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如果十七八歲的時候，你不能誠實面對自己的十七八歲——儘管那很貧乏、很小資，你怎麼可能誠實地去面對自己的五十歲、六十歲？

一

歲月無情，首先改變了他們的身體。當等待的人們艱難分開，讓出一個謝頂、始終微笑的大鬍子唐諾，後面是朱天心，已是中年婦人的微胖身形，齊耳短髮，穿著大紅有墊肩的上衣，只有圓圓的眼睛，在褪色的時間中仍然照亮滿室光華。

時間在她身上，顯出奇怪的錯亂。衰老在到來，提醒人們，這不是《擊壤歌》時期，那個意氣風發、只想要時間永遠永遠留住的少女，也不是1970年代、青春的臺灣，這是52歲的作家，在2010年的北京，春天遲遲不來、兩岸不再敵對關係卻更為繁複的今天。

因為常年簡樸的生活，朱天心的衣著莊重而並不入時。2009年香港書展時，作為演講者的她看到現場擺放的《印刻》雜誌，直說，糟了糟了。旁邊的朋友問怎麼了，她說，穿的是一樣的衣服。果然，兩年前的《印刻》封面上，她正穿著這身黑色西裝套裙，凝神與唐諾交談。

姐姐朱天文，梳著兩條辮子，穿著碎花裙子出現在臺灣的街頭，像一個女中學生。姐妹兩個，在最易變的時裝領域，表達對過去年代的忠貞，和簡樸生活的本質。

面對她們，你又會覺得，時間停止了。曾經在少作中、在年輕的面容上熠熠生輝的純真，穿越時空，依然留存。

三年前的秋天，我在臺北一個咖啡館，等著朱天心的到來。我問印刻出版社社長、朱家的好友初安民，天文和天心是什麼樣的人？初安民詭異一笑：你見到就知道了。然後正色說，她們很好，善良、低調、純粹、堅定，無論外界發生什麼事情，她們都能保持自己。他看了看門口，她們一定非常準時，不會早也不會晚，她們會早到，在附近晃來晃去，到時間再進來。

天心進來的時候，我看了一下表，兩點整。我一眼認出她認真、不防備的表情。她專注地看著我，像個小學生一樣，聽完每一個問題，都重重點頭「嗯！」，表示自己明白了，然後開始回答，毫不迴避，更不世故。

有一年，哈金去臺灣訪問，一些學者和評論家組織了一個茶敘，朱天文也被請去。座中極盡讚美之詞，朱天文越聽越不對，當主持人點到她，她勉力剋制，仍說出，哈金的英文翻譯成中文之後，只剩題材，沒有風格。她期期艾艾，百般轉圜，仍說出這些不中聽的話，一邊講，一邊覺得自己大煞風景。

茶敘之後，原本已經深居簡出的朱天文更閉門謝絕參加活動，自言為「巫」。

拒絕，是為了保持自身的完整性。更何況，演講、採訪、交談，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都是枝葉，多數時候，是贅枝。真正重要的，是回到書桌前，背對讀者，背對評論，在艱苦孤絕的書寫中，把那些未知的句子、形象，從身體裡、從自己都已遺忘的經驗中呼喚出來。這是寫作者的使命。

蘇珊·桑塔格說，寫作，是因為內心有痛苦，非要表達不可。偉大的文學，是一個不老的夢，也是一門殘酷的藝術。它逼一個寫作者經過長年的寂寞歲月，啃食自身細密的經驗，啃食愛、痛苦、絕望，啃食一切，然後以想象，以艱苦的努力，凝成獨特的聲音。

而這一切，以創造、永存為誘餌，要求著寫作者的意志力，拒絕熱鬧，拒絕虛榮。

在臺灣，朱天心不和讀者在任何場合見面。她說：「寫作是很個人的事情，出來和大家說什麼，也幫不了任何的忙，你回去還要面對紙筆。」而每次來北京，她和唐諾都謝絕活動、採訪，只是去前門買燒餅、吃羊肉串。

這一次，面對著海峽這邊殷殷期待的人們，朱天心滿月之臉，紅撲撲的，說：「大家好，其實還是蠻緊張的，唐諾也打個招呼吧——我們是夫妻。」在大家的笑聲中，唐諾站起來，禮貌而謙和地說：「不曉得要跟大家講什麼，感覺上還是打擾了。」

二

最好的時代和最壞的時代，往往交疊在一起。屠殺和創作力的爆發，有可能同時發生。壓迫與戰鬥、苦痛與榮光，一一相伴而生。社會與人性相同，常常在犯賤，必要有敵人，有壓力，才會克服天性中的懶散。

1970年代的臺灣，恐怕當時的人們不會自覺那是一個黃金年代。1971年，臺灣及海外掀起「保釣」運動，同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2年，尼克松訪問北京，中日建交。1978年，中美建交。這些大陸民眾熟知的歷史事實，在臺灣激起了絕然相反的震盪。「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的正當性動搖，一個關於大陸山河的夢想破滅；而在島內，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仍在持續，也受到越來越大的反彈。

與此同時，1975年蔣介石去世之後，蔣經國上臺，在他治下，臺灣經濟開始起飛。社會在一點點鬆動，幾代人的激情、焦慮、痛苦在尋找出口。沒有電視、沒有網路，還沒有過多的街頭抗爭，辦刊物、寫文章、進行思想討論，是那個年代進步人士重要的抗爭方式。

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爆發。一方面有論者發言批評白先勇、余光中等現代派作家「逃避現實」，他們認為，作家必須負有社會責任；另一方面，現代主義文學應該克服西方的影響，紮根本土。這場辯論看似是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美學之別，事實上混雜了臺灣社會的種種政治矛盾：「黨外人士」與當政者、統一與獨立、民族主義與西化、外省與本土等等。

國民黨在臺灣禁止了「五四」、左翼文學傳統，文藝是「自由」「現代」，而遠離政治的。「鄉土文學」在討論文學的同時，也啟動了政治能量，這種危險迅速被國民黨政府發覺。「鄉土文學」還未來得及深入討論，就被鎮壓了，但是它內在的思想，卻在臺灣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當時的臺灣，也是文學的臺灣。年輕一代，無論將來從政、從法，還是從醫，都勤於讀文學。小說大量出版，拿起筆來寫東西，是很常見的事。身處其中，朱天心自覺不算一個特例，「區別只在於，因為父輩的影響，我們覺得寫完文章去投稿，是很自然的事，所以常常會發表，也會繼續寫下去。」

也是1977年，朱天心的長篇散文《擊壤歌》出版。這本書記錄她的高中生活，寫於她等待進入大學的暑假。在時代的風起雲湧中，一群小兒女並無知覺，她們想辦法逃學，四處遊蕩，「遂行自己的小小叛逆」，朱天心回憶說，「是這樣‘大觀園’的日子，讓我畢業離開時仍戀戀不捨，想用筆，記下當時的風日，當時的親愛友人，當時的每一絲情牽，見證曾有那麼一群人是這樣活過的。」

《擊壤歌》出版第一年便再版十餘次，五年內暢銷30萬冊，成為一代人的青春讀本。但是在正當濃烈的「鄉土文學論戰」中，這本書，包括當時朱家姐妹的其他作品，被批評為「閨閣文學」，是「商女不知亡國恨」。

朱天心原本看鄉土文學論戰，像是看大人吵架，突然自己被捲入其中。「左翼」文藝理念很容易把現實和文藝的關係簡單化，淪為教條，有人認為，這樣在城市長大，生活衣食無憂的女孩子，只會寫寫自己所處的環境，寫寫愛情，正如她們的祖師奶奶張愛玲，是「姨太太文學」，無法登入文學的廟堂。

「當時只要去寫農村、寫礦工，寫得差差的，就可以獲獎，身邊好多人一直都沒有離開過臺北，也去寫農人……這樣你就會有壓力。」這是朱天心第一次面對文學的誘惑和壓力，該迎合當時的文學時尚，選擇宏大而「正確」的題材嗎？

今天，歷史已經一再證明，到底什麼是經得起考驗的選擇。強力的意識形態會令文學荒蕪。無論理念如何，文學終究有關個人的心靈，如果不能為人類的精神新增獨特的聲音，那些紙上產物終究不過是浮塵，一抖即逝。

身在時代的現場，這樣的選擇並不易做出，「可是如果十七八歲的時候，你不能誠實面對自己的十七八歲——儘管那很貧乏、很小資，你怎麼可能誠實地去面對自己的五十歲、六十歲？我們只能選擇誠實去寫作，哪怕這個題材是很小的。」朱天心說。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