神父很胖，挺著大肚腩，鼻子像個紅色圓球，一來就在我們身邊蹲下，拍拍我們的臉蛋，問道：

「你叫什麼？」

「你媽媽叫什麼？」

「你爸爸叫什麼？」

「你們從哪兒來？」

「你們要到哪兒去？」

我們繼續不作聲。送我們來的印第安人已經消失了，誰也沒有再見到他們，人群漸漸散了，只剩下我們倆跟神父，還有一位士兵，或者是警察，他們牽起我們的手，把我們帶到一家旅店。女店主很嚴肅，一身棕褐色衣服，白髮在腦後盤成一個髻。士兵跟我們留在院子裡，神父到一邊去和女店主說話，艾萊娜聽見神父說：「把她們留在這兒吧，媽媽肯定會坐明天的火車回來接她們的，我明天做完彌撒就過來。」

旅店餐廳的門是玻璃的，全都朝向大街。我們倆被安置在桌邊坐下，人群又擠到了門上，有些人為了靠近點兒看，臉都在玻璃上擠扁了。所有人都在交頭接耳，對著我們指指點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