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文學」的作家和評論家們最終與反抗國民黨統治、爭取民主政治的「黨外運動」匯流。1979年「美麗島事件」爆發，隱藏在「鄉土文學」內部的本省籍、外省籍矛盾爆發，內部分裂，本土意識興起，對於中國的認同日漸衰落。
臺灣的民主運動浩浩蕩蕩，腥風血雨，終於建立了民主體制，但也埋下了深刻的矛盾。這一程式形成也藉助了一個歷史敘述：臺灣，這個亞細亞的孤兒的四百年悲情，就是「被殖民」的歷史。關於現代民主政治的想象與民族主義、身份認同糾結在一起，這一次，本省人、原住民站在了道義的高度。
1987年，蔣經國宣佈臺灣「解除戒嚴」，開放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1994年，蔣經國指定的接班人李登輝宣佈進行正副「總統」直選。2000年，陳水扁當選，民進黨執政。陳是第一個本省人「總統」，被稱為「臺灣之子」。
在這一系列多半被正面描述的歷史程式中，身為外省第二代的朱天心，被擠壓到了邊緣。「外省人滾出臺灣」「外省人欺負本省人」……樹敵永遠是有效的，省籍矛盾在選舉中、政治鬥爭中，一再被簡單操作，甚至超越了政黨體系，「在那個時候（李登輝時代），民進黨常常都會幫助李登輝對抗國民黨內的外省人，把黨的界限打破了。所以我常常覺得臺灣的民主很假象。」朱天心說。
胡蘭成以李白形容朱天心，「李白是天之驕子，他對於世上的事物什麼都高興，又什麼都不平。」朱天文說，天心有一個爆炭脾氣，見不得世上不公，「本來南魚座的人，血液裡就是流有更多楚民族的赤膽忠心，濃愁耿耿啊。」
她不是沒有委屈的，在寫臺北的小說《古都》一開頭，她說：「難道，你的記憶都不算數……」生於此，長於此，何以就成了侵略者，成了客人，一兩代人的生命經驗，到底如何相看？
15歲之前，朱天心隨父親居住在眷村，那是國民黨中下級軍人的獨立封閉社群。那一代外省人，尤其是老兵，隨著國民黨來到臺灣，一輩子漂泊，到了七八十歲，已經沒有任何能力回到大陸，去東南亞，但是在臺灣的政治鬥爭裡，卻被描述成了國民黨的幫兇。這麼多年，臺灣的發展和他們沒有任何關係，支撐他們一輩子的信念——回到大陸——反而被羞辱、嘲笑、糟蹋、踐踏。
「也有一些外省人，在高位的人，風向是轉得很快的，他們會倒過來怪，都是你們在扯我們的後腿，因為我們看起來是旗幟鮮明嘛。我為外省人的不平之氣不是為宋楚瑜，不是為馬英九，因為他們始終都享有權力和資源。」
如果說本省人的悲情是正統的本土意識，那麼這些外省老兵的生命經驗，就該在邊緣化的過程中被改寫和遺忘嗎？朱天心有一個朋友，她媽媽是臺灣本省人，爸爸是1949年來臺的大陸人，媽媽常常會說外省人怎麼欺壓我們，到後來她忍不住了，說，媽，幾十年，都是你在欺負爸爸，我沒看到他欺負你啊。「臺灣每個人都把個人的生命的小歷史全部拱手交給這麼庸俗、這麼粗糙的一個大歷史。」
於是她寫《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寫《古都》，她著急，她想要告訴讀者，事情不是你們想象的那樣，個體生命經驗，不可以化約為政治教條。
2007年，當我到達臺灣時，被溫和、友善的社會氛圍感染。但是深談之下，又感覺到一種明確的焦慮。由於兩岸關係的惡化，臺灣經濟停滯許久，民進黨政府的貪腐弊案日漸爆發，民眾對於本省人主宰的執政黨越來越失望。媒體盛行一句話：「國民黨偷吃完還知道擦嘴，民進黨吃完連嘴都不擦。」2006年，民進黨前任主席施明德發起「百萬人民倒扁行動」，聲勢浩大，卻無疾而終。省籍矛盾仍然是碰不得的話題——朱天心說，如果朋友之間不想傷害感情，最好不要談這個——但是隻要交談超過半小時，無人不提及。對臺灣來說，這還涉及另一個根本的問題：和中國大陸該如何相處？
2008年，臺灣大選。馬英九當選。很難說這是一次外省人的勝利，更恰當的說法是，臺灣民眾用選票表達了對簡單粗暴的政治方式的厭倦。只是十多年過去，傷痕已經刻下。
如今回想起來，朱天心說：「那些年我覺得自己像希臘神話裡的卡珊德拉，喊破喉嚨，可是沒有一個人相信。我喊出來，想盡各種辦法讓大家去逃命。現在大家都會逃的時候，我反而覺得失掉了寫作的動力。」
這時候的朱天心，不是「閨閣派」，不是「商女不知亡國恨」，個人與時代之間形成強烈的張力，她充分經歷、感受著社會的變動，同時，居於邊緣，讓她必須尋找新的語言、新的眼光。
四
「臺灣這些年，像做了一個夢。」唐諾說。
唐諾原名謝材俊。和朱天心結婚時，朱媽媽的朋友問，你這個女婿是什麼樣的人？朱媽媽說，他是住在樹上的人，如果樹上有書有圍棋，他可以好幾年不下來。
謝材俊生在宜蘭，本省人。搬到臺北時，母親告訴所有的小孩：我對你們只有一個條件，不許找外省人。他和朱天心高中時認識，也是《擊壤歌》中四處遊蕩的一員。後來進入同一所大學，同一個系。
唐諾年輕時也寫小說，他的老師朱西寧（朱天心的父親）評論說：你這個人講話的時候這麼有意思，怎麼寫出來這麼不好看？也許正是因為，他的才秉並不在於想象力與敘事。阿城說，他第一次看到天心的文章，覺得自己真髒，看到唐諾的文章，覺得自己知道得真少。唐諾所知極為淵博，出口就是繁複纏繞的知識體系，他喜歡博爾赫斯，一點都不令人意外。
他講道，博爾赫斯發現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有一位神學者，早於馬丁·路德提出一些重要的神學理論，丹麥也曾有一個國王，武功、雄才偉略，不下於拿破崙，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同樣，北歐神話的複雜度、震撼力，比各個民族的神話都要強烈，可是大家都不在乎，所以博爾赫斯說，整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歷史，像做了一個夢一樣，跟人類集體無關。
人類集體的文化自有其勢利之處，身處大陸之畔，臺灣在國際世界日漸邊緣化，文化亦受影響。假使諾貝爾文學獎要頒發給漢語作家，會想到臺灣嗎？唐諾引用博爾赫斯的文章，是想說，臺灣這些年的文化成就無人關注，「像做了一個夢，百無聊賴起來，做什麼事，感覺沒有人對你有興趣」，所以兩岸關係的改善、大陸讀者的期待對他們有重要的意義，「原來你做什麼，對別人還是有意義的，還是有人在乎的，這對我們的書寫非常非常重要。」這也是他們此次大陸行的緣由。
朱天心、林懷民這些1950年代出生的人，是臺灣不可復現的「黃金一代」，此後臺灣文化後繼乏力，如唐諾所說，「百無聊賴起來」。一方面，「去中國化」的過程抽掉了文化的重要根源——使用一種語言，卻拒絕這種語言背後的歷史文化，不可不說是一個悖論；另一方面，1980年代之後，臺灣迅速資本主義化，文化成為商業，有才情的文學青年進入媒體、廣告業，拿一份不錯的薪水，很快可以出名，衣食無虞，也享受對社會施加影響的美好感覺。搞一個公司、一個網站，賣掉就是一筆錢。沒有人再能守得住寂寞了。一波一波，出產的是文化明星，而不是好作家。
二十多年前，朱天心和唐諾的好朋友詹宏志，因為種種原因要離開遠流出版公司總經理的職位。那時，朱天心夫婦一個月生活費只要5000塊（新臺幣，下同），但詹宏志夫婦就要15萬，保險費、買房子、養車子……他們的物質水準已經很高，所以下一個工作，也只能是做總經理或者社長，這樣選擇的機會就變得很少。「那時候我們倆就有個默契，絕對不要哪一天過到選擇會有這麼小，而是要隨時保持我要不工作也可以的生活狀態，」朱天心說，「我理解的自由，不是說你寫什麼都可以，而是說你還要有不寫的自由，不用被一堆生活上的瑣事催逼著，非得寫個不停。真的面對大的困難時你敢不寫，我覺得那才是自由。」
若說他們極其自律，不如說他們對於生活的嗜好極為簡潔。他們儘量簡單樸素，以換得心境與創作的自由。唐諾形容這十多年來的生活：每天早上起來，錯過上班的高峰期，在九點和九點半之間到達咖啡館，開始寫作，寫到中午一點多，每天寫8000字，刪到300，自稱「寫得很慢，也寫得很少」。
這種沉穩的個性，讓謝材俊在追求天心的時候，吃了不少苦頭。朱天心從不避諱自己對於同性的情感，那時她喜歡的是一位個性飛揚、志在天下的女同學。最後，謝材俊和朱天心的結合，卻像是給世界的一份文學禮物。一個一流的評論家，和一個一流的小說家，以對文學的至誠熱愛，在日漸喧囂輕淺的時代，相互支援，做不墮落的人。
唐諾開玩笑說，好像40歲之前，他只做過兩件事，一是寫過一首很爛的電視劇主題曲的歌詞，二就是娶了朱天心。「我一直覺得後面這件事，我做得還不錯。」他很認真地說。
「我們究竟是誰？我們不就是一系列的偶然，我們自己所讀過的書，我們所思考的東西，這些構成了完整的我們。也許人生一個擦身而過，鬼使神差的結果，當初可能是轉到左邊，轉到右邊，那輛車沒有搭上，你的人生可能就改變了。所以在回憶的時候很危險，世界差點成不了世界，你差點成不了你自己。你可能會變成另外一個人，跟另外一個人結婚。
「我們到現在還可以不斷地談話，包括跟朱天文，每天還有說不完的話，不會是很身邊的柴米油鹽。我們本來以為很自然，後來發現好像蠻難得的。我們還有相當大一部分共同相信的東西，或者是共同喜歡的東西，這個蠻不容易的。
「如果你想問的話，我覺得我們對待彼此蠻認真的。你好像不太願意讓你身邊的人丟臉，所以有些事你不能做，有些事你必須做，有些事你可以勉強。這麼多年了，這也是一個動力，所以我說，作為朱天心的先生，我覺得我扮演得蠻認真的，也還做得不錯。這是真的。」